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七章 建立武装斗争基地（下）

接上文——漫漫求索路 第十七章 建立武装斗争基地（上）

第三节 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

在9.19会议提出建立武装斗争基地这一新的战略任务之后，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由OMT武工队改组)就开始着手进行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准备工作。1978年3月，我们开始限制群众进入森林，6月左右正式派7人一组开始去Oya河搞一个生产点，由于各方面原因而后主动放弃。第二生产点搞起来后于7月13日驳火。第三个生产点于10月间建立，有收成一些杂粮。为了更有效的进行基地建设及有利于保存，第三支领导机关于1978年11月间转入民族区又搞个生产点。可是，79年3月19日却遭到敌兵前来生产点进攻，而被迫放弃。

尽管在基地生产屡遭挫折，但同志们没有气馁仍不屈而顽强的坚持。

从华区、混合区到民族区，在环境上是一个艰苦的转变。从吃饭到吃粥又是一个转变，从三餐粥到完全吃杂食，又是一个更大的转变，特别在初期，许多同志都不适应，影响健康，但是，同志们基本上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较快的适应了新环境。

在第三支队建基地期间，驳了几次火，敌人动用数千名兵力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围剿”，特别是“3.19”驳火后，敌兵驻扎三个月，在巴古(Paku)、乌也和木胶三条大河几乎每座长屋都驻扎有一股敌兵，而这些敌兵的粮食大部分是空运来的。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第三支同志向伊班群众学习生产板督粉的办法。经过了不断的试验，终于成功的生产出板督粉，部分地解决了基地的粮食问题。

1980年转到乌也河尾后，同志们开始大量生产板督粉。一段时间后,又转到第四省的达斗河尾，在这里开辟两块生产点，种植各种杂粮，配合吃板督粉，内部较安定。可是，81年又受到逃兵的干扰，不得不放弃生产地和进行流动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学锋(SiniaAkUbong)因生产血崩而逝世，怀全(林贵美)却在临时住点出外找板督与打猎中遭到前来搜索侦察的敌兵袭击而壮烈牺牲。

在基地建设屡遭挫折之后，同志们的斗争情绪也受到一定的削弱。后来在第四省一处又建个生产点，才较安定下来。同时，后来采取了更灵活的战略战术，向东北挺进，才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

在第一支队(由中游武工队改组)的中游地区也进行了试建基地。1977年7月中，我们派一批同志到民族区SGPoi河尾建基地。同志们劈了一片子青芭，种下番薯、木薯和金瓜等农作物，但因人力等原因没有留下看守。8月底，一组三位同志到生产地工作被敌兵突击。

1977年年底，同志们把一个营地的生产地扩大并种下一批金豆，证明小块生产地，也能种玉蜀黍及其他杂粮。78年初，同志们已放弃了这个营地，但不时还回这个营地采菜。到5月中还种上一批玉蜀黍，长势过得去，但也还是无人留守。9月29日有三位同志(黄理行、姚银花和陈干共)对此点的暴露估计不足，又去收成生产地的玉蜀黍而遭埋伏的敌兵袭击而英勇牺牲。

1978年初，同志们又开辟一块生产地。5月领导机关也转到此点，7月15日，此生产地被飞过的直升机发现。第二天中午敌人直升机还来侦察，迫使领导机关和同志们转移。

在国内建基地的任务是：建基地和生产自供自给的粮食两方面的任务。然而第三支(OMT)和第一支(MR)实践的结果均没取得成功，且很快驳火牺牲同志。第一支队选择建基地的地方却是敌方民防队长期不断搜索的地区，也过于靠近长屋群众活动地方。

在国内试搞武装斗争基地，初步取得经验教训主要有：(一)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初步解决好战略战术问题，囤积必须的战略物资。(二)限制群众进森林，只有这个政策的有效执行，才能建立基地。(三)选择群众不会到的地方建立基地。(四)生产地位置大小要符合防御和防空的要求。一般生产地要开在守岗的范围内，要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树不要砍光，有利于防空。(五)每块生产地要朝东西砍,这样较能解决阳光不足的问题。(六)小块森林生产地，更要深耕细作，要特别重视发挥火烧土和烧芭的作用。(七)要多种不怕少阳光、不怕虫害和易收成的农作物。(八)生产地一定要有人守住，以掌握地面和空中敌军侦察行踪。(九)生产地要重视军事化，避免松懈和麻痹，以利安全和对敌斗争。生产地一旦暴露了，要积极开展战斗。(十)有时生产地和领导机关要有适当的距离。(十一)基地可选择“板督”树较多的地方，同时实行生产、打猎、捉鱼和采果子相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粮食问题。(十二)生产地要开辟一块以上。(十三)基地粮食要多样化和科学化。(十四)在现阶段只能建秘密的基地，一旦面对敌人的进攻，只得放弃。

第四节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

通过学习与探讨，批判与总结错误路线之后，我们较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及时恢复边区基地，把武装力量主要集中於狭小的华区，造成边区和国内不能彼此相互支援配合，敌人可以集中全力对华区进行镇压，使自己处于较不利的地位。这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也是1973年犯路线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1970年至1973年在华区开展武装与非武装的工作都面对不小的困难与阻力，而且巩固与保存武装力量困难也日益增多，经济和粮食问题也更形突出，这就促使我们走上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之路。

1977年“9.19”会议之后，决定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经过领导的反复考虑和精心策划，成立了重建边区基地的突击队。其成员共有8位，党代表是刘小雄支队长，正队长是志明，副队长是征远，其他队员是毅坚、立武、学英、爱国和耀武，他们满怀豪情向边区进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负重和艰难的跋涉，途中还发生驳火和同志病倒，总算抵达Tekalang河。他们经过耐心的寻找，终于在1978年2月19日找到一块理想的生产地。为了纪念这历史性日子，这一生产地就统称“2.19”生产地。

要实现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要叫荒山野林长出粮食来，就得靠奋斗，没有劳动的汗水和智慧，就不会有劳动的成果。在选择好生产地，同志们没有休息，就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之中。要进行生产，首先就要将原始森林砍下，要面对吃不饱丶缺乏经验，要干这样的重活，可真不容易。但他们勒紧腰带，挺住挨饿和疲劳，发挥连续作战和勇敢拼搏的精神，总算开辟了一块生产地。除了有的同志砍芭抢种国内背来的各种种籽之外，有的同志打猎、捉鱼和采果子，有的同志还要赶回国内联络。

创业是艰苦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半碗米加上一些肉煮成“肉粥水”，就是这一段时间砍芭的口粮。每天吃不饱，还要起早摸黑苦干。经过20多天艰苦的奋斗，砍芭的初期“工程”算是完成了。后又砍了3块芭，约8依甲，青菜和杂粮总算有一些长成,但不理想。

到了1978年7月30日，洪楚廷也带了一批同志(包括副总司令Ubong)上印尼边区亲自领导基地建设工作。但由于果子季节逐渐过去，猎物不易打到。这时主粮靠青菜配点兽肉，干活没气力，又容易饿。为了更好解决粮食问题，又开展抢种金瓜、玉蜀黍和番薯等杂粮的奋斗。同叶也再开新的一些芭把。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粮食的矛盾虽稍徵缓和了一些。但由于生产方式不恰当，缺乏阳光，产量不高，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粮食问题。同志们的思想斗争仍然激烈，信心不足。

1979年5月，温贤定也带领几个干部同志来支援边区基地。温提出应在敌人尚未来进攻前大力开芭搞生产，同时改变之前的生产方式，砍下大树，保证阳光充足方能高产。在取得大家一致后，就紧抓五月正是砍芭种稻季节。在同志(尤其是边区老同志和副总司令)们的积极和奋不顾身起早晚归的奋斗下，砍了一块20多依甲的稻芭。在经两个多月烈日晒后，烧了种下稻谷，还有大量的木薯、玉米、豆类、南瓜、甘蔗、菜等副产品。在沃土和阳光充足，农作物都长得异常茁壮喜人，翌年2、3间取得丰收，真正解决了粮食，为将后反围剿斗争准备了物资基础。基地生活安定，成为在国内斗争的同志向往的地方。

在1980年初，我们把稻谷收成(有几十包谷)之后，在稻芭种的大片木薯园又不断遭到鹿和山猪的破坏。为了同这些动物作斗争，不得不花很大力气把十几块木薯园用木篱笆围起来。还在一些出入口挖有陷阱捕捉入侵者。

除了围篱笆之外，有时也派小组同志到各园地狩猎山猪，多时一个下午就能打到三几只。如果没人看守，就按时派人带上猎狗到篱笆附近巡逻,绕一圈就要花半天多时间。这样，一定程度减少了动物的破坏。

至于虫害是更严重，特别是豆类开花结果时，虫害不得了。同志们花极大精力，不厌其烦的一株株去捉和喷药水。蚱蜢对稻的生长影响很大，同志们也不怕艰苦，清晨就到园地捕捉蚱蜢，一两个钟就捕到一百几十只，把它们炒来吃，美味可口。

除了2.19大生产地之外，我们也创设了多块后备生产点，如2.7点、8.20点和1.12点。特别是1.12点，基于考虑到基地受到敌人进攻之后，我们可能有必要作长距离的转移。此点在80年初建成，开辟有5块生产地，离总部大约一天路程，是在S.Dadjoe河尾，也贮存一些战备粮。

在这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没有粮我们向森林要，我们靠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必需品。在边区基地，我们自行设计，就地取材，建造了土制小型加工机，主要有压蔗机，制糖、试制陶器和制油机等。另外，我们盛肉盛油的器具，我们凿木盛之，没有屋我们劈瓦盖之，没有船我们自己造，凡是搞不到而又需要的用具几乎都自己动手做。

到了1982年2月6日敌人正式向边区展开围剿之前，我们已在边区胜利地坚持了4年。在敌人还未对基地进攻和粮食解决的头四年，有效促进内部的巩固和保存。初步掌握了建立边区基地的办法;为了长期坚持和应付敌人的进攻，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物资等。我们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有多位长期在这里战斗过的北加人民军第三支老干部同志，他们熟悉边区的地理环境和具有当年建基地的可贵经验与较强的军事与生活能力，以及全体同志的团结与艰苦奋斗。

4年来，付出的主要代价是：几十个武装人员的艰苦奋斗;刘小雄支队长因山崩而被活埋牺牲;共花去约数万元现款等等。

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是：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的估计必须尽量准确，方能进行有效的战备；在敌人未进攻之前，必须紧抓时机，大胆放手的搞生产；要特别注意藏好战备粮等。

(附录一)对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总结 意见

——温贤定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1977年9.19北共中央第二分局会议的决定。在关于《战略和战略部署的决定》中指出：“应把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接着在《关于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成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只有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武装斗争才能巩固、发展和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就能够在全国人民中树立起我党我军的革命信仰和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并在具体办法中提出：“大力发展新兵，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这是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关键性任务”。

1977年首先一批同志奔赴印尼边区。随后北共中央第二分局领导同志也上边区，参与领导边区基地的建设工作。此时，四位北共中央第二分局领导仅剩王连贵一人在国内，可谓集中领导力量去实现这个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已基本上

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看到更大的收成并乘此有利条件，召开北共中央第二分局会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马印军队对我们边区进行“围剿”了。我们首次大规模开辟的稻芭，被敌兵占领毁掉。我们储粮也几乎被毁无存，边区人员只好分散成小组，依靠“板督”生产，结合打猎、捕鱼，解决粮食问题。此后再也没有恢复正常的生产。基地生活又如当初般的艰苦，影响了内部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经过此次围剿之后，边区基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重建边区基地的斗争是自1977年开始，到1986年放弃，为时约8年。对这次战略任务实践的结果，我有如下的认识：

(1)以我们这样弱小的武装力量，在马印双方对我们进行夹击的情况下，要在这边区建立如当年般的基地，是不可能的。1986年完全放弃边区回国内，又再次步上当年(1971年)放弃边区基地的老路。

(2)在边区建立基地，只有自力更生从事生产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在边区砂印两边，华族都生活在距离边界很远的地方。在东部印尼境内，除了PutusSibau(布都西包)有小镇外，可以说，自第二省板督砂印边界起，直到最后的第五省，其间只有靠近板督印尼境内的士那宁(Sananing)有一间华人小店(9.30之后已被杀灭了)，兰益(Lanjak)有两间店(严格说是住家，没有货)，除此再也没有华人农村。整个边区都是土著民族，而且数量少，经济政治觉悟很落后，根本无法给我们粮食，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解决。可是，我们进行开辟生产粮食，又不能避过敌机的侦查而暴露，也无法打退敌人的围剿，保卫生产。虽然边区是很遥远(对我们而言)，但，敌人用直升机运兵运粮，用无线电话指挥联络，并不成为困难。

(3)8年左右的边区斗争，除了头四年起到保存和巩固革命力量外，我们的战略任务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没有实现大力发展新兵目标(8年无一新兵上边区)，也无法推动革命形势。

(4)在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的情况下，主要的领导在远离国内的边区，则不利于领导和掌握情况和及时指挥工作。重建边区基地的挫折，斯里阿曼行动之后的国内情况的变化，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态度淡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同志们感到这场武装斗争已难于坚持。1984年前后26位高丶中级干部离队，正是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