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帕拉纳讲座纪要：金融化数字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时代拉丁美洲的位置

2026年8月3日，一场题为“金融化数字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拉丁美洲的位置”(Financialised Digital Capitalism and AI: What Place for Latin America?)的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主讲人为巴西/意大利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埃德米尔森·帕拉纳。帕拉纳现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学副教授，并兼任芬兰LUT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持欧洲研究理事会(ERC)与芬兰研究理事会资助的中欧美数字经济与脑机接口比较研究项目，长期从事数字金融、金融化与人工智能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版数字金融专著两部。

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蒋洪生主持，特邀北京大学欧语系樊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方喜、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王娟老师担任评议人。讲座语言为英语，吸引了来自京内外高校的众多师生和社会群众到场聆听。

帕拉纳开宗明义地提出核心命题：人工智能必须置于数字化、平台化与金融化历史汇合所造就的资本主义总体转型中来理解。他把这一汇合的配置称为“金融化数字资本主义”——数据化使社会生活日益可计算，平台圈占并协调被数据化的活动，金融把对基础设施的控制所产生的未来收益预期资本化，而人工智能把这三重操作捆绑在一起。AI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这种资本主义形态最发达的表达：技术支配与金融霸权日益相互强化。

他首先回溯这一形态的历史生成：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重组、金融化与信息技术革命三个宏观进程彼此纠缠：金融的国际化需要快速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的跨国化需要协调远端工厂与市场的技术，灵活积累需要即时信息;数字技术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得以运转，金融变革也塑造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因此他使用“金融化的数字化”与“数字化的金融化”这对概念：金融与技术都是把未来折现到当下的方式，平台与AI则日益把二者连接起来。

随后他分三重操作展开分析。其一是数据化：把购买、移动、通信、工作乃至文化表达转译为可记录、可计算的形式。这种转译并不是中立的：什么被测量取决于系统为何而建，数据化因而重组社会现实的一个过程;金融化向来依赖测量与抽象，数字化则把计算逻辑推进到劳动绩效、消费画像与风险分类的深处。“数据是新石油”的比喻并不恰当：数据的价值取决于持续生产它、排他并把它转化为知识的基础设施，核心问题不只是谁生产数据，而是谁拥有使数据可读、可盈利的手段。

其二是平台化：操作层面的去中心化不等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去中心化。平台看似消除中介，实则创造了更强大的中介，它界定互动的范畴、排序与可见性规则，凭借网络效应走向赢者通吃，经济策略带有强烈的租金抽取性质。早期互联网曾被想象为分布式的知识公地，平台化却把它圈占为私人治理的环境;AI加剧了这一悖论：大模型以社会集体生产的知识为养料，产出的模型却被少数公司控制，导致最社会化的知识生产，正被最集中的基础设施占有。

其三是金融化：科技公司往往在盈利之前就依赖风险投资与金融市场，估值基于对未来扩张与垄断租金的预期;数据积累与用户增长由此成为金融指标，金融市场反过来奖励扩张、圈占与垄断。科技巨头日益像金融公司，金融公司日益像技术平台;AI投资同时是技术发展与金融投机。对AI的批判因此不能止步于技术偏见与伦理，而必须考察所有权、投资与基础设施。

AI之所以占据中枢位置，正因为它综合了三重操作。算法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华尔街旅行到硅谷的;而他对巴西金融AI的研究显示，这一基础设施高度资本密集，AI并不必然民主化信息获取，反而强化既有的资本与算力优势，并埋下“合成谬误”的陷阱，即单个机构采用AI是理性的，众多机构采用相似模型却可能使集体行为高度相关，微观的智能反而制造宏观的不确定性。AI不是用知识取代不确定性，而是重组它，并不平等地分配预测与行动的能力。

那么拉丁美洲处于什么位置?答案是：矛盾但总体从属的位置。拉美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但市场规模并不转化为技术权力;是数据与文化材料的提供者，却很少参与模型的治理。数字依附往往经由外国公司、国内精英与公私合作共同生产，既国际也内部，法律上的数据所有权可以与事实上的依赖并存;拉美还是平台劳动与AI隐形劳动的场域，以及能源、矿产与土地的供应者，延续着“出口原材料、进口高附加值技术”的经典依附结构。拉美的问题不是被排除在数字化转型之外，而是被不平等地纳入其中。

以巴西为视点，这一矛盾格外清晰。巴西拥有拉美最大的金融体系与数字市场之一，证明全球南方并非被动接收过时技术;但技术现代化与依附发展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PIX表明，公共权威完全能够建设广受欢迎的数字基础设施，而不必把战略性的支付层让给私人平台，即公司化平台化并非必然。

由此，帕拉纳提出“从接入到主权”的议程：关键不是采用更多AI，而是社会是否拥有对自身技术未来作出有意义选择的集体能力，如测量(公共机构保有定义范畴与评估算法的能力)、计算(获得公共或集体治理的算力)、协调(支付、数字身份、云等应部分被视为公共事业)。这需要的不只是监管，还有产业政策、公共投资、劳动保护、对数字租金征税以及区域合作。

总结时帕拉纳强调：AI既不是非物质的，也不是自动进步的，它由劳动、语言、知识、矿产、能源、公共制度与全球权力关系建构而成;正因如此，它的未来仍然向政治争夺开放。谁控制基础设施?谁承担风险?谁获取收益?什么制度能把智能从私人圈占的资产转变为集体的社会能力?这些问题仍亟待回答。

在评议环节，刘方喜、樊星、王娟三位学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巴关系与全球技术治理的角度对讲座作出回应，帕拉纳教授逐一作答。

刘方喜老师的评议：资本与技术的耦合和冲突

评议人刘方喜教授

刘方喜首先发言。他认为演讲涉及两个连带的问题。其一是“拉丁美洲的位置”：他赞同帕拉纳对拉美两条道路的概括，并联想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拉美也属于第三世界。当前阿根廷向右、巴西向左;按照毛泽东的理论，第三世界的拉美若按第一世界美国的逻辑与美国竞争，很难取得成效。

其二是资本与技术的关系。他把帕拉纳的思路概括为：资本的基本逻辑是使万事万物资本化、金融化，当代技术的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助推了这一过程，而这些技术本身也日益金融化、资本化。帕拉纳指出，金融化意味着马克思所定义的“虚拟资本”的扩张，金融资本具有自动增殖的特性;技术上，数字化意味着虚拟化，人工智能代表自动化，而正是“虚拟化”与“自动化”把二者耦合在一起。

刘方喜介绍，他近年持续关注新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并把马克思研究自动机器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为“生产工艺学批判”，强调自动机器与资本既耦合又冲突的二重关系。因此，不能只讲数字化—智能化与金融化—资本化之间的耦合，还必须关注二者的冲突。帕拉纳指出一方面，平台促使知识与信息作为商品被封闭;另一方面，知识与信息一旦生产出来，进入门槛与复制成本趋零，很难被市场与私有财产逻辑充分占有。刘方喜强调：数字化、智能化平台的金融化并未彻底消除这种占有的“困难性”，这正是从马克思机器与资本二重性批判可以推导出的结论。

最后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许多人用“中等收入陷阱”描述拉美困境，却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的伤害;与新自由主义相伴的全球化看似开放，实则把万事万物纳入资本自动增殖，极度封闭，其一体两面即是私有化。AI领域同样如此：闭源模式与硅谷巨头的垄断代表“封闭”与“私有化”，中国坚持的公有化与开源道路则是另一种选择。AI不可能自动把人类带入美好状态，各个层面的斗争始终必要，而把握斗争的正确方向至关重要。

帕拉纳回应称完全赞同。“中等收入陷阱”的叙事确实遮蔽了新自由主义的责任：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巴西曾以中国式的速度增长，正是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使其偏离了那条道路;就此而言，中国对巴西是一面镜子，展示了长期规划、制度能力与社会动员可以取得什么。他援引马克思指出，利用资本自身的矛盾为不同目的服务正是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所在;巴西在重重支配之下建成的全民免费公共医疗体系，医疗船甚至能够深入亚马孙为原住民诊疗。这证明支配结构内部也能生长出替代性制度，斗争必须在地方、国家与全球层面同时展开。

樊星老师的评议：中巴合作的公共属性与主权—合作之辨

与谈人樊星和帕拉纳

樊星的研究领域是巴西文学与文化研究，近期关注巴西科幻文学。她从一个平行现象谈起：金融与AI试图操纵“对未来的预期”，巴西的科幻作家做着同样的事情;谁控制知识与技术、集体生产的知识如何变成私有财产，这些既是帕拉纳研究的主题，也是巴西科幻文学的主题。

她随后把话题引向中巴关系的日常层面：就在上周，中国银联宣布与巴西PIX实现互联互通，中国人可以用云闪付直接扫描PIX的二维码付款。一边是巴西与美国围绕电子支付政策的争端，一边是中巴支付体系的合作，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她特别强调这一合作的公共属性：PIX由巴西央行治理，银联与中国国家金融体系紧密相连，这种安排可能具有超越纯商业协议的潜力，有望在跨境支付领域建设更持久的公共能力。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PIX—银联这类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互联，要从实践便利发展为持久的公共合作形式，需要什么条件，又有何障碍?第二个问题关乎主权与合作：今年6月的一场国际安全会议上，有巴西方面人士主张巴西不应在AI竞争中简单选边，而应与不同伙伴合作扩展自主空间。既然技术主权不等于完全自给，我们需要发问：在什么条件下国际伙伴关系才能真正建设巴西自身的能力，而不是把依赖分散到多个外国体系?检验标准是否应当是：即使某个伙伴退出，巴西是否已获得维持、改造和治理这些技术所需的知识、基础设施与制度性权力?

帕拉纳回应道，PIX从设计之初就是公共、开放、免费的技术，其原始规划就包括与其他拉美国家乃至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这正是巴西对这类合作持开放态度的原因;这种模式应当扩展到开源AI、基础设施与科学合作。至于障碍，他认为是政治与制度的稳定性：拉美不乏能力，但政治格局反复无常，比如博尔索纳罗上台曾令许多政策与合作顷刻翻转，目前其子又在民调中领先，阿根廷的米莱亦以类似方式破坏既有规划。政治与制度的不稳定使拉美国家难以进行长期规划，这也是中巴合作走向深化必须正视的现实条件。

王娟老师的评议：中国经验与全球南方的突围

评议人王娟(左)和樊星老师

王娟的研究项目关注金砖国家之间的AI合作。她谈到，中巴两国虽然地理、语言、文化距离遥远，人民之间的交流近乎从零开始，却彼此深深吸引，数字领域正是两个国家“交朋友”的好机会。

她提出了一组层层递进的问题。第一，以美国为中心的数字经济体系结构坚硬，作为唯一能在AI上与美国竞争的力量，中国能否帮助巴西和其他南方国家突围?他是否期待中巴深度AI合作，巴西社会对此有无共识?第二，中国已能提供比肩美国的AI技术与服务，巴西为何不大力采用中国技术以降低对美依赖?中国提出把AI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张，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第三，她引用帕拉纳“技术并非中立、承载着生产它的社会内容”的论断追问：中国的AI是在国家抑制金融投机、以产业政策为导向的制度环境中生产的。DeepSeek开源廉价，OpenAI闭源昂贵，这难道不是“社会内容”的真实差异吗?这样的AI抵达巴西时是否携带着不同的逻辑?还是数据攫取、平台锁定与网络效应终将复制同样的金融化体系?

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十年之后，巴西的AI创业公司大多建立在中国开源模型之上，不使用美国云服务，服务本国的医疗、农业与葡萄牙语需求，数据不再流向硅谷，那时他会说自己的预言错了吗?还是他的框架本来就允许这种可能?什么证据会改变他的想法?

帕拉纳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回应。他首先澄清：他的演讲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状的诊断，而中国的经验使这幅图景大为复杂化。他此行主要是学习，但这些讨论恰恰能帮助他修正框架。他观察到，中国把社会优先目标与国家的公共控制放在数字技术决策的前排，善于利用资本的矛盾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为巴西等国提供了大量可借鉴之处。他特别提到，自己密切关注中国领导人关于把AI作为公共产品、坚持开源发展的讲话，认为这是全球南方合作的重大机遇。

对于“十年思想实验”，帕拉纳认为这是很好的政治目标，而且并不推翻他的理论。理论提供的是理解社会斗争之可能性与限制的框架，而非宿命论。当行动朝向公共、合作、开源、互联、自由的方向时，中巴合作不存在障碍：巴西社会对华的总体氛围友善开放，华为、中兴的设备与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随处可见，与欧洲竖起的壁垒形成鲜明对照;金砖机制是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全球南方完全能够与中国一道提出替代美国主导秩序的方案。至于巴西为何没有更大力度转向中国技术，他认为制约同样在于政治与制度的稳定性。

讲座在热烈的问答中结束。现场观众还就“技术封建主义”之争、拉美区域一体化的前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工智能等问题与帕拉纳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