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生产中学习：业余学习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化劳动的再生产（下）

编者按：

续上文：在(再)生产中学习：业余学习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化劳动的再生产(上)

本文对猫时代妇女解放实践的成就和局限的分析极有价值。猫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转折，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业余学习的内容本身上：从提供分析客观社会条件和“矛盾”的科学、哲学训练，到仅强调“奉献”、“无私”的伦理的“老三篇”——后者以社会主义伦理的名义遮蔽了劳动妇女的“双重负担”这一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使当事人仅能将之感知为自己个人“奉献不够”、“公心不足”。“科学社会主义”之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正在于它依托于对既定社会条件反思性的、否定性的科学认识与批判。如果“科学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中被化简为对“公的、奉献的伦理”的宣传，那恐怕意味着严重的内部危机。

城乡场域中的性别化业余学习

上一节分析了国家层面猫主义对业余学习的期许，但这一实践在实践中呈现的形态绝非整齐划一。这些理念转化为日常制度安排的过程，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还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治理优先事项与具有区域特定的劳动制度。这种差异在城市工业场景与农村农业社区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迅速将业余学习制度化，作为全国扫盲的核心战略。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全国性扫盲运动奠定了基础。1950年，国务院发布两项指令，正式将扫盲工作纳入业余学习的整体框架。[46]1952年“速成识字法”的推行带来了重要推动力，该方法最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试点，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47]它依托拼音教学、短期集中学习和灵活的时间安排，承诺在不中断生产劳动的前提下实现快速扫盲。官方评估在肯定其成效的同时，也提醒需警惕扫盲效果浮于表面或不稳固的问题。[48]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扫盲已被重新定位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任务，而非一次性的群众运动。[49]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陕西的业余学习迅速发展：超过85万人(其中大多数在40岁以下)实现脱盲，许多人继续在工厂和公社的业余学校深造。到1959年，全省业余学校入学人数达到383万，女性约占总参与者的一半。[50]在这一规模下，业余学习已固化为一种嵌入工人阶级生活的日常制度实践，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单纯扫盲的有限目标。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些制度安排服务于多重且相互重叠的目标。组织业余学习班既能让干部完成群众教育与意识形态培养的政治任务，又能在劳动力短缺时期提升劳动力素质、维持经济产出。城市工厂纷纷建立自办学校，将学习时间与轮班制度和生产节奏相协调。[51]以西安第一棉纺织厂为例，1956年该厂半数工人为文盲，通过每周总计7.5小时的早晚业余班，到1958年文盲率已降至13%。教学主要采用互助讨论、同伴监督和集体纠错的方式，教师辅导仅起辅助作用。[52]红峰染织厂则推行“6-8-10”轮班制来协调学习与工作：上6小时夜班的工人学习4小时，上8小时中班的工人学习2小时，上10小时白班的工人暂免学习。[53]这类制度典型地体现了业余学习如何被嵌入到劳动过程之中，在保证生产指标的同时，将教育义务分配到全体工人身上。

1953年，国营西北国棉一厂创办业余职业学校，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制度逻辑。该厂第一代工人中68%是来自农村的女性，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为此，学校最初以扫盲为主，随着对技术能力要求的提高，逐步开设初中和高中课程。到1958年，该厂工人中的文盲已基本扫除。[54]对于赵梦桃、吴桂贤等女工而言，这些厂办学校为她们打开了技术培训与政治认可的通道，彰显了以劳动为中心的教化方式所具有的赋能潜力(图1)。

在此基础上，该厂于1958年与咸阳第四中学建立工读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劳动与学习的融合。根据这一安排，学生每天在工厂工作3小时，使企业得以推行四班制，同时将标准工作日从8小时缩短至6小时。工人因减少生产时间而节省下来的时间，被系统性地重新分配用于文化和技术教育。[55]这一制度重组不仅扩大了教育覆盖面，更将已获得的识字能力转化为认证技能和技术能力，为女性进入技术工种创造了稳定渠道。

这种工厂层面的变革，预示了国有企业职业性别结构的更广泛重构。女性的就业机会扩展到了此前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包括冶金、机械、化工、基建和交通运输。1957年至1960年间，国有企业女性就业人数从329万增至1009万，增幅达206.7%，是同期全体劳动力增长率的两倍多(表1)。这一激增并非工业扩张的自发结果，而是制度化业余学习将扫盲、女性劳动与技术进步紧密联结所产生的累积效应。

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地区业余扫盲教育的推行处于截然不同的条件之下。尽管农村也设有扫盲班，但参与度和留存率受到教育基础参差不齐、农业劳动体力要求高以及支配女性时间与行动自由的性别规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一位1956年出生、曾在西安国营西北第三棉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在访谈中回忆道，她几乎所有的城市同事都至少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这在7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中“并不少见”。然而，当她在CR期间“上山下乡”到农村时，震惊地发现许多农村妇女除了认识或书写自己的名字外几乎目不识丁。[56]这种对比反映了城市工厂与农村公社之间在教育连续性和制度密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农村的教育机会不仅碎片化，而且往往是间歇性的。

<图1. “赵梦桃”小组的女工们参加了物理和化学课程的学习。来源：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号 185-2-3149-6，1959年12月>

<表1. 全国国有企业女职工总数。来源：国家统计局，1987年，第32页>

在农村地区，妇女对业余学习的参与，同样受到劳动时间性与性别化道德期待共同作用的塑造。与工业生产依托钟表时间建立秩序，有着标准化班次与相对固定的作息不同，农村劳动更具任务导向性，劳作节奏随农时季节与家庭需求起伏变化。[57]农村女性既要下地务农，又要操持家务、照料家人，学习时间因此变得零碎且不确定。

主流文化观念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时间上的束缚。丛小平指出，不少男性反对妻子参加扫盲班，担心接受教育会让女性萌生自主意识，甚至增加离婚的想法。 [58]

受现实条件所限，农村业余学习的开展形式与城市业余学校差异显著。当地并未搭建稳定的固定办学场所，而是借鉴战时经验，采用冬学、夜校、周日学堂、巡回教学、短期集训等灵活模式，并将其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59]除这类半制度化的学习形式外，扫盲工作还依托家庭与亲属网络推进。当时一个颇具特色的做法是动员中小学生担任“小先生”，向无法参加业余学校的母亲、祖母传授知识。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成年村民也被要求教家中文盲亲属识字，借助亲缘关系扩大扫盲覆盖面。[60]

农村扫盲学习还灵活利用各类教具与场地，彻底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不少村落将民居、街巷、田地改造成临时学习点;人们在家具、门窗、墙壁、树木上标注对应文字，打造出“活教材”，让识字融入劳作与日常起居之中(图2)。[61]对于可自由支配时间极少的女性而言，便携课本与识字卡片十分实用，她们能利用劳作间隙抽空学习(图3)。[62]

<图2. 延安某村的“活教材”。来源：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号178-1-0463-3，1960年4月>

这些举措降低了学习门槛，让识字教育深度融入乡村生活。与此同时，其中也暗含另一层现实：参与集体农业劳动，恰恰是农村女性得以开展业余学习的前提。走出家门、参与田间劳作、加入作业组或是身处集体场合，虽然时间有限，却能让她们接触课程、读物，并获得同伴互助。倘若没有这种集体化劳动模式，女性被困在家务之中，几乎抽不出整块时间学习。就此而言，劳动集体化重构了家庭权力的时空边界，为女性参与业余学习创造了可能。

无论城乡，业余学习得以适配连续生产的灵活机制，也成为教育成本与收益按性别重新分配的重要载体。夜校、轮值学习、同伴督学等方式，表面上是兼顾生产约束的平等化举措，实则默认劳动者在完成本职工作后，仍有精力承担额外的时间与体力消耗。这一预设，在现实中因既有劳动分工而出现明显不公。

<图3. 女建筑工人在劳动休息期间读书。来源：陕西省档案馆，档号178-1-0466-6，1960年4月>

这种不均衡也根植于生产领域的性别分工。尽管女性投身有偿劳动的规模空前扩大，但绝大多数集中在轻工业，尤以纺织行业为主。在中国，轻重工业的划分有着特定的历史与政策渊源，而在实际运作中，二者也形成了一套性别化的道德认知：轻工业被视作女性行当，重工业则归属于男性。高小贤的研究表明，女性大量从事棉花种植，并非因为生理上天生适配，而是长期劳动分工塑造的结果：随着种植技术革新，棉田管理变得愈发精细、耗时，久而久之便被划定为“女性工作”。[63]

将部分行业归为“轻工”的做法，掩盖了这类劳动的高强度，同时也为行业女性化的现状提供了合理性。

这套话语层面的等级制，直接影响着女性参与业余学习的效果。一位退休纺织女工在访谈中提到，当年车间里流传着一句俗语，道尽了其中的矛盾：“轻工不轻，重工不重”。[64]社会主义国家将重工业视作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领域，这类行业机械化程度更高，劳动者体力消耗相对较小，学到的知识也更容易转化为技术晋升的资本。反观纺织等典型轻工行业，属于纯粹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强度大、体力消耗持续不断。即便女性名义上拥有参加业余学习的资格，繁重的劳作也挤占了学习所需的时间与精力。

城乡业余学习发展的差距，在农业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城乡业余学习的不同轨迹，不能仅仅用资源配置不均来解释;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劳动体制及相应时间纪律所导致的结果。城市工业生产依赖于标准化的班次、程式化的技能和密集的文书实践，这些创造了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使用、巩固和演练新获读写能力的常规机会。相比之下，农业劳动是体力的、季节性的和靠经验积累的。除有限范围内的文书类职务外，日常农活极少需要读写或做记录。因此，农村业余学习缺乏能够稳固教育成果的结构性反馈回路，这使得读写能力变得脆弱易逝且时断时续——对那些劳动日包含农业生产、家务劳动和照料任务的妇女而言，就更是如此。[65]

从扫盲到能动性：业余学习中的性别化发展路径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扫盲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工农掌握了基本读写技能，党也因此重新定义了“文盲”概念，将缺乏技术能力与政治素养纳入其中。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决议，要求各地兴办集扫盲教育、政治学习与技术培训于一体的业余学校，明确提出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为目标。[66]到50年代末，“三结合”政策(扫盲教育、生产劳动与政治训练相结合)已成为全国业余学习的指导框架。这一时期，课程内容显著向技术与哲学领域拓展，1956年后尤为明显，1958年起力度进一步加大。[67]

对于在这一体系中寻求发展的女工而言，高级技术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普及意味着时间压力陡增，这与她们承担的家务责任产生了尖锐冲突。掌握技术操作或钻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需要投入远超基础扫盲的持续时间与专注力。然而，无论是国家层面消除脑体劳动等级的宏大叙事，还是地方层面强调生产效率的现实要求，都未能解决根本障碍：业余学习政策始终未触及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分工。社会期望女工在承担与男工同等的教育与政治学习任务的同时，继续承担主要(往往是全部)的育儿、做饭、清洁及其他家务劳动。由此产生的双重负担形成了一道筛选机制：女性能否通过业余学习实现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育状况，以及能否获得家庭或机构的支持。

这一时期关于业余学习的档案影像资料，生动地捕捉到了这些张力。女性常常被描绘成抱着孩子学习的形象(图4)。这类摆拍影像传递出多重矛盾的信息：党对女性教育进步的颂扬、地方政府对女性不因家庭责任中断生产与学习的期待，以及“育儿是女性而非男性首要责任”的隐性预设。抓拍的影像则印证了已婚女性在育儿与高强度学习要求叠加时所面临的制约。无论哪种影像，其编码的核心信息始终一致：业余学习可以帮助女性突破工作场所中的某些性别边界，但却未触及(有时甚至加剧了)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分工。因此，教育机会的获得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女性必须同时承担生产与再生产双重职责，通过个人努力与时间管理来调和国家理想、地方生产要求与家庭义务之间的矛盾。

然而，女性采取这类策略的能力深受结构性制约的影响。1963年，《中国妇女》杂志发起的“女人活着为什么”大讨论，将这些制约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该杂志发表文章，呼吁女性将革命事业置于家庭幸福之上，明确批判那些优先考虑家庭义务的女性。文章认为，将政治工作从属于家庭事务反映了革命意志的薄弱，并号召女性展现出对革命事业更大的奉献精神。[68]换言之，那些难以平衡工作、学习与家庭的女性，被贴上了思想觉悟不足的标签，而非被视为结构性矛盾的承受者。短短数月内，杂志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两千多封来信。

读者来信揭示了更为复杂的协商过程。部分女性内化了这一话语框架，将自身的疲惫归咎于革命意识的欠缺，并表示决心克服这些“思想问题”，重新成为模范社会主义劳动者。[69]也有读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分享了应对多重压力的策略，并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但在实践中，这些建议(如依靠亲属或邻里支持)仍然主要依赖其他女性的劳动。[70]值得注意的是，最明确提出丈夫应承担更多家务责任的是两位男性读者，其中一位为女性的首要家庭责任辩护，另一位则对此提出质疑。[71]令人深思的是，几乎没有女性读者呼吁将家务劳动重新分配给丈夫。当时用于表达困境的主流话语——如革命奉献、克服困难、为人民服务等——在为女性提供合法途径承认自身负担的同时，也遮蔽了根本性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晋升与流动的结构性过滤，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变得尤为明显。当时，陕西各地的选拔委员会开始为“革命接班人”增设标准，实际上将大多数母亲排除在外。诸如“无家庭负担或家庭负担较轻”、“能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等要求，系统性地损害了有育儿责任的女性的利益。陕西省妇联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些标准将母亲身份(中共曾颂扬其为女性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贡献)变成了政治晋升的障碍，并呼吁“各地严格执行党关于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不得附加任何额外条件”。[72]

这种结构性过滤，是在国家政策愿景、地方制度能力与优先事项，以及妇女个体生活境况的交汇点上运作的。国家话语通过教育和劳动来颂扬妇女解放，然而地方当局为家务劳动提供物质支持的能力和意愿却差异很大，往往优先支持那些晋升有利于实现制度目标的妇女。个体妇女则以各自所能调动的资源来应对这些制约——无论是家庭支持网络、推迟生育，还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劳动负荷。其结果是一个为部分妇女提供了真切机会的体系，同时又将另一部分妇女系统地排除在外，其依据并非她们的能力或投入程度，而是她们的生育状况。对于像赵梦桃和吴桂仙这样可能缺乏外部资源的妇女来说，推迟生育或结婚，可能被视为为了在单位中获得更多认可和担当更大责任的机会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她们的专业成就与个人挑战并置，深刻地反映了猫时代的妇女为获得进入技术和知识劳动领域的机会而不得不克服的额外障碍。

作为协商场域的学习

业余学习中内嵌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张力，无法仅靠制度安排来化解。这些张力最集中地是在政治学习班上得到协商的——在那里，官方课程和讨论形式塑造着妇女如何解读对她们提出的要求，以及哪些回应被视为合法。这一意识形态维度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作为一个中介性的场域在运作，国家与党的话语通过日常参与被重新加工，产生出既具约束性又具赋权性的结果。

政治培训对部分女工的变革性潜力，在赵梦桃的人生轨迹中得到了体现。她在20世纪50年代末技术革新运动期间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习，为她将自身与机器及生产过程的关系加以理论化提供了智识工具。赵梦桃在1960年的一篇反思文章中阐述了这种赋权：

“自从学习了猫的《矛盾论》，我对工作和生产中并存的各种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意识到，在这些问题中，总有一个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关键问题。机器是无生命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我们不能让机器支配我们的行动;相反，我们必须确保机器处于人的掌控之下。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作为人，能否发现并掌握机器的运行规律，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核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依赖机器本身。”[73]

赵梦桃将工人描述为必须掌控机器而非被机器掌控的“有思想的存在”，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的智识赋权时刻，使她能够反思自身的劳动，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语汇提供了认知工具，在技术攻关和革新工作中被证明具有实际用途。对赵梦桃而言，业余学习使技术去自然化了，它将技术能力定位为反复实践与思考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劳动成为教育的主要场域，而教育则反过来成为劳动过程的持续延伸。

然而，赵梦桃通过业余学习获得的赋权，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地方生产目标和她个人对认可的追求这三重交织的逻辑中运作的，这既展现了业余学习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她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猫思想应用于技术革新，正是中央决策者力图培育的那种工人知识化的典范——证明了工人可以通过基于实践的学习超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与此同时，她的辩证分析在国营西北国棉一厂产生了可计量的生产效益，地方当局之所以推动她晋升，正是因为她的智识发展服务于制度性生产目标。正如一份工厂报告所指出的：“她(赵梦桃)提出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使纺纱断头减少了三分之二，粗细节坏纱降低了约70%。”[74]

同年，该方法被陕西省纺织工业局在全省推广。对赵梦桃来说，学习《矛盾论》等著作既带来了真正的智识满足，也为她在工厂等级体系中获得认可开辟了道路。她能够用猫思想的语言阐述技术问题，这使她成为一名兼具技术能力与意识形态素养的模范工人，展示了智识赋权与制度认可如何能够同时发挥作用。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赵梦桃的成功依托于大多数女工并不具备的条件。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些高强度的学习和技术培训岁月里，她推迟了生育，这才得以持续参加夜校学习和革新工作，而这两者都需要不被打断的时间和专注的心力。她的例子表明，辩证唯物主义所赋予的赋权，主要只向那些能留出时间从事持续理论学习的妇女敞开——而这恰恰取决于她们的生育状况，或是否能获得特殊的支持资源。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业余学习的内容和重心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深刻影响了女工与意识形态互动的方式。学习的主要焦点，从《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文本，转向了后来被称为“老三篇”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一课程重心的调整，折射出大跃进之后国家层面的政治巩固和经济复苏，也反映了地方上对更易把握的学习内容的偏好。它标志着从业余学习从辩证分析转向了道德典范性。《矛盾论》曾为识别并潜在地解决技术工作中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而“老三篇”提供的则主要是一套关于坚持、自我牺牲和奉献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可以帮助妇女在自身的劳动条件下支撑下来，却较少为她们提供质疑那些造就了这些条件的结构性安排的工具。

对于那些同时承担生产劳动、业余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重压力而身心俱疲的妇女来说，这种教学内容的转变，塑造了她们理解自身处境时可用的框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一位妇女或许能从理论上将自己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界定为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冲突，并且可能(尽管受制度约束难以成功)试图从结构层面解决这一矛盾。而在“老三篇”的影响下，同一位妇女则更可能将自己的疲惫解读为对自身革命意志的考验，恰当的回应是付出更多努力、作出更完全的奉献，而不是去质疑那些压在她身上的要求是否可持续、是否公平。

在提交给党组织的个人学习报告中，一种反复出现的话语模式是：先描述生产劳动、干部职责与家务工作之间的张力，然后通过革命奉献的语言重构这些负担。例如，西乡县杨营公社的扫盲志愿教师杨翠萍写道，村里刚办学校时，她不愿接受这份工作，担心白天劳动一整天后，晚上还要教书，而“家里的事没人管”。但在学习了猫的《纪念白求恩》之后，她写道自己之前的犹豫反映了“自私自利的思想”，并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继续教书，安排嫂子帮忙照看孩子，自己则利用零碎时间处理家务。[75]

同样，她所在大队的妇联主任杨雪珍，此前曾因干部工作让她无法兼顾家务和育儿而试图辞职，后来也报告说，在参加了同样的学习会后，她的“思想通了”，干劲更足了，并重新坚定了继续履职的决心。[76]

在这些案例中，家务劳动的负担要么通过个人资源解决，要么在很大程度上被避而不谈。猫著作由此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使得那些沉重的性别化责任可以被解读为需要通过个人意志与奉献来克服的挑战。

另一些女性则表现出极低的参与度：她们只是出席规定的学习会，却很少在讨论中发言——这种模式在官方报告中几乎没有记载，反而主要通过后来人们对早年态度的自述才得以显现。陕西省商业厅煤炭建筑石油公司职工马玉欢在一份报告中回忆，她最初觉得猫的著作“太高深”，而自己文化水平有限、理解能力不足;在家中她要照顾四个孩子，还要承担大量耗时的家务，根本无法进行持续的学习。但在学习了猫的《愚公移山》之后，她写道自己的“思想变清晰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也增强了。于是她把家务分配给孩子们，并让他们互相监督学习，从而挤出时间参加晚间自学。[77]

对于那些疲惫程度已经超出这种自我调整所能实际缓解的范围，且既没有制度支持、也没有年长子女等家庭资源可以分担家务的女性而言，业余学习可能仅仅变成了另一项不得不敷衍了事的义务——只为保住工作、避免政治批评。这种参与模式在负担最重的工人中可能非常普遍，但恰恰是这一群体的经历，在档案记录中最为模糊不清。

因此，妇女为何接受或默默承受了这双重负担，无法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真诚的意识形态信奉、策略性的权衡、基于自身境况的自我选择、程度各异的制度支持，以及纯粹的别无选择——这些因素同时并存，且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仍然清晰的是：业余学习是一个充满争夺的地带。在这片地带里，身处不同境遇的妇女，在应对那些结构性制约的过程中，各自发现或创造着不同的意义;而国家意识形态虽倡导解决这些制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制度环境下，对它们的回应却只是部分的、不均衡的。

结论

猫时代的业余学习，既不能被简化为一种“人力资本”形成的发展主义战略，也不能被化约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工具。相反，它构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教育工程(pedagogical project)，试图通过将知识生产安置于集体劳动之中，来实现智识权威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业余学习具有显著的解放潜能，它为大批工人和农民——包括许多此前被排除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妇女——拓展了获取识字能力、技术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渠道。

与此同时，这些解放效应是在一个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工程中展开的。这一工程既依赖与现代国家建设相伴的官僚治理的制度形式，又与之存在张力。在资源匮乏、地缘政治压力和行政能力不均衡的条件下，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来追求平等主义的变革。这种激进愿景与制度必然性之间的张力，催生出的种种安排，既扩大了教育参与，同时又不断再生产出在时间、流动和认可方面——尤其是沿着性别维度——的差异化机会。

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业余学习发生了深刻转变。早期对鼓励工人分析矛盾、开展技术革新的猫著作的强调，逐渐让位于以道德典范为核心的课程形式，后者着重宣扬坚韧、纪律与自我牺牲。这一转变并未消除学习的机会，而是将业余学习的方向从一种能够培育分析性主体性的资源，转向了一种更容易被纳入日常评估机制和组织纪律的话语体系。

因此，性别化劳动分工的持续存在，不应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不一致，而应被视为这些经过历史中介的制度性张力的产物。业余学习为女性参与教育和技术工作开辟了道路，但它始终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女性将继续承担大部分再生产劳动。即便社会化劳动最初为女性获得学习机会提供了可能，这种机会也受到家务责任的限制，由此形成了一个性别化的流动性循环：受限的参与被反复解读为革命意志不足，进而又反馈到不平等的培训与晋升轨迹之中。

这一概念对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具有更广泛的启示。现有文献倾向于将性别化劳动关系的再生产定位在家庭领域或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概念中，但本文呈现的案例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阐释：业余学习中性别化劳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并非一种外在于劳动过程、对其施加影响的力量，而是通过劳动过程本身组织起来的。正是通过劳动表现、教育参与和政治评估的制度性耦合，女性的再生产责任在社会主义日常治理中既变得可被理解，又获得了规范性正当性。

CR期间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性别化劳动分工受到了更为明确的挑战，在某些语境下，结构性批判也获得了更广泛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为人民服务”、“忠于革命权威”等核心猫主义道德话语，也变得更加充满争议——不同行动者纷纷动员这些话语来为各自不同的政治方案辩护。因此，业余学习始终存在于一个高度政治化且不稳定的场域之中，各方通过这一场域表达对革命合法性的竞争性主张。

1949年至1966年间业余学习的形成性制度化，为理解为何教育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持续充当着多方行动者争夺的资源，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因此，CR期间出现的那些更为激化、形态更为驳杂的业余学习形式，本身就值得进行持续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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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eople’s Dail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Convene a 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Elimination of Illiteracy. October 7, 1952.

[36] People’s Daily. Report on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Delivered by Li Lisan, Vice Chairman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t the Asian–Australasian Trade Union Conference. November 22, 1949.

[37] Mao 1937.

[38] Mao 1939

[39] Althusser 2014; see also Bourdieu 1990

[40] Rancière 1991.

[41] Braverman 1974; see also Hanlon 2016.

[42] Acker 1990.

[43] See Andreas 2009.

[44] See Andreas 2019; 2025.

[45] Dittmer 1977; Schmalzer 2016, 219–221.

[46] People’s Daily, Spare-time Education Programs for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une 4, 1950; People’s Daily. Instruc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Peasant Adult Spare-Time Education. December 21, 1950.

[47] People’s Daily. The rapid literacy method is widely promoted. April 26, 1952.

[48] People’s Daily. The work of eliminating illiteracy must be rectified. April 9, 1953

[49]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Literacy Committee 1954.

[50]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49-1-0355-4, January 1961

[51] Because factory- and commune-level statistics were typically not disaggregated by gender, two case factories in the textile sector are used here, an industry widely regarded as female-dominated during the socialist period. See Jin 2006, 171.

[52]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85-2-3149-3, December 1959.

[53]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85-2-3149-6, December 1959

[54] State-owned Northwest First Cotton Mill 1989, 377-380

[55] Shaanxi Daily. Integrating the Factory and the School into a Single System: The State-Owned Northwest First Cotton Mill and Xianyang No. 4 Middle School Merge to Implement a Half-Work, Half-Study Program. November 29, 1958.

[56] Interview conducted on April 1, 2022.

[57] See Thompson 1967

[58] Cong 2016, 263–264; see also Hershatter 2014, 100-102

[59]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49-1-0355-3, January 1961.

[60]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49-1-0309-4, May 1959.

[61]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49-1-0355-4, January 1961.

[62]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49-1-0355-4, January 1961.

[63] Gao 2005.

[64] Interview conducted on March 28, 2022.

[65] See Hershatter 2014, 101–102.

[66]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solution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People’s Communes, Central Committee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1 (1958).

[67] See Chen 2023.

[68] Chinese Women. The Life Outlook of Revolutionary Women: Notes from a Talk by Comrade Qu Mengjue. April 1963.

[69] Chinese Women. A temporary deviation in life. August 1963.

[70] Chinese Women. They took on part of the domestic workload borne by female staff. December 1963.

[71] Chinese Women. Women should take on mor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July 1964; Household labor should not be placed exclusively on women. August 1964

[72]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78-1-0378-3, November 1964.

[73]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Shaanxi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1965, 83-85.

[74] Liu 2021, 255-261.

[75]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78-1-0436-7, May 1966

[76]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78-1-0436-7, May 1966.

[77]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File No. 126-1-0644.1-3, August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