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四章 东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下）

接上文——漫漫求索 第十四章 东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中）

二、诗巫市革命斗争的发展

(一) 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曾说过：“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就不能达此目的。”不论是革命的初期，抑或是武装斗争开展之后，我们都不能忽视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性。

诗巫市是拉让江区域中心，它又是拉让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拉让江区革命的发源地。在砂拉越范围来说，古晋是首府,它是第一个城市，也是第一个革命的发源地，由此，它把革命斗争传播到诗巫和其他地区。革命斗争首先由城市的学运开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学校成为培养干部的场所，然后再输送到各部门和各单位去。为了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首先在古晋、诗巫市筹建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然后由这个“中心”，再逐步发展到其他市镇和各民族的农村中去，形成城乡联成一气丶蓬蓬勃勃的政治局面。在武装斗争开展之后，城市就成了各条战线，特别是农村武装斗争的人力、物力、经济的重要供应地。再说，随着农村经济衰退，城市工业的逐步兴起，大批青年势必涌向城市，工人的队伍必将进一步增长。城市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

(二) 诗巫市革命斗争的发展

随着农村武装斗争逐步向前发展，城市和郊区的群众也进一步被动员起来，而且也发展了新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普通市民同情支持革命，有的知识教育界、商界、政府公务员，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道义上不同程度支持革命。为了配合进行城市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出版《少先报》和《学生报》。当时城市革命力量比较强还是学运，特别是中华中学丶公教中学和黄乃裳中学，其他中学也是有一些力量。这些学运的骨干力量有些转入地下，有的转入半地下，他们在侨南、大群、南山、女皇道(即现在的敦哈志奥本路)乌也路2、3哩处设下小组非法战斗驻地，化白出去工作，回到驻地就是半武装、地下非法战斗人员。我们工作或活动的形式是公开和秘密的结合、半武装与非武装的结合。这种工作或活动形式比较机动灵活，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1971年3月30日，党组织提出大力反对反动色情的殖民地文化运动为城市的革命中心任务。5月17日，诗巫市统一打一场反黄标语战，掀起反黄的序幕。不幸的，这次部署计划已失风露馅，在伊丽沙白学校执行反黄任务的、手无寸铁的李钟焕与江泽善同志被敌人枪杀了。周玉麟学校和公教中学等处的同志也遭射击，所幸未击中。

提出这一项中心任务，是基于长期来统治阶级通过奴化教育和灌输色情思想来腐蚀和奴化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身受毒害，甚至堕落为颓废的一群，为了拯救新的一代，就必须砸碎这个套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号召大家动员起来，广泛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写信给报馆、唱片商、书店、电影院等，希望他们不要当反动派的帮凶丶有意无意的散播黄色毒素，来荼毒青少年，危害整个社会。开展反黄运动，不但是炮打殖民地的奴化思想，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反动阶级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

将近两年里，在诗巫市总共张贴、散发和寄出24种以上的文告、传单、书信、大字报等，数量达数万份以上。武装同志曾大胆在郊区如东山小学与侨南小学进行反黄文娱演出，学运同志曾召集20多位学生在飞机场附近和女皇道后芭等地举行联欢会。通过反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一场大力批判和反对色情文化的群众性斗争，打击了色情文化及其毒害下所形成的一股歪风逆流，打击了敌人及殖民文化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健康文艺，宣扬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唤醒、提高城市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这场由诗巫市带头掀起的反黄运动逐步推广发展到农村，也在农村广泛开展反黄运动，城乡互相呼应，联成一片，掀起了整个拉让江的反黄运动。当然在反黄运动的高潮时期，在某些地区也犯上过激过左的错误，例如砸唱片，焚烧黄色书刊等，引起有些群众不满。

1973年初，在城市也开展“二反一提”(反对增税，反对物价上涨，提高土产价格或提高工人工资)运动，我们也发了10种以上关于这方面的传单，群众反映良好。标语战是城市斗争的一个特色，它形式多样、及时轰动又是揭露打击敌人、为我宣传教育的一种武器。标语战有时是挂红旗，红旗(有党旗和军旗)约有2尺 x 3尺，上端用一条木棍穿过，一条约4尺的绳子，两头分别绑住木棍的各端，再拿一条从电线到地面约一倍长的尼龙绳子，绑住木棍和绳子的中间。胆大心细、手脚灵活的城市同志，只要把尼龙绳子绑住石子丢上越过电线，把红旗拉上电线绑住，不到2分钟，就挂在市中心的电线上空。我们经常是挂在公教中学到巴拉路这一段，即南兰律路头的汇合处，极为显目。有时在标语或红旗下面放置个罐子，有时军警忙整个上午才除掉“障碍”,很是狼狈。有时城郊采取统一时间、统一的标语战行动，天一亮可以看到马路、墙壁……用漆写着显眼夺目的标语;有时横幅布条天空挂，直写标语贴在商店、学校、码头、公共场所……传单、标语散发在马路、住宅、商店等各个角落。

1971年10月后，城市同志采取一种统一突击标语战，即大白天参加散发传单的同志把自己的脸蒙上假面具，各分配二、三位同志到一间中学，乘上课时突击到学校去散发给每一班的师生。其中在籍的学生(如张丽珍)有时也参加标语战，他们去别校散发了传单，脱下面具，又回到自己学校上课。有时统一行动去工厂分散传单。标语战平均每个月开展一次。三年多来，我们同志共贴、发、寄70种以上的文告、传单书信、大字报等，数量在10万份以上。

通过标语战，更好的宣传、贯彻革命组织的政策，提高革命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揭露丶批判和打击敌人，教育、鼓舞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钳制了敌人，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支援与配合武装斗争。

在城市革命斗争发展的三年多，城市的学运仍然起着培养干部和输送干部的作用。三年多，诗巫市输送了40多位同志到其他的农村单位去参军，呈上XX万元经济，提供药品等大批的物资，支援与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

农村的武装斗争打得“砰砰”响，诗巫市也不甘落后，城市也开展游击斗争。诗巫市同志用土炮去炮轰海军基地，并炸伤一个敌兵，也曾经用土制地雷去炸警察署。当敌人张罗特务分子到处侦察同志活动和破坏革命时，诗巫市同志就开展对敌特的斗争，在那几年，在市区和郊区处决了整10个反动特务分子。其中一次，黄仕武与吴祯和两位同志深入市区打死十分猖狂又罪大恶极的黄德锋警长，给城乡群众带来激励。又有一次在新珠山一带开展杀敌夺武行动，由于轻敌与情况突变，反而使黄仕武与包振鸿两位同志，由于受到恰巧经过的军车上的敌军袭击而英勇牺牲。

随着诗巫市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当局不能不采取对策进行反击;它们增派军警特务，设搜查站和加紧巡逻，加强收集革命情报，进行户口调查，组织“自卫团”，在市区与郊区进行夜间巡逻，开展反革命的心理战，和逮捕地下活动分子，榨取情报等等。

其中敌人在1970年12月尾，有搞两次突击集中搜查。一次在新珠山，另一次把黄梨园一带群众全部集中到益智小学。在这次突击集中搜查中，碰巧诗巫市主要负责人叶俊杰路过这一带也被集中搜查而导致被捕。

叶俊杰被捕后，黄理生带了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来到诗巫市郊,接替叶的工作。经过半年多后，黄又倒回下游武工队，王连贵接替这个空缺。OMT武工队部队同志曾跟诗巫郊区同志结合一段时间。随着诗巫一位学运负责人俞贤团因枪支意外走火牺牲，林秋梅接替他的工作几个月后又调去下游第四军分区。1972年之后，诗巫市的工作，主要是由卢友爱负责。

(三) 开展“诛达”行动

乘着强劲的农村武装斗争的东风，城市也扬起了革命航船的风帆，乘风破浪前进。除了城市群众支持革命之外，也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看到革命有力量，也倾向革命这方面，即使不支持革命的，也不敢讲不利革命的话，也不敢表示不支持或反对革命的态度。有时城市的“小女将”在大庭广众面前宣扬革命道理，这些“大人物”也在旁倾听。这样，诗巫市斗争高涨时期，大多数的城市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表示同情支持革命:杂货店供应米粮杂货;书店供应纸张、油墨、印刷品;有些医生供应药品，免费诊疗(包括黄x开当时也是如此)，甚至帮忙训练和给予医术指导;有些知识分子主动向革命出谋献策，刘贤任老校长帮忙写封面“学生报”三个大字……;更多城市群众以经济支援革命斗争。根据警方调查透露，拉让江革命组织的经济主要来源於诗巫。

所有这些，反动派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总想伺机进行反扑，狠狠的进行镇压与打击。1972年3月尾，当局宣布拉让江地区为“拉让江特别保安区”，倾全力要摧毁与消灭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直到1973年7-8月，城市有一些革命同志先后被捕，在敌人威迫利诱下，有的出卖了组织秘密。搜集到这些城市的情报，耶谷政府於是在9月22日宣布进行“诛达”行动(OperationOf Judas)，援引公安法令一举逮捕包括律师、医生、绘测师、木材商、商家老板等29名城市知名人士。他们是：陈则颂、林恩洲、赵增荣、丁永超、郑传景、许如顺、丁仲敏、柳承彬、黄聿杰、许庆南、魏顺莲(黄中的教师)、郑元石、黄礼秋(商家老板，也是市郊保干)、叶立德、刘其凤、陈国侨、萧招冬、吴庆发、李培新、黄江涵、周振裔、何余厚、刘文华、何仕松、何有明、萧孝江、黄和顺(曾担任国会议员)、许家栋和林鹏寿。

城市响起一声霹雳，震撼遐迩，无数人既感到鼓舞，鼓舞的是这些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同情支持革命;且感到打击，打击的是，叛徒出卖了革命情报，革命又遭到了新的损失。

以诗巫郊区后埔港丶南山为主要活动基地的9.30特工队，於1972年，内部就陆续出现分化淘汰，敌人借机大造反革命的心理战，他们就利用这些叛徒对诗巫市和OMT武工队进行反攻。到了1973年下半年，诗巫市又有公开同志和半非法战斗的同志先后被捕，也有同志被敌奸陷害，也有一些同志在锄奸反霸斗争中牺牲，城市革命斗争开始出现退潮。由于城市同志犯有“左”倾冒进倾向,不能见好就收，不能主动进攻到一定时候停止进攻，或在敌人进攻之际主动后撤，也没做到及时把已暴露的积极分子全部隐蔽起来，而导致更多的损失。在“斯里阿曼”谈判前夕，还有几位离队投敌,“斯里阿曼”谈判之后，诗巫市的革命斗争走向了低潮。

三、敌我双方采取的策略

敌我双方力量的增减和对比是在斗争中不断地转化。当我方的革命力量在不断增长，而对方又面对有增无减的进攻与压力之际，他们必然要调整策略，以期压倒我们，达到更好的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与控制权。

自从在拉让江广泛开展武装斗争之后，斗争的浪涛席卷全江地区，敌人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斗争策略对付我们：

(一) 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

军队和警察是统治集团的国家暴力机构的首要支柱，是他们用以对付与镇压人民武装反抗的重要工具。可以说，那里有人民武装出现，军警就派到那里;那里有战斗，他们就调兵遣将，飞机大炮齐动员;人民武装走到那里，就跟到那里，而且紧追不舍，非消灭不可。

早在国内未进行武装斗争之前，反动军警就到处追捕地下分子，甚至格杀勿论。在拉让江地区，早在汶莱事件之后，反动派就大动干戈，到处出动军警追捕地下革命分子。1964年2月1日，泗里街池守光同志是拉让江第一位被枪杀的烈士。他手无寸铁，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竟被英帝的雇佣军——辜加兵射杀而死!1964年泗里街的王仰仁同志在转入地下后被捕。在狱中，由于他不屈服而被活活严刑酷打至死。1967年初，陈明存同志在泗里街的隐藏点被敌兵伏击身亡。

拉让江各武工队才成立，在民族区进行活动就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在中游，1969年初在敌人的军事“围剿”中，武工队长周天来、宣委邱亚陶(蔡铁军)等6位同志都先后牺牲了。O(Oya)河武工队成立，武工队长蔡家布(纪平)才第二次进民族区也驳火牺牲了。下游武工队1969年头成立，8月8日反动当局就发动了“双网”行动，在泗里街进行大“围剿”，在陷害分子配合下，到了年底，沈耀斌武工队长等11位同志先后牺牲。

1971年8月8日，反动当局在诗巫县开展所谓“牙由”军事行动(Ngayau——意为“追击”)，并配合全日戒严。这一年，虽然拉让江地区有25位同志牺牲，也有9位群众被敌人惨无人道的杀害，却不能阻止城乡的革命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1972年8月8日，反动当局又在拉让江地区开展所谓“捧碰”军事行动 (Pumpong——意为“砍头”)。这一年，敌人更加重视拉让江地区的武装斗争，宣布本地区为“特别保安区”，除了保持军事进攻之外，还调整与加强了各种反动统治。

军事行动一展开，通常紧接着伴随而来的是全日24小时戒严，即使全日戒严解除了，还保持夜间12小时不等的宵禁。在那激烈斗争的年代，可谓戒严不断，宵禁不止，给人民极大的不便与痛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8月22日在诗巫市对面的宋溪美禄一带所实施的74天24小时戒严，时间之久，在北加史上是仅有的!反动当局想要在这里重演在第一省年初二月的“巨网”行动，但他们没有得逞。此次军事行动造成三个同志牺牲，个别同志被捕，绝大部分同志都突围成功，或在本地区坚持与敌周旋、胜利保存下来。除了戒严、军事进攻，它们先后在光民中学和光华中学召开反共群众集会。此外，反动当局还在戒严区成立了几个区的反共组织——“维治协理事会”。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约每10家一组，由组长负责，并对理事会负责。一家出事，全组都有责任，一组出事，其他组也有责任，彼此连成一片。敌人成立这一反共组织，在于威胁群众自己进行反共，彼此监视，防止涉及革命活动，对政府效忠。初时这一反共组织有一些作用，但在戒严解除后，由于不得民心，也在我军的压力之下，逐渐自动解散了。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他们也用小股兵力，进行反游击战术，或长期围困我们。

敌人为了应付不断升温升级的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他们在本地招兵买马，也增加外援。仅在1973年5月尾，从马来亚就调来了第5营皇家马来军团。

他们还实行“堡垒”策略，不仅在游击区安兵扎寨，也在非游击区如第四、五省建哨站，他们决定要在全砂拉越建军警哨站38个，把革命基地与革命活动范围划入其重重包围的内线作战之中。

此外，1972年某军事指挥官提出什么“新战略”，即实行天空直升机和江上的炮艇相配合，支援地面的战斗部队。在战火燃烧的岁月，人民武装有时在大路打伏击战,使敌兵在大路活动缺乏安全感。他们蛮横地命令群众清除大路50码以内的路边杂草灌木;限14天内必须执行命令，否则一天要罚款100元。但人民群众无视什么“命令”，却听之任之，反动派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二) 为了对付越来越活跃的拉让江革命武装斗争，吉隆坡政府应砂拉越方面的要求,调派应付共产组织有丰富经验的袁悦凌来到砂拉越主持政治部工作。1971年5月,袁来到,立即进行调整与部署。在他的策划下, 1972年3月25日，当局宣布拉让江为“特别保安区”(简称为RASCOM)。他们加强各军事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协作: 即军事丶警察与民事，成立“拉士贡”委员会，要协同统一指挥作战;砂拉越首席部长任州行动主任全权统率作战，有权采取一切他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中央政府给予州政府一切支援，以全力对抗北加共产党及其北加人民军。要军队派军队，要钱送钱，州政府要什么，中央政府就给什么。看来, 他们是下了铁心，全力以赴对付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不达到消灭之誓不罢休。

在调整和制定(或加强)应付措施上，他们提出了对付拉让江武装斗争的 5大方针：

(1) 建立“新村”

面对日趋严峻的武装斗争局面，敌人有计划像第一省那样在拉让江华区建新村，但还未实行。他们除了没有间断地陆续逮捕革命同志与群众之外，从1969年起，他们就先后把泗丶丹和巫各地的有关革命群众迫迁进第一省的“新村”，以断绝军民的鱼水关系。

1972年3月26日，在OMT的乌也路30哩破坏了当局的公务局车辆和在乌也河尾处决了本古鲁伊曼(Penghulu Imban)之后，敌人就在史瓜奥(Ulu Sekuau)建“新村”，硬把附近长屋和OYA河尾的6座长屋迫进史瓜奥“新村”。接着在“恩不鲁行动”(Operation Empuru)中，敌人也强迫加拿逸卡巴(Kabah)河和Tada河的14座长屋，198户家庭,共1375人搬进Ng Tada。1974年7月10日，当局把兰岛邦江(Rantau Panjang)附近4座长屋，63户家庭，共377人集中迁进兰岛邦江。当局只提供建筑材料，住宅还要靠伊邦居民自己去建。

在拉江江中游地区，也建了三个徙置区"新村"。1972年4月2日，有18座长屋，207户家庭，共1356人，集中迁到查高(NgJagau)。1973年7月13日，也有21座长屋，349户家庭，共2420人，迁去南光河口(Ng Ngungun)。1975年3月12日，在“贝巴达行动”(Operation Bebatak)中，最後一个徙置区"新村"是建在NgDap，有6座长屋，65户家庭，共437人被逼进去。

总之，从1972年到1975年，在拉让江OMT和中游两个单位，有84座长屋的1282家全部人口8445人被逼迁至6个伊班“新村”。

在有的徒置区内，建有小学、教堂、医疗所、军警哨站，提供水电。敌人采取这些隔离措施,会给我们民族工作同志带来活动与粮食供应等一些困难。广大伊班群众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长屋，离开辛勤耕耘的家园，离开赖以生存的森林，强行集中在狭窄的小天地，生活靠什么?反动派口口声声安抚群众说：“徒置计划目的之一是为了改良居民的生活水准及生活素质。”我们可以想象，农民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当局又没有提供更好的职业出路，所谓“改良生活水准与素质”，还是靠自己,寻求自生自保。

(2) 自卫团武装

反动派在革命战争中也开始认识到，要对付人民武装的反抗,单靠军警，而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援配合，是不够的。因而，他们在混合区与民族区收买与组织地方民防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大小城市，反动派重视组织所谓“自卫团”，把枪支主要发给马来人和少数较反动的长屋的伊班人。在农村成立“自卫团”并接受简单的训练。据报导，1972年4月22 日，在诗巫召集有3千名以上的自卫团，同年5月6日，在诗巫、民丹、沐胶等81处召集有10040名自卫团，发枪支并给他们训练。反动派夸下海口说，“自卫团的目标是达到5万人”(到1982年，只召收到25500名)，但在推动城乡华族群众参加“自卫团”受到抵制。在诗巫市，也有号召市民在晚间巡逻，反应冷淡，后来也不了了之。

(3) 加强反革命心理战

1972年“拉士贡”成立之后，当局显着的一个策略改变，就是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逐渐转为以政治进攻为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搞反革命心理战，致力于经济发展，即争取时间为大财团布置砍伐森林,种植油棕,从中也无形中为土著和农村农民带耒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发展,并藉此努力争取民心。以政治进攻为主，并不是放弃军事上的进攻，相反有时某个阶段还是以军事进攻为主，有时两者并重，但整个来讲，他们开始更重视反革命政治的作用。

在1972年之前与之后的对比，在这之前，反动军警残暴杀害群众较多，而之后则较少。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中他们吸取经验，杀人无多大好处，杀人越多反而可能激起人民更大不满丶更大的仇恨,因而对惨杀群众的反动士兵进行了告诫，在军队内部并作了一定的纪律整顿。同样的，与其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人与革命军人的肉体，不如在政治与士气上削弱之，甚至瓦解其斗志，让其自行屈服投诚，这才是上策，才是真正的胜利，比起军事它不用花费很大的气力且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反动当局更加重视搞反革命的心理战，全年散发了约几十种的反革命传单，有时仅仅一个月就投下350000份传单。每当一位同志牺牲，他们可以散发传单，散布什么“不听劝告的结果落个悲惨的下场!”又发一种什么“若再不出来，XX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的传单。若有一个同志投诚，他们可以大作文章，敌人可利用他通过电台、报纸、传单、反共集会等形式，大肆告诫坚持斗争的同志要“崖悬勒马，回头是岸!”当人民武装处决一位特务分子，他们又会通过各种媒体，咒骂什么“共产恐怖分子惨无人道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良民百姓……”若狱中释放一批政治拘留者，就有可能召开个记者招待会，强迫发表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本国的国情，武装斗争没有前途……”等等。反动当局可以在某一坡逮捕一批群众，进行盘问丶拷打丶威迫和利诱之后释放，再来个集体“声明”，声明“与共产党一刀两断，不再受恐怖分子的欺骗”云云。他们还利用部分同志的亲朋戚友，通过传播媒体，呼吁我们什么“放弃无谓的斗争，赶快弃暗投明，与家人团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搞反革命心理战，这是反动派惯用的伎俩，也形成了一种对付革命的政策。对革命意志薄弱者和动摇者，它就会产生一些作用;对不明真相者或觉悟低者，长期也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革命有坚强的信念和决心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及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共产党人与革命者是不会产生作用的;相反有时是起着反面教材的作用。

(4) 加控制学生

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往往起着先锋的作用;革命队伍的高级领导人也多来自学生;革命队伍中不少是学生。因而，反动当局想方设法对学生进行控制：对他们灌输奴化教育，和进行色情思想的腐蚀与荼毒;对进步的学生与教师则进行恐吓与逮捕。1972年3月22日,反动当局开展了所谓“毕德“行动，在第一、二、三与四省逮捕了一百多名教师与学生;然后威迫一些师生在学校、在公共场所或通过媒体，说什么“以往受共产党恐怖分子的甜言蜜语所误导”，劝大家“不要再陷入共产分子的圈套，要认清恐怖分子的狰狞面目……”;反动派也重视在中小学举办什么“防止共产分子渗透学校的展览会”，也有利用“自新人士”在会上散播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陈词烂调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敌人控制学生，很明显，他们是要切断革命队伍的人力和兵员的来源之一，削弱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

(5) 搞发展

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解放与提高生产力，在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同时，要不断改善提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照顾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人民的政权尽管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但权宜之计，在搞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搞点人民的福利。他们可以减少扩军备战，省下一批经济搞发展，也可以从五年马来西亚计划中拨出一笔款项来发展，用来改善城乡的基本设施，降低人民的贫穷率。他们通过“改良主义”政策，转移人民的视线，遏制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

反动当局搞发展，尽管根本的动机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却是对付革命的一种有效策略。后来实践证明，他们搞发展，是有作用的，对人民会起安抚和转移视线的作用，可以缓和跟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 搞民事服务

反动派也打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搞些这样那样的民事服务。1972年2月4日，他们在加拿逸开展个所谓“砂叻”行动。他们成立了民事行动组,走下乡村跟居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起着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的桥梁作用。他们带着药品与针筒为群众看病;他们指导村民如何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他们指导村民如何实行家庭计划，如何养育婴孩，……等等。

他们也学我们为伊班群众医病的做法，搞“飞行医生”，偶尔用直升机到偏远长屋分药治病。还设立15处固定和5处流动药局，提供医疗帮助。

尽管反动派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他们这样做作，会起一些蒙骗作用，对争取民心是有好处的。

(四) 实行粮食管制

他们规定所有从事“统制品”买卖的商人必须申请执照，并做记录，将受粮食统制部官员的定期检查。

(五) 户口调查

在於了解 Rascom地区人民进出的流动情况，以阻止他们提供匿藏处或粮食给共产党。

(六) 在政治上，他们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过去，把人联党纳入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城市开展“诛达”行动，破坏我们的统一战线。

我们采取的主要斗争策略：(1)以华区为基地，逐步开展混合区和深入民族区工作;(2)加强内外的思想政治工作，揭露与反击敌人的反革命宣传;(3)采取突击宣传和广泛活动的形式，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力;(4)面对敌人的“围剿”，我们采取潜伏，突围转移和开展战斗等的办法，达到保存自己，破坏敌人的军事进攻;(5)必要时开展一些战斗，以骚扰战丶麻雀战、地雷战与伏击战打击敌人;(6)对特务分子破坏分子要进行镇压，警告，要给予罚款、迫迁，甚至处决;(7)努力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克服敌人给我们所带来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