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三章 西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上）

第十三章 西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第一节 部队进入第一省

第二节 第一省掀起革命武装斗争高潮

一、海口区整顿组织

二、内奸陈传淦事件

三、改建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四、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

五、敌人的军事“围剿”

(一)海口区的“巨网”行动

(二)敌人的青山“围剿”

六、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在发展壮大

(附录一)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建党宣言和章程

(附录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续 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二章 第四省的革命斗争

第十三章 西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上）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事件后我们就越界到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1964至1965年，我们先后在西部和东部建立了二支独立自主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1968年中或年底(1966年北加人民军就进国内第二省)林和贵带领身边警卫队和洪楚廷带领北加人民军分别回到第一省和拉让江地区，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迅速地把武装斗争发展起来。

第一节 部队进入第一省

在“12.8”事件后，由于客观形势所迫，在文铭权不在的情况下，林和贵做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决定。1963年中，他也越界到印尼去跟文铭权和黄纪作结合，共同处理组织自己部队问题。

按照“9.19”盟中央坤甸会议的决定，林和贵是要去东部的。林和贵没有遵循9.19会议的决定，却留在西部，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至到1967年初离开第三支队到印尼山口洋一带。

在山口洋大白树村期间，林和贵派同志回到国内联系省委负责同志，还要陈传淦等人到山口洋来会面。一次陈传淦在群众家被捕。在受到印尼军队袭击后，他们几十个人转移到锡邦。在这里有几个月时间。但又遇到当地达雅人在印尼反动军人的煽动与带领下，对当地华人进行凶狠残暴的烧丶杀和抢。他们被迫转到三发县的直木港丶假狮和帮甲一带潜伏丶保存和开展这一带的工作。

正当他们在这一带安定扎下和继续开展工作的时候，林和贵发现陈传淦不但早已叛变革命，而且被敌人利用打进组织内部。

早在9.19会议之后，林和贵曾写信给国内省委表示要回国，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觉得更要回去。

经过与其他干部研究部署后，1968年6月22日清晨，约46位同志(多数是西加参军的同志)分别乘着两艘长船同时出发,并行前进，互相照应。每艘船各坐着一个船头侦察和船尾掌舵的，其他的同志都伏在船上用“加央”盖着。初时风平浪静，但后来刮起大风，掀起大浪，这样在途中变成两艘船分头前进。第一艘船於6月24日中午顺利到达海口区的德洛沙邦，后一艘迟了两天才到同样目的地。他们就把第一个营地建在德洛沙邦(TelokSabang)经过扩建的蔡老伯的屋子。

第二节 第一省掀起武装斗争高潮

一、海口区整顿组织

林和贵从印尼回到国内，把大营地建在海口区是根据由于多年来，省内的革命阵地和工作都受到叛徒内奸的破坏，只有海口区受的破坏较小，而且群众基础较好，这是最主要的条件。其次，海口区是个沼泽森林地带，不利于行军作战。交通只能依靠小路和河流，十分不便。对双方而言，都是相对的。如果敌人要进行军事“围剿”，要动用空军和水路的舷外摩多容易被我们发觉，用小路和其他船只进兵，行动缓慢，会给我们赢得时间，利用纵横交错的河流进行转移和撤退。

必须指出一点，回到国内，在对待和处理叛徒内奸是否正确与妥善，是至关重要的，搞不好，不但前功尽废，而且还可能自身难保。叛徒内奸陈传淦获知林和贵派人回到国内，就被调到吉隆坡政治部，旧省委曾繁浩向革命组织认错接受改造。赖锦玉也回头留下两年考察，然后决定去留。在20个月短时间内，办了许多工作和完成不少繁重紧迫任务。

至于说后来反“围剿”斗争牺牲较多，主要是进进出出的人次太多太频繁了，加上活动情况被敌人有所掌握，以及没有在一第十三章西部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217定的时间主动撤离最初在德洛沙邦地区。1969年8丶9月间转移到怒诺(AsaJaya)椰林地带的山边，但仍旧麻痹大意丶侥幸取胜的思想作祟，没有撤出海口区，又没有做反围剿的部署安排，结果在敌人围剿下造成重大牺牲。

在整顿组织方面：

1.采取认真严肃批判的态度，争取团结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在清除叛徒内奸破坏干扰的基础上，整顿了省委会和属下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机构，恢复与发展了第一省的革命工作。

2.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二支队和火焰山部队留下的指战员先后回国接受休整与培训，再集中各地区前来参军的同志，改编成立了北加人民游击队。

3.把分散在印尼西加各地的地下工作者和志愿参加北加革命斗争的西加同志接应来海口区，进行学习与培训，然后分派他们参加北加人民游击队或省内的地方群众工作。

4.大力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来自各地的指战员、和省内外干部同志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展开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批判宗派主义，从而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认识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另外，还做了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

1.成立宣传出版机构，加强宣传出版工作。复刊《劳动报》和《解放报》，每周出版发行《新闻简报》，出版宣传教育小册子，翻印出版革命理论书籍，和图片册子，等等。

2.成立军事工作小组，负责中心的保卫工作，负责同志们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在军事工作小组领导下，又成立警卫班，负责保卫和协助领导干部进行工作。

3.成立兵工生产小组，负责研制和生产枪支弹药，和负责解决部队的装备。

4.成立后勤总务小组，负责处理同志们的伙食、日用品，和供应军服、背包、吊带等配备。

5.成立医疗卫生工作小组，负责医疗卫生工作，负责培养医务人员，负责出版关于卫生与治疗小册子等。

注：以上是依据林和贵的《历史回顾，我的告白》

二、内奸陈传淦事件

我们革命组织所面对的敌人，不但有来自外部明的敌人，而且还可能有来自内部暗藏的敌人。最阴险、破坏较大的乃是来自敌人的代理人，或是敌人训练的奸细渗透进来，或是组织内部成员被敌人利用成为内奸。在北加革命斗争史上，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同这些内奸进行斗争。

我们的敌人主要是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渗透进革命组织，进而破坏丶打击以至瓦解革命。在60年代，敌人曾应用这个办法，企图秘密逮捕组织干部来破坏各省的革命斗争。1961年初，林和贵自我暴露，他曾被秘密逮捕和用金钱收买过。1963年前后，敌人曾在第四省秘密逮捕潘先琚丶温南振等领导人，企图利用以打进组织，但成效甚微。1964年底，第三省的黄兴汉、郑勇生和陈文诗等省委也遭捕，也在敌人政治部工作，敌人也企图收买他们，渗进组织。由于他们不愿当敌人的代理人，甚至设法潜伏下来，回去寻找组织，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倒是第一省陈传淦被敌人成功打进来，以陈传淦为首的第一省省委被他们控制了约三年，给第一省(除了海口区)和其他省份革命带来严重的打击与破坏。

据了解，陈传淦在古晋市区的活动早被密探盯住了。陈於1966年中一次开了两个晚上会议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后来组织内綫人揭示陈秘宓被捕了，彻底叛变了，当了敌人的内奸。陈失踪没有回来，引起了他的弟弟传伟的注意，问同志是否要报警。有同志认为，若第七天没有出现才去报警。第七天陈xx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要结婚。陈出现后还约一位市委书记去某个群众家找他，由于她有警惕，她没有赴约，却派一个人到约会地点附近去观察，发现有可疑的人出没。

1966年下半年，陈传淦秘密被捕，以为别人不知，出来后打着“革命”的旗帜，继续在“革命组织”内工作、活动，而且要求各单位、各负责人提供他们所负责的各自系统的组织名单，不但要组织内部的名字，而且要真姓名。其实,按照革命组织纪律规定，一个组织内部的同志只能懂得自己的三层关系以内的名字，超越了就是发展横的关系，就是违反纪律。为了探取组织内部更多的秘密，没有组织关系，陈内奸就通过横的关系去挖掘这些秘密。陈把工、学、农等部门高层干部调去郊区“训练”，进行大暴露。当他受到责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却狡猾的推诿说是“联络员自己搞错的……”。

当时许某是古晋市委书记，市委的力量最强。为了探取更多情报，陈xx说要参与许的工作。许的工作有工、学、政党、出版和地下通讯联络(属于砂盟中央的)。她婉言拒绝，但陈软硬施加压力。陈会懂得许有两位联络员,一位一时还不知晓(许被捕那一天，陈也懂了)。一天她发现负责第二省联络的女同志失踪了，二天后出现时，神志恍惚，身上有伤痕，她推说是踏脚车跌伤的。但奇怪的是，她总是叫许快走。许发现寄出去的信件(包括稿件寄到出版部的)总是没有收到。

原先由市委主持下的《学习报》交给负责农运的省委去负责。这一刊物也被陈传淦所控制，刊物的内容没有了以往的革命性与战斗性，却充塞些黄色的东西与谬论。同时，省委的报告被转载进去，黄兴x的文章也刊登进去。当陈受到质疑时，他辩解说他没有去审查。陈控制了《学习报》，和进一步想控制《工农报》。后来，《工农报》的命运也挣脱不了陈的魔爪。

陈传淦除了调查组织内部名单之外，他还调查组织的经济。他要各部门呈上财政统计报告。有一次，陈交一包东西给某某同志代转，钱却跌了出来，陈赶忙自圆其说：“这是一万元，要定期给某某一些人……。“其实，陈通过组织搞横关系，即早期的经济组去捞取钱财。那时，经济组曾发动学生卖豆芽、豆腐等搞福利筹募经济。陈捞集了很多钱财，也买了地皮。他后期生活豪阔奢糜，经常炖鸡吃，吃不了就倒掉。

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是：秘密逮捕施加威迫利诱,把“改造”了的代理人，一星期内打回来，继续“革命”。当时，出事的第一位是陈xx，接着有赖xx等。这些干部被捕后，市、省委的人变成了敌人的代理人，他们控制了整个市委、省委。难怪敌人得意忘形的笑道：“你们的肉全烂了，只剩下皮包骨!”

敌人通过逮捕、审问，通过有关的人、站和线沿藤摸瓜，也榨取了外省的许多情报。接着敌人就进行有计划的镇压革命。1966年12月6至8日，敌人就部署了一次全砂大逮捕，第一省捕了57名，第二省20名，第三省20名和第四省22名，总共逮捕了124名。这是第一、二级组织内的成员。1968年6月26日又逮捕了一百多人，这次逮捕的主要是第三级以下的成员。

陈传淦内奸被揭发过程是这样的：林和贵说离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约半年，他觉得第一省省内组织有问题，就派阿海等回省内，带了陈传淦、曾繁皓、潘瑞汉、罗广源和王进思等同志去印尼山口洋大白树村见他。一天，陈传淦和一个印尼地方上支持北加革命的青年陈宏声工作者在群众家，却被突然袭击的印尼兵抓到。在陈被盘问期间，他向印尼当局表白了他的“马方人员身份”，并出示证件证明。一起被捕的陈宏声逃脱出来后，约半年找到组织，透露了此情况。林和贵查究后，发现陈被引渡回国后，又继续进行“领导”工作，证实陈不但叛变了，而且当了敌人奸细。

待要抓这位罪大恶极的陈传淦时却被调走了，而后溜到吉隆坡。在我军活动的地区，敌人也注意收买当地的一些见利忘义的群众，扮着积极支持的姿态，企图获得信任，以利于探取情报和监视我军的活动;或者有预谋的安插一些奸细分子在要害的地区;或者混进革命内部来，打击和破坏革命。

三、改建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

大约1969年中，领导中心把一般工作者丶学习班成员遣散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放弃第一个德洛沙邦营地，留下的部队，重要干部和中心工作的干部同志一起转移到怒诺。

1969年5月初，沈友贵把在边区战斗的第二支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一部分同志(天石、小梅、小青、奇勇与惠中)带回国内。同年7月，黄纪晓也把边区剩下的火焰山部队队员带回国内。为了更好地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在林和贵的领导下决定把撤回砂拉越境内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曾佩雄领导的)和第二支队以及火焰山部队剩余指战员改编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同时把西加参军的华裔同志和国内参军的同志，经过训练之后，全部编入北加人民游击队，并宣布1969年7月13日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总部的领导班子是：政委林和贵，政治部主任谢焉素，司令黄纪晓。后勤陈禄贵，成员田云端、沈友贵和曾佩雄。

“巨网”行动后，先后宣布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三个中队：以怒诺半岛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钟顺昌(福泉)，指导员是赖福财(程万里);以伦乐县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二中队，中队长是刘月辉(武革)，指导员是李亮清(李克文)，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官木荣(奥士曼)和赖顺德(田光海);以西连路一带及过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是第三中队，成立时中队长是田新春(维和)，指导员是彭福贵(刘振华)，1970年后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庄美祥(振雄)刘天石和蔡色仁，成员林峰。

1971年“3.8”青山事件后，林和贵从青山到山都望，再到彼岸西林洋地带，后再从水路转移到马当6哩的宋溪列，再转移到石角。在1971年中转移到马当山区一带，并不断转移10多个营地。从1971年6丶7月直到1974年1、2月，前后有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