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一章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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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加人民军成立三个支队

在黄纪作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第三支队,紧接着在同年12月12日，又在砂拉越第二省卢勃安都对面印尼境内建立了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1968年间在第二省板督对面印尼境内又建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为了统一领导三个支队，成立了总部。总部的第一代理书记兼主任是黄纪作，第二书记是贝文对，洪楚廷任副主任，蔡瑞庆是委员。总部的黄纪作和蔡瑞庆直接领导第二省及边界一带工作，洪楚廷和贝文对（由于组织不健全，也没有处理好组织关系，实际上第三省(后来包括第六、七省)工作是由洪楚廷领导，贝文对一直在中游，1974年就跟随斯里阿曼行动出去了）直接领导第三省工作。

一、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在印尼马罗河的加拉央地区建立，是北加人民军最先建立的一个支队。这个支队有指战员100多人，分成4个中队。支队长是罗平(沈智威)，副支队长是叶子华(江先枋)，指导员是沈新民(沈耀斌)。

第三支队武器虽然还不够现代化，但全是军用枪枝，而且许多队员是参加过旧连队，经过较正规训练的久经考验的战士，所以战斗力还算比较强。北加人民军是在印尼政局起了极大变化而且对我军不利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指战员积极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奋斗。第三支队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在总部领导正确决定和支队指挥部的有力领导和发挥全体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在第二季生产时,向原始森林砍了一片百多依甲的大稻芭,种下稻谷、木薯、玉米、瓜类、茄子等菜,在阳光充足、土地肥沃及同志们充分照料下，长势大好,取得大丰收。单单稻谷就藏了几个大谷仓，几百人日常口粮完全解决。在砍了这块大稻芭同时，还在附近再开辟了一块10多依甲专种木薯的芭地，更充足解决以木薯为主食及收藏了大批木薯干，有力保证部队多年坚持反击敌人的斗争和迎接由国内第三省上队约80人及由二支来50多人为期3个月的整训的粮食问题。

同时，领导更趁敌情较松时，派出猎手去打猎抓鱼，除平时吃到肥美的大百灵鱼外，还储存了不少猪油,是部队最初三年在敌未重点进攻和罗支队长未牺牲前最好时期。

在大力开芭生产的同时，总部领导也即时派出部分同志开通进国内第三省的路线，并于1968年成功与国内领导取得联系。

1968年9月，洪楚廷带领首批40多位国内同志在边区同志的带领下到达印尼边区基地,与总部领导纪作、文对及三支全体同志和二支来整训的50多位同志大会合。约300多人的盛大场面，令个个同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相互受到激励和鼓舞。国内领导与边区总部领导会合后，也积极研究形势和开启东部的革命武装斗争问题,确定党军的领导机构和一些来自国内干部参与第三支的领导工作。

1968年10月1日，三省第二批30位同志也到达印尼边区基地。而这天正是印尼兵进行空前规模对基地进攻。空中轰炸和扫射，配合地面行动。所以第二批同志到来只和领导会面而已，就和边区同志共同战斗。

面对敌兵的进攻，总部决定基地人员做适当分散。决定由洪楚廷于10月初带部分第三省来的同志和边区的部分干部同志返回国内,开启国内第三省的革命武装斗争。由黄纪作于10月中带领由二支来整训的同志与三支的部分干部同志转去第二省边区，加强二省的部队领导和争取早日与西部领导林和贵会面,共商革命的重大问题。由贝文对副政委和罗平支队长带领大部分同志坚持基地斗争。稍后中队长温贤定也转进国内配合洪进行第三省的革命武装斗争。

1969年6月29日，罗平支队长不幸牺牲,给三支带来重大的损失，明显的削弱支队的领导力和出现指挥部干部间的斗争。原副支队长江先枋与其爱人离开三支到第二省二支。随着围剿反复,基地同志也陆续转入国内第三省或去其他单位。年底，贝文对付政委和身边警卫人员也转入国内第三省拉让江中游武工队。边区基地仅留下30人左右，由白鸽付支队长带领,转到马罗河尾，继续坚持开芭生产。在近一年的努力劳作后,也取得粮食自给自足。

1970年12月24日，印尼两架空机向稻芭扫射与轰炸，接着空降。幸好，在稻芭工作的同志和营地的同志均安然无恙。在考虑领导力和粮食尽失的情况，全体同志便先后离开边区基地转入国内第三省。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坚持6年的马罗河边区基地斗争宣告结束，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

在几年的反“围剿”中，第三支队还开展了以下几场主要的战斗。

1966年12月24日，印尼兵开始试探性对基地进攻。与我一组在营地对岸山守卫的同志驳火，指挥部派蔡建国付中队长及杨利民付队长去支援。由于仓促冒进，结果被停留在驳火点的印尼兵射击，两人一起牺牲。

1967年12月12日，朱瑞萍在12.24点站岗时，因打瞌睡被印尼兵摸来袭击而牺牲。

1968年3月10日，印方为了阻止我军抢收稻谷，派出苏岛空挺部队200多人进攻我“5.1”点稻芭。结果遭到我军由六位同志组成的麻雀战斗组，以一颗八号迫击炮弹、一颗五号迫击炮弹(经过改装)和三颗手榴弹组成的“变相地雷”阵(又称天雷阵，因一颗迫击炮弹是挂在树上的)炸退，炸死敌兵七人，炸伤五人(其中包括敌兵连长)，我方无一伤亡。1968年10月4日，我军在11.1旧营地时，打死敌兵一人。1968年10月16日，为支援被围剿的三支，温贤定受命带领指挥由三支与二支队联合的一个加强小队(18人绝大部分是老连队同志)，在兰益(Lanjak区)的Nibong长屋附近主动伏击印尼兵。结果歼敌7人，缴获美制半自动步枪(GL)和自动冲锋枪(TS)及手枪共5把及子弹装备。

第三支队为更有力反击敌人的围剿，1966年底总部领导黄纪作改装手榴弹的导火管。在试验改装后的手榴弹时,发生意外，身受重伤。

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

黄纪作首先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后，紧接着於1965年12月12日在第二省的砂印边界印尼一侧的甘督河支流马兰召长屋地方(即国内第二省卢勃安都与丰洛边区的印尼侧)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这一支队於1967年时有70多人(成立时只有30多人)，支队长是沈钦龙(沈坚平，1968年后来改任副支队长)，副支队长是范子香(李洪彬，后升正支队长)，指导员是杨传兴(杨平)。第二支队成立后还成立为数20多人的鲁巴河武工队,队长范子香，指导员黄赛莺,活动在国内的英吉利里和丰洛河(sUndop)尾，开展华伊群众工作.1966年8月，活动於第二省边区的TNKU连队中的我方同志20多人起义回第二支队。此后第二支队成立了五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李小峰(郑维忠)，副队长雷声(黄大虎)，北盟组长是叶晓阳(房月梅);第二小队队长蔡秀明(杨云台)，副队长赵大山(吴荣德)，北盟组长是黄珍娜(赖福枝);第三小队队长蔡露云(蔡仁昌)，副队长陈月伦(余和胜)兼任北盟组长;第四小队队长韩广源(韩必亚)，副队长庄海洋(郑万灵)，北盟组长鲁程(刘德寿);第五小队队长黄生(1968年底郑宗希担任而黄生则为副队长)，副队长赖福强(丘振芳)，兼任北盟组长。

参加第二支队的人员主要来自第二省的英吉里利、板督、丰洛、成邦江、木中、实巴河，横江等地参军的同志，也有部分来自北加国民军第二连起义回来的，还有来自马罗河的第三支队成员，这些回来的同志是支队的主耍军事干部和主要战斗力。

第二支队自成立到1972年中的营地均在印尼边区的狭小地段,活动和战斗也主要在印尼边界一带。他们完全依靠异国的伊邦族群众的支持。长期处于分散奔波和粮食困难中坚持斗争。第二支队成立初期除了大营地集中训练、搞生产之外，也派小组或小队到附近长屋去团结教育土著民族。一年后，马印在边界进行联合“围剿”，二支从1967年初开始就化整为零，以游击队方式搞民族工作和进行活动。副支队长李洪彬率领一小队进入国内，继续开展华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杨平也带领一批队员进入国内第二省开展民族工作。其余人员则由沈坚平带领在边区一带长屋区活动。

1968年6月左右，第二支队派出50多人到第三支队进行整训为时近3个月。10月1日,印尼战机对第三支队营地进行轰炸扫射，和地面部队推进。面对敌人的进攻，领导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处理：洪楚廷带领部份原第三省耒的同志和部份第三支边区同志转进国内第三省;贝文对政委和罗平支队长继续坚持在马罗河，而黄纪作则带着原第二支队耒的同志接合第三支队的部分同志转去第二省第二支地区。纪作到达第二省后，最初对第二支队的人事稍作调整：首先宣布李洪彬任第二支队正支队长，沈坚平改为副支队长;其次是黄赛莺调到总部任总部职员;再调郑宗希任第二支第五小队队长，黄生任副队长。

1969年4月，杨平由国内第二省回边区与纪作和瑞新一起开会。会后杨平留在第二支边区。同年6月，杨平被派去负责和西部的交通联络工作。结果於1970年1月4日在去和西部第一省的最高领导约会的路途中被捕。

1969年3月，纪作把第二支改组成立“3.30”战斗队，“10.26”战斗队,取消支队的组织形式,在原活动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和战斗。其中“3.30”战斗队是对敌战斗为主,“10.26”战斗队则是总部领导纪作的警卫队。“3.30”战斗队正队长是范子香，副队长是沈钦龙，队员有江流、海燕、燕坤、小明、伟明、亚丁、林梅、小梅、亚业、宗希、陈燕、黄石林、蔡谊松、罗卜、起来、华勇、小坚、坚民、红青、贝全、大进、明光等。“3.30”战斗队主要任务是战斗和搞民族工作。他们从第三支先到印尼境内Badau一带，除了在Melanggau有短暂驻扎营地之外，其他时间大都是在边界的印尼境内流动。

第二支队成立以后，在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Ng.Kantuk)连续主动出击;1967年9月17日，印尼军对第二支队开始围剿。我10多位战士深入敌后运输线，在安巴河伏击一船敌兵，打死10个，俘虏一个，仅一个潜水逃脱，缴获AK来福枪2把，SKS半自动来福枪6把，手枪一把及其它军用物资。

1969年初，3.30战斗队成立后,在甘督地区展开系列战斗：1969年3月，为了扰乱与牵制敌人兵力，我方派出一组同志到古弄密长屋附近，乘敌兵冲凉时袭击，打伤2个。同年同月的另一次，我方派出一组同志，携带一门5号迫击炮，夜间摸至甘督小镇附近，向敌军连部开炮，准确击中敌军营地，炸死炸伤一些敌军。1969年6月4日，我方伏击敌兵，打死打伤四个。伏击点是在敌两个哨所之间，战斗五分钟结束，缴获三支半自动来福枪(SKS)。同年8月26日，我方四人组成的麻雀组，迎击过桥的大队敌兵，打死打伤3个，其余敌兵狼狈跑回营地。同年9月14日，又一组麻雀组摸到敌军驻地附近的河边埋伏。在清晨敌军冲凉时，突然袭击，打伤一个，其余10多个来不及穿裤赤裸裸地经过市区跑回军营。1969年10月2日，我军打伏击战，打死3个，击伤一个，缴获一把SKS半自动来福枪、一把汤逊枪、一把美国手枪等装备物资。第二支与3.30战斗队，主要通过多次主动偷袭和埋伏出击敌军，缴获各种类型现代化武器有50支和其他军事配备等，经过多年的实战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省边界印尼境内聚居的伊班民族，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经我们同志早期民族工作和抗马时期的继续宣传教育下，他们对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曾作过多方的支援，也对我们相当信任。如在都劳河(S.Ketungau)上游的群众，在他们的长屋被印尼军队放火烧掉时，这些约整百人无家可归的群众跟着我们“3.30”战斗队上山，也有三个来参军但由于我们没有稳定的边区基地和没办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让他们返回。随着我方与印尼军不断发生战斗，敌我矛盾加剧,敌兵在加强对付我军的同时，也加紧的迫害与镇压群众，诱骗收买,使群众害怕革命，有些群众蜕变，甚至跟敌兵合作，反过来被敌人利用来陷害砍杀我们同志。当时也有三个Bugau族人因受迫害而参加了“3.30”战斗队，其中一个也被变坏的伊班群众砍死。我们被反水土著杀死的同志还有叶贤畅(华新)、严草平、余凤春(芳妮)、林学义(练红)等等。吸取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后来我们同志去碰伊班群众时，先把他们的刀、枪等武器解除掉，有些同志在一旁持枪戒备。这样会见与宣传群众，又使群众慌张、恐惧，以至反感。敌兵又命令伊班群众把他们所种的木薯砍掉、拔掉，敌兵有时也在稻芭附近埋伏，等候我们同志去挖木薯。这样，“3.30”战斗队就很难在这些民族地区立足了。

为了方便解决粮食问题、缩小目标，也为了较方便和灵活的行动，实行分散活动。范子香带一队在国内西边，继续开展华族工作。沈钦龙带一队在东边边区长屋一带活动。后来，沈钦龙一队又分出两组，一组由郑春喜(宗希)带领，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另一组是由郑瑞绵(黄石林)带去搞民族工作。

沈坚平跟同志们分组后，1971年12月18日，他跟爱人向敌人自首。沈投敌后出卖了不少情报，又带领反共突击队(主要由叛徒组成的)回来在联络点放假信，埋伏袭击自己的同志。当时，黄纪作派一批干部到第一、二省边界一带开辟新区工作，来回要经过老区,都要去联络点查信或补充物质。由于内部出叛徒，同志们不知情,先后有苏小明小组、蔡仁星小组等都在联络点被伏击身亡。由于那时纪作急于要跟范子香联络上，冒险派苏利亚、蔡义清和叶贤钦(鲁恩)去旧联络点联络，结果又被伏击牺牲。

沈坚平自首叛变后约二个月，“3.30”战斗队沈这一队剩下的郑宗希等七位，也离队自首。再说，范子香跟海燕离开边界到英吉里利，於72年7月尾被叛徒阿利等搞假联络而被陷害牺牲。至此，“3.30”战斗队彻底瓦解。

三、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的前身是B.P武工队(横江板督武工队)，这支武工队於1966年初成立，当时营地是建在第二省边界的新陆山。主要负责人是张庭芳(张凡)和陈明惜(士杰)。队员有蔡美发、温俊南、张源富、张权富、李兴庄、黄祺磷、温尤远、将来等。当时他们分开两个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横江地区的工作由陈明惜负责;板督地区的工作由张庭芳负责。

到了1968年初，在板督与印尼边界的印方境内，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人数有近30人，支队长为陈明惜，副支队长是刘佑晴(刘洪)，指导员是沈泽清(陈亮)，总部的成员蔡瑞庆副政委也在那里领导工作。第一支队成员来自自愿军连队第三连与二连的部分人员，板督和横江等第二省新参军的人员和第二支队的一些人员。

第一支成立后活动于第二省板督一带砂印边区，主要据点在印尼境内，没有印尼华族(仅一一家华人小店，在9.30印尼政变后，此华人-蔡秋被印尼兵杀害)活动多数在印尼境内一方。在国内他们未曾深入到龙牙河下流。主要靠板督、横江的少数华族。

第一支是个工作队，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去组织、教育国内华族工作，他们还有部分同志负责开通与第一省联络线(如蔡爱友)。华区工作重点是放在板督、横江这两个地区。这些华族对革命的支持几乎是100%，也有十多个青年(包括个别伊班族)参了军。另一部分同志搞边界一带的伊班民族工作。当时S.Ketungau河印尼境内以西即靠近一省边区一带伊班民族工作搞得不错，军民情谊深，我们同志还在那里搞生产，也储存了一些粮食。但在敌人的反共宣传与威迫利诱下，有些伊班群众变坏，其中有一对父子，杀害了前来了解情况与搞粮食的同志刘瑞珍(方旋)、李雪蓉(李丹蓉)夫妇。

解决部队的粮食，除了个别时候有自力更生搞些生产之外，大部分是靠群众种的木薯为主粮，有时也要求群众捐献或购买。

第一支在边界和国内也打了一些仗：1968年7月23日，在第二省边界武高地区，印尼境内俘虏两名敌军情报组负责人，缴获汤逊手提机关枪一把，左轮手枪一把。同年11月17日，在第二省板督横江地区，我方打死敌兵3名(其中一名民防队头子古拉曹长)，打伤数名，我方三位同志牺牲。1969年9月29日，在第二省板督边界印尼境内，我军伏击敌军，打死敌军4名，重伤一人，我方无伤亡。同年11月20日，又在板督地区对面印境内歼敌两名，缴获两把印尼兵用的Gelan(格冷)半自动来福枪，及一些弹药和配备。1970年2月6日，我军伏击印敌船，歼敌三个，缴获一把美制手枪，一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另一次在西成公路伏击兵车，敌军车队有7丶8辆，我军打第一辆(以为只有一辆)，打死一个，敌兵全部跳车，有的枪留在车里。过后，援兵赶到，我军已撤离火线。

1970年1月17日，蔡瑞庆副政委不幸牺牲。为了纪念他，同志们把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改名为“1.17”战斗队。“1.17”战斗队尽管面对蔡副政委、刘洪副支队长的牺牲，面对陈明惜支队长投诚叛变，但同志们在沈泽清与张庭芳的带领下坚持斗争，直至“斯里阿曼”谈判。

第四节 第二省武装力量陷於瓦解

第二省在1965年底1966年先后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和第二支两个支队。1966年还成立一支20多人的鲁巴河武工队，队长是范子香(李洪彬)，指导员是黄赛英。这支武工队主要在英吉里利副县活动，它以农会为组织形式，分别开展华区和民族区的工作，以华区工作为主，民族区工作为次。所谓“武工队”，就是以武装的形式搞群众工作。在国内他们分散搞，由于活动频繁，范子香又较激进，暴露较大，导致敌人进兵“围剿”，到处设下埋伏，民防队也频繁出动侦察搜索。英吉里利的马纳区和马鹿区分别都有三个一组同志被袭击而牺牲。鲁巴河武工队在国内活动将近两年，付出不小代价，后来撤回边区。

1968年10月中，黄纪作从马罗河转到第二省印尼边界，加强领导与第二省武装斗争，和争取早日与西部领导林和贵碰面共商革命重大问题。1969年初，他把这里百多人的部队重组为10.26战斗队、3.30战斗队和1970年的1.17战斗队。

10.26战斗队是由吴铁等数十人所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警卫总部领导黄纪作;负责边区与国内的联络;出版《人民军报》和《朝阳》;搞边区与国内的民族工作，以及华区的群众工作。

1969年之前，10.26警卫工作队主要驻在印尼边区的多脑河尾S.Ketungau，后来向西转到河下段与板督接壤的印尼边区一带驻下。印军结束了对西部印尼边区的围剿，他们更能集中精力与兵力对付第二省印尼边区的武装力量。在敌军不断加强围剿和对群众威迫利诱下，有的同志牺牲，有的被变质的伊班人陷害，有的逃跑叛变，斗争环境日益艰险与困难。为了应付这种不利局面，以期扩大回旋余地，更好解决粮食问题，领导机关派一批精干到第一丶二省接壤一带的边区开辟新区，但由于叛徒阿利等的出卖，在经过联络点时，相继有多位同志被伏击牺牲。这样，剩下的同志越来越少，内部困难越来越大。

3.30战斗队有数十人，队长是李洪彬，副队长是沈坚平。战斗队主要的工作地区是在都劳河上游，这是后期才开辟的，之前主要是在印尼边区古拉河一带搞民族工作。3.30战斗队主要任务是搞民族工作，和对敌作战。之前的第二支队和与後改编的3.30战斗队前后共打了约八场战斗，缴获20多把武器。

之后，为了较机动的活动和更方便工作，整大队分为两小队，分别由沈坚平与李洪彬各带一小队。

后来，沈坚平这小队又分成两个小组去进行工作。一组由沈坚平带领，另一组由宗希带领。在这两组分开去工作时，沈坚平却带一些组员向敌军投降。宗希一组后来也坚持不了，最后也离队自首。李洪彬一队也分成两个组，李洪彬带一组，另一组由亚丁和江流等组成。这两组有的牺牲，有的被坏伊班人杀害，有的投诚。3.30战斗队到最后也瓦解了。

1.17战斗队的前身是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是以蔡瑞庆牺牲日期而命名的战斗队。到了1972年5月，黄纪作把1.17战斗队与10.26战斗队两队合并成为警卫队，人数只剩下27人。到“斯里阿曼”谈判时，第二省武装力量剩下不到20人。

黄纪作从1965年开始在第二省先后建立了北加人民军两个支队和一支武工队，人数有一百几十人，经过8年的斗争，以至最后包括纪作在内，只剩下19人。“斯里阿曼”后更没有人留下，第二省武装力量彻底瓦解。

探究原因，1968年10月第三支在马罗营地被印军轰炸，作一定的分散是正确的。但从当时情况看，纪作未必需要立即转去第二省的第二支，因为之后的围剿并不严重，存粮也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纪作可以坚持在第三支既可加强第三支基地的领导又能灵活指挥第二、三省的工作，可以同时派人先与和贵处理好联络，以及按情况再安排自己的动向。纪作久留第二省，既不利领导第二分局也不利保存。第二省的周旋面积不大，较有华族基础的则集中在两端的板督与英吉利里，巴都林当与西成公路只有稀疏的华族。这些华族地区更是敌人长期驻兵。由于长期来实行分队分组分散活动，部队的各级领导长期处于联系松懈的状态，又缺乏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不能有效地克服主客观困难。从1971年之后印尼整个边区境内只有第二省纪作一股力量活动，所以印军更能集中力量于第二省，加上不断对敌进攻夺取武器，活动与重要领导暴露，更使敌人疯狂围剿与残暴镇压群众，进而使群众与内部叛变等消极情绪加剧，又不及时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将人员转移到拉让江地区。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第二省武装力量最终的彻底瓦解。

在此，还值得一提，纪作是东部的主要领导，自1968年以后直到1973年都不曾到第三省检查工作丶召开中央第二分局的会议，与洪楚廷等第三省的领导讨论与部署东部的斗争。换言之，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领导之间的互相了解、监督与友情也难以实现。他的作法不禁让人发出疑问：不知他如何去理解“9.19”会议所确定的“今后北加武装斗争的重点是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