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舞蹈 |《觉醒之光：从巴勒斯坦到全世界，一部关于抵抗与自由的宣言》

《觉醒之光：从巴勒斯坦到全世界，一部关于抵抗与自由的宣言》

(La luce del risveglio：Dalla Palestina al mondo intero, un manifesto di resistenza e libertà)

这本书 (2026年出版)

“巴勒斯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指南针：它能够得救，而我们所有人也将与它一同得救。” 对于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一位能够权威地将法律专业知识与罕见的人文热情融为一体的声音——而言，在这个世界似乎正悲剧性地走向对最脆弱群体的非人化以及强者的绝对统治的时代，想象它的未来“意味着拒绝让恐怖拥有最终话语权，并确保文明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肩负的使命”。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阿尔巴尼斯在本书中提出了这些动词——本书既具有宣言般的魄力，又饱含着爱的真挚情感：巴勒斯坦为世界提供了一线曙光，呼吁人们睁开双眼并付诸行动。

梦想、批判、解放、抵抗、滋养、哭泣、治愈、舞蹈、回归，这些都成为同一项集体实践的不同形式：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的行动，以便在当下过上公正的生活。每一个动词都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讲述那些激发其灵感的非凡人物，并将这些回响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次深入巴勒斯坦历史的旅程——追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片土地经历各种形式殖民暴力的主要阶段——也是对那些曾受苦、怀抱希望、进行探究之人的故事的探索; 那些在谎言肆虐时仍勇于说出真相的人，以及那些为真相献出生命的人;那些将永远背负暴力创伤的人，以及那些曾施加暴力的人;那些深感压迫者重压却仍不屈服于自由渴望的人。那些即使身处废墟之中仍翩然起舞的人的故事;那些在已无食物可煮时仍用希望滋养家人的人的故事;那些曾流泪的人，以及那些为争取流泪的政治权利而抗争的人的故事;那些试图用真相、一车药品或一首歌来治愈一个民族创伤的人的故事;那些守护着五代前被驱逐出家园的钥匙的人的故事。五代人过去，他依然珍藏着这把钥匙。

作者

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Francesca Albanese)是联合国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作为法学家、教师和学者，她曾供职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此职位上，她曾为联合国、西亚、北非及亚太地区的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提供咨询。2020年，她撰写了《国际法中的巴勒斯坦难民》(Palestinian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2023年出版了《我控诉》(J’accuse);2025年为里佐利出版社(Rizzoli)出版了《当世界沉睡时》(Quando il mondo dorme)，这部畅销书已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她作为特别报告员撰写的头六份报告已被译成意大利语，收录于《Inside》一书中。

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与孤独的抗争之路

Francesca Albanese的联合国报告清单(截止2026年3月)

序言 | Francesca 2025年新书《当世界沉睡时》

目录

1.序言

2.梦想

3.批判

4.解放

5.抵抗

6.滋养

7.哭泣

8.治愈

9.舞蹈

10.回归

11.结语

09 舞蹈

德斯蒙德的彩虹与南非母亲们的泪水;在加沙的屋顶上和纽约的草坪上跳起的达布克舞。当自由被斥为异端时，还有谁敢继续起舞?

哲学家的灵魂栖息于头脑，诗人的灵魂栖息于心;歌手的灵魂在喉间，而舞者的灵魂则栖息于全身。

卡里尔·纪伯伦《流浪者》

自由往往被那些维护特定权力体系的人视为不可饶恕之罪，而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因其追求自由而遭到无情谴责。在历史长河中，那些思想与主流相左的人便会遭遇此等境遇：不循规蹈矩且博学的女性被定罪为“女巫”;非正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被指控为“异端”;凡是经历过压迫、种族隔离和霸凌历史的国家，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如今，随着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种族灭绝，这一切仍在继续发生。面对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现行体制非但无意制止，反而致力于攻击任何试图关注此事的人，将勇气与正直置于众矢之的。

2025年10月，当我走过那条通往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讲座会场的走廊时，它在我眼中仿佛绵延无尽。我很少感到焦虑，即使是在面对成千上万听众演讲时也是如此。我会告诉自己：我并不重要，我只是一个信使，于是便将注意力集中在要传达的信息上。那天，让我感到恐惧的并非是台下听众的数量，而是当时的背景。我害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冒犯的话，害怕显得格格不入、与众不同。真正让我感到畏惧的是南非本身，是这里的人民和历史。对于这个饱经苦难、奋力抗争的民族，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就在三十多年前，这里的白人少数群体还生活在自己种族主义的保护泡泡中：种族隔离曾是该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 对占绝大多数的黑人实施虐待、暴力和犯罪的行为被默许，且完全不受惩罚。而那个历经数个世纪形成的政权——从17世纪荷兰布尔人到来，到后来英国人的接踵而至——所造成的伤痕，愈合得异常艰难。三十年后，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只需看看“空间种族隔离”依然多么根深蒂固，它将欧洲白人、土著黑人和有色人种——即混血或亚洲血统者(他们是英国人从其他殖民地带到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后裔)——隔离开来。

尽管如今融合程度有所提高，许多南非白人也意识到了过去造成的巨大伤害，但仍存在怀念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他们认为“分居时我们过得更好”。在此背景下，我抵达南非时一直在思考，我的“白人身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构成多大的问题。那天晚上，作为二十多年来“纳尔逊·曼德拉年度讲座”中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之一，站在“彩虹之国”的观众面前通过麦克风发言，我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后台等待时，我从幕后窥视，确实看到了一片“彩虹”般的观众席：一个多元融合的、充满“彩虹色彩”的群体(就像我女儿小时候说的)。这一景象与我预期的截然不同，令我印象深刻;甚至有位组织者也告诉我他感到惊讶，并解释说，对于一场关于巴勒斯坦的活动来说，能有如此多元化的观众实属罕见。

走上舞台后，我以南非人民的主要语言——科萨语、祖鲁语、茨瓦纳语/索托语和英语——向观众致意，开启了我的演讲： “Molweni!Sanibonani!Dumelang!Good afternoon!”，这一选择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紧张的气氛瞬间消散。讲话时，我努力注视着每张面孔、每种神情，看到台下有这么多年轻男女，我不禁为之动容。我常想，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些苦难与罪行——正成为memory in the making，即正在形成的记忆：他们正通过手机了解什么是种族灭绝，而不是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从书本上学习。

***

正如我的同事、联合国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特拉伦·莫福肯(Tlaleng Mofokeng)曾对我说过的： “加诸无辜者身上的创伤，会波及每个国家的灵魂。”当时我们谈论的是加沙的孩子们，但说这话的正是她——她亲身经历过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长大，曾生活在为隔离黑人而设立的最为严酷的隔离区之一。那些地区人满为患、极度贫困，早已超出了人类可生存的极限。在班图斯坦，正如今天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情况一样，地形被刻意改造，目的是让“他者”隐形，或是控制其一举一动。特拉伦亲身经历了埃亚尔·韦茨曼所定义的“将地理作为武器”的做法——政治利用地形、控制水资源以及划定边界来扼杀日常生活，将种族隔离制度下受压迫者脚下的土地变成由当权者操控的陷阱。

南非的伤口如今正缓慢愈合，却依然如加沙的伤口般灼痛——而加沙正经历着更为剧烈的苦难。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正视这些伤口、将它们呈现在眼前，意味着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痛苦，将其化为己有，从而感到自己被召唤去参与一个关于希望与重生的伟大梦想。

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事件，赤裸裸地揭示了地球上最强大国家那些地缘政治算计。在这个许多企业与太多国家仍继续以牺牲整个民族为代价、为贪婪而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上，无论年龄、肤色、宗教或文化背景，人们齐聚一堂，高举声援巴勒斯坦的横幅共同游行。其中一条标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精准捕捉到了巴勒斯坦的伤痛为何在许多人心中引发共鸣：“我们本想拯救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却在拯救我们。”

为加沙而行动的意愿促使数百万人审视自身所处的体制，从而揭露了政府的沆瀣一气、媒体的谎言以及人权的脆弱。加沙就像一面镜子;看着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恐怖，许多人从中映照出了自己所处世界的危机：民主的侵蚀、权力的冷酷、国际秩序的虚伪。

但南非及那些曾发生种族灭绝却未演变为彻底灭绝的前殖民地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任何压迫体系能永存，而且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团结起来的人民确实能够挑战并改变历史的进程。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人类为了改善某些人的处境，始终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从奴隶贸易到种族隔离，再到妇女、土著人民、少数群体、劳动者、残障人士、LGBTQI+群体的权利等，历经岁月，总有人拥有觉醒的力量，敢于直指不公，并团结起来，确保未来比他们所处的当下更加美好。我们所处的当下，正是他们曾经梦想的未来：那么，我们又想要梦想怎样的未来，并将其作为遗产留给后人呢?

“这些斗争没有一项是已经结束的，”那天我在约翰内斯堡这样说道。让我们想想同性恋者和酷儿群体;想想那些因遵从一种骇人听闻的宗教习俗而仍被割除阴蒂的女性，或是九岁就被嫁作人妻的女孩;想想那些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安全庇护所的移民和难民，以及那些遭到强奸和奴役的少女与年轻女性。争取人权的斗争尚未在所有战线上取得胜利。“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当然尚未结束，反对殖民主义和非法占领的斗争也同样如此，它们仍在不断考验着我们，”我继续说道。“然而，今天，我们能否保持人性，正取决于我们对加沙当前局势的反应。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捍卫人权的普世性。我们绝不能有放弃的奢侈，因为这意味着接受我们所熟知的人权体系的终结。”

人权是集体解放的工具，其中一个人的权利实现，必须成为争取他人权利获得承认的起点。不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被落下。这就是人类面临的考验：证明自己秉持普世精神，能够认识到没有任何权利是真正既定的——即使是生命权，如果它在瑞典有效而在莫桑比克无效;或者在同一个国家，它只适用于那些钱多得花不完的人，却不适用于那些尽管打三份工仍难以维持生计、甚至可能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丧命的人。

讲座结束后，出现了一个美好的时刻：人们纷纷上前向我道别，我们互相亲吻拥抱;然而，在对活动组织者及所有参与者表达喜悦与感激之情的同时，我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矛盾的情绪，许多与南非相关的画面突然在脑海中交织重叠。我身边环绕着许多了不起的人，比如纳莱迪·潘多尔——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主席、前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非洲国民大会(ANC)的杰出人物(该党正是曼德拉所领导的、至今仍执政南非的政党)，她是纳尔逊·曼德拉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之女，也是Z.K. 马修斯教授的侄女，马修斯教授是ANC的历史性人物之一，也是该党基本纲领文件《自由宪章》的起草者之一。现场有许多年轻人热切地想要了解并参与巴勒斯坦人权斗争，但我却不由得思索：那个地方之外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脑海中也不禁重现了2008年我首次访问南非时目睹的一幕。刚下飞机时，我看到一个黑人小伙子用脚推着行李箱，一名白人保安双臂交叉，冲他大吼让他把箱子拎起来，而他却继续用脚推着。我当时吓坏了，几乎想上前干预。在那几天里，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愤怒，一种社会层面的紧张氛围。当然，种族隔离制度在1994年已正式终结;但某种程度上，它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南非，因为仅靠修改法律还不足以推翻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控制与隔离体系：在摆脱种族隔离带来的怨恨与痕迹之前，还有许多改变需要发生。

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导的和解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所有的疗愈之路都需要时间，包括涉及民族和国家的疗愈之路。

当我拥抱那些填满巨大礼堂的“彩虹”观众时，我不禁想起了布洛赫——他曾谈到希望如何引导并激励我们建设理想中的未来，甚至在梦想似乎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时刻，希望依然支撑着我们。要继续想象世界可以不同于我们当下所见的样子，需要力量和坚持。“穿过那些微小的白日梦，我们的道路将通向坚定的梦想，”布洛赫曾说，“通向那尚未存在却亟需的独特之物。”

在巴勒斯坦，或许在经历了这段充满种族隔离与暴力的黑暗时期之后，即将开启的也将是一个进程，一条与当今南非所经历的相似的道路。但如果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反对派领袖们没有在狱中继续坚信更美好的未来;如果妇女们没有涌上街头向所有人呐喊其重要性，那么今天，那个曾是她们梦想的未来就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我望向身旁的纳莱迪，脑海中浮现出布洛赫引用的那段话：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越当下，无法在双手刚刚勾勒出雏形时，就用想象力预见作品的最终形态，那么是什么驱使他去开启并完成艺术、科学乃至日常生活中那些艰难的壮举呢?若没有这种对自身想象力的信任与努力， 就没人会开启任何伟业，因为伟大的事物从来不会以完成之姿呈现：起初只有艰辛，而仅凭艰辛本身，还不足以推动任何人前进。

在罗本岛的牢房里，非国大(ANC)的领导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希望。那些明知可能遭到殴打、逮捕甚至杀害，却仍走上街头的南非母亲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选择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理想之上：在一个南非，她们的孩子将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而这一愿景，正是支撑这场漫长、艰辛且充满挫折的斗争的力量源泉。

要永不放弃信念、继续前行，需要力量和毅力。

几个小时后，我穿上印有纳尔逊·曼德拉肖像和“LET’S MAKE GOOD TROUBLE”字样的T恤，向大家宣布我要去听当地的音乐，如果想阻止我，就得给我套上束缚衣。我暂且不提我的这番话在负责我安全的安保人员中引发的恐慌。

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两位同事、三名保镖、萨曼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的一位年轻传播专家——以及两位挪威纪录片制作人，置身于一家色彩斑斓的夜店里，周围是一群随着浩室音乐起舞的南非年轻人。尽管被保镖团团围住——这让我正式成了他们的噩梦(或许是个可爱又亲切的噩梦，但终究是个噩梦)——我还是设法跳了起来。“要是我们的上级看到这一幕，明天我们就没饭吃了，”其中一位保镖对我说。这句话足以让我心中那丝刚刚燃起的无忧无虑消散殆尽，于是我决定返回那栋曾是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后居住过的房子——那几天我一直下榻在那里。

第二天，萨曼莎送我们去了机场。“我们还会一起跳舞的，”我在拥抱她时对她说，此前我刚寄出了这周在南非期间积攒的三十公斤行李——主要是书。

我们还会一起跳舞的。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心中回响，仿佛是山那边的地平线上许下的承诺，而我们此刻必须翻越这些山峰。或者移开它们。为了巴勒斯坦，也为了我们所有人。

***

1989年9月，在选举之夜的抗议活动中，警方枪杀了二十多人，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决定挑战紧急状态，号召从开普敦圣乔治大教堂出发举行游行。三万人响应了这一号召。“我们来到大教堂祈祷——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黑人、白人：这就是我们的‘彩虹之国’，”图图在大讲坛上说道。“彩虹之国”这一理念——此后成为他思想体系的基石之一——提醒南非人民：他们的多样性并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诅咒，而是上帝赐予他所称的“上帝的彩虹子民”的恩典。

图图经常引用“一个人是通过他人而成为人的”这句话，以此呼应“乌班图”(ubuntu)这一科萨族和祖鲁族的古老理念。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一座孤岛，而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实现自我，那么培养同情心、团结精神、慷慨和尊重便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他人受到羞辱或压迫，整个社区都会因此而受苦，这使得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受苦者的伤痛感到痛心，并伸出援手——即使，尤其是当情况变得更加绝望时，更是如此。

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作为纳尔逊·曼德拉数十年的生活伴侣和斗争伙伴，因在丈夫长达二十七年的漫长政治监禁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被南非人民尊称为“国母”，她在妇女参与反种族隔离斗争方面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1956年8月9日，约两万名来自各族裔的妇女走上比勒陀利亚街头，抗议限制非白人行动自由的《通行证法》;两年后，即1958年，在莉莉安·恩戈伊领导的反通行证示威活动中，马迪基泽拉-曼德拉本人与其他两千名妇女一同被捕。

人们永远无法充分铭记，南非妇女在种族隔离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当男性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时，正是她们扛起了抵抗运动和家庭的重担。温妮在狱中日记中写道，她们是“步兵”，是“炮灰”，而“罗本岛上的领导层根本不知道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意味着什么” 。回想起1962年8月丈夫被捕的情景，她这样总结了自己的抵抗誓言：“我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绝不会让他们击垮我。”这不仅适用于南非，也适用于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在那里，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往往都得到了女性那股沉默力量的支持。

尽管世界其他地方对温妮知之甚少，但南非却铭记于心：只需漫步索韦托，穿行于那些献给她的壁画之间，以及她与马迪巴——这个源自他所属的滕布部落的科萨语名字，南非人亲切地用它称呼曼德拉 ——在曼德拉被捕之前，她曾与他共同居住。在这些地方，温妮的记忆并非书籍中某个已翻篇章的脚注：它被铭刻在墙壁上、街道上，更铭刻在那些深知——若非这位女性的勇气，“彩虹之国”的历史便无法以我们今天所知的方式被书写——之人的心中。

***

“ 我们曾历经不公，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遭受不公的人们时，我想起我的祖先，想起那些曾遭强奸的女性，想起在孟加拉湾因饥荒而饿死的三百万人，我想象当他们的资源被掠夺、当他们的土地、妇女和文化被殖民者践踏时，他们是何等感受。“每当我看到加沙发生的事情，这都会让我心神震颤，深深地震颤。我无法将我的民族所经历的与加沙人民正在经历的区分开来，”居住在英国的孟加拉裔活动家阿妮卡·扎希尔说道。说话时，她毫不掩饰地让泪水流淌。“‘活动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标签。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活动家。我只是一个懂得何为不公的人，由同样懂得不公的人抚养长大，并且来自一个曾遭受过同样压迫的民族。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我们可以从世界的各个角落相互联结，为无辜者所受的创伤一同流泪。

而在一同流泪之后，我们也能记得拥抱彼此，为了快乐，为了庆祝生命，为了起舞。

这仿佛是巴勒斯坦正为我们所有人点燃的觉醒之光，邀请人们团结起来创造变革，让我们自己成为变革：一种轻盈、充满感染力、如舞蹈般包罗万象的变革。就像巴勒斯坦的达布克舞，据民间传说，它模仿了昔日修补古宅泥土和稻草屋顶时的动作。当随着季节更替屋顶出现裂缝时，亲戚、朋友和邻居们会赶来帮忙，将新添加的材料重新压实：大家齐心协力用力跺脚，随着一首名为dal‘una(“来帮帮我们”)的音乐打着节拍。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充满力量的舞蹈逐渐发展起来，至今在巴勒斯坦各地依然广为流传——无论是头戴凯菲亚头巾的少年们在加沙燃烧的建筑群前起舞， 在帐篷下的婚礼上——如今，这种舞蹈也开始风靡全球，几乎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其他原住民的舞蹈之中，成为一种共同身份的象征，也体现了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亲近。

甚至这种自由而欢快的舞姿，也拥有打破常规、扰乱“正统派”的力量。有人看到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爱德华·萨义德曾任教的那所大学——的校园草坪上跳达布克舞时，感到震惊。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将其称为“某种教派式的部落舞蹈”;这与当年宗教裁判所对农民舞蹈的称呼如出一辙——那些了解自然、懂得用草药治愈身心创伤、并通过集体舞蹈庆祝自然循环的人们，曾被如此指责。正因如此——因为这些共同的舞蹈——她们被指控为巫术。

怀揣着这一切，当我突然、毫无预兆地被直呼为“女巫”时，内心不禁感到好奇。这件事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讲座结束几天后，当时我在纽约“玻璃宫”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了我的报告《加沙种族灭绝：一项集体罪行》。当时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都在场：而我显然缺席了，因为我无法踏足美国。因此，我是从开普敦远程连线的。

我的发言结束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Danny Danon)登台发言——这是他首次在讨论我的报告时“赏脸”出席联大会议。达农刻意回避了我所提交调查报告的实质内容，却自以为是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阿尔巴尼斯女士，您是个女巫，这份报告是您咒语书中的又一页。您试图用谎言和仇恨诅咒以色列，但您的毒液已经失效了，”他说，并特意补充道：“这份报告的每一页都是空洞的咒语，每一项指控都是无效的护身符，因为您是个失败的女巫。”

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在这样的场合，面对他所代表的政府所造成的巨大苦难，他竟如此傲慢地发表这番言论。“一个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国家，竟然无法就我提出的报道内容作出实质性回应，反而对我提出巫术指控，这既荒谬又坦率地说令人失望，”我回答道，语气中没有丝毫愤怒。“如果指责我的最严重罪名只是当个女巫，那就随它去吧。但请你放心，如果我真有施咒的能力，我不会用它来报复，而是要一劳永逸地制止你们的罪行，并确保罪魁祸首最终身陷囹圄。”

如果有人为了维护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体制，非要称我为女巫，那就随他去吧。对我来说，还有其他更值得关注的事情，首先就是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归根结底，以色列大使称我为女巫，其实是承认了我作为“异端”的身份——一个打破常规的人。而这是一项我深知并愿意承担的责任。

历经岁月，来自不同文化的众多“女巫”曾一同起舞，不仅是为了庆祝大自然的丰饶，更是为了驱散愤怒、痛苦，以及因蜘蛛叮咬或生活创伤而渗入血液的毒液：其中始终蕴含着身体获得解放、灵魂通过身体发声的理念。

在意大利南部，“皮齐卡”(pizzica)和“塔兰塔”(taranta)舞重现了“被塔兰塔蛛蛊附身”的女性们的古老体验——她们通过在地面上跺脚来解放自己，进入一种宣泄式的恍惚状态，以此净化身心并获得重生。这一动作让人联想到达布克舞(dabke)，在那里，脚掌击打地面的声响化作节奏、归属感与抵抗。这些是地中海地区源远流长的古老舞蹈，诞生于农民文化之中，与世界各地的许多部落舞蹈一脉相承，各民族曾在人生最神圣的时刻共同起舞：为了治愈、为了哀悼、为了庆祝。这些舞蹈极其危险，就像哥伦比亚大学草坪上的那场一样，因为它们通过欢庆来颂扬并激发自由。

***

舞蹈既是个人解放，也是纽带、团结与互助：当言语不足以表达时，它是一种传递亲近感的方式。人们可以笑着跳舞，也可以哭着跳舞。看着过去几个月加沙帐篷婚礼上人们跳达布克舞的视频，有人竟鼓起勇气指责他们：“当你们的民族正遭受种族灭绝时，你们怎么还能庆祝、生儿育女、谈情说爱?” 但那些生活在死亡威胁之下的人深知，生命不会因等待更好的时光而暂停。即使身处废墟之中，那种歌唱、拥抱、起舞的渴望，并非对痛苦的漠视：而是对其最彻底的挑战。这是生命的不屈坚持。这是生命的舞蹈。

“疲惫不堪、背负着哀悼与痛苦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和街区，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焦虑。然而，他们依然微笑、歌唱、起舞。”我在一篇关于2025年1月27日巴勒斯坦人向北进行漫长归乡行进的文章中读到这段话，那是在第一次所谓的“停火”之后。这“让那些不理解巴勒斯坦人心理的人感到困惑”。巴勒斯坦人就这样坚持着，继续为生活创造空间，甚至为舞蹈创造空间。

这是一场齐心协力的行进，如同蜡烛的火苗，虽在摇曳却不熄灭，随着正在变迁的历史那紧迫的节奏律动。而这种变化也要求我们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是继续做风中摇曳的微弱火苗，还是成为有觉知的烈火：运用我们所有的能量与清醒，不仅在历史发生时旁观，更要亲手书写历史。

此刻，我们深陷于加沙海滩上为富人建造摩天大楼的房地产规划这一噩梦之中，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愿景似乎遥不可及：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更加必要。但当我思考未来时，我想象着巴勒斯坦人重获自由、重返故土的那一天。我知道，在那一天，他们将像婚礼上那样，齐聚一堂跳起达布克舞来庆祝：在重获的土地上跺着脚，将节奏化作记忆，将记忆化作自由。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是否加入这场舞蹈，以及是否准备好立即迈出第一步，去争取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在某些人眼中或许是异端： 正如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女巫医，只因她们拥有知识并亲近自然，就被视为女巫。但归根结底，“异端”一词的原始含义仅仅是“选择”，即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走上的道路，它源自希腊语haireo，其本意正是“选择”、“把握”。历史上有些时期，仅仅是自由选择一条不顺从权势的方向，就会被视为异端，就像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思想——他因大胆主张宇宙是无限的、上帝即自然，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我的儿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我们家，异端分子总是受欢迎的。

我相信，今天，随着dal‘una的节奏，巴勒斯坦正在向世界呼喊：“来帮助我们吧”。面对这一呼喊，我们无法保持中立。每个人都被要求选择站在哪一边：是站在那些畏惧自由并加以惩罚的宗教裁判所审判官一边，还是站在那些敢于异端、勇于挑战的“女巫”一边。归根结底，异端就是：有权独立思考，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有权捍卫自由——即使要为此付出代价。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像那些深知自己已从历史中幸存下来的民族那样，通过舞蹈来庆祝这一选择。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