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六章 印尼支持与国际统一战线 （上）

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五章 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下）

第六章 印尼支持与国际统一战线

第一节 印尼支持我们的反马武装斗争

一、接应与安排到印尼参军的革命青年

二、在军事上跟印尼搞统战

三、印尼在军事上对抗马来西亚

第二节 国际统一战线

附录一：关于北加里曼丹的决议

第六章 印尼支持与国际统一战线 （上）

第一节 印尼支持我们的反马武装斗争

一、接应与安排到印尼参军的革命青年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比较有利于我们开展武装斗争。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争取当时亲共左倾的印尼苏卡诺、苏班德里奥政府的支持。

1963年初，我们的领袖找印尼政府协商，他们看到我们的势力，叫我们的人过去，他们答应给予武器配备和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协助。

1963年初之后，一批又一批激情的青年越界到印尼的山口洋、坤甸一带。印方和华裔群众接应我们，并协助安顿。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从第一、二省出发到印尼去参军的人数大约有500人，要安顿他们，就首先要分配住宿，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大部分的青年被分配住进了公开的公会会所，如潮洲公会、张氏公会、兴安会馆、劳工公会等;有些被分配住进了咖啡山群众的住家;有部份秘密干部和成员住进了华都背群众家;有的兴建屋子来住…。物质方面，除了印尼“外交部”供应之外，当地的华族群众也会捐助一些。

当时参军的许多青年人多是凭着一股热情与抱着一定的理想，大多数政治水平都还低，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认识。为此，安顿后就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样每天就要上政治、文化和军事课。还挑选20、30人进行特别的培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有时领导人也会来主持会议，跟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一些重大的课题。

1963年10月时任印尼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苏班德里约通过外交部通知文铭权等表示愿意为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训练一批军事干部。于是砂盟派人到爪哇岛泗水秘密基地去接受军官训练课程。组织领导派出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庄其全、温长江、赖水、黄庭茂、庄美新和NawawiDahran十位同志去接受军事技术和基本的战术训练。在接受了三个多月严格、艰苦的训练之后，有的同志已经能够在20米外用来福枪射爆由另一同志用一根筷子以线系着的气球。

还有一部分同志接受医药护理的训练。

这些接受军官训练的同志回来后，负责训练自己的同志，建立自己的部队。

二、在军事上跟印尼搞统战

我们北加革命者初时搞武装斗争并不在本国，而是在印尼境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友好的印尼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利的条件。我们在边界建立军事基地，要进可进到国内，要退可退到印尼的后方。在印尼境内我们还可以参与阿查哈利(A.M.Azahari)和阿末再迪(AhmadZaidi)所领导的北加国民军，搞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在印尼境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不同国籍的矛盾;我军与印尼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的矛盾，即我军几乎清一色是华族跟印尼达雅族的矛盾。这是非同小可的关系，如若能正确认识与处理好这些矛盾，就会有利于我们的斗争，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马统一战线;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

当时印尼政府驻西加里曼丹的军队情况十分复杂，有左、中、右三派势力。虽然他们公开上都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但对待北加革命者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印共在西加的力量很薄弱，但他们却尽力支持北加人民的革命，并特别委派代表专门负责处理与北加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坚决实行反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愿意支持北加一切反对“马来西亚”的力量，希望在北加建立一个亲印尼的北加民族主义政权;印尼右派势力，即“反马”又“反共”，企图利用当时形势，在北加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企图吞并北加，使之成为印尼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对北加革命则大耍阴谋诡计，力图加以控制和利用。

1963年中我们通过关系，利用印尼对抗大马的有利条件，派一百多位同志到印尼的孟加影接受印尼提供的军训，然后分别加入由西加印尼驻军组成的ABCD四个反对马来西亚的志愿军连队，命名为Sukarelawan即国民志愿军。此四个连队的指挥部设在D连。当时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等也参加指挥部工作。沈友贵负责第一连，驻扎第一省印尼边界，成员有杨轩进等。第二连驻扎在第二省印尼境内边区，最初是郭楚然负责，而他牺牲后由李玛耀负责。第三连驻扎在自卢勃安都到第三省加帛的印方边区，它自1963-1965年，40位同志先撤离连队为止都是由沈智威(罗平)负责;40位同志撤出后，留在三连的20多位同志则由杨会强负责。由于联络的不便，砂盟负责人无法起实际领导作用。实质上只是各连队负责人独立自主的工作。杨会强(温贤定)最初参加自愿军连队第二连时是排部;63年底转过第三连后,则同沈智威同志在连的指挥部和连长(印尼共)在一起。这是自愿军连队唯一特殊的。

“连队”的内部是复杂的，且受到印方的控制。印方军人，除其中参有极少数的印共份子之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与修养的，纪律性差，态度鲁莽，但我们争取和印军打好关系，在进入边界和砂拉越境内活动时，我们极力耐心说服他们，取消不必要的、不利于我们革命工作的战斗。另外，真要打时，我们也要求不轻率随便，要认真部署策划，要跟我们实际有效的配合。然而由于他们操控队伍的领导权和他们的本质差，在这方面工作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同志们参加“连队”，不但受到右派军人的欺侮，而且盲目的军事冒险行动，还造成多位同志牺牲;但同志们为革命忍辱负重，经受了考验与折磨。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吸取军事知识和提高战术技术之外，也借此机会开展边界的民族工作，多了解民族群众的情况，打好群众基础，也可以熟悉地形，为以后建立自己的部队与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连队同志(特别是二连和三连)，自1963年7月左右离开后方(山口洋)就一直战斗在砂印边界前线，到1966年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完全与在山口洋的领导失去联系。虽然，那时在新当(Sintang)的第四连(D连)是连队的指挥连，叶存厚、杨柱中、黄汉等砂盟的领导干部也参加指挥部工作，但是他们在1963年9月底已离开去担负新的工作，指挥连也解散了。因此，在前线的连队同志完全不知道革命组织，没有收到任何指示，组织文件和学习材料;由于领导上没有交待0的联系手续，所以连队里始终没有建立0的组织关系和过组织生活，也极少进行政治学习。频密的军事活动和战斗，不断面对战友的牺牲(特别是二连的郭楚然和李玛耀两位负责同志)，虽然那时大家还能坚持革命理想和保持刚参军时的热情，没有人离队逃跑，但是同志们的思想和生活已逐渐庸俗化了。

东部最初驻军是伞兵(陆军教练团RPKD)又称红帽，大约驻守三个月后由空降兵西里旺宜(Siliwangi二等兵)接防到1964年底左右，后由警察机动部队(BrigadeMobileIndonesia-Brimob)—战斗力较弱接防。致于原西加地方驻军则为TanjungPura。西部即第一省边界最初亦是同样的兵种，到后期才有Diponegoro(爪哇来的兵种)。据说此兵种较好些。东部的北加人民军就跟Brimob搞统战，西部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就跟Diponegoro搞统战。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通过搞统战有搞到一批武器、物质与经济。1963年底，沈友贵和温国鸿去到巴莱加拉岸(BalaiKarangan)见到西加司令Riyakudu，送他一些简单的礼物，跟他交谈，陪他去甘榜走走看看，他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就向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答应了，过后给了我们一万元、4支中型机关枪、轻机枪和步枪近200支、3支手枪，还有许多子弹、手榴弹和地雷。同时还搞到一个小广播电台，也广播了一小段时间。

黄纪作他们跟印尼的抗马前线司令苏巴佐(Suparjo)准将有联络，苏巴佐是跟印共有关系的，又是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我们通过他搞到一百多支史登枪(Stengun)等武器。

在东部，印尼1965年“9.30”事件后并没有立即停止对我们的支援，我方跟机动警察部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统战关系一直维持到1966年8月17日之后，印尼从抗马转变为联马才停止。而此时连队(三连与二连)同志亦起义回来，与印尼组成联合部队(TNKU)的统战关系完全结束。

当合法的统战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东部还是尽可能不要加剧矛盾。初期也没有主动去打他们。我方还是设法向印尼兵进行宣传，比如通过群众带信给他们，讲尽管现在你们政府改变了，但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主要敌人。我们执行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换句话说，你们不攻打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去打你们，因为我们原本是共同反大马的朋友,但若你们要攻打我们，我们只好自卫反击。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缓和他们的进攻，使我们赢得时间,准备好囤粮、开辟进国内的路线和其他战备工作。

但由于反动的苏哈托政府极端仇视共产党与人民的正义斗争，对我军采取不断围剿、坚决消灭的措施，加上西部有的革命武装力量采取某些过“左”的政策，加剧敌兵的严重围剿、不断镇压，使我边界武装力量陷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处境。到1972年底，我们武装力量在西加被印尼政府基本肃清，转回砂境内继续战斗。

三、印尼在军事上对抗马来西亚

东姑阿都拉曼一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就遭到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反对。印尼认为，这是英国殖民者表面上退出，让位于当地附庸,实际上仍维持其殖民主义利益。这一计划会安全威胁与损害到这些地区(包括东南亚与印尼)人民的利益。1963年2月11日，印尼外长正式宣布反对大马计划。这种反对，由政治上的对抗，发展到军事上的对抗(confrontasi)。

1963年4月12日清晨，一排印尼兵攻打砂拉越第一省边界打必禄警察局，打死几名警员，掀开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武装行动。

这一行动之后，一位英军将领被委出任婆罗洲行动总监，并召开砂沙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当局也迅速增强情报工作，伦敦提供5位军事情报官员(M10)来从事训练情报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介入配合英国的情报工作。吉隆坡也调来对付马共的前政治部官员和变节的前马共干部。当局还规定，没有获得情报部的允准，禁止开展任何行动。

1968年4月19日，砂拉越政府发出一项命令：立即没收在第一、二与三省非土著所有的枪支与子弹，向当局领有执照的枪支,共有8500支。当局仅在一星期就收回了8000支枪。反之，发枪支给有些在边界和国内长屋的居民，组织边防部队以对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与印尼志愿军。

在砂印边界冲突期间，英军采用较先进的窃听器材，截获印军军事活动情报后，曾动用地面部队深入10000码印境内，配合第22特别空军服务团(SAS)对印军进行扫射与轰炸。

在3年4个月的对抗时期，印尼在砂拉越西部，派遣8连正规军与11连志愿军。在砂拉越中部，印尼派出6连正规军与3连志愿军。在东部，印尼派出约5个连的突击队与3连的志愿军。

印尼志愿军和正规军主要是在由第一省的山马丹到第5省的林梦的1600公里长边界地带开展战斗，其中主要的战场是在砂拉越的第一、二和三省(后包括第六与七省)，而第一省的石隆门一伦乐地区就发生了几场激烈的战斗。第二省的鲁勃安都、板督、巴都林丹、S.Delok(BatangAir河尾)和史拉邦(Selepong)几乎整个二省的砂印边界都发生过军事冲突。拉让江上游的桑Katibas支流S.Bangkit和巴雷(Sg.Balui)的Long查威(Jawi)也发生两场战斗。

1964年后，印尼也从西加扩大到东加，派遣3连的突击队，到面对沙巴与砂拉越第五省的边界。印尼兵也进攻第4省内陆高原的巴隆昆(第4、5省交界之印尼边界的一个村庄)。第5省也进行了几场战斗。在沙巴的斗湖，也曾发生过一、二场战事。

1963年12月左右由志愿军连队第三连和印尼西里旺宜(Siliwangi)空投陆战队一个排组成的160多人组成的队伍，由印尼兵带领，在边界KpgJelai起程，目标是到第三省加拿逸，向柯勃特调查团展示砂拉越有自己的反大马人民武装.但后来却在BtgAi河尾迷了路，不但达不到目的，在一个月行程中，队伍还挨饿整20天。

印尼武装部队除了攻击边界的哨站与警署之外，也深入到加里曼丹的北部境内。印尼飞机还飞进砂拉越的上空，投下传单，印尼兵还把手榴弹置放在桥底下或公园里引爆。

他们还从水路偷运武器入境，武装沿海地区的当地反抗分子。当时主要是供应武器及训练婆罗洲共产党及阿末再迪为首的砂拉越青年阵线的成员以便在砂拉越境内开展武装斗争。

此外，印尼还在马来亚半岛开辟一条战线，从1964年到1965年3月25日，苏加诺政府派遣包括马来亚人组成的突击队先后5次企图在柔佛地区登陆，但都没有成功。

1963年，开始印尼派爆破手在新加坡放置炸弹。3年多来，总共发生42次新加坡炸弹案，造成7人死亡与50多人受伤。在对抗期间，马来西亚方面,出动有20000人的海陆空;英国、澳洲与纽西兰所组成的英联邦国家，出动军队40000多人，出动65架各种类型军机和海军约87艘各类型舰艇。

当年，英联邦三军部队，总指挥部设在新加坡，由英国远东总司令坐镇。期下为婆罗洲军事行动主任，总部设在纳闽。婆罗洲总司令将婆罗洲战斗部队，分成四个旅。西部旅设在古晋，由总部与99辜加旅驻防，负责第一省181里长的边界军事行动，共有5营的兵力;中西部旅，设在诗巫，由英军负责第二，三省，共长442里的边界巡防，有两营的兵力;中部旅，指挥部设在汶莱，由总部与51辜加旅，负责汶来及砂拉越第四、五省,负责267里长的边界，有两营的兵力;东部旅，指挥部设在沙巴的斗湖，负责81里长的边界与500里长的海岸线，由马来西亚两营军队及一营的英国与辜加军团布防。

在3年4个月的对抗中，发生了约215次(沙巴则有63次)的驳火或军事攻击，双方都有数百人死伤。

印尼军事行动除在头一年多期间以较强的军种(伞兵空投陆战队)和完整配备进行较大规模密集的进攻外，过后就逐渐转弱，换来较弱和装备较差的警察机动部队(Brimob)与地方军着重防守边界。从抗马的整个过程看，印尼的军事行动还是限制在小型的边境侵犯与袭击上。

对抗战掀开之后，菲律宾的马卡巴加总统也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为印尼助威呐喊。不过，9.30政变印尼右派上台后，印就改变了反大马的立场，由对抗变成互相媾和。终于在1966年8月11日，由印尼外长马力克与拉扎克首相在和平条约上签字，宣告对抗的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