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连载05）第三章 开展各条战线工作（下）

接上文：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连载05）第三章 开展各条战线工作（中）

第七节 1962年初的四项战略部署

在砂拉越革命斗争全面开展之后势必面临镇压。砂盟中央于1962年初制定了一个应对时局变化的战略部署：一、逐渐把砂盟中央的领导核心转移到砂印边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同时加速开展民族工作，为将来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时创造条件。二、想办法派人越境到印度尼西亚去寻找印尼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以期获得国际援助。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左翼力量很强大，进步活动十分活跃，而且印尼共产党还是很有势力的公开政党。砂盟中央相信在印度尼西亚寻找到上述兄弟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砂盟中央还作了具体部署：1962年下半年，让文铭权和王馥英夫妇先秘密潜往砂印边境以开局面，黄纪作等比较“红”的主要干部紧随其后分批也撤到土著民族区;三、由当时敌人还比较不注意的林和贵负责物色一批工作能力强和未被敌人注意的砂盟盟员组成砂盟中央二线班子，以备接班领导国内工作;四、由郭伟忠负责开展沙巴的工作，争取尽快在那里建立起砂盟的组织。(引自《北加里曼革命史片段》)

(附录一)“10·29”学生运动

砂拉越“10·29”学生运动——1973年纪念“10·29”学生运动文件

“10·29”学生运动是砂拉越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政治运动，它冲破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枷锁，使学生运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与工农相结合。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砂拉越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第一声春雷，它对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打倒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席卷东南亚，当时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半岛和星加坡极为活跃。由于马共领导马来亚人民进行了3年零8个月的武装抗日斗争，取得很大的成绩，因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战后英帝国主义慑于马共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马上进行镇压。至1948年英殖民当局宣布紧急法令之前，马共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得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至1948年6月英殖民主义者宣布紧急法令，悍然公开逮捕星加坡及马来亚的进步人士，大肆镇压当地的民主运动后，在马共领导下，一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在马来亚和星加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北加里曼丹是马来亚的邻邦，又同属英国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来亚的形势自然对北加里曼丹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另一方面，北加里曼丹曾经参加抗日斗争的先辈们，在战后也曾积极开展进步活动。他们中有的组织进步社团，如成立青年社等团体;有的办进步刊物，如在古晋办的《中华公报》，在诗巫办的《侨声报》等;还有一部分人在教育界活动，大力在华族社团中提倡打破帮派观念，促进民间社团统筹办学的风气。他们的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华族群众，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觉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北加里曼丹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当时华族群众中绝大部分人都拥护新中国，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欢欣鼓舞。1950年中英建交的消息传来，砂拉越各城镇的华族群众不顾英殖民当局的阻挠，纷纷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华校学生自治会、青年社等进步团体都活跃起来了。他们举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座谈会，出版进步刊物，搞进步的文娱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北加里曼丹传播开来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北加里曼丹播下的种子，到1951年终于开花结果了，当时有—批进步的华族青年已经认识到应该组织起来，唤起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争取北加里曼丹的独立解放。他们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在建立地下组织的过程中，曾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议题是：当地华族应该以侨居者身份协助当地的革命斗争还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即作为北加里曼丹诸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参加当地革命斗争。结论是：华族在北加里曼丹有悠久的历史，绝大多数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己和北加里曼丹各民族结成血肉的关系，是各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北加里曼丹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有权也有义务参加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过去，华族青年接受了进步思想后往往就离开砂拉越回中国去。自大辩论之后，绝大部分华族进步青年都立志在当地干革命。他们意识到还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北加里曼丹人民更需要他们，而他们也有义务为抚育自己成长的国土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从此，北加里曼丹华族的进步活动面目为之一新。过去，华族的活动仅限于争取华侨的正当权益、反对拥蒋的反动派、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而今则打破了狭隘的民族色彩，汇入了各民族人民反帝反殖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洪流中去。

10·29学生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二、“10·29”罢课的前夕

短短几年来，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殖民主义当局的警觉，它们对学生和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开始进行压制。它们尤其害怕当时己成为斗争先锋的学生运动，因而首先从教育界下手。从推行奴化教育，逐步消灭华文教育着手，强行对华校董事会的权限加以限制，对华校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加以干涉，开除和逮捕进步教师，解散学生自治会，禁止一切进步活动。另一方面，它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迫使校董会从香港聘请一批旧中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其他本地反共分子到华校当教员。

1951年从香港聘请来的反动分子张俊到古晋中华中学当校长，在他主持下，大批反动教员也先后应聘到校，古晋赫赫有名的“反共战士”涂耐冰到中中高一班任职教语文课，朱洪声则教历史课。当时反动当局压制学生活动的公开理由是：学生不应谈政治，要专心学业。可这位“反共战士”涂耐冰却利用给高中一班上语文课的时间，大肆诽谤新中国，诬蔑共产党，这就激怒了全班同学，他们罢了他的课，要求他停止在高一班教课，使他不得不辞职。这次斗争的胜利，大长了革命学生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反动校长张俊正处心积虑策划镇压学生的阴谋。他先用考试分数来卡学生的脖子。1951年下学期期中考试，故意把初二、初三两班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压得很低，使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却又不准同学补考。经多次说理交涉都没有结果。同学们义愤填膺，这两班同学便罢了英语课。慑于同学团结斗争的声势，张俊于一星期之后接受了同学提出的三项要求：(1)改善英语教学法;(2)准予不及格学生复习补考;(3)不迫害参加罢课的同学。

张俊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一面以欺骗手段缓和同学的情绪，一面勾结殖民政府，策划进一步镇压学生。

三、“10·29”罢课的过程

(一)“10·29”罢课的开始

初二、初三两班同学在学校当局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后，于10月29日复课。可是就在当天上午英殖民当局突然出动特务警察到学校来抓人，抓走了初二、初三和高一的三名同学。被激怒了的广大进步同学就到校长办公室向张俊要人，同学们责问他为什么勾结英殖民当局到这堂堂学府来抓人?把人抓到什么地方去了?张俊一方面装着不知情，百般抵赖，推三托四，不答复同学的问题，一方面又派人去和警察局联系。当天下午特务警察又来学校抓人，这次抓走了七位进步同学。消息传开，全校群情激愤，广大同学纷纷拥向校长办公室，团团围住张俊，抗议他串通英殖民当局迫害学生。当同学们还在和反动校长进行说理斗争的时候，一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在英帝官员华民政务司的率领下冲进校园，像野兽般扑向聚集在校长办公室的学生。在敌人的摧泪弹和警棍的猛击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只能暂时撤离学校。就这样，敌人武装占领了学校，又逮走一批学生。于是一场全校性轰轰烈烈的大罢课爆发了。

(二)在警署外的抗议

为了抗议反动校长勾结殖民当局残酷迫害学生，同学们决定从10月30日开始正式罢课。参加罢课的同学占全校学生人数的绝大多数。在地下组织“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X)的领导下，罢课当天便成立了由各班派代表组成的“罢课委员会”，公开领导这场斗争。

X认识到参加罢课的广大同学虽然热情很高，但政治上还不成熟。要使斗争坚持下去，必须尽快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在“罢课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各种形式召开各种会议，分析斗争形势，明确罢课的目的，提出斗争任务。X以反动校长张俊勾结英殖民当局肆意逮捕学生，反动军警无视教育传统，悍然闯入学校，用摧泪弹和警棍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揭穿了英殖民主义者宣扬的“学府自由”的假民主骗局，指出学校当局执行的反动教育方针的后台和直接指使者就是英殖民主义反动政府。通过各种讨论会，同学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大家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和老牌殖民主义——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当前斗争的目标是把英帝的走狗张俊赶出学校。

“罢课委员会”除了抓同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外，还发动同学向家长和社会人士宣传、揭露反动校长迫害学生的罪行，揭露英殖民主义的假民主面目，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由于斗争初期，X比较讲究斗争策略，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罢课开始不久，就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有部分开明校董和进步家长不顾殖民政府的恐吓和威胁，敢于公开仗义执言，谴责反动校长的倒行逆施，声援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多数家长都同情子女参加罢课斗争，有的还把住家让给学生作开会地点，有些进步教师还捐钱支援罢课同学。古晋青年社把社址让罢课学生做活动场所。同学们的斗争不仅获得社会人士的一般支持，还得到当时在古晋执业的—位英籍进步律师T. Dunbar的支持，他不顾个人安危，给被捕同学当义务辩护律师。除此之外，还得到国际上的声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团体给罢课学生发来了声援信。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罢课同学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使罢课斗争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四、罢课过程中的主要事件

(一)谈判斗争

罢课开始后，英殖民当局坐立不安，千方百计妄图挫败学生的正义斗争，当它们眼看高压手段不能压服学生后，便转而采取软手法对付学生。英殖民当局开始通过校董会和学生代表谈判。罢课是斗争，谈判也是斗争。“罢课委员会”决定针锋相对，把谈判变成斗争的手段，用谈判来揭露敌人的骗局。在谈判中，学生的态度是鲜明和坚决的，公开表明如果不开除反动校长张俊就不复课。起初，他们对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提出要开除“闹事”学生领袖。遭到学生坚决拒绝后，他们后退一步，把开除学生领袖的处分改为“记过处分”，并威胁说如再不复课，全体罢课学生都可能被开除学籍。面对敌人的威胁，同学们仍然没有退却。后来，他们只得改变口气，提出只要复课，其他条件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学生们虽然斗争经验不足，还是看得出，这是分化罢课同学的一种手段，一旦复课，谈判就失去支撑的力量，同学们的要求不仅达不到，很可能还会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敌人虽然耍尽阴谋诡计，同学们都没上当受骗，反而更加坚定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

(二)法庭斗争

11月份敌人开始利用法庭控告来迫害学生。他们把被捕保释的同学一个个提控上法庭。罪名是“非法”闯入校长办公室，威胁“校长人身安全”等等。坐在原告席上的竟然是反动校长张俊。同学再次被激怒了。面对着阴森森的敌人法庭，同学们毫不畏惧，决定在这里和敌人展开一场斗争。

当时在古晋执业的一名英籍律师T. Dunbar获悉后，主动提出当被告同学的法律顾问，并免费出庭为同学辩护。这一正义行动，好比是雪中送炭，给同学极大帮助和鼓舞。

法庭审判了十多天，每次开审时，同学们都有组织有秩序地前往法庭听审，作被审同学的后盾，同时也向敌人示威。除了同学外，还有不少关心学生的家长和社会人士也都到法庭听审。在审讯期间，法庭内外每天都人山人海。这是砂拉越法庭审讯史上空前的场面。它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使它们处于进退维谷，狼狈不堪的境地。

审讯开始时，那个作为原告的反动校长张俊，在敌人的特务和警察的助威下，摆出一付盛气凌人的架势。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是多么的孤立。在被告席上，传出来的是铿锵有力的严词驳斥;在听众席上，投向他的是一双双愤怒的目光和轻蔑的嘲笑。他那里像个原告，简直成了可怜的被告。于是他再也坐不住了，后来法庭开审时，他都不敢出庭作证。同学们团结一致，勇敢、机智的斗争，再一次煞住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英殖民政府只得让法庭草草结束审讯，于11月29日下午，宣判几个被告同学罪名成立，分别罚款250、150、100元不等，限令当日缴清，否则以坐牢代替，而撤销其他控状。这对敌人来说，已是迫不得已的退让了。然而，同学们仍然斗志昂扬，寸步不让，他们藐视法庭的命令，宣布拒绝缴交罚款，也不坐牢。敌人无可奈何，求助于卑鄙手段，让警察从被告同学身上抢走了钢笔、钱、手表和自行车等以抵偿罚款。这场法庭审讯就这样不了了之。

通过这场法庭斗争，广大同学深受教育。一方面大家看清了反动校长，特务警察以及所谓公正无私的法庭都是英殖民主义反动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大家深深体会到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威力。

(三)罢课期间的学习和其他活动

面对可能需要长期罢课的斗争形势，“罢课委员会”在罢课开始不久就为罢课同学安排好功课学习和其他文体活动，按年级把各班同学编组成许多学习小组，编排好课程表分派学习成绩好的高班同学负责给低班同学讲课，而高班同学则自学和集体讨论。除特殊情况外，每天和在校正常上课时一样按时学习和作息。罢课一开始，“古晋青年社”就主动把社址供给罢课学生使用，使罢课同学有个集体活动的场所，当时有人把“青年社”社址称为罢课学生的临时学校。

经受了斗争锻炼的同学，学习目的更明确了，学习的自觉性和热情也更高了。他们不仅按学校规定的教学进度，有条不紊地认真学习学校的功课，而且还增设了学校课程之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斗争史、辩证唯物论等等。所以，在罢课期间，同学们不仅没有荒废学业，而且比在学校正常学习时还学到更多的东西。

为了使罢课同学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多姿多彩，“罢课委员会”还组织大家搞各种健康的、富有政治内容的文娱康乐活动，如讲故事会、唱革命歌曲、排练舞蹈、排演话剧、举办文艺晚会等。

上述这些活动不仅活跃了罢课同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迅速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集体主义的精神，使同学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

(四)参加社会活动

罢课使青年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向社会的广大天地。他们开始和工人、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群众接触。

在X的领导下，罢课学生的活动很快和进步的群众组织——“青年社”的活动相结合。“青年社”的成员大多是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其中有工人、职员、农民和一些青年教师，战后初期，它是一个活跃的进步团体，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由于受到英殖民主义政府的压制，一度曾经沉寂下来。“10·29”学生运动爆发后，它又逐渐活跃起来。它不仅把社址让给学生搞活动，而且在其进步骨干的推动下，不少成员在业余时间都来参加罢课学生的活动。这样一来，同学们便挣脱了学生界的小圈子，和社会上各阶层群众有了直接的接触，扩大了视野，增广了见闻。

在罢课期间，“罢课委员会”和“青年社”多次联合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农村搞宣传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到西连路三十二哩和四十哩两个小镇的活动。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群众听说由罢课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要来了，纷纷赶到镇上欢迎。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当天竟然能聚集成几千人的欢迎队伍。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同学，而且还使反动当局惊慌失措，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同学们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的。他们的斗争意志更坚强了，使得他们能够在后来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敌人的威胁和利诱。

(五)罢课结束

在罢课期间，同学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激烈的斗争也有平静的学习;有和敌人针锋相对的谈判，也有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的欢欣鼓舞的活动。罢课的生活和斗争使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很好的锻炼。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使全体同学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罢课进入一百天后，敌人开始退却了。英殖民政府终于答应开除反动校长张俊。不过又提出要同时开除36名罢课同学。经过多番斗争，后来减少到18名。

由于罢课时间太长了，不少家长开始为子女的学业担忧，有的同学也渴望及早复课。X根据此种情况认为不宜把斗争长期拖下去。敌人既已答应开除反动校长，基本上已实现了罢课的要求。为了积蓄力量，团结群众，迎接新的战斗，决定付出一定的代价，结束这次罢课。

宣布复课前，“罢课委员会”要校董会公开保证：(a)反动校长张俊必须马上离开学校;(b)允许罢课学生回到原班级学习，不得刁难;(c)罢课期间不能当旷课论，不得处分学生。另一方面，“罢课委员会”宣布为了顾全大局，同意18名当局要开除的同学以“自动退学”的方式离开学校。“罢课委员会”的这个有理有节的方针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赞扬。

在复课前一天，全体罢课同学在学校礼堂庄严集会。在会上，“罢课委员会”代表正式宣布坚持了109天的罢课斗争胜利结束，并宣布解散“罢课委员会”，恢复原来的班会组织。18名“自动退学”的同学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为了大多数同学的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虽然现在被迫离开学校，但并不后悔。他们向大家保证，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他们要到别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他们的豪言壮语，使大家深受感动。散会时，这18名同学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后就集体离开学校。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许多同学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没有为革命做出牺牲，那来的胜利果实。全体复课同学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纷纷表示今后要更加勤奋学习，更加积极参加斗争。

五、小结

前面我们谈到有关华族应否把北加里曼丹作为自己的祖国，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当地革命斗争的大辩论。这是一场重要的辩论，也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上和路线上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就不可能有“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X)的成立，也就不会发生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由于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10·29”罢课斗争一开始，X就有意识地把学校的斗争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滚掉反动校长张俊的口号和反对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口号联系起来，把争取学生正当权益的斗争和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使罢课斗争能够从低而高地沿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向深度和广度纵深发展。这是这次斗争能够取得辉煌成果的决定因素。此外。这次斗争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有—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核心组织，即X的领导。斗争开始时，X虽然刚刚成立不久，政治上还不成热，组织上也不完善，但是它还是能够起着战斗堡垒的作用。斗争自始至终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的领导，保证了全体罢课同学在整个罢课过程中能够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地和敌人展开斗争，粉碎敌人分化瓦解罢课同学的一系列阴谋诡计。

(二)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X成立后，其在校成员就积极展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通过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以达到最广泛地团结同学的目的。在罢课斗争开始前，X就领导同学为改善教学法、保障同学的正当利益而斗争，所以当反动校长向进步同学进攻时，就激怒了广大群众，使一开始就参加罢课的同学达到全校学生人数的70%以上。在罢课期间，X花很大的气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罢课同学的学习和文体活动，解决了学生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罢课时间虽然很长，同学们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X周围，坚持斗争。

(三)注意发展组织，扩大骨干队伍。罢课斗争开始时，X在校成员只有20位。罢课斗争教育和锻炼了青年学生，在罢课同学中涌现出一批有一定政治觉悟的积极分子。X能够及时从中吸收一批新生力量，扩大了骨干队伍，加强了同学间的团结。

(四)注意群众思想教育工作。罢课斗争一开始，X就注意通过一系列对敌斗争，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以教育群众，把重点放在提高群众对殖民地社会本质的认识。同时还经常介绍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马来亚人民的抗英战争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揭露英帝国主义这个老牌殖民主义的虚弱本质，增强群众反对英殖民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此外，也通过各种形式，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广大进步群众认识到，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罢课斗争发展得更加深入和广泛。罢课初期，广大参加斗争的学生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仅仅是“滚掉反动校长张俊”，然而到了罢课中期以后，广大群众已经毫不畏惧地喊出“打倒英殖民主义”这个响亮的口号。罢课开始时，斗争还只限于学生圈子，但是到了后期，不少参加斗争的同学自发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各地农村和小城镇)开展进步活动，传播革命种子。

“10·29”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开展起来的，因此才有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但它也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在罢课期间，出现了以“青年社”领导人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总想把罢课斗争无限制地引向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形式，要不断地升级，完全违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些人对北加里曼丹社会的现实情况缺乏科学的认识，对革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们常常捕风捉影，提出种种“理由”来证明“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对参加斗争的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开始，这种极“左”思潮受到X的大多数同志的抵制和批判，对罢课没有带来明显的坏影响。不过随着罢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后，X的领导层思想也发生变化，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病也发作了，加以X领导层当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也还低，不知不觉地和极“左”思潮“臭气相投”起来。这种现象在罢课后期尤甚，极“左”思潮当时在X领导层中占了上风。X的主要领导干部受“青年社”领导人杨悠左倾机会主义的误导在罢课刚刚结束就匆匆离开砂拉越到印尼西加里曼丹去，使这场斗争一时陷入混乱，参加罢课的同学因“群龙无首”而不知所措，有的对X产生不满，有的对砂拉越的反帝反殖斗争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10·29”罢课斗争带来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在罢课结束后不久就迅速下滑而陷入低潮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10·29”学生运动对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仍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影响，它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永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引自老朋友的《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

(附录二)“3·30”斗争史

砂拉越“3·30”斗争史——纪念“3·30”斗争16周年

(此文发表于1971年3月的地下刊物《新闻简报》，作者为黄耿)

一、1955年“3·30”斗争的历史背景

1951年的“10·29”运动，无疑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起着启蒙和先锋的作用。它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北加的土地上第一次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革命的种子散播到某些农村，为以后的农村工作创设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积极的重大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是不容抹煞的。但是，由于处在革命斗争的初期，当时的斗争领导者，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革命斗争经验的局限，不能很好地领导斗争，以致在斗争的后期，未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斗争，使斗争自流，造成一些不良的政治影响，看不到斗争的积极意义，对革命信心不足，到中国去的浪潮和害怕斗争的思想相当普遍。这些弱点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和克服。在斗争结束后，不能巩固斗争的成绩，不能及时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学生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使之成为革命队伍的新血，作为以后斗争的骨干。在“10·29”斗争结束后的低潮时期，1952年初又发动了不能为当时广泛学生群众所接受的反对殖民地政府视学官徐耀东当中中校长的斗争，使学校中进步学生陷于孤立，又有—部分进步学生被开除，在学校中的革命力量遭受到损失，斗争遭到挫折。

由于对“10·29”的斗争的经验没有及时总结，把斗争的积极意义和成绩肯定下来，斗争中的消极面，明显地表现出来，参加斗争的学生群众，看不见斗争成绩和出路，看不清前途，甚至有一部分人否定斗争的积极意义，只看见斗争不利的一面，强调斗争的失败和散布悲观失望的消极言论。

持消极观点的人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领导斗争。应该先进行学习。等学会了本领才来斗争。他们说，斗争的结果是罚款、坐牢、被开除以及许多青年学生一批一批到中国去。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还想革命的，是认识问题;一种是不想也不愿革命的，是立场问题。这种悲观消极言论的结果便是不要斗争，害怕斗争。害怕斗争的思想是“10·29”运动后存在进步学生群众中的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10·29”运动后，接着的反对徐耀东斗争的失败，进步学生有的被开除了，有的到中国去了，有的因各种原因离校了，留在学校内的积极分子和进步学生就不多了。其实，当时有觉悟的进步分子本来就不多，在仅有的少数进步分子中，又为“到中国去”的问题所困扰，害怕斗争的思想很有市场地占领着当时的思想阵地。

1953年文铬权同志从印尼回国后，便与上述错误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指出，要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积极进行在学校中的革命活动。肯定了“10·29”斗争的积极因素，批判了害怕斗争的思想。针对到中国去寻找出路和前途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要把居留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的主张，得到了仍然坚持革命的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为了整顿校内的革命队伍，在文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地下的“同学会”，举办了大小型的学习小组，捍卫革命的思想阵地。在与当时错误思想斗争中，文铭权同志起了重大作用。

二、“3·30”罢课斗争的准备

1954年下学期，一个中国国民党分子黄中厪任中华中学校长，在学校中进行压制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学生群众中逐渐酝酿着反黄中厪的情绪，比较有强烈要求的便是当时高中二年级的一部分学生。

1995年到来了，开学不久，大约2月份，当时一下甲班的同学提出改善英语教学法的要求，黄中厪这条毒蛇，—开始便采取镇压的办法，大骂一下甲班同学要求改善教学法的要求为“胡闹”，激怒了广泛的同学。

接着在三月初，当时二下乙的同学提出改善几何教学法的要求，又遭到压制。

这时校内同学的愤怒情绪已经很高涨，反动教师也意识到“不妙”了。进步同学预感到一场斗争的风暴即将到来。

为了更有效地广泛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在三月间便由黄纪作同志在郊外一个农民的家里，秘密地召开了一个各班同学代表会议，先做好思想动员的准备工作。

接着便在文铭权同志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领导小组，这小组除文铭权同志外，包括黄纪作、王馥英、赖介元等同学。这时文铭权和王馥英同志已离校了，对外的公开工作便由黄纪作同志负责。做好了上述工作之后，便积极展开准备斗争的宣传，号召同学以斗争的手段，争取正当权益，尽量揭露黄中厪这伙蒋帮分子的阴谋活动。

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三月中，二下乙班同学再度提出改善几何教学法的要求，他们知道全校同学都支持他们，他们的斗争情绪更高，斗争决心也更大了。三月中旬，他们合理的要求得不到答复，便在校园内静坐罢课。就在同一天早上，静坐罢课开始后，各班班长在上课期间得到二下乙班代表的通知，便也离开了课室，举行集会，选举学生运动代表，组成以黄纪作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没有合法的学生会的情况下代表同学负起公开领导的任务。

黄中厪为了对付二下乙班静坐罢课的同学，便对该班的几位代表给予处分。代表团与校董会交涉，交涉的结果校董会表示可以冻结黄中厪处罚同学的决定，并保证不处罚代表团人员。

黄中厪为了进一步对付同学，对校董会施加压力，在砂拉越英殖民主义教育部的支持下，在黄中厪的主持下，召集了一批来自香港的反动教师开会，决定以罢教行动来和校董会对抗。

黄中厪等一伙以“纲纪荡然”，“学生无心上课”为借口进行罢教，而同学们却准时到校，在教室里保持良好的秩序，教师不来上课，他们都留在课室内悄悄地复习功课。

校董到校巡视，发现秩序良好，同学们在课室内自修，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这给了黄中厪一伙当头一棒。这是对黄中厪一伙罢教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校董劝同学们回家去，学校暂时放假，复课日期另行通知，同学们表示“我们要读书”，在同学们表明态度之后，接受了校董的劝告，回家去了。

黄中厪一伙的罢教，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严厉谴责，受到同学们的大力反对。然而他们却一意孤行，竟以开除、记过，针对30多位同学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并宣布在3月30日那天复教。

黄中厪的算盘打错了。同学们要复课读书，但不要破坏同学读书的黄中厪回校，不要黄中厪继续任校长。同学们在黄中厪复教的那天，即3月30日宣布罢课。

罢课采取什么形式?到校集中活动，还是不到校，在校外分散活动?考虑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条件、群众基础和斗争经验以及可能来自敌人的压力等情况后，同学们决定采取后一种斗争形式。

三、“3·30”罢课斗争的过程

“3·30”那天终于到来了。黄中厪等反动教师复教了，但平日热热闹闹的马蹄斯路的山岗已没有往常的热闹景象了，原来一千三百多人的学校仅有零零落落的一百多人到校上课。这一天殖民警察为了怕发生“意外”事件，开了警车到学校门口来了，刚好有一位老伯与学生讲话，被误认为是“煽动学潮”被捕了。虽经查问，发现是“误会”，老伯才又被释放。在马蹄斯路上，除了警察制造了这桩“意外”之外，整个山岗静悄悄，在这山岗上的校园内更显得出奇的寂静。

反对反动校长黄中厪的斗争顺利地开始了。

(一)罢课期间的生活

罢课是—场斗争，是为了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因此罢课期间的时间要好好利用，要从事有益的各种活动。

当时参加罢课的同学有1000多人，领导上分派一位同学安排所有罢课同学的学习，这位同学可说是罢课同学的教务主任，校外的教务主任。他把同学分成100多组，在不同的地点上课，由高年级的同学负责教低年级的同学，教学进度与学校相同，有的甚至更快些，这样广大同学就不必担心复课后赶不上学习进度。

除了学习功课外，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政治觉悟，也同时展开课外的政治学习，如对殖民地本质的认识问题、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等等的学习。这些课外学习对提高同学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极为有利。此外还举行“五一庆祝会”，“五四纪念会”，以及各种座谈会，讨论政治问题，表决心，作保证等。为了丰富生活内容，有时也组织旅行、体育活动及其他野外活动，联欢晚会等文娱活动，促进同学的相互了解和团结。有时也举办演讲比赛、作文比赛。

(二)罢课期间去上课的学生

到校上课的一部分学生，除了极小部分是反动的外，其余的有的是落后分子，他们不了解斗争的意义，有的则是为其家长所迫，有的是教师及校董的子女，还有个别人是去学校了解情况和争取落后同学的。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到校，但总的来说，都无心上课，好的教师不愿教，坏的教师则无心教并乘机讲黄色及无聊的话题，有的教室只有一个学生，简直无法上课。对于到校的学生，除了极少数反动学生外，其他同学我们都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政策，以达到真正孤立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目的。

(三)“5·13”会议的准备

在斗争的日子里，时间过得特别快，学校段考的时间已过去了，老奸巨滑的英帝，对校董会施加压力，以“调解人”的姿态出现，有意阻挠事情的合理解决，说什么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同意，学校的行政人员不得更动等，目的在于使罢课拖延下去，如果拖过期考就会造成全校同学都留级一年。为了粉碎英帝破坏斗争的阴谋，同学们准备积极行动起来。斗争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罢免黄中厪。为了罢免黄中厪，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同学们以代表团的名义，多次发表告家长及社会人士书，让家长及社会人士了解事态的真相，争取校董会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英帝竟然出面干涉，以保留住其走狗和帮凶，同学们将坚决展开斗争，准备举行示威游行和绝食斗争，并做好最坏的打算。消息传到校董会，使校董们大大感到震惊。我们的代表告诉校董，我们希望校董尽快开除黄中厪，如果校董不能解决，而英帝又要插手，同学们准备发动于5月13日那天在学校集合。5月13日是1954年新加坡的一次学生流血斗争事件发生的日子，同学们选定5月13日那天集合，正表明有准备流血斗争的决心。

校董们惟恐5月13日发生流血事件，竟要求代表团取消这一天的集会，还说，如果来不及通知同学们，他们还愿意借汽车给代表团用，有的还说，那天代表团成员可以在各十字路口通知同学不要去开会，他们可负责与警察联络，请他们勿开进学校。代表团告诉校董会，集会是不能取消的，如果英帝加以干涉，同学们准备采取必要的形式，展开斗争。

(四)“5·13”集会

5月13日到来了，同学们在到校集合之前，先在附近地点集合，然后等到集会时间之前15分钟内，分三路一齐进到校内集会地点。这样做是准备在发生意外事件时，能以集体的力量对付，以免被各个击破。

一千多同学在十五分钟之内齐集校园内的广场，是那样迅速，那样有秩序。这是平时朝会所罕见的现象。

“5·13”集会是力量的表现，是决心的表现，是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在集会之前，同学们做好了可能发生各种意外事件的准备，斗争情绪是那样的高。有的同学为了迎接斗争，兴奋得彻夜难眠：有的同学这天的早餐吃得特别饱，准备万一与警察冲突时会有更大的力量反击。有的女同学在几天前就把辫子剪掉，以免与警察冲突时吃亏。这些点滴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同学们的斗争情绪与心情。

“5·13”集会是在校董会反对的情况下召开的，召开这个会议就是一场斗争。在这个会议上，代表们向同学报告交涉的经过及斗争的进展情况，并号召同学们坚持斗争，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代表们的讲话。

在会议进行时，校董会派人到会场巡视。为了尊重校董的意见，会议召开了一个钟头左右就结束了。会议时间虽不长，但同学们的斗争决心与意志校董们是清楚的，这次会议在促进解决解聘黄中厪的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13社团的决定

当时的中中校董会是由13个华人社团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校董会认为“学潮问题”事态严重，应交回13社团解决。4月中旬13社团曾经召集过代表会议，以解决黄中廑的去留问题。会上13社团代表投票表决的结果是，13票都同意解聘黄中廑。这个决定可说是学生代表团工作的一个重大成果。万恶的英帝为了把反动的黄中廑留在中中，于4月底决定出面干涉，说什么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同意之前不得更动学校的教职员。殖民地教育部的干涉，使校董会迟迟不敢执行13社团的决定。但“5·13”同学大集会所表现出的同学们的斗争决心与意志，以及教育部的无理干涉和黄中廑的反动腐败，使校董会不得不最后下定决心解聘黄中廑。为了向教育部“交代”，校董会绞尽脑汁，有条件地保留黄中廑的职位至6月底，而实际上废除了他的职务，由一个校务委员会行使校长的职务。

(六)罢课胜利结束

“5·13”会议后不久，代表团得到校董会解聘黄中廑的通知，斗争的要求实现了，便决定在5月16日复课。在复课之前，由代表团召集类似“5·13”的全体会议，在会上，由校董的代表向同学们说明黄中廑被解聘，不会再回来了，全体同学热烈鼓掌欢迎这一胜利。黄纪作等几位代表均在会上发表演说，同学们都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代表们的讲话。最后，全体同学唯恐校董会食言，公开表示，如果黄中廑再回来学校，将在同学代表团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大白纸的决心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到各自的课室，进行大扫除，准备复课了。如此坚持了47天的“3·30”在罢课以全面胜利结束。罢课结束后，代表团发表了复课声明。

四、小结

(一)“3·30”罢课取得胜利的原因

“3·30”罢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我以为有如下原因：

1)有统一而坚强的正确领导。由于当时有文铭权同志和黄纪作同志正确领导，正确地掌握斗争的方针政策。

2)学运的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团结和统一。严格遵守革命的纪律。

3)克服了“10·29”斗争后期遗留下来的“害怕斗争”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斗争”的方针得到贯彻。能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因此，能把全校90%的同学争取到斗争的行列中来。

4)有学运工作者的团结与合作。“3·30”斗争展开之前到“3·30”斗争结束，全校中“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员还不到10人(当时作为砂盟的外围组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还没成立)。当时在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同学为了共同的利益，能精诚团结与合作，同时能团结广大的组织外的积极分子一道工作，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即使在十分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也能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并且取得辉煌的成绩。

5)在斗争的过程中，目标明确，对准黄中廑。英帝公然干预时，把矛头对准英帝。对开明教师，学生家长，校董会和社会人士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广泛地团结一切人，以孤立真正的斗争对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争取社团和校董的工作是和开展适当的斗争分不开的。

6)在指导斗争时，注意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策略思想，有利于争取广大社会人士、学生、家长、开明教师和校董;有利于动员广大同学起来斗争。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斗争，避免不适当的拖延。

7)学生组织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表现在能做到同学有事通过班代表，班代表通过代表团解决，谈判通过负责人，避免被分化，避免被各个击破。

8)公开的代表团工作能和秘密的群众组织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3·30”斗争中出现的缺点

“3·30”斗争的主要缺点是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够。当英帝以“调解”和“提意见”的方式来破坏罢课运动的时候，当英帝对校董会施加压力的时候，没有发表抗议声明，在“5·13”集会时，准备把斗争矛头从黄中廑转向英帝时，准备工作做得不及时。

“3·30”斗争的整个过程47天之中，群众大会开过两次。一次是“5·13”集会，一次是“5·16”胜利集会。这样的集会虽有利于进行宣传和教育群众，但由于没有经验，会前布置不够，没有充分利用。

由于当时受斗争经验所限，还没有认识到应该开办干部训练班，集中训练学运干部，只举办了普通的政治学习小组。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派出少数干部到某些农村去进行宣传是可能的，但在斗争初期没有抓紧时机去做这项工作。在斗争中期要应付“5·13”集会及由于英帝的干涉所可能引起的问题，已经不适合再分散力量去农村了。

(三)“3·30”斗争的重大意义

“3·30”斗争由于有正确的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起来进行积极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斗争的胜利是我国学生运动又一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取得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北加里曼丹的传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3·30”斗争前及“3·30”斗争过程中进一步肃清了害怕斗争和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思想，大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斗争”的正确方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与传播。斗争锻炼了群众，锻炼了干部，积极分子在斗争中大量涌现，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组织，组织成员数倍地增加。

斗争期间，大力宣传了“留下来，干下去”的思想，斗争期间和斗争胜利后，无到中国去逃避现实的现象。

“3·30”斗争为革命组织培养了大量干部，使输送干部到工运和农运战线有了实际的可能，为以后突破公开工作，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

“3·30”斗争取得了后来学生活动的正当权益，例如罢课结束后，先后成立了协助建校委员会、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合唱团、乐器组、文艺研究会以及其他健康的文娱活动。还争取到参加反对殖民地政府教育白皮书的斗争权利。

五、结束语

“3·30”斗争距离今天已经16年了，但16年的时间并末冲淡人们对这光辉的斗争的记忆。

“3·30”斗争的经验表明，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要相信革命组织(就目前来说就是相信北加里曼丹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

“3·30”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组织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3·30”的斗争精神，就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经过“3·30”斗争锻炼的祖国的儿女们，离开学校后，纷纷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向各种不同的斗争岗位，为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的壮丽事业而奋斗。在“3·30”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在10多年的革命历程上，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历史是无情的，时间是最公正的见证人。历史向人们表明，毛主席所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应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今天，我们回顾“3·30”斗争史，让我们吸取“3·30”斗争的经验，发扬“3·30”的斗争精神，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发动广大革命群众，为争取我国早日得到解放而英勇奋斗!(本文引自老朋友《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

(附录三)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仁达党)建党宣言总纲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是在北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伊班群众自己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政党。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的任务是在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广大的伊班群众，坚决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斗争，开展反对马来沙文主义的斗争，坚决打倒“马来西亚”，为建立一个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北加里曼丹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有义务领导人民改善群众生活，掌握先进的农耕法，努力提高与发展伊班民族文化，搞好长屋的医疗卫生工作，减少人民的疾病与痛苦，以及改善交通等。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认为，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联合各民族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在现阶段，党认为尤其是要联合先进华族的革命力量，革命才能更快的走向发展。

党注意到敌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议会民主”是敌人用来长期欺骗人民的东西，它不可作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我们必须重视使用它为我们的斗争服务。武装斗争是我们主要的斗争形式，党将坚决领导人民“上山”，走仁达那种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坚决继承仁达的遗志，联合各民族的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彻底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附录四)

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探讨——洪楚廷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初期，就很重视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开展民族工作。当时的所谓民族工作，就是开展住在山区的达雅民族工作。它不仅强调，而且当砂拉越的工农学和公开政党广泛开展之后，1956年就训练和1958年之后就派出大批精干到砂拉越各主要河流去开展民族工作，去和山区民族群众同甘苦，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献身，是可歌可泣的。

以下把民族工作分为四个时期加予探讨：

一、国内非武装斗争的民族工作

国内非武装斗争时民族工作的宣传与号召，是反帝反殖和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工作是以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

秘密工作方面，是秘密安插干部到砂拉越河、砂隆河、鲁巴河、拉让江、乌也河、沐胶河、巴南河、杜鲁山河等深入民族山区，以割胶，经商为掩护，通过打猎，修理手表、理发、劳动生产等等联络群众和打好感情，逐步取得信任和支持。这时要取得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不难，最难的是深入民族区干部很容易暴露而被驱赶或被逮捕。1963年之后，坚持深入民族区活动的干部，不断受到逮捕，到了1964年之后，所有深入民族区的干部不是被赶出就是被逮捕，工作出现全面的停顿，只有少数建在混合区的工作点才能坚持。

公开民族工作方面，在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之后，利用人联党民族干部广泛深入各条河的长屋进行宣传动员，不时动员大批长屋群众参加城市的各族群众大会，受到有力的反帝反殖和自治独立的鼓动与教育。1962年前人联党的达雅党员约占党员35%，其他民族党员也约占5%，这方面也显示了公开民族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1962年后人联党也受到不断的镇压，干部损失不少，民族区的活动也随之减少，到了1965年之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所以会遭到大的损失与挫折，首先是不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入民族区，而是应该放在混合区，才便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逐步深入。其次，是民族工作受到镇压之前，没有及时采取更隐蔽的工作形式或采取武装宣传组织的形式。这样一左一右的错误，就使工作不能更好的巩固与发展。

二、国内武装斗争高潮时的民族工作

1967年，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组织鲁巴河武工队开展鲁巴河的民族工作，1968年底组织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开展中游的民族工作，1969年初组织拉让下游武工队开展下游的民族工作，1970年初组织OMT(乌也、沐胶、达岛三条河的代称)武工队开展三条河的民族工作，而且每个武工队还分若干小组或队进行活动，广泛深入的开展民族工作是史无前例的。可惜这时，北加人民游击队，正集中于整顿内部和大办毛泽东学习班，所以在开展民族工作方面不能给予大力配合。

在武装开展民族工作上，不论是从印尼边区基地或从国内混合区进入深入民族区的武工队员，都同样对民族区的地理、民情、风俗习惯、语言不熟悉或不够熟悉，对工作的难度认识很不足，又太过轻信群众(不够警惕坏群众的陷害)和轻敌，加上军事能力差(如跑山、背重、开路等)和军事配备差(多数是自制的水龙管枪)，更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所以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吃的亏是不少和不小的。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每个队员经常吃不饱或过着饥饿的生活，还要执行艰险的任务。有钱往往买不到粮食，买粮的群众不时在民防队的威迫利诱下出卖我们，造成了不断的流血牺牲和不小的打击与损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即使当时的客观困难大，但只要领导上及时总结经验和少犯错误，还是能够减少流血牺牲的。

经过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和部队得到锻炼之后，我们的军事和开展民族工作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工作上也更胆大心细与更有办法，开展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也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主要的规定是：(1)建点与突击流动宣传相结合，以突击流动宣传为主，并结合文娱演出。(2)边打边搞相结合。(3)加强医药、劳动生产等等服务。经过以上的努力与提高之后，我们已更能动员群众和打击敌人。但当敌人发现我们工作有成绩时，除了加强军事进攻之外，更强行把群众驱赶进“新村”。可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又不能打退敌人的军事进攻和保护群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群众被驱赶进“新村”，使艰险搞起的工作遭到残酷的摧残与破坏。

在武装开展民族工作的斗争中，我们遇到的困难，首先最大的困难是解决粮食的问题，随之是动员了保护不了群众，也就不能更有效的巩固与发展民族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要解决粮食问题和保护群众，唯有建立根据地(即解放区)。可是从敌我力量对比和群众斗争的要求与决心，除非得到国际强大的援助，不然单凭国内的力量建立根据地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印尼西加边区的民族工作

在马印对抗时，砂拉越第一、二、三省于1963年越境到印尼去的民族干部，没有参加军训的，就开始潜伏边区并以便衣合法的形式开展民族工作，他们通过抗马宣传，办文化班，劳动生产和医药服务等等动员群众，为印尼边区基地的创建和武装斗争的开展创设了条件。基地建立后，以武装形式，更大力的宣传组织群众，把民族工作推向更高峰。

在马印夹击时，西部印尼边区基地很快受到印军的军事围剿，民族工作难于再开展，当基地的群众受到血腥镇压之后，群众害怕，出卖，叛变，几乎脱离了群众。东部基地和群众比较慢受到攻击，民族工作还坚持得更久，但当印军对付了西部的武装力量之后，集中力量对付东部武装力量和群众时，加上边打边搞实行得不够好，犯了“左”的错误，引来敌军更猖狂进攻，致使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节节败退，损失不小，留下的少部分武装人员，在脱离群众和缺粮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转移进国内。

在当时的条件，特别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假使我方也没有犯上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最后被迫暂时撤出或长距离转移还是难免的。

四、国内武装斗争低潮时的民族工作

1979年开始，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队伍都受到很大的削弱，而且还受到更疯狂的政治与军事进攻，民族工作的开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主要以小组开展活动，工作只能一定程度的坚持，也没有新的突破。当1980年代初，重建了印尼边区基地和利用木山营更好的解决了粮食问题时，1982年就决定重新加强开展老区的民族工作和开展东北新区的武装斗争与民族工作，可是东部人民军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与离队浪潮，新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虽得到有效的加强，但老区的却不能得到加强。

这个时期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主要的困难不是粮食问题，最大的是国内外革命形势空前低落的问题，即坚持的意义与前途问题。

1990年我们接受了和谈，签订了和约，最后停止了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但只要我们还有决心，就还有能力再坚持下去。

北共从开始准备、开展和坚持民族工作，前后共经历了约34年的漫长岁月与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代价，其反馈虽不成正比，但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主要作用是：(1)对反帝反殖争取独立斗争和革命与武装斗争起了推动作用。(2)在广阔的马印边区和国内民族散播了革命影响和树立了民族团结的光辉榜样，并促进了民族团结。(3)更好的了解民族社会与累积更多搞好民族工作与民族团结的经验。

北共中央对民族工作，除了最初重视并建立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推动工作之外，可是当把民族干部派往砂拉越各省去开展工作之后，不论是非武装与武装搞民族工作，都几乎没有再发出新的具体指导，过于放手基层搞，工作过於放任，容易犯右与“左”的错误，工作进展缓慢，付出更多不必要的代价。北共中央后来对民族工作的忽视，主要是北共中央不够强大，独担大任的干部太少，困难与任务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

北共对民族工作指导的忽视和所犯的错误，除了影响工作的进度与付出代价之外，还不是民族工作失败的最决定因素。促使民族工作失败有四大因素：(1)敌人的强大;(2)我方的幼弱;(3)民族群众的斗争要求不高;(4)缺乏不断高涨的斗争形势。最决定民族工作失败是最后的一个因素。只要有了最后一个因素，经过长期的斗争，敌强我弱的局面和群众的斗争态度，最后都可根本转变。

一个小国小党要单独扭转国内外的不利革命形势，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民族工作的失败，主要是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因素。

假如是北共的民族工作政策问题，造成民族工作的失败，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提出更针对、更系统和更令人信服的政策?所谓存在(即客观条件)决定意识，也即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没有一定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那来的政策，岂可闭门造车?!

谈到国阵能够搞成民族工作，而我们为什么却搞不成?无非他们的靠山和承继的家底与我们有所不同。假如我们拥有他们一样的条件，至少我们会把民族工作搞好搞成。

1-5-2009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