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岁月：从读红书到深耕底层写作|青年学者李喆专访刘继明

编者按：本文是青年学者李喆对作家刘继明的深度访谈，聚焦其早年成长、文学启蒙与创作初心，回溯了作家早期人生与文学道路的溯源历程。刘继明在访谈中细致梳理了个人文学启蒙脉络：少年时期深耕苏联革命文学、中国当代红色文学及浩然作品，年少时给浩然写信并收到回信的珍贵际遇，成为其日后回归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重塑文学观与价值观的重要精神契机。高中阶段，他借助亲友藏书广泛阅读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经典作品，打破单一阅读壁垒，为后续融合多元创作风格、打造“文化关怀”小说、创作《人境》《Black and white》等经典作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刘继明坦诚回望原生家庭与亲情阅历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父母重组家庭的特殊背景、少年失怙的成长创伤、命运各异的兄弟姐妹的人生境遇，化作其作品中亲情书写、苦难叙事与人物塑造的核心底色，诸多亲人原型与人生感悟被融入《人境》《放声歌唱》等作品。此外，他详细讲述了早年乡土生活、故乡知青记忆、早期创作投稿经历，包括处女作发表、文化馆工作的坎坷际遇，以及远赴新疆前亲友送别、慈母相送的温情与动容。访谈厘清了其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塑造、风格形成的根源，完整展现了一位当代作家从乡土少年起步，在阅读、生活与岁月淬炼中坚守文学理想、完成思想与创作进阶的初心与蜕变。

李喆：刘老师好!我在葛红兵教授的《颓废者及其对立物——刘继明论》一书中看过他对您的访谈，也曾读过您的早期作品，比如《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我暂时给《刘继明评传》划了8章，第一章是讲您第一次发表作品前的早期人生经历。第二章大约是讲您第一次发表作品到担任湖北省歌剧团编剧的经历，想重点描写您当年的新疆之行;第三章是大约是写您担任湖北省歌剧团编剧到与爱人小鱼结婚的经历，重点分析您当时是怎形成“文化关怀”小说的风格;第四章主要是讲您与小鱼结婚后到去三峡公司挂职之前的经历，重点分析两位亲人相继离世对您思想带来的巨大转变，还有创作《人境》雏形的过程;第五章写您去三峡公司挂职到创作《江河湖》的经历，主要讲述您创作《江河湖》的过程，与您开始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左派知识分子的转变，发表一系列“底层文学”小说的过程;第六章写您创办《天下》到发表《人境》的经历，主要是分析您从想连接左右派到成为有一定社会主义倾向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过程;第七章写您从与方方陈应松集团斗争到创作出版《Black and white》的经历，主要是讲您与体制决裂，到成为中国马列毛主义者一大思想代表的过程;最后一章是讲您通过创办人境网、写作研修班等形式培育中国社会主义新一代火种的经历。

第一个问题：根据葛红兵等人的访谈，您说过从小就读苏联文学作品，革命文学作品与浩然作品，后来给浩然写过信，还收到他的回信。当时您认为您在创作上背离了这些作品的道路，而现在对您来说，这些作品(也包括浩然回信)对您的文学道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是否还记得浩然回信的内容?

刘继明：我的少年时代处于文革后期，读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青年近卫军》等，最早看的是小人书(连环画)。所谓“革命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讲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那些小说，当然也包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

我读这些作品时年龄还小，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学理念，但它们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地下，若干年后，当我经历新时期各种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之后，开始对自己的创作和当代文学进行反思时，它们便悄悄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帮助我重建了自己的文学观乃至价值观。这一点，你可以从《Black and white》中王晟的心路历程看得出来。

我收到浩然的回信时，刚从新厂镇文化站到县文化馆工作，不是正式职工，是那种“吃背背粮”的临时工，担任文艺夜校辅导教师和一份叫《绣林》的文学杂志的编辑。当时我已经开始在《青春》《文学青年》《钟山》《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和诗歌，成为了那个小县城引人注目的文学新星，身边围绕了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记得是1986年，当我获知浩然出任了《北京文学》主编后，出于对自己从小就喜爱的作家的仰慕之情，不揣冒昧地给浩然投了一篇小说稿件。稿件寄出后，我便开始了惴惴不安的等待。几个月过去，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1986年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写有《北京文学》杂志社的信，信封上是白色，上面写着两行字：“湖北首县文化馆 刘继明同志收”。“首县”应该是“石首县”之误。字迹圆熟，很有劲道，给人一种力透纸背之感。我忍着心跳，手微微颤抖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薄薄的信笺，几行跟信封上相同的字跳入眼帘：“继明同志：信已收悉，我因病住院，你的信很晚才转到我手，迟复为歉。大作已转给编辑同志阅处。勿念。浩然。”尽管只有短短几行字，但我目光久久凝视着信笺上“浩然”两个字，回想起少年时期手不释卷地读《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情景，内心激动不已。由于生活辗转，那封信后来遗失了，但过去了几十年，对于信的内容以及浩然的笔迹，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我能够在纯文学思潮滥觞几十年后，重新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原点，不能不说跟我与浩然的这段短暂的文字缘有关。

李喆：在冷朝阳对您的访谈中，您谈到中学时通过同学接触大量西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品。这些西方文学作品对您后来乃至在《人境》与《Black and white》的创作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继明：我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位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王长征，他爱读小说，买了不少小说，从刚出版的国内最新作品到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名著，应有尽有，简直像一座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左拉的《金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等经典作品，就是从他那儿读到的。

从少年时期的革命文学，到高中时期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我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学习创作，立志当一个高尔基那样未上大学的作家。那时候，王长征的私人藏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便托两位在武汉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寄给我。这两位同学一个叫卢新华(跟那位著名的伤痕文学作家同名)，武汉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80级，另一个叫田方忠，华中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80级英语专业，两个人高中时都跟我关系很要好，考上大学后放假时回家都要去我家看我，对我的创作志向十分支持。这俩同学现在一个在德国经商，一个在美国当律师。虽然岁月变迁和各自的人生经历使我们相隔遥远，彼此在精神上已十分隔膜，但每每忆及他们给我寄书和带书的过往，我的心里便会涌起一缕温暖的友情(后来我把这种经历写进了《人境》中马垃的身上)。我记得他们从图书馆借来寄给我或利用寒暑假回家带给我的书有《歌德抒情诗选》，妥思陀耶夫斯基《罪与罚》，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卡夫卡《城堡》，罗伯-格里耶《橡皮》，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等等。其中不少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填补了我那个时期阅读范围限于“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及俄罗斯文学的“短板”，这为我后来受先锋文学影响，创作出以“文化关怀小说”为标志的一批作品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也是我后期创作包括《人境》《Black and white》时，不局限于某种单一创作方法，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甚至多种复合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喆：在访谈中，您说您父亲热衷于做小生意，不希望您读所谓的闲书。您跟他跑过生意，曾在他的身影中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葛红兵教授认为您早期作品有抗父与和解的主题。相反地，您母亲更接近默默付出者的形象。您父母的性格在您身上各自留下过哪些痕迹?您是否还记得与父亲母亲的更多经历?这些经历对您早期作品的主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继明：关于我父母，我曾经在《答蒂洛•迪芬巴赫十二问》和《Black and white》英文版后记中有过简略的描述，可参阅。我父亲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祖父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到我父亲成年时，只能靠“挑八根席” (做小生意)养家糊口，所以土改定成份时划为了下中农。我父母结合之前都各自有过一段婚姻，母亲的前夫家族势力很大，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基层官员，1949年畏罪自杀，留下我母亲和一儿一女;此时，我父亲的前妻因口角，上吊自尽不久，留下一个女儿。就这样，经人介绍，两个破碎的家庭组成了一个新家。他们的三个儿女成了我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1957年，我的同母同父的哥哥降生了，这之前，父母生下过两个姐姐，却都先后因病夭折了。1963年农历10月初二，我降临人世，抓周时(家乡习俗小孩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放很多东西，孩子抓到什么即意味着他将来会以此为生)，我抓到的是一技笔。据父母后来说，大人们纷纷称奇，预言我长大后肯定“吃笔杆子饭”。没想到一语成谶。

所谓“抗父”，显然是葛红兵教授对我早期创作(如短篇小说《双管猎枪》《夜潮》)进行的一种心理学分析，也许揭示了某种普遍的青春期叛逆心理。我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十九岁(1982年)，因此，与其说我在作品中表达了“抗父”情结，还不如说通过这种反向描写，表达了一个失怙的少年对已故父亲的怀念。我许多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如《人境》中马垃，《Black and white》中王成)。后来，我写过一篇《论悲伤》，写的就是少年失怙给人心灵带来的巨大创伤。

李喆：您是否还记得当年与兄弟姐妹相处的场景?

刘继明：我的三个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年龄比我大很多，他们的孩子有的比我还大。所以，要说“相处”，我记忆中更多是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们在一起玩耍的情景。

我的大姐(父亲与前妻所生)生于1944年，个儿虽小，精力却很充沛，性格随父，脾气大，快言快语，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勤劳的农村妇女。我的姐夫正好与她相反，性格温和，上衣口袋经常插一二支笔，文质彬彬，像一个知识分子，实际上，他长期担任生产队会计，在农村的确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他们生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家境虽不宽裕，但由于是水田乡(种植水稻为主)，并不缺粮食吃。我记得八十年代初集体刚解散，每到青黄不接缺口粮时，母亲就让我去四、五里外的大姐家背一小袋大米回来度过春荒。

我的小姐(母亲和前夫所生)生于1945年，同脾气火暴的大姐相比，小姐随我的母亲，心地善良，性格温和，长相也颇为秀丽，她不到二十岁就嫁到了位于江南的邻县，一个叫鹅子港的小渔村，姐夫肤色黝黑，个头矮小，性格急躁，用我父母的话说“像张飞”。她们生有一男三女，同大姐生的三男一女正好相反。而且她们和两个姐夫从相貌到性格也是如此，想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和大姐家在水田乡不同，小姐远嫁江南水乡的渔业队，以捕渔为主。粮食靠国家定量供应，吃不够便用莲藕代替，或卖了鱼再买米买菜，日子过得比一般农家要好的多。小时候，每年春节或夏天，母亲都要带着我去小姐家住几天。从我家去小姐家要过两江(河)一湖，两江分别是长(荆)江和冬青河，一湖是位于黄水套与冬青河之间的一座湖。从江北新厂镇乘渡船过到江对岸的黄水套(今白龙镇)走约三里远路，来到一个叫蕞篓湾的湖边，搭上一只小划子，划船的是个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头，在湖上划了几十年的渡船，几乎全凭记忆划着船在迷宫一般曲里拐弯的芦苇荡里穿行七八里水路，才到鹅子港，然后在冬青河转船，半个来小时就到小姐家了。这样的行程对生活在“旱田乡”的母亲和我来说，显然太不易了。所以母亲每次带着我去小姐家，总是不住地唠叨，后悔不该把女儿嫁到这么远地方的。

小姐家在风景秀丽的冬青河边。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幢两间半坡厦土砖屋里，显得十分拥挤。但一家人和和睦睦，相处得十分融洽，每次吃饭时，一张简陋的小桌子围满了人，再加上餐桌上香喷喷的鱼虾莲藕，比过年还要丰盛。所以小时候我最爱去的就是小姐家，不仅吃的好，还玩的开心。如果是夏天，我还会和比我小五岁的外甥小鱼科(大名前银)在冬青河里游泳，摸鱼捞虾。有一次，我还跟着小姐和姐夫去几里外的湖上收卡子(一种捕鱼的工具)。其时天刚蒙蒙亮，湖面上大雾迷漫，芦苇纵横，我坐在船中间，双手紧抓着船帮，四面被晨雾和露水包围着，那种浑身清凉的感觉，至今深藏在我的记忆里，令人回味无穷……

我的大哥(母亲与前夫所生)生于1947年，他随父姓张，因小时候患眼疾，一只眼睛失明了。他没念什么书，大字不识几个，却很聪明，跟邻村一位陈姓跳丧鼓歌师当学徒，凭记忆能把整部歌本背下来，成为了一名不错的跳丧鼓歌师，经常被请去给四乡八村故了老人的家唱跳丧鼓。后来进城打工，到建筑工地抬板(预制板)，两次从楼上掉下来摔成重伤，几近致残后，只好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回到村里，儿子和孙子都在城里打工，他跟大嫂一起在江边看守哨棚，一边种地，一边养牛。算是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两年前，大哥骑电动车拉牛草回家途中，不慎将路边一老妇挂倒，受伤送进镇上的医院，被勒索赔好几万，大哥急火攻心，竟喝农药自尽了。

大哥原本出身于地方豪绅之家，却因江山易主，家道中落，幼时随母改嫁，因我父亲脾气暴躁，受过不少责骂乃至暴打。但他性格豁达，并不计仇，我父亲因病去世时，他以长子身份为其收殓，操办丧事，俨然如亲生儿子一般，颇受邻里乡亲赞誉。大哥一生的经历颇有戏剧色彩。农村集体化时期，劳动积极肯干，经常获颁奖状，堪称一个优秀的人民公社社员，分田单干后，靠唱跳丧歌和在城里建筑工地抬板，虽未发家致富，也算守住了温饱，没有给改革开放抹黑。但他最终以喝农药了结自己的一生，让我不胜唏嘘。我曾经将大哥的经历写进中篇小说《放声歌唱》，短篇小说《两个朋友》以及长篇小说《人境》，在此又对他多说了几句，也是对这位命途多舛，只有一只眼睛的同母异父的大哥的缅怀。

小哥是我唯一的同父同母兄长，比我大6岁。我们俩在长相和性格上都很相像，外人一看就知是俩兄弟。小哥在毛泽东时代(1976年以前)上完了高中，以回乡知青的身份参加生产队劳动没几天，就到大队小学担任了民办教师。那时候，正处于文革后期，很多农村小学都增设有“带帽初中”，这为更多农村孩子带来了读书的机会。小哥给初一年级教英语，我正好在那个班上，有点小小的得意，小孩子得意起来难免容易忘形，仗着自己的哥哥是老师，毫无顾忌地在课堂上跟同学交头接耳，还吃过他掷来的粉笔。

小哥在大队学校当了没几年老师，农村开始分田单干，集体解散了，大队改叫村，小学师生也大幅减员，小哥也被裁减，在分到的几亩责任田里操持农活，当起了农民。我上高中时，已经狂热地喜欢上了文学，小哥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我经常从他那儿“偷”来看(这段经历后来被我写进了《人境》)。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作，在小哥的一个备课本上用拼音煞有其事地写上“刘继明短篇小说选”，为此还遭到了同学的嘲笑。小哥对我的文学梦一直很支持，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10元报名费还是他替我出的，他甚至帮我誊抄过稿子(他的字写得比我好)。我第一次投稿是给《人民文学》，这并非我好高鹜远，而是因为小哥订了那本杂志，上面有编辑部的地址。那些投出去的小说大多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模仿，自然是非常幼稚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6年后(1986年)，我才终于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是一首诗《海边的传说》(笔名初萌)，跟那个时期流行的诗歌一样，先锋味很浓，责任编辑是韩作荣。1985年底，我去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函授创作中心优秀学员代表大会时认识了他，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中年人。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诗人。我给他投了几次稿，没想到真的中了。尽管这不是我的处女作(前一年我在《作家》杂志发表了一曾诗《妈妈，我们回家去》)，但能在我小时候经常读的国家顶级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我感到特别骄傲。其时，我已到县文化馆工作(临时工)，在整个县，我是第一个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人。细究起来，这多少跟我的小哥有些关系。

小哥种了几年田，后来因为字写得好，在一位表哥推荐下到砖瓦厂的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被抽调到镇政府的工贸办公室，再后来调到自来水厂当会计，农村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全家人都搬到了镇上。前几年，小哥从自来水厂退休，生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儿。

我的四位哥哥姐姐除大哥外，其他三位都还健在。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李喆：在《人境》中，马垃对包括慕容秋在内的知青有深刻的记忆。在您故乡的知青中，是否有青年慕容秋的原型?还有哪些知青给您留下深刻印象或深刻影响?

刘继明：《人境》中关于知青的描写，大多出自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大约上小学时，我家里住过几个知青，其中有两个女知青，我还记得一个叫王道珍，仿佛是从电影《海霞》中走出来的，十分健美;另一个姓段，长得跟前一个正好相反，白皙瘦削，弱不禁风的样子。她们在我家住了不久，就搬到大队的知青点去了，过了很多年，我还记得她们身上散发的好闻的雪花膏的香味儿。这种感觉，后来被我写进了《人境》。但她们算不上是慕容秋的原型。我上小学时，音乐老师是一位女知青，叫陈润芝，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男知青还打过架。如果单从外形和气质上，陈润芝跟慕容秋比较接近，但从经历和精神上，她们毫无联系，前者是县城知青，后者则来自武汉，因此也算不上“原型”。但从慕容秋这个虚构人物身上，寄托了我对那个时代的美好感情，这一点却是真实的。

李喆：在《人境》中，大碗伯与赵广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也让人感到印象深刻，这俩人物形象在您故乡中是否有各自原型?

刘继明：这两个人物也没有具体原型，而是我对故乡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化概括。

李喆：在《Black and white》中，王晟从小就接受他父亲王胜利的正面影响，但后来却想尽量摆脱其父的影响。而您父亲并非王胜利式人物，所以在您当时故乡友邻中，王胜利是否有原型人物?

刘继明：王胜利这个人物也没有具体的原型。不是所有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原型的。

李喆：我发现您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人境》神皇洲原型新厂镇茅林口村(它完全处于平原)，另一个是《Black and white》邳镇原型桃花山镇(以山得名)。但在《Black and white》之前，您似乎极少创作以桃花山镇为原型的作品，更没提到您在桃花山镇的早期经历。因此我需要更详细了解您在桃花山镇的早期生活经历。

刘继明：茅林口是我出生的村庄，《人境》中的神皇洲原型基本上来自这里。桃花山镇是石首的一个小山镇，位于江南，与湖南华容交壤，而我的家乡新厂镇茅林口则位于江北，与江陵交界，四周都是平原。从原型学角度，《人境》中的河口镇取自新厂镇，《Black and white》中的邳镇大多取自桃花山镇，当然，小说中的砖瓦厂以及那根巨大的烟筒，则来自我的小哥曾经工作过的新厂镇砖瓦厂。

李喆：我看到您在1984年左右发表的诗歌处女作《心灵的丰碑》是在广东媒体主办的征文活动中发表的，当时您在石首是怎么参与到广东媒体主办的征文活动的?

刘继明：参加《心灵的丰碑》征文活动时，我还在农村，一次去县城姨表姐家，偶尔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由《羊城晚报》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举办的征文启事，我写了首诗投出去。大半年后，我收到了诗歌获奖通知，不久又收到了奖品，一盒英语磁带和获奖作品集(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在公开出版物发表，凭借这首诗，我经由在县文化局担任局长的表姐夫丁闻声推荐，到新厂镇文化站当了一名临时工，月工资26元。这段经历，多年后被我写进散文《文化馆的变迁》，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上。

李喆：您是否还记得您构思与发表小说处女作《双管猎枪》的经历?

刘继明：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函授版(1985年)，我正是因这篇作品获得了赴京参加《人民文学》函授创作中心优秀学员代表大会的机会，与我同时评为优秀学员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陈染。不过那时她主要写诗。我记得开会地点是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中纪委招待所，颁发证书仪式是在民族文化宫举行，颇为隆重，除了与会学员，还请了不少作家和诗人，如公木，茹志鹃，刘绍棠，从维熙，苏叔阳，叶文福，张抗抗，理由等，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名家。我还趁机请茹志鹃和刘绍棠为家乡的文学刊物《绣林》题了词。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著名作家王蒙亲手给我们这些优秀学员颁发了证书，他当时是《人民文学》主编。

从北京回来后，我把《双管猎枪》投寄给了湖北宜昌市文联主办的《山峡文学》，不久便被刊用了。因此，这是我公开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也是我几十年小说创作生涯的开端。

那一年，我刚满22岁。

李喆：在中篇小说《尴尬之年》中，有多少情节取自于您在石首文化馆的真实经历?比如您当年真的像小说里那样住在厕所旁边，真的给馆长干过很多杂七杂八甚至与本职不相关的活?

刘继明：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但主人公柳明的工作生活环境都取自我在文化馆的经历。我原本住在办公室(用一面书柜隔成两部分，一半我住，一半办公)，可当我同那位同事为一篇稿件发生争执后(他也姓刘，比我大多岁)，他向领导告了我一状，我被迫从办公室搬出来，在文化馆剧院(当时已被改做室内滑冰场)二楼一个紧挨厕所的走道里住了几天。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滑冰场的喧闹和厕所的气味，向领导要求，才搬到另外一间不足十平米却住两人的宿舍。

李喆：根据您跟冷朝阳的访谈，您当时在文化馆跟一个比你年长的同事闹矛盾，最终促使您打算离开石首。刘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那段有些“不堪回首”的经历?

刘继明：所谓“不堪回首”当然跟我在文化馆的临时工身份所受的种种屈辱有关，其中就包括住厕所旁的经历。我和那位年长同事闹矛盾的结果不只如此，不久，文化馆领导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去下面一个乡镇文化站工作。我知道，这肯定是我跟那位同事闹矛盾的连锁反应，老刘是正式工，文化馆的老文学辅导干部，而我只是个临时工，两人闹矛盾，领导肯定会站在他一边。我将这种工作变动理解为一种打击报复。我当时已经在《人民文学》《钟山》《作家》《青春》等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再加上年少气盛，不甘屈从于这种“贬黜”，决心离开石首。当时，新疆吐鲁番一家杂志正在公开招聘编辑，我便向该刊投了一份应聘简历，过了一段时间没回音，我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新疆的旅程。

李喆：然后刘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您上离开石首的大巴之前，亲友们给您送行的过程，与亲友具体的情景?

刘继明：我在石首县文化馆工作期间，身边围绕了一帮文友。对此，我曾在散文《我的激情年代》中有过详细的描写：

“身边一群文朋诗友，有县政府的公务员、师范学校教师、卫生防疫站的化验员、县总工会的小报编辑和爱好诗歌的退伍兵等等，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那时候我们大多才二十岁出头，满脑子幻想，爱激动，敢想敢干，无牵无挂，谁拿了稿费就在县城最简陋的小酒馆或街头的大排档请客，一边饮酒赋诗，一边交流各自的文学见解和对时事政治的看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言壮语不绝于耳。多么纯洁的年代，我们除了谈论文学不知道谈论别的，尽管身处偏僻的小县城，但观念丝毫不比身居高等学府和大都市的人闭塞落后多少，文坛上的每一点风吹草动总能及时传播进来，成为每次集会最具诱惑力的谈资。那时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些名字或概念：现代派、寻根文学、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苏××和刘××的报告文学、张承志的《黑骏马》、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谢冕和徐敬亚的诗歌理论、《深圳青年报》举办的“诗歌流派大展”、非非主义、存在主义、飘流与探险……这些闪亮而充满活力的词汇，把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孔照耀得熠熠生辉，使我们最大限度地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体温。

1987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报告文学作家刘××、文艺理论家王××和物理学家方××几位当时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因卷入一场突发性的事件，被开除了D籍。尽管对这一事件的复杂文化和政治背景一无所知，但我和几个朋友从广播上听到这一新闻之后，还是感到极为震惊和惶惑，一连几天，大伙都心情沉重、闷闷不乐，见了面也眉头紧锁，我们中间有一位因崇拜白桦和刘××，把自己的笔名取作“桦雁”，那几天更是长吁短叹，提起刘××的名字时，眼圈都有些发红，仿佛自己受到了什么严重打击一样。临近春节时，我们中间不知是谁突然提议：选择一个既遥远又偏僻的地方去“过年”。虽然我们自始至终对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目的都不甚了然，但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的赞同。我们找来地图册，几经切磋，最终选定了去云南玉溪——一个既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青山秀水的地方，来完成这次带有盲目色彩的旅行……”

我离开在石首去新疆时，这四位朋友专门为我饯行，赠送纪念品，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那种依依惜别的友情让我难以忘怀。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多年后，当我和方方、陈应松的纠纷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时，那位崇拜白桦和刘××的桦雁站到方陈一边对我进行攻讦，大骂我是“极左”“反对GK”。仔细想其实不意外，此人思想一向右倾，且出身于地主家庭。这在平时无所谓，但到了大是大非的关头就“见人心”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已年过六旬，在县城姨表姐家给她带孙子，虽然是给亲戚帮忙，但其实也是做保姆。我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诗歌《妈妈，我们回家去》，抒写的就是对母亲给人做保姆的复杂感情，形式上受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影响，但内容上却是一种真挚朴实的感情。

我离开石首那天清晨，母亲也到汽车站送我。汽车启动时，母亲一边流泪，一边用衣襟擦眼睛。我的眼睛也潮湿了，随着汽车驶出车站，母亲瘦弱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模糊，但母亲杂乱的白发和苍老的面容却永远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的母亲去世于2001年冬天，享年82岁。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论悲伤》献给母亲，发表在2002年的《钟山》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