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在（再）生产中学习：业余学习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化劳动的再生产（上）

摘要

本文考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业余学习，将其视为一种以劳动为中介的教育治理形式。这种形式既拓展了女性的受教育渠道，同时又再生产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借助陕西省的档案资料，我追溯了业余学习如何在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环境中得以组织，表明它构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通过将知识生产置于集体劳动实践之中，实现知识权威的民主化。然而，业余学习作为一种平等化制度的能力，在不同的制度语境中呈现出不均衡的结构。我引入“性别化流动循环”(gendered mobility loop)这一概念，以阐明社会主义教育内部性别劳动分工持续被再生产的机制。通过梳理从早期扫盲运动到日益道德化的政治训练这一转变，我认为，女性的双重负担并不仅仅是传统的残余遗产或政策执行不彻底的后果，而是通过深深嵌入生产体制的教育安排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本文将业余学习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嵌入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场域，由此对社会主义下社会再生产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劳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引言

1963年春，陕西省人民政府举行了一场表彰仪式，嘉奖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二十八岁的细纱工赵梦桃。赵梦桃曾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被新闻界誉为“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1]。赵梦桃因患肺癌病重无法出席，由她的工友吴桂贤代为领奖。吴桂贤不久后便从车间主任晋升为副厂长，并于1975年出任中国首位女性副总理[2]。

从当代自由主义身份政治的视角来看，吴桂贤的晋升很容易被解读为性别平等的象征：一位女性进入了国家权力的高层。然而，这一晋升轨迹却与当今将政治权威等同于正式学历和专业技能的精英主义常识格格不入。这种社会流动并非建立在学历之上，而是通过劳动本身组织起来的，在密集的车间学习与下班后的教育体系中展开，也就是毛泽东话语所称的“业余学习”。

赵梦桃和吴桂贤相交织的职业生涯，既彰显出这种教育安排的希望，也暴露出其内在矛盾。业余学习灵活地适应集体劳动的节奏，将识字、车间培训、政治与哲学学习以及文化生产结合在一起，既拓展了工人和农民的学习机会，也鼓励了女性投身劳动力队伍。与此同时，它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引发了深刻的张力。后来的一篇传记提到，1959年，赵梦桃因工作量“极其繁重”而终止了一次妊娠[3]。

尽管记录未提供确切的医学解释，但这一事件发生在高强度生产任务和夜间学习会的背景下，据报道这些活动让工人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4]。这些时刻凸显了社会主义性别政治中的核心矛盾：妇女解放往往通过跨越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对身体和时间的双重强化要求来实现。

既有研究已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政治复杂性，指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根深蒂固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并存[5]。然而，对于社会主义解放事业如何成为性别化劳动分工持续再生产的场域，其背后的制度机制却鲜有研究。本文将业余学习作为一种嵌入生产体制的教育治理机制进行分析，以此填补这一空白——这种机制将学习与工作节奏、家庭责任交织在一起，使其成为性别化劳动分工既受到挑战又被不断重构的关键场域。

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陕西省业余学习的档案研究，我认为，业余学习作为一种多层面的教育治理模式，既打破又再生产了性别化劳动分工。针对那些主要将教育理论化为提高就业能力和生产率之手段的发展主义论述[6]，我展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如何成为合法化并组织学习机会的前提与通道。对许多农村妇女而言，参加集体劳动是获得教育机会的门槛;社会化劳动不仅受益于教育，而且积极地促成了教育。然而，这种促成关系在制度上是有条件的，其维持程度也不均衡。通过评价标准、学习内容和道德话语，业余学习往往预设女性能够从事再生产劳动，并将这一预设融入了对革命奉献的规范性期待之中。

为把握这一动态，我使用了“性别化流动循环”(gendered mobility loop)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循环动态：社会化劳动为女性开启了学习之路，但女性在家庭及照料劳动方面承担的超比例责任又限制了她们对业余学习的参与。这种有限的参与通常被解读为革命觉悟不高或不够勤奋的表现，而非一种结构性的制约。此类解读反过来又影响了培训、表彰与晋升决策，导致即便女性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她们进入技术岗位、政治职务及一般脑力劳动的通道依然狭窄。[7]

这一循环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持续存在。其一，业余学习的时间组织方式与评价标准——下班后的学习安排与照护责任相互冲突，且考核制度奖励在劳动与学习两方面同时表现优异者——这系统性地使照护者处于不利地位，并将制度性约束集中施加于女性群体。其二，学习材料将女性在育儿和家务方面的“特殊困难”自然化，把这些再生产负担重新框定为值得颂扬的革命美德，而非有待消除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两种机制共同确保，尽管业余学习使许多妇女掌握了技术技能、获得了读写能力，从而拓宽了她们的就业选择，但大多数妇女仍被局限在体力或半技术性工作中，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

总体而言，本文做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贡献。在实证和历史层面，它超越了仅记录妇女解放与性别化劳动分工长期并存的研究，推进了社会主义中国性别与劳动领域的学术探讨。本文具体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别分配何以通过制度机制得以持续再生产，揭示出业余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关键场域——妇女的生产参与、政治动员和社会流动，正是在此处与再生产负担的强化交织在一起被组织起来的。在概念层面，本文将业余学习重新框定为一种嵌入生产过程、以劳动为中介的教育治理形式，而非劳动过程的外部补充或技能形成的中立工具。通过将劳动视为学习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非仅仅是学习的对象，本文重构了教育与劳动的关联 ，并凸显了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维度。这一视角表明，教育实践积极参与了性别规范与政治主体性的常态化建构，拓展了关于劳动、意识形态与再生产的女性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

社会主义下的性别化劳动、教育与意识形态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与劳动的学术研究，已对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事业的成就及其未竟的张力做出了丰富细致的阐述。大量历史研究展示了革命如何通过法律改革、国家主导的动员以及工资就业和大众教育的扩展，瓦解了1949年前性别秩序的主要元素。土地改革、1950年《婚姻法》和大跃进，常被学者们认定为女性获得新权利、进入集体生产、有资格接受培训和政治参与的关键制度渠道[8]。

然而，这些转变是在不平衡且充满争议的过程中展开的，这些过程往往通过如“铁姑娘”[9]这样的形象表征来加以管理和巩固——这一形象则根治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性别表征谱系之中[10]。为一种文化形态，“铁姑娘”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主导的技术现代化叙事之中，塑造了一种去性别化的身体能力理想，尽管技术领域内的性别分层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改变[11]。

王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分析，将这些动态置于党国体制架构之中，展示了女权主义议程如何通过官僚运作、策略性模糊和政治妥协得以推进，从而凸显了通过国家建设实现妇女解放的有利条件与结构性局限[12]。

贺萧(Gail Hershatter)的自下而上的口述史研究，还原了农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变革的体验，揭示出集体劳动的参与是如何叠加在她们始终承担的做饭、育儿与家务管理责任之上的，而公共食堂、托儿所这类集体服务仅能提供部分且间歇性的缓解[13]。

既有研究也深化了我们对这种双重负担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同情境和层面下如何运作的理解。阶级地位与城乡身份从根本上塑造了妇女获得集体服务的机会和制度支持的程度。一些城市国有部门工人受益于食堂和托儿服务，而农村妇女则很少能获得此类服务[14]。

对农村家庭劳动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妇女集体参与的扩大并未取代纺纱、织布及其他形式的手工生产等维持生计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家庭生存仍不可或缺，并间接补贴了社会主义积累，加剧而非减轻了女性的时间贫困[15]。

在工作场所，即使存在集体设施，性别化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将男性引向技能型、技术型和领导岗位，而将女性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薪酬较低的岗位上[16]。

董一格近期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如何通过诸如“家属”(工人的家庭成员)等制度安排重组了社会再生产，系统地将日常和代际劳动的成本转移给女性，同时限制了正式福利供给的扩大[17]。这种双重负担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早期对再生产劳动社会化的承诺，逐渐让位于一种更为狭隘的妇女解放理解，其核心是将妇女大规模纳入有偿就业体系[18]。

在盖尔·拉皮德斯(Gail Lapidus)的叙述中，性别平等主要通过全民就业和法律保障得以制度化，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层面重构却始终是局部且不均衡的[19]。

正如玛丽·巴克利(Mary Buckley)所揭示的，这种安排不仅受到政策制约的维持，也受到社会主义性别意识形态本身的支撑：工作场所的平等在话语上得到肯定，而家庭责任却被自然化为妇女的道德与社会义务，这使得形式上的平等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得以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共存[20]。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也记录了类似的动态，揭示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与再生产劳动社会化程度有限且持续女性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复出现的结构性张力[21]。

这些比较案例表明，双重负担并非是单纯的政策失败或执行不彻底的后果，而是内生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种结构性张力。冷战地缘政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张力;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秩序中，妇女权利提供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比较合法性语言，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跨国舞台上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据广为传播[22]。

在这种背景下，性别平等既是一种解放性愿景，也是一项需要通过快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证明的政治主张。因此，优先发展生产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权的现实必要，尽管这也给社会再生产领域带来了持续的压力。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将这一张力的根源，归结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至关重要的是，许多社会主义解放想象)中长期存在的、将有偿生产置于社会再生产之上的优先性。在这一传统中，家务劳动与照料劳动虽然构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构性基础，却往往被视为次要领域(政治上得到承认，但分析层面发展不足)。因此，“妇女解放”的理念一再被具体化为女性进入有偿劳动，而非对社会再生产劳动进行集体性重构——这一诊断在一元论框架与社会再生产框架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阐述[2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早期家庭劳动争论中的介入明确指出，无酬再生产劳动并非政治经济的外部事物，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旦凸显这种依存关系，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以生产与就业作为衡量标准时，为何往往会推迟对照护劳动与家务劳动的集体性重构，导致其转型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24]。

因此，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资本主义“照料危机”的诊断，阐明了可能跨越不同政治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形态)的更为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矛盾[25]，尤其是当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依靠一种将无酬再生产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义务的、以工作为中心的道德秩序来维系时[26]。

教育和学习在这些辩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既有的学术研究往往要么将教育参与视为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指标，要么将其看作与劳动动员相邻的一个政策领域。作为中国共产党“两条腿走路”方针的一部分，这些在工厂、机关和公社的正规工作时间之外开展的项目，旨在扩大教育机会，同时将学习与生产相结合，以打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27]。

到20世纪50年代末，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了扫盲和职业班;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业余学校大量涌现，其教师常常由城市“下乡青年”担任[28]。妇女是重点目标群体：妇联为家庭妇女组织了扫盲班，农村妇女则参加季节性课程[29]。

然而，持续的性别角色限制了妇女的参与。那些家庭负担沉重或家庭支持有限的妇女获益最少。政治学习小组在原则上肯定性别平等，但领导角色和发言机会往往被男性垄断，导致性别方面的诉求大多未能得到表达[30]。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劳动与教育的学术研究，学者在探讨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再生产时，仍主要聚焦于再生产劳动本身不平等的性别分配，记录谁在什么条件下承担家务劳动，并产生了何种后果。然而，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维度仍未得到充分审视，具体而言，即性别化的再生产责任是如何通过日常制度实践被常态化、合法化并不断再生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教育与学习在关于女性社会主义参与的学术论述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们极少被分析为再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得以主动组织的场域。其结果是，女性双重负担的持续存在往往被视为政策改革不彻底或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的残余结果，而非内嵌于生产之中的教育规训机制(pedagogical arrangements)的产物——正是这些机制使得性别化的再生产劳动在政治上可被理解、在道德上被视为美德。

为了弥补既有社会再生产研究路径的这一空白，我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以路易·阿尔都塞关于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为关键出发点。对阿尔都塞而言，教育机构并非像经典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所暗示的那样，通过简单的反映或机械的因果关系来再生产社会关系[31]，而是通过长期的日常实践培养技能、性情倾向和政治主体性来实现这一点[32]。至关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能确保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场域;意识形态再生产始终具有历史中介性、不均衡性与矛盾性。

基于这一洞见，我通过将业余学习作为内嵌于生产中的、以劳动为中介的教学治理形式加以分析，突显了性别化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维度。我不再将妇女的双重负担视为政策改革不彻底或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的残余结果，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一种教育规训机制(pedagogical arrangements)的效应，正是通过这套安排，人们对工作、学习与家务责任的参与被一体组织起来。在此意义上，业余学习不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更是再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场域，社会主义制度下特定的性别规范、道德期许与政治主体性形态，正是在这里被常态化并持续再生产更新。

具体而言，我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在社会主义中国，业余学习在工厂车间和社区中是如何被组织的?其时间安排和评价标准——尤其是它们与劳动表现的关联——如何塑造了妇女的学习机会和有限的流动空间?第二，受家务与照护责任影响而受限的女性业余学习参与，是如何被置于意识形态化的评价之下的?此类评价又如何将女性的工作、学习与再生产三重负担常态化?第三，女工、组织业余学习的基层干部以及国家政策制定者是如何理解并协商这些张力的?这些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社会主义性别政治的哪些轮廓?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实证材料来自中国的档案机构，主要是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安市档案馆。这些材料包括政策指示、工厂统计资料、会议记录、人事档案和回忆录。除这些档案材料外，我还查阅了通过二手书市场和网络平台等二级渠道获得的官方与非官方出版物，包括工厂志、毛泽东思想哲学教材、扫盲手册，以及《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妇女》等报刊。为补充这些文本资料，我与五位在毛泽东时代参加过业余学习项目的老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我的分析聚焦于1949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在此期间，业余学习得以制度化，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经历了重大变革。

在地理范围上，我的分析集中于陕西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特别是西安、咸阳和宝鸡的城市地区——经历了纺织业的显著扩张，该行业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要吸纳者。因此，陕西纺织女工的经历为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下性别、劳动与教育的更广泛全国性模式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我还突破了城市工业场景的局限，将该省的农村地区纳入研究范围，从而能够对工农业领域的业余学习实践及其对性别化劳动分工的影响进行更整合性的分析。

业余学习：猫主义对知识与劳动的重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面临着教育、卫生和技术能力方面的严峻制约。当时全国约5.5亿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平均预期寿命约为三十五岁[33]。在陕西等内陆省份，这些状况尤为严峻：社会主义初期的省级报告显示，全省总人口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农村地区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妇女的文盲率更高，在一些农村地区几乎达到全民文盲的程度[34]。

面对这一局面，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源极度匮乏(包括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与知识分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与工业转型工程。这些制约因素构成了业余学习制度形成的背景。尽管扫盲与教育普及被公认为发展的必要条件[35]。但仅用资源匮乏无法解释为何业余学习会成为首选方式。在国家层面，业余学习更多被表述为一种旨在塑造社会主义主体性的革命教化方式，而非单纯的技术官僚式解决方案[36]。

对于中国派对竹溪猫而言，业余学习内嵌于对传统学校教育更广泛的认识论与政治批判之中。猫反对知识主要通过正规教育与书本学习获得的观点，主张实践才是学习的首要场域。他将知识视为一个“从实践开始”、“通过实践获得”并最终“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37]。使用而非课堂讲授，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形式[38]。

在这一框架下，猫将业余学习视为社会主义教化的革命性体现，而非辅助性的教育环节。猫对传统教育的这一批判，同时也指向了支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知识等级制度。

马克思主义对学校教育的批判，揭示了教育如何通过日复一日的育人惯例来再生产社会关系——这些惯例不断培养着特定的性情倾向、权威观念和顺从习惯[39]。这就将“知者”与“无知者”之间的不对称加以制度化，为那些被认可为权威知识承载者的人提供了持久的合法性[40]。

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在劳动组织中有着结构性的对应：构思与执行的分离使得脑力劳动凌驾于体力劳动之上，将规划、计算与决策权集中在管理者与技术精英手中。正如劳动过程理论家所揭示的，这种分工将体力劳动者置于依附与被监督的地位，通过对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垄断强化了阶级权力[41]。

无论是在经济生产还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女性都集中在这一分工的执行端，这进一步将她们被排除在公认的知识权威之外的状况自然化[42]。因此，教育等级与劳动等级相互作用，共同稳固了阶级与性别不平等。

猫的干预直接针对这一关联。他并未将正规教育视为中性的技能形成手段，而是认为其参与了知识等级的再生产，并进而参与了性别化劳动分工的再生产[43]。

他的回应并非仅仅扩大教育覆盖面，而是重构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通过业余学习，猫主义的教化方式推动了一场双向运动：一方面鼓励工农群众通过学习获取知识资本，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44]。

这并非否定知识本身，而是反对将专业化作为一种被垄断的社会形式。猫主义对“业余性”的推崇，正体现了这种动摇专家权威、将知识活动重新定义为基于实践的集体过程的努力。

在国家层面，国家将这一教化导向予以制度化，把重心从基础扫盲运动转向“三结合”政策，即将识字教育与技术劳动和政治训练整合起来。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对缩小党所称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明确承诺。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将教育定义为个人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是将其设想为这样一条路径：新近受教育的工人和农民将回到他们的工厂或公社，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集体文化和技术水平。

在这一框架下，业余学习并不具有狭隘的工具性功能。其政治意义在于试图实现知识权威的民主化，培养基于实践而非文凭的社会主义主体性。通过消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业余学习将包括女性在内的工农群众定位为知识生产的潜在主体，而非被动的教育接受者。因此，这一模式提出了一种与群众参与和革命变革相契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教化愿景[45]。

然而，正因为业余学习内嵌于既有的劳动与家庭制度安排之中，其平等主义承诺与性别化责任之间产生了不均衡的交织，为女性的教育流动埋下了新的张力。业余学习的矛盾遗产，必须置于“废除知识等级的愿望”与“性别化劳动分工的持续存在”这一核心矛盾之中来理解。

把大地吞下、把大海喝干，再酿成人民的甜——欢迎关注红枫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