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十次路线斗争史（第二讲）

接上文——「历史文献」十次路线斗争史（第一讲）

第二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第一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两条路线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的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建立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尖锐化了。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究竟谁领导谁，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围绕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一系列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陈独秀抛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鼓吹“二次革命论”，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理论基础。

陈独秀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他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会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那么，无产阶级的出路何在呢?陈独秀认为只有跟随资产阶级“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至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掌握政权的问题，则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现在“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这样，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被一笔抹掉了。

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他主张由国民党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就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后也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跟着资产阶级充当助手，只能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进行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它的要害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正是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鼓吹国民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胡说什么“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他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以谢持、邹鲁为首组织了“同志俱乐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共活动。与此同时，在广州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表面上打着革命旗帜，暗地里却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勾结，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则大肆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

毛主席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决主张彻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加强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以巩固统一战线，向国民党右派发动猛烈进攻。一九二五年冬毛主席在广州主编的《政治周报》发刊词指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计议，在这次大会上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开除邹鲁、谢持、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党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争取我党同志占三分之一，争取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以便进一步巩固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这个计划，当时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坚决反对，竟然先在上海和国民党右派头子戴季陶、孙科等进行谈判，要大会等他们回到广东后再开。同时，陈独秀还专门派了张国焘为出席大会的我党团书记，以阻挠毛主席和其他同志的正确计划的执行。由于张国焘等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庇护，结果在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六十名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我党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吴玉章同志等十四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人数超过了我党同志的人数，而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的头子蒋介石、戴季陶、孙科都被选为正式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十五名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中，我党只有个别的人。国民党左派也只有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由于这种情况，加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经常一起开会，这就使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占了相对的优势。这样，国民党右派势力就壮大起来了。

在陈独秀一再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一再妥协退让的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争夺领导权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派中山舰由广州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黄埔后，他们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蒋介石也故意表示“惊异”，否认有调遣令。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便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扣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我们“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现在反击会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使革命“倾覆”，因此只能向蒋介石让步。他公开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没有想“阴谋推翻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而是完全支持蒋介石以求得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甚至无耻吹捧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还胡说什么，“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他们不但反对军阀，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于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共”。于是他提出了所谓“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策略，采取退让妥协政策，拒绝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结果，使蒋介石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

陈独秀的妥协退让，并没有满足蒋介石篡权的野心。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要全部交出，由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经过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等。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打击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使国民党成为在他控制下的政治工具的反革命阴谋。可是，陈独秀却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我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于是又作了让步。结果，《整理党务决议案》被强行通过。接着，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正部长的我党同志，被全部撤职，而以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代替了我党同志的部长职务，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这样就使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领导权，为他们以后的叛变革命作了准备。

不仅如此，在六月四日发表的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更无耻地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行动”，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陈独秀在作了这些可耻的退让后，还唯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放心。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公开声称：“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事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这是明目张胆地鼓励独夫民贼蒋介石，使他敢于更大胆地进行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在这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它表明陈独秀在实际上变成了蒋介石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夺权阴谋和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全党的阶级觉悟，毛主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是从路线的高度，解决敌我友的问题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由谁领导，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陈独秀叫嚷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此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毛主席在文章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在这里，毛主席着重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特性，说明中国无产阶级是个新兴的最革命的阶级，最伟大的阶级，能够担当革命的领导者。

针对陈独秀散布的中国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领导”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毛主席在文章中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毛主席还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一定要时常提高警惕，决不可让他们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同时，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中处在动摇的地位，所以它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国际环境也不允许它“独立”革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这就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竭力鼓吹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但是，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还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文献的伟大历史意义未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同时，陈独秀又利用他在党中央窃据的权力，排斥毛主席，不让这篇伟大的著作在党中央刊物《向导》上发表，使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受到很大阻挠。

第二节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条路线在农民革命问题上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我国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陈独秀一贯丑化农民，反对农民革命运动。他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胡说什么“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还说：“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样，陈独秀又把我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抛弃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湖南，从北伐前夕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全省农会会员由三、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从百余万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有半数的农民组织起来了。此外，湖北、江西、福建、浙江、陕西、广东、河南、四川、安徽、河北等省的农民组织也有显著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国已有二百零一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一千万人。农民组织一经发展，农民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斗争立即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千百万农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了农民武装，建立了大批梭镖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减租、减息等经济斗争和改变旧风俗的斗争，以及办学校、筑铁路等乡村建设工作。总之，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建立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被反动派的气焰和资产阶级的威胁所吓倒，迎合资产阶级一党一集团的私利，跟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后面，大肆攻击和镇压农民运动。陈独秀公然搬出孔孟的“中庸之道”，大叫农民运动“过左”、“过分”，恶毒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去。一九二六年九月，在陈独秀控制下我党召开了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陈独秀为会议起草了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系统地全面地攻击农民运动，制定了一整套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政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镇压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

这个《决议案》同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大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对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进行恶毒污蔑。《决议案》说“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一句话，就是说，农民运动“过分”、“搞糟了”。

《决议案》反对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说“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这就是要我们党放弃对农民组织的领导，把农民的权力机关实际上变成地主都可参加的俱乐部。

《决议案》竭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特别是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它叫嚷什么：不可简单提出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的口号。主张“尽可能取得”地主阶级控制的旧农会，“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对地主武装——“民团”，说什么“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要通过“乡民大会选举”，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即是用这个地主代替那个地主掌握“民团”。这就是不准广大农民去触动地主阶级反动政权的一根毫毛。

可是，对待农民武装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决议案》竟然说：“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这是对广大农民最无耻的污蔑和攻击，是反对建立农民武装的反动谬论。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民武装，《决议案》又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说什么“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常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甚至自卫军也要改成“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误会和蔑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取消农民武装，为反动派效劳吗!

在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为了坚持领导和推动农民运动，挽救革命，击败敌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辉著作。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文章一开始就尖锐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抱什么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陈独秀同地主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疯狂反对农民运动，这就暴露了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

针对陈独秀之流指责农民运动“过分”，不准农民打破封建地主阶级吃人杀人的旧秩序等中庸之道的谬论，毛主席在文章中深刻阐明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辩证法，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并且热烈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这样便痛斥了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之流污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反革命谬论。

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革命武装。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发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伟大号召，并强调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农民要掌握和巩固革命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主席明确指出，要把地主手里的武装拿过来，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农民政权机关的管理之下。同时，要建立新的农民武装，即农会的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这对反对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陈独秀之流是最无情最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这篇光辉的马列主义著作，公然滥用职权，不让在中央刊物上全文发表，下令去掉“十四件大事”那部分内容。但是真理是封锁不了的，这篇著作很快就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并在汉口印成了《湖南农民革命》单行本。陈独秀根本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顽固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起来。

第三节 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的光辉思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和对革命的叛卖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不要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在工农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加紧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企图大规模屠杀工农，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个革命的紧急关头，是坚持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挽救革命，还是放弃人民革命武装，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出卖革命人民，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陈独秀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学说，一贯反对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反对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早在一九二四年，陈独秀就鼓吹：“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中国只有此策可救”，即“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成立时，他放弃了我党掌握军权的大好时机，使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仍然操在旧式军官手里。一九二六年三月，他拒绝毛主席反击蒋介石阴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的正确主张，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

当我党领导北伐时，陈独秀又反对北伐，胡说什么“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在北伐胜利进军，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群众纷纷要求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我党完全有可能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时候，陈独秀又反对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他宁愿要新军阀，也不要发展工农武装。他对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大加指责，百般限制，污蔑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下令农民武装不许“干涉行政”和“收缴民团枪械”，“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可有“进攻的自卫”，“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等等。相反，陈独秀却听任蒋介石大量收编军阀部队，迅速扩大反动武装，听任国民党军阀趁机壮大队伍。例如，唐生智的军队本来不足一万人，在北伐中，半年之内，就发展到十万多人，增加了十倍。而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可耻地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效劳，充当蒋介石麻痹和屠杀工农的帮凶。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步步退让，蒋介石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连续制造了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一系列反革命惨案，对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三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一到上海，一方面继续使用流氓伎俩，假惺惺地向上海总工会代表保证：决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给总工会送去“共同奋斗”的锦旗，表示“敬意”，麻痹革命人民，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青红帮头子的支持合作下，阴谋策划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实行公开叛变，建立他的反革命王朝。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末尾，点名批判了蒋介石，揭露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要全党警惕。可是，陈独秀对蒋介石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仅不警惕、不反击，反而为他辩护。四月五日，陈独秀竟与正在同蒋介石密谋叛变的国民党反动头目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胡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是公开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施放烟幕弹，使我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

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下，蒋介石公开叛变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蒋介石指使流氓、特务冒充工人，袖缠“工”字符号，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地袭击工人纠察队。当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抵抗时，蒋介石便借口“工人内讧”，派反动军队收缴“双方”枪械，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接着，他又指使流氓、党棍以“上海工界联合会”名义，乘机占据上海总工会会所，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枪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大背叛，上海工人和市民万分愤恨，当即举行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严惩流氓凶手，肃清反动分子。会后整队游行，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宝山路时，蒋介石丧心病狂地下令，用机枪向徒手游行的工人群众扫射，当即尸横满街、血流遍地，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从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工人被杀害的有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五千多人失踪。这是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也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罪恶。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力量，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对陈独秀放弃武装力量领导权，反对工农武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初，毛主席在举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非常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把军事课程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使学员生活军事化。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阴谋夺取军权，毛主席坚决主张迎头痛击。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拿起武器，推翻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对于广大农民的这种革命行动，毛主席给以高度的重视和热情的歌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一节专门论述“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问题，坚决主张无条件地解除地主武装，号召大力发展农民武装，并且尖锐地批判了害怕农民武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

当蒋介石制造反革命惨案，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毛主席主张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打击。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的，追悼被蒋介石杀害的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烈士的大会上，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指出：在这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这证明反动分子正在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举行反击，以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看清了形势，逐步认识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各地群众纷纷举行讨蒋集会，发通电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毛主席为了挽救革命，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以前，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全党紧急动员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土地革命，大力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建立和巩固党在农村中的政权。这是挽救革命的英明措施。可是，窃据大会领导权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公然实行家长制统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立场，竟拒绝讨论毛主席的提案，并且非法剥夺了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表决权，完全把毛主席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这样，在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解决任何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任务。

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已在一九二五年被湖南军阀逮捕后叛变的无耻叛徒xxx，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被陈独秀拉入中央委员会。于是xxx就和陈独秀进一步紧密勾结，变本加厉地进行叛卖革命的罪恶活动。

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根本反对毛主席挽救革命的英明措施，疯狂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反革命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反动军官连续叛变，屠杀革命群众。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毛主席亲自领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和革命军队，对夏斗寅匪帮进行坚决镇压，粉碎了这次武装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又指使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反革命叛乱(即“马日事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释放在押土豪劣绅。事变发生，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许多革命群众的代表赶到武汉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号召他们拿起武器，武装保卫革命，对反革命叛乱进行坚决斗争。中共湖南省委郭亮、柳直荀等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长沙附近的平江、浏阳、株州等地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五月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十万农民大军手持梭镖大刀，从四方八面涌向长沙城。革命队伍高唱：“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龟缩在长沙城里的许克祥一千多匪兵，处在刀枪林立的农民大军重重包围中，吓得魂飞胆战，惊恐万状。当时，消灭许克祥叛匪，乘胜镇压各县反革命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挽救革命，是一个大好时机。但是，投降派陈独秀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完全被十万农民吓破了胆，竟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并规定“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不仅如此，还无耻地为许克祥的反革命叛变辩护，胡说什么“马日事变”的起因是：“由于贫农幼稚行为……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结果使革命势力受到严重压制，许克祥则乘机反扑，二十多天内，长沙附近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残酷屠杀在血泊之中。这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大罪。

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投降叛卖，使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更加敢于明目张胆地进行叛变活动。五月二十六日，武汉政府公开发表布告，叫嚣要对农民运动“加以制裁”。五月三十日的联席会议又通过一系列大举进攻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的训令，胡说“打倒压迫农民的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标语都是“错误”的，“会引起军队的反感”，并扬言要解散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诬蔑“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六月十日，汪精卫、孙科等国民党反动头目又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决定所有在河南的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镇压湖南湖北的工农运动。对于汪精卫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不仅不加以揭露和斗争，反而公开为汪精卫的叛变活动打掩护，说什么“国民政府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汪精卫在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的支持下，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掩护下，进行了一连串密谋策划。六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经过徐州会议与蒋介石达成联合反共协议，汪、蒋合流，“宁汉合作”，汪精卫反动集团公开叛变已迫在眉睫，革命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在革命成败的最后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挽救革命，利用他当时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条件，连续发表各种通电和文件，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和阴谋，号召各地农民协会更加努力团结广大农民群众，严密组织，加强武装，反击土豪劣绅的武装袭击，解除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镇压反动派一切挑衅。

六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蔡和森同志共同写信致党中央常委再次提出挽救革命的英明措施。指出：事态既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但是，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毛主席提出的英明主张，丧失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机会。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在他所操纵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竟无耻地作出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胡说国民党是“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府的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用“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这一无耻决定，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全面出卖革命的投降书。

这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xxx，追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加紧进行叛卖革命的罪恶活动。xxx被汪精卫集团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内奸，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xxx向国民党反动头目陈公博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xxx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xxx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xxx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LSQ一伙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予以“释放”。xxx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xxx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枝也交了，我也放心了”。汪精卫使xxx“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这时，xxx还写信给陈公博，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xxx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真是十恶不赦!

陈独秀、xxx的彻底叛卖，使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叛变阴谋迅速部署就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无可挽回。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广大革命群众，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出卖，手无寸铁，无法进行有效反击。这样，蒋、汪合流，顿时在全国各地掀起一片白色恐怖，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遍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鲜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毛主席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时深刻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仍然坚持错误，发展到取消主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是托陈取消派的黑纲领。他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该搞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实质上，就是取消中国革命。他还和反革命托洛茨基派彭述之、刘仁静等搞了一个八十一人的反党组织，叫“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反对党中央，反对党的路线，反对党所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游击战争为“流寇运动”，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陈独秀写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疯狂攻击中央，反对党的“六大”路线，并公开他的反党信件，公开供认已为共产国际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成为叛徒和反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过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一九四二年，陈独秀死于四川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