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第一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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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欧洲1848年革命

第一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加剧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西欧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出现的时候就开始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得到较大的发展以后，早期的工人运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最先在西欧发展起来。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相当势力以后，就爆发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统治在欧洲的建立，从而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国家，18世纪60年代，由于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而开始的产业革命，使得采煤、炼铁的主要工业部门都以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形成了工厂制度。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工业阶段。产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了起来。当时英国制造着全世界需要的各种工业品，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下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英、法等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中也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邻近法国的莱茵河地区，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较快。欧洲大陆其他各国，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以及远离欧洲的美国，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总之，到了19世纪上半叶，西欧有的国家(如英国)已完成产业革命的过程，而大多数国家先后进入产业革命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发展。

恩格斯说：“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对双生子，也是一对矛盾不可调和的仇敌。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筑在对工人及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加深了。机器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工人就愈成为机器的简单附属品。资本家大量雇佣童工、女工，于是几乎工人全家都成了资本家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工资降低到仅仅能够延续工人生命的程度。工作没有保障和大批失业，成为对无产阶级的严重威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拼命地扩大生产，进行剥削，工人饥寒交迫，小生产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殖民地人民遭受敲骨吸髓的搜刮……这造成了财富和贫困两极分化，造成了生产的成倍增长和购买力十分低下的矛盾，于是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货物充斥市场，信用关系破坏，企业倒闭，工厂停工，工人大批被解雇，生产力和产品遭到破坏。经济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震撼着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广泛、更深刻，这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展，这种矛盾愈激烈。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种种社会灾害，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明朗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便逐渐迅速开展起来。

这时，“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他们把自己所受的灾难归咎于机器的采用和直接受雇佣的厂主的奴役。他们认为，机器是贫困的根源，工厂是压迫人的地方。因此，早期的工人斗争，直接表现为焚烧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主等原始的形式。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18世纪70、80年代，在英国还出现了破坏机器的所谓“鲁德运动”，到产业革命胜利发展的1811—1812年间，这个运动盛极一时，遍及英国各工业区，形成一种群众性的早期工人运动。法国在1815—1830年间，也爆发过类似的运动。这种斗争还是孤立的和自发的，因为它局限于个别工厂、个别地区，而且是针对个别资本家，工人们还不善于区别机器与使用机器来剥削和奴役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斗争，是工人运动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它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心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

破坏机器的运动，并不能阻止机器的大量采用。斗争实践教育工人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工人们从斗争中逐渐感觉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以便打击共同的敌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各行业工人开始广泛组织起来，争取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状况。尽管反动政府于1799—1800年颁布了禁止结社的法律，但是英国工人仍然用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1816年，格拉斯哥纺织工人工会成立，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够进行总罢工的程度。团结起来的工人，已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不断组织罢工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于1824年宣布取消禁止结社的法律。此后，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进一步加强起来。法国早在1791年就颁布了禁止罢工和组织工人同盟的法律，但是并不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封建统治的德国，随着工业的发展，也开始出现了工人的秘密团体。

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比破坏机器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它对启发工人觉悟，加强工人团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这种斗争一般还限于争取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工人们对反动政府的本质还缺乏认识，有时甚至希望政府出来主持公道;同时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附庸，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运动。

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在思想意识上得到反映。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当时资产阶级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小生产者的破产、对外掠夺、经济危机以及道德败坏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呈现于人们的面前。正如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所谓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而“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各种矛盾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早期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反映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并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美好社会的思潮，即作为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运而生。

早在16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就发表了《乌托邦》，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没有私有制，人人都热心公共利益，人人都参加劳动。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的《太阳城》中，也设想了一切人都必须劳动，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年)也宣传过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有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出现了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巴贝夫主义”。

巴贝夫(1760—1797年)出身退伍军人家庭，参加法国大革命，看到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贫困和剥削，他就创办激进的革命刊物，并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平等会”，准备发动起义，所以他们又叫做“平等派”。1797年，他们的组织因叛徒告密而被破坏，巴贝夫被捕，第二年巴贝夫就牺牲了。

巴贝夫主义认为，历史是穷人和富人不断斗争的历史，被压迫者只能通过起义来寻求解放。大自然赋予一切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财富的权利，平等是自然权利的根本原则。一切不平等的原因是私有制，要用人人平等生活的权利来代替私有财产的权利。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人人尽自己的能力劳动，然后领取他所需的物品，他们提出的分配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的。

19世纪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出身贵族，青年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曾参加革命活动，后从事商业活动。法国大革命后，他看到革命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和人民的贫困，十分憎恶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渴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180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在晚年写成了《论工业制度》、《工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著作，在他的著作中论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他主张一切人都应当劳动;揭露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到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间的阶级斗争。圣西门对未来人类社会作了不少的预见，“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他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国家将要消亡。圣西门自己特别强调，他随时随地都是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但是“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才直接以工人阶级的发言人的姿态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后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商人家庭，后破产，一生都在各种商业企业中服务，当过店员、商业代理人、交易所经纪人。这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刻，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是1808年问世的，而他的主要著作《文明制度的批判》、《论家务农业协作》、《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等则是在复辟时期写成出版的。傅立叶对社会历史有不少辩证法的看法，他把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四个阶段，文明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他指出：“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他还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他的上升时期，和它的下降时期。傅立叶提出了劳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理论，对儿童进行集体教育等。对“文明制度”的批判，是傅立叶思想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恩格斯曾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兼商人的儿子，他年幼时就当学徒和店员，后来当了纺织厂的经理。他的主要著作有《新社会观》、《人类意识和实践的革命，或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未来的过渡》、《论全新的社会状况》等。他提出了创办幼儿园以及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理，他认为障碍社会改造的是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并勇敢地向这些障碍作了斗争。欧文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通过他本人的工商业实践产生的，欧文1800年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一家大棉纺厂当经理时，实行了缩短工作日及建立伤病储金会、幼儿园、夜校等一系列提高工人福利的措施，因此，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人。这样做并没有使他满足，因为他看到，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奴隶的地位。1817年，他在给英国国会的报告书中，第一次提出组织劳动公社的计划。1823年，他又提出了一个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详细图景，1824年到美国创办了一个所谓“新和谐村”，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示范，结果失败了，花去了欧文的极大部分财产。1829年他回到英国，被逐出上流社会，和工人有了更多接近，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1834年，在他的坚持下，英国各工会联合成立全国总的工会联合会。1832年，他还试办了一个劳动交换商场，用劳动券交换商品，以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这些试验都失败了。欧文的思想体系和圣西门、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他主张废除私有制，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身体力行”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因此，恩格斯说：“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

三大空想思想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并揭示了以后用科学方法证明其正确的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的学说归纳起来，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现象。圣西门把资本主义社会叫做“本末倒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游惰者”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劳动者”却处在饥饿和死亡的挣扎之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俏皮机智和深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者希望发生旱灾和饥荒等反常现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对全体人民的陷阱，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圣西门、傅立叶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一切罪恶都是由私有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产生的，而其中私有制又是敌对、欺骗、舞弊、卖淫、贫困、犯罪和痛苦的根源;私有制把人变成魔鬼，把世界变成地狱;当私有制还存在的时候，人类幸福是不可能的。

第二、设想了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圣西门主张用统一组织社会生产的办法来代替私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未来社会，对人的管理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傅立叶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的思想。他和欧文都主张在未来社会中，男女一律平等，婚姻应该自由，建立一夫一妻制。他还预言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竞争将为竞赛所代替，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被迫劳动，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劳动。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以及组织生产协作社作为改造社会的基层单位等宝贵见解。不过欧文比傅立叶彻底，因为在傅立叶所理想的未来社会的基层单位“法郎吉”内还保留着资本家、私有制和利息等东西，而在欧文所理想的劳动公社里，这些东西就根本不允许存在。同时，欧文还主张通过合作社工厂和合作商店，达到生产和分配的计划性。所以，马克思称欧文是“合作工厂与合作商店的创始人”。

三大空想家的学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但他们也有致命的缺点：

首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但是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企图主观地加以摈弃。

其次，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反对革命，幻想用和平的方法，即呼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产者援助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最后，他们未找到真正能够埋葬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他们只把无产阶级看成受苦最深的阶级而给予同情，看不到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所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空想的，这一方面是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不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必然是空想，“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是受他们主观世界观的限制，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社会历史的代表，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看成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他们的学说只能是空想。因此，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伟大历史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上了。

三、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工人运动的新特点是：由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联合行动，由破坏机器的运动发展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目标指向整个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开独立的政治运动。1831年和1834年德国里昂的丝织工人起义，1836—1844年和以后数年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便是最明显的标志。

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流血牺牲，资产阶级却窃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得到好处，经济状况反而比过去更加恶化，于是引起了普遍不满。1831—1834年间，先后在巴黎、里昂等地举行起义，其中以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的里昂工人起义规模最大。里昂是丝织工业的中心，这里丝织工人受着残酷的剥削，他们每天工作15—18个小时，而收到的工资只相当于一磅面包的价格，女工和童工的工资则更少。1831年5—9月间，里昂工人曾多次要求提高工资。10月25日，劳资双方代表议定了新的工资标准。6千多工人到省长公署门前举行示威，支持工人代表，要求里昂地方当局批准新的工资草案。但资本家拒不承认，他们停止向织工定货，威胁织工生存。织工愤不可忍，群起抗议。

11月21日，里昂织工举行罢工，其他部门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积极支援。当军警进行镇压时，工人报以武装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绣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他们手持长矛、腰刀、棍棒和步枪，经过三天英勇战斗，击败政府军，占领里昂市，拘禁省长。起义的领导机构曾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这是起义工人对政权问题的第一次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但是，当时工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只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作为临时指挥机构，监视市政府的行动。12月3日，政府从巴黎调来六万军队闯入里昂，镇压了起义。

1834年4月9日，里昂又爆发了第二次工人起义。引起这次起义的原因是2月初政府逮捕工人互助会的领袖和3月25日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起义工人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起义者同反动军警进行了六天的激烈巷战，终被镇压下去。这次里昂起义得到巴黎、马赛等重要城市的响应，这两个城市先后都发动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刻影响。它是法国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揭开了工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居于社会斗争的前列，标志着法国工人已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

里昂工人起义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增长。1835年后，在法国出现了新的工人秘密革命团体，布朗基主义也是在里昂工人起义的直接推动下形成。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从1830年7月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直参加并领导工人和劳动群众进行斗争，一生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牢中度过。他深受圣西门、傅立叶和巴贝夫的影响。他深恶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未来是属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特权的、保证正义与平等的“协会”，即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他主张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革命专政。但他的政治革命局限于少数革命者的军事冒险活动，他的革命专政也只是少数革命者的专政。布朗基既不懂得革命理论对启发工人政治觉悟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立工人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835年，布朗基组织“家族社”，准备密谋起义未成。1837年又组织“四季社”，成员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1839年5月，“四季社”在巴黎突然举行起义，因没有群众基础而失败，“四季社”随即瓦解。布朗基被捕，直至1848年2月革命才获释。

继里昂工人起义之后，1836年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1834年英国人口约2400万人，失业的贫民，据官方统计数字，就有720万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公开挑战，把失业贫民叫做“多余的人”，并利用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获得的权力，颁布所谓“新贫民法”，把贫民集中到“习艺所”去，而在那里，无论活人或死人都受到残酷的对待，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斯底狱”。工人在议会改革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但结果没有获得选举权，工人运动反而遭到镇压。工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们决定用自己的独立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

1836年6月，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威廉·洛特维(1800—1877年)的领导下，成立“伦敦工人协会”。洛特维是欧文的信徒，他否定阶级斗争，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1837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致国会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38年5月8日，请愿书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号召人们签名，从此就开始了著名的“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开始时只提出争取普选权，没有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就逐渐超出原来的范围，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宪章运动在工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1838—1839年，宪章拥护者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到1839年5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125万以上。1839年7月，国会否定了宪章请愿书，激起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的反抗，南威尔士矿工还举行了起义，但受到残酷镇压，运动转入低潮。

40年代，由于英国还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失业和贫困非常严重，宪章运动迅速恢复，组织上比以前加强。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1841年，全国宪章派协会已有200多个分会散布在各大城市，次年，会员总数达5万多人。

1842年，是宪章运动最高潮的一年，在宪章派提出的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有300多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这次请愿书比第一次前进了一大步，除坚持人民宪章原有的要求外，还陈述劳动群众的苦难、工资的降低和劳动日的延长，提出废除新贫民法，限制工作日，实行政教分离。请愿书强烈谴责政府实行警察统治以及压制舆论和侵害集会自由的暴政，支持爱尔兰人民要求与英国分离的斗争。第二次请愿书仍遭到国会的否决，工人掀起了罢工运动。8月的罢工斗争成为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的顶峰，从这时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运动成为排除资产阶级分子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但是，在此紧要关头，宪章派协会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策略，1842年9月罢工遭到镇压。从1843年起，宪章运动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潮阶段。

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的爆发，在英国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宪章运动再度高涨，全国宪章协会恢复活动，筹备第三次请愿。第三次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达197万人。工人群众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格拉斯哥工人在“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工人也举行抗暴大示威。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4月10日在伦敦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以便护送宪章运动者代表团到国会递交请愿书。4月10日数万工人走上街头，准备向国会进发，遭到政府武装的镇压。5月13日，政府又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请愿书也被国会所拒绝。随着法国1848年2月革命的失败，欧洲反动势力的得势，宪章运动也终告失败。

宪章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到1848年止，经历了三次高潮，吸引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没有一个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政党的领导，工人中还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在组织上也很薄弱，因而运动终于失败。但在英国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宪章运动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而且“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及其政治统治的斗争。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宪章运动中，组织了统一全国宪章派团体的宪章协会，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宪章党，是现代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萌芽。

德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19世纪30年代末期就有了广泛的开展，不断出现工人自发性的罢工和起义，其中突出的是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西里西亚，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交织在一起，工人受到工场主和包买商的盘剥，也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织工不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的职业税，就不能去做工。工资低微，工人不得温饱，劳动条件也极恶劣。40年代初，企业主为了同英国商品竞争，压低工资以减低生产成本，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把工场主和包买商称为“榨尽穷人血汗”和“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衣”的吃人野兽，编成歌谣，到处传唱。马克思称赞这支歌曲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职工唱着这支歌曲，发动了群众性起义，他们捣毁工厂和企业主的住宅，销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并和派来镇压起义的军队展开血战，到6月6日起义才被大批政府军警镇压下去。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虽是自发的，但工人斗争的目标十分鲜明地集中在反对资本剥削。起义工人还直接了当地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因此，马克思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

上述三大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当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了结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战士”了。并且也表明了，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此，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独立政治斗争的开展，都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来指导。而当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等不但不能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正确的道路，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所以，必须有一种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来代替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三大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