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克肖特：苏联的废墟上，重建计划经济学......

原编者按：

在21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左翼讨论中，“社会主义”总是被要么等同于“苏联模式已经失败了”的终审判决、要么被稀释为社会民主主义那种“混合经济加福利制度”的有限改良，使得任何试图在九十年代之后仍然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在各自的理论立场与历史判断面前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障碍与困境，更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种讨论甚至在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扮演游戏。于是，为了避免让我们陷入无聊的符号游戏或是反智主义键盘大赛，并且能提供一种真正的能指导我们个人生活实践的理论武器，下面将引入对苏联体制的再定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限修正。

通俗地讲，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里，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钥匙是“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搞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直接把产品和劳动力分配给企业。这不完美，甚至很糟糕，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注意，那种“不民主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方式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任何特征硬塞进定义里然后宣布胜利。

于是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区分这种社会主义中的种种毛病?一部分毛病跟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部分是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比如说，没有民主的计划，一开始还能靠一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一方面是真挚的向前的激情”——来迫使或激励工人完成计划。对体制中决策制定者的决策崇拜，实际上是这个体制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设想太少，关于民主机构和计划机制的论述过于模糊，以至于后来者要么在黑暗中摸索，要么把教条当作不可触碰的圣物。但作者也拒绝走向另一个极端——那种“社会主义已经被历史否决”的廉价结论。他们的主张是：一种经过了彻底民主化和实质性改革、并且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内核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这需要足够的细节与方案，使得回答“计划如何不变成指令”“激励如何不变成利己主义的工资差别”这些核心问题得以实现。

社会民主主义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不能。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有一个致命的结构：社会主义部门始终从属于资本主义部门，要靠资本主义的税收来养活福利。而且，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也说不清楚非商品、非计划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

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最麻烦的问题：有没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已经被极大地重新修订了，而且是彻底民主的、高效的计划?我们的回答是：有。但这个“有”要靠细节——在细节上详细阐明那些合理的且可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没有这些细节，社会主义就永远停留在“已经被试过了并且失败了”的简单判决里。而这本《走向新社会主义》，将试图向我们展示的那些细节。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译者：无产者评论编辑部

排版：一元弱酸

《走向新社会主义》

导言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判决。 ”对于这一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有义务作出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不过，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西方左派中有的一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是有益的。

或许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有显著区别的。但这一断言的理由却可能各种各样。首先，我们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这也许是事实。不过，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恰巧遭到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联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已经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 ”在西方又摆回向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我们是有理由质疑这一观点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宣称苏联集团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赞同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观点与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是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是很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们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背离史实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我们认为，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实现，但在历史上有哪个社会曾是某种理想在世间的化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 ”这一术语当做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一些人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一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应该有的特征都塞进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2，这一社会有许多不好和成问题的特征。

3，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与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有可能发生)，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

4，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小心翼翼地对这些教训进行反思。

5，尽管如此，与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溃败了的人不同，我们相信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行的。

6，要维持这一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种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才能做到。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在导言中，我们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可行?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造成苏联社会弊病的错误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复兴是可能且有益的，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宏大，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回答;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线索，并之后的章节对其进行充实。

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一直代表着“混合经济 ”，它借助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还代表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在社民党最成功的时期，与资本不受约束的时期相比，的确成功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容易造成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 ”的严重不平等(第一章有讨论)，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当中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只有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彻底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种——能提供消灭严重的不平等的现实前景。其次，“混合经济 ”有两个严重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一直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更确切地说，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组织生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 ”政策必须由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提高“福利 ”标准和“免费 ”分配基本服务的机会，依赖于健康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牢固的税基。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迅猛发展之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 ”。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尝试进行彻底的再分配，就会有摧毁资本主义这棵摇钱树的危险，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棵摇钱树的。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进行定义的严肃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事实上， 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可以这样批评： “如果计划经济正在其中心地带受到排斥，那我们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 ” 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的、非商品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生产形式的效率。他们对于自己钟爱的“混合 ”的辩护，不是模糊的道德说教，就是苍白无力的辩解。

从这一点看，我们尝试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可以说是为了提供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中明显缺乏的社会主义纲领：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所提倡的全面计划经济的人，也能够在我们的论证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用以阐明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分。

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里，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一制度从直接生产者手里“榨取剩余产品 ”的方式。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在这一理论中，“必要产品 ”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以及维持社会生产资料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 ”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生活的部分(非生产型社会成员组成复杂，从无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装部队，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加上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而投资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社会成员，或者能制定生产资料增长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导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产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机制的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 ——不仅仅是“经济 ”，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一般形式——的钥匙。我们认为，苏联体制实施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榨取模式。我们需要陈述一些历史背景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虑一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确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里劳动。或者，农民必须将自己地里的产品的一部分交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缚在某种形式的主从关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这样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鼓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并保证那些认真扮演了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人将得到升入天堂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会非常有利用价值。

而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 ”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为每一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进行自愿的交易。工厂里不会有铃声提醒工人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时间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劳动时间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率的高低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联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了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一点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工人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然而，这些“货币 ”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力直接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 ”这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一个企业“亏 ”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 ”以保持资金平衡，这很容易。另一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买到实物产品。与前文相同，进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机构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布工资，他仅靠这个也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对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影响。涨工资只能意味着商店里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社会有意识地调控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这一“社会调控 ”政策的制定是彻底民主的，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会在本质上成为合理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投入到净投资和赡养非生产者中，那人民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一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一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那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一方面是真挚的向前进的激情。在一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产品如何实现?从这一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畸形 ”，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缺乏口才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他既能激励人民参加到建设苏联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业中来，又能对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事业中的人(及他周围的人)进行坚决彻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义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

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以来一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留这些机制会使得(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且长期缺乏消费品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一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前体制的恐怖与强制的缺点得到了改观。然而，在苏联早期建设和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广泛激励过苏联人民的向前进的激情，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两个支柱都被侵蚀了。还应注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人民奋力劳动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均主义欢呼，但要是利己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社会就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激励方式——比如用共同奋斗的民主参与意识来激励。而就算不以更高的报酬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至少表面上是有回报的)。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激励方式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因此人民对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前一代人还懂得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拥护的理想——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一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联体制，那他们就是憎恨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强调苏联的问题在于不民主的计划体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联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一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苏联改革并没有在达到政策“透明化 ”以后就停下来了，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仍未停止，而是继续往前，显然无情地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完全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一种单纯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一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拒绝。本书包含有一系列专门的论证来证明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换言之，一种高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至少从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立场上来看)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的现状呢?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而已。这是他们不断被灌输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一点。只有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论点、方案和理想，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且值得实现，但人民只能从华而不实的官方御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经典理论，而御用文人们当然不可能接纳这种观点。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实行旧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缺乏民主参与的结果。

这一体制有许多技术/经济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总体上，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能已经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复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里行政管理独断专制而且效率低下，这样的历史经验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巩固，因此似乎已经排除了将其(民主化和改革)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些苏联人民可能会觉得这种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与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彻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种在形势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社会就会趋于停滞。同时，没有各种意见的公开讨论，高效的计划机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案，这暴露出体制推崇服从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即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使得高剥削率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 自由 ”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确性 ”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对经济理论的讨论，那长远看来增长和效率的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联的例子中所出现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否定要多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的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一形式。虽然在战术上，这可能很高明，但我们认为苏维埃有内在的不足而且的确具有危险性，所以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概述。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一体制服务于它所在时代的一定的目的，但计划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理论发展却受到他们自身理解的限制。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正统性，他们排斥、甚至公开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资产阶级的 ”污染的理论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被“资产阶级 ”内涵所玷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一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思并未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而这就使得对他的误读成为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否则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