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 ｜1937年延安之行

原编者按

1937年6月，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两位美国记者赴延安采访，写成此文，本拟为《泰晤士报》供稿，后因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未能发表。

彼时西安事变刚刚平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尚在酝酿之中，拉铁摩尔以敏锐的观察力记录下了延安的政治氛围、军事部署与社会状况。在这篇写于历史现场的文章中，拉铁摩尔以客观平实的语言转述了中共军队和领导者对“统一抗日”政策转向的普遍态度和思考逻辑，以及毛泽东对“领导权”的看法，认为中共领导决策者拥有“坚持评估群体、运动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力”的思维方式，并通过分析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民族政策阐释共产党为何能“站住脚跟”。最后，拉铁摩尔预判，若日本开战，军民将大量追随共产党的主张，日本将陷入难以取胜的长期苦战。拉铁摩尔认为《泰晤士报》不敢刊发，源于这与当时“日军速胜”的共识相悖。不过今日重读此文，并非为了强调一个历史判断的正确，而是因为其中若干政治判断的推演方式，至今仍然有用。

本文初刊于陈志让、尼古拉斯·塔林编：《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历史研究：维克多·伯塞尔纪念文集》(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 年，第153—163页。保马推送版本为肖峰老师译文，原载于《从长城开始的路：拉铁摩尔精粹》(详情见“每日一书”)。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陈志让(Jerome Ch'en)、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编《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研究：维克多·伯塞尔纪念文集》(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书影。

从目录页可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Unpublished Report from Yenan, 1937"(《1937年延安之行的未发表报道》)一文列于第153页。

导 读

眼前这份材料最开始是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两篇文章。按照一名记者的惯例，我在文章里假装自己在独自旅行。我手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提示当时的精确时间或者记录周遭环境，不过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在1937年5月末或6月初，当时我正居住在北京，来了两个美国人，他们想去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获取一些可以用来发表的信息。其中一个是《美亚》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他跟妻子在一起，另一个是毕恩来(T.A. Bisson)，我认为 他已经是(至少后来是)国际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的研究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担任他们的向导和翻译，我同意了。然后我们去拜访埃德加·斯诺，他前不久冲破对外国记者的封锁，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引发了轰动，现在正住在北京，写《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经典之一，并且将一直都是。我们采纳了斯诺的建议，给延安写了一封信，如后文所述，我们收到了邀请。

到达延安后，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优秀翻译，因此当其他人正在采访重要人物和普通人的时候，身处现场便成为我的巨大优势。我自己很少提问，而是“聆听”中译英和英译中的翻译。我发现这要比我自己来翻译要好得多，因为据我的经验，翻译总是必须专注每个细节，竭力做到快速和准确，结果导致跟整个讨论的主要脉络相当脱节。

我依旧记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耐心，以及他们为了言简意赅地回答美国人的提问而煞费苦心，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必定认为这些美国人是极其外行的革命学习者，尤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

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决定尝试自己报道，给《泰晤士报》写了两篇文章。他们收到了文章，但是一直没有发表。我认为一定是由于7月的卢沟桥事变，这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我深信，这一次日本人会发现他们陷入一场难以取胜的长期苦战，这一点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论调。但是当时“公认”的意见是，日本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会击溃中国军队，就像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生的那样。 因此，《泰晤士报》的编辑们有可能担心，当日本人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时，如果他们发表我的文章，会显得报社和赞助商愚蠢。

在这层关系上，我要提一下，我同时给美国的《星期六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破坏力，但是这一次它对中国人的压制不会成功。我的分析和论述并不是基于来自共产党的信息，而是基于北京和天津盛行的氛围，那里是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地方。不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燃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和军阀部队也都积极奋战。这一次我确信，即便某些将领试图谈判和撤退(某些人的确这么做了)，大部分军队还是会坚守和战斗，自发地这么做，甚至违抗命令也会这么做。实际上，当卢沟桥事变的新闻传遍全世界时，这篇文章正在印刷当中。后来我收到一封来自《星期六晚报》海外编辑的信，他告诉我，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中断印刷，将我这篇文章挑了出来，插入其他材料代替，以此“挽救”了我作为一名预言者的声誉。我不知道那篇文章后来的遭遇如何，我没能在我的许多论文里找到它的副本。不过来自延安的未出版报道，也就是这两篇给《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还在，现在我重新列出来，没有对最初的措辞作任何修改。

1968 年 1 月 22 日

1937年6月，延安，左起：拉铁摩尔、菲利普·贾菲、毛泽东、艾格尼斯·贾菲、毕森、海伦·斯诺

军队领导

在南京有许多人会告诉你，中国共产党已经完了，他们已经放弃阶级斗争的主张，不再没收地主的财产;共产党控制的地域农业落后，几乎没有其他资源;共产党已经在接受来自南京的资助，并且正提议接受改编，并入南京的军队。这必定意味着，作为独立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共产党最终“逐渐消失”，只有成为中国正统民族主义的左翼组织，也许才能勉强存活下来。

然而，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崩溃，那么中国共产党丝毫不会为如何掩饰而焦虑。相反，他们声称，当前的形势是他们主动造成的。正是他们，用统一战线口号的魔力，缓解了去年冬天西安事变造成的患伤风一般的失声。直到蒋介石被旧东北军的某部囚禁，他们才开始介入。他们的实际介入是在拯救委员长的性命，那是十年内战里他们的绝对敌人。由此他们确实表现出，比起击败南京，他们更加渴望号召这个国家抗日。言下之意是，他们不想在陕北的峡谷和黄土高原中消亡。红军久经战阵的年轻指挥官的自信部署不止一次地表明，他们自认为已经具有足够强大的反向支配权，能够阻止南京方面采取他们不乐见的行动，并且可能会转变成正面支配和对局势的掌控。

噩梦之旅

上述一切使得陕北不仅神秘，也许还非常有助于理解东亚逐渐明朗的历史、中国追求统一的奋斗、联合数百万不识字者越来越坚 定有力地抗日的力量，以及日本和苏联从不同方向在中国的遭遇。

我对可以前往陕北的地下通道一无所知，天真实诚地着手计划旅行。我向红色之都寄了一封平邮信，把我的地址印在信封背面——然后收到了回信，是热情的邀请。因此，我乘火车前往陕西的省会西安，然后坐汽车到红都延安，它大约在西安北边170英里处，但是路程有250英里远。

从西安到延安花了四天，回来则用了六天，因为在下雨，并且我们行驶在黄土地中间。因风力堆积而形成的黄土，高出曾经的地表数百英寸。山坡覆盖着黄土，不过水流切割开古老的河床，因此形成或高或低的无数高原，都是平顶的，彼此之间隔着直线形的沟壑。一旦下雨，整个地貌会变成一场噩梦，宛若相当劣质的、颜色发白的巧克力。发洪水期间水流奔腾，高原土地成块地下陷被淹。这里完全不适合车轮子。当天气干燥时，当地居民更喜欢骡子，而下雨时，他们则会完全放弃赶路，因为即便一头骡子也会在浸湿的黄土上打滑。外国人因为想到室内跳蚤而龇牙咧嘴和望而却步，革命者则受过训练，即便滑倒也会排成一列，在雨水中站起来，奋力前进。草草修建的新汽车道路在吓人的上坡和下坡中穿梭，因此前行并不容易。道路从每一个沟壑延伸到下一处高原的拐角，攀爬对即便有备用轮胎的卡车来说也很困难的角度，然后冲过方形的顶部，经过一连串甚至更加可怕的俯冲，下降到遥远的边缘。

延安宝塔山

“圣地”

即便如此，这条路已经成为朝圣者的大道。数以百计的中国师生走过这条路，他们当中许多人留下来在红色学院上课。外国访客受到欢迎，传教士被劝说前往，亲眼看到他们的房屋依旧完好，中国基督教徒公开和私下的祈祷都如愿地没有被打扰。目前仅有的外国访客都是美国人，但是中国共产党宣称，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其他国家的代表，从他们谈论的方式来判断，首先到来的英国人将成为伟大的英雄。

这种情况与过去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些许讽刺的对比。此前传教士因为红军会发起劫掠的传言而逃散，相比日本，大不列颠才是共产党宣传目标的关键。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这是长征真正的结束吗?当红军的“幽灵部队”从江西出发，经过西藏的边缘，转移到回族、汉族、蒙古族共处的西北艰苦地带，一个古怪的事情变得引人注目。无论何时，每次官方报道包围和歼灭红军某支分遣队的消息之后不久，在红军的预定行军路线上，距离50英里或100 英里远的地方，总会一如既往地出现特别的纵队。考虑到这一点，当俯瞰延安的宋代宝塔出现在视野中时，我尤其渴望搞清楚，是否著名的——几乎神话一般的——红军领导人有任何逐渐消沉的迹象，因为最好的半官方季刊故意对他们作出了这样的预判。我最先听说的 一件事是，宝塔对面的山上，有一座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修建的碉堡，目的是保护城镇、抵抗红军，如今那里依旧张贴着重金悬赏 抓捕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告，无论生死。红军从未攻击这座城镇。逐渐消沉的不是红军领导人，而是当地的防备，只剩下了悬赏公告。 这是另一个预兆吗?

毛泽东是我最早遇到的领导人，他看起来并不消沉。实际上，人们说，他在最近几个月相对缺少活动，体重增加了一些。看着他，想到数年里流传的他即将死于结核病的谣言，真是荒谬。认为他是一个土匪或者一个冷酷的教条主义者，也是同样荒谬的。在几天时间里，我在几个场合看到了他，持续四小时的采访，宴席，剧院(在英国浸信会的教堂)——那里上演小品和短剧，而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宣传。给我留下最生动印象之一的是我离开的前夜。屋子里都是人，朱德和周恩来凑在一块儿，讨论一篇将要发表的宣言;其他人在争论、在谈笑、在提议被带“出去”的口头信息和书面信息——因为红色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络还没有完全自由。我突然注意到坐在屋子中央的毛泽东。他的头向前略倾，手臂下垂，面无表情，若有所思。他完全脱离了周边的环境。有人跟他说话时，他会立刻加入，似乎潜意识里跟上了周围所有的谈话。

1937年10月12日，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新群众》杂志刊登了菲利普·贾菲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一次前往著名的新的八路军之家的旅行，一位远东事务专家在他们的地盘上采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文中刊登了同期拍摄的照片。

知识的范围

这是一个生动的、确实令人惊讶的例子。毛泽东在他的涉猎范围内，从支撑共产党政策的最广泛的哲学观点，到实际运用的最狭义的细节，都从容不迫，不拖泥带水，他的焦点没有丝毫的模糊。他充满热情和激情，不过如此成熟和温和，以至于似乎他不含成见。他在对一个复杂对象的长时间即兴讨论中，不会有一句套话(中文比英语有更多的套话);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然而，提供太多毛泽东、朱德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细节，会产生误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运作如此鲜为人知，以至于几乎总是通过领导者个性的形式来表达。在延安，有一个反差是值得注意的：共产党从来不拿蒋介石或其他国民党高层来指代南京。他们坚持评估群体、运动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他们并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追逐权力的雇佣军。如今他们已经在统一战线作出妥协，这一点就跟他们当初与南京方面公开作战一样坚决明确。

抗日

如今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集结区域从陕北延伸到甘肃东部和宁夏西部。这里总人口140万，其中回族是重要的少数民族。朱德对此补充的信息是，红军现在有8万至9万人，这是只计算在中央指挥下的、相互有联系的正规军。此外还有无数的非正规军，大部分在共产党军队曾经路过的省界山区。朱德是他们当中足智多谋的资深领导者——他曾经是帝制时期的军人、民国的官员、苏联的将军。 现在，他没有作战，而是在红色学院讲列宁主义的课程，并且广泛地阅读。史汀生的《远东之危机》中译本揭露了美英两国的分歧，朱德准确地向我评论了这一分歧。

亨利·史汀生《远东之危机：回忆与观察》(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纽约Harper & Brothers出版社1936年版。该书是史汀生任美国国务卿期间(1929-1933)对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的回忆录。朱德在延安向本文作者提及的"中译本"，可能是延安内部翻译的节选资料，目前未见1930年代正式出版的中译本实物。

政治策略

在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中，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开始就占据这么大的一片地区——无论多么贫穷，有大量平民百姓——无论教育水平和经济多么落后，包括拥有一支在十年里一直战斗、行军和组织农民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如果说他们从来没被南京方面击溃过，那为什么会主动要求结束内战?我认为，就这个或者其他问题，给出共产党的答案是有趣的;部分原因是可以提供很少接受采访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体形象，并且我承认，还有部分原因是我在红色区域待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在外表与本质之间作出仔细勘察。

共产党的答案混杂了狭义的政治努力、历史原因，以及民族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平衡。南京方面从来未能击溃他们，他们也从来未能通过前线进攻抗衡南京。根据朱德所说，相比从江西到陕西的整个长时间的迂回“撤退”——他们自豪地称之为长征，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反攻期间损失了更多人。与此同时，日本得以利用国共对峙扩大它在华北的权益。

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

中国共产党早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西安被捕之前就呼吁建立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介入的机会，来证明比起蒋委员长的性命，他们更想要的是统一战线，也证明他们已经准备好让步，即便他们暂时地拥有暴恐分子可能残忍地利用过的那种优势。

这意味着放弃革命吗?对我来说，这种想法，就跟认为苏联正在回归资本主义一样愚蠢。首先，共产党必定觉得，统一战线作为抗日的战斗口号，比革命拥有更加广泛的公众吸引力。其次，中国的某个民主阶段可能意味着在普通人中推广政治教育，从而有可能在未来重申共产党的诉求。当毛泽东被问到，在南京方面业已提高的威望下，统一战线是不是会导致共产党受到打压时，他回答说，统一战线内部的领导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哪一个党掌控更大的军事力量。反映领导权本质的是领导者提倡的事项，以及为实施该事项付出的努力。如果一切按照红军长期要求的那样发展，如果日本人被驱逐、中国实现民主化(共产党和其他代表可以自由公开地选 举，而不是国民党随心所欲地任命所有的行政官员)，这就意味着，南京方面已经跟随了共产党的领导。

棘手的问题

朱德确认了这一点，认为军队的数量并非最为关键的。不管南京的军队多么庞大、拥有多么好的装备、得到多么充分的金融支持，在共产党看来，它们必定仍旧是“半殖民地”军队，因此劣于日本侵略势力。半殖民主义若想抵抗帝国主义，只能通过求助于群众运动对军队的支持，无论它的军队是什么样的。而共产党深信能够独自联合蒋介石军队身后的人民——包括有政治意识和没有政治意识的。

这是空洞的措辞吗?还是说它富有深意?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它意味着严谨和简明的共产党话语，蕴含着对棘手问题的灵活理解。当有人向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求抗战，而其他国家共产党要求的是和平时，朱德回答说，二者之间的反差是与中国的多方面斗争有关系的，在中国，共产党逐渐向世界和平阵线靠拢，奋力反抗日本侵略，为革命服务。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共产党同意说，在全世界，和平对共产主义的普遍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一旦侵略开始，就像日本在中国发起的那样，就必须英勇地抵抗它。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其已经开始被党员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不止一次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采取武力的农民起义者。事实与此相反，共产党已经在其掌控的地区改变了土地政策，其中体现出的温和性和全面性表明，他们的理念包含一种新的秩序，他们已经能够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此之前，他们没收地主财产并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将其作为私有。在新政策下，地主可以继续拥有土地，但是向佃户收取的租金不能超过租借土地所得的30%。已经没收的财产不会归还，但是如果这些地主回到当地，他们将得到与其他农民同等的土地份额。

我被告知，拥有土地的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可耕种的土地远超现有人口所能够耕种的规模。地主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投资耕地的牛以及农业工具，农民不得不在使用这些必需品的租借利率上相互竞争，由于这一事实，地主掌握了乡村的财富。由于最初农业工具及资源的稀缺，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放弃陕北给红军之前，破坏了一切他们能够弄到手的东西，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饥荒带来的真正威胁。为了挽救人口与党组织，有必要组织农业合作社，以此来最大化地利用所有可用的农业工具和资源。这种做法的成功，为目前农民与共产党之间的良好感情奠定了基础。不过在我看来，尽管这种改革听上去非常好，但它将面临由南京发起、由上海各家国有银行支持的合作社带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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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妮：《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改善后的关系

如果共产党想要站住脚跟，与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也是势在必行的。他们已经与回族形成了融洽的关系，加强了与鄂尔多斯蒙古族的联络。我被告知，红军里面已经有两个团是非共产党员的回族人，并且是资质过硬的部队。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唐晓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共产党认为，过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糟糕，原因在于一直以来汉族统治者采用的措施是选择一名回族或者蒙古族首领，授予他装备和权力，使得他的地位高于其他首领，因而制造出分歧和对立。共产党的措施则是，先提供装备，然后谈判，以免给人留下施加不公平压力的印象。他们提供装备给合法的地方统治者，无论后者是谁。不过与此同时，老百姓被告知，如 果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将这些装备用于内战、部落战争或征集额外税收，他们将得到支持去反抗统治者。通过这种方法，蒙古王公(举个例子)没有因为害怕共产党而被迫与日本人协商，与此同时，蒙古族的部落成员感觉到，共产党与剥削他们的王公(就像许多中国 的省级官员)不是一伙的。

也不存在将这些人同化为汉族人的任何意图。他们没有被强迫到汉族学校上学，而是得到帮助，教学他们自己的语言。回族人还教学阿拉伯语，那是他们的宗教语言。在作出这类努力的同时，共产党还呼吁人们要意识到，日本给汉族和少数民族带来的危险要远甚于其他。有人指出，无端的侵略威胁着世界和平，对任何担心这一点的国家来说，上述原理都能够无差别地应用。因此，共产党认为，他们参与中国的统一战线，将不会导致大不列颠或者美国的警告。

我在旅程归途中反复思索，在我看来，如果日本不开战，共产党将成为具有全中国影响力的合法政党，并且会在他们已经掌控的地区获得类似省一级的地位。如果日本开战，如果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国家军队与人口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大部分军民都将追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