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抗战中共产党力量壮大30倍，奇迹是怎么创造的？

【延安军民集会庆祝抗战胜利】

笔者近日在拜读60年代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抗战8年力量壮大到30倍，堪称奇迹!

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4月12日所著《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在1937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4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3万多人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4月24日所著《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91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220万人以上”，“我们党现在已有121万党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个大解放区，现在有9550万人口”。

对比抗战全面爆发与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党员从4万发展到121万，壮大到30.25倍;军队从3万发展到91万，壮大到30.33倍。与此同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力对比从57倍(170万÷3万)锐减到5倍(430万÷91万)。

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呢?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论联合政府》这篇4万字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清晰的答案。

第一，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广大人民利益而战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向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比如实行符合抗战需求的‌减租减息政策‌，推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地主承担等。”

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正如民谣所传唱的：“‌最后一瓢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缝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

第二，坚持人民战争思想，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广泛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人民战争的伟力，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形态。其最本质的特征是：战争的正义性(为了人民)与群众的广泛性(依靠人民)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两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人民是战争力量的无穷源泉，只要把千百万觉醒的人民组织起来，就能形成任何现代化武器都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已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

人民战争的最大优势，在于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处处受到袭扰、时时面临危险，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这些源自人民群众创造的作战形式，使日伪军虽有先进装备却无法施展，虽有占领区域却无法建立有效统治。

毛泽东同志说：“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八路军115师战士在平型关公路两侧伏击日军。】

第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在敌人的夹缝中求生存

一直以来有一种传言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在正面战场迎击日军主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打游击，力图保存实力，因而得以发展壮大。

这些传言纯属无稽之谈，毛泽东同志用铁的事实予以严厉驳斥：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5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9000余人的事变。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5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3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还应指出，数达80万以上的伪军(包括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79.7万之多。”

第四，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民主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同志对解放区和国统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一个实行民主选举制，一个实行独裁统治，人民的精神面貌有着天壤之别，“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而国统区“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9550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19个大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150万，是19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民主的三三制政权‌，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保障所有抗日群体的政治权利;同时推行直接选举，组织农民用‘数豆豆’等简单方式投票选出参议会，连原本对中共不满的士绅都对边区民主交口称赞。这种真正的民主建设，让抗日根据地成为摧不垮、拖不烂的敌后堡垒，为军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依托。

“而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极大地减少了。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

结语：历史经验的时代启示

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历史。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任何政治力量、任何军队，只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只要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就能在复杂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实行民主法治，就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简单对比当年国共两党的优劣，而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真理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