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民出版社蒋茂凝社长的一封“特别信”

人民出版社蒋茂凝社长您好：

我是中共辽宁丹东市委党校退休公务员教传福。我思考酝酿了很久很久就想给你们人民出版社主要领导写一封“建议信”。即“建议”你们人民出版社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80周年（即2029年）“重新出版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并且应特别加上“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新论语》”的副标题，而予以重新出版！

我认为，这乃是你们人民出版社“对党和国家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最大贡献】的【大事】”！——详见我在本信后“附给你们我关于本书的【初步封面设计】和【再版前言（参考文章）】”！

我想，你们的“政治敏感度”和“理论敏感度”肯定比我还要“强得多”！——肯定不用我再去做“过多或更多的解释和说明”！

但“【这肯定是一件大事】”！——会不会招到或遭到“【来自有关权威部门和最上峰方面】的【不同认识】的【干扰】和【阻挠】与【禁止】”呢？

——我想，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没有”！——但“【不管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则“【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把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作为“【一部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新论语》】”而“【加以重新出版发行】”（去掉当年林彪写的那个“前言”），这“【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关我们“【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信不信由你们去做更认真、更深刻和更细致的推敲与思考！！......

中共辽宁丹东市委党校

教传福

2026年5月17日致

又及：

（一）如果你们人民出版社“真的遇到”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党中央最高层有关领导的“不同意见”，建议你们出版社领导“可以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地引用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我在寄给你们的文章中所引用总书记的那些讲话）而“据理力争”。

（二）此书要真的能够在您蒋茂凝同志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期间而得到最终重新出版，您和你们人民出版社就是“对我们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做出了一份极大的、永远彪炳史册的、最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如果此书真的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80周年重新出版，请你们出版社也“一定不要请任何的党和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写序言’”！——这是“对本书重新出版的再行历史负责”！——即“不要再重蹈当年‘林彪写序言’的‘那种覆辙’”！——亦即“就由你们人民出版社集体和法人的角度”而“写一篇‘序言’或‘出版前言’”则“最好”。

（四）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即“本书的重新出版”可不可以再“增加一篇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个再请你们做更仔细地斟酌。

（五）最后我要再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要向你们人民出版社“建议本书”以“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新论语》的形式再行重新出版”，与我终生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公有制研究”的“体悟”则“有最大的关系”！——如果你们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希望你们能够上网点看“教传福《社会主义公有制研究》”而为盼。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

（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新论语》）

（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80周年重新刊印出版

人民出版社

出版前言

（下文供参考）

论对当年《毛主席语录》本的出版发行和学习的“再认识”与“重新评价”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

2024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纪念日。每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本人都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在2024年纪念建党103周年之际，本文作者则又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些重要论述”（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8—184页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所作的如下这些论述：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在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总书记上面的这些话语，是多么得“倍感亲切”啊！

那么，在“新时代”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今后的“继续不断地为最终在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伟大理想的征程中”，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总书记在上面所讲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呢？——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论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正确观点”，我这里就想特别地谈谈对“当年”或“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和学习”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对当年《毛主席语录》本出版发行和学习的“历史回顾”。

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

的一切”而“严格的区别开来”。

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

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就是中国继2000多年孔子的《论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一部必须“【永传千古】”的“【毛泽东主席的《新论语》】”。

对当年《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和学习的“历史回顾”。

本文作者首先应该感谢“百度网”刊发的对于当年《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总结和归纳记录”。下面就是“当年”《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和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学习的“基本史实”。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的内容，《毛主席语录》的最初版本即第一版的出版发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发行。共摘编毛泽东主席著作中的语录366条，分为30个专题，由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又作了进一步修订，共收毛泽东主席的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共8.8万字。

它的由来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了彭德怀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当时林彪的极力作用下和军队的带动下，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1年4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选登毛主席语录，即该报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选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由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又作了修订，共收毛主席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共8.8万字。——今天看来，《毛主席语录》在“当年”的“出版发行”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形成的学习热潮”，虽然与林彪“也不无很大的关系”，但它的“具体编写和出版”，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集体编写出版的结果”（经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定稿、通过，后又经集体讨论修订）。而且《毛主席语录》又是从毛泽东主席著作中精选出的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并且，这又都是最初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是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开国上将肖华同志“具体的主持和主抓了这件事”，今天看来也“绝对是【功不可没】”！

下面是1965年8月1日出版的经进一步修订的第二版《毛主席语录》的“33个专题”的“目录”：

请同志们都能够很好地看一看，很好地想一想，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的这本《毛主席语录》的如上这个“目录”，它是不是“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党、治国、治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而“精选的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语录和精华”呢？

即在笔者看来，肖华上将，除了“在建国前的伟大革命生涯中所作出的重要革命贡献”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两个永远彪炳史册的最伟大贡献”就是：一是“认真地主持编写和修订了《毛主席语录》这部重要经典版本的出版发行”；二是“呕心沥血地创作了《长征组歌》的【千古名篇】”。——今天我们套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时所讲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 办不到”的讲话（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由此可见，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前后两版”，又“何错之有”和“何罪之有”呢？

这个不能因为后来出了“林彪事件”就“全盘否定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集体编写的《毛主席语录》的【历史性贡献】”！——笔者当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开始而“打下学习毛泽东思想之积极性和功底”的。这是笔者的“切身体会”和“亲身体会”。恐怕这也并不是那个时代同我一起走过来的人而只是我一个人的“切身体会”和“亲身体会”！

正如现在的“百度网”上所说，《毛主席语录》，又称《毛泽东语录》，是对毛泽东主席著作中的经典言论的摘录。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普遍称为“红宝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总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介绍一些有关《毛主席语录》的编写出版细节。即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部门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的语录的纸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多种版本，开始均在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发出通知，规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

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销这三个通知，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

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本《毛主席语录》的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过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

1967年3月16日下午，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要求修改《毛泽东选集》某些人名和注释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答复：现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因没有时间。

毛泽东主席对《毛主席语录》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的布置，对毛主席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性的出版单位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主席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毛主席语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后，已经“风靡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毛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

那时，凡中国人们对于“红宝书”都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要送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当时是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

据现在“百度网”的“总结统计”，解放军总政版的《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主席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

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毛主席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学院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主席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中国《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

1968年3月至9月，毛泽东主席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作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当时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辑、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主席著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1970年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970年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

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

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毛泽东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毛泽东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当时掉了20斤肉，不然周恩来怎么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当时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十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

以上这些，都是有关“文革”中出版《毛主席语录》等的“有关细节”。

观察《毛主席语录》在海外的传播史，其高潮是在1966–1968年，而这段时期，正是世界左翼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对本国政权和资本主义非常失望，他们都视毛主义为灵丹妙药，渴望从中寻求答案和出路。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国家影响很大。“文革”也溢出国内，红卫兵的造反也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年轻人。

法国等西方国家，就以毛主席为导师，出现了本国的红卫兵运动。故在这三年，《毛主席语录》在法国再版四次，据统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以致法国最大报纸《费加罗报》2006年刊文，鼓励法国人学中文，其中一个理由是“看原版的《毛主席语录》”。

而在英国，现在的许多老人，在上世纪60年代正值青春，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为时髦。据说，伦敦最大的华人书店，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起家的。

《毛主席语录》的另一个大的畅销地，就是第三世界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尚处于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国家和地区，以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毛主席的斗争精神和反抗列强的斗争意志”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

“一些世界名流政要”还都成为了毛主席的“国际粉丝”。如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等。查韦斯就是毛泽东主席的最忠实的崇拜者，他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毛主席语录”背诵如流，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是出自毛选的第几卷第几页。

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翻译和翻印了大量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语录》的海外传播以“文革”结束后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最后一次发行《毛主席语录》是在1976年，但海外还在继续出版发行，不过，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以三类人为主：

一类是忠诚的毛主义者，他们人数虽少，却热情极高，将毛主席著作视为革命的指导，照单全收。例如，纽约曼哈顿有一家革命书店，这里最畅销的书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一类是对现状不满的左派。如中国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就有《毛泽东语录》出售，据说卖得还很火。销售对象不仅有台商群体和富裕阶层，还有其他社会阶层。而《毛泽东语录》的出版者，就是中国台湾的左派，据悉民进党高层对《毛主席语录》也很熟。顺便说一下，“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也曾在中国台湾出现，不过不是公开出版发行，而是非公开流传。

还有一类是研究者，他们研究中国问题和共产主义，少不了要读毛主席的书。如哈佛大学附近的几家书店里，就有《毛主席语录》的中英文本。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学者，毛主席著作也都是必读的书目。

当然，在海外的《毛主席语录》读者中，也包括一些右派以及反毛反共人士。他们也要通过毛主席的著作来了解毛主席和中国。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还举办过一场名为“【《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1964–2014】”的展览。似乎要为《毛主席语录》的海外传播画上一个句号。现在看来，“红宝书”似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好像已经成为过去，“【但毛主席和他的著作并未远离中国人】，【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中国和世界】，【不管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曾这样评价：“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中国对政治的认识。”

毋庸讳言，毛泽东主席其实一生都在试图用他的哲学思想和思维去改造中国乃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去改造世界。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无不打上他老人家的烙印，“红宝书”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证明。它决不仅仅是“那个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见证”，就是在今天的“新时代”来看，《毛主席语录》也并不仅仅“具有收藏价值”，或只是具有研究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实践及其思想的最珍贵历史资料，或仅仅只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可替代的珍贵历史资料。在笔者看来，它作为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乃是具有着“永远和永恒的指导意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本文的“第三节”中 ，再来“更进一步地、具体地、更深刻地谈到和论述到”。

（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

的一切”而“严格的区别开来”。

今天，我们如何“重新评价、重新认识、重新思考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出版的这本《毛主席语录》”，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主席语录》本的【出版热】和【学习热】与【读书热】”呢？——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而“严格的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我们全党同志，必须用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也亦或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比较、交换、反复”的“唯物、辩证的方法”来“科学、正确地看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即如列宁所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决不能够搞“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一刀切”的“全面否定一切”和“全面的肯定一切”。即我们“既不能够把【错误】和【正确】而【混为一谈】（亦即用【错误】去【否定、掩盖正确】）”，“也不能够把【正确】和【错误】而【混为一谈】（亦即用【正确】去【否定、掩盖错误】）”。——难道不是吗？——这个，对于“任何事物”和“任何个人”，则“都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在粉碎“四人帮”后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用“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那么，是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热潮”，就都应该被“全盘的推翻”和“全盘的否定”呢？——“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彻底地批评、批判和否定”，怎么能够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热潮”，也都要“被全面地取剃”和“全盘地给予否定”呢？——即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主要党政领导人，怎么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这“【二者】”都“【完全的划等号】”呢？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打倒刘少奇”、“重新打倒彭德怀”等等是“错误”的，能不能够说“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同志、全军同志、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则也都是“错误”的呢？——能不能够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国家的“氢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卫星上天”（1970年4月24日）和包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以及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六本书”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呢？——即我们全党同志，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而“严格地区分开来和区别开来”，这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论。难道不是吗？

——难道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还用得着我们再去“多论”和“细论”吗？......

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全党同志，是不是更应该用和必须用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也亦或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比较、交换、反复”的“唯物、辩证的方法”来“科学、正确地看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对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老三篇】的【出版热】、【学习热】、【读书热】”而做出“【更加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和【重新的再认识】”呢？

这里顺便说一句，就是如何“全面、科学、正确、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我们全党同志，是不是也“更应该持这种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呢？

（三）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

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就是中国继2000多年孔子的《论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一部必须“【永传千古】”的“【毛泽东主席的《新论语》】”。

这里我们还是首先从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进一步修订的“第二版”的“33个专题”之“目录”说起。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新地看看这“33个专题”的“目录”：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请同志们再来很好地看一看，很好地想一想，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的这本《毛主席语录》的如上这个“目录”，它是不是“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党、治国、治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而“精选的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语录和精华”呢？

难道我们今天“更实事求是地把这样的《毛主席语录》”，称之为或视之为“是中国继2000多年孔子的《论语》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一部必须“【永传千古】、【永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毛泽东主席的《新论语》】”，这还“过”吗？

这里我们再来特别进一步地说说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订本”（或“合刊本”）。即这个“合订本”是新增加了“毛主席的五篇重要著作”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34首”。——我个人认为，把毛泽东主席“这五篇重要著作”和“毛泽东主席的诗词34首”加进“原来的《毛主席语录》”而成为“合订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新论语》”，则是“【更加的完美】”即“【更加得尽善尽美】”和“【更加得经典绝伦】”！——即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除去林彪所写的“序言”），就更应该被称为和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修身、齐党、治党、治国、治军、平天下（即在全中国、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永远的和永恒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座右铭和永恒的宝典与经典】”！——它的“【历史价值】”将“【远远地超过孔夫子的《论语》的几十倍、上百倍和上千倍与上万倍】”！......

为什么“这样讲”呢？

笔者认为，至少我们的理由“有三点、三个方面”：

第一，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而这个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就是“最简明扼要”地“总结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开创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的【成功经验总结】和【伟大历史史实记录】”的“【最好的宝典和经典】”！——这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和来说！......详见1969年2月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的“全部内容”！.....

第二，笔者认为，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重新加入的“毛主席的五篇重要著作”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修身”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和“自我革命”的“永远的、永恒的宝典、经典和座右铭”！

比如《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主席只用了785个字（含文章标题、作者名字、连同标点符号都在内），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和“为什么主义奋斗的问题”及“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服务的根本性问题”。

比如《纪念白求恩》，毛泽东主席用对一个外国人（加拿大人）的“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度评价”、“高度赞扬”，而号召全党全军学习白求恩同志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精神”而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有一本书，书名为《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该书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即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中文版翻译者为巫宁坤。1952年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夫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副主席”的“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先生”，曾于1952年为该书“亲自作序”。——这本书在全世界有几十种外文版本，全书全方位地介绍了“白求恩同志伟大、传奇的一生”，是对毛泽东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所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同志的“伟大人格”、“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最好和更好的诠释”！

比如《愚公移山》，毛泽东主席在这篇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以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典故，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以【愚公移山】、【挖山不止】、【感动上帝】的【坚强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豪迈斗志】”，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万丈豪情】”，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了‘感动人民这个上帝’，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最最彻底地革命精神”！

比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1929年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选自《毛泽东选集》卷。是在当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里，指导党和军队的革命势力使之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篇极重要的文件和文献。它在中国革命中破天荒地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解决了如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革命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使之走向胜利前途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问题。因而，毛泽东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当时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该文章共阐述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八个方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举例、表现”及其“纠正的方法”等的论述，至今对于“我们今天的共产党的坚持从严治党、更好地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乃是仍然地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比如《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席写于1937年9月，最初刊载于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既要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搏斗，又要同抗日阵营里的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斗争，斗争极其复杂。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我们党又是一个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党员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于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团结，完成党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妨碍极大。为批判和肃清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主席写作和发表了这篇重要文章，“对自由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产生的根源和反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义、方法等都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文章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明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文章最后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

在今天的“新时代”，以同志为总书记党中央“特别重视从严治党、严惩党内各种腐败、坚决纠正四风、反对特权”和“非常重视【党的自我革命】”，笔者认为，在“新时代”的“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非常有必要把毛泽东主席当年所写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而作如下的“全文转载”，以供全党同志、全军同志、全国人民的“重新学习”之用。

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

（本文摘引自人民出版社1969年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引文中的“【】”为引者所“特加”！）

——综上所述，可见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订本”，其中所新加入的“毛主席的上述五篇重要著作”，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主席的《新论语》”，不就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修身】、【齐党】、【治党】、【治国】、【治军】、【平天下】之【本】”和“【更加得进一步完美】”了吗？......

第三，1969年2月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又再进一步地加入了毛泽东主席诗词34首，之所以在笔者开来，使“这个版本”而“更加得完美”和“更加得尽善尽美”与“更加得经典绝伦”，就在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则更是毛泽东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军事家、外交家、革命的诗人，他的“诗词”则更是“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记录和“关于他个人成长的历程”及“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的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奋斗史”的“史诗”和“诗史”！

这里我们只仅仅例举“毛主席诗词”中关于“总体上纪念长征的两首诗为例”，来说明为什么说“毛主席诗词”乃是“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的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奋斗史”的“史诗”和“诗史”的“证明”：

（1）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

——即毛泽东主席为记录创作长征的“十六字令三首”这仅仅的“48个字”的“诗”，却“用去了他从1934 年到1935年整整一年的时间”的“琢磨与推敲”，可见他在马背上的“思考时间之长”和“用心之良苦”！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可见红军长征，“一路上的【军情紧急】”和“一路上的【路程之艰险】”！

其二：“山，翻江倒海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可见红军长征，“一路上的战事频繁，波澜壮阔，鏖战之急”！

其三：“山，刺破晴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可见红军长征，“革命战士的大无畏、无往而不胜的英雄主义气概”！

（2） 七律 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

——即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地到达陕北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主席畅然地写下了这首“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金沙水拍云崖暖，

万水千山只等闲。 大渡桥横铁索寒。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

乌蒙磅礴走泥丸。 三军过后尽开颜。

——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首“七律.长征”诗，大家都是“最为熟悉”和“最为耳熟能详”，自然我们就不必在此多做解释和说明了！

所以，笔者认为，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继中国2000多年孔夫子的《论语》之后的“【毛泽东主席的《新论语》】”。应该说是“【更加得完美】”，即“【更加得尽善尽美】”和“【经典绝伦】”！

最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之际，为了把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讲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而持之以恒地落在实处，这里笔者要特别的向“新时代”“提出特别建议”：即“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由过去的【教育几代人】而变成为【教育千秋万代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今天，就更是非常应该和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103周年开始，而重新地把196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订本”（当然当时林彪为该书出版所写的“序言”或“前言”则自然应该除外），并再进一步地加上“【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新论语》】”的“副标题”，而“【重新的认真出版发行】”呢？——而且应该印制“各种字号”和“各种类型”的“版本”，以“充分满足全党同志、全军同志、全国人民中的各类不同读者的学习之用和学习之需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