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为什么干部要和工人一起干活、工人要管工厂？——一套让全世界都想不到的管理办法(一)

引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干部不就是管事的吗?工人不就是干活的吗?为什么要让干部去干活、让工人去管事?这不是把角色搞乱了吗?

在毛主席时代，偏偏就这么做了。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中央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强调，“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6、327、328页。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1958年2月28日，根据毛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官风，平等待人。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批评有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页。】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1956年至1958年间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倡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一系列论述和决策，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如何不变质、国如何不改变颜色”这一核心命题的深刻思考与制度探索。他敏锐地洞察到，执政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的枪炮，而是来自内部滋生的官僚主义——那种“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的官气，那种“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的懈怠，那种“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趋势。他用“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这样直白而沉重的话语警告全党：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从“武力解决”到“和风细雨”：执政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毛泽东特别强调，整风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一论断极具远见。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用的是武力;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问题。对待这些问题，不能用压服的办法，更不能搞“一言堂”。他主张“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正是要防止执政党从“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老爷”。这种以民主方法解决党内问题、以说服教育代替强制压服的思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

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打破“脑体分离”的制度化设计

毛泽东不仅停留在口头警告，更将其转化为制度安排。从1957年到1958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多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下放锻炼的指示，要求从县乡到中央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抽时间下田、下厂、下矿山，与工人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干部脱离群众”这一千年顽疾。在传统的科层体制下，干部一旦进入行政机关，便自然与体力劳动绝缘，久而久之便滋生出对劳动者的轻蔑和对“坐办公室”的迷恋。毛泽东通过制度化的体力劳动要求，试图在干部与群众之间重新焊上“劳动”这一钮带。当一位部长卷起裤腿下田插秧，当一位县委书记走进车间抡起大锤，他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更是身份上的祛魅——原来“官”与“民”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打掉“官气”：建设平等社会的微观实践

毛泽东用“官气”这个词，精准地捕捉到了官僚主义最日常、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官气不是贪污受贿，不是违法乱纪，而是一种“俯视群众”的姿态：说话打官腔、办事讲排场、走路要人迎送、吃饭要人伺候。这种官气是等级社会的残余，是“贵族阶层”的日常表演。毛泽东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就是要从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每一次握手开始，重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平等关系。“扫掉官气”四个字，看似平常，实则是一场深刻的灵魂革命。它要求干部放下身段，忘记级别，以“劳动者”而非“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这种从日常生活入手、从作风细节抓起的方法，比任何宏大的政治口号都更有穿透力。

四、历史回响：永远的警示

毛泽东这段话写于60多年前，但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当一些干部习惯于“遥控指挥”，习惯于“材料出政绩”，习惯于对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时，毛泽东的警告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脱离群众”的危险依然存在。他说“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县以上干部手里”，这不是夸张。数十万县处级以上干部，是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那么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国家的命运就会逆转。因此，我们今天重读这些论述，不应只把它当作历史文献，而应把它视为一面永不褪色的镜子、一记长鸣的警钟。毛泽东当年设计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的初衷——让干部在汗水中感受群众疾苦、在劳动中保持公仆本色——依然是今天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做出了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1957年3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位于齐齐哈尔的建华机械厂认真贯彻党的“八大”决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一方面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给车间班组放权，另一方面发动查找企业经营管理和干部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组织职工群众进行整改，使职工凡能自己解决的问题都自己解决，把整改作为工人参加管理过程。在4车间5工段(即后来的405小组)进行工人参加管理试点。面对生产班组管理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朴素而实际的口号：“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打破了“管理是干部的事，生产是工人的事”的旧观念。在第一次小组会上，由工人自己管理劳动纪律、质量分析、文明生产、劳动保护、工艺规程、产品统计、工具保管7个工管员产生了，紧接着在第二次小组会，又补充了女工管理、保卫保密、互助金保管、宣传4个工管员。后又在生产实际中调整，形成了固定班组四长(党组长、行政班组长、团组长、工会组长)八大员制度。

人民网：《毛主席赞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如何形成的》

与此同时，位于北安的庆华工具厂从1957年5月开始，规定每周各级干部参加半天劳动，开始由打扫环境卫生、修路、到参加生产中运料、推铁屑等辅助劳动。后来发展到干部参加劳动与解决生产问题相结合，让干部在劳动中帮助班组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工厂党委在锻工车间种试验田，总结推广了锻工车间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使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自觉形成了。建华、庆华两厂相互学习借鉴，使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相辅相成，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华机械厂工人参加班组日常管理后，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爱厂如家，节约光荣成为风气。工人们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外，认真负责地做好分担的管理工作，他们精打细算，从不放过一滴油、一度电、一块料、一件工具的节约，还按专业管理的需要，认真做好班组原始记录、统计、核算等各项基础工作，为车间提供可靠的生产数据和报表，为企业科学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工人参加管理上出现了建华机械厂405小组、庆华工具厂吴光明小组等一批全国闻名的生产班组，成为全国班组管理方面的旗帜。

人民网：《毛主席赞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如何形成的》

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业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十分赞赏;1960年3月22日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写了批语。批语中说：“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指出：过去他们(指鞍钢)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在这里第一次把鞍钢的管理模式命名为“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从此“三华经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成了“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

1960年7月9日，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上报中央。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印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认真研究并组织所属工矿企业学习这一经验。

人民网：《毛主席赞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将“两参一改三结合”上升为“鞍钢宪法”，是对苏联“马钢宪法”即“一长制”管理模式的彻底否定，也是他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道路的集大成之作。“马钢宪法”迷信少数专家、崇拜行政命令、轻视群众作用，本质上是一种把工人当“螺丝钉”的科层专制。而“鞍钢宪法”的核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三结合——则是一场真正的“管理革命”。它把“群众路线”从政治领域引入经济领域，让工人不再是机器旁的“雇佣劳动者”，而是企业真正的主人。从建华、庆华两厂试点到全国推广，这一制度打破了“管理是干部的事”的旧观念，使“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成为现实。工人开始管理质量、统计、工具、成本，干部开始下车间、扛铁锹、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干群角色互换”，是防止官僚主义滋生、激发企业活力的最有效手段。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哲学信念在企业治理中的具体化。他不相信只有“精英”才能管好企业，而是坚信：“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405小组、吴光明小组的涌现，证明一旦工人被赋予管理权限，他们迸发出的主人翁责任感——精打细算、爱厂如家、技术革新——远超任何冰冷的制度约束。这并非否定技术和管理专家的作用，而是强调“三结合”：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方案、群众出力量。三者结合，才能避免“瞎指挥”和“脱离实际”。毛泽东把这份经验命名为“宪法”，意味着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企业治理的根本大法。它回答了“社会主义企业到底姓什么”的问题：不是姓“钱”，不是姓“官”，而是姓“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通过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来体现和巩固。今天，当我们重提“企业民主管理”时，“鞍钢宪法”的火种依然值得反复点燃。

这个事情特别，因为世界上以前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干过。苏联是老大哥，搞的是“一长制”——厂长一个人说了算。美国搞的是“福特制”——工人在流水线上像个螺丝钉一样重复一个动作。毛主席不走这些路，他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第一部分，干部参加劳动：为什么当官的要和老百姓一起干活?

一、防止当“官老爷”——干部脱离群众是危险的事

毛主席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共产党执政后，干部变成脱离人民群众的“官老爷”。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

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9页

笔者认为：毛主席一生最忧惧的，不是原子弹、不是封锁、甚至不是战争，而是共产党执政后干部“变成脱离人民群众的官老爷”。他清醒地认识到，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执政后的最大考验是：能否防止权力腐蚀党的肌体、能否阻止干部从“公仆”蜕变为“老爷”。他用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划出底线——“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历史周期律的深刻洞察：国民党之所以败亡，根子就在官僚主义横行、脱离人民;共产党若重蹈覆辙，同样会被人民抛弃。

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主席把官僚主义解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一种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的命令主义。前者是懒政，后者是暴政，两者都背离了“群众化的方式”。他特别警告命令主义的危害：表面上“努力干”，实际上用强迫命令代替群众自愿，用主观指标代替客观实际。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如果不顾群众是否理解、是否承受，只图完成上级任务，最终只会“失去信用”，让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抵触。这种对官僚主义“病理学”式的精准剖析，至今仍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

从更深层看，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视为防止变质的制度保障。他认为，干部只有定期与工人农民一起流汗，才能保持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才能在做决策时“心中有民”，而不是“心中有数”。这不仅仅是作风建设，而是对“权力来自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的制度化回答。今天，当一些干部习惯于“遥控指挥”“材料出政绩”，甚至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时，重温毛主席“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告诫，依然如警钟长鸣。他留给后人的，不是一套完美的制度模板，而是一个永恒的追问：你心里还装着人民吗?

二、了解真实情况——不到一线去，就不知道一线的事

毛主席让干部参加劳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让干部了解真实情况。不到生产一线去，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报表，是掌握不了第一手情况的。

昆仑策网：胡懋仁《从严治党，应重提干部参加劳动》，2020年2月24日

笔者认为：毛主席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不仅仅是为了“改造思想”，更是一个极其务实的“信息工程”——他要让干部摆脱对“二传手”信息的依赖，直接从生产一线获取真实情况。在科层体制下，上级了解基层的唯一渠道是层层上报的报表和汇报。而由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潜规则，这些材料往往经过层层过滤、美化甚至篡改。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干部，看到的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却对农业减产、农民疾苦、基层矛盾一无所知。毛主席深知，这种“闭塞”是国家治理的大忌——决策者若被虚假信息包围，一切政策都会成为无的放矢。

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设计，恰恰是要打破这种“信息黑箱”。当一位县委书记卷起裤腿下田，他亲眼看到的庄稼长势、亲耳听到的农民抱怨，是任何报表都无法伪造的。1960年代初，毛主席之所以能敏锐发现“食堂问题”“浮夸风”并果断纠偏，正是因为他通过调查研究(包括自己下去、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穿透了官僚系统的信息过滤。干部参加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去中介化”的信息采集方式——它迫使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使“假汇报”在“真劳动”面前无处遁形。

这一做法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制度化保障。毛主席反对“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主观主义，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劳动正是最深入、最彻底的调查——它不仅是“看”，更是“做”;不仅需要耳朵听，更需要双手干。在一个干部亲自扶犁耕地、往粪坑里撒种的过程中，他对农业生产的理解、对农民疾苦的感知，远超阅读任何一本教科书。这种“体感知识”，是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材料”永远无法获得的。因此，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作秀”，而是一种最高效的“国情调研”。它提醒今天的我们：任何决策，如果没有“泥腿子”的视角，都可能沦为空中楼阁。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3年，七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1963年这篇批语，是将“干部参加劳动”从一般工作作风问题，提升到了“反修防修、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他把干部参加劳动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不是偶然的排列，而是有着内在逻辑的：生产斗争是改造自然，科学实验是认识规律，而干部参加劳动则是为了防止“人”的蜕变——如果没有这一条，前两者取得的成果就可能被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窃取甚至葬送。在毛主席看来，干部是否坚持劳动，直接关系到共产党人能否“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批语中提出“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第一年争取三分之一”，这种具体量化的目标，表明毛主席不是停留在一般号召，而是要把干部参加劳动转化为可考核、可落实的制度。他特别强调要“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这体现了他对基层干部思想状况的精准把握——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对参加劳动有“抵抗和阻力”，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当官做老爷”的舒适。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不仅仅在高层，更在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中普遍存在。他希望通过反复宣讲、典型示范、目标分解，逐步打破这种惯性。

这篇批语是毛主席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创造性发展。巴黎公社提出了“公职人员受人民监督”，但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公职人员保持劳动者本色”。他认为，只有干部在劳动中亲身体验农民的艰辛、工人的汗水，才能真正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才不会把手中的权力变成欺压百姓的工具。这一思想后来虽然在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偏差，但其核心——防止干部蜕变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永恒课题。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干部“三门”(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经历、脱离基层时，毛主席六十年前的这一警示，依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联系群众”永远在路上。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的“三件主要武器”——一个有纪律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支由这个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个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最高度凝练，也是他与以往一切革命者(包括孙中山)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三件武器之所以威力无穷，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因为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本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之所以有纪律、能自我批评，是为了不脱离群众;军队之所以能打仗，是因为它是人民的子弟兵;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团结各阶层，是因为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一件武器脱离“人民”二字，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将同样的逻辑延伸到经济建设领域。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胜利不等于会搞建设，拿枪的手不一定能拿好算盘。因此他提出：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不管什么人”，哪怕他们曾经属于剥削阶级，只要在某方面有真本事，就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种姿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待知识的态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知识面前没有“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特别警告“不要摆官僚架子”，因为官僚架子的本质是自以为是、故步自封，是认为自己天然比群众高明。这种架子一旦摆起来，就再也听不进真话、学不到真本领。

毛泽东“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这句话，朴实却充满力量。它打破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迷信，也打破了“学习是少数专家的事”的偏见。他相信，共产党人既然能在战争中从外行变内行，也一定能在经济建设中完成同样的转变。关键在于态度：不装懂、不摆谱、不耻下问、持之以恒。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建设”的实践认识论，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天生的内行，只有不肯学习的外行。今天，我们面对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等新领域，同样需要这种“恭恭敬敬、老老实实”的学习精神，同样需要“钻进去”的韧劲。这正是毛泽东这段话跨越时代的思想价值。

三、毛泽东建国后带头劳动：从水库到田间，一生不搞特殊

1. 十三陵水库劳动(1958年5月25日)——标志性事件

八大二次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到十三陵水库工地。挥锹挖土、推车运土，和民工一样干，汗水湿透衣服，不休息、不摆拍、不吃特殊饭。

新湖南：《毛泽东照片背后的故事(三)| 领袖的劳动情怀》

毛泽东带领中央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消息轰动了全国。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热情大为高涨，纷纷自带器具自愿参加各种农田水利建设的义务劳动。十三陵水库最终仅用5个月时间便完成了全部工程建设。十三陵水库建成后，有效地控制了洪水灾害，并在发电、灌溉、养鱼综合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湖南：《毛泽东照片背后的故事(三)| 领袖的劳动情怀》

2. 下乡必下田：走到哪干到哪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对韶山的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党支部建设、公共食堂、水稻密植等问题做了详细调查研究，并写下著名诗篇《七律·到韶山》。

湖南日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回韶山：“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

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郑州市东郊燕庄大队麦田视察。同日，毛泽东还会见了河南省及郑州市党政军干部1.3万多人。会见之后，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工业展览馆视察。在郑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20个国家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各界著名人士等。12日，毛泽东离开郑州。

郑州日报：《毛主席 燕庄田间踏麦浪》

3. 日常：生活简朴，劳动习惯不变

早在延安时期(1937)：华侨送两辆福特汽车，有关部门拟配一辆给毛泽东，他坚决拒绝：“我不要!分车一要考虑军事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坚持骑马、步行，反对“汽车呜呜一开，群众不敢说话” 。

人民政协报：延安路上的领袖风采：毛泽东与战士一起推卡车周恩来坐火车拒绝包厢软卧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比革命战争年代要宽裕很多，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如果提出想吃什么，应该能做到。但是从史料看，他依然保持着简单节约的饮食习惯，吃得相当平常。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3元。”但是，毛泽东看了后，嫌高了点，经李银桥解释还包括“待客的钱”，他这才提笔写了“照办”二字。保健医生王鹤滨也说：“毛主席不准我们提高伙食标准，对饭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老人家保留着湖南人一般的饮食习惯。”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平时吃饭，四菜一汤。根据多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毛泽东从来不对饭菜发表意见。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在吃喝用的生活细节上，毛泽东绝不许搞特殊。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610元，三年自然灾害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工资404.80元，其中，每月吃饭开销 100元左右，哪怕从中南海供应科拿一棵菜也要付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毛泽东的孩子一个星期跟他吃一顿饭，平时吃食堂。遇到外地给毛泽东送来少量土特产，他都叫工作人员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把这些东西送给自己的家人。毛泽东请客，除了外宾外，都是用自己的稿费来招待客人，而且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请客人点一个菜，然后配两个蔬菜，一碗汤。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吃饭问题，他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笔者认为：毛泽东建国后带头参加体力劳动，绝非一时兴起的“作秀”，而是他一生恪守“劳动本色”、反对特权思想的自然延伸。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65岁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起挥锹挖土、推车运料，汗水湿透衣背，不休息、不摆拍、不吃特殊饭。这一场景通过新闻传遍全国，其震撼力远超任何文件指示——它向全党全社会宣告：共产党的“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劳动者。这种“以身率下”的示范效应，迅速转化为百万群众自带工具、义务出工建设水利的磅礴热情，使十三陵水库仅用5个月就建成投用。这不是行政命令的强制，而是领袖人格感召下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把劳动作为“调查研究”的天然延伸。他下乡必下田，走到哪里干到哪里。1959年回韶山，他不是坐在会议室听汇报，而是走进稻田查看禾苗长势，与农民面对面聊密植、谈收成。1960年在郑州燕庄麦田，他弯腰拔起麦穗数粒数、问产量。这种“脚踩泥土”的工作方式，使他能够绕过层层官僚的信息过滤，直接掌握农业生产的第一手真实情况。试想，如果一个县委书记也这样下田，他还敢对“亩产放卫星”的报告照单全收吗?干部参加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去中介化”的调研，是打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恶性循环的最有效手段。

在生活待遇上，毛泽东更是将“不搞特殊”践行到了极致。他严辞拒绝延安时期配给他的专车，理由朴素却深刻：“汽车呜呜一开，群众不敢说话。”他深知，任何形式的特权享受，都会在干群之间筑起无形的墙，阻隔真实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将一级工资降为三级404.8元，从中南海供应科拿一棵菜都要付钱;孩子一周只能跟他吃一顿饭，平时全去食堂;外地送来的土特产，一律送幼儿园或分给工作人员，从不留给家人。这种近乎严苛的自律，源于他对“上行下效”的清醒认知：“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

笔者认为：毛泽东把吃饭问题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核心高度。“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他所有政策思考的出发点。他深知，一个连老百姓吃饭都解决不了的政权，任何“优越性”都是空谈。他自己坚持简朴，正是为了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最大程度地用于民生。三年困难时期，他数月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这不是宣传需要，而是他内心“与人民同甘共苦”信念的真实流露。在他看来，干部的特殊化是对人民的背叛，而保持劳动者本色，则是共产党人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的这些实践，具有超越时代的警示意义。今天，当我们反思少数干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时，毛泽东用一生行动写下的“答案”依然锋利：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而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不劳动，还算什么勤务员?他留下的不是一套复杂的制度文本，而是一个朴素的标尺：脱下西装，走进田间，看你能不能毫无障碍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蹲在田埂上喝一碗大碗茶。能，就离群众近;不能，就该“补课”。这，就是毛泽东“不搞特殊”留给后世最硬核的遗产。

第二部分，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在意劳动这件事?往下看三个真实的故事，就明白了。

正如笔者在引言中所言：

一、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亲自命名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结尾提出：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收到报告后“越看越高兴”，3月22日挥笔写下了近700字的批示。毛主席写道：“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指出，1958年大跃进以前是第一阶段，1959年是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即苏联一套权威性办法)。毛主席说，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什么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一讲清楚

“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者相结合，共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五个字看起来简单，里面的道理很深。干部参加劳动，解决了“当官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工人参加管理，解决了“工人只管干活不管事”的问题，让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解决了“条条框框太多，把人管死”的问题;三结合，解决了“懂技术的不知道实际情况，懂实际的管不了事，管事的又不懂技术”的问题。

三、“马钢宪法”是什么?为什么毛主席要否定它?

要理解“鞍钢宪法”的独创性，必须先明白它在和什么“唱反调”。毛主席把苏联的那一套叫“马钢宪法”。所谓“马钢宪法”，是指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企业管理方法，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一整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

“一长制”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工人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物质刺激只靠多发钱来调动积极性;繁琐的规章制度管得工人束手束脚。

笔者认为：“马钢宪法”之所以被毛主席彻底否定，根子在于它是苏联僵化、容易导致白专官僚主义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它以“一长制”为灵魂，即技术专家独揽大权，党的政治领导力度会被削弱，工人只能被动服从，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权利。这种模式下，企业运转依赖的是少数专家制定的繁琐规章制度，工人被管得束手束脚，只能当一颗“螺丝钉”。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这是“冷冷清清地办企业”，完全扼杀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创造活力、严重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在他看来，这种体制很容易成为白专技术专家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的专制工具。

毛主席否定“马钢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迷信“物质刺激”，试图用金钱收买工人的积极性，而不是用崇高的理想和主人翁地位来激发他们。在“马钢宪法”的逻辑下，工人干活就是为了多拿钱，这无异于把人降低为“经济动物”，根本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集体主义精神。毛主席认为，这种“拜金主义”的管理方式只会腐蚀工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场所，从而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更重要的是，“马钢宪法”排斥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它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专家和工程师的事，工人只需照章操作。这种“精英主义”的管理哲学，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背道而驰。毛主席坚信，最了解生产实际问题的是一线工人，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来推动技术革新。而“马钢宪法”恰恰堵死了工人参与技术创新的大门，使企业失去最宝贵的活力源泉。

在毛主席看来，“马钢宪法”的实际为苏联修正主义复辟提供了巨大空间。它标注社会主义的敏鬼，但是很容易成为白专技术专家统治工人阶级的工具。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保障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反而会助长技术专家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企业领导脱离党的政治领导、脱离群众。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如果不彻底否定“马钢宪法”，社会主义企业就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党的领导就无法巩固、极其容易导致工人阶级地位的丧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

1956年，主席初步指出：“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

(《毛泽东传》：《第53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宪法不学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总是比较好些。”

(《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在1956年对苏联“一长制”的批评，本质上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领域、任何层级，都不能脱离党的政治领导。苏联在内务部、法院、检察院等专政机关搞“党不能管”，在工厂搞“技术专家独裁”，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极其危险的。他指出“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如果专政工具脱离了党的掌控，它就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技术专家集团白专独裁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武器。同样，一个几千人的大工厂，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工人群众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偏离。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党委制比较好些”，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根本缺陷，不仅在经济管理上，更在政治体制上——它用一长制替代了党委集体领导，不仅增加了技术专家在政治方面的负担，而且导致大批更加擅长党政领导工作的党政干部失去了才能发挥空间，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力度。而中国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通过党政干部与技术专家的分工负责制，极大强化了党政领导力度、加强了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有利于保障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了企业可以沿着社会主义轨道运行。这种“把党的领导嵌入所有组织和所有环节”的制度设计，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企业管理学说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到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可有可无的原则，而是必须具体地、实在地贯穿于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的日常运作之中。任何以“专业”“效率”“独立”为借口，试图削弱或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背离。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个几万人的工厂、一个掌握专政武器的部门，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必然走向独裁、走向官僚主义、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正是“党必须领导一切”的根本逻辑所在。

总而言之，苏联这套办法和“鞍钢宪法”相比，差的不是一点点。“鞍钢宪法”的核心原则是依靠谁办企业?工人参加管理恰恰有利于工人自觉遵守纪律——没有工人会故意破坏属于他们自己的厂子，他们只会破坏不属于他们的、欺负了他们的资本家的厂子以表示抗议，没人会砸自己的锅。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积极性自然就不一样了。

因此，毛主席以极大的政治魄力，亲手树立了“鞍钢宪法”这面红旗，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先进经验对“马钢宪法”进行彻底批判和替代。他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三结合攻技术难关，从制度上确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一否定与创新的过程，不仅是一场企业管理模式的革命，更是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毛主席的深刻洞察，至今仍然警醒着我们：任何脱离群众、压制民主的管理制度，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背离。

四、从苏联“一长制”到中国“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列宁时期的苏俄，于1918年首次提出“一长制”管理原则，1919年起在纺织、铁路等行业试点推行，1920年俄共(布)九大决定逐步推广这一制度，但至1924年列宁逝世时，一长制仍处于过渡阶段，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确立。1929年9月，联共(布)中央颁布决议，正式将一长制确立为苏联工业管理的核心制度，此后在斯大林时期全面推行并延续至苏联解体。

刘庚岑、董晓阳、吕强：《苏联实行一长制的情况》，《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官网，2009-10-12。

笔者认为：毛泽东将苏联“一长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是简单的制度替换，而是一场关乎社会主义企业“姓资姓社”的深层变革。苏联的“一长制”它本质上是一种党的政治领导向技术专家妥协让步、企业制度技术专家“放开拳脚”服务、有利于白专技术专家大行其道的逻辑，与强化党的政治领导的原则严重相悖。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和平建设时期若继续沿袭“一长制”，很容易导致白专独裁、脱离党的领导、压制群众智慧，最终使企业沦为官僚主义的“独立王国”。因此，他果断提出党委集体领导，从根本制度上保证了“党指挥厂”的原则。

总而言之，主席开创的党委领导下分工负责制度，也就是负责政治领导的党委书记和负责技术管理的厂长并存的双首长制度。一长制条件下，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有了专门负责政治挂帅、负责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党委书记，实际上也减轻了厂长的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制度空前强化了党委对企业的全面政治领导。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所以比“一长制”更先进，在于它用民主集中制破解了“效率与民主”的假对立。党委政治领导、党政干部主要负责政治工作，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政治工作力度;技术专家主要负责技术，又能通过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充分发挥厂长的专业指挥作用。这种“集体决策、分工执行”的模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它确保了工厂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又不失灵活性和执行力。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看，党委领导制是防止“厂长负责制”演变为“白专技术专家独裁制”的制度护栏。在“一长制”下，技术专家掌握人、财、物大权，极易形成“独立王国”，排斥党、蔑视群众。而党委集体领导，使任何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党委会讨论，更擅长政治领导的党政干部负责政治工作。这种制度设计，是对白专技术专家独裁制度的深刻防范，是对苏联党政领导向技术专家妥协的错误的纠正。

更重要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工人参加管理”开辟了制度空间。党委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其集体领导天然地要求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依靠工人群众的监督。这与“一长制”把工人当作“局外人”形成鲜明对比。在党委领导下，工人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加管理小组等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真正实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种制度安排，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思想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了经济管理领域。

毛泽东的这一创举，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谁来领导、为谁服务”根本问题的回答。他否定“一长制”，不是为了否定效率，而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实现更高效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保证了企业不偏离社会主义航向，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为后来“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提供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

“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

(《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3年，六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这段话揭示了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本质的深刻理解——党的领导不是“全能全知”的技术统治，而是“把握方向”的政治统率。当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你不懂这一行，就不能管我。”这种想法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以专业壁垒对抗政治领导，企图把党架空为“不懂业务的门外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领导不是靠“懂得每一个技术细节”，而是靠“政治”来引导方向。一个部长不是在当“总工程师”，而是在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如果一切都以“懂不懂”为领导的前提，那么党的领导就会被肢解成无数个专业孤岛，党也就失去了统揽全局的能力。

“盲干”与“单干”是毛泽东特别警惕的两种倾向，也是党的领导最容易偏离的两个极端。“盲干”是没有方向、没有政治灵魂的蛮干，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可能背离党的路线而不自知;“单干”是脱离集体领导、个人包打天下的英雄主义，看似雷厉风行，实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最高原则。毛泽东用这两个形象的词汇，精准地描绘了党在执政后最容易陷入的两种陷阱：技术主义对政治的吞噬，和个人主义对集体的瓦解。无论哪一种，最终结果都是削弱党的领导。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强调“党必须领导一切”，不是在主张“权力垄断”，而是在捍卫“政治统率经济、方向统率技术”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深知，没有党这个“主心骨”，各部门就可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滑向资本逻辑或部门利益的泥潭。但党的领导也不是包办一切、代替一切，而是通过“政治”来实现的——定方向、抓大事、管干部。这为后来“党是领导一切的”与“党政分开”的讨论，埋下了最原初的理论坐标。当一些人用“不懂业务”来抵制党的领导时，毛泽东的这段话依然是一记响亮的回击：我们靠的是政治，不是手艺。

但是列宁同志并没有放弃对无产阶级组织建设的新探索。1918年4月，列宁就讲过：“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918年12月，列宁指出：“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问题应该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列宁：《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

五、工人管起来了——一个手表厂的奇迹

“鞍钢宪法”推广后，全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学习和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上海手表厂的故事特别能说明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手表厂深受苏联“一长制”和繁琐规章之苦。外国专家迷信外国技术，限制工人技术创新;厂里大规模扩大科室和科室人员，纷纷如麻的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一个工人想搞技术革新，要经过车间工艺员、车间主任、部工艺员、技术科长、总工程师等逐级批准，厂部还把机床分了A、B、C三个级别，严禁工人跨级修理，并实施惩罚制度。结果，从1961年到1966年，手表年产量始终没有突破百万，质量突不破三级，陷入了停滞。

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后，情况完全变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下到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参与到管理和技术革新中来。结果，手表产量直线上升：1968年突破百万大关，1970年突破二百万，1972年全年生产手表二百五十万只，相当于1966年的2.7倍。1972年和1966年比较，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一倍。产量增长了，质量也不断提高，超过历史上的先进水平。

澎湃新闻：《“四史”关键词|为什么说“老三件”是上海制造业的缩影?》

笔者认为：上海手表厂从“管卡压”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转变，是“鞍钢宪法”威力的一次生动验证。在推行苏联“一长制”时期，厂里科室林立、规章繁琐，一个简单技改要经过层层审批，甚至机床还分等级严禁工人跨级修理。这种制度本质上是对工人的不信任，把技术人员奉为“权威”，把工人当作“机器”。结果从1961年到1966年，手表年产量始终锁死在百万以下，质量也徘徊在三级，企业陷入僵局——这充分暴露了“马钢宪法”压制群众创造力、脱离生产实际的致命缺陷。

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后，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正式参与到管理和技术革新中。这一变化打破了“官管民、上管下”的旧秩序，让最了解生产实际问题的工人有了发言权。以前工人有创新想法被层层官僚制度扼杀，现在“三结合”小组可以直接试验、改进。结果，1968年产量突破百万，1970年突破二百万，1972年达到二百五十万只，是1966年的2.7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也翻了一番，质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这些数字背后不是简单的“积极性提高”，而是生产关系解放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工人从被动的“操作者”变成主动的“管理者”和“创造者”，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被激活了。一位老工人能准确判断机床的微小异响，一位车工知道如何改进刀具角度——这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在“三结合”的平台上与干部、技术人员碰撞，转化为直接的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这正是“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实证。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史料来源：《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上海手表厂的实践证明，当工人真正拥有了参与管理的权利，他们迸发出的能量是任何物质刺激都无法替代的。那种“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企业”的苏联模式，用冰冷的规章制度把工人束缚成“零件”;而“鞍钢宪法”则把工人还原成有思想、有创造力、有责任感的人。

这个手表厂的奇迹，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仍有警示意义。任何把工人仅仅当作“成本”和“工具”的管理制度，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难以持续激发创新活力。只有真正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参与决策，企业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上海手表厂六十年前的转型经验，至今仍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是靠少数“精英”管理，还是靠千万双手共同创造?

第三部分，一个让全世界都没想到的事：毛主席这套办法，后来在国外大受欢迎。

一、“墙里开花墙外香”：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学去了

毛主席创造“鞍钢宪法”的时候，并不知道几十年后世界各国都在学他的这套办法。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在研究后发现，“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是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史料来源：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乌有之乡2008年5月11日发布)

“福特主义”是什么?就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那套流水线生产方法——每个工人在流水线上只重复一个极简单的动作，人和机器一样被管得死死的，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和积极性。

笔者认为：崔之元教授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鞍钢宪法”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企业管理的独创成果，在诞生之初曾被某些人视为“土办法”，甚至遭到苏联专家的嘲笑，却在几十年后成为欧美日发达国家争相学习的对象。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历程，恰恰证明“鞍钢宪法”所蕴含的管理哲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触碰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模式，强调工人参与、持续改进、团队协作，其核心精神与“两参一改三结合”惊人地相似。欧美管理学家将其概括为“后福特主义”，就是对福特式流水线那种“把人当机器”、垂直命令、僵化分工的彻底否定。

“后福特主义”的本质，是从“人适应机器”转向“机器适应人”，从“少数人指挥多数人”转向“多数人参与决策”。这正是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强调的“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三结合”攻技术难关的精髓。福特制把工人变成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零件”，而“鞍钢宪法”把工人还原为有思想、有创造力、能够持续改进工艺的“主人”。日本企业吸收这一思想后，创造了“质量圈”、“全员生产维护”等制度，推动了日本制造业的腾飞。这不能不说是“鞍钢宪法”跨越时空的回响。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当西方管理学家把“鞍钢宪法”奉为圭臬时，国内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淡忘了甚至否定了自己的这一创造。这提醒我们：不要总是在别人的“发现”后才去回看自己的宝藏。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群众路线、民主管理、技术革命的论述，不仅是政治智慧，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管理哲学。今天，当我们重提“工匠精神”、“全员创新”、“扁平化管理”时，不妨回头读一读“鞍钢宪法”——那份诞生于鞍钢、被毛主席命名的企业宪法，依然闪烁着“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芒。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史料来源：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乌有之乡2008年5月11日发布)

二、比当代任何管理理论都早了三十年

翻遍世界上所有企业的管理史，找不出第二个像“鞍钢宪法”这样把“人的解放”放在第一位的管理理论。别的管理理论，想的都是怎么管住人、怎么榨出更多利润;毛主席想的，是怎么让人活得更像人、怎么让劳动者成为真正的主人。这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跑得快的问题，而是一个换赛道的问题。

毛主席在1960年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一次革新，更是人类工业文明史上一次具有哲学高度的超前探索。当西方世界还沉浸在福特制流水线的“刚性效率”神话中，把工人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时，毛主席已经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死穴在于：它用垂直命令和精细分工割裂了劳动者的智慧与技能，使工人长期处于“半机械”状态，丧失了创造的主体性。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分工的暴政”，把人的因素从生产关系的底层解放出来。

从时间坐标上看，这一创举比日本丰田公司推行“精益生产”和“质量圈”早了近二十年，比西方管理学界鼓吹“团队合作”、“员工赋能”早了整整三十年。这意味着，当西方管理学者还在为如何减少工人抵触情绪而苦恼时，毛主席已经通过制度设计，让工人直接参与技术决策;当日本企业家还在摸索“终身雇佣制”以换取员工忠诚时，中国已经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打破了脑体分离的千年壁垒，使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和情感高度融合。这种跨越时代的先觉性，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绝非局限于本土经验的“土办法”，而是具有普遍科学价值的管理哲学。

这种超前的本质，源于毛主席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信念的极致坚持。他不相信只有精英才能管理企业、只有专家才能创新技术。在他看来，千千万万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的工人，最熟悉设备的脾性、最了解工艺的症结。一旦赋予他们参与管理的权利，就能汇集成颠覆性创新的洪流。上海手表厂从“管卡压”下的产量停滞，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后的产量翻倍、质量飞跃，正是这种群众智慧的爆发。毛主席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人的主体性一旦被激活，其创造的能量远远超过任何冰冷的物质奖惩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鞍钢宪法”在国内的推广曾一度遭遇波折，甚至被一些教条主义者视为“非专业”的异类。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实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当日本、欧美企业家虔诚地学习“质量圈”、“精益生产”并借此实现制造业腾飞时，我们自己却曾一度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束之高阁。这警示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绝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仅要继承其斗争哲学，更要挖掘其在经济管理、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科学内核。我们今天强调“工匠精神”与“全员创新”，实际上正是在与六十年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隔空回响。

如今，当我们站在工业4.0与人工智能的浪潮之巅，重新审视“两参一改三结合”，会发现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发珍贵。智能工厂虽然用机器替代了重复劳动，但对工人的创造性、协作能力和主人翁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些能够持续创新的企业，无不是打破了层级壁垒、让一线员工深度参与决策的组织。毛主席在六十年前为中国企业铸就的“群众路线”之魂，仍然是当代企业对抗科层僵化、激发内生动力的最佳药方。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预言：一旦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任何技术革命都将获得最深厚、最磅礴的推动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