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周年了

今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六十周年的日子。笔者有很多话，不吐不快，回望这段被迷雾笼罩的历史，有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始终绕不开、躲不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它的主战场在哪里?

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再到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本质上就是这一个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连续回答。

1970年11月6日，毛主席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规定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多忙都要挤出时间研读六篇(部)马、恩、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国家与革命》。而这次推荐的阅读书籍，毛主席是煞费苦心、别有深意。因为《通知》特别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以便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为什么要区分真假马列主义，因为它指向的恰恰是同一个问题：当旧的剥削阶级被打倒之后，新的资产阶级从何处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才能不变质?

1976年3月3日，中央转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经过文革十年的实践，毛主席给出了那句震撼性的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句话分量不言而喻，它承载了百年共运史的实践经验。下面，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把这条逻辑链条完整地铺开。

壹

要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必须先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源头，把几个根本概念彻底厘清。

第一，阶级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中的位置。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即阶级不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政治身份或职务高低界定的，而是由人在物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客观位置所决定的。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例如资产阶级因占有生产资料而处于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因丧失生产资料而处于被剥削地位。两者的对立不是个人恩怨，而是生产关系结构本身所产生的客观对抗。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历史事实，“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这个定义有一个被后人反复忽略的方法论意义：只要旧生产关系的痕迹、残余或新变种没有被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就依然存在。这是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钥匙。

第二，《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过渡时期的关键论断。

1875年，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工人党的哥达纲领草案时，写下了那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一论断包含三层递进的判断。

其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必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其二，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什么自由国家或全民国家。

其三，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即过渡时期之所以需要专政，正是因为这个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否则专政就失去了对象和必要性。

马克思还揭示了过渡时期的一个深刻矛盾：在这一阶段，分配仍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这一原则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它默认了人们劳动能力的天然差异，并以此作为分配尺度，从而必然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就为新的资产阶级因素的滋生，埋下了制度性土壤。

第三，阶级斗争不会随政权易手而自动终结。

许多人误以为，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恩格斯对此早有警告，他在一八九一年的序言中专门指出，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让党看清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能用空洞的口号搪塞过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发：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用国家这一暴力机器，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

这就意味着：专政时期不仅有阶级斗争，而且斗争形式更加复杂、更加隐蔽、更加曲折。

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更进一步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作出精辟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不过这一专政时期，由于阶级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呢?最关键的是对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进行全面的分析，特别是识别出主要的阶级矛盾。

要做全面的分析，就要对阶级进行完整的定义，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去认识和定义阶级，也就是不能仅仅去看法律形式上规定“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谁，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这么去划分阶级，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则不能这么简单去划分阶级，而是从实际的内容上去认识和定义阶级，而不是形式上去看待阶级，因为内容在发展，也就是阶级实际内容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列宁那段话的实质。

这些，就是后来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贰

如果说阶级斗争学说揭示了为什么斗争依然存在，那么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则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斗争的主战场会向党内转移?

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系统阐述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运动。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政党可以宣称自己内部不存在矛盾。共产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作为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事物，同样必须服从这一普遍规律。无产阶级政党不是飘在阶级社会之上的纯粹存在，它本身就处在阶级关系的网络之中，必然反映阶级关系，也必然产生内部矛盾。

第二，矛盾的内因决定论。

唯物辩证法还揭示了一条重要原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将这一原理应用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党问题上，就会得出一个极其尖锐的结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会不会变质?决定性因素不在外部敌人是否强大，而在党内部是否存在产生修正主义、产生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内在条件。

苏共的蜕变史最能说明这一点。苏共并非被外部武装力量打倒，而是从内部、从最高领导层开始，一步步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敌人不是从外面攻进来的，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打破了斯大林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已基本解决的乐观判断。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说明。

一、生产关系层面，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公有制，但并未自动消除一切剥削因素，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仍然广泛存在。

二、上层建筑层面，包括国家机器、政党组织、文化教育等等，与新的经济基础之间依然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在顽强地起作用。

而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尖锐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左的口号，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叁

要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向党内转化的逻辑，必须回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这场只持续了七十二天的政权实验，为人类提供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样板，也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回响的根本问题。

第一，马克思的核心发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旧国家机器。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一论断颠覆了所有改良主义幻想，因为改良主义者们以为换上无产阶级的人就可以让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劳动者服务。

为什么不能?因为国家机器本身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的科层结构、官僚体制、特权制度、与人民相分离的常备军和警察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载体。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并重建它，而不是接管它。

第二，巴黎公社的制度创造，防止公仆变主人。

巴黎公社做出了一系列伟大的制度创新，其深层目的都是为了防止从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新的特权阶层、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一，一切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随时可由选举者撤换。

其二，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其三，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其四，公社既是行政机关又是立法机关，打破"三权分立"的虚伪形式。

其五，对国家公职实行严格的群众监督。

这些措施，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震撼。它们指向一个深刻的洞见：即使在打碎了旧国家机器之后，新政权内部仍然存在产生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危险。

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总结为巴黎公社最重要的政治创造。

第三，巴黎公社留给后世的未竟课题。

巴黎公社用鲜血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给出完整的答案。这个未竟的课题，留给了后来的革命者。

列宁非常重视这一遗产，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作的《国家与革命》中，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论述，特别强调了三点：

其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不能幻想阶级斗争的快速结束。

其二，必须警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蜕变为特殊阶层的危险，必须坚持巴黎公社式的对公职人员的限制和监督。

其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伴随着尖锐斗争的过程，绝非和平演化。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列宁所警告的危险，在他逝世之后的苏联，恰恰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肆

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一论断的最直接现实刺激，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的一系列变化。1964年5月至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第一，苏共变修的基本过程。

苏共变修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内部生长的过程。

从斯大林晚年开始，苏共党内就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偏差，例如党的高级干部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特权集团，享有普通工人无法企及的物质待遇;国家机关日益官僚化，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化教育领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并未得到根本清算。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面否定斯大林、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接着逐步推行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实际上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

第二，毛主席的警觉与思考。

毛主席在1964年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

从这次讨论开始，他就把“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来思考。他的思考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即修正主义的产生有没有阶级基础?如果有，这个基础在哪里?

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个基础不在外国，不在党外，就在共产党内部，就在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之中。

第三，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判断。

1964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对陈正人的信中作了批注，其中就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而陈正人在信中谈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这一判断标志着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

其一，党内某些当权派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的特殊阶层。

其二，这个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已经构成了阶级对立。

其三，这一对立的根源在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事实上占有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权。

但随后毛主席对官僚主义者阶级重新做了认识。

在1964年12月28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他说，“......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第三种提法比较妥当，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的概念。从一分为二视角，他重新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更清晰地定义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他在这里重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呢?就是让人民群众对当权派的行为有一个清醒认识和判断。

因为走资派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不在于他们个人是否拥有工厂股票，而在于他们利用职权所形成的对生产关系的实际支配。这是一个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定义本源的判断，即阶级是由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决定的。

同时，毛主席提出走资派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行为判断，因为走资派就是用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这些走资派还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积极拥簇者。对走资派本质的洞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体现;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深不深，归根结底看他的行为表现、他的实践表现，而不是口头表示或者其他方面，所谓论迹不论心。

自此，走资派作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清晰地走进在人民群众脑海里，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就注定了他与人民群众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持久的、曲折的。

伍

毛主席在防止党变修的问题上，并不只在思想批判层面用力，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生产关系、改造管理体制的实际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0年他批示推广的鞍钢宪法。

第一，鞍钢宪法的五条原则。

鞍钢宪法包含五条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

这五条看似只是企业管理原则，实际上触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最深层的结构问题，即在全民所有制的名义下，谁实际支配生产过程?谁实际享有管理权?谁实际成为生产中的主人?

第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革命意义。

为什么两参一改三结合如此重要?

因为全民所有制只解决了生产资料的形式所有权问题，但没有自动解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如果工厂里仍然是干部说了算、工人只是执行命令，那么即使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民所有，工人事实上仍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革命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干部参加劳动，是破除官僚等级，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实际。

工人参加管理，是把工人从单纯的劳动力变为生产过程的主人。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清除束缚工人主动性、维护少数人特权的旧规矩。

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是打破知识、权力、劳动之间的固化分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接近。

这正是巴黎公社“防止公仆变主人”原则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的具体延伸和发展。生产关系的革命，不能停留在所有制的形式变更上，必须深入到生产过程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第三，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两条道路。

与鞍钢宪法相对的，是所谓马钢宪法，即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管理模式：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严格的等级管理。这些是不是在当下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再熟悉不过的管理方式。

这种模式的本质，是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逻辑去运营公有制企业，结果必然是干部与工人的分化、技术人员与劳动者的分离、新的等级特权的形成。

毛主席严肃批评过这种模式，肯定鞍钢宪法，实际上是在两条道路之间做选择，即社会主义企业是走巩固和扩大干部特权的道路，还是走依靠群众、改造生产关系的道路?

这一抉择背后，是同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如何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在生产关系层面真正当家作主?

陆

毛主席在防止党变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整风，但这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有着天然的历史局限性。

从1942年延安整风到1957年全党整风，整风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革命方式，体现了他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第一，三大主义的本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随着党在全国执政、随着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一些同志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容易脱离群众，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这三大主义的本质，是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客观倾向。这种倾向并非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执政党面对的普遍性挑战。

第二，整风方式的局限性。

整风的精髓在于，通过党内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党内自身的力量，自觉地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因素。

但整风作为一种自我革命的方式，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

其一，整风主要是思想教育层面的运动，对于已经形成的特权结构和官僚体制本身，触动有限。

其二，整风依靠党内自上而下的发动，当党的高层本身出现修正主义倾向时，整风就难以发挥作用。

其三，整风的频度和力度，难以与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滋生的新资产阶级因素相匹配。

正是这种自我革命、刀口向内的局限性，使毛主席逐步认识到，仅靠传统的整风、党内教育，是不足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根本问题的，必须有更为彻底、更为深入、更为持久的斗争形式。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现实背景。

柒

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面展开。

第一，五一六通知与十六条的核心论断。

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则进一步把斗争对象明确化：

“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必须仔细推敲。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明确指出斗争对象不是党外某个阶级敌人，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强调这是一场针对上层建筑的全面革命，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

“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揭示了上层建筑改造的紧迫性，意味着上层建筑中存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甚至相敌对的成分。

第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成熟表达。

到了1975至1976年，毛主席对这一理论的表达达到了最尖锐、最明确的程度：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

第二层，揭示党内资产阶级的现实存在性，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

第三层，强调斗争的持续性，“走资派还在走”，意味着这是一场长期的、反复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工人阶级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也产生了这种情况。

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资产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即商品生产、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决定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规律性的过程。

第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

1975年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矛头指向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领域——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按劳分配原则、商品交换原则、八级工资制等等，在社会主义阶段保留下来的、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关系。这些法权关系，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最深厚的土壤。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自觉之处在于，把斗争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思想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深层领域。这是一种试图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复辟土壤的努力。

第四，斗争主战场转向党内的逻辑必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斗争主战场转向党内的逻辑必然性。

其一，从阶级斗争学说看，旧资产阶级被打倒后，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依然存在。

其二，从矛盾普遍性看，党作为社会组织不可能没有内部矛盾，党内必然反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

其三，从巴黎公社经验看，无产阶级政权时刻面临公仆变主人、政权变特权的危险。

其四，从苏联现实教训看，党的最高领导层完全可能从内部走向反面。

其五，从生产关系看，掌握权力的当权派事实上支配着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分配，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

在这五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必然由党外转向党内。这不是毛主席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方向转换。

捌

理解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逻辑，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如何保障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层面真正当家作主?

第一，形式公有与实质支配的区分。

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只是解决了所有制的法律形式问题，并没有自动解决以下问题：

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指挥?谁在分配过程中实际决定?谁在管理过程中实际掌权?谁在文化教育中实际享有特权?

如果在所有制公有化之后，这些实际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干部、专家、管理者手中，而工人、农民只是名义上的主人，那么所谓公有制就有可能蜕变为新的特权阶层支配下的官僚所有制，最终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苏联的悲剧就在于此：从形式上看，苏联的生产资料始终是公有的，但生产关系中的实际权力关系却逐步发生了变化，党内特权阶层最终演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并在条件成熟时把名义上的公有制改造为事实上的私有制。

第二，生产关系革命的三个层次。

要保障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层面真正当家作主，必须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革命。

第一层次是所有权层次，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基础性步骤，但只是开端。

第二层次是管理权层次，即破除官僚特权，实行群众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监督干部。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属于这一层次。

第三层次是分配权层次，即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过渡。

这三个层次是层层递进的。只完成第一层而不深入到第二、第三层，社会主义就会停留在表面，并随时面临倒退的危险。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启示。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其深层目的就是要在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层次推进生产关系革命。它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破干部、专家、管理者的特权地位，建立真正由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防止党变质?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在生产关系深层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某些人妄图通过改变、模糊那段历史来否定某种解决方式，但不能否定问题本身。

玖

回望从1871年到1976年这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这条链条不是六个孤立事件的拼贴，而是同一个根本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连续追问。

第一环，巴黎公社提出问题。

巴黎公社用七十二天的实践和血的代价，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如何防止内部官僚化、特权化的问题。它的制度创造(普选、撤换、低薪、武装人民等)指向了一个核心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时刻警惕从自身内部产生的反动倾向。

第二环，马克思总结理论。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巴黎公社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按劳分配中仍然有资产阶级法权;共产主义需要漫长的过渡。

第三环，列宁继承并实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阐发了上述思想，并在十月革命中第一次将无产阶级专政从理论变成现实。列宁晚年对官僚主义、对党内特权的警惕，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把握。

第四环，苏联的蜕变验证理论。

斯大林之后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蜕变，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警告完全正确，即党的高层确实可能产生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确实可能从内部变质。

第五环，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毛主席在总结苏联教训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新条件下的重大发展。

第六环，文化大革命试图给出实践答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资产阶级问题，推进生产关系深层革命。它的探索和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这条链条揭示了一个根本道理，从巴黎公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六个孤立事件，而是同一个历史问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连续追问与回答。每一代革命者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都试图为这个根本问题提供更深入的解答。

而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探索仍在继续。

拾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一论断之所以深刻，不在于它给出了什么终极方案，而在于它把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在公有制的法律外衣之下，权力如何被分配?

在党的领导名义之下，干部如何防止蜕变?

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之下，谁来保证这个口号不变成自我标榜?

这些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永远值得无产阶级持续追问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马克思、列宁，到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同一根本问题的持续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如何不仅在政治上夺取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在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中真正当家作主?

继续这一探索，回答这一问题，不是某一代人的事业，而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本身的内在要求，关系到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历史任务。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种“最彻底的决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充满曲折的历史过程。只有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最终建立起来的时候，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才会真正消失，无产阶级专政才会随之消亡，国家才会逐步走向自行消亡。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从巴黎公社开始的这条历史脉络，仍将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