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会让工人失业吗？机器、过剩人口与世界市场|《资本论》第十三章第五至七节导读

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工人的命运，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每一次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人们都会重新讨论类似的问题：机器会不会替代人?自动化会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人工智能究竟会解放劳动，还是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已经以极其剧烈的方式改变了工人的命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三章第五至第七节中讨论的，正是这一问题的经典形式。

在上一篇导读中，我们讨论了《资本论》第十三章第一部分(前四节)的主要内容：机器怎样从简单工具发展为机器体系，机器大工业怎样重组劳动过程，以及资本怎样通过机器把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转化为支配工人的力量。本文转入第二部分(第五至第七节)，讨论机器大工业建立起来以后，它同工人的关系。

换言之，前四节主要分析机器体系本身及其对劳动过程的改造，第五至第七节则进一步追问：当机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时，它怎样改变工人的处境，并怎样重塑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形式。

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机器作为生产力本身，并不天然同工人对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作为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出现，就会成为同工人竞争、排斥和压迫工人的力量。因此，第五至第七节并不是围绕“技术会不会造成失业”这一单一问题展开，而是形成了一个层层推进的分析结构。

第五节“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首先说明机器为什么会成为工人的竞争者，以及工人为什么会直接反对劳动资料本身。

第六节“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则批判一种常见的辩护：机器虽然排挤工人，但被排挤的工人会通过资本转移、其他部门扩张和新的就业机会得到补偿。马克思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的扩张，并不等于被机器排挤的具体工人会得到补偿。

第七节进一步说明，机器大工业既不断排斥工人，又在资本扩张过程中重新吸收工人;这种排斥与吸收的循环，又同工业周期、原料供应和世界市场波动联系在一起。

在第七节中，棉纺织业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这一运动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是英国机器大工业最典型、最成熟的部门，也是机器生产同原料供应、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结合得最充分的部门。通过棉纺织业，马克思说明：机器大工业越具有跳跃式扩展能力，就越依赖世界市场;工人越被吸收到现代工厂体系中，他们的就业和生活也越容易受到工业周期和全球市场波动的支配。

因此，理解这部分文本，重点要把握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机器会成为工人的竞争者?第二，为什么马克思要批判“机器最终会自动补偿失业”的理论?第三，为什么机器生产既会排斥工人，又会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吸收工人，并最终把就业问题卷入工业周期和世界市场波动之中?

一、机器成为工人的竞争者

1.为什么只有机器出现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从机器大工业开始的。只要资本关系存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围绕工资、工作日和劳动条件的冲突就已经存在。马克思在第十三章第五节开头就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44：492)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种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但是，机器大工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工人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也就是说，工人不再只是反对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支配，而是直接反对作为资本物质存在形式的机器。

这一点构成第五节的核心。马克思在这里讨论鲁德运动和早期机器破坏行动，并不是为了简单叙述工人的“反技术”行为，而是要说明：为什么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资料第一次以直接敌对的形式出现在工人面前。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把机器大工业同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早期协作作了比较。

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已经通过分工支配劳动。工人被固定在某一种局部操作上，身体和技能被片面化，整个生产过程由资本家统一组织。但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虽然限制了工人，却还没有成为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技术手段。因此，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工人斗争主要围绕工资展开，并不直接反对工场手工业本身。马克思特别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建立如果遭到反对，这种反对更多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

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为了说明这一区别，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替代”。

如果说现在英国50万名工人借助走锭纺纱机所完成的棉纱产量，若改用旧式纺车来完成，需要1亿名工人，这并不是说走锭纺纱机把1亿名现实存在的工人赶出了岗位;这些工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只是一个反事实的生产率比较，说明如果要用手工纺纱来替代现有的机械化纺纱设备，需要极其庞大的劳动人口。

但是，如果说英国的动力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这就不是反事实比较，而是现实的就业排挤。这里说的是实际存在的手工织工被机器替代，被排挤出原有劳动领域。

因此，马克思在这里要区分的不是走锭纺纱机和动力织机这两种机器本身，而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替代”：前者是生产率提高所显示的潜在劳动节约，后者才是机器对现实工人的实际排挤。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主要属于前一种意义;而机器大工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使劳动资料第一次现实地成为工人的竞争者。

早期协作应用于农业时，情况也不同于机器大工业。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确实剧烈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但在这里，主要斗争首先发生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而不是发生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就劳动者被羊、马等“劳动资料”排挤而言，直接暴力和土地掠夺首先构成这一过程的前提。换言之，在农业领域，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才进去。

由此可见，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改变了劳动组织和社会关系，但劳动资料本身还没有以机器大工业中那种直接敌对的形式站到工人面前。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资料才第一次作为资本的物质形式直接同工人相对立。

因此，工人最初把攻击对象指向机器本身，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无知或落后。机器在工人面前并不是作为一般生产力出现，而是作为资本的力量出现。它破坏工人的技能、岗位、工资和生活条件。但是，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44：493)。

2.从潜在替代到现实排挤：机器作为工人的竞争者

在机器大工业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44：495)

机器不只是组织工人、分割劳动、提高效率，而是能够直接替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工人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已经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某种局部工具的特定能力。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工人原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受到破坏，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也随之消失。

这就是机器成为工人竞争者的根本原因。机器一方面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工人不再为资本增殖所直接需要。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此被机器变成相对过剩人口：有的人在旧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同机器生产力量悬殊的竞争中毁灭，有的人涌向比较容易进入的行业，充斥劳动市场，并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格。

也正是在这里，劳动资料和工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本来就已经取得了同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式;而随着机器的发展，这种独立和异化进一步发展为完全的对立。劳动资料不再只是工人进行劳动的工具，而成为同工人相竞争、相排斥的力量。马克思因此说：“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44：497)

这一判断也说明，机器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的社会形式问题。机器本身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作为资本的物质形式出现，成为同工人对立的力量。

3.机器改良：排挤不是一次性事件

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并不只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转折时期。即使在大工业本身内部，机器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不断产生类似作用。

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和同时代技术观察者的材料指出，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用“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凡是某种操作需要熟练和准确的手，资本都会尽可能把这种操作从工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一种动作更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机械来完成。机器改良不仅减少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常常以熟练程度低者代替熟练程度高者、以儿童代替成年人、以女工代替男工。机器因此不断把成年人抛出工厂。

这说明，机器替代工人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机器大工业建立以后，技术改良本身就成为资本不断重组劳动过程、不断改变劳动需求结构的机制。每一次机器改良都可能减少一定产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也可能改变被雇佣工人的性别、年龄和技能结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因此在自身内部持续生产新的替代、新的排挤和新的劳动不稳定。

4.机器作为资本镇压工人的武器

更进一步，机器还成为资本镇压工人反抗的武器。马克思说，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而且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的最强有力武器。

这一判断也可以同后来劳动过程理论中的讨论联系起来。Marglin (1974)在 “What Do Bosses Do?” 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等级制和分工，并不只是技术效率自然发展的结果;资本家通过任务分割、组织知识的集中和生产过程的控制，使自己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老板”。这一论点虽然在经济史研究中存在争议，但它有助于说明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机器和生产组织形式并不是中性的，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往往被用来削弱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提到走锭精纺机，说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马克思引用尤尔关于走锭精纺机的说法，指出这一发明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并证明“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这揭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功能：科学和机器被组织起来，不只是为了生产更多商品，也为了瓦解工人抵抗，恢复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

不过，具体到自动走锭纺纱机这一案例，还需要作更细致的限定。Lazonick (1979)的经典研究表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并没有简单地、立即地摧毁成年男性熟练纺纱工的地位;相反，这些熟练纺纱工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留了重要生产职能和组织力量。Lazonick 的研究对尤尔的论述作了修正，提醒我们，机器作为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并不总是表现为直接的去技能化或即时替代，也可能表现为对技能结构、监督关系和工业关系的重新组织。

因此，第五节的重点，不是简单说明机器会替代工人，而是揭示劳动资料和工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转变。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通过分工支配劳动，但劳动资料还没有直接成为工人的竞争者;在农业协作和大土地所有制扩张中，劳动者的排挤首先表现为土地关系和政治暴力的结果;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劳动资料本身才作为资本的物质形式同工人直接对立。

机器由此成为三重意义上的力量：它是工人的竞争者，使一部分工人成为过剩人口;它是持续改良的自动体系，不断重组劳动需求和劳动结构;它还是资本对付工人反抗的武器，使科学和技术服务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二、补偿理论为什么不能成立：机器排挤、资本构成与就业扩张

机器会排挤工人，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一种辩护：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在别处重新得到就业。第六节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把这种辩护称为“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机器虽然在一个部门排挤工人，但同时也会“游离出”相应资本，使这些资本能够在别处重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经济学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过类似观点。

马克思要说明的是：这个理论混淆了资本形态变化、生活资料流通和就业重新配置之间的关系。机器确实可能引起其他部门的发展，也可能在长期中伴随就业总量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自动得到补偿。

1.所谓“游离资本”并不能自动补偿工人

马克思首先批判所谓“游离资本”的说法。补偿理论认为，机器虽然排挤了一部分工人，但同时会游离出相应资本，使这些资本能够在别处重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马克思通过壁纸工场的例子说明，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假定资本家原来每年用3000镑购买原料，用3000镑雇用100名工人。机器引入以后，他解雇50名工人，花1500镑购买机器，让剩下50名工人继续生产。这样，原来用于购买劳动力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而是转化为机器，变成了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不变资本。马克思因此说：“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44：505)。

即使机器比较便宜，确实节省出一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也不可能全部变成工资基金。因为它要重新作为资本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它无法如数雇佣被排挤的工人。机器制造业的扩张也不能构成充分补偿，因为机器价值并不全部转化为机械工人的工资，其中还包括生产资料价值和机器制造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而且机器一经制成，在报废以前并不需要持续重造。

马克思接着指出，补偿理论真正想说的，往往不是机器游离出了资本，而是机器游离出了被解雇工人原来消费的生活资料。被解雇工人原来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现在失业了，就不再购买这部分生活资料。经济学家于是把这说成是：机器把生活资料“游离”出来，并使它们变成可以重新雇佣工人的资本。马克思讽刺说：“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44：506)

问题在于，这些生活资料对于工人来说只是商品，而不是资本。机器把工人从工资收入中“游离”出来，实际结果是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首先发生的不是生活资料自动转化为就业基金，而是工人的购买力下降、生活资料需求减少，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

因此，所谓“补偿”并没有自动发生。真正发生的是：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工人失去工资和购买力，被抛入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数量。即使他们后来在其他部门重新就业，起媒介作用的也不是原来已经转化为机器的那部分资本，而是正在寻找新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并且，由于分工已经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片面化，离开原有劳动部门以后，他们往往只能进入低级的、人员充斥的、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

这里的关键判断是：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重新配置劳动力，但这种重新配置并不等于补偿。被排挤工人的技能、收入、生活连续性和劳动条件都可能遭到破坏。所谓“最终重新就业”，完全可能以过渡期间的贫困、贬值和堕落为代价。

2.问题不在机器本身，而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在批判补偿理论时，马克思再次回到一个基本区分：机器本身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他明确说，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并没有责任。机器使它所占领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并且最初并没有减少社会拥有的生活资料总量。问题在于，这些生活资料是否能够作为社会财富被合理分配给被排挤的工人，取决于社会关系，而不取决于机器本身。

马克思在这里用一连串对比说明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矛盾：

机器本身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44：508)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逻辑恰恰在这里：它把机器本身的可能性当作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现实结果;又反过来指责批判资本主义机器应用的人是在反对机器、反对进步。马克思讽刺地把这种逻辑比作杀人犯为刀辩护：人被杀死不是我的罪过，而是刀的罪过;难道因为刀带来“短暂的不便”，就要禁止用刀吗?

这段讽刺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并不接受反技术论。他批判的不是机器，而是把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说成机器唯一可能应用方式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混为一谈，从而遮蔽了问题的社会形式。

3.就业扩张不等于自动补偿

最后，马克思作了一个重要区分：虽然机器在采用它的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它确实能够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补偿理论”没有共同之处。

马克思不是否认机器可能扩展就业，而是拒绝把这种扩展说成对被排挤工人的自动补偿。

机器产品比被它替代的手工产品便宜。若机器产品总量与原来的手工产品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必然减少;否则机器产品就不会更便宜。但是事实上，机器生产通常不是用较少工人生产同样数量产品，而是用相对少量工人生产远远更多的产品。于是，原料生产、机器制造、煤炭、金属、交通运输等部门可能扩大，对劳动的需求也可能增加。

马克思列举了几类可能的扩张效应：给机器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会扩大;机器制造本身会形成新的工人类型;原料生产会扩大，例如棉纺业的发展推动美国植棉业扩张;机器生产的中间产品进入仍然保留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后续部门，会暂时增加这些部门对劳动的需求;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奢侈品生产、世界贸易、运输业以及铁路、电报、轮船、煤气、照相等新产业也会发展。

最后，马克思还用人口调查数据说明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提升以及剥削程度的提高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后果：

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44：513)

所以，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否认机器引起的新就业，而是说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造成的是一种不平衡的、结构性的就业重组。它一方面排挤旧部门工人，另一方面在其他部门创造新的劳动需求;一方面扩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把大量工人抛入劳动市场;一方面推动社会分工和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又制造新的过剩人口和新的剥削形式。

补偿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结构性重组，美化为对被排挤工人的自动补偿。马克思的分析则要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带来的不是稳定的补偿机制，而是持续的排斥、重新吸收和就业不稳定。第七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机器大工业中的就业运动，并不是单纯的减少或增加，而是排斥与吸收并存;这一过程又受到资本构成、工业周期、原料供应和世界市场的限制。棉纺织业危机，就是马克思用来说明这一运动的典型案例。

三、排斥与吸收：机器生产、工业周期与棉纺织业危机

机器大工业中的就业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减少”或“增加”。它的真实形式是：一方面，机器生产通过资本构成变化不断排斥工人;另一方面，在生产规模扩大和资本积累加速时，它又重新吸收工人。二者不是相互抵消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本身的矛盾运动。

1.不是自动补偿，而是相对减少与绝对增加并存

马克思首先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说法：机器在最初采用时固然会造成灾难，但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最终会让更多工人进入工厂。这种说法看似承认机器初期的破坏性，实际上仍然把机器生产的发展解释为一种自动补偿机制。

马克思并不否认，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工厂工人的绝对人数可能增加。机器大工业如果不断扩大同类工厂数量，或者扩大现有工厂规模，确实可能吸收更多工人。这种吸收以更大规模的总资本投入为条件。与此同时，机器体系每一次进步，通常又会提高不变资本比重，降低可变资本比重，减少资本对活劳动的相对需求。所以，机器生产中的就业增加，不是对原先排挤的简单补偿，而是在更高资本规模和更高资本有机构成基础上的重新吸收。

2.跳跃式扩展能力与世界市场依赖

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讨论机器大工业的总体运动。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广度和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煤铁采掘、金属加工和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发生革命，机器大工业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

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44：519)

机器大工业的特点，不只是生产率高，而是能够在条件允许时迅速扩大生产范围。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原料和销售市场，工厂就可以迅速增加机器、扩大厂房、提高产量，并在一定时期吸收更多工人。

但是，这种扩展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脆弱性。机器生产越能够迅速扩大，越需要稳定、廉价和大规模的原料供应，也越需要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原料和市场一旦发生波动，工厂内部的就业就会迅速受到冲击。

因此，机器大工业中的就业不稳定，不只是来自机器替代工人的技术过程，也来自工业周期和世界市场波动。马克思写道：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44：522)

繁荣时期，资本扩张吸收工人;生产过剩和危机时期，工人又被大量抛出工厂。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争夺市场地位，又会竞相采用替代劳动力的新机器和新方法，并在危机压力下压低工资。

因此，机器大工业中的工人不是被稳定地吸收到工厂体系中，而是在工业周期中不断被排斥和重新吸收。马克思对此有一段总结：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44：523)

3.棉纺织业危机：机器大工业就业运动的典型案例

马克思指出，只要粗略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棉纺织业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例子，而是英国机器大工业最典型的部门。它集中体现了机器生产、原料供应、世界市场、工业周期和工人就业之间的关系。

英国棉纺织业在1770—1815年间只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因为那时英国工厂主垄断着机器和世界市场。可是1815年以后，随着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的出现，棉纺织业越来越深地卷入周期性波动。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28年是不振和停滞。

这个历史叙述要说明的，是机器大工业的繁荣本身包含着危机。机器生产扩张越快，越容易造成市场商品充斥;市场一旦收缩，就转入停滞和崩溃。工人就业也随之在繁荣和危机之间剧烈摆动。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棉荒”，进一步暴露了机器大工业对世界市场和原料供应的依赖。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但随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棉花供应中断，1862—1863年棉纺织业“完全崩溃”。根据马克思引用的材料，1862年10月，英国棉纺织业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即使少数工厂仍然开工，工人也因为使用劣质棉、机器速度下降、产量减少和计件工资降低而收入大幅下降。做全工的工人也可能损失20%、30%甚至更多;而多数只能短工、半工甚至完全失业。

这里可以看出，棉纺织业危机并不是单纯的市场波动，而是机器大工业社会关系的集中暴露。工厂主可以通过停工、降薪、罚扣工资、使用劣质原料和改变生产过程，把危机压力转嫁给工人。机器体系没有消除工人的不稳定处境，而是把工人的生活更深地卷入原料供应、价格波动和世界市场危机之中。关于英国棉纺织业如何依赖全球棉花网络，以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棉荒”如何冲击英国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可参见新资本主义史代表学者Sven Beckert 在《棉花帝国》第六章和第九章的相关讨论。

因此，棉纺织业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分析机器大工业就业运动的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它把第七节的几个关键环节集中呈现出来：机器生产的跳跃式扩展能力、对原料和销售市场的依赖、工业周期的波动，以及工人就业的不稳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越成熟，就越依赖世界市场;而这种依赖又使工人的就业和生活越来越受他们无法控制的资本积累、工业周期和全球市场波动支配。

四、结语

第十三章第五至第七节讨论的是机器与就业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答案。机器本身并不天然同工人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作为资本的物质形式，成为同工人竞争、排斥工人并镇压工人反抗的力量。

因此，所谓“技术进步会不会造成失业”，在马克思这里必须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技术进步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被使用?补偿理论的问题，正是在于把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造成的结构性排斥和就业重组，说成对工人的自动补偿。马克思则说明，机器大工业带来的不是稳定补偿，而是排斥与吸收的循环，是资本构成变化、工业周期和世界市场波动共同造成的就业不稳定。

第七节中的棉纺织业危机，把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机器大工业越成熟，越具有跳跃式扩展能力，也就越依赖原料供应和世界市场。工人被吸收到现代工厂体系之中，同时也被置于他们无法控制的资本积累和全球市场波动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就业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反技术立场，而是对技术资本主义使用形式的批判。机器本身是生产力的发展，本来可以减少劳动负担、扩大自由时间，并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首先成为资本增殖和控制劳动的工具。这一点对于今天重新讨论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技术性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是否先进，而是技术由谁控制、服务于什么目的，以及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被使用。

接下来第八至第十节，马克思将进一步说明，机器大工业不仅改变工厂内部的就业关系，还会改造工场手工业、家庭劳动、工厂立法以及农业，从而把机器大工业的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