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被年轻人骂得狗血淋头，鲁迅还是为他们燃尽了最后一丝光

《人间鲁迅》系列 · 第五篇

哪怕被年轻人骂得狗血淋头，他还是为他们燃尽了最后一丝光

今天的互联网上，如果要评选一句被年轻人引用最多的鲁迅语录，那一定是这段话：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每当我们在职场遭遇不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时，这段话就像是一针强心剂，让无数年轻人在深夜里热泪盈眶。在我们的想象中，鲁迅就像是一个慈祥又威严的导师，他站在高处，一呼百应，底下的青年们全都仰望着他，追随着他的脚步，共同奔赴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这只是童话。现实，远比童话要残酷得多，也血腥得多。

教科书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位一生都在为青年摇旗呐喊的老人，其实在他的晚年，遭遇了来自年轻一代极其猛烈的“背刺”与围剿。那些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甚至恨不得将他踩进泥里的，恰恰有很多是他曾经亲手喂饭、倾尽心血提携过的“中国青年”。

在鲁迅与青年的复杂纠葛里，藏着人性的至善与至暗。他见过最明亮的星，也领教过最无底的恶。但他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哪怕被咬得鲜血淋漓，他依然选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垫平后来者脚下的泥泞。

在对待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件事上，鲁迅绝对算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无私的“天使投资人”。他不仅出钱，出力，更是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

比如初到上海的萧红和萧军。这两个从东北流亡逃难来的文学青年，穷得连买一块黑面包的钱都没有。鲁迅不仅把他们请到家里吃大餐，给他们路费，更是拖着病体，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台灯下，一字一句地帮萧红修改《生死场》的原稿。

他不仅改错别字，还亲自跑到印刷厂去跟排版工人交涉，亲自掏腰包帮他们垫付出版费，甚至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言。为了把这些无名之辈推上文坛，鲁迅甘愿用自己巨大的名望去给他们做背书。

还有柔石。那个腼腆、真诚、穷得叮当响的青年作家，鲁迅几乎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半个儿子。鲁迅教他写文章，教他怎么应对上海滩复杂的出版界，两人甚至合伙开过书店。柔石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得知噩耗的那天，鲁迅犹如遭到雷击。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在黑夜中写下了那篇字字泣血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他对青年，是怀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献身精神的。他曾深情地写道：“我肩起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然而，这扇“黑暗的闸门”实在太重了，而那些被他放过去的青年里，并非全都是柔石和萧红。

随着鲁迅名气越来越大，无数心怀鬼胎、急功近利的年轻文人开始像苍蝇一样围拢过来。他们发现，只要攀附上鲁迅，就能在文坛扬名立万;而当他们发现鲁迅不能满足他们的私欲时，或者当他们发现“骂鲁迅”能更快博取眼球时，他们立刻就翻脸不认人。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青年作家高长虹。

鲁迅曾经极力提携过高长虹，不仅在自己的杂志上大量发表他的文章，还多次在经济上资助他。但在高长虹暗恋许广平无果、且自身极度膨胀之后，他竟然公开发表文章，用极其下作的语言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骂鲁迅是“文坛的老头子”，讽刺鲁迅是“世故的老官僚”，甚至用恶毒的笔触编排鲁迅与许广平的私生活。

这并不是孤例。在上海时期，一批又一批所谓“左翼”或“右翼”的年轻后生，为了踩着巨人的肩膀上位，纷纷把枪口对准了鲁迅。有人骂他是“法西斯蒂”，有人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有人扬言要“把鲁迅的骨头扔给狗吃”。

你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刺骨的寒冷吗?你把自己仅有的口粮分给他们，你把自己当作梯子让他们往上爬，他们爬上去之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转过身来，狠狠地往你头上吐唾沫，还要把梯子一脚踹翻。

鲁迅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怎么可能不痛?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流露过极其委屈和疲惫的情绪：“我以为正在同防暗箭，而我自己偏偏被我所保护的青年从背后射了一冷箭。”他还半是自嘲半是愤怒地说：“我这老头子，原来不过是他们眼中的一块‘踏脚石’罢了。”

看透了青年的卑劣，他停下来了吗?

如果我们用庸俗的伦理学来衡量，面对如此恩将仇报的白眼狼，任何人都有理由心灰意冷，从此闭门谢客，独善其身。

但鲁迅没有。哪怕前一天刚被气得咳血，第二天只要有新的文学青年拿着粗糙的稿子敲开他的门，他依然会请他们坐下，倒上一杯茶，戴上老花镜，耐心地帮他们改错别字。

为什么?难道鲁迅是受虐狂吗?难道他不懂得明哲保身吗?

不，这恰恰是因为，鲁迅拥有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极其深邃的洞察力。他极其透彻地理解了那条残酷却绝对正确的客观规律：历史的新陈代谢。

辩证法告诉我们，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但这个过程从来不是在真空的无菌实验室里完成的。新旧交替的缝隙里，必定伴随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必定充斥着利益的绞杀、人性的幽暗甚至忘恩负义。

青年代表着“新”，但具体的某几个青年，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旧社会的劣根性(功利、嫉妒、背叛)。鲁迅极其清醒地把“具体的青年个体”和“历史概念上的青年”区分开了。他痛恨个别青年的无耻，但他绝不对“青年”这个代表着未来生产力与新文化方向的群体丧失希望。

更伟大的是，鲁迅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宿命”。

他曾说自己是一个“背着旧时代鬼魂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从旧营垒里杀出来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着封建时代的毒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他清楚自己并不属于那个终将到来的“黄金世界”，他只是一个过渡者，是一座桥梁。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最悲壮的自我定位：桥梁的宿命，就是用来被跨越的;泥土的意义，就是用来被践踏的。

他根本不在乎年轻人是不是对他感恩戴德，更不在乎自己死后会不会被立碑塑像。他只在乎一件事：历史的车轮有没有因为他垫这一下，而往前再滚动了一寸?

如果有，那么哪怕踩过他身体的那只脚上沾满了污泥，哪怕那个踏过他的人转头就骂他老不死，他也觉得值了。

这是一种何等苍凉、又何等磅礴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个人毁誉、道德恩怨，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面前，统统微不足道。只要旧的铁屋子被砸碎，谁砸的，用什么姿势砸的，砸碎之后是不是把他也埋在了废墟里，他都不在乎了。

晚年的鲁迅，就像一支快要燃烧到尽头的蜡烛。他的肺已经烂掉了一大半，但他依然在拼命地写，拼命地给青年作家的书稿写序。他知道自己快要熄灭了，所以他要赶在彻底坠入黑暗之前，把最后一滴滚烫的蜡油，滴在后来者的道路上。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成了他口中的“青年”。当我们再次朗读起“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时，我们真的懂这句话的分量了吗?

那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鸡汤，那是一个饱经背叛与沧桑的老人，用尽一生鲜血为我们蹚出来的一条血路。

他不要求我们崇拜他，更不要求我们去神化他。他唯一期望的，是当我们这代人遇到黑暗的闸门时，也能像他一样，死死地用肩膀扛住，然后对着身后的更年轻的孩子们大喊一声：“走过去!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