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鉴:生于繁华,亡于冗积
作者按:近读宋史,忧思之余写了这篇文章,观点与文字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周易》乾卦上九爻辞曰:“亢龙有悔。”龙飞至天,已是极处;再进一步,便是亢龙有悔。《尚书》又说“满招损,谦受益”,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极盛之处,正是转折之始。这不是宿命论的呓语,而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一种冷峻概括:一个社会走到鼎盛,往往意味着制度已精密到极致、资源已丰裕到冗余,而恰在此时,纠错动力衰减,警戒神经松弛,那些在匮乏年代被生存压力强行压制的病灶开始悄然生长。繁荣不是问题的解药,却常常成为问题的温床。
翻遍二十四史,无数王朝的崩塌,往往不起于穷,而起于富;不起于乱,而起于盛。其中,大宋是最典型的标本。
一、一个把稳定当作目的的制度
宋朝开国者的恐惧,源头是武将拥兵、藩镇割据。宋太祖赵匡胤自己就是武将拥立的产物,被黄袍加身推上皇位,而他之前五十三年里,中原的皇位几乎都是被兵强马壮的将领抢走的。其治国制度被牢牢锁定在四个字上:防内、求稳。当防范不出乱子成为制度的第一道防线,效率、活力、战斗力就统统退居次席。防弊的每一个动作单独看都合理,合起来却指向同一个结果——“三冗”绝症: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分权设计的自我繁殖。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三套系统叠床架屋。官定品级俸禄,职为荣誉头衔,差遣才是实际差事。宋人任官,先要看“判”“知”“权”“充”这类字眼,带这些字的才是差遣;差遣可一人兼数职,也可有官而无差遣,官阶照升、俸禄照领,却没有实际职事。一个“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前两项都是虚衔,真正管事的只有最后一项。这种设计本为防止权臣独大,代价却是“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包拯在皇祐元年奏议中算过一笔账: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四十余年后内外官属已达一万七千三百余员,“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天下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按定额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实际却三倍于此。宋祁更直截了当:“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入口还在不断扩大,唐代每届取进士不过三四十人,宋代动辄四五百人;恩荫一端更无节制,宗室及大臣子弟荫补低龄化,有襁褓中即得官阶者,大臣子弟“仅能胜衣,即簉从列”——刚能穿衣的年纪,就已列名朝班。官僚系统不是在健康运转,而是在自我繁殖。
冗兵,以圈养换稳定的财政黑洞。据晁说之《嵩山文集》追述,宋太祖曾说得极坦白:“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灾年招募流民入伍,军营事实上承担了饥民收容所功能,首要目标不是战斗力,而是把可能造反的壮健人口从社会上抽离出去。于是禁军从北宋初的约二十万一路膨胀到八十二万,加上厢军等,总兵力达一百二十五万,为古代中国兵额之最。但与数量膨胀相伴的是质量塌陷,大量士兵被挪用于“纲运”及杂役,“惟以番直随从,服事手艺为业”,丧失战斗力。河北承平百年,驻军缺额三分之一;靖康围城之际,金人索马,开封府拘籍马匹,都城之马为之一空。不久汴京陷落,二帝北狩,北宋覆亡。“百万大军”的真实内涵,不是国防意义上的百万雄师,而是财政供养的一百万张嘴。
冗费,维稳逻辑对财政的系统性吞噬。治平初年,三司使蔡襄核账后结论触目惊心:全年财政收入约六千万贯,军费一项即占五千万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之八九赡军”。包拯说得最清楚:“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
宋朝的问题不是“穷”出来的,而是“富”与“稳”的逻辑生出“三冗”,再由“三冗”内生腐败与低效。制度设计的目标始终是武将不反、流民不叛、士大夫不怨,代价便是财政被维稳吃掉,官僚被分权撑肿,军队被防内废掉战斗力。大宋并非不优秀,而是太过安稳、太过富庶、太过求全。成于文治,毁于冗积;生于繁华,亡于腐败。

二、自我锁死的循环与盛衰的通例
“三冗”之所以致命,在于它们彼此咬合,形成自我锁死的循环:兵越多越不能战,越不能战越不敢裁,越不敢裁越只能继续供养;官越多越不办事,越不办事越要设新岗来督促,新岗又变成新的闲职;费越巨越要搜刮,越搜刮民力越竭,民力越竭越需要更多官吏去征收。上层安于现状,下层则层层捞油水,盛世的繁华最后全部变成官僚的红利、朝廷的包袱、百姓的重担。
将目光从赵宋一朝拉开,盛极而衰的规律在历代王朝中反复上演。汉武盛世,国库充盈,却因连年征伐、大兴土木,加以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聚敛之政,到武帝晚年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开元盛世,仓廪丰实,却因节度使权重、府兵废弛、中央与边镇兵力失衡等结构性因素而酿成安史之乱;康乾盛世,疆域极盛,却常被归因于闭关自守、吏治松弛,被视为近代落后的伏笔。衰败的种子,往往在最强盛之时就已播下。
细究其内因,主要有三层。其一,盛则松弛。创业时的艰危警觉被承平时的安逸取代,制度约束软化,监督机制空转,“温水煮青蛙”式的治理惰性蔓延。其二,盛则分利。资源丰裕时,各方利益主体竞相分食增量,制度设计从“激励效率”滑向“身份分配”,如宋代恩荫泛滥、差遣叠床架屋。其三,盛则蔽目。表面的荣光遮蔽了真实底色,执政者陶醉于繁华而不察危机将至,少数清醒之士明知大厦将倾,却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势裹挟自己滑向深渊。
三、明知其病而无力回天
最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宋代明智之士并非没有看到危机,包拯、蔡襄、宋祁都曾大声疾呼。然而,指出病灶是一回事,动手根治是另一回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明黜陟”卡住按年资循例升迁,“抑侥幸”砍削恩荫名额,“精贡举”改科举取士,三条都直指冗官的入口;新政行至庆历五年(1045年)初即废止,前后不过一年多。二十多年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青苗、免役、市易、均输从财政一端开源节流,保甲、将兵、保马从军事一端换血整军,财政与军队同时动手。然而新法在党争与执行变形中反复起落,终未能扭转“三冗”格局。两次改革,措施不可谓不对症,条文不可谓不周密,然而终归失败。为什么看见症结也不能祛除祸根?
其一,利益结构的刚性与路径依赖。“三冗”早已不是什么政策失误,而是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利益分配方式。大量官员靠恩荫入仕,百万士卒依赖军饷活命,无数宗室靠俸禄供养。裁一个官,就是断送一个家族的生计;减一营兵,就是往社会上扔一批无业游民——而这恰恰是当初为设防而养兵的缘由。改革者面对的不是几个贪官,而是一张由无数人荣华富贵和生存饭碗编织成的巨网。这种局面一旦成型,便产生路径依赖。制度沿错误方向积累起足够的沉没成本后,扭转方向所需的政治意志与改革智慧便成倍增加。即便在恩荫这一显性痼疾上,神宗朝也只是小心翼翼地收紧了一步:旧制任子“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原“三岁一人”者再改为“六岁一人”。这种零敲碎打的调整本身就说明,制度惯性一旦成型,就连主宰天下的皇帝也只能迂回委蛇。
其二,认知遮蔽与信息衰减。执政者陶醉于表面的荣光,繁华掩盖了深层矛盾。宋朝皇帝未必昏聩,但深居九重,听到的只是阿谀者“天下无事”的汇报,看到的是奉承者“岁入丰盈”的账册,很难感知基层吃俸禄的人越来越多、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的真实状况。当一个社会处在上升期,所有问题都能被经济活跃、财富增长所掩盖;一旦增速放缓,被掩盖的问题便浮现出来。而身处盛世者,由于惯性使然,很难相信眼前的繁华即将凋谢,这正是“亢龙有悔”最冷酷、最唯物的地方。悔,总是在无法挽回时才姗姗来迟。
其三,人性的安逸与集体短视。盛世之中,从上到下都倾向于分享红利而非承担代价。当“分利”比“生产”更容易获得回报时,理性个体自然会选择分利。这不是统治者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环境对人的塑造。宋朝恩荫泛滥,正是制度激励扭曲后集体行为的必然结果。这种安逸并非抽象的惰性,而是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士大夫“酣歌恒舞”而忘边患,宗室子弟坐食俸禄而不知稼穑,边将虚报兵额、侵吞军饷。每个人都只顾守护、攫取自己那一份好处,谁也不想为全局负责。
这三条,曹雪芹用一笔账就说透了。《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理由一条一条摆在那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人口繁衍,排场日增,而用度不能省俭,管事者只知花钱不知筹划。贾府里的人未必心里没数,只是这三条纠缠一处,几成死结,知道了也难改。冷子兴这番话,可以作为盛极而衰的一个注脚:架子还在,面子还光鲜,内里已经被掏空了。

四、历史的镜子照向现实
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数亿人脱贫,物质丰裕程度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周期性变化,一些此前被高速增长掩盖的深层矛盾、在长期稳定运行中自我累积的冗余与结构失衡开始显影。
经济上,增长方式对投资与债务的依赖、部分行业产能与有效需求之间的错配、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传统倚重,都带有“路径锁定”的特征,明知需要转,却牵一发动全身。这与宋代“冗费”在机理上有相通之处,不是财富不够,而是资源配置机制未能及时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
社会层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尚未根本弥合,公共服务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仍不均衡,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正在重塑养老、教育、就业的基本盘。优质资源若过度向特定群体集中,社会流动的通道就会收窄。历史上宋代恩荫的教训正在于此:身份分利一旦制度化,社会活力便被侵蚀。今天虽无恩荫之制,但同样的机理仍值得警惕。
治理层面,形式主义、层层加码、基层负担过重,在“以环节防风险、以程序代替解决问题”这一点上,与宋代分权防弊的逻辑有可对照之处。有些环节的增设,与其说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为了不出问题。近年来中央持续推动“基层减负”,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正是对这一治理痼疾的自觉纠治。
精神文化层面,物质丰裕之后的价值虚无、消费主义对精神文化空间的挤压、代际之间经验的断裂,都是富足社会特有的病症。一些人在安逸中丧失忧患意识与奋斗精神,历史上宋代士大夫“酣歌恒舞”而忘边患的风气,今天仍值得记取。
当然,相似的是机理,不同的是条件与能力。宋代没有宏观调控、没有转移支付、没有法治化的纠错程序,今天则有远比宋代更为完善的制度弹性与纠错机制。历史提供的不是宿命的判决,而是一种警示,警示我们不要在繁荣中重复同样的逻辑失误。
五、宿命还是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面对周期性压力,不同文明的应对并不全然消极。有的文明依靠持续的自我革新重焕生机,有的则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固守中耗尽了生命。区别往往不在问题多少,而在于是否还保有纠错的能力与意愿。

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一场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其核心问题是一个政权能不能跳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原对话而言,答案不在天命,而在于人,在于能否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能否让人民监督成为常态;从后续阐释看,自我革命也被视为重要答案。
从制度设计的一种倾向看,宋代的教训在于把稳定当成目的本身,把防弊当成最高智慧,这种倾向对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形成了反噬。真正的长治久安,从来不是靠消除一切风险换来的,而是靠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革制度、主动解决矛盾、通过制度化渠道疏导社会压力换来的。
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三种能力。一是识变能力:不被表面繁荣遮蔽双眼,始终保持对深层矛盾的科学研判,这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让决策者能够听到真话、看到实情。二是应变能力:改革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动力,从“简政放权”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共同富裕”到“高质量发展”,当代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多体现了主动调整结构、化解矛盾的取向。三是保障变革的能力:制度的自我完善需要法治化、规范化,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需要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周易》说“亢龙有悔”,就其警示意义而言,强调居高位而骄亢、知进不知退则会有悔;由此可以引申为,“悔”字本身也蕴含着转机,知悔则能改,能改则不必至于凶。一个社会真正的韧性,不在于它能否永远保持繁荣,而在于它能否在繁荣之中保持清醒,在成就面前保持谦逊,在矛盾初现时敢于自我革新。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忧患为伴,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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