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梅: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承继关系解析——兼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地位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承继关系解析
——兼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地位
[摘 要]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历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他与列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俄国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俄国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奠定了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的历史地位。列宁在早期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有吸收继承,到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断裂了其在俄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历史使命,而随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加深以及同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结合,列宁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及争论,并没有否定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评价。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实践者,这足以奠定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高度。而作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最早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传入俄国,哺育了俄国最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其1903年后在俄国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致使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成后,而几乎消匿于历史,后来者几乎忽略了其在俄国从农奴制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行,让我们再次审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以及还原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论,便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普列汉诺夫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
一、列宁早期对普列汉诺夫理论思想存在一种吸收继承的关系
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开路先锋是普列汉诺夫,也可以说正是在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落后的俄国后,给急于寻求拯救国家之路而又无门的激进的人们指引了一条道路。在笔者查阅的有关评价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中,由于列宁极高的历史地位,鲜有用继承一词,但客观来看,列宁在早期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存在一种吸收继承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者。由于青年普列汉诺夫从事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活动,三次遭到逮捕,最后不得不于1880年被迫逃亡到西欧。而这时候的欧洲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欧洲工人运动转向低潮,各国反动政府加大了对工人领袖的迫害和镇压,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广泛传播,并指导各国工人运动,普列汉诺夫正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他认识了一些西欧工人运动的领袖,如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盖得,还间接地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并于后来还直接拜访了恩格斯。1881年到1883年期间,他先后写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新方向》《卡尔·罗卜安斯———雅阁卓夫的经济理论》《夏波夫》《<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并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1883年,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该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关于自由及贸易的演变》《恩格斯论俄国》等翻译成俄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1883年到1903年期间二十年的时间,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涉及到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文艺等方面,尤其是大量的哲学著作,影响了俄国一批人。普列汉诺夫大列宁十四岁,列宁是一名青年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正值其理论影响的高峰时期。列宁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所写的一些著作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张一兵在《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中则有“青年列宁与他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的提法。列宁本人对普列汉诺夫的前期理论著作也是持认可的态度,称《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为“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还把《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放在与《共产党宣言》并列的地位,称《共产党宣言》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信条”,《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信条”。青年时期的列宁主要着眼于俄国的实际,“此时的思想趣旨和现实努力,主要都集中在与俄国的民粹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上”,而现实难以突破,民粹主义盛行,这时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俄国,为列宁寻求国家的出路指出了一个方向。尤其列宁早期哲学思想受到普列汉诺的影响,“青年列宁的思考不再仅仅从社会关系出发,而是着眼于更基础的物质生产力,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发展所制约的’。”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介绍到俄国,另一方面是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俄国的社会实践,完成由狭隘的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即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而列宁在1894年写下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7年写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都批判了民粹主义,这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观点上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应该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学者潘锦全在《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关系探析——基于政治实践与哲学思想的双重维度》一文中论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时使用了“依附和超越”,笔者认为列宁早期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应该是一种吸收和继承,列宁并不是简单地依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俄国后,他充当的不仅仅是一个引介者,还是一个理论家、宣传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普氏在1903年之前的理论是与俄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而列宁1887年因反对沙皇统治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888年开始研究《资本论》,刚刚血气方刚的青年,这时候在急于寻求一种救国之路,普列汉诺夫的译著和理论著作逻辑上讲对列宁来说是指引,可以说列宁在直接吸收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著作思想的同时,对普列汉诺夫对马恩著作与俄国国情的解读理论也存在一种吸收继承的关系。
二、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断裂的历史使命的承继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两位对俄国的命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物,没有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当然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充当这种历史角色,俄国大概还要在寻找救国之路上探索,以推翻残暴的沙皇俄国的统治,如果没有列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许不是出现在苏联,这两个人物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真理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普列汉诺夫过早地结束了其扮演的角色,而由列宁独自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普列汉诺夫由于其自身的和历史的原因而使得其断裂了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而列宁承继了这种使命。
从个人经历和自身性格方面两人的比较:首先看普列汉诺夫的生平。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于贵族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73年毕业于沃罗涅什军事学校。1874年在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在这里结识了革命家、经济史学家依万·费多罗维奇·费先柯以及在当时先进青年学生中闻名的民粹工人代表米特罗范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从1875年起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动。由于反对沙皇政府,被迫流亡。从他1880年开始第二次逃亡国外,一直到1917年回到俄国,在国外流亡了37年的时间。流亡期间,一直从事革命活动,并且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可以说普列汉诺夫一直在国外进行战斗,列宁基本上一直在国内进行战斗。1903年之前,应该说普列汉诺夫占主导地位,那时他的威望在国际上很大。他于1918年病逝。从普列汉诺夫的生平来看,他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激进思想,对现实统治不满,想要寻求改变的性格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居于现状成为默默无闻的人。从他的个性到他从事的活动,可以推断出他具有改变国家现状的理想,因此,他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再看列宁,1870年出生于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家庭,“对于列宁来说,即使刽子手的绞索不折断他哥哥的颈椎骨,那他大概也能够选择一条道路最终使他进入克林姆林宫的。要知道他的道路预先就已经确定了,在这方面产生了影响的既有俄国知识界中掀起的社会风潮,也有制度熄灭乌里扬诺夫家人的那盏明灯的罪恶之手。”列宁学生时代起就参加学生运动,反对沙皇统治,被学校开除,后到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1891年毕业获准从事律师职业。1895年流亡到西欧,和普列汉诺夫结识,同年返回国内,成为彼得堡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并创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被捕入狱。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和写作。1900年7月去德国慕尼黑,同年12月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在当地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张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第一期出版。1903年,列宁发表了著名的《怎么办?》。这本书对俄国的革命具有重大意义,书中明确表示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批评党内的“经济派”路线,认为落后群体应该接受先进群体的领导,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这也就是后来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此,列宁在党内的威望开始超过普列汉诺夫,加之两人开始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虽然普列汉诺夫也支持列宁同修正主义斗争,但是已经出现摇摆,对于俄国的革命道路、革命时机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综上,两人在理论觉悟和运用方面到后来所形成的差距概括起来,具有相似的一些要素:一是早年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二是都具有激进的思想;三是都对现实的沙皇统治不满;四是性格中都具有顽强和执着的因素;五是都为了理想而不惜个人的安危,都曾被学校开除、被捕、被流放,但都没有改变他们的革命理想。不同在于:一是普列汉诺夫长期流亡在国外,对国内的革命形势判断后来是脱离实际的,而列宁虽然流亡国外,但其主要的革命活动还是在国内;二是普列汉诺夫更多的是从事理论研究,也正是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度信仰,后来陷入到了教条主义当中,过于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一些具体的条件性的东西,而忽视了变化的现实。而在这一方面,列宁则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透彻地理解和运用,他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有高度的理论觉悟,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灵活运用到俄国的具体国情。在当时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没有将革命果实拱手让给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实现问题,俄国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理论上是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这正是普列汉诺夫所坚持的。但是现实条件却具备了,俄国具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党领导人,具有爆发革命的阶级条件,所以这个时候列宁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虽然在革命条件看似十分艰难不成熟的情况下,他却以超常的智慧和胆识判断了革命时机,并且正确领导了工人大众,在“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能够继续实现“十月革命”,完成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而完成了普列汉诺夫所没有继续的历史使命。他的真知灼见和革命的坚定信念,战胜了反对派,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分别于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都成为其著名的论作,也是指导他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增大,差距也明显拉大,对于俄国的特殊革命情况的处理,普列汉诺夫没有做好理论准备,而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却远远超越了普列汉诺夫。
三、对普列汉诺夫历史地位的评论
长期以来,普列汉诺夫在苏俄国内以及在国际共运史上的地位是被忽略的。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尖锐的批评,布尔什维克没有认同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爱国立场,没有“用审慎的态度就普列汉诺夫过去对工人阶级、对俄国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立的功勋给予应有的评价。”这导致后来者对于普列汉诺夫知之甚少,更不用提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中国学者高放曾经指出:“长期以来习惯的说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几个领袖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这是人们通常的排序,但是很多青年恐怕还不太清楚,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不是这样排列的,而是马、恩、普这种排列。马、恩之后有一段时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以及整个国际共运中是最有影响的思想领袖。这段时间大体上是从1895年恩格斯逝世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将近20年的时间。这时在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普列汉诺夫的威望是最高的,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是超过列宁的。”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与列宁对其评价相关。学者尚伟在《俄国历史学家丘丘金论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也指出:“丘丘金认为,在那个年代,列宁的态度对普列汉诺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态度同样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但列宁的一个论断毕竟是主要的,“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后人重新审视普列汉诺夫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由于普列汉诺夫曾经与列宁的分歧与争论,以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的批评,使得曾经有一段时间避提普列汉诺夫。有学者则称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本本主义者的悲剧”。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一个革命家加理论家宣传家,在他的后期则更主要的是一个理论家,“我们纵观普列汉诺夫所写的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他的优秀或者值得肯定的著作,大多是理论性的或学术性的。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阐述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一些具体学术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哲学史、美学、宗教、艺术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史等),构成了他著作的最杰出的部分。”但是,也正是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家的本色,而使其脱离了实际,列宁对他的批评正是基于他脱离实际,这种脱离俄国当时的实际所起的理论导向作用,在列宁看来危害是最大的,列宁甚至说“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后期的政治上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否认其前期在理论上的贡献。然而,由于列宁的地位和威望,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全面理解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评价,只是侧重于其后期政治上犯的错误。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是两个对于俄国的历史命运起着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宣传、传播、运用、实践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作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其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要辩证客观地评价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就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其虔诚的信仰,他与列宁的分歧是在俄国革命发展道路和方法问题上,而并不是真正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出现前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并非是普列汉诺夫真正预言的布尔什维主义灭亡的本意,普列汉诺夫自从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就终其一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候是发生分歧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有不少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俄国经济和文化落后、农民占多数、无产阶级的相对不发展等,都是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俄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背离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正因此,普列汉诺夫被称为本本主义者,教条主义者。而历史的现实的选择,是在当时俄国取得二月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有能力继续夺取胜利,如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则是历史的倒退,这一历史现实的选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例子,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最后的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政治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和方法上,而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共运史的地位,不仅依据列宁对其的评价和批评,还要依据历史的发展。由于列宁在国际共运史上至高的位置,加之普列汉诺夫在后期与列宁的分歧,导致人们一度对其加以贬斥。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客观认识他的历史地位。
四、结语
总之,列宁早期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思想具有吸收继承,但是列宁作为天生的革命家、政治家、无产阶级理论家,凭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悟,利用当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青年列宁很快就成长为领袖人物,并且取代普列汉诺夫成为俄国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共运的领袖,这也正是列宁的伟大之处。而普列汉诺夫则断裂了他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成功的,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家,没有革命家的审时度势,没有抓住历史机遇,但是,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把握,他的经济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科学意义的。
作者:刘红梅
文章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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