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外国人

作者:大哥头 来源:文教融合 2026-11-16

加民

长征路上的确有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自愿主动的参与了长征,有的是被动和被俘进入了一个阶段,还有一些是传教士跟随长征做了一些工作,当然也有记者,医生,等等。如果我们筛选的标准是不必参加全程,也不必是红军成员,只要在长征途中与红军同行、相遇、接触,哪怕只有几天,甚至只留下一段短暂交往,都算。这样看,长征路上的外国人的确有一组,恰好可以按他们与长征相处的时间长短排列:一面之交、八天、一百多天、四百一十三天、五百六十天。

一面之交:几位很快获释的外国妇女和孩子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旧州一带先后遇到薄复礼夫妇、新西兰传教士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还有加拿大女传教士林荣贞。由于当时敌情紧张,红军一度怀疑他们是间谍,先予扣留;查明情况后,很快释放了妇女和儿童,薄复礼、海曼等成年男子则继续随军。(《薄复礼这样成了红军的朋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这几位妇女和孩子没有留下长篇长征回忆,但是他们在贵州山路上与长征红军迎面相遇,被带进军营,又很快被释放,这本身就是长征途中一段真实的涉外插曲。只不过史料没有记下他们足够的言行,不能替他们编故事。

八天:林荣贞写出了最早的西方亲历记

加拿大女传教士林荣贞只随红六军团生活了大约八天,时间最短,却有一个“第一”。

她获释后写了回忆文章,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大众》上。这时,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刚刚召开;薄复礼的《神灵之手》尚未问世,斯诺也还没有进入陕北。因此,林荣贞这篇短文才是目前所见西方亲历者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文字记载。

她只有八天见闻,自然不可能了解长征全局,但“短”不等于没有价值:她记下的是一支正在贵州深山里急行军的陌生军队,给一位外国女性留下的最初印象。(《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述论》,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相关学术资料)

一百多天:德国神父耿友华没能走出长征

耿友华原名汉斯·凯勒,又译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德国天主教神父。一九三六年初,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将他俘获。红军方面怀疑他与地方保安团有联系,又在他的教堂中发现望远镜和贵州地图,于是将他继续带在军中。

他与薄复礼不同:薄复礼的教会不断设法营救,耿友华却没有等来获释。他身体较弱,很难适应连续行军。薄复礼获释前,两人还一同参加了萧克、王震等人的便宴;临别时,薄复礼把自己所得十块银元路费中的两块留给了他。不久,年仅二十八岁的耿友华病死于云南姚安,由红军安葬。(杨早:《被红军法庭审判的西方传教士》,材料据薄复礼《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

他的故事没有“化敌为友”的圆满结局,只有战争年代一个外国传教士被卷入行军、囚禁、疾病和死亡的悲剧。这也使长征中的外国人故事不至于全被写成传奇佳话。

四百一十三天:成邦庆的“遭扣押的400天”

成邦庆通常被称为海曼,英文名为阿诺利斯·海曼,是新西兰传教士。他与薄复礼差不多同时被扣,妻子和孩子很快获释,他却随红二、红六军团生活了四百一十三天,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才离开红军。

四百多天里,他与薄复礼共同经历了湘鄂川黔一带的转战。两人有时被要求给红军唱歌,红军希望他们不要唱宗教歌曲,他们却说自己只会唱宗教歌曲;最后两人唱了,红军战士听完,觉得唱得不错,只是内容太宗教化。这样的细节很有现场感:双方信仰迥异,彼此防范,却又不得不在同一支队伍里吃饭、行军、宿营。

成邦庆获释后写下《遭扣押的400天》,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他与薄复礼的记录可以互相参照,而不必只靠薄复礼一个人的记忆。(《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述论》)

五百六十天:薄复礼不只有一张地图

薄复礼的故事最完整,也最有文学意味。除了帮助萧克翻译法文贵州地图,他还留下了不少极具生活气息的片段。

红军指导员教唱《国际歌》,却不明白“英特耐雄纳尔”是什么意思,便来请教这个外国人。薄复礼告诉他,这是英文“international”的音译,意思是“国际”。一个被怀疑为“帝国主义间谍”的传教士,反倒替红军解释了《国际歌》的歌词。

他还会织毛线活。红军官兵把破毛衣、旧毛线送给他,请他改织;海曼负责拆线,薄复礼负责织。贺龙为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订了毛衣和外套,薄复礼赶了一夜,几乎没睡,才在部队开拔前织完。

他还发现,红军写在山路旁的鼓动标语不能照字面理解:“到山顶了”,往往才到半山腰;“不远了”,可能还有十英里;“到了”,也还可能差五英里。这不是庄严的革命叙事,而是一个走疲了的外国人对山路标语的幽默体会。(范国平:《〈神灵之手〉——真实再现红军长征的第一本外国人著作》,中国网文化频道)

当然,还包括那五位真正的外籍红军

在这个更宽的名单里,李德、杨林、武亭、洪水、李班仍然要保留:

李德:德国军事顾问,随中央红军到陕北;

杨林(毕士悌):朝鲜籍红军干部,长征后在一九三六年东征中牺牲;

武亭:朝鲜籍炮兵干部,随中央红军到陕北;

洪水:越南籍红军干部,历尽波折到达陕北,后来成为解放军少将;

李班(李碧山):越南籍革命者,曾随中央红军长征。

斯诺、马海德也应放进“大交集”,但要另列一圈

斯诺和马海德虽然没有走过长征路,但他们一九三六年进入西北时,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尚未最后结束。他们接触到的是刚刚走完雪山草地、身上还带着长征尘土的红军指战员。因此,若谈“与长征有交集的外国人”,他们当然可以写入;只是应标成长征现场的采访者和到来者,而不能写成“长征参加者”。

白求恩一九三八年才到中国,索尔兹伯里一九八四年才重走长征路,他们分别属于后来的援华者和重访者,也可以放进更外围的“长征关系人名录”,但不宜与当年的现场相遇者混写。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