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视角】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为当代的进步而纪念过往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本名孙文,字载之,化名孙中山,又号孙日新、孙逸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个进步人士和代表人物。刚刚过去的2026年11月12日,是他的160周年诞辰。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无疑是以革命为主题的一生,从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再到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起义,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二次革命与护法运动维护民主共和,最后到革命统一战线下的国民大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历经了一生的艰辛、耗尽了一世的心血,这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周恩来总理曾说:“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
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和应得地位,为了在21世纪我们的斗争能有所反思和借鉴,我们要学习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他的革命业绩,纪念他的革命过往。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孙中山先生所生活的时代,中国处在什么样的一种革命之中?其次也要清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先生相比于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局限性。在这两方面做到理解之后,我们便可晓得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过往对当代左派进步事业的价值了。
二、论旧中国国情和孙中山的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从性质上来说,不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帝国主义制度把全世界全部的民族分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并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成为了操纵一切政治经济的终极力量。同时控制了银行和工业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把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宗主国变成了对外侵略殖民的机器,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了“阳光下的土地”,变成了提供最廉价卑微的劳动力、最广泛丰富的原料和最广阔的倾销市场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所诞生在的,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的近代史是被资本主义侵略与掠夺强行开启的,经过了几十年的渗透,原有的封建经济和腐朽落魄又反动至极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国体上,地主阶级和外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自身沦为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政权方面,反动专制政府——清王朝是旧式官吏、洋奴买办的镇压工具,在一次次抵抗外敌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干脆从外至里地沦为了“洋人的朝廷”。而在经济上,中国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在脆弱中发展了起来,它的一出生就伴随着外来势力夹杂本土封建力量的严密管控和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自己就是受外来势力影响的本土封建力量“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的产物。
像列宁出生在的沙皇俄国一样,清末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兼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最肮脏、最邪恶的一面,而中国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则更加软弱无能,它所能支持的变革长期来说都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中国的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却有着任何别的生产关系都不能代替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确立了经济基础,正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头脑中,产生了近代民族压迫下最早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指导下的方针,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并没有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那样,腐朽而赤裸裸的金钱至上,而反过来充满着高度理想化的色彩:它既带着土地改革与共享社会资源的激进,也带着某种与他所进行的革命要求自相矛盾的、妄图跳跃过资本主义从而进入某个理想社会的俄国“民粹派”式的幻想。这种幻想,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精神蓬勃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腐朽寄生和恶贯满盈的转变,它曾指引着孙中山先生的早中期革命在本国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打击下从失败走向失败,当然也必然迫使其在对资本主义和革命的反思中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向社会主义学习,在晚年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道路,从而适应了革命形势转变的总要求。
总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是当时中国人民最重最重的枷锁,带着对它们的反抗倾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然萌发。自然的,争取推翻帝国主义(一开始,是扮演外来侵略主义的外国资本主义,19世纪末正式发展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一生都以此为立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一斗争决定于经济关系上,为的是扫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障碍,争取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由。第一场既反侵略也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按照部分当代学者定义,似乎也可以称这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阶级既非资产阶级,更非无产阶级,而是农民阶级。最终,因为农民阶级根植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太平天国革命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也趋于失败。
孙中山先生年少时,便称赞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反清英雄第一人”,从小便树立了推翻清政府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志向。可以说,从小开始,根植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的民族主义的信念伴随了孙中山先生剩下时长过半的生命时期。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此后他一直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谋求推翻清政府。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开始,兴中会和同盟会领导了一系列用武装起义突破“单点”,然后寻找中国国内革命力量支持的方式进行的革命。其中1907年秋瑾领导的的绍兴起义和1911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是其中的鲜明代表。最后,1911年10月10日,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深入传播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了,清政府和君主专制随之垮台,1912年1月1日,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成为了南京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当局者迷”,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沉浸在自发的民族民主意识和民粹主义中,是很难在与共产主义者交往之前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即使真的有所认识,也很难进行什么有效的改变。接下来,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牢固,又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本性,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让孙中山先生自己都难以料到的后果。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帝制”根本不意味着维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专制制度在丝毫意义上垮台了,凭借着京城军权和各地军阀拥护,袁世凯取代载沣成了专制制度的最高代理人,这一权力归属从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年完整地延续至所谓“民国”,这意味着反动政府甚至都没有改变一个真正的最高负责人,更不用提这场革命到底对专制制度有没有根本触动了。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刻起,继续掌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便确立了毫不动摇的继续镇压革命力量的总方针,袁世凯集团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和国内外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支持,正式篡夺了全国政权这一“革命果实”后,加紧取消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努力在形式上确立的“民主政体”。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的发生,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和平的方式谋求在所谓民主政体下完成革命的空想彻底破产。之后爆发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集团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于1914年在东京主持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革命力量的这一改组,表明着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面临一盘散沙的革命力量,着眼于加强自己的纪律性,但是这对克服资产阶级的本性来说是毫无作用的:中国国内的革命力量依旧分散。最为根本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暴动和起义完全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维护民主共和的理想遥遥无期,以至于孙中山作为领导者也甚至一度陷入利用军阀维护革命果实的幻想之中,发起的“护法运动”最后必然无疾而终。
资产阶级的分散、软弱,根植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至始至终的受压和曲折,至少对中国革命而言,在1917年之前使革命毫无起色。中国革命的转折,需要在更激进、更彻底也拥有更科学的指导思想的革命派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之后才可到来,正如列宁同志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表述道:“……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自觉反帝爱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与新三民主义的提出
以十月革命为时间标志,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来自俄国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在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根本上揭示了如下道理:
1、既然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民权)革命,那就一定要彻底地否定来自封建阶级的一切垃圾,包括他们的礼教、等级和专制思想,他们的土地所有制和维护这一所有制的一切政治经济上的尝试;也就一定要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完全铲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没收其剥削中国人民和半殖民地而得财产。这样,就把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南京临时政府等实践中(对帝国主义权力)模模糊糊或转换话题、回避不谈(彻底铲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非笼统不清的“平均地权”)的问题,以完全革命的方法回答了。
2、正像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导我们的:“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国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便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不同,正如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对俄国民主革命总结的那样:“……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所形成的功能联盟是革命的基础与主导力量。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由于它在实践中固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与敌人的联系,已经丧失了领导革命的能力,若不是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就难以维持革命的立场。
3、由工人阶级牵头成立的、联合农民阶级(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充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像俄国那样解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原来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广泛发动群众的国民大革命的前提,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必须在这一统一战线下实现联合,共同对抗掌握土地、主要的工矿产业和国家政权的封建地主和外资买办(这两大反动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就是“列强”和“军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革命的改组,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指导下发生的。大会前后所形成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晚年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局势变化的思考和顺应人民革命浪潮的体现。这一整个转变了的革命思想,区别于旧三民主义,可以称之为“”新三民主义”。从1924年起,受苦受难最为沉重的工农群众越发成为革命的参与者和主人: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培养革命军人的黄埔军校被开办了,被马列主义精神凝聚起来的“铁军”和很多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面对军阀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旧式部队的非凡战斗力;海丰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等革命相继发生,毛泽东、澎湃等同志作为革命领袖领导的一系列民众暴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空前彻底地摧毁了南方部分地区的封建买办势力。这些伟大成绩,虽然不都开始于1924年后,但都体现了晚年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积极促进。
晚年的孙中山,比起以前那个充满着少数革命志士单枪匹马和跳跃资本主义的幻想的孙中山,无疑是更加革命的,但他依然没有脱离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范畴。还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主席在比较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强调了两种革命理论的三大不同:一是“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主要指的是共产党员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政纲——作者自注)的全部民主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二是“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三则还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1925年3月11日,在北平谋求北伐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孙中山病入膏肓,他向苏联人民致意,表达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自己立场范围内所做的最崇高的转变。他在《致苏联遗书》中,表达了中苏两国共同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志向: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这一句话不可谓不是对孙中山晚年从旧三民主义实现向新三民主义飞跃时的心境的高度概括与凝练阐述。不敢想象,如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们只是停留在一种民粹主义化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上,中国的国民革命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斗争又会多多少曲折呢?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生,其生活社会的经济政治变化与其路线转变,大抵如此。
四、教训和结论——论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和世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追思“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穷尽一生所争取的国家,是一个古代典籍《礼记》中所谓“天下为公”的政权,按他自己的话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中国人民中的革命者看到了西方帝国主义自身的腐朽和它对中国人民无尽的侵略,无比清楚地认识到实行帝国主义早已虚伪反动的“宪政”只能使中国继续沦陷在帝国主义的统治深渊里,是不可能救得了中国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最进步的代表,必然在思想、政治的路线上亲近于十月革命,亲近于共产主义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从而参与建立了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则帮助扩展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统一战线。
反帝统一战线,对于21世纪的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对生活在帝国主义沉痛压迫下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依旧有着非凡的意义。其领导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是最有组织性和接触了最先进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一定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统一的革命党——共产党,作为最革命阶级的最革命领袖,联合起来的国际各国的共产党当然是这个反帝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关于反帝统一战线联合对象的范围,则一直是有待于被明确或强调的问题。列宁主义认为,“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也就是说,有没有对帝国主义和其扶持的本国封建主义造成实际上的沉痛打击,是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定政治力量的依据。正向说,如果某一种宗教力量或是其他落后群体,确实在不依赖或寄幻想于任何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能保持对本国内外反动派的坚决斗争,那么共产主义者应该努力从纲领政策上去争取他们,最后使他们保持与自己在政治上的一致;反向说,如果某支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力量,在政治上依赖于帝国主义,或者说,只反对于本国的帝国主义,却寄托幻想于他国的帝国主义,那它就一定不是反帝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
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先生所参与的反帝统一战线,其根本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完全铲除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实现世界全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其指导思想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而参与该统一战线的主要依据是彻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决裂。
服务于工农主导的民主革命的革命统一战线,其四大组成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原则早已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揭露和阐述。但是必须额外强调,革命无产阶级所争取的“社会主义因素”,应当伴随着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在整个民主主义生活中也占据领导地位,这一看似超越社会发展需要的要求,其最深远的意义在于能保证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最广泛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而且是在极其落后的,哪怕是在极端落后和缺少无产阶级的被压迫民族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时,都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革命的干涉。在阅读和应用中学习马克思,恰恰是在民主革命时就应该去开启的。在经济的建设中,也应该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工业收归人民政权所有,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它们,保证小生产者和私人资本家不会利用自己的经济条件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把革命阉割为改良。
总之,对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统一战线,不仅始终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要坚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用社会主义因素来统领民主主义因素,使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的条件在民主主义阶段就得以形成,保证无产阶级在未来的过渡中保持有至始至终的领导权。
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他对这一理想在政纲上切实的追求,使他与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者都有不同,他始终保留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也切实不希望中国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人民沦为雇佣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提供者。这种希冀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崛起之前,是民粹主义的幻想,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为民族民主运动提供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式进入之后,却是可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的。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全世界最落后的民族来说也绝不仅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切实的革命现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恰恰是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决裂,是对新民主主义乃至未来社会主义的有力支持,这就是孙中山先生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可以贯通的地方。
从局限性上来说,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使当代中国即使是最反动的阶级也可以顺利地举着“孙中山的旗帜”而反对人民的应有权力和进步思想。但是,我们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就是要坚持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去用唤醒人民、组织人民的方法建立人民而非资本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今世界,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揭露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的同时提出科学有效的方案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普适性的革命真理。所以,归根到底,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革命理想,只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由它指导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才能够实现,只有靠英特纳雄耐尔的光辉斗争,才能完成其使人民“组织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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