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派的形成

改组派的形成

改组派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于1928年冬。它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骨干成员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失意官僚政客，也有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既反共又反蒋。“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

汪精卫(1883-1944)，广东番禺人，因早年参加同盟会，主编反清刊物《民报》，并曾为孙中山起草《总理遗嘱》,而以“左”派自居。孙中山逝世后，当选为广东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引起蒋介石的嫉妒与不满。从此，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日益尖锐。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曾与桂系新军阀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同蒋介石集团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先是蒋介石被逼辞职下野、东渡日本，不久，汪精卫又遭冷落，愤然西去武汉、南下广州，与桂系新军阀和西山会议派相抗争。1928年初，汪精卫为能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中夺得权力，又支持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汪精卫未曾料及，蒋介石刚刚东山再起，便以共产党曾领导了广州起义为借口，向南京政府弹劾汪精卫，建议将汪“通缉归案，依律从严处办”。汪精卫无奈，被迫“引退”，出走。而蒋介石却在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开始建立军事独裁专制统治。

但是，陈公博等拥护汪精卫的失意政客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自1928年5月起，他们便写文章、办刊物，在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和各项政策的同时，向国民党内的其他各派系和基层党员呼吁:“现在党内除充满了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外，找不到三民主义，党纲政策。中国国民党今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党的改组’。”1他们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国民党內各在野派系和感到“沉闷悲惨”却不明真相的青年党员的拥护支持。于是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于1928年11月在上海集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推举陈公博具体负责总部的工作，尊奉汪精卫为改组派的实际领袖。至此，国民党改组派在同蒋介石集团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形成。

改组派的政治活动

1、反对蒋介石“指派”、“圈定”三全大会代表的独裁行径。

蒋介石为了通过控制定于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来强化其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便作出规定:为“防范共产党混入”，参加三全大会的代表仅“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其余皆由中央“指派”、“圈定”;凡曾有“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者”，一律不能当选。蒋介石要擅自“指派”“圈定”代表的独裁行径，激起了国民党内尚有些民主意识，决心维护“党统党治”的党员的强烈不满与反对。改组派深知，如果听凭蒋介石集团包办三全大会，就会完全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借机掀起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集团包办三全大会的独裁行径的运动。

改组派联合其它反蒋派成员采取著文演说、通电抗议等方式，痛斥蒋介石集团“指派”“圈定”代表的独裁行径是“蔑弃党纲”、“毁法乱党”、“蹂躏党权、摧残同志”、“叛党窃国”。1929年3月14日，改组派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会议的主旨口号是“反独裁、反指派圈定代表”。大会通过的《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谴责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表面上青天白日的旗帜普悬了全国，在实际上，封建势力的反动布满于各地”的“换汤不换药，换人不换制度，换北京为南京的极少数人统治的以暴易暴的局面”。强烈“抗议现在中央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集”;要求“依据本党民主的精神，另外召集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改组派掀起的反“指派”、“圈定”运动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先是派大批特务与宪兵破坏、镇压了大会，并逮捕了部分与会代表，并毫不理睬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誓不承认违反本党的民主原则”的三全大会的抗议宣言，强行“指派”、“圈定”了366个名额中的279名三全大会代表。接着就如期召开三全大会，并给予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以党内警告、开除党籍等严厉处分。至此，改组派在与蒋介石集团的第一次政治交锋中失败了。

2、联合地方军阀进行军事倒蒋的武装暴动。

蒋介石为实现其军事独裁，于1928年先后两次召开“编遣会议”来削弱非嫡系的军事力量，引起各地方军阀的强烈不满。于是阎锡山、李宗仁等结成反蒋军事联盟来反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改组派在自己既无政权又无军权的困境下，为继续坚持反蒋，就走上了联合地方军阀举行军事暴动的军事倒蒋的投机道路。

1929年9月，汪精卫等人在香港公开发表讨蒋宣言，斥责蒋介石“施行专制，图求私利”，内启国民党的纷争的罪行，并声称要用军事力量来讨伐蒋介石。与此同时，改组派一方面策动地方军阀张发奎和冯玉祥先后在湖北、河南起兵反蒋，另一方面自己也筹集力量在江苏溧阳、南京举行军事暴动。但由于张发奎因寡不敌众而改变计划，致使改组派策划的第一次军事倒蒋行动失败了。同年12月，改组派又策动李宗仁和张发奎进攻广东，唐生智和石友三进攻武汉与南京，韩复榘和高桂滋在冀鲁交界起兵响应。这样，改组派又发动起“一时声势浩大，俨有气若河岳之势”的军事倒蒋运动。但蒋介石却利用各地方军阀间的矛盾，软硬兼施，很快就瓦解了他们的暂时联盟，而且还趁机挑动他们自相残杀。改组派的第二次军事倒蒋运动又告失败。

1930年3月，改组派向再次结成反蒋军事联盟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表示愿与他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不久，他们便在北京成立了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5月，他们凑集了近百万军队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正当蒋介石的军队力不堪支、大有溃败之势的时刻，由于反蒋派内部阎、冯的矛盾冲突和石友三的倒戈，致使反蒋派的军队在战场上很快就变处处主动为节节败退。加之值此一发千钧之际，张学良的东北军又通电拥蒋，直逼平津，使得反蒋派的形势一溃千里，冯、阎被迫下台，汪精卫无奈逃往德国。至此，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宣告彻底破产。

3、召开广州非常会议。

1932年2月，蒋介石因扣押胡汉民和擅自主持召开国民会议，激起粤籍中央监委古应菜等人的强烈不满。于是古应便策动广东军阀陈济棠兴兵讨蒋。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就与李宗仁、孙科、胡汉民和沪派等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会议提出了“护党救国，反对独裁”的口号，宣告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会议还决定筹备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建立粤桂联军、北伐蒋介石。

正当双方剑拨弩张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举国上下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内的各在野派纷纷要求蒋介石辞职下野。可是这时的改组派却禁不住蒋介石答应分配给改组派十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引诱，单独退出了广州非常会议，再度与蒋介石合作。1932年1月，汪精卫携同改组派的骨干成员赴南京就职，成了蒋家王朝中的“新贵”。

至此，汪精卫及其领导下的改组派进行反蒋活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的本来面目统统地暴露无遗了。那些上当受骗的改组派一般成员纷纷愤然散去、国民党改组派彻底地土崩瓦解了。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上)

国民党改组派没有正式成文的纳领，其基本政治主张则集中体现在陈公博撰写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和《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章中。他们最主要的政治口号是“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改组派还以这个口号为核心，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

第一，“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

改组派认为：“今日党的破碎”使得国民党完全失掉了“指导的功能”。“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期了”。“要渡过这样的难关”，只有“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因为，蒋介石集团已经把“当年总理苦心孤诣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差不多丢得干干净净了”。

改组派自称：“我们应该承继总理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复活统一的国民党”。但同时却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内容的，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国民党改组精神”。改组派基本的政治态度是主张坚决“反共”的。他们认为：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联共”政策，“民国十三年改组时，只有“容共’，并没听见‘联共’”而且“容共”政策仅属一时“容纳共产分子加入我们国民党”，“照我们三民主义做我们的国民革命工作”、“决不能谓容共为本党改组精神所在。”因为，归根结底共产党是“第三国际领导着的游氓和土匪”，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共同成为中国社会的“三个反动势力。”

改组派声称：“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首先必须“改变其组织形式”，不应再采取当年那种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因为“国共两党底一切纠纷底总源是由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起的”。“假使当时取消混合组织的形式，解散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化合组织的形式，使共产党化合于国民党，则国民党决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过去不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改组派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革命的支持与援助视而不见，却恶毒地加以污蔑与攻击。改组派虽然认为：“联俄的确是当日的一种精神。”但又强调：如今“若无条件的说联俄，这是废话”。而实现联俄的首要条件，就是苏联共产党必须放弃以前的“障碍中国革命”之“错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当年政策的最大谬论，就在于只想扩大共产党的势力，“采取旧俄皇的帝国政策”，“企图覆没中国的国民革命。”改组派指出：要恢复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就要充分揭露苏联共产党“指使Z国G产D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狠狠“指摘其东方政策之错误。”须知，“中国革命不能受第三国际的支配。”

改组派对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唯一“承继”的，就是承认：“扶助农工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第一个精神”，并且表示要继续“深入农工群众”去“唤起民众。”但是，改组派同时却又认为，工农群众未必“都能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也未必就是革命的主力军。至于改组派声称要“扶助农工”，“深入农工群众，”则是因为看到自1924年以来，共产党作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工作，从而赢得了工农群众的拥护。感到“好象农工是共产党专有的，国民党革命是用不着农工的!好象国民党对于农工的态度只有‘压迫’”似的。一方面改组派要同共产党争夺民众，另一方面改组派也感到，国民党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人心丧尽，已经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危机局面。“为了党的生存，非急速重新恢复民众，领导民众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众的心理腐倾和恶倾，”防止农工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不满、厌恶情绪的日益增长.以至最终走上追随共产党的道路。

改组派公开表示，对于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说来，我们的使命就是：“第一步谋三个阶级的协调，第二步是团结三个阶级的革命力，第三步是泯除三个阶级的特性。”最终实现控制与压迫农工、避免出现民众运动爆发，危及国民党生存的政治企图。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下)

第二，“改组国民党”。

改组派之所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取代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所谓要求清除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的口号，只不过是笼络人心的陪衬。改组派认为国民党“一大”对党的组织原则的重大贡献，就是废除了“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个人”的总理独裁制，确立了党的所有重大问题“在决议方面必须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在行动方面必须大家一致行动”的民主集权制原则。从而使国民党产生了民主精神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在国民党内随心所欲地“以个人私意蹂躏党员与民主之公意”，于是独裁代替了民主，委派代替了选举。广大党员和各级党部“只有机械地服从，不许有自己的意思”,故而使国民党处于“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正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成为垄断国民党各级权力的“党皇帝，觉诸侯，党大夫”，而蒋介石本人则成了“挂了国民党的招牌，冒国民革命的名义”,时刻“企图满足他迪克维多宰割全国的迷梦”的“蒋独裁”,“蒋天子”、“蒋皇帝”，才使“本党陷于死亡，革命濒于失败。”因而，改组派提出：改组国民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恢复党的民主精神”，“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以此来“挽救没落的国民党”。改组派的这一政治主张恰好迎合了国民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要求，因而具有相当的政治欺骗性。但是，无论是蒋介石集团，还是汪精卫集团都已成为彻底背叛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都已成为镇压革命民众的法西斯，是一丘之貉。实行独裁与专制是他们共同的必然发展趋势。而改组派所极力鼓吹的“改组国民党“、“恢复国民党的民主精神”，只不过是其妄图实现以汪精卫集团的独裁专制取代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专制的政治企图的遮羞布而己。

第三，“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

改组派认为：国民党欲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就必须具备相当的力量。而“党之力量，在有严密之组织与整齐之纪律”。否则，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各行其是，根本不成为一个党”。改组派指出:如今“几乎溃散”的国民党已经“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充满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呈现出一派“动摇而破碎不全”，几乎“陷于飘摇的局面”。之所以如此凄惨，就是由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引党外反动势力”所致。由于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导致许多基层的国民党员纷纷效法行事，“堕落的堕落、失望的失望，组织小团体的组织小团体”，“各寻各的门路去了。”于是，“党的组织由散漫而解体，党的威信由低落而丧失，党的纪律由豆腐化水浆，党的生命由病态转剧而呈奄奄一息。”改组派针对国民党腐败的现实提出必须尽全力来“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只有这样，才能使汪精卫集团成为国民党内的“支配政治之中心势力;此乃本党今日最切要之任务。”否则，我党“一切政治军事计划皆属空谈”。由此可见，改组派的意图是借口“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来极力抬高汪精卫政治集团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地位。幻想着大多数国民党员支持由改组派来“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从而使汪精卫集团由在野派成为掌权派，至少也能和蒋介石集团共同分享权力。

第四，“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

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当前最大的隐患就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国民党内部来看，其之所以“腐倾极度”，虚弱无力，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派别林立，内耗极大。诸如蒋介石新军阀，桂系新军阀和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和第三党等“几个互相矛盾的封建军事集团”和政治派别。他们个个都以正统自居，自以为是，毫无党纪可言，致使国民党内“意见纷歧至于不可名状”，“冲突竟无法使之统一。”对于这些派别则“任何权威也没有方法维持”,“中央党部简直不能过问”，而“只有随地方军事行动为转移。”根本无法实现“军政统一”，“以党治国”的目标。所以，要“复活”国民党就必须“提高党的权威”，消除党内派别林立的现象。尤其是对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不仅要“批评其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更要“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否则，“我们再不必谈三民主义，就是党的生存也缺乏了必要条件。”

从外部来看，要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党的专政”，必须坚持非国民党者，绝对“不能充任政务官”的原则。尤其是“要继续肃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共和剿-共。”决不允许共产党采取“利用民众”“鼓吹派别”等“手腕”来“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