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的出现及其活动

第三党的出现及其活动

第三党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在国共两党之间逐渐形成的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它主要由两部分人组合而成，-部分是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另一部分是以谭平山为代表的、因不同意当时中共路线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去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既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场，同时也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企图在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与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之间，为中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第三条道路。因此，被称之为第三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演达和谭平山。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他是个出身于贫寒农家的知识分子，1919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邓演达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此后，他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并兼任学生总队长。孙中山去世后，他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一起与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并在攻克武昌的战役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武汉政府时期，他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并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反蒋斗争。汪蒋合流之后，邓演达愤怒谴责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行径，并被迫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苏联。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在莫斯科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声讨了蒋、汪叛背革命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实质，并庄严宣告，决心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达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完全实现。邓演达等人的号召，得到了国内谭平山等人的积极响应。谭平山(1886~1956)是老同盟会会员，又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早期组织的发起者之一，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期间，他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谭平山被不适当地开除了党籍。1927年底，谭平山在上海发起组织“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宣告了第三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的正式成立。该党推举尚在国外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并由谭平山暂代其职。该党还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开展宣传工作，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地方组织。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德国回到上海。他主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重新拟定了政治纲领。这与反对沿用国民党名称的谭平山发生了分歧，为此，谭平山离开了第三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三党干部会议，正式将第三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出版刊物，扩大影响。1930年9月1日，邓演达任主编的《革命行动》半月刊正式出版，1931年4月又在上海创办《革命行动日报》，这些报刊宣传了该党的政治主张，并积极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此外还发行《絮茜》杂志，以文学、艺术形式宣传该党的政纲，扩大其影响;进行组织建设，中央干部会派员到各地开展工作，先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并在上海、北平、香港建了直属中央的区干部会;进行军事倒蒋活动。邓演达利用他和黄埔系军人深厚的历史关系.于1930年夏秋之间在上海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和军事倒蒋活动。据统计，参加同学会及与第三党有联系的黄埔系军人达5000人之多。蒋介石嫡系陈诚的十八军中，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的十九路军中以及杨虎城，冯玉祥、程潜、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军队中，都有第三党人的积极活动。1931年7月，第三党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利用宁粤对立的局势，制定了发动在江西“剿共”的十八军和奉命进攻广东的十九路军实行军事哗变，同时策动地方实力派在武汉、西北、华北进行响应的武装反蒋计划。

第三党的活动，特别是其军事倒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忌恨。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警探，侦查、监视邓演达等人的行踪，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8月17日，第三党在上海愚园路30号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由于叛徒出卖，当邓演达出席会议时，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和帝国主义巡捕逮捕。随即第三党的武装起义计划被迫取消。11月19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

邓演达的被害和第三党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被捕，使第三党的活动和组织遭到很大的挫折和破坏，但其多数成员仍坚持斗争，并在实际斗争中放弃了反共立场，逐步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1935年11月，第三党在香港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书记。1947年2月，第三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再次易名为“农工民主党”，推举章伯钧为主席。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1)

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第三党认为：在经历了1924至1927年国民革命后的中国，虽然已经产生了“微弱的本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但是，“从主要点说，实在还是农业手工业生产”。中国社会不仅继续受封建势力的支配，而且还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主要的国民经济机关都在帝国主义手上”，帝国主义势力不仅“破坏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同时压抑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使之不能成长”。因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两重支配，都是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机构，它犹如“一座很高的而专以压迫剥削人民、包办军民财政为务的金字塔。塔底是农民及其他平民群众，塔尖为皇帝、总统或主席、总司令。”而帝国主义者则挟其政治、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制造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延长半封建势力的命运，阻遏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维持其在华的统治地位。

所以，第三党认为：现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既受“封建势力支配”、又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复杂的社会”;要彻底解决其社会结构所反映的政治问题，就必须进行“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势力”、“铲除封建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而现存的蒋介石南京反动独裁政权“是封建的集团，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新旧军阀、豪绅买办、官僚政客、贪官污吏、卖国贼等一切反动势力的结晶”，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因此必须加以推翻。

第三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认识上却走入了歧途。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能力薄弱而性格反动”、“始终有勾结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建设附属式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企图，”因此，“没有推翻封建阶级统治取而代之的可能。”同时又认为中国还没有广大的产业工人，无论就数量和质量而言，无产阶级都“不能单独的自树一帜的领导中国革命，而克奏肤功”。因此中国革命只有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最厉害、数量最多、斗争也最勇敢的“劳动平民阶级”来领导。他们所说的“劳动平民”阶级是指包括“工业的劳动者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农业的劳动者——雇农与佃农;商业的劳动者——店员与小贩”在内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阶级联盟。这“是中国革命唯一主要的力量”。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三党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程，中国不能独在例外。”因此，“中国革命终究的目的，不是在乎发展资本主义，而在乎达到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这种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而达到的“社会主义”的设想只能是带有空想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2)

第三党的建国方案——建立“平民政权”。第三党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所以领导中国革命的"劳动平民阶级“建立”平民政权”的道路，首先是要致力于召开国民会议来接收政权的和平方式，同时也要重视建立平民革命军、消灭反革命武装的暴力革命方式。

第三党认为：现时的中国社会是“以劳动平民阶级为中心”的，所以，“国民会议是在目前复兴中国革命的最急迫的工作”。只有它才能发动革命、保护革命、完成革命、建立平民政权。“我们现时最主要的工作，是要联合中国的被压迫人民，在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如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的组织上面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

第三党的成员多是军人并参加过北伐战争。他们深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都把建立“革命的农工平民本身的组织和武装”平民革命军，“使用武力的斗争”方式，“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作为“复兴中国革命的必备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阀、豪绅、买办阶级都是依靠“由头到脚都被长枪，迫击炮包裸着”的“奴隶式的军队”来维持其反动独裁政权的。“如果革命的人民不能形成自己的坚强革命武装，则一切的想望都必然的要成为幻想，而结果与想望相反。”但是，第三党在实践上却把组织平民革命军的希望，仅仅局限于争取旧军队投身平民革命运动的狭隘范围之内，不能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平民革命军。所以，他们只是幻想凭借邓演达等人在军界的影响，将“潜伏在国民革命军里面，而忠于农工贫民大众的分子”发动并组织起来，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这显然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第三党认为：平民政权应该是由“人民自己组织政权、行使政权”,“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一种权力机关。”在平民政权的国家里，“一切直接、间接从事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和半劳动者皆得有民权”;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工具军阀余孽买办阶级”和“一切与封建势力有关之豪绅地主等，均不给以民权”。因此，平民政权必须由有组织的职业团体选派代表，“组成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其中，应该使“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此外，还必须实行“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的原则。总之，农工大众是平民政权的核心，是国家的主人;小私有者和知识分子是农工大众的同盟者;工商业者既然在反抗官僚军阀的斗争中可以附随在农工大众周围，那么在农工大众是主人的平民政权中，工商业者则应该辅助农工大众“管理及组织一部分生产机关”。从而使中国建成真正统一、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第三党本着镇压反动阶级和保护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原则，确定平民政权的对内政策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及社会化”，向着社会主义前进;金融机关和关键产业一律实行国营;促进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允许小规模私人企业存在;逐步向土地国有化过渡。平民政权中的官员，生活待遇要“大众平民化”，防止出现“新的特别阶级”。平民政权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联合“我们真实的朋友，真实的政治联盟者”,“抵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侵略，完成民族独立的国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绝对自主;收回由外资经营的银行、铁路、航运、通信、矿山及其他一切重要企业;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与苏联本着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原则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总之，第三党以“平民政权”为核心的建国方案就是要“完成孙中山主义革命的使命，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然后“应用现时的生产技术以建设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的产业，并能运用政权，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使资本逐步的社会化”。

第三党的政治思想评析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参政愿望，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具有相当大的革命性，第三党的确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政治要求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党。

但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毕竟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加上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使第三党不可能以高屋建瓴的政治远见来审时度势，从而使其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抱有政治偏见和误解，以致于曾一度与之站到了敌对立场上去。

第三党片面地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而“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绝不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这是“不对症的药方”，“徒然是牺牲了无数的中国青年民众，破坏了中国现存的物质设备，而使中国更加落后，更加沉沦。”要改变中国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能依靠革命的孙中山主义。

第三党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xxx的产生完全是“盲目的不合客观要求的”。而且现在“已经脱离了中国革命的阵线。她的客观任务是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她所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是“无计划无系统的游击式的农民暴动”，她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只是“一部分工人的独裁政权”。所以，“我们必须防止它、消除它”，“必须明白坚决的对中国xxx抗争。”

第三党基于上述错误的认识便“断言”：中国xxx由于“政策的错误，行动的荒谬，决不能重新负担完成中国革命之使命”。因此，只有作为“中国xxx的政敌”的第三党，才是适应中国革命新发展的“新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完成中国革命。”第三党“自信”地宣称：“我们的环境虽是困难，而历史的前途是我们的。”

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她不能不欺骗自己，并且必然不自觉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首先，第三党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彻底地失败了，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其起死回生;其次，第三党也没有认识到由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所以其政治主张也必然是动摇的。这就决定了她们易于倾向资产阶级一方，因而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再次，她们根本不愿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必须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度。第三党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幻想发动平民群众“自动去召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