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中的中国“红鹰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为巩固革命果实，下令成立并扩编工农红军，大批旅俄华工参加。这些华工加入苏联红军后，按人数规模分别被编为“中国支队”“中国连”“中国营”和“中国团”等。其中，“中国团”又称“红鹰团”，在苏俄红军中影响力很大。“红鹰团”的战斗意志和不凡战绩得到了苏维埃政府及媒体的高度肯定，“红鹰”之名，就来源于列宁对其战功的高度评价。

组建“中国团”

“中国团”的组建，以俄国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的华工为主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政府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参战，大批华工由此流入欧洲，仅去俄国的就达数十万人，其中彼尔姆省最多。但是俄方对这些华工并不友好，华工受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加上语言不通，其常常是有苦说不出。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向华工集中的地区派遣“通商事务员”，兼管通商和华工事务。任辅臣就是在此背景下被派往俄国的。

任辅臣是辽宁铁岭人，原在铁岭县警署当差。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因通晓俄语，被俄军拉去做翻译，结识了部分进步的俄国青年军人，从此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08年，任辅臣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中国第一位布尔什维克”。

1914年年底，任辅臣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也接受了中国行政当局的指派，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和华工总办的身份，率领两千余名华工，来到俄国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

来到矿区后，任辅臣眼见当地的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便利用自己的身份，与俄方交涉，维护华工权益，赢得了华工的信任与爱戴，被华工亲切地称为“老任”。同时，他还教授华工俄文，在华工中宣传革命思想，以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

正是有了这样的组织基础，十月革命爆发后，在任辅臣的积极动员和组织下，矿区华工几乎全部参加了起义队伍。不久，列宁亲自签署命令，将这支部队编入苏俄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任团长。该团下设3个步兵营、9个连、27个排、81个班，另有一个骑兵营和一个机枪连，以及团部警卫连和军需处。第一营营长张清萧，河北保定人，沉默寡言，精通俄语;第二营营长桑来朝，山东人，精通武术;第三营营长潘白川，是出色的机枪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

对迫切需要充实兵力的苏联红军而言，“中国团”的成立无疑是雪中送炭。第三集团军的《红钟报》写道：我们应该感谢任辅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组织者。

事实证明，他们的感谢是值得的。

异域扬威

1917年年底，以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为首的白俄武装发动叛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考验。在任辅臣带领下，“中国团”经过短期训练，就换上军装开赴前线，投入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

“中国团”首次作战，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一个村镇上。白俄军队自恃人多枪多，对仓促建起的“中国团”的战斗力嗤之以鼻。敌人的轻敌，给了“中国团”机会。他们利用夜色掩护，发起突袭，一举击溃敌人。不久，白俄军采取偷袭的手段进攻“中国团”阵地，任辅臣带领战士们采取扇面合围的战术，四面出击，狠狠打击了白俄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团”军威大振。《共产主义者报》发文称赞：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1918年年初，俄国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峻，内部的白俄叛乱还没有肃清，外部干涉势力又来了，英、法、美、日干涉军分别在摩尔曼斯克、海参崴登陆;由奥匈战俘编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经西伯利亚遣返途中叛乱，占领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重要城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击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

此时，伏尔加河上游的红军第二师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师长别列乌向红军总部求援。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派对伏尔加河上游地形比较熟悉的任辅臣率部支援。之后，“中国团”转战于东部战区的战场，在乌拉尔山西部的杜拉河、卡马河一带，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上百次的战斗。曾经的矿工们，成长为一个个出色的苏维埃红军战士。《乌拉尔工人报》发文称：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光他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部队。

很快，“中国团”迎来了对于他们而言意义非凡的一战。

“中国团”部分官兵

9月21日清晨，任辅臣率领士兵向白俄军镇守的拉亚镇发起攻击。此镇位于卡马河附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白俄军控制的一个重镇。“中国团”骑兵战士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挥舞马刀，率先从东北方向突破敌人的防线。一营营长张清萧带领战士们一路砍杀，所向披靡。白俄士兵四散逃奔。中国士兵不仅攻克了拉亚镇，还俘获了数百敌军。列宁在办公室看到这份战报后，慨叹道：“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

之后，任辅臣指挥“红鹰团”转战于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线。不久，迎来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

当时，高尔察克的白俄军正向西反扑，推进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并占领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托博尔河铁路大桥。当地红军部队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没能夺回大桥。司令部决定让“红鹰团”试试。

“红鹰团”骑兵

任辅臣率部投入战斗。敌人在桥对面架起多挺机关枪，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压得进攻的战士们抬不起头。中国士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危急关头，任辅臣命令二营营长桑来朝重新组织力量，发动第三次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桥。这位精通武术的山东大汉，抽出背在身后的两把大刀，高喊着“中国战士为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前进”，一马当先冲上大桥，接近敌人的机枪阵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任辅臣见敌人机枪哑火，立刻率领后续部队冲过大桥，一举歼灭守桥敌军，夺回大桥。此役，“红鹰团”阵亡600人，二营营长桑来朝英勇牺牲。

11月中旬，“红鹰团”经过短暂休整，继续投入战斗，不久进行了维亚火车站阻击战。

维亚车站是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小车站，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从此处可以把人员物资直接运到彼尔姆省。如果高尔察克的军队占领了彼尔姆，就可以同英、美远征军汇合，向莫斯科进攻。

战斗从11月下旬开始，为封锁和围困车站守军，白俄军队炸毁了维亚对外的几条铁路线，使得红军后方开出的供应“红鹰团”军火的列车无法到达。担负主攻的白俄军队是彪悍的哥萨克军，他们喜欢血酒和套马索(用来将俘虏在马后拖死)，鞭子涂着柏油，手臂青筋暴露。

面对这样的劲敌，“红鹰团”官兵先以骑兵为先锋斩杀敌军，进而以步兵近身肉搏，把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成功守住了维亚车站，不仅阻断了白俄军对彼尔姆至莫斯科的进攻，更为次年春红军的东线大反攻赢得了战机。

不过，“红鹰团”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达40%—50%，牺牲的军官更是达到了70%以上。红军二十九师师长瓦西列耶夫和政委姆拉奇科夫联合签署的一份作战报告，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战况：“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圈之中，但每次都凭借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机智，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通路，一面战斗一面转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得逞……

“红鹰团”的阻击让高尔察克气急败坏，他在电话中大骂负责这次行动的指挥员杜鹤宁：你的那些俄罗斯之鹰，著名的军官团，在中国人面前逃跑了!他们的肩章都是别针别上去的，以方便逃跑时迅速摘掉。

血洒乌拉尔

杜鹤宁恼羞成怒，指挥部队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得不到休整的“红鹰团”极度疲惫，武器弹药也消耗殆尽。

1918年11月29日，天寒地冻，疲惫至极的“红鹰团”战士们宿营在军用列车厢里。白俄军兵分几路偷偷靠近维亚车站。他们模仿“红鹰团”的样子，在帽子上系了条红带子。黑夜里，这一装扮迷惑了站岗的哨兵(另有一种说法是，当地一名富农向白俄军提供了“红鹰团”的栖身之处，并亲自作向导，带领白俄军从一片中国军人防守薄弱的沼泽地突破了“红鹰团”的防线)，等发现时，敌人已经近在眼前，机枪子弹密集地射向军列车厢。战士们在任辅臣带领下，交替掩护，向敌人反击。然而，一则敌人人数、武器均占优势，二则身陷包围之中，三则连续多日鏖战，体力不支，最终，全团官兵大部分牺牲了。任辅臣身受重伤，倒在车厢连接处，被敌人用刀刺死。

“红鹰团”官兵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彼得堡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苏联元帅戈利科夫曾作为“红鹰团”的战士参加了这场战斗，他这样描述“红鹰团”的最后一战：

在维亚车站，白匪军包围了我们团。战斗进行了一夜，从始至终，我的战友中没有一人被俘虏，没有一人求饶乞怜。因为红鹰团骁勇善战、战功赫赫，与敌作战中牵制、耗费了白匪军大量的精力和兵力，所以高尔察克白匪军特别仇恨中国红鹰团，认为我团是东线战场上最大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此战，我的战友们牺牲时，状况异常惨烈……

维亚附近的战斗结束后，“红鹰团”幸存者被编入其他部队，至此，该团不复存在。

苏联给予了“红鹰团”极高的评价。苏维埃《公社社员报》发出俄文讣告，称任辅臣领导的中国“红鹰团”是他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部队”。1989年，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一枚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表彰以任辅臣为代表的中国军团为苏维埃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