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搞钱，接头口号“红英”（完）

解放前夕的上海，邮政局发工资现场，人人都是“大富翁”!

1949年11月16日，重庆山洞“林园”。

蒋介石亲自召集几个新组建独立师的师长，这些部队，基本都是被我军多次打残，回川重建的，战斗力可想而知。独立三六六师的情况好些，也不过是江津地方武装“升级”，属于临时“抓差”了。

不过，蒋介石对他们却是寄予厚望，拿出压箱底的美式装备，还破例逐个单独接见几位师长。

多年之后，独立三六六师师长谢直还记得，“老头子”一反常态，做出很关怀的样子，让自己坐在他的左侧，不断询问个人和家庭情况，生活有无困难?

上海近郊，国民党军为扫清射界，强行拆毁民房，群众欲哭无泪。

谢直说自己是江津人，有老家可以依靠，生活上没有困难。只是部队新编，武器被服装备尚缺，请校长饬令联勤总部早日发下。

一听这话，蒋介石马上变脸，很生气地叫侍从秘书，打电话给“国防部运输督导组”主任陈绍岳，迅即拨发，不得延误!

最后又勉励谢直：“你驻防家乡江津，是适当的。江津地处重庆侧翼，一定要严密防守，认真执行长官公署的命令，确保重庆安全。”

第二天，“西南长官公署”的命令下达。

被“国军”强行赶走居民后，即将化为战地的上海近郊民居。

简单说，就是就地备战，确保重庆，必要时将江津化为焦土，所有船只烧毁，江津被服厂炸毁。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江津被服厂，国共都非常重视，我党要保，国民党要炸。

这个厂，全称为“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江津被服厂”，前身是军政部第一被服厂，最早是由段祺瑞(时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的陆军部被服厂，旧址在东城禄米仓。1933年，《塘沽协定》后，先迁武昌，后迁江津。可以说，该厂是近代中国军服生产的鼻祖。生产设备和人才价值，在当时都是极大的，是属于人民的国有财产，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私产。

上海街道上，解放前夕彷徨的“国军”。

反动派还是很有执行能力的，很快长官公署就送来一船的烈性炸药，大约有40吨左右，还有重磅电管一箱，停在通泰门码头，这里是江津最重要的水利枢纽。

看到这些东西，负责对接的参谋处参谋皮学义，心头大惊!

作为江津人，他深知如果执行命令，到时候江津人民也得跟着陪葬，连忙劝告副参谋长刘静涵：“江津是桑梓之地，是子孙后代归宿之所，长官公署这个命令万万不能执行。”

刘静涵一瞪眼，说：“不必多言，谢师长和我，当然会有严格分寸。”

“国府”的衮衮诸公，群众说他们是“好坏说尽，坏事做绝!”

皮参谋焦急万分，他并不知道，与此同时，谢师长早已有了“分寸”。

告别蒋介石和重庆的各路长官，谢直的心里，百感交集。

当初“革命”为了啥?如今“革命”成了啥?我的初心何在?

投军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的“革命”是假革命，共产党才是革命的，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他和国民党之争，决不是权利之争。

解放前夕，上海街头的国民党军。

我虽然是蒋介石的学生，但如今的蒋家王朝，坏事做绝，民心丧尽，彻底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何必逆天行事，为其殉葬，自己应当机立断，投向革命，才是唯一的光明前途。

当下之急，赶紧找党，请求党派人到江津，指导起义，才能保全江津人民。

此时，无数有良心的江津人，正在以各种方式，保全家园与人民，党组织也在积极筹划，准备迎接解放军，保全满城百姓，以及人民与国家的财产，这其中就包括江津财经小组的所有同志。

11月25日，川南一工委书记兼江津中心县委书记李培根，从重庆来到江津，住在阮曙曦家里，当晚即召开财经小组扩大会议，把裕民商店的职员，以及与财经小组联系的其他地下党员，全部召集起来。

白色恐怖下，国民党军警抓捕进步师生。

这其中既有老党员谢石钧，也有新党员阮曙东、谢爱芳，以及新发展入党的店员和江津被服厂的工人，“党外布尔什维克”阮曙曦也列席。

老李是来布置迎接解放工作的，他说解放军已过了东边的彭水县(今属重庆)，两三天就能到江津，叫大家加紧做好各自的手头工作，尽量多地掌握群众，团结群众，我们地下党与解放军接头的口号“红英”。

谢石钧主要负责保卫江津县城的工作，重点是江津被服厂、银行和省农科所。

26日凌晨，江津的国民党驻军独立三六六师，大部撤往长江北岸。

上街“散步”的青年学生。

不过，谢师长没走，阮曙曦看到他全副武装，带着警卫连，在江津大街小巷，城内城内巡逻。

老阮和江津地下党的同志不知道，就在今晨，谢直已经联系上了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联络参谋朱炳辉告诉他，三六六师不必在江津起义，可撤到长江北岸，掩护解放军渡江，然后向十五兵团靠拢，策动罗广文起义。

罗广文是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长官，谢直的师即隶属于罗广文部，罗广文有个弟弟，就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一一·二七”大屠杀中，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

滋养一代代中国人的经典革命小说《红岩》。

顺便说，后来随同罗广文起义的，还有位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时任代理二四一师师长马千毅(解放后改名马士弘)，后者有个弟弟，不少朋友都知道，我前面也提到了，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让子弹飞》的原作者。

随后，谢直先把炸药船控制起来，远离岸边。又安排人通知国民党的末代江津县长翁话圃，要求他留在江津，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到达，交代好档案和江津的地方武器以及财粮等重要物资。

可翁县长二话不说，就跑了，没办法，谢直只好亲自带人上街巡逻，维持治安。

下午三时，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个排，抵达东门外，没有进城。

重庆解放了!

联络人员简单接触后，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巡逻结束，谢师长带人坐船渡江。上船前，跟在谢师长、刘副参谋长身边的皮参谋，看了下表，六时整。

当天下午，财经小组的同志们，也没闲着。

吃过午饭，阮曙曦到田管处，发现赵荫浏依旧没来上班，据说两天前就跑了，老婆都没带走。田管处的职员，还在正常上班，多数人没有走，不过大家在发愁，赵处长把全部资金都带走了，大家没工资拿，吃饭都没地方要。

老阮想办法，从赵处长老婆那里，要了一部分钱，安抚了大家的情绪，接着说：“处长走了，大约是怕共产党要来，我们是小职员，共产党来了，依然要职员工作，走总不是办法，我就不走。”

解放军解放重庆的入城式。

有了基本生活费，老阮又给大家讲了形势和政策，带着大家推举了代理处长，照顾日常工作，人心安定了，工作和生活继续。

只是听说翁县长也逃走了，老阮心里明白，看来解放军可能会立即到来，应该加紧地进行策反工作。谢师走了，解放军还没进来，江津暂无驻军，但还有个正在筹组的“反供保民军”，这些“军人”里，可是什么人都有，闹起来也是麻烦。

想到这里，阮曙曦从田管处出来，直接到卞稚珊家，后者是目前江津城内，最大的“军头”了，“反供保民军第五师少将师长”。

高举五星红旗，欢迎解放军的重庆人民。

卞老的统战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一段了，看到阮曙曦，卞老就笑了，说：“不用你开口，我就知道你来干什么!我这个师长是空架子，没有一个兵、一条枪，是夏仲实要我占据这个摊子。他说这个摊子，我占了，旁人就占不了。我会找他商量的，我们也是江津人，走不了。”

夏老的工作，我们做得更早，而且历史上，他就是反蒋的，跟刘伯承同志在川军就是老朋友，早有联系，国民党的重庆卫戍司令部多次要逮捕他，只是他关系深厚，资格老，敌人动不了他，他自然是支持我们工作，欢迎解放军的，有夏老、卞老，空档期就没人敢出来捣乱了。

出了卞宅，老阮又去了四川省银行，会见经理张锦兰及银行的全体职员，希望大家全部留下，继续工作。

重庆解放后，收敛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忠骸。

就这样马不停蹄，阮曙曦几乎把江津各家重要单位，以及社会贤达的家，串了个遍。虽然他没说透自己的身份，但到这时候，他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身份，大家纷纷主动表示立场，愿意留下来，做好迎接解放，迎接解放军的工作，不会让江津乱起来，让父老乡亲和国家受损失。

黄昏时分，老阮疲惫不堪地回了家，突然看到自家院子背后，有一小队军人，头上戴着“五角金星”的帽子……

解放军?!

什么也顾不上了，阮曙曦赶紧去找熊伯涛。后者是财经小组成员，裕民商店的“会计”，新组建的津南工委书记。

“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一家三口的忠骸。

老熊正在吃晚饭，老阮说解放军已来了，他还不信，说咋可能这么快?

接着，裕民商店也来人，说解放军来了。

李培根、谢石均、熊伯涛和阮曙曦凑在一起，一路进城，边走边议，由李培根到东门去与解放军接头，老谢、老熊去接收省农科所、银行和工厂，主要是江津被服厂，那里我们的同志和护厂工人已经准备好了，老阮负责安定社会，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

阮曙曦走到大什字的明远茶社，我们的统战对象，本地各路“神仙”，也都听到解放军来了的消息，在这里等着。此前，老阮就跟大家说好了，一有“情况”，到明远茶社会合。

白公馆集中营烈士墙。

大家碰头，各自分工，不一会儿大街小巷，想起锣声和喊声：“解放军来了，各家铺户，把门打开，把灯点起，欢迎人民解放军!”

霎时间，街上沸腾了，居民们忙着烧茶送饭。

“红英!红英!”

东门外，李培根跟解放军接上了头。

渣滓洞集中营。

一个连左右的解放军，进了城，住在南安门一带的屋檐下，冬雨窸窣，群众怎么劝，他们也不进民房，对待过往看稀奇的行人，只是微笑着点头，有时候会打招呼，用北方话说：“老乡好!”

11月28日，解放军大部队正式入城。

裕民商店拿出库存的所有香烟，慰问解放军。

湖北应城人民向进军大西南的解放军三兵团某部战士献花。

李培根召集财经小组所有成员开会，首先学习教员同志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统一思想和认识。接着讨论成立什么组织，以便于接管与对外联系，最后决定成立“江津县行政委员会”，李培根和谢石均、熊伯涛分任主任、副主任，阮曙曦作为委员，兼管财政，所有此前积极向我们靠拢，参与解放工作的社会贤达，也参与到委员会的工作中来，在未来江津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前，代行政务。

裕民商店的其他同志，除参与行政和支前工作外，还带着阮家的青壮年长工，用缴获的枪枝武装起来，执行保卫任务，维持治安。

随后，安民告示贴出来了，支前和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市场恢复正常营业，江津城乡基本安定。

重庆市民在解放碑前欢迎解放军凯旋归来。

不久，西南服务团来到江津，江津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接替了“江津县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江津县委也正式成立。裕民商店，还有财经小组的同志们，已经全部参加到新的工作中，存货除慰问解放军外，低价处理，胜利完成了在成立时的使命。

至于谢直的独立三六六师，则于12月24日，随同罗广文兵团，参加了郫县起义，走上了光明大道。

各方同志努力保存的江津被服厂，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很快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大西南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至今这个厂还在，只是名字改为际华三五三九公司。

解放后的重庆，工人们正在抢修兵工厂。

晚年的阮曙曦同志，依旧住在江津，尽管这里的变化，已经日新月异，多少有些不适应了，但他还会偶尔重回小什字、新街子附近，那里是裕民商店的旧址，后来改做工业局门市，再后来旧城改造，淹没在车水马龙与高楼大厦中了……

但那些斗争的岁月，那些曾经为迎接解放，在黎明前黑暗中，一起战斗的同志和朋友，老阮还记得清清楚楚，终生难忘。

红岩烈士绣的五星红旗。

又：这个系列，就算到此为止了。

其实解放后的接管也很有意思，如果说经验，那就是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不但生产效率大为提升，还能发现坏人，把那些虽然解放前夕，迫于形势，跟我们走的，却不是真心要跟我们，跟人民走下去的不纯净分子，给甄别出来。江津被服厂和田管处(接管后并入粮食科)，都有很好的经验。

说完经验，就要说教训了。

《挺进报》事件爆发，川康和川东地下党遭受重大损失，两个省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不是进去了，就是叛变了，萧泽宽作为川东地下党领导层唯一的幸存者(秘书长)，勇挑重担，最大限度保存同志，重建力量。江津财经小组，就是他安排从重庆到江津的，这个小组为川东地下党提供了经费和安全屋支持。

1955年8月，萧泽宽、邓照明同志撰写了《党的川东地下组织情况概述》。

其中对于1948年4月到次年5月，即川东地下党受到极大损失的情况，写清楚了过程，也总结了教训。过程大家都知道了，说说教训，有心的同志，可以对照下《狱中八条》(前面我也写过几篇)。

“(一)临委在政治上‘左’倾轻敌，警惕性差，城、乡活动都过于暴露，并造成互相影响;(二)若干年来，党组织一直浮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与工农缺乏联系，群众基础差。加之横的关系太多，一有缺口，牵连很大;(三)消极隐蔽时间，党内生活松驰，又放弃了斗争，部分党员思想上蜕化，经不起考验;(四)大发展中接收了一些不可靠的分子入党，邓兴酆、李忠良等。”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当时为了迎接解放，觉得光明马上就到了，的确存在严重的拉人入党的情况，甚至少数地方，把土匪和乡保长都作为“特别党员”，很轻易就拉进来，作为“同志”了。

说到同志，谁是真同志，谁是假同志，需要不断甄别，不加甄别是右，过分了就是“左”了，不要疑神疑鬼，因噎废食，也不能关门主义，掌握好度可不容易。

顺便说，这种内容，讲不为人知的，斗争背后门道的，如果大家感兴趣，还请多多支持，我现在还能够生存下去，写下去，发掘出来，全靠诸位打赏了，没这个我是真的活不下去，原来打零工，现在是很难了，基本没戏了。

11月4日16：36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