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二·三”事件》（32）口令：山和川

接上文：《通化“二·三”事件》（31）国日第三次联席会议

5.口令：山和川

国民党通化县孙耕尧党部与藤田实彦大佐为代表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的第三次联席会议，还就联合武装暴乱研究制定如下具体作战事宜：

──关于暴动中的口令、信号和标志：

1.口令。问令：山;回令：川。

2.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为武装暴动开始信号。

3.市郊以玉皇山顶点燃三堆狼烟为武装暴动开始信号。

4.武装暴动时，武装人员一律佩戴特别臂章，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佩戴“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队佩戴“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

5.各战斗队所占领的一切阵地，都要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

6.各战斗队都要带上手电筒，两队相遇时手电筒摇三圈，以证实是自己人。

7.吹三声长笛为联络信号。

8.参加武装暴动的飞机尾部要系红色布带，地面标志为红色丁字形布。

9.驶进市区的坦克和装甲车要插黄色三角旗，小旗上写“暂编东边地区部队”字样。

10.各战斗指挥部、指挥所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

──关于兵力组织：

1.市内主要是3000余名日本关东军军人，国民党组织人员、伪军警宪特及三青团骨干，以及二道江“台湾军”30余人。

2.外围援兵主要有桓仁地方武装2000余人;抚松温德喜部400余人;三区小南岔关东军旧军人200余人;八区四方顶子关东军旧军人400余人;林子头潜伏关东军旧军人3000余人;长白山区潜伏关东军旧军人2000余人;三源浦潜伏关东军旧军人1500余人;飞机场西南山关东军海部队约有1000余人。临江、抚松、长白、辑安、安图等地的散股土匪、伪警察和伪军等300余人，均由国民党地方组织负责组织起来待命。迟文玉、王桂馨负责组织通化附近的大庙沟、七道沟一带500余名土匪武装和夹皮沟谢连长的地方武装团队200余人。

3.在共产党各机关单位内部的内应分子有：通化支队李营长为首的数十人，县大队李大队长为首的350人，县政府警卫排石史军、李洪斌等15人，行署警卫连李正义两个排，中昌区二中队李桂森班长等50余人，市公安局文书董国祥以下10余人。

兵力总计50000人，其中日本关东军旧军人30000人，国民党地方武装20000人，内应分子600余人。

──关于武器配备：

1.装甲武器：坦克车四辆，装备机关炮和机枪。

2.飞机：战斗机两架，高级教练机一架，九九教练机一架，装备炸弹、机枪、机关炮、宣传品等。

3.日军武器：装备有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战刀、棍棒等。

4.市县政府内应分子资助38条步枪，1挺机枪。

5.中昌区赤川、小谷、绪方、小林狂介筹备40支步枪。

6.通化支队司令部内应分子提供勃朗宁手枪1支。

7.县大队资助2挺机枪。

──关于暴动日期：

根据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委会主任李光忱的命令，暂时定为1月27日。

──关于武装暴动成功后的政权接收：

1.由“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刘亦天负责接收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表军政委员会开始行使通化地区的行政权力。

2.攻占通化市县政府后，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孙建吾负责接收市县政府的行政权力，徐斌负责接收市县政府的财政权力。

3.攻占通化市县公安局之后，由军械处长王桂馨负责接收，并组织维护社会治安。

4.武装暴动成功后，由总指挥部的三个联络组及“妇女宣传会”负责联络和发放传单。

5.由总指挥部负责贴出《公告》，宣布接收通化。

1946年1月22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的第三次联席会议，制定的是一套完整的武装暴乱作战方案，这套方案的出笼，标志着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旧军人联合进行的武装暴乱已经进入了军事准备阶段。

但是，当1月27日到来之际，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的联合武装暴乱并没有发生。原因是藤田实彦大佐认为武装暴动的条件还是不成熟。具体体现在：

1.潜伏在长白山区里的关东军部队没有完全联系上。

2.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外援兵力不足。

3.筹备的武器也没有运到，进攻力量不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举行暴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孙耕尧将这一改动及其原因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做了报告，李光忱立功心切，强行命令：“没有外部援兵也要暴动!”

于是，经过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再次协商，最终决定在1946年2月3日，即春节初二凌晨4时举行联合武装暴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关于日本关东军旧军人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联合武装暴乱的各种物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股股暗流在山城通化涌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