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若干理论问题

(小编注：本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这篇文章方向没问题，批判了让步政策论，但让步政策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剪虚构的。文章因为认识不深刻从而逻辑上有问题，但没有质的错误，因此仅供参考。深刻批评让步政策论文章可看小编发的张仁忠写的那篇)

范大声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中涉及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这次学术讨论是在如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关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的"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革命战争失败之中包含了局部的胜利和走向胜利的前途;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看不到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第二，关于新王朝的"让步政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对新王朝实行"让步政策"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应夸大"让步政策"的作用和美化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应当揭露其阶级实质，不应当是歌颂，而歌颂的应当是暴力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有的同志则夸大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作用，贬低和抹煞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

第三，关于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原因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反映，是革命队伍一分为二的表现;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并说农民起义领袖投降变节是可以谅解的。

第四，关于农民政权封建化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和坚持革命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农民起义军就应当放弃革命斗争或者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

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农民战争的失败

有的同志说，"农民起义一百次，失败一百次，起义一百零一次，这零一次也是失败"。在他们看来，农民战争的失败就是绝对的失败。正是在这种错误看法的支配下，导致他们对农民战争史的一系列错误认识。例如他们认为：既然总是要失败，不如斗争到一定的限度以后，让新的统治者来体现农民战争的作用;既然农民战争的失败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那么，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是可以谅解的，是可以从农民阶级局限性方面得到解释的;既然农民起义军"总是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不如农民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直接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并认为这就是农民战争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由此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失败，这是关系到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全局问题，这个问题不获得正确的解决，必将会用失败主义的情绪、经济宿命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整个农民战争史。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毛主席在这里教导我们，观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局，要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为指导思想。我们要认识到也只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从一次次的农民战争的失败中看到局部的胜利，从前仆后继几百次的农民战争发展史中看到胜利的发展前途。

在封建社会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以前，农民战争的作用，就是扫除阻滞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障碍物。如在秦汉之际，经过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抗，打倒了奴隶主残余势力，基本上摧毁了奴隶制残余的剥削关系，从而也就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经过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抗，打倒了世族地主势力，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得以减轻，这时的封建赋税徭役制度也发生了有利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变化。隋唐以后，经过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抗，更加沉重地打击了越来越腐朽的封建地主势力，农民阶级争得了发展个体经济的较大的自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这些都说明了，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未出现以前，农民战争就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中，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封建制度的最落后、最反动的环节以严重的打击。农民战争的这种作用从局部的意义上讲，是使封建社会生产力获得不断的发展;从长远的意义上讲，也是在一步步地削弱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把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推向死亡的尽头。

作为一个革命者，考察任何事物，都要以革命的辩证法为指导，对待农民战争的失败和成功也要如此。就一个日益走向反动的阶级来说，它的胜利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它走向灭亡的道路倒是注定的，在它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胜利之中，就包含了更大的失败，更加接近死亡。就一个革命的阶级来说，即不然，它的每一个失败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它走向胜利的前途则是必然的，在它所遭到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之中，就包含了取得更大胜利的条件和逐步接近最后胜利。以失败主义的情绪看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根本上违背革命辩证法的精神，是不相信革命阶级的力量和不懂得革命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

如何看待革命战争的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开头就说："除了很少几章以外，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之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

难道一部农民战争史不是如此地证明了马克思所讲的这个真理吗?难道在失败中陷入灭亡的不正是那些妨碍革命斗争进一步开展的落后的东西而是革命吗?事实证明，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烈火中锻炼了自己，正象列宁同志所说的："不论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不论流血和成千的牺牲使我们如何震惊，但是群众……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②列宁这段话是指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而言的，其基本精神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也是适用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一步步地由低级走向高级，它们的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斗争的火力愈来愈猛，斗争的口号愈来愈鲜明，而斗争的成效也愈来愈显著。从来没有因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失败而削弱，相反地压力愈大，反抗力也就愈大，统治者愈反动，革命者的革命性就愈强，革命阶级和革命战争愈益走向成熟。尽管中国的农民战争经历了几十次、几百次的失败，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的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但最终一定会获得先进阶级的领导，并取得反对封建制度的完全胜利。我们考察农民战争史既要看到农民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局部胜利，更应当高瞻远瞩地看到农民战争的胜利前途。

毛主席说过："由于当时(封建社会——引者)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③

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就会从经典作家的话中引伸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用经济宿命论的观点来理解毛主席所说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这句话，作形而上学的解释，认为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未出现以前，农民战争的失败是绝对的，看不到农民战争的胜利和走向胜利的发展前途，就必然会用失败主义的情绪看待农民战争的失败。我们认为"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是指农民战争在没有获得先进阶级领导之前，不能最后推翻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绝不能把它理解为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失败是绝对的，毛主席很明确地教导我们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假若不能取得反对封建统治的局部胜利，又怎么能起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作用呢?既然肯定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然就要肯定农民战争所取得的局部胜利。这才是革命的辩证法。

我们说农民战争在失败之中有胜利，并不等于说，失败就是胜利;更不等于说，在没有取得先进阶级领导以前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地获得推翻封建制度的胜利。问题在于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要看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看到农民战争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趋势。我们假若只认识到前一个方面，而认识不到后一个方面，就必然会陷于经济宿命论的泥坑，就必然会以失败主义的情绪看待农民战争。用失败主义的情绪、经济宿命论的观点以及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农民战争的失败，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在当前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我们必须加以批判。

二、是歌颂革命暴力的作用还是夸大封建统治者"让步政策"的作用?

有的同志认为农民战争的作用要通过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体现出来，"让步政策"直接起了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因此我们要论述农民战争的作用就不得不剖析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

在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一般都要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我们称之为"让步政策"。新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这种"让步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应该算作农民战争作用表现之一。现在看来，不是要不要肯定"让步政策"的作用问题，也不是否认"让步政策"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作用的问题，而是要用阶级观点分析"让步政策"，正确地评价革命暴力的作用问题。

封建统治者在农民战争之前倡导的改革主张和在农民战争之后实行"让步政策"，两者虽不尽相同，但有内在联系，为了便于揭示"让步政策"的实质，首先谈谈封建统治者在农民战争之前所倡导的改革主张。

封建统治集团中有一些人从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他们也懂得剥削过重会引起农民阶级的反抗，以致保不住统治地位。如贾谊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④因此他们主张减轻剥削。特别是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有一些人警觉到农民革命风暴的到来，为了阻止农民战争的爆发，他们提出了一些减轻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主张。但这种改革主张的矛头是针对着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如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例。由于北宋王朝不是在经历过大规模农民战争扫荡之后建立的，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阶级斗争就很尖锐。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便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此后农民起义一直没有间断过，到宋仁宗时，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就更为普遍和深刻了，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前夕已形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农民革命的形势。统治者面对这种形势，为了"早为提备"，就先来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把矛头指向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王安石倡导变法的政治目的，也是封建社会任何改革派所抱的政治目的。我们决不能为王安石之类的人物不畏"诽谤"、不畏"陷害"的现象所迷惑，以为他们是为人民而与地主阶级保守派作殊死的斗争。看不到他们所抱的政治目的，就是看不清他们改革主张的阶级本质。

我们不仅要无情地揭示封建统治者改革的阶级实质，而且还要着重指出：任何改革主张都是不能为黑暗腐朽的旧王朝采纳、执行。如东汉末宦官专政时，太学生和郡国生徒拥戴李膺、陈蕃等开展反宦官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主要是为知识分子寻找政治出路，但也包含了希望当权者减轻对农民阶级剥削的因素在内。而当权者对李膺、陈蕃等人的回答是两次捕杀。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党锢"。当然，也有主张改革的集团不像东汉党人遭遇那么惨。由于某些特殊条件，经过曲折的斗争，他们取得了当权的地位，力图推行改革主张。但是从结局来看，他们还是要陷于失败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取得了宰相之位，推行变法，遭到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在王安石变法时期，他们百般阻挠破坏，神宗在保守派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中途罢免王安石的相位。神宗死后，王安石改革派集团分裂、瓦解，保守派重新当权，一反过去，废除新法。可以说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改革不遭到统治集团的保守派的反对，也没有任何一个改革得到真正的、彻底的执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自动让步，这是因为每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治、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是不可能通过封建政权来解决的。

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并不是由统治阶级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为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所制约着的。假如当时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中存在实行改革的障碍物，即使才能再大的"明君"、"贤臣"也是无能为力的。每一个王朝末代都未曾出现过汉高祖、唐太宗之类的皇帝，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之类的佐臣，不是因为其时无此种人才，而是其时没有此种人才表现其才能的客观条件。如明代末宗禎帝，史书称他是一位"慨然有为"的皇帝，力图挽救明王朝统治的危局，即位后除魏忠贤党，起用主张改革的大臣，先后撤换大臣达五十人之多。大臣虽然频繁的更换，人才虽然选尽，但是改革主张仍然行不通，终于挽救不了明王朝的覆灭。所以明史的纂写者曾悲叹地说："(崇祯)帝……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⑤

在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之前，统治者为了堵塞农民战争的爆发，推行改革主张;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统治者鉴于前一王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让步政策"。改革主张的行不通，也就恰好证明了新王朝实行"让步政策"是革命斗争的直接作用的结果，不是统治者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主动让步的结果。就地主阶级的本性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地主阶级的本性是什么呢?刘少奇同志说："农业的自然经济及手工业生产方法，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主在这种生产中是站在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地位，自己不劳动，依靠地租及徭役而生活。如是，他们就要求割据更多的地盘，要求土地永远属于他们所有，要求农民贡献他们以更多的地租和无代价的劳动，并且承认他们站在农民头上剥削农民的合理性。"⑥从地主阶级的贪得无餍的本性来看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那么我们对"让步政策"的实质只能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剥削得太多不可能，只得少剥削一点;用极端露骨的手段进行剥削不可能，只得使用比较和缓的剥削形式;现时剥削不到手的东西，只得等到将来再剥削。总之，"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谓"让步"是承认既成事实。土地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就不可能和平地转到农民阶级手中，这是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的真理。经过农民战争之后，扫荡了地主阶级势力，剩下了一大批无主土地和荒地，农民阶级在暴力革命时期占有了一批无主土地和荒地，造成既成事实，统治阶级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还要指出，统治者承认农民土地占有权是为了按户或者按亩征调赋税和徭役。如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后，社会上存在相当数量的无主土地和荒地，这些土地的绝大部分是在新的统治集团内部实行分配，剩下一小部分为农民占有，唐统治者为了承认这个事实，也规定了一般农民的占田限额，每个个体家庭大约一百亩。其实这是一道官样文章，绝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不可能占有一百亩。《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载："(唐太宗)幸灵口，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丁男三十亩的数字与丁男一百亩相比较，差七十亩。唐代的租庸调的赋税徭役制是建筑均田制的基础，一律按一家一百亩定额征调赋税徭役，不问人们所占的田亩是否足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统治者实行均田法，除了承认既成事实之外，没有多给农民阶级任何一点东西，而增添的只是所规定的赋税徭役和定额以外的负担。

统治者征调赋税徭役总是愈来愈多，总不会自动减少，只有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才有可能出现一种轻徭薄赋的情况。为什么呢?正如上面所说的，这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想多剥削一点，而是剥削不到手。譬如西汉初的统治者，因为乘不上马车，只好乘牛车。至于到景帝时，他的马苑里养了几十万匹马，这时不仅景帝自己"能具醇驷"，而且一般地主骑母马出门感到惭愧。同时，在每一个王朝之初，战争少，统治机构还不够庞大，开支也就少一些，仅就通过所谓"轻徭薄赋"剥削来的东西，统治者就用不完。如到景帝末年，西汉王朝钱库的钱已积累到"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粮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一切都成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挥霍无度的物质基础。

第二，所谓"让步"是局部的。在每次农民战争之后的新王朝，他们为了取得"前车之鉴"，总是试图总结前一王朝被农民战争推翻的教训，汉初贾谊著《新书》、陆贾作《新语》以及唐初君臣论道的《贞观政要》，都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他们都重复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老调，主张在经济上对人民剥削得轻一些，要有一个限度，也就是说要顾及农民阶级本身的负荷力。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把这个限度讲得很明白，他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我们也知道董仲舒所讲这些都是纸上谈兵的话，他所说的"度"，地主阶级是不可能遵行的，但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给他们的打击还记忆犹新，不得不考虑"物极必反"、"水能覆舟"等教训。假若把这说成是让步，那也仅仅是在这方面，至于在政治、军事统治方面则是寸步不让。在每一次农民起义之后，新统治者总是进一步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和军事的统治，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一王朝的统治机构总是比前一个王朝严密，他们总是力求做到能在比较大的限度内调动本阶级的力量，力求更有效地控制农民阶级，防止农民阶级的反抗。严格地讲，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让步是假的，而在政治军事方面加强统治那倒是真的。经济上的假让步，政治、军事上的真加强，这是相互配合的两手。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就是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经济上让步这一手，好象农民获得"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就全靠他们这一手，结果就把功劳全归于统治者的"让步政策"上，看不到"让步政策"的剥削实质，看不到统治者在政治、军事上加强统治的实际状况。

第三，所谓"让步"是暂时的。贵则驕，富则奢，这是剥削阶级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历代封建统治者讨论"草创与守成孰难"这个命题，大多数人认为守成难也就是这个道理。班固曾在引录鲁哀公的"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这一段话之后说，"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明知是鸩又嗜于饮鸩，真是"不可得已"。随着剥削的财富增多，他们挥霍剥削来的财富也就更为放纵，也正因为如此，就注定了封建统治者决不可能将王朝初期实行的"让步政策"延续下去;即使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君主"，也是不能始终如一的延续下去的，如唐太宗在其后期就有"不恤民力"的弊政。"让步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客观条件的产物，客观条件变了，它也就不存在了，根本不存在继承不继承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高宗、武则天秉太宗遗训继续实行"让步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臆说。只要稍为正视一下历史实际就知道，高宗、武则天时期比太宗时期战争多，官员多，享乐挥霍多，怎么会继续实行让步呢?我们在史书上除了找到几句"禁浮巧"、"省功费力役"的空话外，看不到高宗、武则天实行让步措施的任何记载。

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未出现以前，新的封建王朝实行"让步政策"，要不要给予一定的肯定呢?当然要。我们不是反对给予一定的肯定，而是认为应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来看待，把它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加以评价。只要我们把"让步政策"当作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就不会夸大"让步政策"的作用，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美化封建统治者。"让步政策"是生产关系局部调整后的产物，不可能起直接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封建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是按照他们利益的需要承认既成的事实，不是出于对人民的"仁慈"。只要认为"让步政策"可以起直接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是封建统治者出于对人民的"仁慈"，尽管有人口头上说"让步政策"是农民战争打出来的，是农民战争迫使封建统治者实行的，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我们给予实行"让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以一定的肯定，就是肯定他们承认了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迫地接受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要对他们加以一定的肯定的话，那只是与黑暗腐朽的旧王朝统治者比较而言的。我们认为对他们只能肯定到这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必然要夸大和美化。而且我们在肯定某些封建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作用时，必须揭露"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通过对"让步政策"的分析来歌颂革命暴力的伟大作用。奇怪的是，有的同志不是感觉到对"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揭露得不够，总是觉得对"让步政策"的作用肯定得太少，不歌颂革命暴力，反而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思想的实质，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而以阶级调和观点对待历史事件的另种表现。

三、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是由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吗?

有的同志认为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是由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是可以谅解的。实际上就是说，农民战争总是要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面临失败的局面，山穷水尽，不投降变节又怎么办呢?

农民阶级有没有局限性?当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反对用阶级局限性来解释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变行为。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暴力对抗上，而且还表现在思想意识的对抗上。这证明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仅是打破地主阶级的暴力统治，而且要打破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如陈胜吴广就打破"王侯将相有种"的思想，张角起义打破刘汉正统思想，提出了"苍天(刘汉统治)已死，黄天(农民起义军)当立"的口号。至于钟相杨么起义，那就更明确地提出了一套与地主阶级相对立的政治思想。地主阶级说：农民起义军是"贼兵";农民阶级说：农民起义军是"爷儿"。地主阶级说：封建法律为"国典";农民阶级说：封建法律为"邪法"。地主阶级说：农民起义军杀地主官吏为"残暴";农民阶级说：农民起义军杀地主官吏为"行法"。地主阶级说：农民起义军剥夺地主阶级财富为"劫财";农民阶级说：农民起义军剥夺地主阶级财富为"均平"。(《三朝北盟会编》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地主阶级说正义的，农民阶级说是非正义的;地主阶级说是道德的，农民阶级说是不道德的，真是针锋相对、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这说明了仅仅看到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暴力反抗，而看不见农民阶级摆脱封建主义思想束缚的斗争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我们看不见思想意识中的这种阶级斗争，也就看不见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农民阶级的影响、毒害和侵蚀。

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⑦。既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社会上的被统治阶级的影响、毒害和侵蚀也必然很大。

农民军某些将领的投降变节，正是地主阶级以封建主义思想不断影响、毒害和侵蚀的结果，决不是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的。地主阶级思想的这种影响、毒害和侵蚀，可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地主阶级用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及生活方式直接侵蚀农民革命领袖。李秀成走上投降变节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长期接受这种封建毒素的影响所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地主阶级的进攻也格外复杂和多样，一方面调动一切力量，从军事上向农民军发动疯狂进攻。另一方面，江浙地区的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像毒蛇一样钻进太平天国内部，腐蚀和瓦解农民革命队伍。一八六〇年李秀成破"江南大营"后，大量收编地主武装，地主分子更是大批涌入。当时有人记载说："自大营破冲，我兵(按清兵)数万大半从贼(按太平军)"(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其中象原清朝寿州知州熊万荃这样的人，后来竟成了李秀成的"腹心"。李秀成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不整饬军队和将领，防范内部地主阶级分子的破坏，防范封建思想的侵入，相反，对清朝被俘官吏和地方上的封建势力，竭力加以笼络和庇护，地主阶级的影响因此得以严重的渗入和腐蚀着李秀成和他的部下。正是这些地主分子的腐蚀和穿针引线，李秀成部下出现了多起叛变投敌事件。李秀成对这种叛降事件采取纵容和容忍的态度，不但不追究，反一一提供方便，好言抚慰。如一八六三年郜永宽等谋叛，李秀成对他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自述》)。李秀成自己处在地主分子的包围之中，渐渐脱离革命群众，在革命艰苦岁月里，愈来愈迷恋繁华富庶的城市生活，在天京和苏州有宏伟的府第，各地有壮丽的行馆;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堂厦楼台。到晚年如《自述》所供，他简直成了爱财如命的人。李秀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地主阶级靠拢，渐渐背叛了农民革命利益，大量接受封建正统观念。如俘获敌人不仅不处理，反因"各扶其主，各有一忠"而一一释放。在他的心目中，阶级敌人，也是"主"，忠于敌人，也是"忠"。对敌对态度是检验古今中外任何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试金石，这种敌我不分的态度，表明中封建毒素之深，已经使他丧失了革命意志。这样李秀成最后在敌人的囚笼里叛变就有其必然性了。

第二，地主阶级在血腥镇压的同时，使用招降的伎俩，以高官厚禄，引诱农民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农民起义军中产生了恶果。有的同志对唐末农民领袖王仙芝的动摇变节的行为所采取的态度是不科学的，要么就否认王仙芝"乞降"的史实，要么就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解释王仙芝的动摇变节行为。其实王仙芝动摇变节正是唐统治者的"招抚"政策在他身上的反映。唐廷对待当时的农民军，采取一手镇压一手招降的两面手法。当唐廷看到王仙芝所率的农民军，战斗力强，感到一时无法应付时，汝州刺史王镣和蕲州刺史裴偓作说客，企图用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为招降引饵。王仙芝就是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之下，开始动摇，企图率众投敌。后来遭到黄巢等反对，投降未成。但这种恶毒的两手政策却在农民起义军中产生了有害的作用：王仙芝与黄巢之间有了怨隙，军事上也显现分道扬镳之势，王仙芝和部众仍留在山南东道作战，黄巢则回到河南、山东独立作战。唐统治者看到招降政策已经生效，遂再次派荆南监军的杨夏光劝诱，王仙芝再次动摇，派人去长安商议妥协投降条件。王仙芝在革命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妥协投降，丧失了革命气节，当然与他个人立场不稳、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富有统治经验的地主阶级，用卑劣的两手政策，则在王仙芝降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在剧烈的战场上可能是一个英雄好汉，能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由于敌人的利诱，内在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利令智昏，丧失革命立场，最后乃至投降敌人，出卖革命利益。王仙芝的乞降活动，就是历史见证。

第三，农民军里混入地主阶级分子，大肆散布封建毒素，并阴谋篡夺领导权。地主阶级也在不断分化的，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的时期，眼看旧王朝风雨飘摇，地主阶级内部有一些人为了另找出路，混入了农民起义队伍。如萧何、张良、刘基、宋濂、李岩、牛金星等，无不是抱着这种目的参加农民起义的。他们在农民起义军中，充当农民革命领袖的重要辅佐，用封建主义思想当作农民起义的理论，以此为指导，为农民起义军图谋划策，拟订纲纪。他们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通过这些人直接向农民军灌输的。如隋末的李密原是一个没落贵族，杨玄感起兵失败以后，在隋廷的逼迫下，流浪了二、三年，最后混入了农民军，也就把他一脑子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一同带进农民起义军中。李密混入瓦岗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军作为他牟取功名的工具，借此以实现他称王称帝的野心。他曾作诗云："樊噲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⑧他要步刘邦的后的政治野心是十分明显的。当他渐渐骗得农民军信任后，就露骨地向翟让建议："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猬毛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翦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要翟让放弃农民革命，走地主阶级的政治道路。而翟让却对李密说："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并且翟让纯朴地认为李密的才能比自己高，自愿地把自己的领导地位让给李密。然而李密并不以此为满足，对翟让使用极为卑鄙、毒辣的手段，在酒席上谋害了翟让。这样，地主阶级分子李密就瓦解了瓦岗军。

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地知道，地主阶级的思想毒害和侵蚀是农民军中出现投降背叛分子的根源。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地主阶级的思想在农民军中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农民军中的富裕农民更容易接受这种封建毒素。

农民阶级由复杂的阶层组成，其下层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农民，其上层则是富裕农民。富裕农民经济地位较好，发财观念极重，想买田置地，想当地主老爷。富裕农民的这种经济地位，就决定了他们最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不到破产走投无路时，是不会起来革命的。在繁重的赋税徭役的重压下，特别是在封建王朝的后期，很多富裕农民也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由富裕农民破产转入农民下层最后参加农民起义的人并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出身的农民当上了农民起义首领也有。这些人因为破产最后被卷进革命队伍中，随之也就将他们的落后思想意识带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不否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革命斗争中表现较好，或坚持到底，但是要知道，作为一个阶层的思想意识总是客观存在，而且不断地影响着农民起义军的斗争，特别是在农民战争的后期，更严重地表现出妥协动摇性。如窦建德败亡后，刘黑闼再度起兵反唐，遭到了刘雅的反对，刘雅对他们说："天下适安定，吾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刘雅说他"将老于耕桑"，就自然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了。又如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华，在农民起义后期投降，《杨么事迹》的作者分析杨华投敌的原因说："程(昌寓)吏部募乡道使臣李珪入龙阳县水寨，以朝廷法令招谕杨华等，……杨华本是税户，颇晓事体，即随李珪来城中参拜。"《杨么事迹》的作者认为杨华投敌与他是税户的阶级出身有关，不无道理。

从以上事实看来，农民起义军中出现叛降问题，并不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而是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革命队伍一分为二的结果，要说在革命队伍中有什么内因，那就是因为革命队伍中存在容易接受地主阶级影响的不坚定分子，存在混入农民起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那种认为叛降是由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投降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证明的，从来没有一个革命的阶级向另一个反革命阶级投降，投降总是少数分子从整个阶级分离出来的一种政治现象。列宁说得好："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⑨。

我们一方面要坚定的认识到，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一个阶级不可能向另一个阶级投降;另一方面我们又反对唯成分论，也就是就要将整个阶级与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加以区别。究其原因：第一，社会上存在的不是一个阶级，各个阶级之间势必要互相影响彼此的阶级成员。尤其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影响特别大，他们的影响往往要深入到被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的个人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因此，一个人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关系，只有接受一种影响的可能;第二，一个人的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随着个人的社会实践的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个人的思想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既坚持阶级分析，又反对唯成分论;既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又承认阶级的个别成员有向另一个阶级转化的可能。所以我们承认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出现不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这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不是互相矛盾的，不是不可理解的。

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也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这种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基本特性。毛主席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⑩由此看来，追求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也是农民阶级的愿望。在这方面，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共同之处。但是，又由于农民阶级的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无产阶级有别，所以它的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有别。这也就是说，农民阶级有自己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是什么呢?

由于农民阶级有小私有性、分散性和自发性，我们把农民阶级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与农民阶级的小私有性、分散性、自发性联系来看，我们对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就可以得出如下两点认识：第一，农民阶级有反对地主阶级私有制的坚定性，可没有反对一切私有制的彻底性;第二，农民阶级是反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可不是取得反对封建制度全胜的革命领导力量，而且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坚定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才能取得反对封建制度的彻底胜利。由此看来，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就知道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与投降变节性无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假如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必然性，无异是十足的阶级投降论。

四、农民政权封建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吗?

有的同志认为，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起义军总是不能建立巩固的农民政权，不是为地主武装所推翻，就是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与其被推翻，不如封建化。因此就把农民起义领袖当了封建皇帝看作是成功，认为农民政权封建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在推翻旧王朝后，农民起义军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就不利于"和平统一"。

在建立政权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地主阶级和农民起义军之间开展了尖锐的斗争。按地主阶级(包括混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地主分子)的阶级偏见来看，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是不能、也不应当掌印把子的;只有地主阶级才能掌印把子，建立政权。如陈胜曾按照"王侯将相无种"的思想自己大胆的称王，却遭到了陈余的阻拦，他主张"遣人立六国后"。后来范增还恶毒诬蔑陈胜称王这一革命行动，说什么："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⑪又如绿林军在长安建立了更始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有相当多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地主阶级对这一批农民起义军将领非常看不顺眼，李淑曾建议刘玄说："……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军，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整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按照地主阶级确实将农民起义军看作改朝换代的工具，认为只配为地主阶级打天下，而没有资格坐天下。他们建议刘玄一脚踢开农民起义将领，起用地主阶级分子，建立地主政权。地主分子还编了丑化农民起义军的歌谣，在长安市散播，说什么："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以此来耻笑农民起义军当权掌印。这就是地主阶级思想对农民政权的围攻，这就是在建立政权问题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是一个关于建立农民政权，还是建立地主政权重大问题的斗争。

地主阶级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总是力图用封建主义思想去改造农民政权，把农民政权变为封建政权，把农民起义领袖变为封建皇帝，但是，它又总是要遭到农民阶级和广大农民起义军的抵制的。

由于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农民革命的队伍内部，因此，农民起义领袖总有接受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的可能性。如陈胜出身雇农，当他还是雇农的时候，他曾对他的伙伴说："苟富贵，无相忘"。这句话虽然反映了陈胜在起义之前没有完全摆脱剥削阶级"富贵"思想的影响，但是，却表露他有和自己穷伙伴祸福与共的思想。而当他作了王以后，中了地主阶级分子的毒计，就抛弃了"苟富贵，无相忘"的的言，认为"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⑫，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和旧友故亲亲的杀、赶的赶，造成"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的败局。尽管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毕竟是极少数，所谓有典型性的也只是刘邦和朱元璋。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没有转化过去呢?因为这种转化是违反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是要遭到广大的农民革命群众和农民将领的抵制和反对的。转化的过程本身就包含复杂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就是转化与反转化的斗争。尽管这种反转化斗争是自发的，却是很激烈的。如朱元璋自从与李善长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靠拢以后，他自己心目中追求的就是当封建皇帝，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不敢公开他这个卑鄙的政治目的，在未打败陈友谅之前，他还不能不在表面上奉韩林儿为主，用龙凤年号。他的秘诀就是朱升说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什么朱元璋不敢一下子抛掉红巾军的旗号呢?因为他的脚跟还未站稳，怕引起他的旧部反对。正如《七修类稿》的作者郎英所说："想初臣下，多一时武将，太祖与之合，又以先入之言为主，未暇细询。"所谓"武将"就是当时的起义将领，"以先入之言为主"，就是没有放弃奉信韩林儿的观念，朱元璋为了利用他们的力量，就不得不在表面上笼络他们。到了灭陈友谅之后，他认为不需要这一面革命的旗号了，他就杀害了韩林儿，并且公开骂红巾军为"妖贼"，说自己参加红巾军是"误入其中"。值得指出的是，正当朱元璋公开抛掉了红巾军的革命旗帜，登上封建皇帝宝座的时候，农民阶级仍然继续高举红巾军的旗帜，与朱元璋对抗。如在洪武初年，就有金刚奴、邵福、田九成等人的起义，他们自称为后明皇帝，仍用龙凤年号，在陕西湖北一带坚持斗争四十多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曾说："元末韩林儿起，称小明王，改元龙凤，为史所载久矣，其时相去无几，又有袭其年号者陕西妖贼王金刚奴"这一段话表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和毅力表示惊讶和困惑不解。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困惑不解的，这就是因为有叛变就必然有反叛变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快要推翻旧王朝以及推翻了旧王朝以后的一段时期，更为剧烈。当时社会上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局面。这里有地主武装与地主武装之间的斗争，而更主要的是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围绕的中心是建立新的统治政权。地主阶级是非常自觉地进行重建地主政权的斗争的，实质上就是从农民起义军手中抢夺胜利的果实。如在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隋王朝之后，社会上存在着各种武装力量，在地主阶级方面有刘武周、王世充、李渊等;在农民起义军方面有窦建德、杜伏威以及后来的刘黑闼、辅公祏等。地主阶级为了重建本阶级的政权，一方面要统一他们内部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消灭农民起义军。李渊集团为了消灭起义军，对农民起义军采取了两手，一手是武装镇压，一手是"招抚"，他们主要是用武力镇压这一手，在一定条件下"招抚"这一手也起了作用，如杜伏威就受了唐统治者的欺骗，自进囚笼，最后被杀。唐王朝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农民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它建立了政权之后又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甚至对被打散了的农民起义军也不放过，刘黑闼等人的再起，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农民政权的封建化问题，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农民政权封建化是违背农民阶级利益的，是遭到广大革命群众反对的，而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王朝的过程也就是镇压和继续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把农民政权封建化说成是农民起义的成功，说成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这是因为看不见农民阶级的革命要求，看不见在重新建立政权问题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不把建立政权的斗争看作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实际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看待农民战争的结局，把农民战争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抱着如此的立场和观点来看问题，就必然会把问题颠倒过来，将地主阶级的胜利说成是农民阶级的成功，将地主阶级的需要说成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有的同志看来，既然农民政权封建化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农民起义军的成功，那末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之后继续坚持斗争，就必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对农民战争后的"和平统一"不利。这当然也是极端错误的看法。

我们知道，农民战争后的和平统一是在地主政权统治下的和平统一，这种和平统一对农民阶级是剥削、压迫，是贫困、折磨和死亡。不仅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这个和平统一背后的剥削、压迫、贫困、折磨和死亡的一幅惨状，就是地主阶级分子为了教训他们的统治者提防农民起义，也往往说出了他们统治下和平统一的真情。如一般认为西汉初的轻税对农民有利，这就是所谓和平统一对人民带来了好处，其实不完全如此。荀悦就说过："昔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多，输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虐于亡秦。于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⑬至于在每一个王朝的末代，那问题就更为严重了。鲍宣曾上书哀帝揭露西汉社会黑暗的状况，他使我们得知在这个黑暗腐朽的王朝统治之下"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惨状，这就是地主阶级的和平统一给农民阶级的"好处"。

这种和平统一对农民阶级来说就是灾难和死亡，农民起义就是要打破这种和平统一，只有打破这种和平统一，才能摆脱灾难，免于死亡。不破不立。不打破地主阶级的和平统一，就不可能结束暴君酷吏苛捐杂役的征调;不打破地主阶级的和平统一，就不能制止贪得无餍的地主霸占山水吞并土地;不打破地主阶级的和平统一，农民阶级所负担的租税徭役就不得减轻或免除;不打破地主阶级的和平统一，农民阶级就不能获得土地。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农民阶级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损失和破坏的问题，而是获得了在和平统一时期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在农民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政治上打倒地主、在经济上剥夺地主的时期。如翟让占有了兴洛仓，把大批粮食分配给饥饿的农民。黄巢进长安，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起义军并将剥夺地主阶级的财物分给长安贫民。又如《梦溪笔谈》卷十五载："(李)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我们会经常发现封建史书记载的紊乱，有的记载说农民起义军很有纪律，比地主阶级武装还要好;而有的记载则说农民起义军纪律很坏，简直是"杀人魔王"。如《秦妇吟》中说黄巢起义军进长安后，把长安搞成"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的局面，这虽然是出于污蔑的话，但，也反映了起义军对地主官吏打击的猛烈;《旧唐书·黄巢列传》则说，起义军进长安，人民"坊市聚观"，义军"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紊乱，是毫不足怪的。这就是因为纪律是有阶级性的，对地主阶级来说"不守纪律"，正是不占地主阶级的纪律，而很守农民阶级的革命纪律。对地主阶级"不守纪律"对农民阶级"守纪律"这正是农民起义军的本色。假如地主阶级说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秋毫无犯"，这就给我们透露了这一批义军的性质在转变。有些人轻信了封建史书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认为对地主阶级实行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剥夺，会破坏社会生产，其实这种革命行动所破坏的是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障碍物。地主阶级诬蔑农民起义军"不守纪律"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们对暴力革命的作用有了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会承认革命暴力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正义性，决不会认为在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后，就应该向地主方面转化，而不应当继续斗争。因为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的时间愈长，给地主阶级的打击也就愈沉重，给农民阶级的好处也就愈大，就会有更多的土地从地主的手中转到农民的手中，就给农民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时机，也就在更大的幅度内调整了生产关系。在农民战争时期，封建统治秩序被打乱，地主逃的逃、死的死，农民自动起来占有土地是自然的事。如在明末农民起义时，丁耀亢《出劫纪略》记载，农民起义军"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又如刘黑闼再度起兵反唐，尽管最后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斗争迫使统治者收回迫害农民起义军的政策，由"获者必戮"改为"俘获者抚遣之"。同时也为隋末农民起义补了课，继续扫除在河北一带的贪官暴吏，如为人民痛恨的毛州刺史赵元恺等人，就是他们扫除的。试问，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在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的时期不是进一步的扫荡地主阶级势力吗?难道在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时期仅仅是对社会生产的破坏，而没有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吗?

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的存在，要么被地主武装消灭，要么封建化，这种结局都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形式，决不能说前一种是失败，后一种是成功。从结局来说，那一种失败形式对历史发展更有利呢?我们不应从地主阶级消灭农民政权或者腐蚀农民政权的角度来看，而应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阶级打击的程度大小来看。从历史上实际情况来看，农民政权封建化都是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地主阶级分子或集团混入农民起义军。如元末有江南汉族地主集团。这也就削弱了农民起义军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打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政权封建化，对历史发展并不是有利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政权封建化有其可能性，但是我们将这种可能性说成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那实质上是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需要说成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日益走向反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怎么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呢?在我们看来，农民起义领袖投敌是叛徒，农民政权封建化是变质。在革命过程中投敌和推翻旧王朝后变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实质是一回事，都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投降要谴责，变质也要谴责，那末农民起义的出路是什么呢?革命阶级和革命军队的本质就是宁死不屈，失败了再干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战争不能取得反封建制度最终的胜利而原谅农民起义领袖的变质。不谴责农民起义领袖的变质，实际上是不谴责另一种形式的叛徒。

以上的这些分歧，说明了这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无产阶级史学观与资产阶级史学观的分歧。也就是：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革命辩证法来研究农民战争史，还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用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战争史。实际上，有的同志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用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战争史。在对农民战争失败问题的看法上陷入经济宿命论;在对统治阶级"让步政策"和革命暴力的作用问题的看法上陷入矛盾调和论;在对农民政权封建化和农民阶级局限性问题的看法上陷入阶级投降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9页。

②《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9页。

④贾谊：《新书·无蓄》。

⑤《明史·庄烈帝本纪二》。

⑥刘少奇：《人的阶级性》。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页。

⑧《隋书·李密传》。

⑨《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5页。

⑩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⑪《史记·项羽本纪》。

⑫《史记·陈涉世家》。

⑬荀悦：《前汉纪》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