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CR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作用。这样，历史便完全被颠倒了。不彻底批判"让步政策论"，肃清其流毒，被颠倒的历史就不可能再颠倒过来，被湮没的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出来。在深入批判"让步政策论"的过程中，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讨论：一、"让步政策论"的主要谬误在哪里?二、怎样看待新王朝初年的某些政策?三、农民起义如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怎样认识农民起义结束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问题?本文即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极粗疏的看法，抛砖引玉，以供讨论。

农民起义如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归根到底就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起义怎样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步政策论"者用这样一个公式来作答案：农民起义——"让步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按照这个公式的逻辑，农民起义只有通过"让步政策"，即统治阶级的政策，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如果不通过统治阶级的政策，农民起义便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种观点，实际是抽空了农民起义的作用，而把农民起义的作用偷换成统治阶级政策的作用。这样一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了。"让步政策论"者的上述公式，就是一个彻底否定农民起义，根本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公式。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光辉著作里，早就作过全面、深刻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这句话，最科学地概括了农民起义的全部革命意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出发点。只有说明农民起义如何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才能深刻说明农民起义怎样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说："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我的体会，推翻和改造黑暗势力的统治，都是说的打击封建统治的问题。推翻黑暗势力的统治，即是指推翻腐朽黑暗的封建王朝的统治。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农民起义不可能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它所可能加以推翻的，只能是一个个的封建王朝。推翻封建王朝，这是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的重大成果。农民起义是否能够成功地推翻封建王朝，其对封建统治打击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在推翻封建王朝的情况下，比起在没有推翻封建王朝的情况下，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的打击则要深刻得多。打击就是改造。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对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的摧枯拉朽，便是改造黑暗势力的统治。我认为，不能离开打击的意义来谈改造问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能不能改造?反动统治阶级的某些统治政策，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打击下，时常遭到挫败，陷于破产。如果改造是指这种现象而言，说改造也未尝不可。但封建统治阶级在其旧的统治政策失灵后，又会采取新的统治政策，它依然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政策。如果认为人民的斗争可以使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变得照顾人民的利益，导致封建统治阶级施行减轻压迫剥削的政策，我看这样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汉族历史上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这只是说明农民起义的力量在朝代更换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说明农民起义的革命果实问题。朝代的更换包含着旧王朝的复灭和新王朝的建立。作为农民起义的革命果实来看，只能说是前者，不能说是后者。因为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主要是完成打击封建统治的工作，而建立新王朝的任务，则是由地主贵族来完成的。毛主席说：农民起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新王朝的建立，这是农民起义的力量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的结果。因此，农民起义的革命果实主要表现于推翻旧王朝，而不表现于新王朝的建立。

根据以上理解，我以为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看。

第一，农民起义横扫地主阶级，打破了封建王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使农民无地少地的状况相对有所改善，这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权力的物质支柱。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使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主要原因。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绝大部分集中到地主手中，而广大农民则很少土地，处于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封建土地所有制必然不断地发展着土地集中现象，每到封建王朝的末年，都出现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土地高度集中，进一步地加深了农民的痛苦和灾难，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土地高度集中，便意味着地主大量并吞农民的小块土地，使农民无地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土地高度集中，必然造成大地主势力的鸱张，而大地主势力的鸱张，又必然带来对农民的更残酷的压榨。因为土地高度集中，使农民成群地被驱逐出土地，变成一批批的流民，引起土地荒芜，生产破坏。面对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时常提出"限田"的主张，企图稍微抑制一下土地兼并的过分发展，以挽救其垂危统治。但其结果，不是"限田"抑制了土地兼并，而是土地兼并更猛烈地发展宣告了"限田"的破产。要想改变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非有一个大的革命风暴触动整个地主阶级不可，这个任务只能由农民起义来完成。起义农民是以杀逐地主的革命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凡农民揭竿而起，无不到处杀逐地主。一番杀逐之后，形势便骤然改观，地主死散逃亡，"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在原来为大大小小地主所占据的广阔土地上，立刻空出来大量的"无主荒田"。农民起义后，新王朝初年，一般说，"田地荒芜"是普遍现象。对"田地荒芜"，必须作阶级分析。一种"田地荒芜"，是由于地主阶级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滥行烧杀抢掠所造成的。这种"田地荒芜"意味着生产的破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另一种"田地荒芜"，则是农民起义军广泛杀逐地主的结果，地主在被杀逐后，遗下的田地抛荒。这种"田地荒芜"标志着农民起义的成果。大量"无主荒田"的存在，为农民在战后垦荒，获得土地，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新王朝初期，我们同时可以见到两种现象，即一面是地主还乡，搞反攻倒算，重新扩张土地;另一面则是许多贫苦农民纷纷从事垦荒，以增加自己的土地。从封建政府方面看，新的统治者一面通过各种办法培植地主的兼并力量，鼓励地主广占田地，另一面又宣布农民垦荒"即为己业"，承认农民垦荒所得的土地。这种现象说明，经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之后，地主阶级的力量是大大削弱了，虽然他们的土地兼并攻势又卷土重来，但他们的兼并力量一时还不可能达到一切地方，在他们的兼并之下仍有相当的余地，不得不听任农民去开垦占有。农民起义缓和了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使部分土地从地主的霸占下回到农民手中，这是新王朝初年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农民在获得稍许改善一点的条件之下，就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造成生产的发展。

第二，农民起义能够不断地破坏和排除生产关系中腐朽、衰颓、垂死的东西，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道路。

封建的生产关系经常产生出许多腐朽、衰颓、垂死的东西，大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排除这些腐朽、衰颓、垂死的东西，解放生产力，只有凭借农民起义的暴力。

东汉以来出现的门阀大族，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是经过多次农民起义的冲击，最后才从历史上消逝。门阀大族是土地高度集中的产物。他们都是最大的地主，自东汉以来即"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到南北朝时，他们更是广占田地，霸占和封固山林川泽，形成"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讬"的现象。在他们的田园别墅里，大批的农民沦为佃客、僮仆，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更残酷的奴隶制的剥削，甚至还要随时受到许多武装的"部曲"的镇压和控制。门阀大族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农奴制度。自魏晋以来的封建王朝，大都建立在门阀大族的基石上。官僚选拔以门第出身为标准，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政治。门阀大族的衰朽性，导致统治阶级的极端腐化和政治的黑暗。这种门阀大族的强固势力，决不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所能根本动摇的。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曾给予门阀大族以极大打击。在黄巾起义前，大族地主在地方上拥有坚固势力，并依靠东汉的政治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起义军则在各处严重地摧毁大族地主的地方势力，并促使东汉政府趋于解体。这样，东汉王朝的世家大族基本上被打垮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一批新的门阀大族。北魏末年爆发了六镇等地各族人民的起义，特别是河北人民起义军壮大到几十万人，驰骋于大河南北，再一次给予门阀大族以打击和扫荡。隋朝初年，南北方门阀大族的势力已大为衰落，但他们在地方上仍有相当的力量，并有一部分人进入到隋的中央统治集团。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则使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势力基本崩溃。从此以后，如"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累叶夷陵"。"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①而到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时，门阀大族的势力便被一扫而光。宋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其学不传。"②这表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制度和观念彻底破产了。门阀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这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功绩。

封建剥削是建立在地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农民上面。这两种占有的结合，便是农奴制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经常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农奴制度，残酷地统治着农民。不断埋葬形形色色的农奴制度，这是农民起义所负的重要使命。例如在元朝，存在一种"驱口"制度。"驱口"都有自己的经济，这是不同于奴隶的。但他们可以像财物一样被主人所占有，法律规定"诸人驱口""与财物同"。主人通过一定手续，可以随便买卖"驱口"，将其陈列于市，与牛马无异。"驱口"的身份世代不变，"所生子孙，永为奴婢"。"驱口"所受的剥削是双重的，既要向官府纳税，又要负担主人的私租。很显然，这种"驱口"便是农奴。"驱口"在元代的数量是很大的，而在元末红巾军起义中，他们大都获得了解放，"驱口"的名称从此不再见了。再如明朝后期，许多省分盛行着一种佃仆制度，如安徽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等，都是不同名称的佃仆。佃仆有其独立的经济，区别于奴隶。但他们耕种地主的土地，要立下文约，除按年交纳地租外，还必须替主人无条件地服各种杂役。地主对于佃仆可以出卖，当地主转让房屋土地时，佃仆也随同地产一起转让。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其子子孙孙永世不得摆脱。这种佃仆无疑也是农奴。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许多佃仆粉碎了自己身上的枷锁。清朝雍正皇帝曾颁布命令，宣布"解放"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等。佃仆的解放不可能是一道命令宣布的结果。列宁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清廷的所谓"解放"佃仆，只能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反映，即明末农民大起义后，佃仆制度在事实上已经衰落下去，不能再予以人为的巩固，清廷的命令不过是以恩赐的观点记录下这一事实而已。

封建社会中，奴隶制的残余始终存在。不断打击奴隶制的残余，也是农民起义的任务之一。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投向黑暗社会，震撼着封建统治秩序、封建纲常法纪的各个链条，不能不激荡起奴隶争取解放斗争的浪花。农民起义常常是奴隶获得人身解放的最好时机。从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战争起，我们便于其中看到了奴隶解放的事实，即这次起义有由奴隶组成的"苍头军"的参加。如果举出明末农民起义的例子，我们更可窥见一幅农民起义推动奴隶风起云涌斗争的壮丽图景。1643年，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先后至麻城，麻城的奴仆组织"里仁会"、"洗耳会"出而响应。《湖北通志》载："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全楚，梅、刘、田、李，强宗右族，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闾。明末流寇(农民起义)大作，家自为备，听其奴纠率同党，坎牲为盟，曰里仁会，竞饰衣甲，以夸耀之。诸奴遂炮烙衣冠，推及其主，蕲、黄凶黠少年多归之。"①《湖广通志》载："(洪)估儿为李冢宰家僮，勇悍桀骜，乘乱号召诸奴仆，起洗耳会，焚杀主人，旬日众至数千，欢迎献忠。"②1644年6月，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嘉定"酒佣"闻风而起："时贼(李自成农民军)陷京师，海内震惊。嘉定沿海之民，多结党伺衅者。适村民见弑于仆，并其家七人皆被杀。于是酒佣皆起为乱，什什伍伍，白昼持兵迫胁主父，使出券以献。仆坐堂上，饮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颡呼号，乞一旦之命。"③1645年，松江奴仆乘势发动索取卖身文约的斗争："乙酉(1645年)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④张献忠的农民军进入江西，江西吉安的起义奴仆遂与农民军结合："奴仆之为乱也，结佃户以蜂起，乘机叛主，自称小约，其党羽盛者，号为大约。焚掠劫杀，岁以为常，肇衅于安福上乡，宣化延福及各境亦蔓延焉。盖以安福为重。……其后叛仆并党于寇(农民军)，随湖广贼(农民军)漂流四方，势益难制。"⑤1644、45年间，吉安府的安福、庐陵、太和、永新等县，掀起佃仆解放运动的高潮："初甲申(1644年)、乙酉(1645年)间，吉州一大变也。苍头蜂起，佃甲厮役群不逞者从之。刲牛屠豕聚会，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此风滥觞于安福、庐陵，其后乃浸淫及永新。"⑥当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农民政权以后，川南、川北各州县兴起"土暴子"运动，所在奴仆起而相应："各州县乱民(起义农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⑦山西长治县自农民起义爆发以来，"奴仆玩弄于主翁，纲常法纪埽地无余，贫儿陡成富室，贱隶远冒华宗，衣裳车马饰都雅之容，甲第田园肆并兼之策，甚且入黉宫，登仕版，致令书香束手，铜臭扬眉。"⑧这些事实说明，农民起义往往带动着奴隶的解放斗争，农民起义是摧毁封建社会奴隶制残余的强大力量。

第三，农民起义扫荡官僚贵族，冲刷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社会上减少一大批坐食人民膏血的寄生虫。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拥有极其庞杂的军事官僚机构，是人民头上的不堪负担的重荷。站在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物上面的，有以皇帝为首的一大群国家官吏和贵族，以及数量众多的用以镇压农民的军队。他们都依靠剥削农民的租税来过活。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可以说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物所消耗掉了。每个封建王朝，愈到后来，其军事官僚机构愈臃肿庞大，附在它们上面的官僚贵族愈多。封建军事官僚机构的无限膨胀，是封建王朝中后期赋税不断增长，人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封建王朝中后期，其军事官僚机构的庞大和耗费的浩繁，是十分惊人的。以明朝为例来看，其中后期，封建政府经常豢养的军队不下二百六、七十万。按明政府规定办法，士兵每人每月给米一石，一年给米十二石。这二百六、七十万军队，每年用粮就得三千多万石。这个数字几乎超过明政府的全部税粮数字。因为明中叶以后，封建政府每年所可能向人民征收到的粮食总数，最多也不过三千万石左右。明朝中后期，文武官员约十万人，皇族人口十多万人，皇宫宦官十余万人，特务机构锦衣卫人员十五、六万人。这几十万人的供应又不知多少，其中只知当时有人指出，仅皇族人口五万人，每年即需禄米八百五十万石，而其时漕运京师的粮食，每年不过四百万石左右，还不够皇族禄米的半数。明代的情况如此，其他历朝历代的情况也不会相去太远。例如皇族人口，不管在那一个朝代，都是繁殖极快，数量很大的。如西汉末年皇族人口即达十余万人。可以断言，凡统治年代在二百多年以上的王朝，其皇族人口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官吏之多也是一样，如元末的官吏多到"天下百姓……只养官吏亦不能"。

封建军事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不仅带来"皇粮国税"的增加，而更带来无数官僚贵族对人民的私人搜刮。官僚贵族在每个朝代，都是一批最凶恶的势力。地主阶级的一切贪婪残暴，都在他们身上集中表现出来。如荒淫、掠夺、贪污、奢侈、浪费等等，无不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发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在劳动人民的枯骨上积累财富，过着豪华的剥削生活。如明朝的钱宁，家有黄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家藏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每柜二千两。严嵩的家产，折合成白银在二千五百万两以上。①刘瑾的家财，有黄金一千二百万两，银二亿五千万两，其中银子一项即相当明廷六十年的国税收入。②这些事例说明，官僚贵族的私人搜刮是触目惊心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北京对明朝官僚"追赃助饷"，获得的白银总数计为七千万两，其中勋戚王侯的占十分之三，宦寺的占十分之三，文武百官的占十分之二，商贾的占十分之二。③仅北京一地的官僚贵族就集中这么多财富，而全国官僚贵族所拥有的财富，便可想而知了。从历朝历代来看，官僚中"富可敌国"的例子，屡见不鲜，"家产万计"的则不胜屈指。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物，以浩繁的供应，大量的挥霍浪费，无穷无尽的搜刮，向劳动人民投下巨大的灾难。这个上层建筑所加给人民的痛苦，是大得无可估量的。

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及其上面的寄生虫，如果靠统治阶级自己搞什么削减机构，"惩办"一下贪官污吏，那是根本不可能触动的。只有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才能有效地压缩这个官僚机构，大大震荡它上面的寄生虫。凡农民军起来，都毫无例外地要到处烧官府，杀官吏，把贪官污吏、宗室贵族、王侯大臣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如唐末黄巢起义军"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所在"宗室侯王屠无类矣"。而在农民军进入长安后，则更是万马"踏尽公卿骨"。明末李自成农民军"不杀平民唯杀官"，"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十万皇族被歼者"十之九焉"，十万宦官被农民军以大棒逐出都门，抱头鼠窜。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一大批官僚贵族被埋葬了。随着旧王朝的复灭，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各种政治集团也纷纷失势垮台。这样，社会上便减少了一大批寄生虫，劳动人民所受的压力自然会因此相对减轻一些。这是农民起义改造黑暗统治的功绩之一。

第四，农民起义大大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因而造成条件，限制新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滥兴土木，使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减轻。

农民起义之后，新王朝初年的统治者，一般说来，无力穷兵黩武，滥兴土木，因而徭役兵役大大减少。这是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的结果。由于农民起义从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地主阶级，使整个地主阶级元气大伤，力量大为削弱，这样便造成客观条件，有力地制约着新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活动。经过农民起义惩罚之后，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普遍衰落，在政治上对农民的控制力相对下降。如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①所谓"望屋而食，横行天下"，便是农民军到处吃地主大户，杀逐地主。这样的打击，必然造成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削弱。又如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民皆相挺为变，杀掠巨室"，"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富翁"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再如明末农民起义军对"乡绅富户皆追赃助饷，视其家资十欲得七"，农民军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许多地主落得"地无立锥，粮无隔宿"。从封建朝廷方面看，新统治者在经济上缺乏财富积累，财政困难，府库空虚，在政治上统治不稳定，政权未固。如西汉初年的情况，《资治通鉴》记载贾谊上汉文帝书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②可见，四十年后，地主阶级上下尚很窘乏，"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致使贾谊不能不大声疾呼"积贮"的重要。《汉书·食货志》则更形象地描绘出汉初统治者的窘相："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连天子都不具备四匹纯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只能坐牛车，足见当时地主阶级消乏疲惫，新王朝财力狼狈到何等程度。新王朝初年的统治者面临着上述情况，极需以休养生息，恢复和积蓄力量，巩固新政权为主要目标，因而暂时无力于轻动干戈，妄兴工役，穷奢极欲，这样便出现一个徭役兵役相对减少的时期。如秦末农民起义之后，产生"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的局面。③所谓"国家无事"，即此时汉政府无力兴动大役，无力从事征讨，对强敌匈奴也不得不采取守势，以"和亲"政策，求得安宁。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之后，则形成东汉初年"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的情况。①

封建统治阶级有了力量，便要强烈表现其贪欲，擅兴征讨，大动土木。秦和隋两个王朝，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这两个朝代都是结束长期割据局面，完成全国统一的强盛朝代。秦始皇和隋炀帝均在全国统一后不久，即东征西讨，南巡北游，大事营造，荒淫无度。为什么刚完成统一的王朝，统治者就有可能这样做?这是因为秦和隋两个王朝，都是从统治阶级之间的兼并战争及相互篡夺中产生，地主阶级在改朝换代之际，未尝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力量不曾损伤，再加上有了大一统的局面，这样便促使新的统治者表现出疯狂般的纵恣。而这种情况，在农民起义后的新王朝初年，是不可能想象出现的。这说明，只有农民起义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才能限制新的统治者的纵恣活动。

徭役和兵役是农民最重的负担，常常把农民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农民负担的轻重，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徭役兵役的多少。新王朝同旧王朝比较，农民的负担在赋役制度的规定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主要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旧王朝末年徭役兵役繁多，新王朝初年徭役兵役减少。新王朝初年徭役兵役减少，农民的负担便相对减轻了。这是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五，农民起义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改造黑暗势力的统治。

推翻腐朽黑暗的封建王朝，是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的重要一环。尽管每次大的农民起义之后，照例出现新王朝以代替旧王朝，农民依旧处在封建剥削制度的压迫之下。但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总是于社会进步有利的，于人民有益的。因此，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是有很大意义的。

封建王朝愈趋没落，其政治愈益腐败。每个封建王朝的末年，无不政治败坏到极点，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旧的王朝存在一日，便一日无改于这种局面。只有推翻旧的王朝，才能暂时结束政治极度黑暗的局面。

封建王朝愈到后来，其赋税愈益繁重。每个封建王朝末年的赋税，比其初年，通常都要增长数倍。赋税的不断增长，这是封建王朝多年积累起来的腐朽性所决定的。旧的王朝一日不去，赋税繁重的局面便一日不能改变。只有推翻旧的王朝，才能暂时结束赋税繁重的局面。

封建王朝延续时间愈长，依附于它的各种特权势力滋长愈多。只要旧的王朝不倒，这些特权势力便不会垮台。只有推翻旧的王朝，才能淘汰一批极其腐朽的社会势力。

封建王朝在其对人民的长期统治中，无不形成一些特殊残酷暴虐的章程、制度，极大地危害着人民。这类制度往往成为封建王朝所顽固保守的东西。只有推翻旧的王朝，才能埋葬一批这类的制度。例如元朝实行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在元亡以后，这一制度便消失了。

总结上述，由于农民起义打破了封建王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排除了封建生产关系中某些极端衰朽黑暗的势力，淘汰了一大批吸吮人民血汗的寄生虫，限制了新的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活动，推翻了腐朽黑暗的封建王朝，这样便多少缓和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减轻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压力，使社会生产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因此，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在改朝换代中依然继续下来，但社会多少有些进步。

怎样看待新王朝初年的某些政策?

"让步政策论"者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新的统治者何以会对农民作出"让步"?"让步政策论"者认为，这是由于新的统治者从前朝的灭亡中"得到经验教训"，"认识到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对于农民的力量有所畏惧"，所以"不得不作出些对农民的让步"。这是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论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在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有时是会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的。例如列宁说："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地争得了让步。"(《危机的教训》。《列宁全集》第5卷，第74页)列宁又说："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不很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那末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进行顽强的斗争，迫使政府作更大的让步。"(《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9页)统治阶级的个别让步，只能是人民坚决斗争的结果。若不是处在人民的坚决斗争面前，统治阶级是决不会对人民作出任何让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只有反攻倒算，而不会有什么让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结束后，各地地主纷纷还乡，恢复自己旧有的产业，把被农民以革命手段分占去的田地房屋等财产，逐步地反攻倒算回来。这一点可从清初地主的反攻倒算活动中，得到充分证明。如山东诸城县，明末农民军曾在这里实行均田，出现过一系列的群众夺地斗争，地主丁耀亢的土地接二连三地为农民所占有，丁耀亢记载这种情况说："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时亡弟在垄，予远逃海中，巨宅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而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于是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埠庄之占、北解留之占、石桥后齐沟之占，其不为占据者，惟有焚掠后荒田耳。"①待清军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地主丁耀亢便返回家乡，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他自己记载说："以亡弟各产之契俱焚，故最易混占，奔走于青、莱二府之间者将近二年而产始明"。②"将近二年而产始明"，即是丁耀亢在二年内将其亡弟的田产全部从农民手中夺回来了。又如山东日照县，武举厉宁"家有房四处，田四十余顷，坐落日照诸城二县地方"。李自成的农民军派官到任，厉宁南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小民瓜占"。③农民军失败而后，厉宁即上书清廷说："臣系顺臣，其原籍房产例应复业，与故绝入官房产自不同科。于九月间令臣胞弟生员厉必恂、家人厉必迁、闰必成回籍复业。……甲闽野士庶之业，无有不复。臣祖业也，被众分占……伏乞敕下抚院详察，照例复业"。①可见，当时地主普遍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士庶之业，无有不复"，厉宁也要求清廷准其"照例复业"，夺回"被众分占"的产业。再如晚清小说《轰天雷》里的一则故事，也生动地反映出清初地主反攻倒算的情况。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浙江衢州华家庄上，有一家姓华的大地主，"足有五千万家私，置了十万余田，族中约有三百八十余人"，那时正是明末农民起义时候，一支农民军来到华家庄，"杀得华家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从此，华家地主遗下的田地遂为附近农民所耕种。清朝入关后，华家子孙流窜在外，长期未归，农民得以继续耕种那些土地，几十年不曾纳租。但到康熙时，邻镇上一个姓罗的地主，见华家没人回来，便假借华家的名义，向农民"发限单收租，那时华家的佃户都是小一辈了，见限单下来，想必华家的人回来，自然赖不过去，纷纷还租"。自此以后，从前华家的田产便尽转入罗姓地主手中。到了乾隆末年，"华家子孙逃在外面的，传说有祖业在华家庄，就有二三十家搬回来"，可是华家的田产已久为罗家所占据，这样两家地主之间遂起了纠纷。②这一故事表明，农民起义结束后，地主的反攻倒算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因而这一事实也入于小说之中。由于封建政权重建后，地主反攻倒算成为理所当然，因此才会出现罗家冒充华家就能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事情。地主还乡，总是要搞反攻倒算的。华家地主的子孙后来所以还乡，正是因为听说华家庄上有"祖业"，才怀着罪恶的反攻倒算的目的归来。

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表现在封建政府方面，便是以法令或其他形式，保障地主的反攻倒算权利。鼓励和支持地主还乡复其旧业。如汉初刘邦颁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③地主"复故爵、田宅"，必然包含着对农民的血腥的反攻倒算。再如清初宣布"前朝勋戚赐田已业，俱各照旧"。④明朝勋戚的土地在农民起义时，许多为农民军所没收，允许明朝勋戚田产"俱各照旧"，便是对农民的反攻倒算。清初还曾明令"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⑤这便等于规定地主何时还乡，便何时可以收夺农民垦荒的土地，必然导致前面农民垦荒，后面地主夺地的后果。事实正是如此："无人承种之荒地，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官即断明而资产荡然矣"。⑥

地主还乡恢复其旧有的产业，这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不可能是和平进行的，其间必然包含着地主对农民的无数血腥的阶级报复的残酷事实。这是一场深刻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农民起义结束后，只有反攻倒算，没有让步，阶级斗争的规律规定了这一点。地主在还乡后，不会不搞反攻倒算，而地主的反攻倒算行为，又不会不得到新的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不管新的统治者是否把这种鼓励和支持形之于法令，而事实必然是如此。"让步政策论"者宣扬在农民起义结束以后，新的统治者会对农民实行"让步"，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伪造。

"让步政策论"者认为，统治阶级害怕人民的力量，便能约束自己的行动，节制自己的贪欲，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种观点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

任何政策的产生，都有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客观的政治环境。统治阶级决不可能把政策建筑在对于人民力量的认识和恐惧上面。决定统治阶级的政策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可能。统治阶级处在人民斗争的对立面，对于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会有所认识，并且感到恐惧的。但统治阶级决不会因此而能节制自己的剥削贪欲。正如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说明那样："象自然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是惧怕没有利润和利润过于微小。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人不顾一切人的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9页注。)唯利是图，贪婪不止，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共有的本性，不独资产阶级如此。统治阶级的剥削贪慾，是不会受到统治阶级自己的限制的，它只会受到一个真正的限制，这便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让步政策论"者过去时常举出唐太宗的例子，以唐太宗君臣的某些言论，来证明统治者能够约束自己的奢侈行为。这里不妨也把唐太宗的话列举数条，以便对照他的行动。

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①"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隋)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日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②"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皆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起义)。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③

他的臣子魏征发议论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④"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⑤

话虽说得"情词剀切"，冠冕堂皇。但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约束唐太宗的行动的，并不是上面那些美丽动听的言辞，而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唐太宗即位初年，基本上执行"偃武修文"的方针，未尝轻动干戈，同时兴作、巡游也少。这主要是由唐初的政治经济情况所决定的。唐朝初年，新的统治者面临着农民起义刚刚结束不久的形势，地主阶级曾被冲得七零八落，极需休养生息，封建秩序曾被完全打乱，极待整顿恢复。而经济状况又是一片凋敝残破，"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封建政府所掌握到的户口数字极为可怜，唐高祖李渊时期只有二百多万户，唐太宗初年还不满三百万户，较隋之八百九十万户不及三分之一。正是这种情况使唐太宗的活动大受限制。例如630年6月，唐太宗想修洛阳宫，以备巡游，张玄素上书谏止，话说得很尖锐："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唐太宗感到"所言诚有理"，遂罢此役。①631年9月，唐太宗又将修洛阳宫，戴胄再次谏止，说"乱离甫尔，百姓彫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②632年，唐太宗要去泰山封禅，魏征以为不可，主要理由是说："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③因此之故，封禅事才搁置下来。可见，唐太宗的奢侈企图屡次发作，而皆因力不从心未能得逞。此后，随着唐朝国力的上升，封建政权渐趋巩固，唐太宗的行为便和他当初所说的话，日益相去十万八千里。638年3月，唐太宗对魏征说："朕政事何如往年?"魏征回答说，你大不如以前了。唐太宗问故，魏征说"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④这说明，唐太宗在其政权逐渐巩固之后，便开始显著变化了。639年5月，魏征又上疏指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⑤同一个唐太宗，从前说"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现在则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比之下，何啻天壤之别。这表明情况变了，唐太宗的腔调也大变了。唐太宗从637年以后，不断兴修宫殿，如在洛阳建飞山宫，在河南临汝建襄城宫，在骊山修翠微宫，在陕西宜君修玉华宫。这些工程耗费都很大，如玉华宫"所费已巨亿计"。从637年到644年，唐太宗连续三次东巡洛阳。他过去深以隋炀帝为戒说"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现在他却也在沿着隋炀帝的脚印走了。至于唐太宗晚年征高丽，更是几乎走上隋炀帝的老路。他为了替自己辩护，竟说他征高丽和隋炀帝大不相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⑥这纯是一派胡言。他征高丽同样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他征高丽败北回来后，还不死心，仍积极准备再出兵，令四川人民造大船供应："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⑦事实胜于雄辩。唐太宗的奢侈活动的规律，同任何剥削者一样，只要有力量，他是决不吝于表现其奢侈的。说统治者可以节制自己的贪欲，不过是欺人之谈。

"让步政策论"者把新王朝初年的某些政策或措施，如所谓"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奖励开垦、打击豪强、惩办贪污、减轻刑罚、释放奴婢，等等，看作是新统治者的"让步"表现。所谓"让步政策"，即是指这些而言。在此必须戳穿，"让步政策论"者实际是在这些问题上玩弄一种形而上学的手法。

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指出，形而上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成是互不相干的、互不联系的，象沙子一样。"让步政策论"者正是以这种形而上学的手法，割裂统治阶级的政策，将其部分从全体中孤立起来看，然后加以随意解释，给涂上"让步"的色彩。其实，新的统治者在重建封建政权后，曾采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的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以巩固其统治。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统一的，统一于地主阶级的利益，统一于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如所谓"轻徭薄赋"、打击豪强等等，均是地主阶级统一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具有什么特殊不同的性质。下面将这些问题，逐项地来谈谈。

(1)兴修水利，奖励开垦

这些措施，是新王朝初年的统治者为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支持其政治统治所颁行的。长期战争之后，新王朝初年，普遍呈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现象。这种情况首先严重影响了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如明初江西瑞金的情况："初民户在籍者六千一百九十三户，今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①明初山西大同的情况："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②赋税收入减少，国库空虚，这是新王朝初年财政上遇到的严重问题。赋税是封建政府机器的生命线，没有赋税的支持，这架机器便不能转动。诚如马克思所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封建赋税主要是来源于土地上的农业生产。为了开辟税源，增加收入，新的统治者不能不注意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此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归根到底，是新的统治者稳定统治、巩固政权的需要。因为在残破的经济上面，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政治统治，只有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出现强有力的政权。因此，农田水利措施，并不是统治者为人民考虑的，并不是什么"让步"措施。

农田水利措施，对生产是有利的。马克思主义向来肯定一切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的进步的东西。毛主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联合政府》)马克思主义拥护和支持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生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的发展，便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用生产的发展来抹煞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让步政策论"者宣扬统治者的农田水利措施，"改善了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这是极其荒谬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生产发展的果实，主要落到剥削阶级手里。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发展生产的结果，都造成了地主的富庶和充实了封建政府的仓廪。如西汉初年七十余年间的经济发展，绘成一幅地主财富堆积如山的图画："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明朝初年的经济上升，也出现同样的情景："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②

(2)"轻徭薄赋"

"让步政策论"者鼓吹统治者曾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根本不存在的。"轻徭薄赋"，顾名思义，应当徭轻赋薄。可是从徭和赋两个方面去看，则"轻徭薄赋"之说完全不能成立。西汉号称为实行"轻徭薄赋"的范例，但西汉的特点是田税轻，人头税重。汉代三十税一，确是很轻的。历史上田税之轻，可以说莫过于汉代。而汉代人口税之重，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西汉的人口税主要有五种，即口赋、算赋、更赋、户赋、献赋，这五种人口税压在劳动人民的身上，便使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西汉人民处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剥削下，其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汉文帝时的政论家晁错说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③这是当时实际情形的写照。因此，我们实在不能说西汉是实行"轻徭薄赋"的。从历朝历代的赋役制度上考察，人民的赋役负担都是极端沉重的，无论怎样比较，也比较不出那一朝有"轻徭薄赋"的影子。

所谓"轻徭薄赋"，其实就是轻田税。轻田税的政策，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减免田赋的事，不断见之于历史记载。历来封建统治者多以减免田赋自诩，把这看作是一项对人民的了不起的"德政"。这是必须予以揭露的。田税减轻对谁有利?主要是对地主有利。在封建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既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自然享受田税减轻的好处最大。主要对地主有利，这便是轻田税政策的实质所在。这一点，连统治阶级自己也时常透露出来。如荀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治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也。"清朝康熙皇帝也曾不断地蠲免钱粮，据载，到康熙四十年，所免钱粮达九千万，到康熙四十八年则"减免共万万"，康熙五十年以后，更宣布全国轮免钱粮一年。而蠲免钱粮的效果如何?康熙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田亩多归搢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霑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④轻田税政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加强地主阶级的力量，养成豪强地主的势力，促进土地兼并的发展。

(3)打击豪强，惩办贪污

农民起义以暴力扫荡豪强地主和贪官污吏，起着打击、削弱封建统治的作用。封建政府打击豪强、惩办贪污，则完全是为着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与农民军的革命行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封建政府和豪强地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而相互依存是主要的。封建政府经常的是扶持和依靠豪强地主，某些时候打击豪强，而在打击旧的豪强势力的同时，又在培养新的豪强势力，这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封建政府同豪强地主的矛盾，是中央集权同地方势力的矛盾。豪强地主在地方上形成过分的势力，大量隐瞒土地，荫庇户口，在经济上影响到封建政府的财政、税收，在政治上妨碍中央政令的推行，这样便同封建政府发生尖锐矛盾。封建政府打击豪强的目的，即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目的规定方法，方法贯彻目的。封建政府对付豪强的方法，通常不外乎三种。一种是清丈土地和检查户口，把豪强所隐匿的土地、人口争夺过来，置于封建政府的掌握之下。一种是杀戮一批阻格中央政令的奸恶豪猾，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种是大规模地迁徙豪强地主，这种迁徙豪强又往往和充实京师结合。如汉高祖刘邦徙天下豪富于关中，刘敬上言："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刘邦)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①值得注意的是"与利田、宅"一句。原来这些被迁徙的豪强在离开自己的乡里田舍以后，来到新的地方，仍可获得增殖田、宅的便利。明太祖朱元璋也效法刘邦这办法，几次迁徙天下富户于南京。他不仅把迁徙豪强与充实京师结合，而且把迁徙豪强与选拔官吏结合。他"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②这些富户到了南京，朱元璋按照花名册，以次召见，量才选用，许多人做了府州县官及中央高级官僚。可见，封建政府打击豪强的目的与作用，均在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

封建皇帝惩办贪污，是一项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要通过一大群的官吏去执行。因此，吏治问题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职能的发挥问题。惩治贪污，便是整顿吏治，以提高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

但是，封建皇帝惩办贪污，是没有什么大效果的，无足称道。因为贪官污吏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既然官吏掌握着压迫剥削人民的权力，就不能设想官吏不贪污。贪污实际是官吏剥削人民在另一种形式上的继续。贪污总是伴随着封建官吏的影子。封建皇帝惩办贪污，不但不能根绝贪污，甚至不能稍减贪污的盛行。历史上厉行禁止贪污的皇帝，可以说无出朱元璋之上者。朱元璋曾说他自己最为痛恨元末官吏"循私灭公"，希望他的官吏都能"急公"而不"务私"。为急地主阶级之"公"，加强"公室"，朱元璋曾以严刑峻法，种种酷刑，对付贪官污吏，如处以枭首、凌迟、剥皮之刑等，甚而剥皮实草，置于衙门公座之旁，以警戒官吏不要贪污。但其结果是，禁者自禁，犯者自犯。朱元璋说："诸衙门官到任，朕尝开谕，无作非为……去后曾有几人依朕所谕，到任之际，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①朱元璋开始曾想以杀戮的办法来解决贪污问题。他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②但杀戮征服不了贪官污吏，最后迫使朱元璋不得不收起刑具，自认失败。他说："设法防之，犯益众，推恕行之，或能感化"。临之以威不行，"感化"的办法更不灵。真正消灭贪官污吏，只有革命才能办到。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起义才能真正有效地打击贪官污吏。

(4)释放奴婢

新的统治者释放战争及灾荒期间的奴婢，过去多被"让步政策论"者作为"让步"措施宣传。其实，释放这类奴婢，在封建社会是毫不足怪的，根本扯不到什么"让步"上去。封建制度并不排斥奴隶制的残余形态。奴隶制的剥削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存在，社会上始终维持一定数量的奴隶供驱使，这是封建剥削阶级所需要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是依靠农民进行，而不是依靠奴隶进行，因而奴隶队伍的无限扩大，这并不是封建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在战争及灾荒年代，社会上奴隶的数量往往比平时骤然增加，很多农民因为被掠卖或自卖而沦为奴婢，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新的统治者在重建封建政权后，面对着社会经济残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为恢复生产，增加税收，因而下令释放这类奴婢，使之回到农业生产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新的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必要措施之一。新的统治者释放这类奴婢，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统一战争完成后，主要为适应战后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以解决劳力不足问题。如汉初刘邦在击败项羽之后，即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③明初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则命"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④另一种情形则是在统一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释放这类奴婢主要作为一种制胜对手、争取群众的政治手段。汉光武帝刘秀便是这样做的最突出的例子。刘秀称帝后十几年间，连续发布了六次释放奴婢的命令，这些命令的发布都与他的战争时间表紧密相配合。刘秀即位初年，因为主要是同赤眉农民军、铜马农民军余部及青、徐豪强割据者张步等作战，所以这期间所下的几次命令，便宣布释放王莽以来的官奴以及因饥饿而自卖的奴婢，并且特别提到释放青、徐地方的奴婢。如公元26年，刘秀"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⑤30年，刘秀"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31年，刘秀"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在这以后，刘秀则主要同益州、凉州的割据者公孙述、隗嚣作战，因而这期间释放奴婢，时间仅限于公孙述时以来，地点仅限于益、凉二州。如公元36年，刘秀"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37年，刘秀"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即公孙述时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託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38年，刘秀"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事实说明，刘秀上述释放奴婢的命令，主要是为他进行封建统一战争服务的。

统治者释放战争及灾荒期间的奴婢，在客观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战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这决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措施。

(5)减轻刑罚

"让步政策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以汉朝为例大作文章，宣扬汉朝实行"轻法"，"减轻了对农民的压榨"。实际上这主要是指汉朝对某些酷刑的废除。如刘邦初入关时宣布"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高后时废除夷三族之刑，汉文帝时废除肉刑，当黥者改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刖左右趾者笞五百，等等。

废除某些酷刑，决不等于实行"轻法"，更不等于减轻压榨。法的压迫性质主要取决于法律条文的内容，而不取决于刑罚的轻重。刑罚只是手段问题。如同样是处死刑，而处死的刑罚可以有绞、斩、凌迟等的不同，处死的手段不同，并不改变死刑的实质。法律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它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每个封建王朝的法律，总是适应着镇压农民的需要，在不断制订，不断补充。随着阶级矛盾的深化与阶级斗争的加剧，法律条文愈来愈繁，法纲愈来愈密。封建法律无时无刻不在充分体现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血腥专政。刘邦初入关时宣布"约法三章"，其目的不过在于争取人心，而真正在实际上统治广大人民，简单的"约法三章"是不够的。《汉书·刑法志》载："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攗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作九章律，使秦法基本上变成汉法。九章律不仅是秦法的继承，而且是秦法的扩大。九章律外，以后叔孙通又制订傍章十八篇，张汤制订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制订朝律六篇，合计汉律共为六十篇。六十篇汉律外，又有所谓"令"，如"令甲"、"令乙"、"令丙"等，内容都是皇帝的命令，效力在法律以上。律令以外，又有所谓"比"，如"决事比"、"死罪决事比"等，内容都是已行的判例和故事，也与法律有同等效力。西汉自武帝以后，律、令、比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如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①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②西汉末年时，牢狱遍天下，人民冤死者无计其数。《汉书·刑法志》说："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无数事实说明，西汉决没有实行什么"轻法"。

统治者的废除酷刑的令文，也是靠不住的。为了镇压的需要，统治者随时都可以拿出各种严刑苛罚来对付人民。刘邦虽曾宣布"除秦苛法"，实际对秦朝的苛法并无多大改变，如所谓"夷三族"、"具五刑"等，依旧实行。《汉书·刑法志》载："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高后虽曾明令废除夷三族之法，而夷三族之法事实上并未废除，汉文帝时君臣犹在争论要不要革除此法。汉文帝再一次颁令废除夷三族之法，而结果是"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终汉之世，夷三族之法也并不曾废除。汉文帝曾宣布废除肉刑，而东汉明帝、章帝的赎罪令中，于死罪之下又刖右趾。足见刖刑仍然存在。某些酷刑在纸上废除，并不等于即在实际上废除。

"让步政策论"宣扬什么?

"让步政策论"的反动性，集中到根本一点，就是宣扬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要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要承认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真正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要承认阶级分析的方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让步政策论"的反动论调，则是与这些基本观点根本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让步政策论"宣扬所谓"间接作用论"，用农民起义——让步政策——社会发展的公式，一笔勾销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把封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本身即是暴力。毛主席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列宁指出："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第85页)革命的作用，就是以暴力去摧毁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社会的实际变动，改造旧世界。农民起义的作用，就是以暴力扫荡地主阶级，推翻腐朽黑暗的旧王朝，打击封建统治。一切革命均是以暴力直接作用于旧社会、旧制度，从而排除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说农民起义只有通过地主阶级的政策才能起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实际便是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间接作用论"的实质，就在于篡改历史发展动力的概念，一方面否定农民起义的作用，一方面无限夸张地主阶级政策的作用，这样问题就变成为不是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决定历史的发展了。

我们从来并不否认统治阶级的政策的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对经济具有积极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写道："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着重点是原有的，下同——引者)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效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统治阶级的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都对经济发生一定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作用的好坏。判断统治阶级政策的作用的好坏，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促进生产力的。束缚生产力的政策，对经济起阻碍作用，促进生产力的政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道路，而统治阶级某些有利于生产的政策或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也是重要的积极的因素。我们承认统治阶级某些政策的积极作用，但反对夸张这些政策的作用，反对用这些政策的作用去掩盖农民起义的作用，否定农民起义的作用。

其二，"让步政策论"鼓吹所谓"接受教训论"，认为反动统治阶级从农民起义中受到教训，便能够节制其剥削贪欲，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反动统治阶级要不要总结经验教训?回答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总结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怎样运用经验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经常以前朝为鉴，总结统治的经验与教训。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其统治。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是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更加完善各种统治制度，不断地改变统治术，更加巧妙地向人民进攻。这便是封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的真实内容。至于说反动统治阶级会"接受教训"，做到自我控制，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只能是欺人之谈。这种观点，说到底，实际就是在宣传反动统治阶级能够"发善心"的谬论。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反动统治者对于人民是决不会真正"发善心"的。毛主席说过："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善心"确也有的，但那只是反动统治者口中的谎言。一部二十四史，不乏反动统治者要"发善心"的记录。而这种"发善心"，只能叫作伪善。伪善是反动统治者自我装点，粉饰其罪恶统治的需要。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说："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7页)反动统治阶级处在人民面前，是决不会放松其压迫和剥削的，剥削阶级的本质规定了这一点。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没有止境的，这里只有一个客观可能的界限，而没有什么反动统治者自我设置的界限。

其三，"让步政策论"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人民的目前利益一致的公式，歪曲封建统治政策的阶级面貌，宣扬阶级调和论。

"让步政策论"者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农田水利，减免田赋，打击豪强，惩办贪污，减轻刑罚等措施，看作"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在这个观点之下，他们对待问题的逻辑是：一方面，这些措施符合地主阶级长远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在当前也对人民有利。"一方面，另一方面"变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法，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人民的目前利益一致的观点，这是十足的阶级调和论。在政策问题上，对谁有利，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在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搞折衷主义。"让步政策论"者正是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政策上，玩弄折衷主义手法，模糊掩盖封建统治阶级政策的阶级性。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总爱扮演全社会代表的角色，把它一个阶级的私利，宣称为全社会的公利。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以"爱民"的姿态出现，经常把自己为巩固统治所需要的一切，给加上一层"为民"的贴金。特别是兴修水利、打击豪强、减免田赋等措施，更被他们当成是"为民"的"德政"。马克思主义认为，凡阶级对抗被掩盖着的地方，都应予以揭露。而"让步政策论"者则恰恰相反，正是利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措施，大肆宣扬什么"利益一致"，以抹煞阶级对立。

总括起来，"让步政策论"是否定农民起义的反动理论，是鼓吹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的反动理论，是贩卖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理论。

三十年以前，"让步政策论"开始出笼，首先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攻击农民起义的新武器。但在地主资产阶级还可以公开咒骂农民起义的时候，这种武器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解放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不能再赤裸裸地诋毁农民起义了，这时"让步政策论"的使用价值对他们便增大起来。"让步政策论"作为一种反动的修正主义理论，鼓吹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尤为适合资产阶级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因此，它更成为资产阶级制造复辟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样，"让步政策论"遂日渐盛行。"让步政策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始终反映着地主资产阶级敌视革命，反对革命的罪恶活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CR，打破了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让步政策论"也随着破产了。

我们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历史唯物论对历史唯心论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肃清"让步政策论"的余毒，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作毫不调和的斗争，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第1期)

注释：

①参看《资治通鉴》卷195，《唐会要》卷83，《旧唐书》卷82。

②郑樵：《通志·氏族序》。

③光绪《湖北通志》卷69，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④《湖广通志》卷120，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⑤黄淳耀《陶庵集》，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⑥《研堂见闻杂记》。

⑦光绪《庐陵县志》卷5，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⑧同治《永新县志》卷15，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⑨《蜀碧》卷4。

⑩乾隆《长治县志》。

⑪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36。

⑫《识小录》卷1。

⑬《平寇志》卷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⑭《史记·秦始皇本纪》。

⑮《资治通鉴》卷13。

⑯《史记·平准书》。

⑰《后汉书·光武纪》。

⑱⑲丁耀亢《出劫纪略》。

⑳中央档案馆藏《顺治史书》，转引自曹贵林《李岩述论》，见《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㉑中央档案馆藏《顺治史书》，转引自武汉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古代史稿》。

㉒藤谷古香：《轰天雷》第5回。

㉓《资治通鉴》卷11。

㉔《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锦衣卫陈大猷启本"。

㉕《世祖实录》卷109。

㉖《圣祖实录》卷3。

㉗《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篇》。

㉘《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篇》。

㉙《贞观政要》卷10《论行幸篇》。

㉚《贞观政要》卷1《论君道篇》。

㉛《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篇》。

㉜《资治通鉴》卷193。

㉝《资治通鉴》卷193。

㉞《资治通鉴》卷194。

㉟《资治通鉴》卷195。

㊱《资治通鉴》卷195。

㊲《资治通鉴》卷197。

㊳《资治通鉴》卷199。

㊴《明太祖实录》卷197。

㊵《明太祖实录》卷61。

㊶《史记·平准书》。

㊷《明史》卷78。

㊸《汉书·食货志》。

㊹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73。

㊺《资治通鉴》卷12。

㊻《明史》卷77。

㊼《大诰》，谕官无作非为第43。

㊽刘辰：《国初事迹》。

㊾《汉书·高帝纪》。

㊿《明太祖实录》卷73。

五十一《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皆同。

五十二《汉书·刑法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