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搞钱，客从何处来（1）

1948年，上海，国统区经济崩溃，邮政工人清点收入，赶紧换米。

1948年7月的一个下午，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县城东门外的石堡庄农场，来了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

来人自称叫谢石钧，是本家的内侄。

主人夫妻闻讯大喜，急忙出迎。

男主人叫阮曙曦，时任国民党江津县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会计科长。

江津县城图(乾隆《江津县志》)。

田粮处基本相当于现在的粮食局，按理说那时候是个“肥水衙门”，但阮曙曦却清正廉洁，不做昧心事。时值国统区经济崩溃，为养活一大家子，他办了个农场，种植柑橘。江津是“柑橘之乡”，历史悠久，至今仍然有名。

阮曙曦的妻子谢君素是谢石钧的远房姑母，姑侄年龄差不多，还曾是德阳县立高小(今德阳一小)的同学，原来两家就多有走动，感情很好。

说起谢石钧，谢君素赞不绝口。

谢石钧本名谢长琮，大地主家庭出身，又是家里老大，却毫无纨绔骄纵气，从小学习用功，一路考到成都资属联合县立旅省中学。

民国时代的江津县立中学(聂荣臻母校)。

正待深造，以他的成绩，将来上大学，没跑!

结果生母被父亲迫害致死，父亲和继母从经济上封锁，迫使他中途辍学。父亲谢明章又是乡里著名的“乡贤”，黑白通吃，无恶不作。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谢石钧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出走成都，靠着外祖父家的小生意，以及打零工来谋生，同时积极求学，考取了四川省立师范学校。

1945年底，重庆小巷中的行人。

放弃即将到手的高中文凭，重新读师范，说到底就是因为师范是官费，读书不要钱，生活费基本包住了，没什么后顾之忧。

川师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不少师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先后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谢石钧入学后，不仅用功苦读，勤奋好学，而且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和革命书籍。时值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谢石钧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再也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霸”，读书为了救国，谁抗日，谁救国，我就跟谁走!

七七事变后，谢石钧离开学校，远赴延安，参加抗日。

重庆街头的小商店。

原本计划学习结束就上前线的，但天不遂人愿，患上了肺病。延安缺医少药，治不了，组织上安排谢石钧到西安治疗。病愈后，组织上决定他回川工作。

从这段史料来看，谢石钧很可能是得了肺结核。

今天来看，肺结核不是啥大问题，成功治疗率多年保持在90%以上。但在解放前，肺结核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极高，有“十病九痨”之说，曾长期位列死亡病因之首，被称为“社会病”。

旧中国百弊丛生，必须推倒重来，即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

重庆小舢板

要砸碎旧世界，又谈何容易?

革命到了延安，被病退回家，有的人就半途而废，告别革命了。但谢石钧回到成都，却继续找党，积极要求为党工作。1938年4月，谢石钧光荣入党。

此后，谢石钧搞过学运、工运，负责过农村建党工作，当过县委书记，处处是把好手。

1942年初，《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找到谢长琮，说组织上希望你改行，去当老板，办工厂。当时，国民党反对派为迫使《新华日报》停刊，用尽了各种龌龊办法，实在没招了，就封锁“白报纸”，即用于印刷报纸的专用纸张。

一户重庆人家。

选址确定后，谢石钧先做周边工作，广泛结交各种社会人士，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为此参加了“哥老会”。有这道“护身符”，袍哥大爷、乡保长，黑白两道都跟他称兄道弟，原材料运进来，成品运出去的问题，就解决。

至于跟工人打交道，谢石钧的办法，就是跟大家打成一片，简单说把人当人看!

不管是工人，还是挑夫，从不亏待，合理付酬，工余时间还教工人学文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大家的积极性高涨。即使冰天雪地，工人们仍赤手光脚踩料，使纸厂坚持生产，保证了《新华日报》纸张的供应，而且质量高，销路广，反过来还能贴补党的工作，解决一部分经费。

黄包车拉来一麻袋钱。

对此，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中兴纸厂就好比我们前线作战的一个兵工厂。”

解放战争爆发前后，根据形势发展，谢石钧继续为党工作。

1948年7月，谢石钧被派往江津，负责川东特委财经小组的迁址重建工作。

党组织交给他的新任务是在这里搞个“点”，负责交通联络，为组织搞经费，还要做统战工作。

对于这些，阮曙曦和谢君素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谢石钧曾赴延安读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革命，从此就失去联系。十多年音讯全无，今天突然来访，多少有点让人感到诧异。

抛锚的公共汽车。

但谢石钧的人品靠得住，何况谊属内戚，人家多年未见，如今来投，岂能不热情接待?

三人相谈甚欢，说到过去，谢石钧只说当年去了延安，身体不好，得了重病，很快就回川，各地做点小生意，艰难谋生。

显然谢石钧有所保留，阮曙曦也不便问深了，毕竟白色恐怖之下，语稍有不慎，即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这样，大家互有默契，第一次见面，相当愉快。

女职员和一堆钱。

对于谢石钧来说，收获满满，姑丈虽是县政府的人，与国民党各派上层人物有往有来，但对形势还是有一定清醒认识的，对国民党不满。

此后，谢石钧又多次来访，双方就开始往深里说了，还见到了阮曙曦的弟弟阮曙东。

阮曙曦原来在上海读大学，因为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和营救被捕同学，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遭到勒令退学，回了家，跟兄嫂住在一起，经常发泄对国民党的忿恨，对我党却不吝美言，政治倾向相当有意思。

特别是在知道了谢石钧曾经到过“革命圣地”延安后，阮曙东激动不已，直言不讳地说：“你能找到共产党吗?我在上海没找到，现在回到四川，不管怎样，都要找到共产党，我要为共产党工作，生生死死也愿意!”

等待返乡的难民。

在阮家，谢石钧还见到了阮曙曦的几个朋友，他们有县政府的公务员，有律师，有银行经理，这些人都对国民党表示不满，对我党充满期待。

当时的形势，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搞得经济崩溃，天怒人怨，四川征兵征粮任务畸重，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群众苦不堪言。即便是原来支持国民党的，特别是军公教人员，也因为法币贬值，金圆券形同废纸，怨声载道，几乎是毫不遮掩的态度了。

阮曙曦和他在县政府的朋友，更是吐槽不断。

男职员和更多的钱。

1942年，江津县级财政年度决算收支为757万元，至1945年上升为8742万元，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打内战，不仅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而同时造成地方财政收不敷出。1946年，县地方财政收支相抵亏空1.67亿元，1947年亏空增至15.25亿元。

县里没钱，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增加税收及附加，以达到地方财政的平衡。

苛捐杂税齐上阵，搞得农民、小市民破产不说，地主和工商业者，也活不下去了，有些人甚至公开讲：“与其被国民党祸害死，不如等共产党来解放!”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倒行逆施之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重庆街景。

由此可见，阮曙曦和他的亲朋，倾向革命，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有了这些关系，川东特委财经小组到江津县城来，有较好的条件。

不过，组织上觉得，还是要慎重，先把根扎下来。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要稳住，越要把根扎得更深。

谢石钧来了几次之后，告辞去了重庆，说那边还有“生意”要照料。

几天后，谢石钧的妹妹谢爱芳也来到阮家。

谢爱芳平时跟谢君素走动较多，这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正在重庆读中学，来的时候还带了位同学，叫陈新太。

坐滑竿的“体面人”。

一进来，谢爱芳突然大哭起来，扑倒谢君素的怀里，说：“姑站，我在重庆已不能立足了，我亲眼看见很多同学被特务蒙着嘴，捆上汽车拉到青木关外去暗杀了!”

陈新太也跟着哭，谢君素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虽然是家庭妇女，也知道这些读书的娃娃，有什么大“罪过”，特务怎么能说杀就杀，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人性?

二话不说，谢君素做主，让她们住下。她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跟阮家的两个小孩很合得来，辅导功课，帮着做家务，还教孩子们唱“新歌”，一首又一首。这些歌不但曲调轻快，而且此意也好，朗朗上口，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谢君素、阮曙曦有时也跟着唱。

等待返乡的“下江人”。

“山那边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给你做牛羊……”

这歌一唱，困坐家中的阮曙东，也出来了，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跟着大家唱。

这时候，阮曙曦心里已经很明白，谢家兄妹的来访，不那么简单，他们背后看来有高人!

阮曙曦觉得，这也没什么可怕的，虽然在江津，我有官身，是有地位的小地主，只要我本人未参加共产党，共产党还能硬把我拉过去，国民党也找不出我什么麻烦，泰然处之，处变不惊，就好了。

倒卖美军剩余物资的街头小贩。

从此，不但谢家兄妹来阮家借住，他们的同学、朋友，不少也来借住。有时候在这里开会，当然表面上是打麻将，或者帮着采摘柑橘，阮曙曦既不干涉，也不瞎凑热闹，反而替大家在门外警戒。慢慢地，阮曙曦与这些客人成了朋友，他们也不拿阮曙曦当外人，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这其中有位叫李培根的先生，来得最多最勤。

熟人好说话，李先生和阮曙曦无话不谈，他时常给阮曙曦讲党的政策，尤其是“约法八章”和“两个分开”。即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将反动地主同一般地主分开，反动政府官僚与一般成员分开的我党政策。

中央大学校园。

话是开心锁，结合案例讲政策，李培根说得头头是道，使阮曙曦几年来的苦闷、彷徨，一下子云开雾散，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和应走的道路。原来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跟国民党多年宣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阮曙曦感到李培根有水平，一定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于是他多次提出，要求入党，积极为党做事的意思。

这里多说一嘴，这位李培根同志可不简单，他曾是“江姐(江竹筠烈士)”的老领导，更是江姐的入党批准人和入党宣誓见证人。

重庆外城一角。

李培根告诉阮曙曦：“你已替党作了很多事，我们未把你当外人看待，你现在不参加，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又何必急于入党呢?”

此时，阮曙曦还不知道，他的弟弟阮曙东已经秘密入党。兄弟俩，一明一暗，各自为党，为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1948年12月，谢石钧回来了，再访阮宅。

这次就不必遮遮掩掩，欲言又止了。

忠孝门外的卫兵。

谢石钧告诉阮曙曦：“姑爹，我们的人在你家中住多了不便，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打算在城里开个铺子，既便于隐蔽人员，又可获得活动经费。

但我们现在仅有二两黄金，显然资金不足，希望你能帮助。

同时还需要你来作经理，开什么样的铺子，就由你来计划好了，怎么样?”

拥挤的公交汽车。

又：隐蔽战线的地下斗争，不但有“热闹”，更有“门道”。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对“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想必不陌生吧?

但问题是黎明前的黑暗之下，你如何才能隐藏自己，在群众中站稳脚步，做到隐蔽而不忘使命，同流而不合污呢?地下党员如何借助合法的身份隐藏下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和感化周围的人，主动与人交往，结交朋友，获取别人的信任，又决不暴露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无形中用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影响群众，引导他人呢?

这个系列，就要讲解这个过程与其中的门道。

地下斗争需要经费，我这个研究基层革命史，默默无闻，毫无商业价值，“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自媒体人，要想把这件事做下去，也需要资金支持，所以大家想往下看，就拜托多多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毕竟别的不说，购买资料，就需要大家多帮衬。

好了，第一篇，算试试水，下面写下去，写多少，既看我搜集材料，也看大家的支持力度了。

10月21日23：58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