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品以上皆浑蛋”

按：此文节选自羽戈《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最后一章第七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王照，托人给时任京城左营游击的哥哥王燮带去一封密信，“以大乱在即，请早托病去职。”可惜语焉不详，不知大乱所指。若谓己亥建储，还处于山雨欲来的酝酿阶段;至于义和团，则在华北小打小闹，未成气候。是以王照此言，如今来看简直未卜先知，当时则有妖言惑众之嫌，王燮不以为然，实属正常反应。等到来年，义和团进京，王燮的顶头上司辅国公载澜不仅系其信徒，还是向导——柴萼(柴小梵)《庚辛纪事》云：“……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他也跟风立坛，拉王燮入团。王燮不从，找官居侍郎的堂舅华金寿商量行藏，准备告病退职。华金寿勃然大怒，痛斥道：“你曾祖刚节公被洋人打死，今国仇家仇一齐报复，你反而出此泄气的话，天良何在?”刚节公者，即王燮和王照的曾祖父、抗英名将王锡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寿春镇总兵，与英军血战于定海，被乱刀砍死，谥刚节。当华金寿拉出王锡朋的牌位，王燮不敢反驳，回去之后，遣散家人，只身待命，不出数日，被义和团当作私通洋人的奸细而杀害。另有一说，《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是王燮的外孙，他认为外公死于八国联军刀下，下葬之时，连头都没有，只好做了个铜头，以充全尸。

王燮之死，华金寿显然脱不了干系。他若能明辨时势，不以大义责人，同意王燮辞职，也许悲剧将会改写。说起华金寿这个人，极端守旧、排外，与刚毅、徐桐等本是一丘之貉。其时他被任命为福建乡试正考官，以侍郎而主考，甚是稀奇，背后用意，则在“衔命宣传大计，一路劝化鲁、苏、浙、闽四省督抚也”——所谓衔命，指朝廷有意驱使义和团与列强开战。对此任命，其子华学涑大喜道：“父亲借此逃难，好极了。天津、北京不久必失，不能走者苦矣。”华金寿则骂道：“你小孩子懂什么，天道六十年一变，今灭洋之期已近，我岂逃哉。”华学涑道：“无怪乎人说三品以上皆浑蛋也。”

为什么说三品以上呢，这应源自三品大员之说：古代中国，官至三品，可称大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1896年6月15日)，“都门作客，忽值端阳”，谭嗣同给同乡好友刘善涵写信，谈及现状：“……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天命如此，夫复何言!”他对庙堂人才的评判，亦以三品为界。“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一言，则发“三品以上皆浑蛋”之先声。

“三品以上皆浑蛋”的故事，出自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读之有拍案惊奇之感。后来纪果庵读到此节，亦云“以子詈父为浑蛋，大奇”。随之谈起北地风俗，以为注脚：“北俗骂人喜用浑蛋，官场尤甚。忆某笔记记某公宣统间为奉天监司，名其科长曰‘大浑蛋二浑蛋’，一日客至，欲为雀战而鼎足阙一，乃以电话召其科长曰：‘叫大浑蛋来。’斯更浑蛋之异闻也。”

哪怕浑蛋是日常用语，儿子这么说老子，未免耸人听闻，何况华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不过这里当反过来看，可见华学涑对官场观感之劣，对父辈怨愤之深，以致口不择言，言为心声。彼时朝政，为守旧派所把持，守旧派则多老朽，如八十岁的徐桐、七十一岁的崇绮、六十三岁的刚毅、六十一岁的启秀等，被誉为“直隶京官领袖”的华金寿正是其中一员干将。这帮人不但老迈，而且昏聩，不但愚蠢，而且自负，不但自以为是，而且盲目乐观。譬如华金寿声称“今灭洋之期已近”;骆成骧任贵州主考，向老师启秀辞行，启秀道：“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纪果庵用“不晓事”三字来评价，可视为浑蛋的委婉说法。

我曾引用“三品以上皆浑蛋”一语及其典故。有人问：什么是浑蛋?我答：愚人。他质疑道：既然能爬到三品以上，说明都是人精，怎么可能愚蠢呢?这个问题，首先关乎何谓愚蠢。如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所云，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智商与愚蠢并不必然相通，有些人智商高，却可能是蠢人，有些人智商不高，却可能不是蠢人。要言之，愚蠢与否，考量的是常识、逻辑、视野、是非观、善恶感与反省能力，具备这些元素，未必需要超群的智商;相反，绝顶聪明之人而缺乏常识、不分善恶、混淆是非，比比皆是。

庚子年前后，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如是否相信他们的神术，是否指望他们来扶清灭洋，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蠢人。刚毅出身刑部，断案无数，徐桐、启秀、华金寿等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崇绮还中过状元，论智商，恐怕没有一个会低于常人，然而他们偏偏蒙蔽于义和团的鬼把戏，闻风响应，摇旗呐喊，这便是典型的愚蠢。

相比他们的愚蠢，有待琢磨的是他们何以如此愚蠢。这里且说一个案例，主角是刚毅、徐桐的同志李秉衡。李秉衡任山东巡抚，只用幕友两人，足资办公而已，仆从三人，足供使令而已。廉洁自持之外，他还以公忠体国著称，被誉为“东抚谋国，椎心呕血，自是当今纯臣第一”。不过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则与华金寿一样极端守旧、排外，仇视洋人，反对洋务，深信义和团的神异与忠义等。关于他在庚子国变期间的表现，兹录一节读书札记：

李秉衡一贯排外，仇视洋人与洋教，曾大大得罪德国，遭到严重抗议，山东巡抚干不下去，四川总督亦未履任。他是义和团最早一批支持者，大名鼎鼎的毓贤(继李秉衡任山东巡抚)只能排在他身后。庚子年间，他奉命整饬长江水师，本已参与东南互保，后又募师北上入卫。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七月初一日，李督师(李秉衡)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慢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迨入朝，徐相(徐桐)首迎之，大声曰：‘鉴翁，盖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刚毅)，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军全军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师至，将溃，督师吞金自尽。”按李秉衡的本心，应当倾向与列强开战，对朱祖谋等人出尔反尔，倒也不该苛责。不过这背后还有一点转折。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李秉衡奉旨统军之后，曾连夜拜见荣禄，屏退侍从，坦露心声：“洋兵如此厉害，战事那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招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荣禄愕然道：“君早间请训，吾辈一同入见，君谓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必有把握，颇动两宫之听，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李秉衡默然，匆匆辞去。“讵甫至杨村，所带部曲半已哗溃，督部亦遂吞金自尽。”这两条史料，则使李秉衡所遗留的守旧、排外形象有些动摇。若说他愚蠢，他却不像刚毅、徐桐那样，以为凭借义和团的力量足以灭洋，而深知“洋兵如此厉害，战事那有把握”，进而提议请李鸿章出山善后;若说他不愚蠢，他何以明知此战必败，却对慈禧说“战事必有把握”，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把大清引向绝路呢，“始以大言欺世，继以一死塞责，毕命疆场，诚得所矣，而君子不取焉。”止庵《神奇的现实》论李秉衡，称其为毓贤与裕禄的混合体，集前者之愚昧无知、后者之逢迎投机于一身，“但拼一死”以成就自己的气节与人格，而不惜牺牲国家、百姓。这实在是一位貌似爱国、实则误国的典型。

王懿荣致张之洞信，对李秉衡有一考语：“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三且不看京报”。这三点，尤其第三点，大抵可以解释其愚蠢之由来，此即我屡屡强调的“甘于愚蠢”。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犹可宽恕;当一个人明明有机会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不可谅解。更可怕的是，李秉衡之流绝不认为自己愚蠢，反而觉得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加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道德感，好似春药一般，必将强化其胸中的成见和执念。这些人当政而误国，远甚于他们所鄙弃的奸臣、小人。是谓“君子误国，甚于小人”，又云“天下事皆误于此等正人”。

说罢愚蠢，再说制度，两者合力，才能成就“三品以上皆浑蛋”的历史奇观。华金寿们所处的政治语境，属于皇权专制，彼时已经步入末期，专制主义的所有优点被无限压缩，所有缺陷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对于人才，表现为吸纳庸才，过滤英才。欲爬到三品以上，相比才干，更依赖血缘、族裔、派系、运气等。做官不是比聪明，而是比傻(当然比傻不是真傻，其要义在于装傻，装傻不仅考验智商，更考验情商)，官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欲求无过，只能无为，少说话，以防说错话，不做事，以求不出事。其代表，如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向门生传授其位极人臣、身名俱泰的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并告诫即将担任御史的门生：“毋多言，毋豪意兴!”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其实曹振镛比华金寿等人，更适用“三品以上皆浑蛋”之说，他不仅自己浑蛋，还教唆门生当浑蛋。

晚清政治，另有一大特色：满人做官，较汉人大为便宜。这一来基于执政者的种族，满人呱呱落地，嘴里便含了金钥匙，他们的仕途，无论起跑还是冲刺，都占尽先机;二来满人更流行买官，王照说，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买主多是旗员，汉大员不屑钻狗洞者十之九。”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晚清会流行“三品以上皆浑蛋”。是时，八旗子弟尽成纨绔，遍地阿斗，由他们出任高官，必定增加庙堂之上的浑蛋指数。这一点，一些清醒的满人并不否认，反而痛心疾首。肃顺那句名言，我们不必再引了，且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被授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觐见之时，光绪帝告诉他：“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这话出自皇帝之口，何其具有说服力。

可惜，有此觉悟的两位满人，先后折在慈禧手上，一个被处斩，一个被架空，大清的国柄，落入一帮浑蛋股掌，不亡何待。正如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结尾所感叹的那样：“清末王公大臣概皆麻木不仁，识见迂谬，一切用假面具以欺饰天下耳目。天理灭绝，虽不遇国民革命，亦无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