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战后第四大党为何走向沉寂？

编者按

日本曾被视为共产主义在东亚最有希望生长的社会之一。工业化较早，产业工人规模不断扩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度很高，农村又长期存在租佃矛盾。按照经典革命理论中的许多判断，这些条件似乎都指向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共产党依旧处在政治边缘。

斯卡拉皮诺由此把视线转向日本自身的现代化经验。明治以来形成的国家权威、天皇制、家族与等级秩序，为社会整合提供了相当稳定的基础;日本又没有经历殖民统治，民族主义长期掌握在既有政治精英手中。战后虽然一度出现权威松动和左翼扩张的机会，经济高速增长、土地改革和社会结构变化很快改变了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日共在统一战线、劳工政策以及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上，也不断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这篇终章写于冷战时期，作者对共产主义、现代化和“先进社会”的一些判断带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其中若干结论今天已经需要重新讨论。但它留下了一个仍然有价值的观察角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共产党的经历也提供了一份关于左翼本土化的历史材料。理论资源可以来自国外，革命经验也可以跨国传播，但政治路线最终仍要进入具体社会，接受当地制度、利益结构和群众经验的检验。
 

桀骜的赤旗：1920—1966年间的日本共产党

第八章 前景与问题

第一节 日本共产主义的"先天条件"

日本共产党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亚洲最早成立的共产党之一，它所处的日本条件，在许多方面似乎都预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诚然，一个认真对待其信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有理由相信日本共产主义可为亚洲所有其他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确立基调。至1920年，日本已可视为一个工业国——制造业、采矿业及相关领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超过农业。显然，工业化将继续加速，庞大的城市群中即将涌现出数百万新工人，成为可供党汲取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其他方面，日本社会也为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发展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例如，民族国家构建的最关键阶段在十九世纪末业已完成;到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大众识字水平已然就绪。因此，这个早已拥有高度同质文化的人民，如今已具备现代的政治框架、提升了政治觉悟，以及表达这种觉悟的手段。

若以阶级分析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倚重的方法——审视其潜在可能性，日本社会似乎再次为共产党的壮大提供了多重机遇。在"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兴起之前，日本知识分子堪称党的领导层的绝佳人选。与某些新兴社会不同，日本拥有卓越的知识分子传统和规模可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况且，日本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威望，尤其当他恪守自身被指定的功能时。进入近代，这一功能发生了政治转化——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与政治进程中的积极参与渐趋分离。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柄宏大的社会批评利器。它也易于为日本知识分子所掌握，这一方面缘于其本质上的简明性，另一方面则因德国思想在其所受训练中占据着极为广泛的地位。事实上，日本文化——乃至日语本身——都含有大量与德国思想及其表达方式高度相容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近代德国对日本知识界冲击的一个分支。这一冲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在于德日两国现代化时机的相近，也在于两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在特性上的相似。

我们业已扼要提及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的其他缘由。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他对新信仰的需求——一种能将"真理"与"科学"融为一体、能将他与普遍潮流相连接，从而消解其深切的智识孤立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乐观的哲学，向其信徒承诺：一切社会终将沿同一条道路前行，并抵达同一崇高目标——人类的博爱。对于那些对西方议会主义感到幻灭的人(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很早就已如此)，共产主义便是新的民主，凭借它，科学与信仰、个别与普遍得以统一。基于同样的理由，它又是一种极具前景的方法论——一种既可自称科学、又不舍弃价值的分析模式。它为一切社会现象提供了一套简约的概念框架。

如果说日本知识分子在获得“无产阶级觉悟”之后，堪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之才，那么群众又从何而来?表面看来，这似乎不构成严重障碍。难道不能巧妙地从社会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两方面将他们吸纳进来吗?日本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可以在此争取一个尚属原始的、第一代由农民转变而来的产业劳工阶级。这一阶级人数增长迅速，且正经历着众多催生激进运动的焦虑与挫折。然而，这大多并非一个浑浑噩噩、蒙昧无知的流氓无产者阶级。新兴的日本工人阶级受过初等教育，因而能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触及;他们也尚未贫困到仅能关注温饱的地步。他们对“进步”怀有兴趣，并且确有能力企及。在这些及其他方面，这一工人阶级表面看来拥有巨大的被领导与被组织的潜力，足以置于先锋队精英的统率之下。

农民也远不像日本周边大多数亚洲社会那样“落后”。得益于明治政府率先推行的大规模识字计划，他至少处于半识字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他居住地离城市中心颇近，足以强烈感受到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以全职或兼职方式参与城市生活，并将自身经验带回日本农村腹地。租佃问题——这一革命抗议的持久源泉——是个严重问题：可耕地中逾百分之五十由佃农耕种，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为纯佃农或半佃农。难道不能将这种政治能力与社会经济怨愤结合起来加以利用吗?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看似有利的条件，共产主义并未在日本繁荣起来。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与一切复杂社会现象一样，这里涉及众多因素。日本现代化的时机与方法——这两个紧密关联的要素——对于解释共产党为何软弱，至关重要。日本现代化实验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俄国革命时，已演进至相当发达阶段。这一特定的时机，造就了一种步调、一种态度和一套方法——这些在后来才着手现代化的社会中，一般难以获得，至少难以确立。

日本人当时可资借鉴的基本模式只有一个，即作为先驱的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这一模式提供了什么?它集中运用一切神话、象征与制度来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使之能将人民动员起来投入近乎无限多样的目标;逐步发展代议制机构，作为权力合法化以及为政治力量提供群众基础的主要手段;支持经济现代化——国家为私人企业家提供重要援助，但一般将自身的直接经营角色限定于私人手段无法有效、充分运作的经济部门。

这一模式既有某些与日本传统和能力相契合或可加以改造之处，亦有其他重大的歧异所在。无论如何，日本现代化的特性，只能通过一个将早期西方经验与本土价值—制度体系相融合的综合过程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一过程由一个在某些方面同传统秩序联系紧密的现代化寡头集团主导。明治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进步派"——他们以非凡的专注投入民族国家构建与经济现代化，且毫不迟疑地借用一切与之相宜的方法与技术，无论其与当时的通行做法多么迥异。然而与此同时，明治政治精英大多出身传统统治阶级，并相当深入地共享着这一阶级的价值观。他们对传统的疏离，尚未达到想要彻底摧毁这个社会的地步。恰恰相反，在经历了一段初期的犹疑与相当激进的实验之后，明治领导层越来越倚重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本土资源——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制度——以求快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一来，他们将革命所固有的浪费与破坏降到最低，同时也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包含大量传统成分的社会经济秩序。

可以公允地说，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个开明却日益保守的精英群体主持推进的，他们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过去来构建未来。如同伯克(Burke)一样，这些人不希望看到自身社会的文化传统在某种革命洪流中被一扫而空。因此，现代日本同过去之间保持着强而有力的联系，其中一些联系为共产主义运动设置了令人生畏的障碍。新儒家主义被提升至民族国家层面，通过普及义务教育灌输于民众之中，为国民提供了一套比多数社会——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都更为普及、更令人满足的思想体系。民族主义以天皇为化身，天皇制成为一块强大的磁石，吸附着民众的效忠。传统的家族制度受到国家保护，并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被强化。社会关系在根本上普遍的等级特性，并未受到持续的攻击。那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区分虽已不再受法律的充分保护，却依旧是日本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既得到新体系的支撑，也得到旧的价值—制度体系的支撑。同样，作为一切日本组织基本性质之基础的小群体——那种"领袖—追随者"式的核心——既与纯粹的个体主义相对立，也与真正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相对立，并且同样未受变革的影响。

我们须谨慎，不应暗示传统本身构成了日本共产主义面前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其他地区的证据表明，共产主义往往能比西方自由主义更有效地利用传统。对第一代革命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做法作出最终评判，无疑为时尚早;但任何训练有素的观察者，都不得不对传统——无论是思想上的、风格上的还是政策上的——在中共行动中渗透的广泛程度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当代中国有什么新的、革命性的主要成分，那么同样也有大量反映着过去的东西——儒家时代的、帝制时代的，乃至义和团时代的。因此，在比较现代日本与中国这类社会的政治经验时，我们或许应少强调传统的作用，而更多地重视政治精英的特质。

几乎无可置疑的是，日本政治精英的核心，是一个逃过了殖民主义的社会中"独立发展"过程的产物。与大多数亚非国家不同，日本既未遭受过外族统治，亦未经历漫长的、准殖民地式的软弱与分裂时期——如中国之情形。殖民主义的缺席，加之现代化在若干核心方面的相对成功，连同日本汇入世界潮流的特定时机及其传统独一无二的特性，共同塑造了现代社会政治精英的性格，以及他们迅速实现自身合法化的能力。与大多数亚非欧社会不同，普通日本公民并不感到与自己的政府处于疏离状态;与此同时，那种激进的、真正平等意义上的群众动员也被排除在外。一切组织与决策，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皆围绕着小型的领袖—追随者团体运转，必要时辅以一套繁复的联合会体系。如果说这反映了强大的前现代或早期现代因素，那么它也同时象征了一种日本式多元主义的高度持续存在。因此，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或政党的最关键成分，皆处于日本社会—政治能力的范围之外。

以上便是阻碍共产党在战前日本取得成功的若干关键因素。本质上，如我们所見，这些因素与日本同西方世界相遇的经历密切相关，而这一经历本身既受偶然性左右，也受日本社会内在能力的制约。归根结底，日本共产党人无缘夺取开创现代化进程的荣耀——他们来得太晚了。他们亦未能找到有效的问题焦点或组织手段，以便在现代化运动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其据为己有;无论统治精英犯过何等错误、显得多么笨拙，其相对的经济与政治成就都持续地挫败着共产党人。许多新兴社会中可供共产党人利用的主要抗议源泉——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存在、经济停滞，或盲目反动而腐败的政治精英统治——在日本均不存在。事实上，日本共产党人反而不得不与民族主义作战，因为培育民族主义的主动权掌握在对手手中，而它的首要象征便是天皇制。在1945年以前的岁月里，关键性的议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而非屈从于某一外国强权的威胁。人们亦无法将日本的政治精英归入盲目反动派或彻底腐败之列。

再强调一次，殖民主义遗产的缺失至关重要。殖民主义往往将传统的、甚至现代—温和的精英阶层摧毁或分裂至无法修复的地步，而这些精英本可在民族国家构建与经济建设的初期任务中有所作为。除菲律宾等少数例外——以及若干保留本土君主的案例——殖民主义常常造就了第一代革命精英：他们高度意识形态化、高度政治化，在风格与感召力上往往魅力非凡。然而，日本的政治精英却须另作描述：强烈地民族主义，同时又保守、老练、务实，并具备相当的技术能力。而且，他们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团体精神——以与另一个保守、等级社会——英国——的精英相同的效率与责任感尽职服务。与一切发展中社会一样，腐败在日本政治中起着相当作用，但它从未大到足以威胁政治与经济运作效率的地步。同样，也不能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尽管危机反复出现、发展并不平衡。在这方面，日本与法国、意大利等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曾因重大障碍阻碍了经济—政治发展，使那些本已习惯于进步的民族被长期的不发展所挫败。总之，日本的产业革命不同于法国，从未被冻结过;走向政治统一与群众效忠的进军，也从未在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面前——如长久存在于意大利的那种——停顿下来。

如果说议题的匮乏构成了共产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组织问题则在双重意义上同样令人生畏。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与近代日本一切政治运动一样，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如何打破日本式组织的小群体特性，从而缔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不断遭受着日本国内唯一拥有重大权力的组织——国家政府——的持续压制。一个运转高效的警察国家的效率——尽管其中亦不乏若干自由主义成分——在战前日本对共产党人的镇压中彰显无遗。
 

第二节 战后的新机遇与持续受挫

到了战后，日本共产主义迎来了若干新的机遇。军事上的战败，以及那股朝向平等主义、竞争与无约束政治自由的美国革命浪潮，使传统秩序遭受了一次深刻震荡。自明治初年以来，国家的正当性第一次受到广泛质疑。就连天皇制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最根本的民众信念被动摇，气氛极有利于革命学说的发展。学生与知识分子圈子受影响尤深。他们之所以深受触动，部分在于共产党人当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而其他所有人都"错"了;共产党人是"纯洁"的，其他人皆"不纯洁"。还有谁曾如此激烈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如此准确地预见了它的命运?还有谁曾在多数自由主义者噤若寒蝉的年代，敢于批评一切陈旧传统的制度，包括天皇制?一些知识分子投向共产主义，是出于内疚情结;另一些则因相信自己找到了真理;还有一些人则因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未来的政治潮流。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社会此时孕育出了一个无根而躁动的一代青年，他们对自身的价值观、角色乃至身份都毫无把握。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日本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怀有那种通常归诸法国知识分子的疏离感。他因感到社会对自己认可不足而沮丧，又深受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傲慢这两种冲突暗流的支配，于是常以全盘攻击自己的社会作为宣泄之道。进行这种攻击时，运用意识形态工具是顺理成章的——他在虚无主义的悲观与宇宙规模的乌托邦主义之间交替摇摆。这种强烈的反民族倾向，与共产党当时的立场恰好一致。因为在所有政治团体中，唯有共产党一贯在日本政治文化之外运作——唯有他们缺乏一种日本身份。

对共产党人而言，劳工同样代表着一个潜在而丰富的支持源泉。在美国占领所推动的日本利益集团根本重组中，工会主义受到特别强调。有组织的劳工如凤凰一般从战争与战败的灰烬中升起，并被盟军最高统帅部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推向前进。日本劳工运动在其自身社会传统中毫无合法性根基，又诞生于一个革命的年代，自然带有强烈的战斗性政治色彩。盟军最高统帅部推进劳工运动的迅疾速度，以及其处置与旧秩序相关联的劳工领袖时颇为粗暴的手法，均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这一倾向。不可否认，由于美苏战时同盟的余温尚存，加之压倒性的关切在于摧毁法西斯—军国主义威胁，左翼在当时某些美国人心中确实享有一定声望。

投降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日本共产党人还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农民能被动员起来吗?那千千万万出身贫苦佃农家庭、曾那样忠心为天皇而战的农家子弟，能被招募进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事业中去吗?到1945年，他们已积累了广泛的组织经验——而且是在一个群众组织，即军队之中。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大多意气消沉，为根本价值观所困扰，并忧虑着自己的经济前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人获得了合法地位，从监狱、流放或秘密地下的漫长黑夜中走了出来。高层共产党人迅速取得了一些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圈子和劳工运动之中。在这一时刻，日本共产主义似乎正在演变为一种更为古典形态的激进力量——一种建基于城市阶级、以真正产业无产阶级为群众基础的力量。这一时期的顶峰出现在1947至1949年间：对共产党人而言，第一次重大危机伴随“二·一”罢工的流产而来，而最后一次巨大胜利则随1949年引人注目的选举收获而至。共产党人希望，过去几年的成果预示着又一次更为瞩目的跃升。然而无论前景如何，1949年选举后的大约十五年间，对共产党人来说代表了一段持续的挫折时期。为什么?
 

第三节 知识分子、劳工与农民

要恰当地探究共产党的弱点，可以先从共产党人试图争取的各社会经济群体中最广泛的趋势入手。当然，日本学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倾心于马克思主义——或至少倾心于仪式化的"左翼"政治反应——的倾向依然强劲。在相当大程度上，日本知识分子继续与自己的社会——或至少与自己的政府——处于疏离状态。至少在较年长的一代中，自卑感依然根深蒂固，与官员和政治领导人的世界之间隔着一道疏远的鸿沟。多数知识分子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亚文化圈内，与环绕他们的其他亚文化圈大体分隔开来。反过来，他们的亚文化圈已让他们习惯于一套政治风格和一系列政治联系——这些习惯行之已久，对心理安全又是如此必要，因此对年长的一代来说，任何根本性的改变都不太可能。任何重大改变都意味着紧密的群体关系被毁坏，也就意味着个体身份的丧失。这就好比让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菲律宾人改宗到天主教的吕宋文化中去，既痛苦又难以实现。

然而迄今为止，仪式化的左翼倾向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出路;对压倒多数的持此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社会党一直更有吸引力。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共产党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日共过去过于明显地是一支非本土的力量——无论它被认同于莫斯科还是北京。马克思主义、反美主义、战斗的民族主义——对于抱有这类信念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党中找到。而且社会党不必为西藏、匈牙利承担什么责任，也无须为郭沫若在多年效忠北京之后所作的自我贬损的"自我批评"负责。的确，社会党不必背负任何责任，也不需要一条单一的僵化路线。它允许、或至少容忍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重大分歧。这些条件，远更适合旧式左翼及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与献身。

此外，日本学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近来涌现出一种新现象。较年轻一代发起了一场尖锐的挑战——矛头直指传统"先锋"知识分子固守的意识形态—政策立场，及其政治情绪与作风。马克思主义正日益被视为一种过时、落伍的意识形态，不再切合日本实际;更关键的是，它已失去了令人激动的力量。在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堡垒如今主要由一批数十年未产生任何新思想的疲惫老人把守。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迁，带来了海量的新机会与新问题——二者皆无法以简单化、陈旧的公式加以应对。许多对此深有觉察的年轻日本知识分子，正在寻求更现代、更复杂的分析方法。他们不可避免地转向西方社会科学家目前正在实验的更为精细的方法，因为真正的先锋性主要便在于此。此外，对于先进社会而言，真理在于复杂与精确——那些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从马克思主义中有所汲取，但目的只在于超越它。无论如何，他们这场运动的基本冲击，对共产主义与左翼社会党双方的立场都构成了重大挑战。

日本新知识界运动的核心，是对现实主义的求索——这场求索始于几十年前，却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放弃。马克思主义虽自称科学，却在日本很早便放弃了科学技术的方法，只是将外国的现成公式套用于本土问题。通过实地调查检验假说、客观收集资料、运用各种度量手段——这一切皆被忽视。"纯粹理论"独霸一端，法理—制度性研究盘踞另一端。种种旧神话——马克思主义的、《古事记》8-1的，或仅是形式主义的——皆被仪式般机械地重复。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与这一切神话之间的疏离日益突出，尤以1945年之后为甚。因此，事态的演进已在鼓励年轻一代日本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将过去一切神圣经典交付重新检验，取消一切禁语与禁区，解除知识分子在过去二十年间自我施加的审查。这场战斗方才展开，结局尚未可知，但共产党人与左翼社会党人只能以不祥的预感凝视这些趋势。因此，尽管日共已重新掌控全学联，这一组织却几乎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也从未如此无法代表日本学生的真实情绪。

在成熟的知识分子中间，日共近年来也在失地——这与它总体党员人数的收获形成对照。就连坚定的左翼知识群体中，近来那些横跨从贝尔格莱德到北京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光谱的事件，也令人心神不宁。日本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发生在全世界、属于他们这一类人身上的事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和米哈伊洛·米哈伊洛夫(Mihajlo Mihajlov)的被捕，苏联作家丹尼尔(Daniel)和辛雅夫斯基(Sinyavsky)的受审，以及最重要的——荒诞不经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它清洗或羞辱了数十位知名知识分子。这些事件已造成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和其他多数政治情绪一样，有起有伏，但眼下它比日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沉。顺带一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共决定与北京分手，可视为它为保住任何实质性的知识分子支持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行动——尽管它冒着疏远那些拥护北京路线、富有战斗性的青年行动主义者的风险。

无论未来围绕日本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政治风向如何演变，当前已显露的两大趋势大概率将持续发酵。其一，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仍将延续，而新兴方法论与思维范式将逐步增强其影响力。其二，共同体自身的政治分化，尤其是"左翼"知识阵营内部的分裂，亦将难以弥合。若国际环境对其有利，且历史记忆被迅速淡忘，日本共产党或可将其新民族主义姿态转化为某种政治资本。

然而，更可能的情形是，当前正步入舞台中心的这代日本知识分子，将走上一条远离——而非趋近——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其新旧形态)的道路。日共极有可能日渐沦为一种怪诞的政治象征，在现实中显得越发不合时宜，正如其在大多数其他发达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随着日本知识分子日益扩展其旅行与阅读的边界——他们本已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知识群体之一——他们将逐渐意识到，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至于这种手段是否可取，甚至是否有效，则仍将处于争论之中。但无论如何，全球演进已推进至这样一个阶段：再试图论证先进国家唯有回归服从、强制，以及当今多数共产主义形态所隐含的那种高度原始主义，方能自保，在思想层面上已难以立足。

如果说共产党人在学生与知识界未能赢得任何重要支持，那么他们在有组织工人中的成绩同样令人沮丧。如前所述，日共在"总评"内的力量占比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甚至可能更低;与此同时，强烈反共的"同盟会议"却显现出惊人的活力。那么，为何日本共产党在劳工运动中的表现远逊于其法国和意大利的同志?这背后无疑有多重原因。日本的劳工运动作为大规模群众性运动，起步较晚，真正发展要迟至1945年以后。因此，绝大多数工人缺乏西欧那种长久的激进主义与组织化传统;许多人仍是第一代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出身于既保守又带有家长制色彩的农民文化。同样关键的是，日本拥有一个规模可观的社会党，且多数重要的"左翼"工会领袖均隶属于该党。自1947年以来，日共始终未能掌握劳工运动中任何具有实质影响力的部门。无论"总评"领导层如何"左转"，他们一贯与共产党人对抗，坚定认同社会党，并动用一切手段促使会员投票支持社会党。

共产党人自身也大大加剧了其在劳工运动中的困境——无论是在统一战线策略还是基层议题上，他们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僵硬姿态。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党工会领袖的斥责与侮辱次数之多，足以令最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心生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又一再要求工人为抽象的政治目标承担经济牺牲。考虑到其生成时机与社会环境，日本劳工运动自然带有浓厚的政治取向，高层尤其如此。但这一事实必须与另一同等重要的背景一并看待：过去十五年间，日本经济经历了惊人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使工人得以满足部分物质欲望，也从结构上框定了他们的需求模式与斗争战术，实质上是急剧放大了劳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倾向。当共产党人呼吁工人为了接连不断的示威——反对《日韩条约》、反对美国核动力潜艇来访，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而牺牲工资时，工人自身却更愿将斗争重心集中于工资、劳动条件，以及一切决定他们在近年繁荣中能分得多少份额的实际议题。1964年初日共对4月17日罢工的抨击，不过是党不惜以工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众多事例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劳工运动中最广泛的趋势，正背离共产党人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政治化方向。只要当前社会经济变革的势头得以维持，这些趋势便将延续下去。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除非发生某种意料之外的灾祸，日本有组织的劳工很可能会在政治表达与行为上，采取那些可归为'先进'社会中'成熟'劳工运动象征的形式。"

因此，无论当初前景如何，日共在动员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类革命社会力量方面，已显著地失败了。城市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产业无产阶级"——虽然确实提供了党所得选票的大部分，但今天却不能算作共产党阵营中的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要以更大规模把他们招募进来，前景基本不利。如果说日本共产党人从正门走向革命、夺取政权的努力失败了，那么他们想从后门达到同样目的的努力也失败了。如果说随着日本演进为高度工业化、"先进"的国家，城市阶级并未大规模倒向共产主义，那么农村阶级也没有因为日共在农村落后问题上做文章而被招募进来。无论"欧洲式"还是"亚洲式"的通往共产主义之路，对日本同志们而言都行不通。

随着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深度与广度的认识日益增进，一项可观的修正工作恐怕势在必行。例如，我们很可能迄今高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实际效能——自然也高估了其完善程度。对于"民族共产主义"这一现象，我们几乎尚未展开系统考察，而当前已有论者暗示其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同样，农民与中国及别处革命之间的确切关系，也亟需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论证——且并非缺乏实质依据——亚洲农民是落后的，唯有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政治上将他们发动起来。因此，"亚洲式通往共产主义之路"常被近乎视为一种奇迹。这条道路将农民置于核心位置，兼用说服与强制：一方面，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平等待遇、终结官僚压迫与腐败，以及大量地方性积怨为动员议题;另一方面，他们又动用一台既能在大规模层面施展、又能以最精确方式实施恐怖活动的机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亚洲农民——至少东北亚的农民——在抗议、组织，乃至如今与游击战相关的一些基本技能方面，拥有悠久的经验。无论是农民为申冤或减税而呈递的请愿，还是反抗官府与官宪的"暴动"与叛乱，抑或他们躲避官员、秘密囤粮和"地下"活动的种种技艺，凡此种种，皆构成一条宏大而可资利用的政治传统，共产党人往往能将其转化为实际优势。

日本共产党人在日本农民中未能取得成功，却并非因为缺乏上述传统。更关键的因素无疑在于：日本封建主义奠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家长制结构，它提供了超越血缘关系的责任与权利，从而培育出深厚的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日共动员农民时所面对的特殊障碍。

然而，传统的日本尽管具有这些等级制、家长制、共同体式的社会模式，也还是见证了农民叛乱以及一系列涉及组织的其他政治活动。

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在二战以前，当"右翼"分子利用与共产党人相同的不满情绪和相同的手段，在农村地区进行政治动员，并在某些场合打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时，农民就曾几度威胁着要成为革命的源泉。因此可以论证：共产党人的受挫，较少由于日本农民的"保守性"，而更多由于1945年以后的日本土地革命是由别的手、以别的手段推行的这一事实。而且，这场革命还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是发生在覆盖城乡日本的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之中。事实上，当农民自己也变成准城市居民时——因为他或其家庭成员开始兼职工厂工作，并以各种方式发现城市或城镇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模式——他已是另一个模样了。与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在这里，日本共产党人也从来未能切中日本农民的问题与现实。
 

第四节 国家的韧性与党的依附地位

如果说日本共产主义的软弱，部分可归因于其与国内各主要社会经济集团之间的疏离关系，那么本研究中另一同等关键的因素也已浮现。其核心在于：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败北，其国家体制依然凭借足够的权威存续下来，仍能持续要求公民的效忠。固然，言论者的疑虑、知识界的疏离感，以及1945年后民众的普遍失序，皆易于捕捉;但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国家对其国民的教化已延续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国家的正当性绝非朝夕之间建成，其根基——包括天皇制在内——亦非轻易奠定。与军国主义时代相较，战后政府的正当性固然有所削弱，但若与法国、意大利民众的态度相比，乃至与亚洲及非洲大多数人民的政治疏离相较，日本公民对政府权威的接受度仍属高位。相应地，战后国家权力亦得以维系。与战前类似，日本政府——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协助下——再度扮演了阻遏共产党发展的重要角色。如前述，无论是党内抑或外围的共产党组织，均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国家之所以能有效扮演此一角色，无疑部分归因于其在绝大多数公民眼中被认可的正当性，部分归因于国家行动的深厚传统与官员长期接受的专业训练，亦部分归因于日本的地形特征——一种使"延安式"游击根据地几乎无法施展的地理环境。

最后，必须着重强调日共自身的依附地位，以及由此种地位与其在公众心中所塑造的形象共同酿成的重大战略失误。1945年后的最初数年间，日共的兴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以苏联为甚——的声望密切相关。不幸的是，对日本同志而言，俄国的声誉本就偏低，且在战后初期进一步恶化。苏联在战争末期的瓦格纳式毁灭时刻对日宣战，以及对战俘问题上那种与美国政策截然相反的精心算计的冷酷，均在此期绝大多数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无论日共如今如何试图掩盖，其作为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国际运动之一分支的事实，实难遮掩。野坂参三的政策——深受其在延安经历之影响，亦折射其个人性格——确曾产生一定成效：他试图使党变得"可爱"以扩展受欢迎程度。然而，这些策略在1950年情报局的猛烈批评中被击得粉碎。那场攻击——如同一种预言，象征性地昭示了莫斯科与北京同时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预——结论性地证明了此一时期党何其缺乏独立性。在经历五年的艰苦奋斗与显著收获之后，日共再度陷入深刻而苦涩的内部分裂，在公众视野中沦为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并被再度强行推上一条与本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政治行动路径。

在未来岁月里，共产党人还将面临另一重大不利因素：一个独立性无可置疑的竞争性政党的存在。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强大且富有战斗性的社会党，在各个阶段都无疑使共产党人的发展困境更为复杂。而一旦共产党被揭示为彻底依附于外国势力——正如这一时期所暴露的那样——这一因素的作用便尤为突出。

始于1950年并延续至朝鲜战争期间及其后的“极左冒险主义”的溃败，则是又一加剧衰落的强有力因素——尽管即便没有这一事件，某种程度的衰落也仍难以避免。经济增长正开始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正因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行为而深感震动;社会党人则在重整旗鼓。然而，真正令共产党人付出最沉重代价的，乃是他们在迥异于延安时期的条件下，执意于日本再造“延安模式”的那一鲁莽企图——即便在其最为忠实的支持者中，这一错误也造成了深重损失。这些年份，遂成为日共历史上最为黯淡的低谷时期。
 

第五节 1955年以来的缓慢重建

1955年开启了日共历史的新阶段——一个从“左倾冒险主义”缓慢而痛苦退却的时期;新的主流领导层，即宫本—袴田—野坂三驾马车，逐步崛起;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风暴，则先将党推向“中立主义”，继而是亲北京的激进反苏立场，最终导向“自主独立”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的内涵众说纷纭，或被解读为“孤立”，或被视为“两面皆敌”，亦或被赋予“民族共产主义”的色彩。

自“左倾冒险主义”时期以来，日共所获实绩并不显著。如前述，即便在组织最为雄厚的大都市地区，共产党人的得票率通常也低于百分之十五，仅有少数城市选区——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京都——有望时常获得多数支持。然而，近年来的某些收获，尤其是其背后的趋势性因素，亦不应被忽视。至少有三项重要发展值得关注——正是本研究所持续追踪的线索。

其一，日共领导层正在经历或已然发生一场代际更替，伴随而来的是对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受中共方法熏陶的年轻一代日本共产党人，如今已较少沉湎于抽象意识形态或无休止的理论论辩——这些长期困扰日共的传统痼疾——而更多地聚焦于构建有效组织的方法与成功革命的战术策略。意识形态家的时代渐趋落幕，行动主义者的时代正在日本共产主义内部拉开序幕。若此趋势持续演进，或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对日本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务实界定权力的性质、并将一批更年轻且更具战斗力的领导人引向权力关注方面，远比在其他任何层面更为根本;而这种影响，即便在日共与北京关系破裂之后，仍可能持续发挥作用。事实上，日本已涌现出一批似乎真正渴求掌握权力、而非仅止于空谈的激进力量。在此背景下，支部与地区层级的组织工作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宣传体系及各类大众传媒活动亦在大力拓展。日本共产党人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成效，持续不辍地建立新的外围组织，同时竭力巩固旧有网络。

共产党人取得收获的第二个根本因素，在于近年来的统一战线成就。一系列事件已使日共确信，在日本发动群众以推进革命是可能的，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议题，便是"民族独立"与"和平"。很少有人怀疑，正是由于党能够将自身与这些议题绑定，一批人已进入共产党阵营;与此同时，许多并非共产党员的人，也愿在这些议题上与党合作。

然而，统一战线活动并不总是对共产党人有利。对那些若非亲身经历便难以理解共产党战术与政策真实性质的非共产党人而言，这种经验——甚至反复的经验——或许是必要的。不少日本左翼社会党人已经通过惨痛方式在这些问题上醒悟过来;尽管相当一部分社会党人对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取性仍持暧昧态度，但在温和派圈层中，强烈的怀疑主义既与不久前的直接经验相关，也与深刻的思想分歧相连。共产党人投身统一战线的运作，亦必然要求他们作出一定承诺并承担相应责任，而此种责任分担反过来又在党内与党外引发诸多问题：战术层面的争论，甚至使某些共产党人开始警觉到新的价值观与政治联结。

尽管如此，统一战线依旧是日共将自身塑造成一支有活力政治力量的唯一可行路径。共产党人、保守派对手、各色社会党人以及公明党，对此皆心知肚明。日本各政党亦深知，此类运动得以构建其基础的议题，正是民族主义与"和平"这两大课题。社会改革诚然是有益的附属目标，国内政治中的某些问题——如小选区制提案——同样可作辅翼;但这类议题远不足以构成广泛统一战线事业的根基。共产党人"建立以独立和中立为宗旨的民主联合政府"之目标，有赖于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达成共同奋斗的协议，以及"反对安保条约协议会"这类统一战线的重新振兴与协同运作。

那么，社会党人是否有意愿在有意义的规模上予以合作?尽管过往不乏痛苦经验，这一可能性仍无法排除。如我们所见，日本左翼社会党人圈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容忍度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具备一定的"理解"共产党立场之能力，亦存在一种自动偏向"进步"阵营的倾向。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对许多社会党人而言具有深切的情感分量——强烈到他们可能决定接受一切愿意提供援助的力量之支持。正因如此，共同斗争与联络协议会已逐步建立;而社会党内部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目前亦倾向于与共产党人缔结更为长期化的统一战线关系。

任何未来统一战线的成败，恐怕都系于若干关键议题的最终强度与发展节奏：越南问题、美国对冲绳的控制权、日本境内设施被美国核动力或核武装舰艇与飞机使用的问题、日本重整军备的步伐与性质，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议定。社会党与共产党未来合作的最合乎逻辑的基石，正是这些具体问题;而这一合作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又极可能取决于美日两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些议题。然而，无论情势如何发展，社会党—共产党统一战线恐怕都不会是完整的。如我们所见，日本社会党实际上已分化为两个政党;在现行条件下，温和派接受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是不可想象的。

宽泛而言，日本“左翼”的政治格局与意大利颇为相似——尽管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表述上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谱系，从立场接近英国工党的民社党这样的温和派，经由中间派——即社会党内的温和势力，以及就某些目的而言的公明党——一直延伸到社会党内佐佐木派这样富有战斗性的派系;后者当前的立场，与南尼社会党人当年全心全意与意大利共产党人合作时期的定位相近。与法国、意大利的情况类似，整个日本“左翼”在可预见的未来要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看来机会渺茫——更遑论有机的统一。一个能够容纳温和派与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其合理性与可能性，至少与一个将“强硬左翼”也囊括在内的战线不相上下。

日本在未来十年内走向联合政治的前景，相当可观。将当前的选举结果加以外推，无疑正指向这一方向——例如，请参阅表XXII所呈现的数据。
表 XXII：众议院选举中的保守与"进步"票

资料来源：公安调查厅《战后日本共产党选举结果——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之部》第95页(1963年数据除外)。

a "进步"指社会党及一切其他左翼政党。

然而，出现一个强烈左倾并包含共产党在内的支配性联合，看来极不可能。人们大概宁可这样推测：除非如前面所说发生某种国内或国际灾变，共产党人将只能同左翼社会党人的一部分紧密合作。不过，中心要点在于：日本政治——尤其是"左翼"政治——反映着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演化，正因如此，它与西欧政治的可比性，远大于与真正"落后"国家政治的可比性。
 

第六节 日共在国际共产主义光谱中的位置

如果说眼下能在日本与西欧政治之间找到一些有用的类比，那么这种类比并不会延伸到日共的所有方面。稍后我们将指出，日共当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西欧各共产党虽非完全同一，却也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在基本的意识形态—政策立场上，日共必须被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一端——这一位置是它与几乎所有亚洲共产党所共有的。这一点，从我们细心追踪——我们已尽力如此——党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官方政策的演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当前，日共在"和平共处"和对"美帝国主义"政策上的立场，只能被描述为强硬左翼。按照日共的说法，首要敌人是美国——因为日本是一个处于美帝国主义及其从属同盟——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控制之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近年来虽有可观增长，却仍是一支次要力量，须接受美国主子的命令。既然美国又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反对者，那么把攻击集中于美国，就同时服务于日本的独立事业和全球和平事业。因此，与国际共产主义"左翼"的其他分子一道，日共坚持对美国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居于首要地位，并坚称"和平共处"永远不能被当作回避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对抗的借口。因此，党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指控苏联领导人继续绥靖"美帝国主义"，对解放—革命运动服务得既不充分又不热心。除此之外，最近又加了一条针对北京的指控：中国共产党人因受教条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考虑所蒙蔽，正在阻挠那种唯一能在越南挫败美国的统一战线。

在勾勒日本革命的性质时，日共也再次把自己置于国际共产主义光谱的"左"端。以经过修订的形式，共产党人保留了两阶段革命的概念——其中第一阶段有赖于一个囊括一切"进步"与"爱国"力量的广泛统一战线，而在某个紧要关头，这个战线将落入共产党的控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就会像中国一样，以不间断的方式从"人民政府"走向"社会主义政府"——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即日共)行使完全的霸权。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统一战线都成为一种必需战术;而且如今党还把国内与国际战术之间的紧密呼应视为极为紧要。

日共目前已拒绝了结构改革理论，认为它们是考茨基式的学说——"由小资产阶级精神激发、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然不相容的修正主义概念"。它坚持认为，把革命仅仅捆绑在议会战术上，会削弱甚至消灭胜利的机会。统治阶级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权力，"美帝国主义"不承受最沉重的压力，也不会放弃它在日本——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因此，在本质上，武力与暴力虽然只是共产党人革命战术中并非排他性的一个方面，却仍是必不可少的方面。任何对美日统治集团的迁就，任何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都意味着投向修正主义和失败主义的阵营。

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可以看到，日共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左翼路线"的几乎所有关键之点上都支持这一路线——这一立场既针对国内左翼，也针对西方共产主义的主流。如我们已指出的，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近来的背离北京——已催生出一个针对主流派日共领导的"左翼反对派";而在统一战线战术这一重要问题上，党也确实把自己同以北京为代表的"左翼"区别开来。然而，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日共至今尚未被意大利共产主义、乃至东欧某些政党的种种大潮流深刻影响。日共与法国共产党更为接近，当前似乎冻结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尽管如我们所述，它眼下的对外政策强烈地以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不结盟为基础，至少就莫斯科与北京而言如此。

这种意识形态立场固然可能发生变动，但我们仍不禁要问：为何陈旧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支配着日共，且在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诚如我们一再强调的，日本社会在经济与政治发展上，业已以与其他先进社会大体相同的方式，演进至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简化前提的阶段。那么，为何日本左派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速度，远不及西欧左派——甚至可能不及东欧部分左派——那样迅速?

部分答案可归结于美国在战后日本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其中尤包括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加入了一个比其历史上任何联盟都更为紧密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同盟。由此，"美国问题"持续发挥着政治效力。我们切不可忽视，日本人民素来习惯于自主作出对外政策决策，且其强烈的排外倾向并未因战败而消弭。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从近年日美关系的性质与环境中获取某种政治优势——尤其当这种关系被置于亚洲整体的复杂全景之中加以审视时。而列宁主义，则尤其提供了一种更具动态性、更善于动员并利用排外与民族主义潮流的方法论资源。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经济发展较之先进西方世界更为晚近、更为迅猛，且在某些方面更不均衡;这一切又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在西方社会，那种深深浸入文化传统的个人主义张力，在日本大体上付之阙如;针对社会与经济不公、针对政治威权主义的多种形式的自由派挑战，在日本不仅更为稀少，也更为微弱。对议会民主自身活力的疑虑——即便在那些满怀希望期盼其成功者当中——在日本亦远为普遍;因此，非民主的左翼始终拥有一片极为肥沃的土壤。

我们亦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冲击，无论其未来走向如何。正如本研究所一再指出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自1950年以来便深受这一事件的左右。党的纲领深受其影响，党的领导人与之保持密切关联，整整一代党员浸润于中国革命的经验之中。那一代日本共产党人，尽管个人或有保留，却已习惯于无条件地为中共的政策与领导人辩护。而在1955至1965这关键的十年间，日共正是在广泛依赖中国模式的基础上完成了自身的改造。

如我们所见，当前的总趋势——虽极为笼统地概括——是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党为例，日本"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正缓慢地为各类修正主义理论所取代，尽管这场思想斗争仍十分激烈，远未尘埃落定。一步一步地，历经重重困阻，日本左翼的主流正朝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移动。其结果是，若日共顽固坚守旧有的正统左翼立场，将日益面临被孤立的危险。

况且，鉴于日本社会的自身性质，似乎颇为清楚：意大利共产主义模式比中国共产主义更适宜作为日共的参照。事实上，随着党努力确立一种既独立于北京、亦独立于莫斯科的新定位，某种"向右敞开"的可能性或许正在显现。但即便此种转向真的发生，其规模大致也将有限，并势必遭遇强烈抵制。加之亚洲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一个虽尚处萌芽阶段、却潜藏重要意义"左翼反对派"的存在，日共只能以极大的谨慎推进这一进程。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革命模式对日本激进分子具有深厚的情感吸引力。它不仅代表着亚洲对西方势力在亚洲存在的又一次打击，因而触动着日本民族主义最深处的泉流;同时，它提供了一整套可据以成功发动革命、彻底摧毁旧秩序的技术手段——而这正是日共所献身的最终目标。此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给予日共巨大的心理激励，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人代表历史未来浪潮"这一论断的有效性。最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与行动并重的实践路径，已深刻影响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年轻一代——近年组织建设与大众传媒运用方面的显著进展，即为明证。
 

第七节 总结与结论

就当前而言，日共主流领导人必须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牢固确立自身新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地位眼下不能不说是岌岌可危的。如前所述，自1945年以来，日共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上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性变迁。战后最初几年，党占据着作为国际运动——当时以情报局名义运作——的一个分支的传统地位，其政策完全服从于苏联的支配。然而，俄国人既无充裕时间、亦缺乏充分条件对政策进行密切指导，且即便在这些年代里，中国革命的经验也并非未对日本共产主义圈层产生影响。

1950年的危机结束了这一时代，同时开启了另一时代。面对苏联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内部事务的大规模干涉，日共主流领导人选择了屈从，并以此保住了自身地位。然而，这一事件在党内造成了深刻的分裂——这些裂痕至今仍未愈合。它又迫使党按当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路线骤然左转。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灾难性的时期：党接连遭受失败，被贬至日本国内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境地。

1955年，当今这批主流领导人上台之际，党开始着手重建组织与政策，同时日益倚重于北京。考虑到党内的软弱与分裂，加之苏联在这一时期正呈现出从亚洲逐步撤离的趋势，上述倾向或许在所难免。此外，当时的中国政策确实与日共的许多主要目标相契合——尽管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差异。而且，许多党的领导人，包括年轻一代中的重要人物，都与中国同志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系。

作为中苏争端的后果，这些与北京的联系后来大为巩固。最初，日共与其他几个亚洲共产党一道，竭力维持一种中立主义的立场：既不公开批评苏联，也不公开批评中共，对两者均加以赞扬——仔细掂量段落、句子乃至个别字眼，以求维持绝对的平衡;高度敏感的话题则从公开场合略去，或以最为审慎的方式加以提及。与此同时，以胡志明、艾地为代表的"小党共产党人"则不遗余力，试图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充当调停者。然而，中立主义最终归于失败，因为这种立场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维持——它寄希望于苏中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能够弥合。面对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而保持"中立"，实近乎不可能;若长期坚持此种立场，将使日共——以及一切共产党人——背上伪善与矫揉造作的指控。更何况，无论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无意承认中立主义立场的正当性。

自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起，日共被迫在实质性问题上作出明确选择——而其立场日益趋近北京路线，而非莫斯科路线。苏联对党的压力随之显著增加，局面日益棘手。日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向北京靠拢的趋势，于1962年秋逐渐加强，并于1963至1964年间达到顶点。至此，日共主流领导人已坚定地站上北京路线，以好战姿态指控赫鲁晓夫与苏共犯有一系列重大罪行与错误——既针对日共自身，亦针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64年3月莫斯科两党会晤后，近乎全面的破裂已然形成：苏联党对日共斥为"反党叛徒"的分子给予了道义与物质上的支持。

然而，两年之后，日共的地位又演进至一个全新的位置。在不撤回对苏联党的任何指控——反而在某些场合加以补充——的前提下，主流派领导人转而抨击"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此举明显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因其拒绝为越南共产党的利益而考虑组建国际性统一战线。日共(代代木派)公开与北朝鲜站在一起——私下则与北越保持一致——并宣布自身为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既不欠莫斯科的情，亦不欠北京的情。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期可观察到的广泛总趋势是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多中心共产主义的演化已催生出一系列新现象，包括：民族共产主义以不断扩大的规模持续涌现;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以力量平衡原则与民族(党的)利益概念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渐次形成;以及苏联和中国对外国共产党影响力的逐步收缩。在某些方面，日共在表达这一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上，比其他政党走得更远。其词汇与言说风格，与平壤和河内颇为相似，充斥着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号召;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股战斗性，一种对暴力的正当化倾向——这与其关于和平共存的论点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安的并置。

未来一个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因当前中国的发展而愈发迫切的——正是：民族共产主义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挑战并颠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既有原则与战术?这个问题，如果说早在斯大林将自身与党献身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时便已提出，那么如今它已获得无限重大的历史规模——因为被推上舞台的，不再是一个，而是众多民族共产党国家;它们催生出竞争、冲突与联盟的多样模式，这一切皆折射出成熟阶段西方式民族主义的种种特质。在当代"民族共产主义"这一名目之下所展开的诸多事态，将从根本上修正我们以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各种既有评估。

在自身与共产主义世界演进至当前阶段之际，日共究竟能交出一份怎样的总体评估?一方面，在长期从属于外国势力之后，它似乎正迈步走向"独立自主"。然而，诚如我们所提及的，某些批评者将党当下的定位指为空前孤立，因其此刻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保持距离。他们质疑，一个小型共产党国家与一个小党的联合，能否在与大国的对抗中存续——尤其是在严重危机来临之际。他们坚信，日共终将被迫再度选择站队，或侧身于苏联，或依从于中国。但无论此种判断效力几何，日共今日实则立于平壤一侧，而非莫斯科或北京之列。同时，它面对两派不同的异见者，每派皆自诩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这表明，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大分裂，在使那些竭力谋求独立的共产党获得自主的同时，亦加深了内部的派系纷争。目前尚无迹象显示日共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有效整合;尽管代代木掌握着压倒性多数的党员，并占据着战术与政策上"中间路线"的有利地位，但苏联与中国持续介入这一四分五裂的日本"左翼"内部事务的前景，却是一个不祥的现实，很可能将继续困扰日共及其各路"左派"对手。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日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其当前独立自主的国际姿态、对力量平衡方法的接受、对主权、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等概念的依赖——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偏离其初始原始前提多远。任何坦诚的共产党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认："如今我们都是修正主义者了。"——而这，归根结底，正是"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之所以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根源所在。

而且，正因其为亚洲人、为日本人，日共长久以来始终难以摆脱一个重大悖论。一方面，他们被落后、新兴社会共产党人所代表的强硬路线——那种生硬、严酷、清教徒式的战斗性学说——所吸引。这些学说并非源自儒家经典，而是从中国共产党这类政党中流淌而出，且至少在表面上，与妥协、共处、演进与和平等理念显得那样格格不入。那种自身同样落后、低劣、被西方力量羞辱压垮的感觉，挥之不去。然而另一方面，日共又无法全然回避另一个事实：他们身处于一个先进社会——事实上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因此，至少一部分日本共产党人——以及数量更为可观的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仍从这一点中看到价值：现实主义地面对那个社会已然改变的性质。他们一直在探寻意大利同志那样的新理论，也开始更细致地研究那些"更先进"的东欧共产党人的经验与观点。"结构改革"之类的概念，作为"对二十世纪晚期进行马克思主义式调整"的一种尝试，已产生一定冲击。

迄今为止，就主流派领导人而言，那种我们可泛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内部亚洲成分”的东西，始终维持着至高地位。路线依旧是“左”的，大量原始主义成分在当代日共的学说中比比皆是。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部分左翼社会党人之中。变化终将发生，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除非有外部干涉，共产主义在日本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社会。随着其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无论经济学层面还是革命论层面——对这一社会的有效性已日益衰减。日共，无论其能实行怎样的学说变革，都再也无法重拾我们这个时代曾由共产主义释放出的那种最具冲击力的魅力——即那种唯有共产党人才能清除深植于停滞或分裂社会中的变革障碍、唯有共产党人才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全民全面动员起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念。日本人在取得现代性之后，是可以享有自由的。
 

脚注

[8-1] 日本神话著作之一，在极端国家主义分子中风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