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评介|无产者家庭的黑夜:人力资本强制投资的资本主义起源

作者:林奕成 来源:政治经济学新时空微信公众号 2026-10-05
阿尔高州的工人家庭并非孤立现象,在许多早期工业化地区,工人面对童工劳动限制时都往往作出排斥的回应。然而,这类有劳资调和倾向的行为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消除、被超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明确拒绝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共谋。

论文信息:Matthias Ruoss. (2025). “The Night of the Proletarian Families: Child Labo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around 183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107): 16–29.

作者简介:Matthias Ruoss,瑞士弗里堡大学当代史系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本主义分析、社会理论以及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等方面的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政府部门将儿童从劳动力市场中撤出,并将他们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现有研究虽然深入探讨了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主要关注社会政治改革、经济因素以及不断变化的儿童观念,但对于工人阶级家庭如何回应这一变化,相关研究仍然较为有限。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考察禁止儿童进入工厂劳动这一举措对无产者家庭造成的社会影响,揭示阶级形成与政治主体化的过程。本文着重考察了瑞士阿尔高州,受雅克·朗西埃著作《无产者的黑夜》的启发,1830年前后该地区童工劳动与自由主义学校改革之间的冲突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这场冲突促使无产阶级家庭开始动员起来,迫使他们组织起来、在政治上联合,并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要求自己的子女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评述:Matthias Ruoss的这篇文献并不专门分析早期无产者的夜晚生活,但他关注了与朗西埃《无产者的黑夜——19世纪法国的劳工梦想》相近的问题——无产阶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政治主体和阶级行动。在文献描述中,阿尔高州的早期无产者家庭面对国家禁止童工劳动的政策,在赤贫压力下表现出拒斥的态度,由于儿童工资是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他们要求恢复儿童进入工厂劳动的权利。 这种诉求反映了1830年前后的早期无产阶级面对阶级冲突、劳资矛盾的不成熟性。此时的早期无产者们处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抽象统治和意识形态遮蔽中,既无法分清自己的朋友,也无法分清自己的敌人。他们无法认清工资的本质,也无法认清童工劳动制度的本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本质,以至于和工厂主形成合谋关系。 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纲领,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矛盾和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Matthias Ruoss的研究提供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830年前后早期无产者在自发斗争基础上如何形成了集体行动能力。尽管这是无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却还不是成熟的阶级政治,体现了历史过渡性。 共同的赤贫和被压迫的经验可以推动工人的联合行动,却不能自然产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1830年前后相较而言,只有184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诞生,为无产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才能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实现从零散的生存抗争到自觉的阶级斗争、从局部利益诉求到改变社会制度的历史飞跃。 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提供了1830年前后早期无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鲜受关注的侧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立场和基本观点才能真正认清这一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产阶级通过人为形成产业后备军来压低工资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由于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工人无法完成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就需要以更多家庭成员参与雇佣劳动(以童工劳动为代表)作为维持生存的必需补充,而这又反过来扩大了产业后备军、强化了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根本问题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如果无法认清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无产阶级就难以开展真正的斗争。可见,文献所描述的早期无产者家庭的选择是赤贫生存条件和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下的无奈之举,这可以从历史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引言

文章以1835年阿尔高州工厂工人的请愿事件作为切入点。当时自由派精英掌权政府并试图强化国家对教育的控制,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进入工厂劳动。工人家庭对此却提出抗议,他们认为禁止儿童在工厂工作将危及他们的家庭生存, 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应对失去工资的威胁,贫困家庭首先必须解决生存问题。作者认为,这一冲突揭示了国家教育改革与无产阶级家庭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本文讨论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 Ruoss指出,关于儿童不再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历史研究主要形成三种解释路径:第一,社会福利史研究强调国家改革作用,认为童工保护政策源于国家的劳动保护政策。第二,经济史研究强调技术进步和实际工资增长,使童工劳动对于资本家和家庭而言不再必要。第三,文化史研究强调对待儿童的观念变化。作者所考察的问题是,当禁止童工劳动导致的工资缺乏给家庭预算带来压力时,无产者家庭会如何表现? 本文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无产者的黑夜》一书的启发。朗西埃关注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夜间活动中形成阶级意识,而作者则将这一视角运用于瑞士阿尔高州。Ruoss认为,1830年前后的阿尔高州是观察工业童工、国家教育政策与工人阶级形成之间关系的理想案例。19世纪30年代,阿尔高州是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存在众多大型棉纺织工厂并雇佣了大量的童工。同时,1831年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又推动了自由主义改革,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并禁止童工劳动。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家教育政策与蓬勃发展的棉纺织工业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为理解早期工人阶级形成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本文关注的并不只是童工废除史,而是国家对童工劳动的限制如何意外地促成了无产阶级家庭的政治化。

阿尔高州的工人家庭并非孤立现象,在许多早期工业化地区,工人面对童工劳动限制时都往往作出排斥的回应。然而,这类有劳资调和倾向的行为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消除、被超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明确拒绝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共谋。

二、1830年前后的阿尔高州

作者指出,阿尔高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棉纺织工业的重要中心,并非偶然。如经济史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中所分析的,早期工业化地区通常具备三个条件:长期存在的纺织生产传统、完善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外包体系,以及充足的自然资源。这三个条件几乎同时存在于阿尔高州。当地西部地区拥有成熟的家庭纺织和手工纺纱经济,并在大陆封锁时期建造了第一座机械化纺纱厂。后来,工业生产逐渐集中于东部地区,丰富的水力资源为机械化纺纱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这里逐渐形成了欧洲的棉花帝国。 机械化纺织厂需要大量新的劳动力,但由于纺织生产中的许多环节并不需要高度技能和强壮体力,资本家主要招募妇女和儿童。在纺纱厂中,儿童通常承担接线工、换纱管工以及搬运纱锭等工作,同时还负责清理棉花废料、准备纤维以及维护机器。这些劳动不仅痛苦,而且危险。童工常常受到雇主的殴打等劳动纪律鞭挞。 作者进一步指出,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帮助工业资本获得其他劳动力,另一方面又通过义务教育制度限制儿童进入工厂。作为启蒙运动的延申,阿尔高州在1822年规定7岁以上儿童必须接受法律规定的最低教育时间,1835年的学校法规定7岁到15岁之间的儿童除被学校开除外必须在学校接受教育,这使国家与工业资本之间围绕童工劳动展开了新的矛盾。 儿童问题进入公共议程也是特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在Ruoss看来,旧制度下的儿童在分散的家庭和农场中进行劳动,而集中化的工厂使童工劳动不仅变得更加经常、持续和密集,而且也更加明显和引人注目,进而成为一个公共问题。

三、不稳定性、无产阶级与政治

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家庭处于赤贫状态。Ruoss指出,童工禁令并没有如自由主义改革者所设想的那样,轻松地将儿童从工厂中解放出来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相反,对于依靠儿童工资维持家庭生计的无产阶级家庭而言,这一政策首先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增加。因此,童工父母表达了对禁止童工工作的广泛反对。 面对国家的禁令限制,一些无固定住所的无产阶级家庭不断更换工作地点,这种流动既是经济困境的结果,也是逃避国家监管和惩罚的策略。为了维持家庭收入,一些父母甚至采取隐藏儿童、提供虚假信息等方式规避教育监管。一些无产阶级家庭则采取了集体行动,他们共同在工厂附近建立了私立学校,这一行动使他们能够避免政府当局的直接监督,同时由于缩短了距离而可以让儿童继续参与工厂劳动。童工们每天在接受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在纺织厂劳动14.5小时。作者认为,这些私立学校虽然没有留下大量历史记录,却体现了一种早期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形式,与后来的协会和工会类似,无产阶级家庭将他们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共同经历作为集体行动的出发点。 Ruoss指出,当自由派精英谈论将“小劳动奴隶”从工厂工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时,父母们却在寻找方法来保证他们的收入,从而缓解赤贫。童工劳动带来的额外收入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无产阶级父母们向政府共同签署请愿书,这一形式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无产阶级存在并参与到社会集体行动,他们在请愿书中也接触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观点。 悖论的是,政府保护无产者儿童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无产者的认可,无产者对童工劳动的要求则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宣称贫困工人可能被迫从事犯罪活动,并把工厂定位为“教育机构”,将自己表现为慈善和关爱的工厂主。 早期无产阶级的形成并非只发生在工厂车间斗争之中,也发生在无产者家庭面对赤贫压力和社会控制时形成的共同经验感受之中。正是在这些日常斗争中,无产阶级家庭逐渐成为具有政治意识和集体诉求的行动主体。

阿尔高州的工人家庭并非孤立现象,在许多早期工业化地区,工人面对童工劳动限制时都往往作出排斥的回应。然而,这类有劳资调和倾向的行为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消除、被超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明确拒绝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共谋。

四、裹挟于历史:斗争中的阶级

作者指出,阿尔高州的工人家庭并非孤立现象,在许多早期工业化地区,工人面对童工劳动限制时都往往作出排斥的回应。然而,这类有劳资调和倾向的行为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消除、被超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明确拒绝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共谋。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批评为“乌托邦的”,并说明这种立场“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随着现代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者在历史唯物主义下形成科学的阶级意识,才能正确地检验自己的行动主义。 作者最后总结道,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叙事也影响了劳动运动史研究。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罢工、破坏机器等劳资冲突事件,而较少关注那些围绕家庭生存、教育制度和儿童劳动展开的劳资斗争活动。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研究中,阶级形成过程也容易被标准化和同质化。早期工人阶级内部存在职业、地区、性别、年龄和家庭状况等多方面差异,把无产阶级家庭反对童工禁令的行动纳入研究,可以发现他们遭遇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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