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县小民：【史海钩沉】X县革命委员会始末

X县革命委员会始末(1)

题记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54宪法》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75宪法》

嵩县革命委员会始末

序

2009年底接触网络，上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就下意识地网上网下搜看这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本地的历史。有文化的，教育的，卫生的，也有工业的，农业的，社风民情的。随着资料越积越多，也越来越头疼，就不想费事。可给人没人接，丢了又可惜，就一直拖着。回想1984年，我在县志办时，修史有一条原则：“文革宜粗不宜细”，后来叫“敏感问题从简”。这自然是为了“维稳”——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再则，也为了给众多提供资料的人一个交代。就以“革命委员会”为题，整理了以下文字，试图还原、议论一下那段历史。

一

“政府”一词，最早见于1912年。武昌首义成功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叫“临政”。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在北京成立“北洋政府”，接管清朝政权。1925年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成立。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城头变换大王旗”，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忧外患残黎民。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建立的各级“政府”，经毛主席提议，前面冠以“人民”二字，成为“人民政府”。中央工作人员精心制作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匾，周总理认为悬挂在新华门，会像封建衙门，脱离人民，就没让悬挂，一直空着。

从不走回头路的毛主席，对新华门十几年有没匾额倒不在意。一次从新华门回中南海，看到门内一直空着的影壁，就吩咐工作人员要利用起来，这就有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共产党的“党铭”。同时，在中南海东门影壁上也镌刻上“艰苦朴素”四字铭文。

毛主席也似乎对《共同纲领》拟定的“政府”这个名称并不理想，1954年编修宪法时，依据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先例，更名为各级“人民委员会”。此后，1958年兴起，1961年初步完善的农村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也替代了农村几千年带有宗族色彩的乡、村、里、保，成为社企合一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最基层组织。

1967年初，面对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众多群众组织名称，针对建国十几年就出现了与工人农民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可能想到了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古语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命顺天应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希望共产党、国家机关可以自我革命，自我净化，永葆青春活力，永远为人民服务。就由衷地说道：“还是’革命委员会’好!”

此后，全国上下纷纷成立各级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人民委员会”，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各级机关门口的显眼位置，也都铭刻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以警铭各级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

二

嵩县老城范围：从山城坡书院街口的原小北门，向东经城关镇政府前楼，再东约二百米，到北门(现为建筑工地，地下遗留有墙砖)为北城墙;过北门南拐过东门(与原南大街交叉)，到今住建局办公楼为东城墙;西拐过书院街六十米为南城墙，中间经老县衙到沙沟口一线相交的地方为南门;南城墙北拐与金城北路交叉处为西门，过一段残城墙，最终回山城坡东拐接小北门。如此，城墙全长五里十三丈，西高东低，像一条大船(见早期航拍图)，几百年来，承载着一城人一代代的梦想，进入了新中国……

1947年，嵩县解放，成立嵩县人民民主政府，地址在老城县衙门。1949年称嵩县人民政府，1956年更名嵩县人民委员会。

1960年代前期有首民谣：“嵩县人，老是能，两年建了三座城。旧县扒，陆浑停，西关现在没建成”。说的是因为修建陆浑水库，县制变动，县城选址建设的情况。

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国家决定在黄河支流伊河嵩县段选址修建水库，初选有旧县盆地，大章东湾，陆浑盆地三处。最终选定陆浑口。1958年钻探，1959年底动工。1960年3月，撤销栾川县建制，原嵩县南部加栾川全境称嵩县，原嵩县北部划归伊川县。1961年9月，伊川、嵩县、栾川三县恢复原建制。因嵩县老县城在淹没区以内，1962年，县城开始选新址，最终定在老城西门一公里外，东西长约一千米，南北宽约五百米的地方。政权机关选址在地势最高处的瑶沟河与扬场沟之间，背靠叠翠山，东西长约二百米，宽约八十到一百米，像一把巨大的椅子，坐北面南，隔伊河与七峰山对望。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县直各机关陆续搬迁新城。1968年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就是在这“没建成”的新县城机关大院挂牌的。县革委会与招待所各占一半，西面地势稍高为革委会，东面是招待所。1973实行党政合一，党领导一切。1981年党政分开，招待所改建为县委和县委家属院。招待所迁扬场沟西面，再后来，被县领导“吃垮”。

当年，由于物资匮乏，国家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新县城一直修了十几年，有限的物资，大都优先了工厂和服务单位，不说机械厂、制药厂、丝绸厂、大修厂、汽车队的厂房、库房，百货楼，县剧院的建筑优先。县医院，招待所，县社，百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还有出沿房子，有的像小花园，有的甚至还有两三层的楼房。

而政权机关十年间只盖了十三排简易青砖瓦房，一排九间，办公室占两间三十多平方，宿舍十五平方。其中一部分房子的建材还是陆浑水库工地退下的硬立架、红机瓦。一直到1973年又建了五排宿舍，才基本成型，俗称“十八排”。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

三

相比于封建衙门威武森严的霸气给人的压迫感，县革委会大门则以庄严朴素的大气，让人们在端庄肃敬中有一种平易舒畅的感觉。这与大门前后的铭文，和那时形成的社会氛围、干群关系密切相关。

大门正上方从左至右是毛主席手写体的阳文“为人民服务“;左右两边是毛主席语录，左面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右面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字体都是阳文楷书。大门内左右各两间传达室，没有森严的守卫，人们可以自由进出。

进入大门，是一堵高大的迎门墙，正面是毛主席身穿灰大衣，在北戴河迎风挺立的油画，两边是两个一人高、直径一米许的六边形水泥花池。花池两边是东西两条沙石铺就的通道通向后面。通道开外，东西各五排整整齐齐的灰色砖瓦房，每排九间，有规则地隔成一间、两间的结构，是县委各部委、县革委各局委的办公室。各办公室门前是用灰砖垫边、沙石铺成的甬路。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着泡桐和杨树。

迎门墙后面是水泥板制成的乒乓球案子和一个羽毛球场地，是机关工作人员休闲活动的场所。墙背面毛主席的提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阳文大字特别醒目。距迎门墙约四五十米，也是一排九间房子，中间两间挂“办事组“牌子的是县委和县革委合署的办公室，因地势高出前面约一米，门前格外敞亮。

办事组的后面是一个约二三百平米的梨树园，有几十颗砀山梨树，挂果的季节可以尝到皮薄肉细、香甜清脆、多汁解渴的梨子。东面是会议室。西面是机关食堂，配有一个方形蓄水塔。

整个院子的西面和食堂后面是七排约几十间机关干部的单身宿舍，最多时住有七十八人。最后面和最西面是厕所(见《嵩县革命委员会平面图》1973年)。

全部的门窗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桐木装芯门，木框玻璃窗，门外挂着白色门帘，上面印着毛主席手体的红色“人民委员会“，新一点的则是“革命委员会“，无论新旧都很干净。每扇门的后面都有一张铁锨或镐头，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参加劳动。各个办公室都是全天开门办公(门口挂一洁白的门帘)，整个革委会大院划分为各办公室的卫生区，每天八点上班前，都由各办公室的人自己负责，打扫的干干净净。

四

七十八人包括司机四人，文印员三人，炊事班五人，分别负责管理、做饭、炒菜、蒸馍、烧火。通讯员二人，外勤负责收发报纸信件，内勤负责茶水卫生。他们住传达室，兼做门房。晚上十点半关大门，小门里边有一搭勾，方便人们出入。第二天早上六点二十，县广播站喇叭开始广播时，就打开大门，没人把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1960年代县委和县人委在老城时，门卫还配有枪支，这时的县革委会传达室是不配枪支的)。

县革委会工作人员食堂伙食很简单，日常玉米糊糊、糊涂面条，一碗二两粮票五分钱，二两或四两的白馒头(上顿剩余的有时油炸一下)，五分二两或一毛四两一个，素菜一份半碗一毛钱，肉菜一份半碗两毛钱。当时人均月工资三四十元钱，一个月正常生活费十元左右。

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到一般同志，都在这里排队就餐。这里没有尊卑贵贱、身份高低，大家都一个样。炊事员打饭菜，自己拿馍，谁想搞特殊，捏捏捡捡，会被炊事员当场批评数落。餐厅不够大，人们就把饭菜端到食堂外面摆放的石条上蹲着吃。

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姬庆厚为人随和，生活俭朴，由于有高血压，喜喝小米粥。有时打饭去的晚，有人就示意他先打饭，他礼貌地摆摆手，主动站在后边，没有一点特殊。和其他单身在嵩的领导一样，偶遇身体不适或来家属，才会同意通讯员或办公室的人，到革委会食堂打来饭菜，送到宿舍。

招待所也有食堂，革委会大院的人是不去吃饭的。上级来人，安排到招待所，吃饭付费，陪餐人员也要掏钱，一顿四两粮票五角钱，规定谁陪吃，谁交钱。所以很少安排陪餐。如郑州大学的书记二人来嵩，属于半公半私，安排的四菜一汤，县革委会不能报，副主任李云生只能商请知青办想办法冲账。

外县来开会、交流，或公社的人回来开生产会，在这里吃的都是大锅饭。零客的食宿，都是自己垫付，回单位实报实销，很少有人虚报。县干部下乡到群众家吃饭，一顿交四两粮票两毛钱。

五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嵩县的情况和全国各地差不多，由县委掌控局势。10月，红卫兵开始全国串联。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嵩县城乡红卫兵和各机关人员成立各种战斗队，“各级党、政机关指挥失灵”。5月，因修陆浑水库迁建的新城初具规模，县委搬新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县武装部部长郭廷兰任指挥长。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周总理、江青和河南省的刘建勋表态，“二七公社”是群众组织。9月29日，“嵩县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嵩造司”，一二三号勤务员分别是余留记、王歌曲、贺运兴。开始有六百多人，“二七公社”洛阳“豫西分社”社长到会祝贺，全县造反组织都聚集在嵩造司旗下，达十五万之众，成为嵩县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10月，少部分人(就是毛主席在文革前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就从嵩造司分裂出去，成立“嵩县革命职工联合委员会”，简称“嵩联委”。他们笼络社会上的一些退伍军人(有的是解放人员)，成立“十四战斗队”，也叫“赤卫队”，形成一股反对文革、破坏文革的势力。虽然人数不多，核心人物更少，只有几十人，但破坏能量很大。他们裹挟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嵩造司对抗。为逼迫领导干部支持自己，制造爆炸事件，栽赃老干部乔良宏，促使本来中立的乔良宏转而支持嵩造司(见乔良宏著《风雨路》)。11月，在第一场小雪的一个夜晚，联委组织围攻造司总部——老人委，打伤一名学生家长。造司在余留记的管束下，严守大院，一枪没放。(详见《嵩县1966—1968》)。从此，“派性斗争使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土地荒芜，工农业生产失去组织领导”——党史这样说。

六

1968年3月，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54宪法》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75宪法》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47年，嵩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老城老县衙成立。1949年称嵩县人民政府。1956年称嵩县人民委员会。1968年，嵩县革命委员会在新城新大院成立。

1981年，嵩县人民代表大会挂牌的同时，废除《75宪法》颁行的“嵩县革命委员会”，回越《54宪法》的“嵩县人民委员会”。恢复1949年《共同纲领》拟定的“人民政府”)。

之后，县直单位，各公社、大队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成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4月，反文革势力干扰大联合，把刚出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姬庆厚和副主任王清节(老干部、原县委副书记)挟持到汽车队羞辱殴打。县宣传部长贺文锦带人救回。

5月14日，联委攻打嵩县老城，自称“五.一四大捷”，县革委会人员和造司人员被他们撵出县城，大部分逃往洛阳，县革命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之后，联委人员更是到处驾车放枪，恐吓社员群众，把嵩北和县城搅的腥风血雨，血案、命案跌出。一时间，人们谈“赤卫队”(也叫十四战斗队，是联委的核心组织)色变。

原县委书记闫振东因在“四清”时处理过一批贪腐人员。这时，他们操纵联委十四战斗队闯进县医院，拔掉闫振东正在输液的针头，强行押上汽车，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榆木井盖游街，残酷迫害。不久，闫振东伤病交加去世。

6月，在洛阳地区革委会的直接干预下，联委有所收敛。姬庆厚带领县革委会返回嵩县，结束了动乱局面，外逃人员也陆续返回，开始实行“精兵简政”。9月，下辖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行使全县的党、政职能。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12月，在洛阳地区革委会的主持下，嵩县开始“整党建党”，“政治建队”。社会政治局势虽然好转，但反文革势力受挫，地革委副主任卢XX也到嵩县，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接受批判，联委一部分“记仇的人”也从此心中挟怨。

1968年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嵩县在298个大队中的12个大队搞试点，清理阶级队伍。初步清理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及其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427人。不仅挖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纯洁了阶级队伍，更重要的是狠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

紧接着，县革命委员会在农村22个大队和县直4个单位，试行开门整党和大批判。

整党建党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 "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对受到"文化大革 命"被冲击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

1969年春，党的九大后，嵩县农村的整党建党工作全面铺开。在整党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被清除出党、 劝退出党、暂缓过组织生活、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1510人，占原有党员总数7117人的21.2%;同时，吸收新党员2160人，加上老党员5607人，共7767人。新党员占27.8%。全县298个大队中有296个建立了新的党组织，其中原任支书139人，新提拔157人(33人是新党员)。

1970年2月17日﹣23日，县革委会会议传达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三个文件，听取地革委关于开展"一打 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报告。会后，从县到公社、大队，层层举办学习班，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到6月，全县共揭出贪污盗窃集团65个318人，千元以上13人;投机倒把集团28个109人，千元以上5人;单个贪污盗窃3219人，千元以上175人;单个投机倒把1169人，千元以上68人;贪污盗窃总金额1083923元，粮食 271437 斤，粮票 54963斤，布证23827尺，各种布1313尺。

1970年4月29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嵩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县革委会主任姬庆厚任九人小组组长，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根据中共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1970年6 月至7月，嵩县全县298个大队，再次开展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其中，104个重点大队(一类队20 个，二类队51个，三类队33个)，从上到下掀起学习新党章的群众运动。全县12 个公社举办学习新党章学习班86期，参加6563人;讲用会56 期，参加4547人;办辅导员培训班32期，培训1977人;组织辅导报告会69次，参加1092人。大队举办学习班4697期，参加学习285739人;讲用会2723期，参加248088 人，辅导员10883人。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新党章，组织宣传组1595个(9630 人);办黑板报1503块，置批判专栏2126个，编演节目1099个。 通过学习，党员精神面貌大变样，促进了工作，促进了生产，推动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

8月7日﹣14日(14日，嵩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转发洛阳地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通知，批准成立嵩县12个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农村大队党支部委员整党建党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新党章和"七一"社论，学习省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纪要，斗私批修。会后，县革委会派出整党建党宣传队直接到重点大队，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当场揭发、当场批判、当场退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面揭开了这些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

全县共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款52.8万元、 粮食32.5万斤、物资5.48万件;涉及支部委员596人，犯有各种严重错误345人(属于政治问题的100人，经济问题的245 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3.95万元、粮食2.13万斤，物资 3840件已退赔大部分。

在运动期间，部分大队个别干部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形"左"实右， 随意扩大打击面，残酷斗争。并采取拳打、脚踢、捆绑、挂牌示众等恶劣手段，搞"逼、供、信"和"户户过关"。搅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干部群众，破坏了团结。干扰了"斗、批、改"的深入发展，破坏了整党建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党的威信。闫庄公社杨大庄大队尤为突出。县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14日《关于杨大庄严重违法乱纪情 况的通报》(嵩革字〔1971〕4号)予以制止纠正，当事人也都受到严肃处理。

但以上运动整肃了反文革势力1967年底以来，故意造成的乱象，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为保卫这些成果，民兵重新配发枪支(全县约六七千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在1968年元旦刊出的“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前面强调：“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在执行中央指示时，为了避免冤案，县革委会各抽调单位人员成立“双清办公室”，根据文革期间群众的揭发，派人分几路赴全国各地调查，以澄清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仅王长庆、张水福一路出差五十天，走访十几个省，费用就有一千八百元左右。九大前返回。

1969年初开始，逐步形成了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年初召开的县、社、生产大队的干部会议。这些，不但重新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使各级革命委员会充满了活力，蓄势待发。这些都为197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69年1月，县革委会在闫庄西岩山(也叫大山、西山、磨钟山)，征用荒山荒坡，成立“五七干校”(此后，嵩县先后开办五七学校，五七小学，五七中学和五七大学)，由性格平和、工作稳重的老干部陈国干任常务校长。西岩山脚裴岭籍的干部裴保乐随同协调，前几期学员都住进了附近几个生产队社员的家里。县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及以下领导干部，无论是文革势力，还是反文革势力，都轮流到干校学习，参加劳动锻炼。

魏社伟回忆，1970年春，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戏校学生随县剧团到西岩山，演出《收租院》。山上有一座小庙，两间房子大小。还有一颗白果树，我们大小七八个人，手拉手也搂不住树干。那时，五七干校已经在这里开办了一年，学员也从附近群众的家里搬到自己建的校舍，都是土坯墙、茅草顶。干校有一个卫生室，也方便了附近的群众，有的社员多年顽疾也治好了，其中有裴村王守梦的母亲。医生是县医院的李献文、胡全月夫妻俩，他们都是县医院最好的医生，对我们也很好，每次到卫生室，都会给我们几片薄荷片。

我们在山上住了半个月，不演出时，也和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学习就是在会上，一个人读读报纸、文件，大家一起讨论。也有人在会上做斗私批修，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除了学习，他们也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那时，正在山坳处修一小水库，人来人往的运土，也有几个人用绳子拉起木墩，拋向空中，用力砸向地面，夯实土层。到处热热闹闹，没人督促，人们都自觉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干校没有围墙，大家也很自由，休息时间，就悠闲地到处走走转转。大家都是乐呵呵的，不像后来有人说的苦哈哈的“劳改牛棚”。

他们也种庄稼，也种一些豆角、窝瓜等蔬菜，自己吃。我们也在山上种了萝卜，秋天上山收时，尽管收成不是太好，我们也很高兴。

1971年，“王新路线”笼罩了嵩县，文革势力又被压制，形势又一片混乱。1973年清除了“王新路线”，姬庆厚第二次返回嵩县，着手治理嵩县的乱像。“储存在”五七干校的学员，也根据表现和需要，陆续调回，充实到各类各级生产指挥部。一方面继续斗私批修、学习改造，一方面发挥他们的组织指挥能力，参与生产建设。嵩县大桥建设工地指挥部就有七八十人。他们中间，有的任指挥长，如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嵩县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闫侠东(文革势力，日记：王新路线时期，压力很大)，王正宣(反文革势力)，栗子坪电站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振民(反文革势力，1974年标语“李振民是嵩县王新路线的死党!”南街大队群众送往工地的大字报，被姬庆厚截回。并规定，以后再有大字报，直接送县革委会。对闫侠东和李振民，我是很尊敬的)，吴村大桥指挥部指挥长范春(反文革势力)……但在工农兵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翁、当家做主的十年文革时期，干部们一样也要接受群众监督、批评甚至批判，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1976年10月，嵩县五七大学(1969年初，县一中改名五七学校，1975年改五七大学，1977年恢复原名)财会班从商业、医药、粮食、税务、供销系统招收四十三名学员，卢平记是学员之一。学习内容有：财会业务，时事政治，两条路线斗争史，毛泽东选集，学后都写出了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12月，到西岩山五七干校参加为期半月的劳动锻炼，修梯田、修水坝、修路，植树等。干校立有伙房。这时，干校的茅草房已经不在，代之的是一二十间砖柱土瓦房，但仍然没有院子。

半个月后他们下山，成为嵩县五七干校最后一批学员。此后几十年，他们都是县直单位的财务骨干，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977年，形势开始反转。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全国五七干校停办。至于干部们是不是还在改造思想，已经不知道了，只是很少再看到他们参加劳动。

新的社会风气形成，社会秩序开始稳定，生产开始恢复，并制定了十几个工、矿企业项目。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1969年，姬庆厚亲自参与协商，把车村驻军124部队经营的萤石矿收归地方，仅矿山收入一项，就相当于以前县财政的全部收入。同时，创建丝绸厂、制药厂，次年投产，制药厂可以生产水剂、片剂、水蜜丸、浓缩丸等，销往全国各地。1975年，县里的企业业务员到杭州出差，排长队购买的丝绸被面，回来打开后，上面赫然织着“嵩县丝绸厂”五个字(厂价一条六、七元人民币)。有人到上海出差，买回的千斤顶是嵩县五金厂生产的。这些情况当时是没人炫耀表功的，只当做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县、公社革委会成立社队企业办公室，农村醒目的地方到处是“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大字标语，社队企业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可惜，1971年到1972年，由于林彪势力的干扰，把嵩县搞的乌烟瘴气，各方面工作开始出现混乱，生产项目被搁置。

七

1970年4月，中国共产党嵩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姬庆厚任组长。11月，核心小组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嵩县第三次代表大会。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势力渗透到嵩县，与嵩县党内封建势力(反文革势力)，合力打压嵩县文革势力。在6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文革势力、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排除在中共嵩县第三届委员会之外，县革委会主任、共产党嵩县核心小组组长姬庆厚和革委会副主任乔良宏被调出嵩县。虽然如此，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河南军区第二政委王X仍不满意，不顾毛主席8月间南巡时对他们的劝导和警戒，9月9日又亲自来到嵩县。

王X是省级大员，二号人物，住在县革委会东面隔壁的招待所，走小后门进出革委会。知情人怕触霉头，都主动回避，不敢接近。

从小会议室到后面的厕所约二三十米。县革委十几岁的通讯员贾富杰刚参加工作，不知轻重。一天，下着小雨，他在后院看到五十来岁、“小矬子(矮粗健壮)”身材的王X上厕所，后面跟着警卫员，贴身给他打着雨伞，大员派头十足。

王X在嵩县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在紧邻县革委会和招待所的电影队设立“审干(批姬)办公室”。五七学校朱辛卯的物理老师谢贵昭不钻研教学业务，喜欢政治投机，也被抽调到这里。

余留记回忆，他在会上公然辱骂县革命委员会常委是“什么长尾短尾!”一时间，搞的嵩县人人自危。闫侠东在日记中写道：王X路线时期，压力很大。以致这一时期，整人的人不懂业务，被整的人人心惶惶，都无心工作。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民谣)：王恩瑞，到嵩县，不抓纲不抓线，事故连着一大片，汽车着(火)，汽车翻，酱油不咸醋不酸，盖个大楼底朝天。丝绸厂房子塌两间，砸着两个技术员……

几十年后，朱勋臣说，当时，新任县委书记、来自“二炮”的军代表王恩瑞也想按姬庆厚的思路开展工作，由于上下阻力太大，很难实施。才导致了工作瘫痪，生产停滞，事故不断。

其中的“汽车着，汽车翻”，说的是姬庆厚、乔良宏被调出嵩县后，对中层干部也随意调动。汽车队队长吴树屏(打过孟良崮、淮海战役，参加过抗美援朝)被贬到偏远的九店公社。汽车队无人懂业务，又无人负责，维修工和司机都不按程序操作，致使仅有的两辆大客车，一辆半路上在何村公社五里河趴违规加油，引起火灾烧毁。一辆下坡时销子脱落，刹车失灵，在闫庄公社庄科大队翻入几十米的深沟。

八

1972年11月4日，毛主席主持的十届中央发出四十二号文件，把王X定性为林彪死党(1984年，十一届中央又说王新不是林彪死党，给其平反)。没有了王X造成的压力，洛阳地委为了收拾嵩县的残局，准备重新启用姬庆厚。但嵩县反姬、反文革势力仍然很大，姬庆厚仍在犹豫中。

1973年春节前夕，文革势力的闫侠东、焦朝阳到洛阳向姬庆厚反映情况，并劝请返嵩工作。在凛冽的寒风中，三人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在洛阳街头一偏僻的角落，紧张谨慎地交换意见。最终，姬庆厚同意二次返嵩。

1—2月，王恩瑞等军代表全部撤出。一个寒冷的凌晨，天麻麻亮，粮食局杨XX在同事望风掩护下，悄悄地把“欢迎姬庆厚回嵩工作”的大幅标语贴在百货大楼的西墙和南墙上，随后，怀揣小欢迎标语到东关城门张贴。

1973年，姬庆厚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受洛阳地委派遣，第二次回到嵩县，出任中国共产党嵩县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的。嵩县实行了党政合一。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姬庆厚回嵩后，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开始整合文革势力、反文革势力和中间势力，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对中共嵩县委员会、嵩县革命委员会做了“重大调整”。在原班子能不动就不动的基础上，撤免了一些王新路线时期任命的“不能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选拔吸收一部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敢想敢闯敢干的“新鲜血液”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原县委委员二十七名，又增加十四人。使各级领导班子都由”老中青三结合”组成，又有“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员。

如此，提拔和重新启用了一批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拥护文革的、敢想敢闯敢干的老中青干部。他们依靠广大群众，对于文革中消极、对抗甚至破坏文革的人员，比如“王新路线的死党”，也是一批二用，在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思想的同时，职位和工资待遇不变，根据他们思想转变程度的不同，分别发挥他们的特长，把他们结合进各级生产指挥部，有的甚至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参与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建设。

期间先后召开共青团、妇女、工会代表大会，并选出各自的机构。11月，取消政工组，设立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办事组合署办公)，宣传部，组织部，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革委会有工业局、农业局、民安局(文革前是“民政科，改开后叫民政局)”。生产组升级为县生产指挥部。县委、县革委掌握政策和人事安排，指挥部在其直接领导下，全权负责组织安排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物资运转。生产指挥部如要向上下行文时，需加盖县委或县革委的印章。

九

机关大院三套班子，最多时只有七十八人(集体户口簿上一百四十余人，在其他机构兼职的不住大院，如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1981年，党政分开后，不说县委，仅政府大院就二百二十余人。又盖了五层几十间的宿舍楼，也不够住，一个宿舍最多的住四个人。宿舍区也住进了家属，成为大杂院，有人甚至在大院圈地养鸡。不久，全部拆除，建家属楼。群众戏言道：垒垒扒扒，弄俩花花，扒扒垒垒，弄俩美美)，各公社机关，大的三四十人，小的二十余人。学生有一天半星期。县、社两级的机关干部没有星期天，谁有事可以临时请假回去处理(一直到1990年才开始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是不脱产，全县约一万五到一万八千人。

那时考察干部从最基层开始，德才兼备，大节不亏的人才能进入领导班子。闫庄大队从中学毕业生中培养考察干部时，认为杨振武忠厚有余，灵活不足。梁XX灵活有余，品行欠缺，都不能大用(二人的表现，后来得到了证实。改开后，杨振武被民选为村长，后因用人不当，给集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引咎辞职。梁XX参军后在部队任宣传干事，因贪污，在禁闭调查期间潜逃，到国外写文丑化国家)。

就是工厂招工，也重在个人表现。仝振声是电池厂厂长，制药厂到他大队招工，他也只是提前一天告诉侄女，在家等候。第二天，大队喇叭广播通知后，侄女同其他人一样走招工程序。后来，想从制药厂转卫生单位，卫生局局长也不能一人说了算，让他作了几个副局长的工作)。

领导干部实行“三三制”——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机关协调安排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外出相互交流经验，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干部包队，公社干部包片(几个大队)。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是由社员选举产生，上级任命。他们大都兢兢业业，具有公心，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不脱产，不拿工资，与社员一样评工分，满分为十分。有特殊能力、贡献大的，可评为十二分。如一些放羊的羊把子、牛把子(饲养员，养牛耕地)。有的干部虽然受人尊敬，但因身体素质的不同，群众评议时，不一定被评为十分。一年三百六十天，他们大部分时间与社员群众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只有到公社或县里开会时占用了劳动时间，可以按规定领取一定的补助工分，参与年底的社员分红。

1973年后，县计划委员会总在十人上下(1980年代以后，几十上百人的局的工作，这时是一个人兼管)，像其他单位一样，星期一到星期五(有时包括星期六)，晚饭后，都到办公室开组织、民主生活会，读读报纸、红旗杂志，学习时事政治。之后，把单位中存在的问题，也摆在桌面上说清楚。斗私批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这已形成制度。会上，为了争执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拍桌子、争的面红耳赤，结果不但解决了问题，也并不影响彼此的友谊，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真正做到了“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高度上达到新的团结。他们年龄都参差不齐，除了内心不太阳光的人，大都成了终生诤友。

工作中，他们也会出现失误，但大多数干部在群众中间是有威信的，基层的矛盾，一般在大队大都可以得到解决，有时，住队的县、社干部也参与调解。比如邻里纠纷、兄弟反目、婆媳不和、妯娌吵闹、夫妻打架，在大队调解后，都可以和睦如初。那时很少发生上访的事情，上访都控制在县级政权以内。群体上访事件，更是不见。社会治安为历史少有的稳定清明时期。无论城乡，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偶有侮辱妇女、小偷小摸，也是过街老鼠，人见人恨，人人喊打。整个社会充满了正气，邪恶风气无处藏匿。

县、公社、大队大都是这样的领导班子组合，具备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也传承了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比较系统地吸收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尽管时日短暂，尽管还处于幼稚的初级阶段，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不尽完美。但他们大都富有激情，公字当头，先公后私，先大家后小家，顽强地展现了他们的进步性和创造性，并不停顿地自我净化，闪射出了耀眼的光辉。在工作中，他们廉洁，自律，勤政，高效。这一时期是嵩县的全盛时期，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社会秩序稳定，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在全县普及……

十

姬庆厚，1931生，河南省偃师市李村镇人，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历任灵宝县区长，县政府秘书，洛阳专署秘书，偃师六中校长、书记，洛阳师范校长、书记，中共洛阳地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

他身材魁梧，国脸大耳，漆眉大眼，寸发如钢针。夏天白衬衫，春秋一身黑蓝色的毛式中山服，印象中，冬天不戴帽，披一65式军大衣。他心胸豁达，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富有文采，出口成章。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有时血压一百七、八，开会前，他就先吃药再上台作报告。按毛主席对党委的要求，他亲自动手写报告。工作中，他举重若轻，生产上的事情全部委托县生产指挥部，他掌握政策，科学调查，居中调度，协调人事，统筹安排，给下级排忧解难。

他在用人上不拘一格，提拔有朝气、有能力、有理想的新人。打破了组织部门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程序(如此也得罪了一些老干部)。领导班子的配置上很独特，一个稳妥点的正职，配一开拓型的副职。这样，既促进了工作，也出不了啥大乱子。如化肥厂(二厂)厂长齐盼欣可以带领工人在齐腰深的焦涧川，冒着被洪水卷走的危险，来往运送电料赶工期，也会带几个工人开车到县革委会大会议室“偷”椅子;陶村金矿矿长张双印先生产，后生活。可以带领工人，三个石头支个锅做饭，大冬天赤脚和泥盖干打垒(简易房)，从不耽误采金生产。到龙门买水泥没有水泥票，付过钱后，门卫要水泥票时，也会设法强行闯出水泥厂。他们还有一个特点，都是对中层干部严厉，对职工群众却很和气。

姬庆厚对造司、联委一视同仁，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安排他们的工作。如马XX任交通局副局长，邢XX为城关公社书记。不干扰他们的工作，并在他们工作遇到阻力时，为他们排除干扰。

1975年，范X白天在嵩县大桥工地带领民兵修桥，晚上被民兵组织批判。后来他主动找到县革委会交流思想，汇报对文革的新认识，就被调往吴村大桥工地任指挥长。

一次，在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闫侠东家门口，姬庆厚和当事人与他“巧遇”，好像是想让闫侠东“开个后门”。闫侠东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退让，姬庆厚有点下不来台，面带愠色，悻悻离去，但也不翻后帐。

供销社门市部会计刘双和“恃才自傲，目无尊长”，被长期放在基层。这时也被调入县财税局任主办会计。用他的话说，我没有一个熟悉的领导干部，调财税局，完全因为历次查账中，我的账目最清楚、没有一点差错。

1974年，栗子坪电站工地四个正副指挥长，南街大队群众敲锣打鼓给副指挥长李XX送大字报，王安定让陈小红和程杰给挡了回去。群众又来到县革委会，姬庆厚说，以后有什么意见，把大字报送到县革委会，不能到建设工地影响生产。(那时候，抓革命是不能影响生产的，但也不能打击群众积极性，不能以偏概全、影响大局。1976年冬天，我父亲杜红和贾福杰几个人到何村公社检查工作，经过梯田工地时，富杰年轻不懂事，看到两块地特别小，耕牛都不能转身，认为是搞形式，就形容是“烂席片”、“破鞋脸”、“台子场”。父亲瞪他一眼，让他多看说少，有问题可以回去向领导回报。结果，他们还没到家，公社搞极左的人已经告到县革委会，说他们“破坏农业学大寨”，姬庆厚听了回报后也并未追究，只是说以后说话要注意。这是四十多年后，贾福杰闲话时告诉我的)。

闫庄大队孔XX，文革前是民办教师，文革中是“嵩北司令部(联委)”成员，武斗时经常用钢鞭打人，王元立、刘茂林等人曾深受其害。在群众中名声很不好。1973年后，对大队安排的工作不满意，直接找到县革委会大院。小学同桌朱义方(也经常受他欺负)请示姬庆厚是否接待。姬庆厚亲自询问了情况，根据人尽其才、用长容短给出路的原则，电话指示闫庄大队支部书记，安排他回学校工作(这个人人品不好，但能说会道，反应快，教学也有一套，回来后教我们小学三年级语文，孔七成回忆说)。

生活中，姬庆厚为人随和，与同志们正事正说，闲事闲聊，没有一点”官“样。按当年政坛的风气，不提倡称呼官职，人们多喊他老姬，或者喊姬主任，叫书记的很少。革委会大院的孩子们经常到他宿舍玩捉迷藏。那时，枪械管制不严，猎枪、气枪，甚至小口径步枪及子弹都在商店公开售卖。1975年夏，我一同学十一二岁，带一七八岁的孩子在大院玩气枪，子弹打中石条又反弹到姬庆厚的腿上，把裤子打了个洞，伤及皮肉。办公室主任邓聚欣了解情况后，姬庆厚也只是说：他在哪搞的气枪，赶快还给人家。毫无恼恨之意。

姬庆厚就是这样生性豁达，工作中，人无弃人，物无弃物(可惜后来翻案的人对姬庆厚反其道而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点力量，带领全县四十多万人民，包括反对文革、但愿意做点工作的人，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开创了嵩县社会风气最好的年代。也开始了为时四年的、嵩县有史以来工农业迅猛发展的时期。有民谣为证：姬庆厚，到嵩县，既抓纲，又抓线，工矿企业连成片。水泥厂，制药厂，丝绸厂，萤石矿……五小企业建立全。

农业上，姬庆厚根据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1974年，报请上级批准，划分成立了饭坡、大平、何村、旧县四个新的人民公社，大搞小流域治理，修水库水塘，建渡槽引水渠，平整土地修梯田。

他根据嵩县的地势、地形、地貌，按“南方干果，北方水果”的思路，实行“洋槐封顶(保持水土)，果树缠腰(发展经济)，粮棉坐底(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修梯田、改滩地三四十万亩，灌溉网络设施遍布农田。在大平公社，以上游青沟水库为依托，在黄土岭上“长藤结瓜，万亩百塘”，修建水塘和灌溉水渠。在城关孟村、陈村搞试点，规划平地住户搬迁半坡。三间房子约需三百元钱，县财政紧张，只补偿几十元。姬主任说，“民以食为天”，这是好事，腾出好地种粮，丢个黑窝窝，拾个白蒸馍，值得干。

1965年就从县组织部沉下去，先后在木植街、大章担任公社书记的付定华，就开始搞农田水利工程，亲力亲为，垒塘修渠，平整土地。十年时间，成绩显著。1974年，旧县从大章公社分出后，第二年，伊河水灾严重，旧县公社旧县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被淤泥沙石覆盖有一米多厚，良田尽毁。公社组织民兵，硬是挖走沙石，运来黄土，再造了农田。堆积的沙石形成了四、五米高的一个沙丘，后被辟为一个文化广场。

1975年秋冬，我父亲在何村公社桥头大队住队，我星期天骑车到桥头，亲眼见证了黄土岭上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人山人海，你来我往修梯田，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午，大队在工地立伙，白菜炖粉条，一个四两的杠子馍，有时候是花卷，条件好一点的也有肉卷，可以管饱。

其他三个公社都是在原公社基础上一分为二，早先的规划都有系统延续性，只是在工作重点的安排上时有不同。而饭坡公社是从三个公社划出十七个大队重新组建。1974年成立之初，在黄土岭上扎下社址，无水建房，就在各单位规划的门口挖一大坑，从十几公里外、1958年大跃时期进修建的禺山水库挖土渠，往公社建设工地引水。晚上引满蓄水池，白天施工建房。同时，全公社的水利设施和梯田全面开工，到1976年已有大成……

这一切，加上1974年开始创办的乡化肥厂，都为1980年代嵩县工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下了根基。

宣传科长出身的他，对宣传工作也特别重视，白天忙，他就利用晚上时间，亲自组织编写、指导排演反映生产斗争的革命现代戏《飞水迎春》。由于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最终没有获奖(根据上级要求，又对剧本作了修改，加入阶级斗争的内容，但没有排演，形势就开始反转。这个修改本就做为姬庆厚搞“极左”，“迫害老干部”的“证据”，被反对者在全县批判)……

详见《嵩县百年流水账》之一农业，之二工业，之三文化，之四教育，之五卫生，之六社风民情。

以上各项，有的在《资料集》里，来不及整理，就把社风民情和《教育逆变》简单叙述，夹在这里。
 

社风民情(简)

清末，豫西地区民不聊生，强者落草为寇，杨山一股最大。辛亥革命后，各路草寇云集，加入北洋军阀队伍，俗称镇嵩军。1926年，镇嵩军解体后，散兵游勇横行乡野，乡民也是荷锄为农，操刀(枪)为寇。一言不合就刀枪互杀。有的今天杀人，明天被杀，后天妻儿被族人拐卖。土匪下条子，竟然下到亲戚家里，使本来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百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1950年代，刚解放的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不受兵匪之苦，但因生产力低下，仍然吃不饱，小偷小摸不断，见啥偷啥。有的村庄为限制偷盗行为，就规定逢五逢十摘倭瓜，其他日子算偷窃。公安机关这时期处理最多的案子是偷窃案。

1960年代，扫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素质。集体经济的形成也改变了农村小农经济结构，小偷小摸也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角，社会风气开始好转。到1970年代中期，已经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都忙于生产建设，更没有闲杂人等惹事生非。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二年最先兴起的是入室偷盗，接着，市内公交、长途客车上，小偷已经是半公开状态，他们成群结队，都有“老大”管理，随时叫停下车。乘客被偷也不敢声张。2000年前后，凶杀案跌出。再后来，人们都有法治意识、经济头脑。人们戏言：我真想揍你一顿!对方会脑袋一低说：来吧，只要你有钱……

有两个案例。一是1945年前后，有个叫高茂斋的土匪头子奸淫成性，杀人如麻。看上谁家的女人，晚上让卫兵闯入家中，用被子把女人一裹，扛到高茂斋住处。有一次，看上一个新媳妇，就威胁其婆婆，把公公和丈夫骗出家。他公开在这家连住几天。还有一次，他朋友来访，刚好他感冒，送朋友时，忍不住咳嗽了一下，卫兵一枪把朋友打死。他问卫兵，卫兵说，你说过，你咳嗽，我开枪。就把朋友埋了，就没有下文。这样的人，被国民党委任为官员、司令。被共产党镇压。

再一个是老城南街人张双印，抗美援朝参加过志愿军。曾任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祁雨沟金矿革委会主任。工作中敢闯敢干，成绩突出，虽然得罪过一些人，但在群众中间口碑很好。1977年形势反转，他因工作失误，误伤一人。安排好矿上的工作，就到公安局投案。得到的答复是冷冰冰的：华主席抓纲治国，该咋办咋办。

回到家气愤不过，就找民兵营长要来一支冲锋枪，押上三十发子弹。稍稍冷静后，就叫来在家的子侄交待，我这辈子没干过坏事，轰轰烈烈的值了。要孩子们好好孝敬老人。他自己不愿受辱，把兜里的几十元钱(全部家产)交给母亲。哥哥千防万防，也没有防着他饮弹自杀。情人知道后，也服毒殉情。公案验枪，弹夹里还有二十九发子弹。张双印事件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也看到了强势刚烈的人正直善良的一面。如出生在战争年代，不战死沙场，必为将军。

教育逆变(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