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怖》第一章

第一章 警察和法院开始放松1933—1936

近年，许多西方文献研究了苏联政府在成立初期如何依赖民众默许，若不是完全自愿的支持。[1]例如内战期间，当局设法将村庄居民纳入新的行政体系并制定了农民能够接受的粮食政策，粮食藉此从农场输送到红军与城市，尽管消费品严重短缺导致逆向流通不畅。[2]

随着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解体，红军实施的流血事件变得普遍而残酷——但他们的对手白军也不遑多让。[3]企图超然于各方争斗却徒劳无功的农民组成的非党派武装“绿军”，杀戮手段有时尤其骇人。[4]谋杀行为如此普遍，乃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将其视为常态：“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5]

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假使他能免受如此屠戮的影响，那确实值得注意。作为政治局成员和代表，他在战争期间的关键战线上服役且多次身陷险境。但传记作者们往往对他生命中的这段岁月匆匆带过，认为它的重要性不及他与生俱来的自大狂特质。尽管他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已变得热衷于追求个人荣耀，但在此之前，他经历了强烈的恐惧、压力，最终在事业中获得胜利的狂喜。我们对1917年至1921年间的斯大林知之甚少;随着研究人员深入挖掘前苏联档案，一幅关于他和那个时代的更全面的画面将会浮现。毫无疑问，内战压力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许比他任何关于追求权力的内在倾向都要强烈得多。

现在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俄军规模在730万到850万之间，不包括因疾病伤亡和平民伤亡损失。[6]从1917年到1920年的死亡人数可能为700万到1000万之间。[7]1921年后，饥荒和流行病袭击了这片土地，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另有几百万人流亡，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公民。总而言之，世界大战、内战及其结果对旧沙皇帝国的各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场大屠杀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全国范围内留下了仇恨和苦涩的痕迹。战争年代，敌人真实而凶残;当“人民公敌”这个词在不到二十年后如此致命地流行时，它在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8]正如彼得·勒文伯格所写：“每个群体[那些有过重要共同经历的人]都带着他们一生中与历史特定遭遇的印记，无论是战争或革命、失败或国家灾难、通货膨胀或萧条。”[9]经历过俄罗斯内战的群体以大量、血腥的道路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

更多动荡即将到来，表现为集体化和1932—1933年的饥荒。可以说，国家至1933年底已经摆脱了一系列新的致命危机。像尼古拉·布哈林这样的前反对派因为反对集体化而于1929年被解除领导职务，被任命担任次要方面重要的职位。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速度低于前五年。截至1935年初，食品供应得到了很大改善，使20世纪20年代末颁布的大部分配给制都被废除了。新闻界和领导人讲话的语气变得相当温和。

党此时改变了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他们是在革命前受教育的工程师和管理者，近年来在工厂里一直受到激进活动分子的迫害。1931年后，专家再次受到保护，免受侮辱和逮捕。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那些推动极端和威权主义愿景的激进团体被压制，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其他改善。1934年1月21日，党报《真理报》(Правда)用大写字母宣布：“我们国内的社会主义胜利了。”[10]在几天后开幕的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说：“已无需再证明什么，也似乎无人可斗了。”[11]

同年7月国家警察进行了重组和重新命名;旧的安全机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简称ОГПУ)被纳入内务人民委员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简称НКВД)。民事警察(милиция)也一并被纳入这个机构。

1934年11月，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等——司法人民委员部将其对监狱系统的管辖权移交给该新设机构。[12]当月通过的条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体系内设立了劳动改造营、劳改定居点与羁押场所管理总局。[13]此短语的俄语首字母缩写是古拉格，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许多其他作品而广为人知。

除了管理劳改营外，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其他各种职能和部门：在苏联各地管理消防部门;管理民警;通过户籍机构统计人口数据;守卫边境并维持穿制服的内卫军;在交通网络中维持纪律、打击犯罪;以及处理国家安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监督地质勘探和制图、林业和测量设备等业务。[14]这个组织规模庞大、架构复杂且工作繁忙。本书主要关注古拉格和国家安全总局(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ь)，后者专门负责调查危害国家罪的指控，这个部门执行了恐怖的可怕审讯和酷刑。

警察行为中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源于关于“国事罪”的刑法条文表述模糊不清。苏俄刑法典中臭名昭著的第五十八条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运作的基本法律，它最初于1926年通过，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在其法典中也有类似规定。第五十八条一开始就将“反革命”定义为任何“目的在于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其代表的行为。当然，禁止进行间谍活动或与外国政府联系以推翻国家，也禁止破坏政府企业和“恐怖行为”。法令中最臭名昭著的灵活条款是第五十八条第十款，禁止“为了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权威，或者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译者]反革命罪行，而进行宣传或煽动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其情况规定了各种刑罚，从最低三个月监禁到处决不等。[15]没有任何地方定义了“削弱”或“破坏”这两个词，所以只要政权愿意，几乎任何负面言论都可以被视为反革命。如本书后面记录的许多事件所示，各种形式的批评确实存在并且被容忍，但显然，第五十八条赋予了当局很大的任意性和国家强制的空间。

所以，创建和规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法律存在严重问题。这些法律反映了内战期间苏维埃统治下形成的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的观点，如果可能的话，还在集体化进程中深化。国家保留了对威胁它利益的行为迅速立刻处理的权力。

但1933年到1936年出现了一系列针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限制、改革和批评;与早期情况相比，这些变化代表了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实质进展。尽管现实与表象在这个领域相去甚远，但这些年的总体趋势是积极的。至1934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32年设立的、目标为处理饥荒期间人们的问题和动向的三人法庭已被解散。[16]警察正在向正常的司法程序转变，因而被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好保护，从而免受虐待和专断。

旧警察体系的司法审判庭也停止了运作，标志着安全机关审理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被广泛称为“机关”的执法部门，更多通过司法人民委员部管辖下的法院系统推进案件审理。然而，由政治警察发起的案件仍然可以提交给州(область，大致相当于省)法院级别的特别审判庭或军事法庭。从某地档案记录来看，这些司法审判庭不过是法院系统中经费匮乏的继子：在斯摩棱斯克运作的审判庭不得不在大楼走廊里开庭，甚至无力支付证人费用。它的成员因不适合在正常的刑事和民事法庭工作而声名狼藉。[17]若斯大林原本便已在计划实施大规模恐怖，那么这些新设机构就显得不合常理。它们资金不足、人员短缺，反而使针对被捕者的程序更趋复杂且耗时长久。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成立章程规定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将在苏联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审理。“诸如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等类似事项的罪行将根据指控[的严重性]移交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或军事法庭。”[18]这个规定也在表面上限制了安全机关的权力，至少也使他们的行动复杂化。

早在1933年5月，一个由大约140人组成的党内仅次于政治局的机构，中央委员会(简称CC)，就命令国家检察院(或总检察长办公室)监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逮捕。次年，检察院向中央委员会申诉无端逮捕和未经检察官批准的逮捕行为，要求中央委员会予以纠正。[19]1935年6月，人民委员会(译者注：原文为“Council of Ministers”(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共同规定警察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检察官批准才能进行逮捕，对于在犯罪现场的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在此后尽快获得检察官的批准，党员只有在当地党组织或更高级别党组织允许下才能被拘留。[20]

对特别审判庭程序和警察专断行为的重大抗议现在来自政权的最高层。讽刺的是，反对意见的一个来源是臭名昭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他于1935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总检察长，因在1936—1938年的作秀公审中作为检察官而声名狼藉，1940年至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继续施展其狡诈手段，此后升任部长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维辛斯基的传记堪称这个不寻常年代中特别不寻常的一章。他于1883年出生在敖德萨，波兰裔。他的父亲拥有一家企业，收入不错。在19世纪末劳工骚乱频发的工业城市巴库长大的安德烈，在高中毕业前“形成了反叛信念并拥有反叛过往。”[21]即便如此，他的思想并没有阻止他在基辅大学学习法律，最终因参与当时非法的马克思主义圈子而被开除。

维辛斯基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两个派系后成为了孟什维克而非布尔什维克。名义上，孟什维克是较为温和的群体，这体现在他们与自由派的合作和1917年时反对社会主义者接管政权。[22]

1908年维辛斯基因其激进活动而短暂入狱。据说，他在狱中与一名当时被称为“柯巴”的格鲁吉亚革命者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位狱友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他于1912年采用“斯大林”作为革命化名。尽管两人直到1918年才再度相遇，但记忆力超群的斯大林必然记得，维辛斯基虽曾与他争论政治却从未失态发怒。

通过沙皇政权那些奇怪的、让自身如此不协调的其中一个漏洞，维辛斯基得以在出狱后重返法学院。最终他与自己的家人在莫斯科定居。当沙皇制度于1917年2月垮台时，他作为孟什维克的一员活跃起来，此时随着革命和内战的展开，孟什维克已经不可逆转地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并成为他们的激烈对手，但这段过去并没有成为他的阻碍;1920年2月，他加入了当时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维辛斯基在战斗结束后重返法律界。1925年，他成为国内先进学术机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校长，尽管缺乏学术资历。1928年他接受了一项敏感的任务，主持关于外国和苏联破坏分子在矿业中行为的沙赫特案审判。他在1930年“工业党”审判中扮演了相同角色，这是最后几次对旧资产阶级专家的官方攻击之一。维辛斯基展现出捍卫政权政治目标的出色能力与雄辩才华，由此成为主导1936—1938年莫斯科作秀公审检察工作的不二人选。考虑到他的职业生涯，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接受这种观点：1935—1936年间，维辛斯基是法律解释与执行过程中主张温和路线的重要声音。但他的确如此。

此时维辛斯基并没有主持司法系统;这是司法人民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克雷连科的工作，他曾是海军少尉，十月革命的英雄，也是内战中的指挥官。作为彼此多年的对手，这两人现在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对彼此的法律观念激烈斗争。克雷连科支持“激进或虚无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28年至1931年被称为“文化革命”的变革热情爆发期间主导了司法程序。[23]他倡导“革命合法性”的传统，其实际上至少可追溯到内战时期。这个概念要求根据法律对所有案件进行快速裁决，这些法律有意识地反映了政权对前有产阶级的偏见且有利于前下层阶级，并考虑到指控政治性质的灵活规范，法律只是为党的政治需求提供了形式。像其他某些苏联理论家一样，克雷连科希望行政程序最终能够取代法规，所以他并不坚定相信法典。

1932年至1936年，维辛斯基在这些观点上都持相反立场，他主张正当程序、基于证据的谨慎判断、所有案件中辩护律师的强势作用、对所有人平等适用的严格法典和加强法律制度。简而言之，他试图“恢复资产阶级法律传统的重要元素。”[24]尽管他们的斗争既是个人的也是制度性的，但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在辩论中所倡导的原则一致。以下内容意在说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中存在着基于根本差异观点的讨论与交流的现象。

维辛斯基在司法程序中发现的一个主要问题涉及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他们有权在没有正常司法依据或证据的情况下“按照行政秩序”行事，将其选定的任何人流放或送往劳改营长达五年。[25]法律没有就如何将这些案件与必须经正规法庭或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区分开提供指导，只是在名义上规定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将通过军事渠道进行。

1936年2月，维辛斯基写信给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得力助手、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减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政权力。内部法庭，即人民委员会的特别会议(Совещание)在审理过程中不传唤证人或被告，尤其是反革命煽动和“传达恐怖主义意图”的案件，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严重错误。维辛斯基希望对特别会议审理案件的权力施加“最大限制”;他认为这些案件应通过正常法院审理，遵循正规司法程序。对于继续在特别会议上审理的案件，应允许检察机关“最仔细地核查调查材料”，如果检察机关找不到进一步调查的依据，就可以获准释放囚犯。[26]

维辛斯基将英国法官享有的权威作为苏联法庭的典范，这建议在几年前就算不被打成反革命，也会被视为异端。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维辛斯基在之后的作秀公审期间及之后极力强调口供作为罪证的价值，但1935年时，他却曾对“仅凭口供即可起诉”的主张嗤之以鼻，并将它归咎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相反，他认为应该关注客观证据。他公开抨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程序，因为与公开审判不同，这些程序“没有教育意义或合法化功能。”[27]在此后不久发表的一类众多文章中的一篇里，他警告人们防范违法行为与拙劣的调查程序并列举了若干违规操作案例，包括一名工程师因产品质量低劣而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来调查显示这个人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际上他不是破坏分子，而是位“非常有价值的专家”。维辛斯基现在要求法院做出“具体改变”，要求检察院清算这项“可耻的工作”以免引起嘲笑或愤怒。他将这些言论与斯大林当前的口号“尊重干部”联系在一起，其发表于1935年5月，新任检察长引用了这个短语以便更加关注法院中个人的权利。[28]1936年的一系列改革加强了维辛斯基对检察院的监督，并将克雷连科的角色降低到监督法院系统的行政管理，尽管他现在是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

尽管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存在法律哲学上的分歧，但在同一点上，他们都向党领导提出反革命指控的使用必须受到限制。克雷连科在1936年3月31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由法院特别审判庭审理的此类案件数量正在迅速增加。1935年上半年他们判决了2995起指控，下半年判决了5804起，1936年2月判决了1214起。然而，反革命活动案件的判决数量在该时期有所下降，后文将有所展现。[29]

克雷连科发现审判庭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政治案件数量的增加“难免引起困惑”。他提到了公众对苏联进步和总体条件改善的热情;这种与他所引用统计数据的“矛盾”促使他检查了审判庭案件的数量和质量。许多改革措施从一开始就无必要——例如涉及集体农庄合作社商店的那些——苏联最高法院也已推翻其中多项决定。当然，法院系统在此行动中也表现出了宽容。

克雷连科还主张广泛容忍普通公民的批评言论，即使是“形式上反革命”的言论。例如，他提到了一位农民的评论：“苏维埃政权不会带来集体农庄庄员[колхозников]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是灾难。”他认为如果这种批评者没有反革命背景，就不存在犯罪行为的基础。

1938年初克雷连科作为人民公敌被逮捕并被枪决。然而，如我们将见，这些指控与他1936年的立场无关，但同时斯大林却让他担任一个重要职位。更有力的迹象表明领袖此时并没有反对这种宽容的观点，此事实体现在斯大林显然一生都信任的维辛斯基在克雷连科写信一个月后也提出了类似批评;也许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协调了他们的策略。1936年4月，在写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中，维辛斯基指出在一项针对800起反革命案件的研究中，30%至35%的煽动罪定罪被证明“不正确”。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国各地的检察官和法院都在“极其广泛地”使用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并“肆意”简化调查，人们因为“每天喋喋不休、抱怨、对个人或组织工作质量差不满……和唱流行小调[частушки](译者注：恰斯图什卡，俄罗斯民间的一种四句短歌，通常押韵，风格幽默、讽刺或抒情，多为即兴创作，流行于乡村及劳动场景中。)与带反苏内容的歌曲”而被逮捕。维辛斯基要求中央委员会命令检察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法院改变其对待反革命煽动的行为，他还要求苏俄最高法院复核1935年在这项指控适用最广泛的地区裁定的所有煽动案件。[30]遗憾的是，我们无从考证中央委员会是否采纳了维辛斯基的建议，但他依然直言不讳且大权在握。[31]

所以在1935—1936年间，尽管维辛斯基在1936年8月开始的作秀公审中扮演了令人震惊的角色，但他仍然主张在法律程序上进行重大改进。同时，他蔑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流做法，并敦促对普通公民的批评保持更多包容，只要这些批评不触及基本政策。他和克雷连科要求在已经开始的放松政策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疑部分源于提升本部门地位的考量。作为司法官员，他们在限制警察权的同时扩张自身权限是有既得利益所在。但更广泛而言，到1935年，两个人都明显认为苏联政权可以大大减少因维持控制而对高压手段的依赖。恐怖，就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是苏联统治的关键而言，在1918年和1929—1932年的危机中是一种极端措施，当时集体农庄结构正在建立。在经历了这个过程、饥荒的严峻考验且工业化已稳步推进的情况下，大规模逮捕已无必要。这种应对措施——尽管是对体制自身引发事件的反应——终究徒劳无益。如在其他社会形式所学，监禁或流放数百万人需要高昂经济成本。

1930至1936年间的逮捕与处决模式反应出当局的容忍度正在逐渐提升(见表1)。1930年后，处决人数在接下来六年里每年都有所下降，1931年和1932年所有罪行的定罪人数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定罪人数再次开始上升，这可能是饥荒的影响，饥荒引发了人们的抱怨、增加了国内的流动性和国内护照制度的采用。而后，如上所述，1934—1936年政治领域稳步放松。总体而言，逮捕人数迅速且稳定地下降，尽管在1934年12月发生了基洛夫暗杀事件。然而，这一事件促使1935年因反革命罪被捕的人数增加，但即使在那时，被捕人数也只比1933年的38%略多一点。

表1 安全警察逮捕或调查的人数及其结果，1930—1936年

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9401，目录号1，卷宗号4157，第201—203页，1953年底为斯大林的继任者准备的报告。

在那个时期的数字中有一个奇怪的异常：1935年和1936年，被定罪的所有罪犯人数大于被逮捕的人数，也许早些年的一些案件是通过司法系统而被缓慢推进的。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被正式逮捕，而是被起诉并被行政定罪。然而，大多数此类案件可能涉及较轻的刑罚，苏联法院常常会判处“非监禁”制裁;例如，工人可能会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但工资会减少。我们知道，1937年和1938年，法院判决中非监禁比例分别达到53.1%与58.7%。[32]所以，1935—1936年间被定罪的所有罪犯人数虽然很大，但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令人担忧。

尽管可能存在其他未经记录的镇压行为，但1953年12月的绝密报告无疑是后斯大林政权为汇总可用数据所做的严肃努力，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新领导层会选择自欺欺人。

警察和司法行动的数量直到1936年仍然很高;91000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关键问题是国家的治理方式，这方面的总体趋势无疑是在朝着减少高压统治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从1934年到1935年因各种罪行而被关押在劳改营和劳教所的囚犯人数增加了近90%(见表2)。这种增加是由于非政治性逮捕而产生，因为因反革命罪行而被关押的人数和比例都明显下降。到1937年1月，因反革命活动而被关押的囚犯人数开始下降。

数据说明当局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不想使用反革命法令，它是一种法律武器，为任意行事和依赖行政手段提供了最大的空间，而不依赖证据。这里没有出现恐怖增加的模式。1936年监禁的整体格局开始转向减少政治性和非政治性逮捕。

尽管1934年至1936年间囚犯数量急剧增加，但司法实践现在更加人道和关注个人权利。首个重大转折出现在1933年5月，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下令释放劳改营中所有因集体化相关罪名被判刑的一半在押人员。[33]1935年1月，最高法院因为检察官在调查和证据审查方面处理不当赦免了一群被定罪的集体农庄官员。法院甚至考虑对下级司法机构的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以予惩罚。[34]1935年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官方报纸《苏维埃司法》(Советская юстиция)以明显满意的态度发表了东西伯利亚法院的故事，法院驳回了根据第五十八条提起的一系列案件，报纸坚持认为这些案件最初就不应该出现。[35]

表2 苏联监狱中的政治犯和非政治犯，1934—1937年

来源：З.В.泽姆斯科夫，《古拉格(历史社会学视角)》，《社会学研究》，第6期(1991年)，第11页。每年1月1日数据为且不包含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员。

b：在特定年份的所有囚犯中。

同年3月，全苏司法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有必要根本性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检察机关在法庭上的工作。”检察官必须系统性参与所有法庭审理，无论是一审还是上诉，他们需对“法庭组成不当导致的错判负责，并因为没有对[此类]判决提出抗诉负责。”[36]

1935年8月政府宣布，对所有刑期不足五年且“在集体农庄光荣、凭良心”劳动的集体农庄庄员实行特赦。据推测，这项法令适用于那些受到惩罚但没有被送往远方流放或监狱的农民。指令不适用于惯犯或那些被判反革命罪的人，[37]但这些情况下刑期本来就会超过五年。

重大改进与1932年8月7日的法律有关，其规定对盗窃任何“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自动判处十年徒刑。(译者注：见《关于保护国家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并巩固公共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载于《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2》(北京，1956年)，第619—620页。)这种惩罚是特别为了防止集体农庄庄员为自己留下哪怕是少量的公共产品。起初，这项法令得到了广泛执行，但到了1935年它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同年2月，《苏维埃司法》以赞许的口吻报道了一起案件，一个西伯利亚法院以“微不足道”为由撤销了对一名工人在口袋和手套里藏了一公斤半谷物的指控。[38]维辛斯基透露，在1935年根据1932年8月7日法律起诉的案件中只有一半最终被定罪。[39]

更具意义的是，1932年12月对一名北高加索农妇依据8月7日法律的审判如今被重新审理，并被作为一个可怕的不公正案例被看待。她在收获后偷窃了3普特(约49公斤或108磅)小麦。一年后，苏俄最高法院根据一项不那么严厉的法律将她的罪行重新分类并下令释放她，但在那之后又过了一年半，北高加索当局仍未采取行动释放她。最后，1935年4月苏俄检察院据称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负责人的要求，重审她的案件。检察官指出她在家中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而且她的“[过往]罪行源于艰苦物质处境。”这名女子被命令释放，而那些虐待她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苏维埃司法》的编辑们评论说他们正在等待北高加索方面的消息，询问那位农民是否已获释，以及长期非法羁押她的责任人是否已被起诉。[40]

本案的讨论相当于一份司法政策的官方声明，所以向全国各地法院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再根据8月7日法律对轻微犯罪提起诉讼;相反，法院将对犯此类罪行的人表现出更多理解。这个发展标志着与法律通过后不久的时期的深刻变化，当时媒体和法院对乡村中的“阶级敌人”愤怒不已，并强调需要严厉惩罚他们。

1936年1月，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根据8月7日法律审查所有定罪。八个月后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1935年初共有126616个判决，其中97%已经被复审;在98375个案件或超过80%的复审案件中，指控已被更改为刑法的其他条款;近53000个判决已被减轻，尽管这些罪犯仍然被关押;此外，40789人经过案件重新分类后被释放;在仅有的19.5%案件中，原始指控和判决得以维持。[41]

如今，针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政策已明显扭转，进一步减少了逮捕手段的使用。1936年4月维辛斯基向斯大林和其他高级官员报告，在1934—1935年间，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判决被撤销了768989项。其中，仅在乌克兰就有337906项。[42]

1935年4月，《苏维埃司法》发表了一项更深入的关键声明以缓和局势。检察院高级官员阿伦·索尔茨在去年1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犯罪经常发生在“我们忙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建设，不知道如何按照他们处境所需要的方式生活。”法院正在审判“我们的人民”，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经常被视为罪犯的“社会异己分子”。如果问题在于缺乏知识而非犯罪意图，那么惩罚应具有“教育[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е]目标”是合乎逻辑的回应。[43]

1935年5月，在官方党报《真理报》的版面上，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伊利亚·伊里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为反对严厉司法的运动贡献了他们显要的声望和才华。他们详细描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案例，一位名叫米哈伊尔·斯韦拉诺夫斯基的莫斯科学生在一个晚上登上了有轨电车去参加派对。他只得到了一张10戈比的车票，而他本应该得到15戈比……一位检查员要求他缴纳三卢布的罚款，而斯韦拉诺夫斯基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两人发生了争吵，检查员声称那个学生推了他。最终，尽管斯韦拉诺夫斯基的同学和学院官员对他的记录和品格做出了有利的证词，他还是被判处犯有“流氓行为”和两年徒刑。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评论称这不是“司法错误”，而是“更严重、更危险的错误”。人民法庭法官是“无知的人”，他“没看一眼他所审判的人。”他的行为就像“初学会计的新手”。法庭确定了事件发生在哪辆电车和哪条线路上，但没有调查被告的品行。作者带着厌恶指出司法机构迫切需要改进推理能力和培训。[44]显然，普通人必须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随意判决。

1935年8月，《真理报》为这场运动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社论发声，它宣布：“惩罚错误是最后手段。有必要教导如何避免错误……有必要记住一个基本规则：说服、教导、帮助。”镇压只适用于“极端情况”，但即便如此也应该进行教育。[45]

于是，1935年间党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中央当局向下级法院和检察官发出了一系列强烈警告，称轻微问题和违法行为不应被视为犯罪，反革命案件除非严重，否则不应施加压力，并且仔细关注证据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行为和第五十八条广泛应用的抗议也产生了类似的推动作用。

如尤金·赫斯基所暗示，法律规范的改进可能源于领导层希望更好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维辛斯基似乎支持这个目标，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苏联的举措在国外受到嘲笑。截至1934年，希特勒似乎有可能继续掌权，国际局势对苏联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由于斯大林政府积极寻求外国盟友，苏联需要一个体面的形象来安抚其他政府。然而，司法系统内部的新温和倾向既有国内动因也受国际形势推动，并与此时期其他改良趋势相呼应。政权于1935—1936年间正在放松。

暴力是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以及1914年至1921年间俄国生活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源于上层，由沙皇政权、随后的自由派临时政府、共产党和内战中的其他团体实施;它源于基层，受到人们挫败感以及对所有政权说服民众追随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普遍薄弱的认知推动。这些模式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在随后的危机中集体产生挫败感和愤怒的准备。[46]这是恐怖的重要背景。

但到了1934年，斯大林主义政权开始约束警察和法院并在其内部实施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改变并放宽了惩罚措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很大的镇压和专制空间，但法律的实施正在朝着更公平、更一致、更少政治性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这一趋势很快就走向崩溃了。

第一章注释

[1]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例如见，蔡司，《工人、社会》;克里斯·沃德，《俄罗斯棉纺工人与新经济政策：车间文化与国家政策1921—19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及刘易斯·H·西格尔鲍姆，《革命间的苏联国家与社会1918—1929》(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

[2]拉尔斯·T·李，《面包与权威：1914—1921年的俄罗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及奥兰多·费吉斯，《农民俄罗斯与内战：革命时期的伏尔加乡村(1917—192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尤见第29页。

[3]关于白军的暴力行为，见理查德·斯塔茨，《俄罗斯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虚无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860—193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18页;彼得·凯内兹，《苏联历史学的辩护：对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的批判》，《俄国评论》第50卷，第3期(1991年)，第345—351页;及弗拉基米尔·N·布罗夫金，《前线背后：俄国的政党与社会运动1918—1922》(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4]奥利弗·H·拉德基，《鲜为人知的苏俄内战：坦波夫地区绿军运动研究1920—1921》(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6年)，第十一章。

[5]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马克斯·海沃德和曼雅·哈拉利译(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58年)，第314—315页(译者注：见《日瓦戈医生》(桂林，1997年)，蓝英年、张秉衡译，第440—441页)。

[6]阿尔弗雷德·迈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罗斯妇女生活的影响》，载于《俄罗斯妇女：适应、抵抗和转型》，芭芭拉·埃文斯·克莱门茨、芭芭拉·阿尔彭编。

[7]埃文·莫兹利，《俄国内战》(波士顿：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87年)，第xi页。

[8]这句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佛朗哥·文丘里，《革命的根源》(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60年)，第289页。

[9]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8页。

[10]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48页。

[11]全联盟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莫斯科：党出版社，1934年)，第28页。

[12]从1918年至1922年，政治警察控制了一些集中营，然后将大部分集中营交给了司法委员会。1930年，警方成立了一个新的营地机构，古拉格，下文将对此进行解释;迈克尔·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苏联集中营系统1917—1934》(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119页。

[13]《苏联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56期，1934年11月11日，第801—802页。

[14]В.А.齐库林，《苏联国家机构史1936—1965年》(莫斯科：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馆，1966年)，第222—223页;《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全宗号294，目录号1，全文各处。

[15]《1926年版苏俄刑法典：含截至1931年7月1日的修正案》(莫斯科：苏联立法出版社，1931年)，第22—24页(译者注：此时应参考全联盟的立法更为合适，1927年2月2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国事罪(反革命罪及对苏联特别危险的妨害管理秩序罪)条例》，载于《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2》(北京，1956年)，第418—425页，作者此处所引见第418、421页;作者直接引用的1926年《苏俄刑法典》中的反革命罪，见第497—501页)。

[16]А.列宾，手稿，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季耶夫俄罗斯与东欧历史文化档案集，第243—244页。列宾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上校，他与А.阿尔马佐夫实为同一人。该陈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全宗号294，目录号2，第293—294页)中得到印证。

[17]彼得·H·所罗门，《苏联刑事司法与大恐怖》，《斯拉夫评论》第46卷，第3/4期(1987年)，第392页。

[18]《苏俄刑法典》，第65页。

[1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目录号27，卷宗号28，第16页(无具体日期)。该档案涉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委员会与部长会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管政治警察的命令，但本人未能获取该命令原件。

[20]美国国会图书馆“俄罗斯档案揭秘”展览文件(1992年)[下称LC文件]，文件号A21.16，《关于逮捕程序的决议》，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5年6月17日颁布(译者注：见《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移民问题对全体工作人员及有关机构的指示》，载于《苏联档案选编》，第12卷(北京，2002年)，第178页)。

[21]阿尔卡季·瓦克斯伯格，《斯大林的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的生平》，扬·巴特勒译，罗伯特·康奎斯特作前言(纽约：格罗夫·魏登菲尔德出版社，1991年)，第15页。不幸的是，这本受欢迎的作品几乎没有引用任何来源。

[22]同上，第13—31页。

[23]尤金·赫斯基，《维辛斯基、克雷连科和苏联法律秩序的形成》，《斯拉夫评论》第46卷，第3/4期(1987年)，第414页。

[24]同上。

[25]《苏联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36期，1934年7月19日，第505—506页，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另见М.В.科热夫尼科夫，《苏联法院史1917—1956》，第二版(莫斯科：国家法律书籍出版社，1957年)，第297—298页。

[2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特殊保管)，目录号27，卷宗号70，第103、105、106页。

[27]赫斯基，《维辛斯基》，第428页。

[28]安德烈·维辛斯基，《斯大林同志的讲话》，《苏维埃司法》，第18期(1935年6月)，第5页。关于这一时期法院驳回政治定罪的其他案例，见《苏维埃司法》，第33期(1936年11月)，第6、7页;及第31期(1936年11月)，第21页。

[2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特殊保管)，目录号27，卷宗号73，第228—235页。

[3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特殊保管)，目录号27，卷宗号71，第127—133页。

[31]在1936年5月26日致莫洛托夫的信中，维辛斯基再次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反革命煽动方面加以控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特殊保管)，目录号27，卷宗号71，第242页。

[32]J·阿奇·盖蒂、加博尔·T·里特斯波恩和维克托·Н·泽姆斯科夫，《战前年代苏联刑罚制度的受害者：基于档案证据的初步研究》，《美国历史评论》第98卷，第4期(1993年10月)，第1022页。

[33]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94页。

[34]《实践指南》，《苏维埃司法》，第1期(1935年1月)，第24页。

[35]沙拉金诺夫，《庭前案件准备——质量保证》，《苏维埃司法》，第5期(1935年2月)，第10页。1934年，仅数天内便有四十一名集体农庄主席、四十三名生产队长及四名村苏维埃主席在三个农村地区被定罪，此即“错误与过激行为”的例证。见扎伊采夫，《从车里雅宾斯克州检察机关与法院实践看收割与粮食征购工作》，《苏维埃司法》，第1期(1935年1月)，第7页。

[36]Н.拉戈维尔，《改革推进过于迟缓且不坚决——论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实践》，《苏维埃司法》，第9期(1935年3月)，第5页。

[37]《集体农庄庄员前科消除》，《苏维埃司法》，第24期(1935年8月)，第2页。

[38]《庭前案件准备——质量保证》，沙拉金诺夫，第10页。

[39]赫斯基，《维辛斯基》，第427页。

[40]《地方信号》，《苏维埃司法》，第19期(1935年7月)，第17页。

[4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3316，目录号2，卷宗号1837，第2、3页。

[4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8131(特殊保管)，目录号27，卷宗号71，第177页。另见第190页所载1936年5月5日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公文，其中显示截至当时已撤销846302例判决。

[43]《关于克雷连科同志的报告》，《苏维埃司法》，第11期(1935年4月)，第21页。

[44]伊利亚·伊里夫与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作品集第三卷：短篇小说、讽刺小品、文章、讲话1932—1937。轻喜剧与电影剧本》(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61年)，第364—368页;首载于《真理报》，1935年5月16日。

[45]《真理报》，1935年8月14日。

[46]关于攻击性理论，见泰德·古尔与查尔斯·鲁滕伯格，《国内暴力条件：因果模型的首次验证》(普林斯顿：国际研究中心，1967年);及尤金·伯恩斯坦和菲利普·沃切尔，《挫折的任意性及其对社会情境中攻击行为的影响》，载于《攻击性的根源：挫折—攻击假说的再审视》，伦纳德·伯科威茨编(纽约：阿瑟顿出版社，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