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历史的分水岭与大时代的历史回旋——半个世纪的深深怀念与两大帝国的历史节点（3）

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及新中国所建构和展示出的世界范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国魂里的根本缺失

美国的一位哲学学者曾不无骄傲和自豪地笃信和宣称，美国之统治、示范至少是引领世界，所真正依靠的既不是军事霸权，科技领先，美元国际金融的强权，也不是美军的八百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在他看来美国对外输出的形成主导话语权的秘密武器恰恰不是它所出口的产品、技术、服务，也不是华尔街、硅谷、波士顿31号大道和好莱坞的噱头与招牌，而是其思想性、精神性的顶端产出：美国哲学，美式思辨，美国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能横行天下，乃是对外输出了由美国两万多有名有姓的可称之为哲学家们的美国哲学或美国学的思想制造，学术话语和精神引导与操控。罗尔斯十年磨一剑先后推出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不但创造了所谓的罗尔斯产业，由后继西方学者借以大吃由之带来的学术饭与教育饭，而且是旨在为西方文明后黄金时代和晚期资本主义寻找，创制和定出长治久安的纲领与结构框架。

接上文 1976：历史的分水岭与大时代的历史回旋——半个世纪的深深怀念与两大帝国的历史节点（2）

从哈特与富勒的几十年的西方法律学术大论战，到麦金太尔1981年出版的《德性之后》，从实证和规范，从法律到道德哲学，都在试图回答启蒙运动后，实证主义泛滥和走向极端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空白和社会灾难及其带来或暗含的历史不安与焦虑。

康德哲学革命，又汇合起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从自然到社会，从自然科学(主要指自然辩证法)到人文科学艺术，特别是历史科学的超级体系与统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学说与体系的大综合基础上的彻底性的革命逆转性的，经济科学耦合历史科学的整体系统性之范畴体系方面的建构与推进，就其超大尺度的建构与展开而言，着实开创和完成了人类与世界精神-心灵的一个最伟大的重构和人类历史上具有改天换地功能的横空出世。遗憾的是，西方近现代学者之主体，尽管其大体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在物质与经济领域，或者说要在真实的感性的世界里寻找历史发展答案作为认识路线的路标和灯塔，而不再刻意在意识的内在性本身或在精神幽灵的自我小圈子里打转转，更出现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的大历史和以大历史学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等的《时间地图》、《万物简史》等所著的大历史之扛鼎之作，但西方文明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对抗却始终是其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之根本。自然，由康德-黑格尔系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某种意义上的斯大林的这个西方文明域下的生成，和成长起来的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宏阔的，也最为科学化的，并在其体系与结构的完备与优美上，达到了人类文明所有知识、理论、科学、信仰、思想与精神面向的集大成和巅峰之造作，却并未能成为西方文明演进和发展的思想主流与学术主体，虽然西方近现代学者，不乏鹤立鸡群的马克思学的大学者和继承人。

美国开国、立国，更不要说早期拓植与开疆括土的原始殖民和后续的国家与军队的系统性殖民化，其原初的精神寄托和文明主张，就是西方文明域下的英国不得志与落魄文人潘恩的《常识》和洛克以降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三位一体自然法理与法系的合成：所谓‘凡是一个民族想要追求的它就有权这样去做’这一潘恩的西方殖民反抗之理性主张，无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主权伸张的一种变种。其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主张革命学说，造反思想与理论，远不在一个层级上。不要说其启动根基方面本身就先天不足，而为更重要的是当主权建构完成之后，霸权追求，宗主国与殖民地冲突的国际社会，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潘恩的《常识》系统下是根本无法得到说明和解释，更遑论加以解决了。托马斯˙杰弗逊把看似庸俗，拿不上台面的过于物质与世俗的财产改为幸福追求，这一美国独立宣言的漂亮更改，既没有理论依据，也废弃了西方文明的根本。除了图增美国独立与美式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看似更高尚的精神整合与动员力之外，并没有成为美国开国、立国与发展的主轴和基石。

无论是洛克，还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亦或是美国、西方各国似乎达成共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络克原来是联邦也就是外交权，孟德斯鸠根据法国政治国情与实际将其更改为司法权)，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无冕之王的舆论监督或言论自由的第四公权力。但无论政体如何，究竟是在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国王制，总统制，内阁总理或首相制，抑或是真实的君主专制，哪怕是开明君主制，都依旧是资本的傀儡，或至少是金元/金权政治之种种变体或者遮羞布。美国的全部商务共和国内在规定，其商业精神，交易民主等，都是在典型、极端、彻底的生产资料乃至一切财产财富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政权运行和贯彻而已。尽管有着字面上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宣言和政纲的社会性偏好传播和宣示，但美国社会国家的真正权力运作，特别是统治机理和国家建构的核心与根基却始终是寡头制和精英操纵。没有皇权和教宗和欧洲传统贵族的美国，却是货币贵族统治的暴发户之天下。这种财产主轴，财富本位，财权至上，财产私有权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商业文明的所谓新型和现代之国家，在绝对的个人主义(含家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旗帜和价值取向上，成了以色列梦寐以求的上帝拣选国，所谓的山巅之城，也同时成为了西方文明域下，无论是老牌还是新兴的帝国与列强的盟主、领袖和标杆与方向。

全世界都有一种误读、错解和思想界定上的极大混乱，即以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是英国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核心前提与学术首创。围绕着理性经济人这个资本拜物教和资本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幽灵或精灵，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形的手’的运作、支配与操控，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大道与天理。而所谓‘无形的手’，则或被解读为竞争机制，或被解读为价格机制，或被解读为一般均衡的神圣神秘的宛如牛顿天体力学或普世泛化的伽利略力学的自然均衡之‘麦克斯韦妖’。然而无论是学术学理的理论本质，还是历史思想与学术斗争的真实界定，及其对真实社会经济斗争的演示与学术上的包装，理性经济人这一套东西都是美国所谓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造父星’或美式经济自由主义‘黑洞’的精心打造和刻意虚构：即由被称之为其心脏的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和被‘誉为’其头脑的包括现代价格理论与规制理论创始人斯蒂格勒及其弟子们的蓄意打造和学术包装。

亚当˙斯密的带有自然权利色彩的经济运行主体是自利或自爱(Self-interest，Self-love)，其针对和反对的是旧式封建贵族和以国家与公益事业为名而营私的种种权贵统治集团。他眼中目下的经济行为主体是新兴的自有资本的自主经营的中产阶级与平民百姓，小业主，充其量就是小范围小圈子的合伙制经济，他不但反对公司经营，公司组织，认定其董事们或所有权经营权分离下的对他人财富的代理人们，必定是马马虎虎，肤皮潦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非理性的，而且他对有权有势人物的密谋串联，任何形式的在一起的阴谋诡计都是必定针对如何损害公众利益的高度警惕。这就恰恰表明，他的所谓的市场供应的丰裕繁荣，商品经济的活络与兴盛，不可能来自于面包师，屠夫的仁慈与慷慨，压根儿就不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叙说与解读。联系起他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论》里的公正乃社会大厦的支撑和其真正意义上的诸多类似于孟子的‘四端说’的善之自然倾向种种天然的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不对称，和神置般的天然人性人情倾向说，他的自利与自爱论，恰恰和仅仅表明，市场和商务营运中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本是在社会法律公正及其一切公民权利与义务精神界定之下，在上帝或神志的自然演化成的社会道德情操固有的条件与前提之下，没有大资本与霸盘经营操纵的可能，现实中的以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资本投资与积累起来的自主经济角色，靠分工体系，价格自由竞争，而非假借公益下的官僚任意胡乱规定与作为，而在成本与收益之中的任劳任怨和精打细算，为价值规律也就是劳动价值论所调节的或由价值规律约束的自主理性经济核算与市场出清经济行为商家，而非美式今日的法人资本主义和大资本家集团。

当然，如果依此而就认定英国和欧洲各国会坚守这个意义上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学说体系，那就更是错得离谱。美英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神圣联盟，西欧北欧乃至南欧，甚至东欧的精神文化，在资本主义取向与商业精神上，同美国同样是高度契合，深度绑定在一起的。至少说来，它们在国际资本运营的美国框架，美国精神，美国范式与道路上，不但崇美、恐美，更亲美、信美、服美、追美。

从上述美国魂灵的叙事中，由源头缺失到上世纪70年代的庸俗化或物化神圣化的历史递进，似乎仅仅是同1976年这一当代史的灾变元年的历史真实相关，而似乎同权力格局和现实国际政治体系的历史巨变无关。这种观点和看法是浅薄和错误的。

首先，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当然不是在美式自由的资本无限膨胀的单一线索上展开的。早在1864年伊始，美国在内战后就进入的三十年或更长期的镀金时代，大亨时代，美国的非资本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和公共理论的联合反抗，虽然未能阻止资本无限扩张和吞噬天下财富的脚步，但毕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警示和压力反抗集团的出现。

其次，更重要的历史变轨出现在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资本主义国家狗咬狗的战争及其背后的对资本主义无力保障繁荣与和平，特别是资本主义在公正、平等、尊严和真正意义上人性与丰裕方面的灾难性结果，更在29-33年空前的大恐慌大萧条的社会经济的相对乃至绝对萎缩、灾难和匮乏，和对这等社会经济灾难进行自我医治的无能为力，尤其是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资源配置精当，举国体制与动员神威，在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合理和其在世界和平中的稳如泰山的历史作用，形成巨大反差和强烈对照，这就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示范。

第三，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高速发展，甚至横空出世的占有世界的近半壁江山，特别是所谓神秘的红色东方中国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卫生及其教育事业上的成就，甚至中国的管理与战略上的惊人成就，例如人口与预期寿命双倍增的‘毛泽东阶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以处于倒数几位的最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竟然开创了超级人口大国和古文明国的工业化大推进，并在初步繁荣昌盛的仅只是中等程度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创立了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组织盛赞和推广的赤脚医生制度，保持数十年的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的一致所预示的超级稳定的经济预期，全世界最完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又尽最大可能地争取外援，参与全球经贸活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矿产业体系，制造业(态)体系，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依赖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亦即根本没有任何野蛮的残暴掠夺和由此征服-压迫-掠夺而堆积起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全然凭借自己的内部积累，又没有造成任何意义上的野蛮的圈地运动和任何历史丑陋的人吃人的社会阶级的吞噬和无端盘剥的剧烈社会动荡，而完成了初级化的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传统的陈旧的腐败的严格等级制度，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性、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旧式科举制的精英教育向开放的全民的甚至是平民高等教育转变，甚至更是在封建迷信的神秘的虚伪的至少是玄学的空洞的落伍的陈旧的，或至少在本体与根基上，在知识域，知识前提，知识体系，知识结构上的所谓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历史和科学系统，向完全开放的彻底怀疑与审视的，具有公度性、证伪与证实性合体一律的，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完备性、动态开放性、永恒批判性的思想意识科学系统的彻底转变，这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体科学艺术上均是如此，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就更是如此。

中美建交之后的中国热，中国旋风，中国冲击与震荡是真实存在的和前所未有的。表面上看，中美，中西，中外大门打开，看似西方世界的权宜之计，西方尤其是美国仿佛就如同对战后日本，西德，巴西，阿根廷，亚洲四小，非洲一些资源国与沿海国度，甚至于像对苏联或俄罗斯的操控一样，将一个无足轻重的对手和可大获其利的商业伙伴，最终等到养肥了以后再来宰杀的终极的神坛上的祭品。然而，无论是尼克松，基辛格，老布什的直觉与洞察，还是萨缪尔森的惊人的2038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的预言，或者是对中国复兴中的再度起飞和彻底放飞的重新认识，都表明这种历史表象背后的东方逻辑，中国逻辑的必然性内涵。

毫无疑问，由于中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等叛徒集团，及其社会基础同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阵线的里应外合，造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大肆迂回与曲折反转，甚至险些被其打断和葬送，也就是说其意欲把新中国的伟大进程，把诺大的中国本身并入美式资本主义轨道之上，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如一坚决持久的抵抗，并在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期觉醒，后期坚守、抗争和不断斗争合流以后，造成了毛主席离世后的几乎可谓由人民自己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这一历史进程正在新生代的领袖集团高举人民至上旗帜，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而展示出巨大的人民历史自为而非仅仅是历史自在存在的新中国人民哲学王的威力。这是对毛周朱为最高象征的中共、中军、中国的历史性地最高礼赞和最具意义的伟大回应与神圣回归：从党的18大开启，进入了系统性的全面纠偏和改弦更张：在国际国内双面向上，进行了名副其实的严格意义上的拨乱世反诸政;从雷霆反腐，高压治贪，彻底根治，零容忍，一步步走向了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三观转变，共和国初心兑现，政绩观领导干部灵魂纠偏;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巩固基本盘，扩大统一战线，逆转和更改西方超级大国和列强资本剪羊毛的霸盘生意与国际经贸作为，适度可能地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废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依附乃至附庸经济纲领，果断地放弃长期以来事实上的投降主义的‘装孙子’的韬光养晦策略，在国际正义，国际关系，全球化走向与方式，全球治理，世界文明乃至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平台经济的全球品牌建构与分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特别是经济主权，货币主权，定价主权，商贸议价权，科学技术流转公平收益权，科技与产业经贸创新与发展秩序与规则权，国际组织建构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国际大家庭的主权伦理与身份地位之公平等所有方面和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和具有病彪史册的建构。

有一种说法与公式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加斯大林，而且更进而在不等式公式上说，实际上表现为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是历史的真实透视和科学的归纳与观测，而非蓄意与人为地夸大其词，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从中取利和政治谄媚。因为此说法与公式的发现者是位美国人，且大体上秉持西方与美国人通常的傲慢乃至偏见，并非任何意义上的毛粉(Fans)，和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不是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组成与来源，事实求是和绝对科学与理性地说，远远超出三大组成部分和三大来源。毫无疑问，恩格斯的军事才能与学说，自然辩证法的见识和论述未能扩充成马克思主义的新构成。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毛泽东社会学，毛泽东历史学，毛泽东传播或宣传舆论学，他的诗词书法创作及其文学艺术的品鉴与系列性建构，特别是他的智慧和能动反映论的意识行为理论，他的社会心理学，他的领导科学与艺术，他的战略思维与科学，或者哪怕就是单单他的文学评论，都大大超出并极大地丰富、补充和发展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那种单纯的认定仅有三个世界划分，现代化推进，工业化大推进和一化三改方面的中国独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路线，或者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主张，广义的辩证法与彻底的一元化的不妥协的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人民万岁，领袖与人民鱼水关系，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若胡乔木等基本上抽调了灵魂与价值取向以及本体论和根基的，对一切阶级、革命、社会、文明都适用的教条般的“事实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有限和歪曲的叙事与修辞表述，不但是全然不完整的，而且在扼杀了其科学性，完整性，艺术性的同时，又从左与右的两个方向上，抽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精华、灵魂和精髓与根基。

无论是消失的苏联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帝国，无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甚至至少是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诸国，其根本性的精神与思想依凭都是所谓的工具理性。其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合成运动推动之下，开启、引发和推动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声势浩大的波及深远，意义非凡，成就空前的人类社会发展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结果是带来了意外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系统化的理性建构，在能源革命基础上的全面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经贸革命，金融革命，也推动和展开成了社会革命，并实现了世界市场与全球化，国家主权与各国国家统一大市场，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西方式的全面创造与展示。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是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精神指导下的，其以有计划按比例来安排和发展国民经济，更基于公有制和集体主义理性理论和模式基础之上的尽可能直接满足社会人民和国家物质与精神需要，而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和市场需要的利润目标来加以迂回。如此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质生产与营销体系，并经受住了白匪军，外国武装干涉与扼杀，更是在苏联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检验、评判和严酷考验中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更以其所领导和建构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维度上，给西方资本主义以若非碾压似的也是极大现实的压力和冲击。

然而这一进程、理性架构和发展，不无遗憾地未能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和运营下去，表面上受到了所谓70年大限的制度体系瓶颈制约，实则却是自毁长城的内部堡垒崩溃和外部是经济杀手和政治杀手的联合绞杀，特别是受到文化、学术、艺术乃至精神与心理杀手的摧毁，和更主要的是休克主义的震荡疗法的操盘手的推波助澜：一场苏修集团20大产儿们伙同和操控并重用了举国十万余县处级以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做空，伙同从中成长起来的金融大亨、行业老大、产业巨头，一起联手套现，在苏共和苏联共和国的华丽葬礼大快朵颐，大获其利。

概括地说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反常现象，苏联的忙党亡国，把俄罗斯帝国的超级大国变成现如今的经济上的小矮人，是其历史性的回归，无论两者的政治、文化、历史乃至经济是如何形成今日的帝国罗马化的综合症状和衰败正在进行之中，从国运党魂的最根本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看，都缘于其工具理性的这种无视价值取向、不管是非对错，在资本逻辑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目标设定后的单纯的手段优化，其恰恰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大系所绝妙阐述和深刻揭示出来的全然‘没有质的差别，仅有量的增大和量之无限性的‘货币与资本运动’，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自然天性，自然法法理和自然权利逻辑展示。

美国的国父先贤们并没有触及和解决这一国魂问题。他们的无论《独立宣言》与《宪法》以及后来的修正案，他们的对于共和和民主党派政治和权力运作的建树和国家设计，仅仅是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统治技巧，统治聪明甚至把戏，哪怕是被马克思称做英雄的林肯，其在灵魂深处，也没有解决黑人解放和奴隶制度不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

而苏联的缔造者列宁、斯大林毫无疑问提供了一整套的远超上至莫斯科大公，更别提基辅与罗斯国大公，中至伊凡诸世，瓦西里诸世，下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的全景俄罗斯国家先祖们的江山社稷祖训和政纲经仪，但正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两把伟大而锋利的‘刀子’，被修正主义集团和败家子们统统丢掉了。于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就自然可想而知了，其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

七、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神力和新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与舞台的乾坤大挪移

胡绳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对于毛泽东当年力主的若非独排众议的坚决维护主权，绝对不依赖甚至摆脱苏联的控制，在华约之外，独立外交，大国主导自主主体，从而一时间甚至乃至至少表面上陷入两线作战，至少在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流话语上，既反帝又反修大加诟病，那种‘事后诸葛亮’，以无知无畏的评头品足之论调开始高度警觉起来。且对其不只是不以为然而是必须要加以批驳和纠正，而对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果断操作深感幸运，满怀敬意，由衷地钦佩和赞美。这也是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在面对罗马尼亚的一夜变天，苏东波的地震时目瞪口呆后，开始转向，开启了以王震为标志性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的’灵魂忏悔和历史回荡。这一波的新中国主流和上层的根本觉醒和面对国际比较历史灾难后的心悦诚服，比之当年的黄克诚大将的“有人以为自己比毛主席高明，那是在开历史的玩笑”的振聋发聩的长篇讲话，要更加重要和深刻得多。因为黄老的讲话，同历史史论一样，主要指向和肯定的是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总体性，而对所谓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几乎就是当年对斯大林评价一模一样的中国版本，并未有批判，没有主要和过多地涉及到建国后期的石破天惊的伟业，更固守了所谓的晚年严重错误的误判和颠倒黑白。

在这样一个长时段、大尺度、宏视野的世情、国情、社情、民情、党情之下的全局全景纵观之下，在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人类一体的最高纲领，和各国、各族、各历史演进阶段有别，处于不同的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共产主义，相对丰裕共产主义，高度发达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上的最低最高纲领分界之下，我们依然处于毛泽东时代，或严格与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时代，而以毛泽东时代加以命名和代替的基本理由，也是由历史事实决定和合乎逻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固然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世界革命事业，但除了巴黎公社的短暂悲剧性地建构与实验外，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成就与现实范式。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并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苏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线的决定力量，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历史性大博弈，并原则上造成了70年苏联社会主义大国奋进的伟大功业，并同时开创了第三国际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然而，70年大限，苏联特权阶层与阶级的存在与发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与国家大家庭里的家长制作风、老大哥的霸道作为，对此斯大林都是负有责任的。对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瞎指挥，他同样是有原则性错误的。

尽管毛主席所面对的国内外的残酷环境和斗争之险恶困顿，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列宁、斯大林所面对和遭遇的。世界历史格局的错综复杂和希望与困境，风险危机与生机光明的交织也远远超出了列宁、斯大林的历史境遇，但毛主席及其统率下的第一代共和国元勋、人民军队战将、新中国的各界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和先驱与先进人物，他们洞察世事，把握大势，捕捉先机，长远布局造势，把政策和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经与权，战略与战术，总体与局部，长远与当下，科学艺术地神功天启般地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光复旧日，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高速发展、千年辉煌，为世界格局、国际大棋局和人类未来，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积累了资本，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势头与机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工业社会能力，造成了包括当今现代化征程和未来历史演进的制度、文化、精神的合成力量、组合态势和发展变革之条件与可能。

从中美苏大三角到中美打开大门，形成蜜月期的联手直到今日的中美战略行径，再演化到了时至今日的中俄背对背的友好合作无上限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由新中国的被包围封锁甚至蠢蠢欲动的军事干预，和包括核讹诈在内的国际恐吓与威胁，经过艰难的香港窗口、法国通道、巴铁门径(联络)、欧洲国家灵活外交管道，特别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的外交方略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帝国主义与大官僚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在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之下，先后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由工业化、工业国上升到现代化的环环相扣，创造出比之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等等，都更加精彩纷呈的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经济大战，文化大战，文明复兴和新式文明范式创造的文明大战。

从斯诺、安娜˙路易斯特朗、白求恩、柯利华、寒早-阳春到尼克松、基辛格、英国首相希思，非洲国家总统穆加贝，德国学霸政治家前首相斯密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等等等等，毛泽东的美国与全球所谓粉丝，在成就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伟业，在传输毛泽东思想和红色新中国，在推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世界格局诞生，在造就时至今日的国际大棋盘和世界大棋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阶越，毛泽东脉动，毛泽东魅力，毛泽东辉煌，更毛泽东精神与风格、气势、胆魄，和毛泽东战略，彻底打破并完全超越了古代中国的春秋大律，更不必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们的谋略招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最先进阶级的精神思想武器装备、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同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产业及其工程与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同古老人类智慧，中华东方智慧的水利化，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农业宪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之集约化农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国民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甚至单单就是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改善和治理地球，同千奇百怪，各有历史沿革，国情与历史各异的各民族各国家的情形不同，由国家内部的人民民主，各民族大团结，到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社会民主的联合宪章下的法制国际社会，毛泽东及其所创造的新中国新社会，都提供了空前绝后的伟大建构和现实范例。

在这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与斗争，国家主权与治权，最低与最高纲领，处于一种永恒动态的对立统一的状态之下，它们防止了来自左和右的各种错误倾向，避免了丧失本体自我，以至于带来中国成为附庸，重新回归旧社会的历史轨迹和灾难，也有力地制衡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后冷战的马太效应的“赢者通吃”。

八、半个世纪：人民祭奠、人民坚守和迎接历史曙光的盛大回归

明年的建军百年在93大阅兵时，已有了最为初步的展示，成体系化的模块集成化彻底打破了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技不如人’的局面，西方文明的基于技术优势、工业或产业优势和科学优势之上的军事武器装备和物质文明领先于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军事武器装备的胜出才刚刚浮出水面，随着解放台湾的最终落地，由中美‘共享’太平洋，中俄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军事天平的向东倾斜和中国东方胜出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基本轮廓与态势的。

到2049年，新中国百年华诞，半个世纪的人民祭奠，半个世纪的人民坚守必将迎来更加宏大的战略价值展示和空前的优异成果鼎显。只要中国在根治基尼系数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消灭两极分化制度与体制乃至文化上的根基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胜利，打破国际资本霸权和美帝国的神话推进，推进金砖特别是中华古典和当代文明优雅的一代一路世界通、全球通的天下共赢与普惠，彻底摆脱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三位一体的休克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彻底根治旧日的今日依旧阴魂不散的‘造不如买买不租’，韬光养晦的拒不当头，以市场换技术，静态的无知的陈旧腐烂不堪的俄林-赫科夏尔的今日小丑般的林毅夫的资源禀赋和顽固的旧式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所谓比较优势鼓噪和其完全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学理，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包装的莫名其妙的旨在维护资本主义旧有体系本质和西方工业化以降的过时的国际经贸体系与秩序，又用假言假语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非驴非马的四不象给以包装，无厘头的经济学骗术的奇谈怪论，盛大回归就是必然的和势不可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