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编者按：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三反”“五反”、社教、“四清”等运动以后，才最终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东流。因而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结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有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不少干部还是对于文革存在抵制、抗衡的态度，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军队介入了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但是大部分支左部队却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群众则是分裂为造反派、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中又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犯了一系列右和“左”的错误，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毛泽东同志立足于文革斗争的实际，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使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前进。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建立起来的。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完成了夺权，而且在全国建立了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也就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现在著者将“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分别命名为“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在本网发表。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的主体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反右纠“左”斗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郭建波

目录

（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1、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中后期面临的迫切问题。

(1)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吹响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号角。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解决的主要问题。

(3)要用阶级分析法来解决大联合、三结合中的派性问题。

(4)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排除干扰中取得进展。

2、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反右斗争。

(1)第二轮反右斗争的背景。

(2)各地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

① 北京发生的翻案事件。

1)国防科委发生“多中心”的问题。

2)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

3)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干部翻案。

② 上海发生的翻案事件。

1)上海市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文件。

2)上海市又发生了《闽西报》事件。

3)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批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

③ 天津发生的翻案事件。

④ 四川发生的翻案事件。

⑤ 河南发生的翻案活动。

⑥ 江西、内蒙古发生的翻案活动。

(3)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

①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②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1)耿、黄集团的出现。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③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④ 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4)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

①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②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③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④ 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5)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

① 杨、余、傅事件发生时的文革形势。

② 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1)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若干征兆。

2)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3)关于杨成武的问题。

4)关于余立金的问题。

5)关于傅崇碧的问题。

6)关于杨、余、傅问题的总结。

③ 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1)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杨、余、傅作出组织处理。

2)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3)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4)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社会上公开宣布了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④ 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及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和后台问题。

1)毛泽东、党中央对军委领导体制作出重大变革。

2)杨、余、傅事件的性质。

3)对杨、余、傅事件后台的追索及其限制。

⑤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原因分析。

1)军队指挥权必须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

2)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乃至表现出倾向性，埋下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3)杨、余、傅在具体工作上的行为造成朋党之嫌。

4)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5)毛泽东、林彪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及事件后来得以反转的原因分析。

⑥ 从文革的发展来透析杨、余、傅事件。

(6)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

① 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② 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③ 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7)第二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进一步擘画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蓝图。

(2)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概况。

① 一月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② 二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③ 三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④ 四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⑤ 五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能够集中成立的原因分析。

(4) 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

4、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纠“左”斗争。

(1)第二轮纠“左”斗争发生的背景。

(2)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极“左”思潮。

①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确定了纠“左”方针。

② 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发生及其斗争。

1)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2)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概况。

3)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评析。

③ 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来透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1)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

2)从湖北省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遇到的问题。

3)对造反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评析。

④ 从文革发展的角度来透析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3)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社会上出现的局部骚乱。

① 文革形势在两派斗争中局部走向恶化。

② “七三布告”的发布。

1)“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三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三布告”的评析。

③ “七二四布告”的发布。

1)“七二四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二四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二四布告”的评析。

④ 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及各地对指示和布告的贯彻执行。

1)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

2)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两个布告的情况汇报。

⑤ 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一——安徽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奉命到安徽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2)解决芜湖武斗，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省革命委员会权威，实现安徽社会稳定的焦点。

3)李德生亲临一线解决芜湖武斗事件。

4)趁热打铁，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武斗死灰复燃。

5)对李德生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安徽武斗的评析。

⑥ 两个报告下发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二——广西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中央对广西两派定性的微妙变化。

2)两派斗争再次激化，中央颁发“七三布告”。

3)依据“七三布告”，对四二二派采取镇压行动。

4)对广西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两派斗争的评析。

⑦ 在制止派性斗争中实现秩序的稳定。

(4)解决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为结束全面夺权阶段创造条件。

①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争动态。

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解决高校两派之间的矛盾。

2)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武斗状况。

② 清华大学两派的形成。

1)清华大学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

2)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出现。

3)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形成。

4)两派斗争乃至发生分裂的另一视角。

③ 清华大学两派在争斗中走向武斗。

1)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外校造反派头头试图解决清华大学两派的分歧和矛盾。

2)围绕学校广播台的争夺，又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3)两派围绕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进行的斗争。

4)两派在谋求联合中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5)分裂的因素在两派联合中潜滋暗长。

6)两派斗争乃至分裂的一个深层原因。

④ 清华大学两派百日大武斗。

1)江青、谢富治等人批评北京大专院校发生的武斗。

2)韩爱晶、聂元梓等人劝告蒯大富停止武斗。

3)两派在如何对待、解放干部的分歧上所引发的武斗，拉开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序幕。

4)陈伯达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

5)五月三十日武斗是百日大武斗中的典型事件。

6)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未果。

7)武斗的进一步发展。

8)对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评析。

⑤ 毛泽东决定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北大。

1)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在文革中的变化。

2)毛泽东做出工人宣传队进入北京高校的决策。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紧急行动起来，部署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

⑥ 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两派对工宣队的态度迥然不同，414欢迎，团派在攻击工宣队的武斗中酿成惨案。

1)工人宣传队带着毛泽东、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进入清华园。

2)414按照工人宣传队的要求停止武斗。

3)团派在蒯大富领导下对工人宣传队发起攻击。

4)对两派红卫兵在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园后采取不同态度的评析。

⑦ 毛泽东发表严厉谈话，两派斗争在毛泽东谈话的传达、执行中偃旗息鼓，工宣队进驻校园。

1)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严格限制。

2)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发表了严厉的谈话。

3)五大红卫兵领袖在整理、核对毛泽东严厉讲话后，迅速回校传达讲话内容。

4)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两派在斗争中走向联合。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大联合的过程中走向消亡。

5)对毛泽东谈话在结束北京高校武斗上所起作用的评析。

⑧ 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及最终解决北大的问题。

1)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

2)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芒果，接见工宣队员。

3)解决北大的问题。

4)北大、清华是北京高校文革的风向标。

⑨ 清华大学两派斗争发生的原因、教训与影响。

1)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原因分析。

2)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教训。

3)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影响。

(5)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①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② 转发地方工宣队进校文件，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

1)转发工宣队文件，供其他工宣队成员参考。

2)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③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

④ 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为标志，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6)第二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5、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1)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2)围绕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

(3)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意义。

6、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全国文革发展形势。

(2)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① 五个省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1)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② 对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简要评析。

(3)发表社论，召开大会，庆祝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广泛建立。

①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全国山河一片红”。

② 北京召开革命群众大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③ 简要的评析。

(4)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缓慢的原因分析。

(5)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意义。

（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文革是在排除了右与“左”的干扰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研究了文革在一九六七年是怎样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在反右纠“左”中的斗争进程。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到来自右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因而就要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为此，我们就要首先从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面临的迫切问题谈起。

接上文 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上）

1、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中后期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们知道，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初，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共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到一九六八年元旦，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过去了十二个月，进入了这个阶段的中后期。这个时候文革在夺权过程中的进展如何?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1)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吹响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号角。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认为文革的形势大好，肯定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提出了一九六八年的战斗任务，号召大家去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文章指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文章认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形势大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有力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文章要求，在新的一年中，全党、全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第一，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第二，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第四，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要经过艰巨的斗争和努力。

文章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解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无产阶级的“公”字和资产阶级的“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只有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大学大用“老五篇”，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紧跟毛主席，真正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文章最后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新的功勋，去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

这篇元旦社论是以“两报一刊”的名义，由姚文元报送毛泽东审阅、批准后才发表的。[2]当然代表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社论认为文革业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前文革的形势大好，部署了一九六八年的五大任务，号召大家为夺取文革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文革对形势的判断是与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作出的指示相一致的。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毛泽东、党中央下发文件，采取措施，收缴枪支，制止武斗，文革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作出指示时更好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行政区虽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其中的多数业已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这方面来说，不论是说文革的形势大好还是业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都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社论提出了一九六八年面临的五大任务，就是要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为指导，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整党建党，拥军爱民，处理好革命与生产、工作、战备的关系，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在这些任务中，核心是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这是文革在夺权阶段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

社论特别提出了要在思想上夺权的问题。全面夺权阶段不过是夺了走资派实际掌握的权力，而从思想上夺权，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阶段，是文革的主题、正题。[3]要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进行“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4]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从中可以看到，元旦社论对于文革形势发展和成就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既肯定了一九六七年文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又部署了一九六八年文革发展面临的任务，向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发出号召，吹响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号角，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夺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各地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完成全面夺权阶段任务的标志。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的重点还是围绕如何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展开行动的。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因而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这个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

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在两派之间，以及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支左部队之间展开工作。这就要处理好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协商、讨论以后，报经中央批准，而后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就要在毛泽东、党中央指示的指导下，妥善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

这个时候，毛泽东针对文革发展的具体状况，及时做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指示。[5]他还进一步指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6]这就要求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既要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又要做到支左不支派，认识到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妥善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两派斗争中，往往会出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早就说过：“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7]对于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作为革命派，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剔除头脑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去处理问题，而不是相反。

军队支左，就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正义行动，反对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形式上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质上却从小团体、本位主义出发，为狭隘的派别利益进行斗争。军队支左不支派，既是对军队说的，也是警告造反派中的一些人的。对于军队来说，要支持真正的左派，而不能支持右派，也不能支持具有派性的“左”派;对于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斗争中斤斤计较于本派的狭隘利益，主观冲动，派性作怪，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行为，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是军队在支左中管控、纠正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改弦更张，自我检讨，改正错误，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否则的话，是不可能获得军队支持的。这就要将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左派中的宗派主义行为区分开来，既要支持左派进行的正义斗争，又要反对左派中的一些人的宗派主义行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动。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

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8]在全面夺权的前期，对干部冲击较大，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毛泽东曾经批评过这些“左”的错误。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时候要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将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但是，在具体处理上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在全面夺权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就站出来积极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干部，一般来说，在对他们的结合上争议还不大。在夺权斗争中造反派分裂以后，由于干部支持了不同派别的斗争，当某一派提出支持本派的干部人选时，往往会遭到对立派别的反对。同时，在夺权斗争中打压造反派，支持过保守派斗争的干部，虽然这个时候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表示要转变立场，但是在结合他们的时候却又往往遭到造反派的反对。这样在如何结合干部、结合什么样的干部的问题上，常常会陷入激烈的争吵，一时难以确定下来。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来的。

由于在全面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在夺权中遇到了重重阻力，许多省市自治区领导被打倒、躺倒不干或逃离岗位，局部地区和单位陷入混乱，为了支持左派，维护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因而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就主要由军队支左干部担负起这样的责任。这样处理两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主要地落到了军队支左干部的肩上。以他们为主导，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共同参加，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由此我们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能否在未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是因为只有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任务主要是在支左部队负责人主导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共同参与，在创办学习班中实现的。

(3)要用阶级分析法来解决大联合、三结合中的派性问题。

派性问题，是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一个严重障碍。这种派性斗争，具体表现为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形式出现，严重阻碍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实现。

同时，在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有人又以反派性为名，混淆是非，随心所欲，将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作为打击对象，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谢富治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就曾说过：“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9]

这就要将两种不同性质的派性——无产阶级派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两者混淆在一起，更不能以反派性为名，将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对派性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发表社论、评论员文章，对派性问题进行分析，指导着反派性斗争的健康发展。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文章在历数了派性的十大罪状后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一个十分危险的敌人。它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危害革命，破坏生产，包庇坏人，助纣为虐，干尽坏事。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反动性。一切受派性蒙蔽的同志，应该赶快醒悟过来，擦亮眼睛，反戈一击，完全、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文章最后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统帅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只有一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只有用无产阶级党性去指导自己的全部行动，才能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0]

这篇社论以犀利的语言论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要求人们树立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斗争。这篇社论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直指当时严重影响大联合、三结合的派性问题，毛泽东阅后指示新华社予以转发，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月十五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11]

由于当时派性已经成为阻挠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因而这个时候党刊就要发表反派性斗争的文章，为人们认识派性、围剿派性创造舆论氛围。这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中又体现了出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编者按语：

“搞派性，就是搞个人主义。”“派性的老根是资产阶级‘私’字，闹派性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

北京针织总厂的同志们这几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它把派性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

要打倒派性，就非斗私不可，就非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臭不可。

要打倒派性，就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保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2]

这篇《人民日报》编者按，将派性与“私”字联系起来，揭示了派性斗争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还将派性斗争放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的背景下来进行处理，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正在进行的派性斗争，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

针对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指导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这些指示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在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显示出毛泽东作为革命统帅的卓识和洞察力。“两报一刊”不但及时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还结合现实的斗争状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相关社论、评论员文章，全面、深入地阐释了毛泽东的指示，引导着斗争的发展。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13]

毛泽东关于“支左不支派”的指示是针对支左部队说的。一年前，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毛泽东从斗争形势出发，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进行，防止局势失控，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果断作出了实行“三支两军”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支持左派群众。这个时候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又进一步作出了“支左不支派”的指示。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纪念军队支左一周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文章指出，支左不支派，就是要切切实实落实毛主席的教导，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凡是革命的群众组织，都要支持，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也不能“你是左派我就什么都支持”，而是要支持他们的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对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决不能支持，而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要努力促进两派革命组织，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文章强调，坚决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的形势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

文章要求，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支左不支派的根本出发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是支左不支派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听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侵蚀到我们头脑中来，不加抵制，就会把“三支两军”工作引上邪路，并反过来助长某些革命群众组织派性的膨胀，加深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损害军民之间的团结，妨碍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实现。

文章号召，人民解放军的每个指战员，都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做支左不支派的模范，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立新功。[14]

这篇社论结合当时斗争形势，对毛泽东“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说明。军队要支持左派，这是在去年实行“三支两军”的时候就明确提出的。现在，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军队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仍然要支持左派，这是没有疑义的。双方都是左派，但是却发生了分歧和矛盾，甚至进行了武斗，就要对双方都要支持，通过开办学习班，使他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支一派压一派。

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如果都是左派，但是一方或多方在斗争中超出了左派斗争的范筹，表现出严重的派性。这个时候就要把左派与其错误行为区分开来，支持左派的正义行动，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这并非不支左，而是为了将支左工作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支左不支派”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针对新的斗争形势才提出来的。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15]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一九六八年第一期《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出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前，新华社就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予揭露。谁如果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而又坚持不改，那是很危险的，那就有可能站错队，甚至被坏人利用。对于小资产阶级要加强教育。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调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6]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毛泽东“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为指导，从实际斗争形势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阐释了对派别斗争为什么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区分两种派性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对于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调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抹杀派别斗争的性质。这样势必会在派别斗争的认识、处理上陷入迷茫。这是在警示人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处理派别斗争，也是提醒进行派别斗争的人，要有宽阔的胸怀，放眼全局，求同存异，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而是在维护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出版)、《解放军报》发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乘胜前进》，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17]

毛泽东关于“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指示，揭示了派别在阶级中的地位，发展了“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化了派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认识。这一指示进一步阐明了派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启示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认识、处理派别斗争。这也是在警醒造反派不要因为一时的分歧和矛盾就争吵不休，乃至于大打出手，而是要认识到他们在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要在维护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同时，社会上的保守派，对于其基本群众来说，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要将他们与其少数坏头头区分开来。这部分保守派群众，也要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自身阶级利益是否一致，不要再为他人进行火中取栗，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至于那些反动势力控制的派别，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四出活动，煽风点火，发起武斗，进行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就要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了。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系列指示。这些指示是针对当时斗争形势作出，通过宣传部门撰写的社论及其它文章向社会上公布的。

军队是要支左的，但是支左就要支持真正的左派。以前军队在支左的时候，许多支左部队没有支持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指导下纠正了过来。现在支左就要支持真正的左派，而不是其中的极“左”分子，也不是其中表现出派性势头的左派。这就要对左派进行分析。以前响当当的左派，如果现在离开大联合、三结合的轨道，谋求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表现出严重的派性作风，这样的左派行为又怎么能够支持呢?支左不支派就是针对他们来说的。

派性斗争并非是随意出现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这就要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要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研究派别斗争。因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它们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这样就不仅使人们对于派性斗争的出现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也容易对于正在进行的派性斗争进行鉴别，从而确定不同派别的属性及其进行斗争的正义、非正义性，从阶级斗争中来解决派性斗争。

我们注意到，鉴于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中后期，进行大联合、三结合是文革发展的时代要求。而在这个时候，派别斗争已经成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与文革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系列指示。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围绕这些指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进一步宣传、阐释这些指示，指导着大联合、三结合的发展。不难看出，不论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正在进行的派别斗争，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展开的。

(4)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排除干扰中取得进展。

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就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排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这个障碍存在于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支左部队之间。处理三者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排除他们之间障碍的过程。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在排除了这些干扰以后才取得进展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在造反派内部、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表现在大联合中以谁为主导、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人选及其地位以及对过去错误的处理和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上。这些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还决定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排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作为重点，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受到来自右、“左”两种错误行为的影响。右、“左”两种错误行为比较普遍地存在于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中，当然在三者中的分布并不相同。一般地说，右往往存在于保守派群众、抗衡文革的干部以及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却仍不悔改的支左部队干部中，而“左”则往往存在于造反派群众、支持文革的革命干部以及支持了左派的军队干部中。特殊地说，右、“左”两种错误行为也会在他们之间交替出现。保守派群众、抗衡文革的干部以及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却仍不悔改的支左部队干部，也有可能犯“左”的错误;造反派群众、支持文革的革命干部以及支持了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有可能犯右的错误。这就要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不能主观臆断、墨守陈规、想当然地得出结论。

右和“左”的错误不论是出现在群众、干部还是支左部队中，都会严重干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进行，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重重困难。这就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继续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只有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才能排除来自右、“左”两方面的障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为了搞好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要准确判断右、“左”两种错误的性质，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两方面的错误影响，还要讲究政策和斗争策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是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必须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排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这就要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妥善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是一个严峻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大联合、三结合以及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决定着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及其构成状况乃至于夺权的成效，对于文革的发展特别是斗、批、改还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2、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反右斗争。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仍然是在反右纠“左”中被推向前进的。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及其反攻倒算严重阻碍了文革的发展。 这种右倾行为是怎样出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又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斗争的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第二轮反右斗争的背景。

反右的时候容易出现“左”，纠“左”的时候容易出现右。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第二轮的右倾行为及由此展开的反右斗争，是在一九六七年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的。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期间发表了系列谈话。中共中央依据这些谈话，整理下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指示”在肯定文革发展形势的同时，批评了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具体表现在如何对待不同群众组织、干部和支左部队的问题上。毛泽东还特意提醒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在此期间及随后，经毛泽东批准，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下发了系列文件，采取了制止武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2]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除去个别地区外，社会秩序总体上趋于稳定。但是，在纠“左”的同时，右的行为又冒出来了，出现了右倾翻案风，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纠“左”过程中的另一种动向。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才逐渐产生的。[3]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在各地出现了。他们打着纠“左”的旗号，抓住以前在夺权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矛头指向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企图为以前在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已经定性的重大事件进行翻案。这种以纠“左”为名进行的右倾翻案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警觉，于是就采取措施进行反右活动。这在当时一些中央负责人的讲话、相关会议及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江青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三月二十一日，在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会议上，江青说：“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4]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北京市刮起一股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股风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率领革命群众，坚决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扑”、“把斗争矛头对准当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5]

四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指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6]

四月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指出：“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7]

在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行动中，“两报一刊”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发表了一系列反右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提出：“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指出：“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告诫人们：“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乘胜前进》，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指出：“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指出：“……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8]

五月十七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9]

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表的。[10]

这些社论、编辑部文章的发表，点出了右倾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风险，要求人们重视并要采取实际行动排除这种风险，反击右倾翻案活动。如果把这些文章与此时中央负责人关于反右的讲话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右倾翻案风。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七年纠“左”过程中，具体说来是十月以后才逐渐出现的。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全面夺权阶段，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右的倾向。这种右的倾向，是打着纠“左”的旗号，利用纠“左”的机会，操纵一部分群众，将矛头指向真正的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这种倾向业已引起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警觉。他们发现以后，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反右行动，以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反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2)各地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

这股右倾翻案风，具体表现在各地发展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上，集中在为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等重大事件翻案、打击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上表现出来。这些右倾行为不仅在北京，也在各地出现了。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行为，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但是若把这些行为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党中央的警觉，意识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要对其展开斗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只对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南、江西和内蒙古等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的右倾行为及反右斗争状况进行简要介绍，让大家对于当时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有一个概要的认识。至于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杨余傅事件以及炮打谢富治、张春桥事件，由于在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下文我们要对其进行专门介绍，这里就不提及它们了。不提及它们，是因为下文要对它们进行专门介绍，避免重复的缘故，并非说它们不属于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的范畴。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时期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展开的反右斗争状况。

① 北京发生的翻案事件。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国防科委发生的“多中心”的问题、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及清华大学有人为被打倒的校领导干部翻案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集中反映出要不要为二月逆流翻案，清华大学校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动之际有没有错误，应该不应该被打倒等问题上。下面我们看这三个事件的基本状况。

1)国防科委发生“多中心”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准中加了一条补充条件：“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件事被称为“多中心”论。国防科委系统群众组织的一个大派对此意见强烈，很快反映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去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个提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四月四日取消了这一条。[1]

在一个国防科技单位中把“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准，像这样的提法，以前在党内还没有出现过。如果再联系到当时单位内部的两派斗争情况及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令人生疑的。

当时通常的提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有时加上林彪为副的字样，但是还没有哪一个下级党委提出以党委负责人为核心的问题，因而这样的提法有悖于党内的程序和规范。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是置聂荣臻对文革的态度及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出于某种目的才提出来的。

聂荣臻是二月逆流期间的重要人物，在二月十一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和其他与会人员一起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难，[2]后来又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被批评，作了检讨。这反映出他对待文革的态度。同时，国防科委内部两派之间也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把以拥护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的正确领导作为选拔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标准，不仅会使国防科委内部的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会让对立派利用这一标准堂而皇之地排斥、打击造反派，严重影响国防科委内部文革的发展进程。

鉴于聂荣臻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表现，在他对待文革的态度没有真正转变之前，这种提法一旦得以施行，无疑会提高聂荣臻的政治地位。这样势必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对聂荣臻的批判形成强烈反差，会淡化、削弱对于二月逆流的批判，形成对二月逆流定性、批判上的某种逆转，在一定程度上悄无声息地起到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作用。因而不论是从国防科委内部两派的斗争，还是从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上，这种提法都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了。

2)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北京石油学院群众组织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北京公社，说北京公社在一九六七年 “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炮打副总理，反总理”。

江青等人听了勃然大怒。姚文元说：“你再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江青说：“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成了一贯正确了，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里。”

吴法宪、叶群相继表示“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三月十五日晚，江青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了他一炮。”[3]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北京石油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要不要对于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谭震林、余秋里等人进行批判展开的。不难看出，大庆公社利用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的机会，趁机在汇报会上告北京公社的状，说北京公社一九六七年批判过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这样大庆公社就将学院内部的两派斗争与应不应该批判二月逆流联系起来，公然站在了二月逆流一边。他们之间的争论，从形式上看，是应不应该对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进行批判，实质上则是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是否正确，以及要不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问题。这自然会引起江青、姚文元等人对于大庆公社的不满，于是才发起了强力反击，对二月逆流的问题再一次表态，由此进一步意识到“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干部翻案。

清华大学有些人认为被打倒的蒋南翔、刘冰等是革命领导干部，认为“一月夺权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尖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沿着危险的道路滑得够远的了。”叶昌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在上海工总司紧急会议上传达王少庸在上海市革委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说：“前一个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大叛徒。”[4]

文革发动之际，蒋南翔、刘冰等人之所以被打倒，主要是因为他们支持工作组压制、打击学生的造反行动，是对待群众造反的态度问题。至于一月夺权被有些人认为“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显然是否定了一月夺权的行动。从这些人的言行上来看，他们不仅否定了文革发动之际清华师生的造反行动，也否定了一月夺权的正义行动。这种对于文革中两大事件的双重否定，显然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右倾行为。

当然，不是说在这些事件中没有缺点、错误，但是不能因为存在缺点、错误就否定他们的造反行动，而是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像列宁说得给婴儿洗澡那样，泼掉脏水，留下婴儿，却不能借着婴儿身上有污垢，就将婴儿和水一样泼出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些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北京有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张春桥，是与上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遥相呼应的。下文我们还要对此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以上国防科委发生的“多中心”问题、北京石油学院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翻案，是在北京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这三个事件集中在要不要为二月逆流以及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进行翻案的问题上。这种翻案实际上就是对于文革的反动，自然是右倾的行为。当然，如果领导干部被搞错了，发生了冤假错案，是可以也是应该进行翻案的，但是不能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借口，为反对、批评、阻挠文革的人进行翻案，而是要将两者区分开来。

② 上海发生的翻案事件。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上海发生的三个翻案事件。这三个事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实际上反映了如何对待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还涉及到对于文革的评价和态度问题。

1)上海市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组织领导的请示报告》。为了说明问题，“请示报告”讲了一点历史：“1960年建立了市委保密委员会，由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任主任，原市委秘书长李家齐任副主任，在原市委领导下，统一领导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保密工作。”“请示报告”对上海市革委会把保密工作置于“政法指挥部”领导下提出意见，认为把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专政机关是不合适的，建议“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保密组”。

这个请示报告说的头头是道，看似有理，却引起了张春桥的警觉，他在“请示报告”上写了几条批注。

例如：“请示报告”的编号为“(67)密办第207号”，张春桥批道：“文件编号，看起来是一个小事,有的人却死抱住旧市委不放,用旧编号继承旧传统”。

“请示报告”指出：“不少重要单位的保密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长此下去，对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极为不利。”张春桥在此写了批注：“这就是说，你市革命委员会不如陈、曹、黄赤波，甚至比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极为不利’，还是由‘保密委员会’的黄、李‘负责抓’吧。”

在“请示报告”之末，张春桥写了结论：“这是一个错误的文件,请文件的作者们想一想，在上海究竟发生过一场夺权斗争没有?你们头脑中究竟是承认陈、曹即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代理人的权，还是承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谈建立保密机构的事。”

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了批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市革委会就此事发出文件，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5]

上海市的这个看似一般的“请示报告”，却引起了张春桥的警觉。从张春桥的批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一般人的表态来看，对这个文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个报告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一般的技术问题，而是报告没有从夺权以后上海市发生的巨变出发，在新形势下提出如何做好保密工作的问题。

从“请示报告”的行文及其编号来看，却是与旧市委关于保密工作的作法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不是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这个时候都要弃之不用，而是说要在夺权、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在形势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如何做好保密工作的改革，批判地吸收过去保密工作的作法。

“请示报告”不仅没有体现出这种变革，还与过去旧市委的作法存在着密切联系。如果将其与上海市内部仍然存在的激烈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请示报告”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斗争的具体反映。正是因为这样，张春桥才见微知著，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写下了措词严厉的批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张春桥的批评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请示报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是因为报告没有将保密工作放在上海市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大背景下来阐述进行保密工作变革的必要性，而是与旧市委在保密工作上的行事方法存在着密切联系，又与上海市进行的路线斗争搅和在一起。这与上海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不协调的，从性质上来说呈现出了右的色彩。

2)上海市又发生了《闽西报》事件。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处有关部门，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仍然把《闽西报》(陈丕显家乡的报纸)贴上印好了的“赠阅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的标签，按期递送。在这件事被揭出以前，有人向报刊发行处提出过意见，有关人员的回答是：“劳改犯也可以看报纸，陈丕显为什么不可以看?”“牛奶公司还在给陈丕显送牛奶，服装公司也在给陈丕显做衣服，报纸为什么不能送?”“中央对陈丕显还没有表态，报纸为什么不能送?”在这件事被揭出以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沪革发(67)第93号文件，通报了这一事件。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市邮电系统召开了“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判。[6]

在陈丕显倒台后，是否将《闽西报》还像以前一样送发陈丕显，看似一件小事，却是反映出大问题。当有人对这件事提出异议时，上海市邮政管理局相关人员以劳改改也可以看报纸，牛奶公司、服装公司照样给陈丕显提供服务，以及中央没有对陈丕显表态为由，仍然置这些人的异议于不顾，继续为陈丕显送发报纸。这说明对陈丕显倒台后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市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形式上是为陈丕显送发《闽西报》，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如何看待上海市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支持还是反对上海市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从这里不难看出，为陈丕显送发报纸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对于上海市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存在着不同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右的行为。

3)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批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年初，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简称共向东)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传遍全国。

他们的看法，例如过分地强调“文攻武卫”，会给一些群众组织搞武斗找到了借口;江青讲的“文攻武卫”同毛主席讲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相矛盾，是以武卫之名，行挑动武斗之实，造成全国搞武斗;中央文革的同志，都是搞文化工作、理论工作，写文章的，现搞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不行;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中央文革的同志说一句话;徐景贤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北京市发了《通告》，中共中央发了《通令》，都说不准搞打、砸、抢，还说搞了要处理，但有些人搞了，并不处理，这样发《通告》、《通令》有什么用呢?发了而不坚决执行，还不如不发;造反派怀疑一切，歧视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假洋鬼子”，不准别人草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当了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比过去还厉害，这些人不用多久就会变修，用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要搞夺权斗争。[7]

应该说，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提意见，是可以的，也是受欢迎的。但是，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提意见。从群众组织共向东提出的意见来看，虽然不能说他们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确实存在着某些失误，一些造反派确实存在着“唯我独革”的问题，也有过武斗行为。)，但是，从他们提出意见的立场、态度、意向上来说，则是否定、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行为。这样他们就将自己置于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对立面，逆文革发展潮流而行了。

比如，造反派和保守派，到底哪一个是顺应文革发展潮流的?造反派虽然有错误，但是武斗都是造反派挑起的吗?保守派有没有责任?又有多大的责任?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有错误，但是是共向东说的那样的错误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但是袒护造反派吗?支持和袒护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至于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了，“文攻武卫”确实是江青提出来的，但是江青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就是提倡武斗吗?一些造反派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进行武斗，他们的错误行为应该归咎于江青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当时江青是怎样阐释“文攻武卫”的。江青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特别就“文攻武卫”问题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她说：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8]

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她是反对武斗的，她提出的“文攻武卫”是在敌人向造反派进攻的时候，造反派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所采取的防卫措施。这是正义的防卫，无可厚非的行动。即便有些造反派以此为借口，行武斗之实，难道不应该由进行武斗的造反派来承担责任，而是要江青去负责吗?不顾江青讲话的背景和具体内容，以江青提出过“文攻武卫”而将武斗的责任归咎于江青，到底是断章取义还是别有用心，难道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从中可以看到，共向东这个群众组织是站在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的对立面，以反对他们存在的缺点、错误为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以此来维护本派利益，抗衡文革发展的大潮。这种与文革发展潮流对抗的行为，显然是右的行为，是社会上抵制文革力量的表现。

从以上三个事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上海市保密办公室的“请示报告”，还是《闽西报》的送发，乃至于群众组织共同东的看法，虽然都是一些孤立的个体事件，但是却反映出上海市党政机构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斗争与过去夺权、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是过去左、右斗争的继续，不过是在新的形势下以另一种形式反映了出来罢了。

③ 天津发生的翻案事件。

天津市文艺界有人召开了黑会，要演出黑戏。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年初，天津市文艺界若干受过批判斗争的人聚会，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演出节目。这些人过去被作为黑线人物进行批斗过，他们的活动被视为逆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代表，并且讲了话。他们批评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黑会、要演出黑戏，并且说：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刘、邓在文艺战线的一小撮代理人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9]

本来，天津市文艺界中一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判以后，在问题没有弄清楚、做出结论之前，是不宜出头露面进行组织文艺演出的。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进行聚会，成立组织，还要进行演出活动。这显然是想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遭受批判的不满。如何看待他们的行动，直接关系到天津市要不要进行文化革命、对于他们应不应该进行批判、对于他们的批判对不对等一系列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是右倾思潮的表现。

④ 四川发生的翻案事件。

四川省有些人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过时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20时至十六日零点30分，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有人在会上汇报省革筹小组内部的分歧：“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引者注)争论大的是第二条、第五条。有人说：十条过时了。”康生说:“要修改二、五条，这不是替二月镇反翻案吗?”江青说：“十条过时，就把李井泉再抬出来嘛!”“你们如果在十条上后退半步，你们就站不住了!说十条过时，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说十条过时了，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今天我们炮轰你们。”

在四川，许多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在成都街头贴出了“杀头坐牢何所惧，打倒刘、张志不移”的大标语。[10]

从中我们看到，四川省革筹小组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第二条、第五条上。那么，这两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二条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第五条指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11]

我们看到，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平反。这是两条的要害所在。有些人说“十条”过时了，对其中的第二条、第五条意见最大，反映了直到这时在革筹内部仍然对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存在着不同意见。这是对中央关于二月镇反定性上存在分歧的表现。从中不难看出，有些人是要否定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这是要为二月镇反翻案，显然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至于这个时候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也是令人生疑的。刘、张二位有缺点、错误，不是不能进行批评，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将矛头指向处于革命干部行列的刘、张二人，再与这个时候否定二月镇反的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对于刘、张二人的批判是别有用心的，是为配合右倾翻案展开行动的。

⑤ 河南发生的翻案活动。

在河南，刘建勋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郑州地区工代会上说：“现在有那么些人在搞秘密串连，开黑会，造谣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为什么’满天飞，大造反革命舆论，叫嚷什么‘二月黑风不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势诬蔑为‘比二月黑风还要黑’，甚至扬言：‘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解放河南’，‘要彻底翻身’。在洛阳街头上竟出现‘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他们以反派性为名，抹煞路线斗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安阳还出现了“中国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中国近十几年的历史”这样的言论，甚至高挂刘少奇的像。[12]

从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河南有些人以反派性为名，抹杀路线斗争，否定文革的伟大成果，将矛头指向造反派，要打倒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谢富治。他们还诋毁河南的大好形势，造谣说中央要对河南的问题重新表态，要把河南的历史来个大翻个儿，有人竟然挂起刘少奇的像，说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要为刘少奇进行翻案等等。这些事态表明，河南虽然在夺权、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存在着抵制文革、企图翻案的右倾力量。他们的言论及其翻案活动，成为河南文革发展的一股逆流，从右的方面破坏河南文革成果的巩固及斗、批、改的进行。

⑥ 江西、内蒙古发生的翻案活动。

在江西，程世清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在机械、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说：“江西也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为刘、邓、陶翻案。”“九江、上饶、景德镇、萍乡、宜春及其他地方，……公开号召为牛鬼蛇神翻案。”

在内蒙，滕海清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庆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一周年大会上说：“内蒙古地区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内蒙人民普遍反映：“乌兰夫是好同志，给咱蒙人办了好多好事，死了也不忘记乌兰夫的好处，忘了就是忘本。”[13]

从江西、内蒙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省、自治区也出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刘、邓、陶、二月逆流等事件进行的翻案活动。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这些人分明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在为刘、邓、陶、二月逆流等事件进行喊冤叫屈，要为他们进行翻案。既然他们站在了文革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那么，从性质上来说，自然就属于右倾翻案活动了。

以上我们列举了若干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的事例。其实，这些事例不过是当时各地出现的右倾翻案事例中的一部分。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春季，北京到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这股风既出现在机关，也发生于群众团体中，以其凛冽的气势扑面而来。具体说来，就是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矛头指向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干部，要为刘、邓、陶、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及其类似被否定的事件进行翻案。这与文革发展的潮流逆向而行，其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倾翻案活动的范畴。

右倾翻案活动出现以后，迅速引起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警觉。他们不仅提醒各地造反派和革命干部以及广大群众要高度重视这种动向，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打退右倾翻案活动。这是捍卫文革发展成果，拨正文革发展航向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3)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

围绕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展开的斗争，是第二次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斗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具体表现形式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及其斗争呢?

①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外交部的右倾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上：一个是耿、黄集团的产生，一个是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既然这两个事件是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主要表现，围绕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激烈的场斗争，那么这两个事件及其斗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夺权风暴也席卷到了外交部。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外交权。[1]这样外交权虽然一时没有被夺取，但是外交部内外两派群众围绕外交部文革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此起彼伏而又声势浩大的斗争，集中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批判、打倒上表现了出来。

外交部在文革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为什么把批判、打倒的矛头指向了陈毅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毅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陈毅在外交部担任着部长职务，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文革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认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是“乾纲独断”，[2]也表现在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他两次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怀仁堂会议上的激烈发言上反映出来。陈毅对于文革说了一些激进乃至比较极端的话，因而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时候被停职检查，成为党内高层对于文革作出激进反应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因而这个时候陈毅遭到批斗不仅仅是他在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与他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社会上出现批判、打倒陈毅的行动，毛泽东是知道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说：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3]在陈毅的问题上，他同意批判陈毅，却不赞成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打倒陈毅等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行为表示反对、质疑。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4]从中可以看到，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知道外交部造反派中有人要打倒陈毅的。虽然他支持造反派批判陈毅，但是却反对他们打倒陈毅，认为外交部造反派是不能取代陈毅等人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一方面同意造反派对陈毅进行批判，但是又采取措施对陈毅进行保护，防止在批判中激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打倒陈毅，不仅拒绝参加一切有打倒陈毅言行的会议，还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打倒陈毅言行的蔓延。我们看下面的几则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5]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国语学院召开批判陈毅会议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污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6]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周恩来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参加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7]

八月二十七日晨，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的行为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的，但是采取措施防止批判中出现激进的行为;同时，他又是反对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中企图打倒陈毅的言行予以坚决回击的。于是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双方的关系也一度走向激化。

其实，在外交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集中在要不要进行夺权以及是否批判、打倒陈毅上反映出来。这是在外交部文革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外交部是要进行文革的，由于外交部是特殊部门，负责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关系中国国际形象，因而不要擅自采取夺权行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是“一批二保三看”，不是要打倒他。这是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斗争中，造反派却严重偏离了这一导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发出了外交部夺权的动员令，随后造反派夺取了外交部的大权，还要进一步打倒陈毅，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让杨成武将王八七讲话及北京发生的严重涉外事态报告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后，先后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9]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三位成员被隔离审查，严厉打击了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的气焰。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后来都在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收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10]

这是因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内容上是错误的，还亵渎了职责，违犯了程序，是严重的越权行为。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毛泽东一口否定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外交部夺权中的风云人物姚登山指出了批评。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说：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11]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对于外交部夺权表了态，还对于打倒陈毅的行为又一次表明了态度。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请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12]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外交部夺权还是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对于王力、姚登山等人的批评上，也表现在对于打倒陈毅的反对上。这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指原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姚登山——引者注)，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13]

九月二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针对外贸部造反派有效仿外交部夺权的苗头，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已经受批判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14]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谈话中仍然重申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反对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毅”的口号。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看法，而是在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这是关于外交部文革必须遵循的底线。不论对王力进行隔离审查还是批评造反派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触碰了这条底线的缘故。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既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外交部文革的底线是，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和打倒陈毅，那么外交部两派在文革过程中，就要处理好进行文革与文革底线的关系，即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文革。一般来说，保守派对于文革是抱着消极态度的，而造反派又往往表现出激进的行为。外交部文革就要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任何抵制文革或脱离底线的文革，都是离开了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要求，也是必然要受到限制、处理的。

从中不难看出，外交部要不要进行文革，外交部文革要不要进行夺权，是否对陈毅进行批判、打倒，是外交部文革中两派分歧的关键。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究竟谁对谁错，应该如何进行解决，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评判，是由外交部文革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

在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上，由于两派对于文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造反派积极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投入到文革的洪流，进行造反行动，而保守派则是站在文革发展潮流的对立面，与文革发展的大势相反，同造反派进行斗争。从两派对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看，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也只是限于造反派坚守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底线的基础上，在相关范畴内展开行动。一旦造反派超出这个范畴，出现了激进的行为，就不仅难以获得中央的支持，还有可能遭受批评和处理了。对于保守派，要将其群众与头头区分开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

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反对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行动的，具体表现在对于发表王八七讲话的王力进行隔离审查，以及对于造反派的批评和革命干部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否定上;对于保守派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从保持外交工作的基本稳定，防止外交工作陷入混乱上来说，毛泽东、党中央是予以肯定的，但是保守派以反对夺权为名，行抵制文革之实，则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和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批判、炮轰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对造反派的行动持反对态度的;在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保守派行动的，但是在反对批判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反对保守派行动的。

只有在对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弄清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究竟在哪里，从而发现他们之间斗争的要害所在。这对于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要不要在外交部进行文革、要不要进行外交部夺权和是否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这是他们之间分歧、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企图打倒陈毅，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批评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反派遭到了严厉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他们为了保护被造反派批判的陈毅等外交部领导干部，打着批评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旗号，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及围绕它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②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5]外交部原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原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一张保护陈毅、矛头指向造反派的大字报。这张二十六个大使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耿、黄集团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1)耿、黄集团的出现。

这里说的耿、黄集团，是指耿飚、黄镇集团。耿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黄镇曾任驻法大使。这个集团之所以以耿、黄命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由他们两人牵头的。将他们称为集团，是因为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二十六个大使联合在大字报上签名来表达共同诉求的重大行动。

在外交部被夺权、打倒陈毅的声浪呼啸而来的时候，鼓吹外交部夺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打倒陈毅方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诉求。

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呢?

耿飚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我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

他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有些司局长也准备写大字报，我们可否和他们合写?”我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分开写比较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指使司局长干的。”

“好!”他点点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吧!”

“你是秀才，你执笔。”我提议。

他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二十六人，按签名顺序为：耿飚、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后来，有许多大使表示，他们当时没有见到大字报底稿，不然也会同意签名。

大字报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特别严辞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而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核心机密失窃，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份大字报，在词语上也有缺点。例如，对于当时赞成‘打倒陈毅’的几位部领导同志和大使同志，我们的用词比较激烈、尖锐。但是撇开这点来看，大字报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无疑是正确的。[16]

从耿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他和黄镇牵头，经他们二十六个大使传阅、修改、签名后才贴出的。当黄镇说有些外交部司局长也在准备写大字报，提出要和这些司局长一块合写时，斗争经验丰富的耿飚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他们这些大使与司局长联合贴出大字报，容易给造反派抓住把柄，反而对他们不利。同时，他们和这些司局长分开贴出大字报，还会形成此起彼伏的气势，更容易造成持久的效应。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没有与司局长一块合写大字报，但是这些人却具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在大字报表达的诉求上还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从他们大字报中表达的观点来看，在批判极“左”思潮、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打倒陈毅方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与其正义行动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将其称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表明虽然他们在批评造反派的错误方面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是这种批评显然是以偏盖全，抓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不能不使人认为，他们是以批评造反派的错误为名，行否定造反派的正义行动之实，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不满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取飚虽然在回忆中吞吞吐吐地对他们在大字报中的用语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是却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仍然持肯定的态度。他没有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必要性出发，正确对待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复现象，将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辩证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他们这些大使们应该如何对待文革、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及怎样才能经得起文革的考验，而是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抓住他们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进行攻击，以使包括他们这些大使在内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免受冲击和批斗。这就不仅仅是大字报的用语问题，而是立场、态度使然了。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他们是站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立场上，为陈毅进行辩护，这样就不仅引发了造反派的反击，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警觉。于是，围绕这张大字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发起的，他们又是签名中的前两位大使，因而这个集团就以他们二人的名字命名了。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个大使，是紧随耿飚、黄镇之后签名的，仲曦东等人还曾润色过这张大字报，他们四人就被造反派视为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造反派在斗争中向他们追查——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笼的。

由于耿飚、黄镇是这张大字报的牵头者，因而造反派就将矛头首先指向了他们二人，反复追问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谁策划的，又是如何酝酿的，二十六个大使是怎样联合签名、贴出的?面对造反派的质问，耿飚、黄镇回答说，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商量着写的，其他的大使们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面对他们的回答，造反派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却也难以从他们口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在批斗中喊出了“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打倒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一些激进的口号。对于他们这些人，造反派也仅仅是喊喊口号，勒令他们写出检查、交代材料，加强了体力劳动的强度而已，并没有采取其它过激的行动。[17]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贴出大字报后，围绕这张大字报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仅抨击了造反派，而且还指向了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这样在两派斗争本来就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就不仅使得两派之间的斗争走向尖锐，还使得分别支持两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显露了出来。这张大字报成为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又一次走向激烈的导火线。

我们注意到，先前外交部造反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在斗争中处于优势，表现出进攻的态势，而保守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则是处于劣势，表现出防守的态势。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主动贴出来的。随着大字报的出笼，支持保守派的领导干部从幕后走向幕前，他们和保守派一起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发起了进攻。这样也就不能不引起造反派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击。这预示着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在攻守之势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易形，斗争也就由此进一步走向复杂化了。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耿飚、黄镇联名的大字报是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后，造反派在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涉外行为遭到严厉批评、打击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打着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旗号，实则将矛头指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是向他们发起的一次进攻。因而这张包括耿、黄二人在内的二十六个大使签名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就在斗争中被造反派将他们冠名为耿、黄集团了。

我们注意到，这张大字报是由外交部二十六个驻外大使联合签名的。这些签名的大使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耿飚还是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指出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判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但是却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将造反派正反两方面的行为放在整个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造反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于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他们不仅没有对造反派的行为作出辩证的分析，更没有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而是从本群体的利益出发，以凌厉的气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对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的一些话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从立场上来说，其所作所为却将他们自己推到了文革发展的对立面，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称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这并非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

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在反对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涉外事件的极“左”行为上，毕竟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还是具有一致性的，因而从批判极“左”行为，保护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目的出发，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在得知耿飚、黄镇等人因写了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对此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18]后来，他还进一步说道：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好，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19] 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反对极“左”行为的问题上，他们还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存在共识的。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些人的共识里面还暗含着以此为由来表达个人诉求的因素。即便这样，从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否定了造反派对他们的指控，为他们悔过自新提供了机会。这样耿飚、黄镇虽然遭到造反派的反对，后来还是参加了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耿飚担任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黄镇复任驻法大使。[20]

其实，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二十六人的大字报毕竟有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一面，同时也是与在斗、批、改中要正确对待干部、解放干部的要求存在密切联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字报中的观点没有问题，也不是说他们对于造反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的反击无可非议，而是说将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具体背景下，从团结领导干部，解放领导干部，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以机会，以及斗、批、改的时代要求中，才将他们解放并予以使用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后来出来参加工作了，就认为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没有问题，从性质上不属于右的行为了。

③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出现的九十一人大字报。围绕这张大字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现的呢?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在外交部发生夺权、打倒陈毅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表明，外交口出现了极“左”的行为。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姚登山这个时候已被隔离审查。[21]九十一人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在九十一人大字报贴出之前,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人员就领先贴出了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多数是司局长、大使)在外交部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22]

这张大字报是由当时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西亚北非司司长陈楚、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外交学会副秘书赵政一等人合写的，大字报在公开贴出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临时性权力机构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审阅。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争相在大字报上签名，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九十一人。

九十一人大字报说：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外交部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陈毅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一小撮阶级敌人多次要打倒陈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这场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外交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阶级敌人的阴谋必须揭穿。“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批判。

大字报援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大字报说：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揪坏人，批判极“左”思潮，狠抓政策、纪律，运动的矛头始终应该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应该把陈、姬、乔的问题去当主攻方向，也不应该把革命同志的错误、缺点抓住不放，正确对待干部是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标志。……中央明确规定：外交大权不能夺，机要机密不能夺，业务和人事档案不能擅自动用，政治部是毛主席提倡建立的，不能砸烂。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一小撮极“左”分子竟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封闭了部党委，砸烂了政治部，篡夺了机要局，破坏了档案制度，泄露了大量机密，使中央的外交大权、人事大权、机要大权一度旁落和中断。

大字报最后写道：

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的更好。[23]

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双方斗争的焦点在要不要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上表现出来。其实，与其说这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倒不如说在九十一人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想以此为由，抓住造反派斗争中的错误，将其上升为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以及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上。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造反派称为阶级敌人了。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说的是一小撮，形式上似乎是将极少数坏人与其他造反派区别开来，实际上却并非这样，而是指向了几乎整个造反派群体，将他们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定性为右的错误。他们的问题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造反派在斗争中提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制造了“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除去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造反派不过是认识问题，在斗争中犯了“左”的或极“左”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他们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外交部的领导干部，斗争方向并没有错，不过是在斗争的政策、策略、手段及其程度上犯了错误。因而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进行的斗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将其行为定性为敌我矛盾。至于大字报引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显然是从斗争形势出发，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将这句话与其具体背景隔裂开来，孤立地引用、宣扬这句话，而没有指出这句话是针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才讲出来的，并非是说对陈毅不能进行批判，也不是说陈毅在工作中特别是对待文革的问题上没有错误。其实，陈毅对于文革是表现出抗衡、抵制态度的。二月逆流期间他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字报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些事实还是存在的。这在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事件中表现了出来。这里的问题不是造反派有没有犯错误，而是大字报对这些错误上纲上线，将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以此来作为反击的突破口，争取在与造反派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因而这张大字报虽然指出了造反派的错误，其意图还是另有深意，企图借机扭转在斗争中的不利态势，为他们这个群体提供保护而已。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二月十三日，九十一人大字报在外交部贴出以后，不仅在外交部两派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还迅速反映到了最高层，引发了激烈的斗争。从现在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斗争主要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上表现了出来。周恩来是主管外交部工作的，虽然他在外交部文革过程中反对打倒陈毅、夺权外交权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但是却也并不同意九十一人大字报中的观点及其行动。他在看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后，意识到这是以纠“左”为名进行的反攻倒算，因而对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而后三月五日、十一日、十二日，四月一日、七日、十六日，又连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24]周恩来认为九十一人大字报主要有三个错误：一、借保陈毅实保自己;二、保陈帮了倒忙;三、与群众有对立情绪。周恩来认为，对陈毅“要先批后帮再保，但现在不能讲帮和保，首先要批，批了才能服人，批要放在党委的自我批评基础上。”[25]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签名的人员都是司局级的领导干部。文革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陈毅遭到批判，造反派也因为“左”倾盲动行为受到处理的情况下，他们就趁机贴出了大字报，以保陈毅为名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周恩来明确指出了他们的行为和动机。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就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不是抓住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放，将他们划入敌对分子的行列。因而周恩来才批评这张大字报与群众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在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张先批后帮再保，现在关键是要批，在批了以后才好帮和保。而九十一人大字报却置对陈毅的批判于不顾，要求陈毅现在回部主持工作，实际上就冲击了对于陈毅的批判。因而周恩来才严厉批评他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保护好陈毅，反而是帮了倒忙。这说明周恩来对于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毅在获悉了周恩来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态度以后，感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而应该对此进行表态。于是，二月二十八日陈毅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陈毅在信中说：

我近日读了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我又读了大联筹和使馆四十五个战斗队对该大字报的声明，部党委姬、韩、乔三同志先后向我转告总理对九十一人大字报指示。我现在郑重声明，我完全拥护总理指示。九十一人的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我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对大字报的作者，则更有助长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危险，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现在是我改正错误的时候，而绝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批评我者对我有帮助，现在来讲好话对我没益处。……九十一位同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后，竟然抛出这样一张大字报，说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真正受到教育。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日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26]

从陈毅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赞成、支持周恩来的观点，还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他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反而更助长了大字报的作者与群众对立的危险。他是绝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的。陈毅表示现在正是自己改正错误的时候，批评更有利于自己改正错误。他表示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痛心的，自己平时对于这些大字报的作者教育、帮助太少，也是对此负有责任的。陈毅在报经周恩来同意后，三月一日将这封信在外交部发表。[27]

周恩来后来又对九十一人大字报作过几次严厉批评。在三月十一日和陈毅一起在外交部的讲话中，他说：“九十一人大字报代表外交部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甚至是反动势力、保字号老保翻天。……这张大字报是反对毛主席的，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代表时说：“今天，至少外交部、外交学院包括在内，整个北京大专院校右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在外交部不仅有右的苗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28]

从中我们看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周恩来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破坏文革的右倾保守行为。因而对于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批评，采取了反击、打压的态势，揭露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及其要害所在。陈毅也意识到这张保自己的大字报可能会势得其反，不但对自己帮不上忙，甚至还会引火烧身，因而在周恩来对这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以后，他就紧跟周恩来的步伐，及时向周恩来写信表明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的指示。这样不仅与周恩来保持了一致性，还获得了斗争中的有利态势。为了进一步消除这张大字报造成的消极影响，陈毅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还将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外交部公开发表，在更大范围内表明自己对于这张大字报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围绕这张大字报的斗争，在周恩来、陈毅的表态、反击中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主管外交工作，对于这种右倾行为的出现负有责任，也是由于他们特别是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右的行为如果不能及时予以处理，就会又将陈毅置于风口浪尖上，引发外交部两派斗争的激化，使得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是与文革发展的大局背道而驰的。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由外交部的司局长及一些大使贴出的。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领导干部之多、级别之高、表达意向之强烈，不论是在中央部门还是地方省级领导机关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进程中都是罕见的。这张大字报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是以纠正造反派错误的名义向文革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鉴于陈毅在二月逆流期间的态度和表现，这张大字报又是在为陈毅遭受的批判鸣不平，因而九十一人大字报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29]不是没有原因的。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乃至整肃的背景下出笼的。他们在大字报中没有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放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造反派斗争的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除去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而指出他们的错误，争取他们改正错误，就是这个时候斗争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以造反派所犯错误为由，趁机向造反派发起了反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批评造反派的事实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对于造反派的态度和行为不能不让人意识到，他们是在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者都是外交部司局长、驻外大使这样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属于领导干部的范畴，文革就是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这个群体就成为文革冲击的对象。陈毅担任着外交部部长，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代表，又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平时说话口直心快，言行于色，与造反派发生过不少冲突，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的冲击也就较大。正是因为这样，在对待文革、抗衡造反派的斗争中，他们与陈毅就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维护陈毅也就成为他们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共同的利益诉求。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和处理，也为他们发动反击、表达诉求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就是这样才批评他们借保陈毅以保自己的。

这张大字报由九十一人联合签名，声势浩大，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许多人的心声。他们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的时候发起反击，是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敌视态度的。如果再将他们的行为与其它单位出现的右的苗头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就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警觉。虽然大字报批评的一些极“左”行为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大字报在立场、动机、态度及其斗争的目标上却与造反派存在着对立的情绪。这是一种右倾翻案的行为，是另有所图的。这不仅无助于陈毅问题的解决，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帮陈毅的倒忙。因而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这种行为压了下去。陈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斗争策略考虑，也在给这些人撤火、泼水，采取措施清除这张大字报的消极影响。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外交部司局长、一些大使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评后，打着纠“左”的旗号，从自身利益出发向造反派发起的一次反击。这次反击形式上是在纠“左”，实际上则是右倾翻案的行为。在周恩来主导下，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掀起的这股右倾思潮被打压了下去。

④ 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主要表现在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上。这两个事件的出现，是在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以后，外交部的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和处理的情况下发生的。外交部出现的右倾行为是打着批判极“左”的旗号进行的。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作法似乎是对外交部文革的拨乱反正，实质上则是以批“左”为名进行的右倾翻案活动。外交部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一，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外交部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极“左”行为，无疑是应该进行批判的。但是，他们的批判显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造反派所犯的极“左”错误，而是以造反派存在着极“左”错误为由，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向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要把造反派弄倒而后快。这从这两个事件贴出的大字报的字里行间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在措词以及表述的语气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种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二，从参与的主体来看这两个事件的性质。这两个事件都是外交部高、中级领导干部甚至部级领导干部参与的重大活动。本来，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中间。因而进行文革就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批斗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对领导干部冲击过大，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出现了错误和问题以后，在斗、批、改阶段纠正过来就是了，又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外交部出现了两张大字报的联合签名事件。我们注意到，在这两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是外交部的部级、司局长、大使这些清一色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打着反对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极“左”行为的旗号，从形式上看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从他们的身份、级别、意图以及大字报的内容上来分析，他们是难逃维护群体利益之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维护陈毅为名，行保护群体乃至个人利益之实。从这里来看，他们的行动是具有对抗外交部文革的内在涵义的。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三，是无视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致使他们维护陈毅的行动具有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性质。本来，二月逆流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党内高层发生的抵制、抗衡文革的行为，而陈毅则是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之一。后来遭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在陈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就在大字报中为陈毅进行辩护，制止造反派对陈毅的批斗，还将矛头指向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这实际上就是庇护了陈毅。而庇护了陈毅，则反映出他们对于二月逆流的真实态度。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具有与二月逆流联动的性质。因而后来不论是说耿、黄集团是“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30]还是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31]就是将他们的行动与二月逆流联系到了一起才作出的判断。这并非乱扣帽子，而是有缘由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外交部贴出的这两张大字报是这个时期右倾行为在外交部的重要表现。具体体现在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以保陈毅为名，行维护他们这个群体之实，为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陈毅鸣不平，抵制外交部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在反对极“左”错误的行为上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在对待造反派的立场、态度上却是尖锐乃至敌对的。这两个事件虽然被打压了下去，但是对他们的处理还是慎重的，讲究策略的。这也是从革命的大联合出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4)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

一九六八年二月以后，北京发生了炮打谢富治事件。这个事件在闹腾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平息下去了。那么，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概况又是如何呢?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北京炮打谢富治是由学习班中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出来的。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了学习班以后，虽然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矛盾的激化，那么，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虽然一九六七年四月就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是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通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了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于是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要解决当时造反派特别是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当时北京市十八个区、县已有十六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全北京的六十二所大学“有二十一所建立了三结合，三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四十所没有成立。”因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学习班是以高等院校造反派为主要对象，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二十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二百多人参加学习。不在二十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五个连。

学习班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四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

“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七百人’。本来一个省七百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必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参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二月二十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二十五所扩大为六十三所，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五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2]

谢富治的动员讲话表明，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分歧和矛盾解决不了，学习班的学员就毕不了业;什么时候分歧和矛盾解决了，学习班的学员就可以毕业了。这样就将学习班的学期与学习班取得的成效联系起来，成为学习班解决问题的推动力。

学习班开办以后，既在消除两派分歧、实现大联合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却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矛盾。这种进展表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织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时候存在的复杂矛盾表现在高等院校的两派组织仍然势不两立，互相攻击，指责对方。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此前与这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指导过他们的斗争，因而在他们倒台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到学习班以后，就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3]

这实际上是利用王、关、戚等人倒台的时机，以本校对立派别与他们存在联系为由，打着反对他们的旗号，将对立派别视为王、关、戚等人在本校的代理人，为本派在与对立派别的斗争中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假公济私、暗渡陈仓的行为在学习班中表现出来了。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学习班内部的派性斗争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派斗争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学习班是要解决两派斗争中的分歧和矛盾，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的，因而他们的派性行为自然会受到学习班负责人的批评和打压。同时，学习班又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的，于是他们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我们注意到，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过批评，所以戚本禹倒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二月十九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二月二十二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二月二十三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二十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来说，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又进行“亮私、斗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一九六七年以来，出于急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私心。二月二十九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4]

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人在学习班中所作的检查还算是诚恳的，表明了他们对于派性斗争的懊悔及今后所持的态度。但是，如果把他们在检查中的话与以后的行动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些检查既没有触及到他们灵魂的深处，也没有能够让他们吸取以往教训，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是在斗争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将过错推给对方，为本派的狭隘利益而战。这反映出他们在学习班中的表态是言行不一的。

这个时候学习班中闹派性的一些人还把问题捅到了中央领导层，贴出大字报，进行串连，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说他们以整派性为名，掩盖矛盾，打击革命派，搞折中、调和，因而要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三月四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三月五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三月六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三月九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谢、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三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负责人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大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5]

从前文资料中可以看到，师大造反兵团本来是因为意见不和自行退出学习班的，还到外散发传单、声明，与其它学校意气相投的派别一起行动。可是，他们在三月六日晚的汇报中不仅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反而倒打一耙，向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人诉苦，说他们是被赶出学习班的。这样就将责任推给了学习班负责人以及与他们对立的派别。聂元梓也站出来为他们进行助威，对学习班负责人攻击了一番。不仅如此，事后他们还与其意气相投的红卫兵组织举行串连会，在沟通中协调行动，点名批评学习班负责人，将他们与学习班对立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不难看出，学习班学员中存在的派性斗争，在王、关、戚等人倒台后，是以打击他们在高校代理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两派斗争在学习班内表现出来的新形式。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过去又与王、关、戚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学习班从大联合的要求出发，批评、制止两派之间的派性行为。因而这些人就打起反对王、关、戚及其在各校代理人的旗帜，将矛头从与其对立的派别转向了学习班乃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而担任主任的谢富治也就成为他们炮轰的目标了。

②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北京市学习班中的一些学员不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而且还转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因为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又是支持学习班负责人工作的。这些人借助王、关、戚等人倒台之机，以谢富治平时与他们存在着密切联系为由，就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风潮。

经过一番准备，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的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戚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三月五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三月九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三月十日，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辅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梢，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6]

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由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的。为了宣传造势，他们还编造了谢富治已停职反省的谣言，刷标语，贴大字报，进行广播鼓动，意图掀起打倒谢富治的风潮。这种行为迅速在北京高校与他们观点相似的群众组织中得到了响应，于是更大规模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发动起来了。

三月十六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三月十七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八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三月十八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批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如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7]

我们注意到，人大三红、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新北大公社、清华四一四、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以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纷纷投入到打倒谢富治的行列中。他们不仅喊出了火药味极浓的口号，还指名道姓地攻击谢富治，又想在谢富治和戚本禹的关系上做文章，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打倒谢富治。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北京文革发展的大局，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警觉。

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因为谢富治具有坚定的文革信念，是文革发展的鼎力支持者，即便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也是不能采取打倒这种方式的。因而不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先是让谢富治在三月十八日的新闻中露面，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三月十九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8]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对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作出了反应。三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说：“街上有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9]三月二十一日，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吴德在讲话中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并充分肯定了谢富治的工作，维护了谢富治的形象。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向街头，开展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明确地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消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三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然向对立派别展开了行动。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10]

面对两派之间的争斗，谢富治走上前台表了态，以实际行动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纷争。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他说：“新北大的新北大公社给我个人的批评好得很。”[11]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表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 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打倒聂元梓是错误的”，“学习班要做检查”。这样一来，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又行动起来了。三月二十六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三月二十五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搞。三月二十六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一千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三月三十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做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四月十九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1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学习班在解决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在一些造反派中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学习班内以他们与学习班负责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学习班负责人在工作过程中，批评、限制、打压了这些造反派，致使他们的派别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才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进一步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行为主要是由造反派掀起的，从形式上来看是“左”或极“左”，实际上则是右，是形“左”而实右。这是因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业已成立，文革发展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他们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其主任谢富治，逆斗、批、改的潮流而动。这就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不能不是右的行为了。

当然，不必讳言，这个时候学习班负责人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但是这毕竟处于次要地位。谢富治所作的自我批评以及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既是发自内心，也是为了平息事态所采取的策略性的行动。至于谢富治对于学习班右倾问题的批评，当是囿于事态发展和当时具体背景所做出的误判，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因为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说，当时这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才属于右倾。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虽然学习班结束了，但是一些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以后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这是后话。

③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对高校造反派进行培训、整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由学习班中的问题引出，而后又发展到高校和社会上，期间掺杂着一些造反派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是来也勿勿、去也勿勿，发生后不久就平息了。这是为什么呢?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由北京一些造反派发起的。前文我们对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现在我们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进一步分析。

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

文革在夺权、建立了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进入斗、批、改阶段了。此前，造反派不论是起来造反还是进行夺权斗争，都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行动。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由过去的造反、夺权转移到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轨道上来，进行斗、批、改了。这个时候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各单位的斗、批、改，而不是一遇不同意见就要进行造反、夺权，才是文革发展的大局。造反派只有在这个大局下展开行动，才是适应文革发展潮流的理性选择。各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就要在维护文革发展大局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途径，但是一些造反派却昧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种行为显然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即便学习班负责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缺点、错误，他们也是不宜采取这种行动的。因为学习班处理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局要求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造反派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在派性利益的驱使下，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了。

原因之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

当时创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在文革发展大局的要求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就要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纠正他们的派性行为，批评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意识，于是才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和谢富治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付诸于行动。这些造反派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于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攻击。这反映出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派性意识，没有真正认识到对他们开办学习班正是文革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的发展要求。他们是在派性行为受到约束、限制以后，才向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进攻，进而炮打谢富治的。

原因之三，一些造反派趁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机，企图以此为由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谢富治。

由于王、关、戚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批准后，陆续被隔离审查。谢富治在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前后，因为要处理北京市的文革问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在王、关、戚倒台后，曾经与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存在不同意见的造反派，就以响应打倒王、关、戚的行动为由，将矛头指向了其对立派别(比如北师大造反兵团与本校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又以谢富治与戚本禹关系密切为由，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炮打谢富治。

这些人认为，王、关、戚因为犯错误被隔离审查了，那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谢富治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是要对此负有连带责任的。这样就将王、关、戚的错误转嫁到了谢富治身上，为他们攻击谢富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企图以此来达到他们炮打谢富治的目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原因之四，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

学习班在处理派性问题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失当之处从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以及谢富治的自我批评中可以反映出来。不论是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还是谢富治的自我批评，虽然具有缓和一些造反派的急躁情绪，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但是学习班的具体处理措施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集中在如何解决文革发展大局与派别利益的关系，既表现在对于一些造反派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在酿成的后果中表现了出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难辞其咎的。学习班负责人的目的虽然是好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处理方式上的失当，就会进一步激化本来就对学习班存在抵制态度的造反派的情绪，致使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造反派中出现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也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同时，一些造反派在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后，对谢富治持怀疑态度。当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的派性行为被约束后，就以此为由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当然，也与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的失当行为有关。

在这些因素中，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以派性利益为重，当他们的派性行为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背景下受到约束后进行的所谓造反行动，则是导致炮打谢富治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反映出一些造反派在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至于以王、关、戚倒台为名来攻击谢富治，不过是这些造反派为达到目的而提出的借口而已。学习班在处理派性过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虽然会激化这些造反派的情绪，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虽然一些造反派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后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很快就平息了。谢富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炮打受到影响，而是继续在中央担负着重要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那么，导致这个事件平息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谢富治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坚定执行中央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是事件得以平息的决定性因素。

谢富治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当时还担任公安部部长，是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比如在二月逆流期间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谢富治挺身而出，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辩护，为此还遭到了他们的反击。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以及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谢富治都是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从谢富治的言行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位对文革保持坚定信念又身体力行进行文革的领导人，在开办学习班、解决造反派之间派性纷争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些造反派的攻击，企图掀起炮打谢富治的风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维护谢富治的声誉和地位，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平息下去，则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要求。这是由谢富治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坚定性，又是中央竭力支持文革领导人的行为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谢富治对于文革的态度是他能够摆脱炮打的决定性因素。

原因之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谢富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一些造反派对于谢富治的炮打行动。

不论是对于领导干部还是造反派，只要他们是真诚践行文革的，一般来说中央文革小组总是支持他们的行动。在全面夺权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学习班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支持下，解决造反派之间的派别纠纷，限制、打压造反派的派别行为。于是，这些人从本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为了本派狭隘利益向执行中央文革方针的谢富治发起的炮打行动，是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容忍的。正是由于谢富治是一位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这次遭受炮打又是因为他执行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开办学习班批评、制止造反派的派性行为，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造成的。因而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中央文革小组自身的职能上来说，都是要对炮打谢富治的造反派进行批评、制止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平息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三，谢富治以宽阔的胸襟，高昂的姿态，不计前嫌，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成为化解彼此矛盾的重要因素。

谢富治在遭到一些造反派炮打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些人的作法是错误的，却没有对于这些人的攻击表现出不满，更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来予以反击，而是以坦荡的胸襟，和蔼的态度，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还亲自到两派斗争激烈的北大，在校广播站公开发表讲话，说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等人对他个人的批评好得很，批评了北大井冈山等组织要打倒聂元梓的行为，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这样在两派围绕是否炮打谢富治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谢富治没有表现出对峙、气愤的态度，而是以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耐心接受他们的批评，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支持自己的群众所提出的打倒对立派头头聂元梓的口号。这种亲疏无别的态度，坦荡、宽阔的胸襟，灵活、机智的方法，使得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群众冷静下来，原先高涨的炮打情绪也走向了低落。这对于炮打谢富治的群众认识错误，转变态度，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推动。因而我们说谢富治对炮打自己的造反派所采取的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也是迅速化解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后，又在很短的时间予以平息了。能够迅速平息的原因，既是由于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谢富治对于炮打自己的群众采取了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这些因素中，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事件的平息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能够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的内在原因。

④ 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是突然发起的，却又迅速平息了。前文我们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炮打谢富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的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时间出现在三月份。这个时候开办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为了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的派性纷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当一些造反派的派别利益与学习班的宗旨、要求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串连，发起了造反行动。

这些人不晓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的形势与此前造反时期相比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此前进行的造反符合文革发展大势，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那么这个时候的造反就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了。这是因为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先前的造反就是要天下大乱，打破旧的秩序，进行夺权斗争，而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则是进入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进行斗、批、改了。

造反派的派别利益要服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在进行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对学习班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处理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存在不同意见，仍然像过去天下大乱时那样采取造反行动，就违背了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从这里来说，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攻击学习班负责人，就是破坏文革发展大局的行动。

不论在学习班闹事还是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是一些造反派发起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事件从性质上来说究竟是“左”的或极“左”的行为，还是右的行为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一般来说，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左”的或极“左”的错误。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立场决定的。但是，造反派有时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这也是没有疑义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就属于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因为这个事件主要是由一些造反派发起的，他们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还是由于本派利益受到了约束、压制的缘故。

不论是谢富治还是学习班负责人，都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处理造反派中的问题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造反派为了本派利益反对学习班负责人、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显然是违背当时文革发展潮流的。

既然他们的行动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背，那么，他们发起的行动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认定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属于右的性质的。

这里让人疑惑的是，既然造反派的行为属于右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谢富治还要向他们做自我批评，学习班负责人也进行了检讨呢?

面对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的攻击，进而掀起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他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缓和与他们的矛盾，促进各派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下一步搞好斗、批、改创造条件。这既是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也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作的策略选择。这样在面对造反派的批评时，他们将文革发展的大局与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采取了虚怀、坦然而又宽容的态度。这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作用。

至于谢富治所说的右倾分裂主义、一直搞派性、已经很危险的话，从当时讲话的场景上来说，是批评学习班压制造反派的，似是说学习班当时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背景下，对学习班所作的上纲式的发言。谢富治说出这样的话，与其说是因为学习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以及谢富治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倒不如说这是他在当时具体斗争场景下所作的策略性的发言。因为他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炮打谢富治虽然是一部分造反派发起的，但是由此也可以反映出这些造反派不仅具有严重的派性，而且对文革发展大势的认知上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严重的派性表现在虽然他们以造反的名义进行文革，但是却没有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以及本派与文革发展大势的关系。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以本派利益为重，出现了此起彼伏、尖锐、复杂的斗争。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于文革大势的认知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造反只是适用于天下大乱的时期;而到了天下大治的时期，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维护革命委员会，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了。这个时期即便有些分歧和矛盾，也不宜采取过去造反的方式，而是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来予以解决。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遇到分歧和矛盾以后，仍然像以前那样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还出现了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武斗。这样就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造反派的派性是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存在密切联系的。由于存在严重的派性，才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在本派利益的驱使下，难以认识到文革发展的大势，对中央的决定、号召往往也是置若罔闻，明知故犯;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才不仅没有约束他们的派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激发了他们的派性，使得他们的派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他们身上，严重的派性和认知上的局限性是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是互相影响、交替作用的，共同酿成了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我们注意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要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背景下。这个事件不仅表现出一些造反派存在着严重的派性，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北京一些造反派身上，而且在全国造反派中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夺权阶段尖锐、曲折、复杂的斗争，也是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严重障碍，致使夺权乃至斗、批、改阶段的时间被不断延长，也严重损害了造反派的声誉，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能不能正确处理本派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能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及其斗争方式的不同，是造反派在斗争中留下的沉痛教训。这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文革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5)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军队高层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是第二轮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军队高层，在当时影响很大，那么，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要把它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文革大势及其力量对比的剖析中来探究这个事件的演变轨迹，从而对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① 杨、余、傅事件发生时的文革形势。

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又在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右倾思潮不仅出现于北京，也发生在地方，在红卫兵、两派群众以及机关、厂矿、单位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就不得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在当时中央的指示、中央报刊的社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中反映出来。

其实，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行为并非是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一九六七年冬季就已经产生了。一九六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而已。这种右倾行为是在纠“左”的过程中发生的，随着纠“左”的深入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起来。具体说来，一九六七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研究了一九六七年反右纠“左”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在反右斗争中又发生了“左”的错误，于是毛泽东、党中央才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纠“左”的。而纠“左”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对文革发动以来与红卫兵、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进行了隔离审查。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是，随着纠“左”措施的进一步实施，特别是对于王、关、戚的隔离审查，事情又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右的行为冒出来了，于是又不得不进行反右斗争。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右倾行为及反右斗争中的重要事件。

杨、余、傅事件中的三人，就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都是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九五五年授军衔的时候，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一九六五年取消了军衔制，但是当时在授衔时军衔的高低反映了他们在军内的资历和地位。进入一九六八年，杨成武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傅崇碧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三人当中，杨成武的职位最高，在中央军委工作，余立金则是在空军担任政委，傅崇碧在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虽然他们都在军队工作，工作地点又在北京，但是并没有在同一个机关，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把他们搅和在了一起，最后又一同被处理的。

杨、余、傅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是杨成武。这不仅是因为杨成武在他们三人中的职位最高，也是因为余立金、傅崇派的问题又与杨成武存在着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杨成武的问题带出来的。这既表现在杨成武与余立金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两派以及一些人的情感和生活作风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同感，也表现在杨成武在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钓鱼台的问题上与江青发生过争吵，为傅崇碧鸣不平，[1]

又表现在一位卫戍区副司令员向中央报告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用飞机把贺龙弄到苏联去。[2]这样就把他们三人联系在了一起。由于他们不仅都在军队工作，还是担任要职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况且他们三人之间又存在着联系，因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人联系起来一并进行处理了。

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考察，要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这个背景就是在纠“左”的时候，又发生了右倾的行为。从右倾行为出现的背景中来分析杨、余、傅事件，进而再把这个事件与先前发生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等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探究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会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性质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杨、余、傅都是在军队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干部，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进行保驾护航，因而军队的领导权就必须掌握在真正忠诚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即便当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维护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变动他们的工作，对他们作出适宜的处理也是必要的。

杨、余、傅事件，也只有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要求出发，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以及政治力量的对比中，才有可能发掘这个事件的真相，对于这个事件形成一个真切的认识。这个事件的发生虽然存在一些偶然性，但是从军队职能、他们在军队中的职位以及对于文革的态度，再结合他们与二月逆流期间风云人物的关系及其历史渊源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这样就涉及如何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使军队成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革发展成果的坚强柱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及时清除、限制军队内部特别是高层对于文革三心二意乃至于持有敌对态度的人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保证军队能够成为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坚强后盾。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一九七六年怀仁堂事变中杨成武、傅崇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后来即便为他们平了反，难道当时对他们作出处理，真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吗?从这个视角我们来透析杨、余、傅事件，才会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林彪提议的情况下，能够最终决定处理杨、余、傅问题的的根本原因。

② 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背景，现在我们来介绍这个事件的基本概况。杨、余、傅事件涉及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他们都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却在这个事件中纠葛到了一起，因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下面我们先介绍这个事件的形成概况，而后再来研究中央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理的。

1)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若干征兆。

杨、余、傅事件看似突然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来探寻它的蛛丝马迹，还是有迹可查的。这个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若干征兆。

据周恩来说，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出来的。[3]其实，杨成武曾经是林彪的部下，能征惯战，文武双全，屡立战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成武就在林彪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长征期间，杨成武在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的红一军团担任红四团政委，在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血战腊子口的战斗中担任开路先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决定杨成武由师政委改任师长。杨成武由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对于从政委改任师长一时想不通，毛泽东就让林彪找杨成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给杨成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后他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当师长》的文章。这对于他从政工干部向军事指挥员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4]

全面抗战开始后，林彪负伤到苏联休养，杨成武在聂荣臻领导下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在聂荣臻领导下进行征战。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个时候与林彪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成武又担任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成为军内负责一线工作的显赫人物。这个时候他与林彪的关系才变得复杂起来。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变化的转折点又在哪里?杨成武自己也说不很清楚。他只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自从他在毛泽东身边的活动多了以后，便开始感到林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不断恶化，最终酿成了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不过，在这个事件发生前，还是出现了一些征兆的。这些征兆成为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前奏。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底，总参谋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结束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会讲话了。杨成武是总参的党委书记，讲完话，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只呼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缺少了“永远”两个字。叶群十分敏感，散会后快速走到杨成武面前，说：“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有病。”杨成武想对叶群解释几句，叶群已经愤愤然走下楼梯。杨成武追到楼梯口，说：“叶群同志，请在这里吃完饭再走吧。”叶群头都不回一下，说：“走了，不吃!”

随后不久，叶群又对杨成武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出席观看，杨成武叫秘书通知叶群也参加，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结果叶群在演出结束后，把杨成武叫到一个小房间里，指着杨成武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群对林彪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为什么要这样咄咄逼人?是否真正在于没有请林彪参加观看演出一事上，杨成武自己也不得而知。

叶群的两次发火，让杨成武感到莫名其妙。虽然他分明感到叶群是在生他的气，却又无法向她做出明确的解释。比如，杨成武不喊林彪“永远健康”的口号，是因为他在陪同毛泽东南下视察时，在上海虹桥宾馆，毛泽东就说过：“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的。因而，也就只好由叶群去了。[6]

关于叶群在京西宾馆礼堂文艺演出上对杨成武的发难，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七年底的一天晚上，京西宾馆礼堂即将举行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去出席观看。杨成武的秘书事先给林办来电话：

“今天的晚会，已经邀请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帮助审查一个剧目。杨代总长让我打这个电话，请你把这个事情转报叶主任，希望她能参加。如果她很忙，由她自己定。”

我把这个电话内容报叶群，叶群让我打电话问问江青的秘书，江是否参加。

“准备去。”江青的秘书回答说。

“我也去。”叶群赶忙准备动身：“备车!”

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已经很晚了。但这时的林办工作人员都还没下班，我们几个秘书正在看文件，叶群进来了。

“今天晚会的事，是谁来电话通知的?”叶群一进门就板着面孔问。

“杨代总长的张秘书。”我回答说。

“以前杨代总长通知事情，都是叫秘书打电话吗?”

“不都是。”郭连凯把话接过去：“多数情况下是杨代总长本人来电话。”

“太不象话!”叶群坐在沙发上，把小手提包往旁边一摔：“这样重要的演出，他们为什么不通知首长去?”

几个秘书见叶群来头不对，知道她想作什么文章了，谁也没敢吭气。

“我为这个事找杨代总长大闹了一顿。”叶群见我们仍不吭声，继续说下去：“我把他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指着鼻子问他，你杨成武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后来这句威胁性的话，叶群是咬着牙说的。叶群走后，几个秘书发出一阵议论：

有的为杨成武同志打抱不平：“这样的晚会首长向来不参加。就是不通知，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说：“这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的说：“她对我们讲这些做什么?”

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后来林彪、叶群搞垮杨成武的一个信号。[7]

我们看到，在参加文艺演出的问题上，叶群确是向杨成武发了火，理由是没有指名通知林彪观看这样的文艺演出。从形式上看，她是因此才同杨成武大闹一场的。至于吴法宪后来说，当时是因为杨成武忘了通知林彪，而江青则非要等林彪来了再开始文艺演出。林彪是在吃了安眠药上床休息后，被人从床上叫起来迷迷糊糊地赶到演出现场的。从杨成武、张云生的回忆看，吴法宪的回忆当不是实情。不过，他关于叶群对杨成武和他一起发火的回忆还是真实的。他回忆道：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别的什么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他骂吧。’对这个事情，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8]

随后不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又从林彪否决一个军级干部的任命中，发现了林彪对于杨成武不满的迹象。他回忆道：

一九六八年初，我又从林彪那里看到一点杨成武处境危险的迹象。

林办收到军委办事组写给毛主席和林彪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提请任命某军副军长为某军军长，报告最后由杨成武、吴法宪签名。

我向林彪报告后，林彪问：

“你查查，这人过去是哪的?”

我查过林办存用的军内高级干部档卡后，告诉林彪说：“他一直在华北野战军，是在某军成长起来的。”

“那为什么要调到某军去呢?在某军里就不能提个军长吗?”林彪不满意地问。

“……”作为秘书，这是不可能由我回答，也不该由我回答的问题。

“你打个电话给青海的刘某，他是老某某军的，”林彪交代说：“你问他，在他熟悉的某军干部里，有没有适合提起来当军长的人材?”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用长途电话找到了刘某。他报告说，如果要从某军选个当军长的人材，还是不困难的。他列举了几个可以考虑的人选，认为其中现任某军副军长的某某比较合适。

我又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某某……这个名字我不熟。”

“军委办事组的这份报告如何处理?”我向林彪请示。

“暂时压下!”林彪用右手做了一个向下压的手势。

从这件往事的回忆中，我可以觉察出林彪、叶群对杨成武已开始有所不满。但我难以理解，这能成为林彪、叶群想在杨成武身上重开杀戒的真正原因吗?[9]

从中我们看到，杨成武是从华北野战军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和吴法宪所提名任命的军长人选也是属于华北野战军系统的，因而林彪否决了这个任命，转而提出要从某军军级干部中直接选择一个当军长的人选，最后还是因为对于任命的人选不熟悉才暂时予以了搁置。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林彪对于杨成武及其出身的华北野战军是存在一些看法的。

从以上三则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叶群对于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的口号的责难，还是她对于杨成武没有通知林彪出席文艺演出的发火，乃至于林彪否决杨成武提名出身于华北野战军的领导干部的军长任命，都可以反映出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的不满情绪。如果单纯从这三则资料中来进行分析，或许是由于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所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三则资料与这个时期杨、余、傅的其它事情结合起来，再与此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这三件事的发生就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林彪、叶群对于他们存在不满的反映。因而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出现的三件事，不过是随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的若干征兆而已。

2)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谁也没有想到，杨、余、傅事件是从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的两派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这条导火线引发的。

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由于政见、认识的不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科长周宇驰，副科长何汝珍以及于新野等人;另一派是党办科长卫球，以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的秘书等人。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支持王飞这一派;另一派因多是空军首长的秘书，也并不示弱。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对立情绪严重，关系非常紧张，却又势均力敌，难以压倒对方，呈现出胶着状态。[10]

在两派之间激烈斗争的背景下，由于卫球说过不同意林彪说的“大树低下好乘凉”这句话，于是王飞、周宇驰就以此为由向叶群报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11]卫球被处理以后，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形势。

另一派也不甘示弱，随即发起了反击。他们搜集对方的材料，先后写了两封信件，将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拉帮结派、仗势欺人、玩弄女性致使她们怀孕的行为，以匿名信的形式向杨成武反映情况。[12]杨成武收到匿名信后，写信转给林彪。信称：转去空军两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请阅示。[13]杨成武将信件报送林办而没有直接予以处理，据他自己后来说，是因为他知道林彪、叶群与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便这样，也是不能不对这件事予以处理的。而要处理的话，由林办(即林彪办公室)出面比较好。当然，也不排除他在知道林彪、叶群与吴法宪的关系以后有着避嫌的考虑。但是，叶群在看了信以后，不仅没有处理这事，反而却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儿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的手中。周宇驰他们一见非常恼火，在林立果的支持下，把平时他们视为障碍的人的笔迹都找了出来，一个一个地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14]

恰巧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因为来往密切被人告了状，于是就有人利用这件事趁机大作文章。

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人长得精干，能说会写，曾经给刘亚楼和吴法宪当过秘书。一天下午，他的夫人纵素梅来到空军党办告状，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说，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纵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去京西宾馆洗澡。另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求救。

由于这件事涉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于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就报告了司令员吴法宪。三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到京西宾馆将纵素梅反映的情况向正在办公的吴法宪作了汇报。他们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吴法宪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他对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纵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15]

吴法宪的想法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何汝珍他们在将这件事报告吴法宪的同时，也向叶群进行了汇报。叶群交代何汝珍，你回去找纵素梅，叫她把她说过的话写下来，交给支部。何汝珍回去找纵素梅要她把反映的情况写成文字时，纵素梅却退缩了。这或许是因为她担心事情闹大会事与愿违，不好收场，或许是因为她觉察到有人在利用这件事另做文章，于是说什么也不肯写了。她对何汝珍说，就算我没说那些话，你们别叫我写了，我也不再告状了。

在这种情况下，何宝珍等人没办法了，叶群却来劲了。她走到前台，直接介入了这件事，就给吴法宪打了电话。林办的秘书张云生在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由于要向叶群报一份需要紧急处理的中央传阅件，一进走廊就听到叶群在大声地给人打电话：“……你这个司令，连个女人都治服不了吗?……”“……就这么个小小女人，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就毫无办法?!”“吴司令啊!你这个司令可危险呀!”“你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还能带动千军万马?……你手中有权，但你不会用!你怕什么?………我给你撑腰，下令把她抓起来!叫她写，不写不行!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

吴法宪在被叶群一顿数落后，果真让人把纵素梅抓了起来。他派了一个空军副参谋长亲自挂帅，另带何汝珍等几个助手，把纵素梅押解到一个山沟中的空军某战备工事里，逼迫她写下她说过的话。但纵素梅发现已经被人利用，并没有屈服。[16]

没有从纵素梅那里打开突破口，就把矛头转向单世充这边来了。王飞、周宇驰找单世充谈话，向他追问这个事，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周宇驰一怒之下，没有报告吴法宪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吴法宪听说单世充被关起来了以后很生气，因为单世充毕竟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又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有关系，没有经过他的批准，也没有征求余立金的意见，就擅自对单世充采取行动，使得他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待，还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知道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争斗，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他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因而吴法宪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就认为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他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他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吴法宪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17]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后，立即通过林立果将他被吴法宪批评的事报告了叶群。[18]不久，叶群就给吴法宪打来电话，向吴法宪大发脾气。她问吴法宪：“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有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吴法宪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

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吴法宪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

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吴法宪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

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〇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吴法宪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19]

我们看到，吴法宪听说王飞、周宇驰等人未报经他批准就把单世充关押起来以后，还是非常生气的。因为单世充毕竟是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又是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有关系，他们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论从程序上还是人事关系的影响上，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而他才对王飞、周宇驰等人大发雷霆，说他们夺了他的权。这表明吴法宪在对单世充采取的措施上还是慎重的。但是，当他接到叶群施加压力的电话以后，吴法宪却屈服了，立即改变了态度，和王飞、周宇驰等人站在了一起，反而成为他们关押单世充的后盾了。

在单世充因为他与杨毅的关系被关押以后，虽然由于杨毅的特殊身份没有对她采取行动，但是杨毅仍然受到了较大的压力。这件事传到了杨成武办公室主任也就是他的妻子赵志珍的耳朵里。于是，她打电话给空军，让吴法宪和余立金到杨成武家里来一趟。虽然林彪和杨成武都是吴法宪的上级，吴法宪自己也说叶群、赵志珍这两位主任他谁也惹不起，一个要他放人，一个不要他放，弄得他左右为难，但是吴法宪从利益关系考虑，还是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他明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自己也实在不愿意去，但碍于情面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

吴法宪、余立金去了以后，赵志珍对他们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为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吴法宪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吴法宪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以杨成武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吴法宪说，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也得罪了。

余立金本来是吴法宪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吴法宪觉得，几年来他们两个人一直合作得不错。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余立金没有和他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了杨成武、赵志珍一边。这是他感到意外的。

吴法宪从杨成武家回去后，就给叶群打了电话，告诉了她去杨成武家的情况。叶群在电话中还向吴法宪谈了杨毅与她女儿林立衡对于他的不同态度，以及余立金的一些历史问题。叶群告诉吴法宪，杨毅和豆豆(即林彪女儿林立衡)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他的，而杨毅早就给他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吴法宪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20]

从吴法宪将他处理单世充和杨毅问题的事及时向叶群报告，以及叶群谈到林立衡、杨毅对于吴法宪的不同态度和余立金的历史问题来看，他们已经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叶群告诉吴法宪的这些消息，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注意到，在单世充和杨毅的问题上，吴法宪和余立金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吴法宪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余立金站在了杨成武、赵志珍一边。在关押单世充的问题上，林彪、叶群支持吴法宪，而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则是持反对的态度。当然，这个时候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还不知道是林彪、叶群在背后支持吴法宪，而认为这是吴法宪以及空军党办内部一帮人的作为。因而余立金、赵志珍就把这个问题向林办作了反映。

余立金打电话找叶群，叶群推托不理。赵志珍也来电话找叶群，叶群同样不睬。由于找不到叶群，赵志珍只好对林办接电话的秘书张云生诉苦。她说：“如果叶主任太忙，不能接我的电话，就请你把我反映的情况报告她，也报告给林副主席。”“空军现在搞乱套了。余立金政委的秘书为了照顾我在空军报社工作的女儿，有时和她接触多一些，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党办就有人造谣，说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纯粹是胡扯，我听说后也没有往心里去。但他们实在不象话，硬逼着那秘书交待所谓的关系问题。那秘书理直气壮地顶了他们，他们竟把他抓了起来。这件事都是空军吴司令下令干的。吴司令这样干太不应该了，他不但在败坏我女儿的名声，而且这样下去，就把空军搞乱了。如果不及时制止空军一些人胡来，后果很难设想。我是担心哪!请报告叶主任，让她注意一下空军的动向。”

张云生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电话。叶群像刚听说一样发问道：“吴司令抓人，她都听说了，我怎么不知道?吴司令向来优柔寡断，这次怎么这么大气魄?不过我确实现在才知道。”

“你回个电话给她。”叶群对张云生交待说：“你对她说，她来的电话知道了。她反映的情况我一定向首长汇报。”

张云生给赵志珍回电话的时候，赵志珍的情绪有些激动：“请你报告叶主任，谢谢她的关心。刚才我又听到一些新的情况，吴司令越来越不象话。有很多话光用电话说，是说不清楚的。我想到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见见叶主任就行了。希望叶主任抽一些时间，一起见一下余政委和我。……”

张云生向叶群转报了赵志珍的电话后，问道：“他们想来见主任的事怎么答复?”叶群回答道：“我得和首长商量一下。”过了一会儿，叶群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冲张云生说：“首长说见，不见不好。你打电话叫赵志珍和余立金到毛家湾来。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在场做一下记录;不然，他们是二对一，我以后有口难辩。”

下午二点，赵志珍和余立金准时到了，叶群对两位来客表面上还是很亲热的。叶群问余立金：“余政委，你最近好吗?”余立金显得勉强：“还好!”叶群说道：“空军的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的不多，你们来谈谈好。你们两位谁先谈?”

“我先说说吧!”余立金声调低沉，但掩饰不住满腔愤怒：“我和吴司令的关系本来很好，但近来变得很紧张。他的一些作法，我觉得很反常。他下令把我秘书的妻子抓了起来，至今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最近他又背着我，把我的秘书也抓了起来，逼他承认与杨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胡来吗?一个空军司令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作为司令，他想处理政委的秘书，难道不应该事先同政委商量一下吗?我找他问这件事，他支支吾吾，态度十分蛮横。我觉得这个人变了，他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他抓他们的关系，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杨毅是杨代总长的女儿，她刚到空军报社工作，一切都很生疏;我怕一个女孩子进进出出不方便，就派秘书去照顾她，这有什么不好?杨代总长现在正生病，吴司令这样搞，对杨代总长也不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赵志珍对吴法宪十分恼火，因此就不顾礼貌直接称他的绰号了。她说道：“我看吴胖子有鬼。她明知他们的关系是没什么的，硬是要这么搞。我看他居心不良，想把矛盾指向杨代总长。”赵志珍气得直发抖，再无法继续讲下去了。

叶群试探地问：“你们看怎么办好呢?”赵志珍建议道：“让林副主席说句话，批评一下吴法宪，不能再这样搞了!”叶群问余立金：“余政委呢?”余立金阴郁地说：“我也没办法。”叶群说：“那就这样吧。你们谈的情况，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然后一定向林彪同志反映，对杨代总长和余政委，林彪同志都是很信任的，你们放心好了。吴法宪搞的一些事，林彪同志和我确实是不知道。你们回去后，不要着急。”叶群对赵志珍说：“叫杨代总长好好养病，别的事不要操心。”叶群又对余立金说：“余政委你要多多保重!”[21]

从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向叶群反映情况时，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叶群对于他们的态度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平和的，让秘书作了记录，表示要将他们反映的情况向林彪汇报，让他们放心。但是，在他们走后，叶群就急忙吩咐林办秘书张云生：“打个电话，叫吴法宪快来。”

不到两刻钟，吴法宪到了。吴法宪在毛家湾门口，见秘书张云生接他，忙问：“是叶主任叫我来吗?”张云生回答说：“是。”而后，就领着吴法宪进了毛家湾的院子，还没进房门，吴法宪低声对张云生说：“要不是叶主任，我早就完了!!”

张云生把吴法宪送到叶群办公室就退了出来，叶群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又打铃叫秘书。

张云生上去后，见叶群同吴法宪正从走廊里走出来。叶群用手指三划四，谈话声调很低，不知在向吴法宪秘授一些什么。当见张云生走近他们时，叶群才转向张云生说：“张秘书，吴司令要走了，你代表我送一下。”吴法宪还没走出走廊，只听叶群又大声对他说了一句：“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是!是!”吴法宪连说了几个“是”。[22]

从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反映了吴法宪的问题以后，叶群迅速把吴法宪叫了过来。虽然我们不清楚她对吴法宪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当时他们所处的关系以及在处理单世充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来看，她会把余立金、赵志珍反映的情况告诉吴法宪，并和吴法宪商量下一步如何应对、处理这件事。这也可以从叶群送走吴法宪时说的“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的话中表现出来。与其说这是对于吴法宪的叮嘱，还不如说是在告诫吴法宪，要将这件事干到底。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要来反映问题的事，叶群是报告了林彪的。他们是在林彪同意以后才得以到林办反映情况的。因而在余立金、赵志珍走了以后，叶群就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一天下午他把吴法宪叫到了毛家湾，告诉吴法宪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23]

这表明不仅叶群，林彪也是支持吴法宪的。他们三人在解决单世充、杨毅的问题上，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当时杨成武、赵志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林彪、叶群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赵志珍和余立金向林办反映问题以后，赵志珍便接二连三地给林办来电话。她知道找到叶群不容易，就索性把要倾吐的话都跟秘书张云生讲了。

“张秘书，你报告叶主任，吴法宪简直把人快要气死了!”赵志珍在电话中的语气，使张云生感到她气愤已极：“我们本以为他会收敛些，但现在变得更放肆了!我报告了病中的杨代总长，杨代总长说，吴法宪所以这样干，是由于上了他身边几个坏人的当。他身边的几个坏人就是王飞、周宇驰、何汝珍。这几个人编造谣言，煽风点火，吴法宪就偏听偏信，胡作非为。杨代总长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这几个坏人进行严肃处理，否则空军就无法得到安宁。”

张云生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这个电话，叶群气哼哼地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又过了一天，赵志珍再次来电话，语气愈来愈急躁：

“吴法宪简直要翻天了!杨代总长说什么他都不理，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他在空军到处散布坏话，攻击余政委，攻击杨代总长!叫他搞的，我女儿都无法上班了，整天当着我的面哭泣。吴法宪非要把人逼死他才痛快吗?吴法宪这样无法无天，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不知道吗?我要求林副主席给杨代总长作主，如果杨代总长不称职，就把他撤了算了，叫吴法宪当总长!世界上还有个讲理的地方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是很难表态的。张云生知道是叶群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是又怎么能够把这事告诉赵志珍呢?他也理解赵志珍如今为什么这么恼怒了。照秘书的职责，他可以把赵志珍的话如实地告诉叶群，但那样做给赵志珍乃至杨成武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出于对赵志珍的同情，张云生在向叶群转报她的电话时，就有意把她的那些容易刺人的牢骚话给省略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24]

从这里进一步看到，在吴法宪的背后不仅有叶群，还有林彪，他们三人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而与他们对立的则是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这样在处理单世充和杨毅的问题上，不仅吴法宪和余立金之间出现了对立，又进一步发展到了林彪、叶群与杨成武、赵志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余立金、赵志珍到林办向叶群反映吴法宪的问题，又会有什么结果呢?赵志珍接二连三地给林办打电话除了碰壁外，又怎么能够得到解决呢?即便是病中的杨成武气愤致激地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放人，吴法宪又怎么会服从呢?[25]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两派的斗争中，一派以空军党办主任王飞以及周宇驰、于新野、何汝珍为代表，另一派以卫球、单世充等一些首长秘书为代表，两派之间在党办内部由于意见不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斗争中，王飞等人以卫球反对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把卫球整了下去。单世充等人则将王飞、周宇驰、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在党办内部的工作、生活作风等问题向上级写信反映。杨成武虽然将信件批报林彪办公室，但是叶群却转回到空军，信件又到了王飞等人手中。最后他们发现信件似是党办内部另一派单世充所写的。

于是，他们就以单世充夫人纵素梅反映单世充与杨毅的问题为由，要纵素梅写出文字材料，企图以此为证据发起反击，但是却没有成功。他们将问题反映给叶群后，由叶群向吴法宪施压，要吴法宪采取措施要纵素梅写出文字材料。在叶群的高压下，吴法宪屈服了，尽管采取了措施，却也没有搞出过硬的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打起了单世充的主意。单世充不承认与杨毅的关系，王飞、周宇驰等人仗着叶群、林立果的支持，没有经过吴法宪同意就擅自将单世充隔离起来。因为单世充是余立金的秘书，杨毅又是杨成武的女儿。这样就引发了吴法宪的不满，严厉批评了周宇驰等人。结果周宇驰等人又向叶群告了状，最后还是通过叶群施压才让吴法宪同意了对单世充的隔离措施。期间，虽然余立金、赵志珍到林办向叶群反映情况，杨成武也打电话让吴法宪放人，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吴法宪与杨成武早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在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半年多时间，两人的关系也一直是好的，工作上相互配合得很好。余立金还是吴法宪向林彪提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几年来两人也一直合作得不错。[26]但是，在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他们却分道扬镳了。

本来，像隔离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从程序上来说，还是要先跟余立金打个招呼的。但是，王飞等人却仗着有叶群、林立果的支持，擅自行动将单世充关了起来。吴法宪在叶群的高压下还默认、支持了他们的行动。虽然他们没有对杨成武的女儿杨毅采取行动，但是将余立金的秘书和其夫人纵素梅关起来，要求他们写出单世充与杨毅的材料，毕竟影响到了杨毅的声誉。杨成武夫妇对此感到愤怒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少的范围内予以适当处理，但是却越闹事越大，从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乃至于林彪、叶群和杨成武、赵志珍之间，就不仅仅是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人事纠纷，而是林彪、杨成武、吴法宪、余立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空军党办两派斗争中的反映。而林立果则是身处其中，叶群则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借机将事情搞大乃至于不可收拾的。[27]林彪不但支持了他们的行动，还在三月二十四日夜的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28]

从这件事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是由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引发的，但是如果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不存在严重矛盾的话，这件事本来是可以用比较适宜的方式来予以处理的。但是，这件事不断扩大乃至于由叶群亲自出面向吴法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就决不仅仅是这件事的问题，而是有人在形式上明修栈道，实际上却是暗渡陈仓，以此为由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我们说这件事的发生乃至于扩大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决不是杨、余、傅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不过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导火线而已。由于这条导火线是从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引发的，因而我们才说这是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3)关于杨成武的问题。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杨成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内其他老帅、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以及和余立金、傅崇碧的关系问题。当时，林彪是坚定支持文革的，而军内其他老帅、老干部不论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军校学员大会上的讲话，还是一九六七年初的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都表现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态度。杨成武当时担任着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处于他们之间。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以他所处的位置及其职责所系，一旦处置不慎，就会酿成他倒台的严重后果。

其一，杨成武与军队其他老帅关系密切。

一般来说，杨成武作为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代总参谋长，从他的履历及其所处位置上来说，与军队其他老帅进行接触，沟通联系，征求意见，上传下达，做好统筹工作，是职责所系，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当这些军队其他老帅与毛泽东、林彪意见一致、支持文革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他们与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出现意见分歧，特别是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时候，杨成武在这种情况下持什么样的态度，就成为影响其政治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是出身于华北军区的高级领导干部，聂荣臻是他的老首长。由于这层关系，不论是在过去的隶属关系还是情感上，他与聂荣臻都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在罗瑞卿倒台后，是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杨成武接任总参谋长职务的。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同意后征求林彪意见时，林彪说，还是先担任代总长好，看一段时间再说。

很快，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叶剑英等几位领导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决定由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会上，杨成武推辞道：“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总长。”

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分管作战的一摊子工作交给王尚荣，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刘少奇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给军委和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剑英当助手。这个报告送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剑英把杨成武找去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29]

从中可以看到，是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但是，在毛泽东征求林彪意见时，林彪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是从他说的让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的话来看，林彪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这种保留意见，到底是林彪鉴于罗瑞卿的教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要观察杨成武对于治军及文革的真实态度后再作出决定，还是有着个人企图，看一看杨成武是否听话，为己所用呢?令人深思。

我们知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命令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红卫兵数百人，造成了严重后果。而这个事件却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电话汇报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30]这种状况却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鉴于叶剑英在二二三事件中的表现，林彪气呼呼地对杨成武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

看到林彪的语气很强硬，杨成武只好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夜晚，杨成武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他闷闷不乐，先开口问：“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

杨成武把林彪的指示告诉了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

周恩来思忖了一阵，说：“这样吧，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比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的东西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

杨成武一下子明白了，文件照送，但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林彪查问下来，也好有所交代。他觉得还是周恩来有应付他们的策略。

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杨成武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叶剑英。

叶剑英虽然很气愤，还是说：“好，好，就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大概也就是在这之后，有一天，陈士榘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国防工程的情况后，提出：“向杨代总长汇报一下。”

林彪不满意地说：“杨成武不懂军事，不要向他汇报。”

当时陈士榘感到非常震惊，第一次觉得杨成武也处在某种危险之中。[31]

我们注意到，在对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红卫兵的问题上，叶剑英和林彪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林彪要求杨成武停发叶剑英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对于叶剑英支持赵永夫的行动从组织程序上采取的一种处理措施。但是，却遭到了杨成武的抵制，还要为此进行辩解，结果惹怒了林彪，致使林彪甩袖而去。最后，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杨成武才将这件事敷衍了过去。

从这件事上可以反映出杨成武对待叶剑英和林彪的不同态度。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当时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也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32]这种行为客观上折射出他对于文革持什么样的态度。从这件事上看，杨成武是不是执行林彪作出的决定，不仅是对于他和林彪之间关系的考量，也是对于他是否遵循军内组织程序的考验，同时还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具体说来，就是是不是听林彪的话，是不是服从军委的纪律，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对待文革的。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不同，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这也就难免造成林彪对于杨成武言论的气愤了。至于他对于陈士榘说的杨成武不懂军事的话，虽然是气愤之言，却也反映出他对于杨成武的不满业已溢于言表了。

是否停发叶剑英及其他几位老帅的文件，不过是杨成武与林彪之间关系出现分歧和矛盾的表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在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以及老干部的关系上，杨成武后来在回忆中也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担任代总参谋长后，在对待老干部、老帅的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我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我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冷淡’。林彪已经感觉到需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朝我一步步逼近。”[33]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对待老干部、老帅的问题上，他没有“忠实”执行林彪的指示，而且还对林彪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冷淡”。这种“忠实”和“冷淡”并不仅仅是杨成武是否听林彪话的问题，而是还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在林彪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而这些人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时候，处于军队要害位置上的杨成武，却没有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在组织程序上处理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还对林彪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刻意疏远林彪，甚至不顾林彪的招呼，执意这样做。这样就不能不使林彪对他产生意见了。

值得注意的是，杨成武在回忆中往往侧重于说林彪要把他变成林彪自己的人，而淡化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作为军队要害部门的领导人在其中所持的态度，特别是这种态度对文革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他与林彪发生分歧和矛盾的真实原因。比如，他后来就曾经说过：“也有人说，从我担任代总长的职务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这种观察和‘考验’进行得很神秘，我毫无察觉。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就是要看我能不能成为他的人。”[34]

从这里可以看到，杨成武强调了林彪的“观察”和“考验”就是要看一看杨成武是不是他的人，让他担任代总长也具有这方面的意思。而对于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中的不同态度，杨成武在这种不同态度中站在哪一方，以及这种不同态度会对文革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则是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

当然，杨成武在处理林彪指示的时候，是要将林彪的个人意见与他作为军委副主席下达的指示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哪此事是林彪个人在拉他，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人，那些事是从文革发展要求出发作出的决定。客观地说，两者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要区分起来确实比较困难。从杨成武来说，既要拒绝林彪个人对于他的拉拢行为，又要执行林彪关于支持文革的决定，小心翼翼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处于军队要害位置上的生存之道。他的倒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了林彪的拉拢，而是他在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比如，在对叶剑英停发文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我们在分析杨成武的问题的时候，要把林彪基于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从文革发展要求出发作出的指示区分开来。这样我们既便于从杨成武违背林彪关于文革的指示中发现他倒台的真实原因，又可以洞悉林彪在文革发展名义下所隐藏的谋求个人利益的企图，以及后来林彪集团(黄、吴、李、邱、叶)形成的滥觞，从而对于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其二，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变化。

我们知道，林彪对于杨成武担任总长是持保留态度的。杨成武在叶剑英向毛泽东推荐后，没有被任命为总长而是担任了代总长，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杨成武担任代总长以后，他与林彪的关系经历过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激化。杨成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倒台的。

杨成武和林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这包括杨成武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等等;一是林彪要使杨成武就范，听命于他，成为他小圈子中的人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概括说来，就是工作、认识与个人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纠葛在一起，使得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扑朔迷离，曲折多变，最终在斗争中走向了白热化。

下面我们来分析杨成武与林彪关系变化中的几个事件，以此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作出说明。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向林彪汇报时的情况。他说：

“七二〇”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上海又提出“王、关、戚”的问题，让我专程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并请他立即处理。我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又叫我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决定。

我说：“在上海，毛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由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情，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当时，林彪正在北戴河休养，我一下飞机就到了林彪的别墅。在走廊里，叶群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过我呢?”

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不久之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毛泽东是讲过一些林彪的话。比如在上海时，毛泽东曾批评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头衔等问题。毛泽东问：“谁封我四个官啊?”并指出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说：“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但是毛泽东又没有授命我向他传达，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我怎么好随便说呢?

林彪这个人疑心特别大。我跟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他总怀疑毛泽东会说他一些什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

同时，林彪也怀疑我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他什么话，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随意猜测。他到处散布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我了。”又说：“吴法宪得心应手。”这样，空军就有人提出：“空军有吴司令，大树底下好乘凉。”我对吴法宪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只有称毛主席才能这样讲。”林彪在“三二四”讲话中反咬一口，说杨成武反对大树底下好乘凉，是反对毛泽东。

见到林彪之后，他冷冰冰地说：“有什么话说吧。”

我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

林彪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

我问：“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同样冰冷的语调。

我只好从林彪的卧室走出来，虽然是盛夏，我却感到周身一股凉气。[35]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叶群曾两次向杨成武发问，毛泽东讲过几位军队其他几位老帅、林彪和她的话没有?杨成武都是守口如瓶，以没有讲过予以婉拒了。这不仅引起了叶群的不满，同样也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后来，林彪以杨成武随主席巡视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为由，说杨成武骄傲了，目中无人了，对杨成武提出了批评。这里有一个问题，林彪的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杨成武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呢?

从一些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杨成武陪同毛泽东视察返京后，就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也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也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36]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却没有告诉林彪，甚至在叶群多次追问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不论从组织程序上，还是林彪和几位老帅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及其对于文革的态度上，这样做都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及时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也会影响到他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从林彪与几位老帅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杨成武向几位老帅报告毛泽东的谈话而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来看，反映出杨成武对于他们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态度又进一步透射出杨成武在文革发展上的价值取向。这会严重影响到他和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

本来，杨成武这次随毛泽东外出巡视既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也是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37]虽然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强调说，当时是毛泽东要他向周恩来一人汇报的，但是，从当时林彪在党内、军内所处的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任程度上来看，杨成武也是有责任向林彪予以汇报的。即便毛泽东没有提出要他向林彪汇报，杨成武也应该向毛泽东请示是否向林彪汇报以及向林彪汇报什么，以便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给林彪，沟通党内一、二把手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系。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解决王、关、戚的问题，还是周恩来向杨成武提醒以后，杨成武才赶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林彪对于他的到来是冷淡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杨成武确实也有为难之处。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他是不便于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话告诉林彪的。否则的话，一旦处置不慎，就会给人造成在两位中央领导人之间挑拨离间、鼓动是非的印象。这是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制造分裂，责任可不小。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确有为难之处。特别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如何处理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主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杨成武致祝酒词。[38]同时，毛泽东还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退回了林彪办公室。[39]在这种情况下，杨成武不论是面对叶群追问还是向林彪汇报工作都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难度显然进一步增大了。

当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展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杨成武当然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行事的。军队几位老帅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就是杨成武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周恩来具体安排的。在这方面，林彪是不会没有想法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再与杨成武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工作联系起来，就使得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林彪还向杨成武征求对于黄永胜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意见，杨成武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一九六七年夏天，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问杨成武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林总，这恐怕不合适。第一他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这点你清楚。再就是他生活作风上不检点，名声不好。”林彪说他要报告毛泽东。南巡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连黄永胜这个人过去我都不认识。杨成武说，黄永胜长征前当过总部特务营营长，在晋察冀当过分区司令员，因生活作风不检点，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但他并没有接受教训。[40]

黄永胜是出身于四野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和杨成武一样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两人斗争的资历、履历相似。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是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部下。抗战结束后，黄永胜到了东北成为林彪的部下，杨成武仍然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战争。应该说，两人是相知甚深的。在林彪向杨成武征求意见时，杨成武以黄永胜没有做好政治工作和生活作风不检点为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没有考虑林彪个人的好恶，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总政领导的职责要求，率直地作出了回答。这种刚直不阿的行为是应该肯定的。尽管这样，林彪还是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当时不过是没有被毛泽东接受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人事任命上，杨成武与林彪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杨成武没有考虑林彪个人的感受就率直提出个人的看法，不会不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杨成武与林彪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叶群在电话中对杨成武提出过警告，希望他好自为知之，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其实，在这之前(指林彪让叶群写证明材料——引者注)，叶群打给我的一次电话中，已经有些摊牌的味道了，她告诉我说：“101讲，杨成武封锁我!”

我只好解释说：“林总误会了，对于林总的指示，我是认真执行的。”

“那在北戴河的事怎么解释?”

我知道这是指叶群问我，毛泽东讲过林彪的什么话那件事。是啊，我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我正夹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处在他们之间危险的夹缝中。

接着，叶群再次对我提到罗瑞卿，不过这次又加上了我。她说：“你不要忘记罗长子也是101的老部下，我已经几次劝101，说杨成武是你的老部下，说过你的许多好话，还写过你怎样教他当师长的文章。可是，101讲，靠山头不行，要靠人。好话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从一滴血能看到他的全身。”

放下电话，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坐在那里，心想，但愿这不是什么信号，而是对我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们的一种报复。[41]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工作仍然是耿耿于怀的，于是叶群才向杨成武发出了警告。同时，她还以罗瑞卿倒台为例，劝告杨成武要注意处理好与林彪的关系，不要重蹈罗瑞卿的覆辙。杨成武接了叶群警告性的电话后惴惴不安，特别是以前粟裕、黄克诚、罗瑞卿几位总长先后倒台的例子如在眼前，更让他生忧。他觉得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处在风险之中。

这个时候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杨成武的面前，让他为叶群写证明材料。对此，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情。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又一反常态，非常热情，又是让座，又是端茶。我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他看了叶群一眼，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过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是她的直接领导，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材料。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现在让我写证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解放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叶群在1936年以前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沉思了一阵，对林彪说：“林总，我和她，认识得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她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两步，说：“吴法宪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意图。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答应林彪吧，那就违背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作假证，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说：“林总，别人说叶群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这时，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多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我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林彪一摆手，下了逐客令。

我便起身告辞了。

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42]

从中可以看到，当林彪让杨成武为叶群写证明材料的时候，杨成武对此予以了婉拒。有人说，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考验。从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而三月下旬杨成武就被打倒来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也仅仅是从林彪与杨成武个人关系上来进行分析的，而忽视了杨成武在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以及对待文革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将他倒台的复杂原因简单化了，还会隐蔽导致他倒台的真实原因。

在这件事上，吴法宪写了证明材料，而杨成武与林彪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但是面对林彪的威势，杨成武仍然没有屈服，而是在讲出自己的意见后予以了婉拒。这是应该肯定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他没有卷入后来的林彪集团，而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出来工作。但是，杨成武当时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他与林彪的矛盾，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会起到催化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既有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比如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关系，及时向林彪请示、汇报等等)，也有林彪个人为了拉拢杨成武所采取的行动。两者往往又是纠葛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呈现出复杂性。

杨成武没有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及时向林彪汇报，在叶群问起的时候仍然支支吾吾，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才向林彪进行汇报的。从这方面来说，他确实存在着失误。尽管毛泽东告诉他只向周恩来一人汇报，但是从当时毛、林之间的关系以及林彪所处的地位来说，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应该及时向林彪通报。这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即便毛泽东没有明示，杨成武也是应该及时请示毛泽东是否要这样做以及应该如何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作为。这是令人遗憾的。林彪后来说杨成武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也并非是无中生有的。况且，当时他在没有向林彪及时通报毛泽东谈话的情况下，反而向其他几位老帅通报了情况。这种行为不管当时林彪是否知道，却是反映出杨成武对待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文革的不同态度。

当然，在毛泽东与林彪在文革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揪军内一小撮”表示不满的时候，处于联络员地位的杨成武，也确实存在为难之处。这是不难理解的。总的来说，林彪与杨成武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激化，而造成激化的原因又是复杂的。这种状况的发展，最终构成杨、余、傅事件的重要背景。

其三，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

由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是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43]这篇文章尽管从起草、修改特别是署名上经历了一番周折，但是该文毕竟是由杨成武署名的，因而在发表后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杨成武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这篇论述领袖权威的文章，最初是刚刚成立的军委办事组下达写作任务后，由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织人撰写的。文章草拟后，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了三次，定稿打印后，由秘书朱欣送到上海，交杨成武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什么“大树特树”。

当时，杨成武就在毛泽东身边。他想，既然是谈领袖权威的文章，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于是，他就在该文标题的空白处，写了一句话：“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三四天以后，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还给杨成武，上面有毛泽东的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吴旭君还悄悄告诉杨成武，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44]

我们看到，这篇由总参政治部起草的论领袖权威的文章送交杨成武后，杨成武没有什么把握，就趁着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的机会，将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篇吹捧的文章并不感兴趣，只是翻了翻，也没有看内容，就批送陈伯达、姚文元处理了。

陈伯达他们收到这篇文章后，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九月下旬，杨成武陪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一天，陈伯达打电话给杨成武：“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总参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回答说：“不行。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得多。”

“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又修改过这篇文章，用你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量吗?”杨成武推脱说。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义代表军队。”陈伯达又一次说道。

“用总参谋部或军委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吗!”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只好改口说：“那就再研究研究吧。”[45]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收到毛泽东让他处理的这篇文章后，进行了修改，而后建议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这究竟是他个人的想法，为了提高文章的影响力才这样做的呢，还是受人之托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尚待进一步的考证。在杨成武推脱之后，陈伯达也只好说研究研究再说吧。但是，令杨成武没有想到的是，陈伯达把这个事反映到了林彪那里，以林彪的声望来让杨成武同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几天之后，叶群又给杨成武打来电话，她先寒暄了几句，然后说：“101(林彪的代号——引者注)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文章的事报告林彪，便问：“什么文章?”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给 101 打来电话，说稿子他看了并作了修改，现在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又说：“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杨成武问叶群。

“101的意见，用你的名义发表。”叶群回答时说得很肯定，让杨成武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成武觉得很难办。陈伯达与他没有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命令，他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就换了一种方式，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克思、列宁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 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对杨成武提的问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101 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并说：“‘大树特树’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八九’讲话中讲了，《红旗》第13期社论提了，8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标题也用了，10月1日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也有论述。”

听叶群这么一讲，杨成武感到已经很难推辞了，但仍表示：“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而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并不是谭政写的，不是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嘛!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嘛!还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讲话，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嘛!”林彪的这些话，并不能说服杨成武，他还想推脱，又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对理论又是外行的，用我的名义发表出去，我总觉得……”

还没等杨成武把话说完，叶群就以命令的口气说：“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说完就挂上了电话。[46]

我们看到，陈伯达在没有说通杨成武的情况下，将这件事报告了林彪。叶群打电话给杨成武传达林彪的指令，在杨成武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她还引用了党史上的一些事例来说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的可行性，又说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在杨成武推脱的情况下，叶群最后是用命令的口气重申了林彪的这个指令。

以上资料表明，杨成武是在林彪的指令下才不得不同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的。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之所以不愿意在这篇文章上署名，以他的名义发表，并不是他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而是他自认为理论水平不高，对文章所论述的问题拿不准，又不是自己起草的文章，才予以推辞的。当然，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后，虽然毛泽东没有在指示中对这篇文章明确表明态度，但是在吴旭君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关于这篇文章“尽是吹我的”言论中，感觉到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并不满意。同时，从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批评中，也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的态度。因为毛泽东九月九日在上海虹桥宾馆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就对林彪的八月九日讲话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林彪同志的八月九日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即林彪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毛年谱编者注)，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47]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48]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亲临了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些谈话，自然对于这篇文章保持了慎重的态度。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确定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后，杨成武又召集文章起草人和其他领导同志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反复核对引用的材料，在确定没有出入后才予以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却也导致了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的严厉批评。

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以我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就这样被林彪定下来了。可是，我心里觉得没有把握。于是，我召集起草文章的同志和总参政治部负责人与王新亭、李天佑一起，在三座门开了个会。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不同意用我的名字发表，但林副主席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文章里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地核对，不能搞错了，引文一定要准确。”

起草小组的同志经再三核对后又将文章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最后审定。11 月3日，即以《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题目发表了。这篇长篇理论文章，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标题，原来不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什么时候改成“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我也不知道，但据了解，这篇文章转到林彪那里时，题目已是“大树特树”了，因为叶群在电话中提到“大树特树”，并说这种提法已在报刊上出现过多次，没有什么问题。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又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文章署的是我的名字，后来又知道标题改成“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自己竟没有看出问题来，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

康生和我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的人作了传达。会上我作了自我批评：“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连标题就有错误也没有发现，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散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49]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杨成武署名的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发表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他知道这个责任主要在陈伯达，与杨成武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后，杨成武、康生将毛泽东的谈话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传达，杨成武还作了自我批评。陈伯达也在会后向杨成武道了歉。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的一个文件中又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说明。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的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50]

毛泽东对于中共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中“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不仅表达了反对态度，还从哲学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的批示在经过中央领导人传阅以后以中央文件下发，鲜明地表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又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批评。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指陈)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评得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在怀仁堂参加 “中央文革”的“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转发毛泽东对湖南省报告的批示，希望各省市“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看到中央通知和毛泽东的文字批示后，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因此，向周恩来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避免再提出这类的口号，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军队和各省市负责同志传达一下。

周恩来听后说：“好，就由你去传达。”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十时三十分，杨成武赶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和“绝对权威”问题的几次批示。[5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批评了陈伯达，汪东兴也进一步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批评陈伯达，说这是陈伯达的问题，杨成武没有责任。但是，杨成武对此还是压力很大的。因为这篇文章毕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毛泽东没有批评杨成武，但是杨成武却感受到自己应负的责任。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杨成武就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和“绝对权威”问题的几次批示。

这个问题到这个时候似乎告一段落了，但是，后来在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却又被翻了出来。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本来他就不愿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毛泽东也几次说这件事与杨成武无关，而是陈伯达搞的。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后来又被弄出来作为杨成武的一个错误了呢?

其实，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上的署名，以及毛泽东对于陈伯达的批评，说杨成武没有责任，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过的。不论是汪东兴还是杨成武在传达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批示和谈话的时候，从维护高层领导的团结及一些负责人的威信上考虑，他们只是正面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而对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说杨成武没有问题，以及陈伯达、杨成武在这篇文章发表上的责任区分问题，就予以隐晦了。对于杨成武来说，由于涉及到他自己，更是不便于讲清这个问题的。这样一般人就不知道毛泽东对于这件事的批评，以及陈、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责任问题。他们只是觉得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与毛泽东的几次批示和谈话相抵触的。于是在杨成武倒台时，有人就把这篇文章作为打倒杨成武的利器拿出来，攻击杨成武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如，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就是这样。这篇文章从起草到杨成武署名后才发表的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在杨成武倒台中确实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其四，关于杨成武问题的小结。

杨成武的问题，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在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上的问题。“大树特树”的文章从发表的流程上来看是分明的，毛泽东也是知道其中原委的。只是批评了陈伯达，而没有批评杨成武，后来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了解释和说明。应该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只不过在杨成武的问题出现后，才把它作为打击杨成武的利器拿出来了。因而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在杨成武倒台中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

杨成武作为军委工作的具体负责人，要处理好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关系融洽的情况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随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实行“三支两军”，二月逆流、二月镇反这些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在各地发生的时候，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林彪是坚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帅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一般来说，不论是从文革信念和组织程序上来说，毛泽东都是支持林彪的。杨成武作为军委内部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就要紧跟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行事。这个时候杨成武在毛泽东、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实质上也就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这种态度成为决定他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因素。可惜的是，从他所处的位置及其行事上来看，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校正自己的行为，而是游荡在他们中间，还与军队其他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究竟是他认识上的局限，还是立场使然，不能不引起林彪乃至毛泽东的警觉。这样也就埋下了他后来倒台的严重隐患。

杨成武在回忆中对于他在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往往采取回避、淡化的方式，而是在林彪多次要拉拢他，要他成为自己小集团的成员上，不惜笔墨，作了多次陈述。这样就会避重就轻，掩盖事实真相。林彪存在不存在拉拢杨成武的行为呢，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发展上来看，当然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并没有什么疑问。杨成武在林彪拉拢他的时候，能够坚持原则性，没有上当，没有成为林彪集团的成员。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他对于林彪的个人拉拢坚持了原则性，就忽视他执行林彪关于文革的指示及其在文革上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把林彪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对杨成武下达的关于文革的指示及关心，与林彪个人为了私利对杨成武进行的拉拢区分开来，深入分析他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准确界定这种变化在杨成武倒台中的作用。同时，再进一步将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在文革的分歧上，并与杨成武在其中的态度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于杨成武的倒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一步探究他倒台的真实原因。

4)关于余立金的问题。

余立金的问题，一是在若干问题上，他与杨成武站在了一起，给人造成了所谓朋党的嫌疑;二是他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

余立金和杨成武当时是一起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的。他回到北京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传达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遭到了他的婉拒。这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一节前夕，余立金从上海飞回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余立金刚刚到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来了，他对余立金说：“你休息一下，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吧。”

余立金问：“吴司令，有事情吗?”

“也没啥大事情。你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

余立金这才明白吴法宪的来意。可是，自己没有任何传达任务，这是周恩来关照过的。

余立金说道：“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要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听了余立金的解释，吴法宪说：“是这样吗?那就算了。”

说完，吴法宪就离开了余立金的家。

可是时间不长，吴法宪又打来了电话。他说：“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见到几个常委，他们说:‘一定得请余政委给我们传达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余政委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余立金在电话中说：“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叫常委们失望啰!”吴法宪说完，挂断了电话。

余立金刚刚躺下，电话又来了。

还是吴法宪的声音：“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走出空军首长住的小院。远远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到近前，才看见吴法宪站在车子的旁边。

“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余立金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吴法宪见余立金迟疑，说：“刚才我和叶主任(叶群)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吴法宪口气变了：“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只好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

吴法宪看余立金把毛泽东、周恩来抬了出来，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

余立金说：“你不能给叶主任解释解释?”

“我反正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吴法宪说完就转身钻进车里，一溜烟地走了。[52]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余立金回家后，吴法宪先后三次要求余立金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最后还是遭到了余立金的婉拒。尤其是最后一次，吴法宪把林彪、叶群搬出来了，余立金仍然严守纪律要求，也没有答应。从这方面来说，余立金是坚守纪律和组织原则的。当时党内、军内在传达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上有严格的规定，吴法宪不会不清楚这一点。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在余立金婉拒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地提出传达的要求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余立金是吴法宪提名担任空军政委的，而且两个人以前相处得也不错。[53]尽管这样，余立金却没有按照吴法宪的要求向他透露毛泽东外出视察时的指示、谈话内容，这会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投下阴影，进一步影响到他们以后关系的发展。

以上在是否传达毛泽东最新的指示问题上，只是涉及到余立金与吴法宪的关系。下面的资料显示出，在他们两人的分歧上，杨成武卷入进来了，他支持了余立金的观点。

在二月逆流发生后，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篇文章是由周宇驰、刘沛丰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联合执笔的。林立果到空军不久，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

既然是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的文章，写好后就要报送空军政委余立金审阅。余立金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

杨成武还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转告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

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好。”

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五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很大的三个楷体字：吴法宪。

事后，杨成武和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林彪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敢对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置之不理。

据说，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一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54]

我们看到，在周宇驰、李沛丰和林立果撰写的文章上，杨成武、余立金对这篇文章的标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吴法宪却是对这篇文章采取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文章经过林彪、叶群肯定以后，就由吴法宪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事后，吴法宪还向叶群告杨成武的状，说杨成武反对林彪。叶群虽然没有反应，只是哼了一声，但是这件事无疑会加深叶群对杨成武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强化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的防范、抵制心理，从而对杨成武与他们以后的相处产生不利的影响。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将杨成武、余立金、吴法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凸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空军准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所作的发言稿中，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余立金又提出了异议。

余立金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杨成武。杨成武对余立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杨成武的原话报告了叶群。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55]

由此我们又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上，余立金与吴法宪又发生了分歧。由于这个提法中央以前从没用过，却在一个军种司令员的讲话稿中率先提出来了，杨成武认为要慎重，因为弄不好就会犯政治错误。因而杨成武支持了余立金的看法，而林彪、叶群却是同意吴法宪的提法。这样在余立金与吴法宪分歧的背后，进一步反映出杨成武与林彪、叶群之间的分歧。杨成武、余立金与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这个提法上表现出来了。

余立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叛徒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这个资料。

吴法宪回忆说：“她(叶群——引者注)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56]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邱会作后来也回忆说：“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主席送材料。”[57]

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余立金与杨成武的观点相一致，而与吴法宪的观点不同，他们之间业已出现了裂痕。叶群在给吴法宪敲警钟，说杨成武、余立金在夺吴法宪的权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余立金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后来证明这是一个误传)。这个问题并不是一般人反映出来的，而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送来的材料。因而余立金的问题反映上来后，才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对余立金予以逮捕，做出了严重的处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余立金在是否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的问题上与吴法宪之间结了怨，在以吴法宪名义发表的文章和空军党委扩大会议讲话稿的提法上，与余立金产生了分歧。杨成武支持余立金的看法，而林彪、叶群则是支持吴法宪的观点。在余立金和吴法宪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背后，站着杨成武和林彪、叶群。这样就在客观上将他们分化开来，形成杨成武、余立金和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对于事件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而这又是涉及政治上是否变节的严重问题。在共产党内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质，第一个是叛徒问题，第二个是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而路线上的斗争充其量则是排在第三位。余立金与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一些观点上也是一致的，与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业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些问题结合到一起，就会对余立金的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5)关于傅崇碧的问题。

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既要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稳定，承担着首都的保障工作，又要按照上级要求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这个时候处在中央、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被冲击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中间，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又要履行卫戍区的职能，特别是要处理好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一旦出现失误，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傅崇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傅崇碧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二是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这些问题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其一，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傅崇碧担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从职能上来说，既要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防止武斗事件的发生，又要支持造反派的斗争，排除文革发展的阻挠。因而就要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妥善处理，既不能刻意保护，反对批斗，又不能熟视无睹，放任不管，任凭恶性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妥善对待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决定着傅崇碧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走向，也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对待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傅崇碧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产生并蔓延开来。

有一次林彪到京西宾馆讲话，他说对那些老家伙要狠狠“烧一烧”，有些要“烧糊”，有些要“烧焦”，傅崇碧心里想，人一烧焦不就死了吗?傅崇碧回来跟谢富治讲，烧糊了、烧焦了不就烧死了吗?傅崇碧觉得不好理解，问谢富治怎么办?这个时候谢富治也不便于对此表态。

那时候江青、林彪对傅崇碧不满意，是因为傅崇碧对于他们的一些指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却总是拖着不予执行。向他们请示少，却与周恩来和几位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青曾多次批评傅崇碧“腿懒”，什么事情都向老帅报告，到她那里去得少。傅崇碧说：“首都工作组没有撤销，我们请示报告是上级规定的。”江青便说：“你们是老红军，光听老帅的。我是个新兵,你们看不起我。”林彪也让傅崇碧不要去向叶、聂、陈、徐请示。但傅崇碧还是背着他们去向老帅们反映情况。[58]

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进行保护，防止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则是予以监护，将他们与外界隔离起来，在监管中提供保护。

我们先看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如何进行保护的。

为了保护罗瑞卿，周总理对傅崇碧交待说：“罗瑞卿同志现在身体有病，住在北京医院，要注意警卫，不要让人抓走。”此后造反派两次来抓罗瑞卿，都被警卫部队挡了回去，人未被他们抓走。

为这事，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告了傅崇碧的状。林彪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当着一些老帅的面质问傅崇碧：“群众抓罗瑞卿，你们只开红灯，不开绿灯，这是为什么?”

傅崇碧当然不能说是周恩来交代他们这样做的，只好说：“医生讲罗瑞卿同志病得很厉害;如果让抓走会出问题。”

林彪说：“以后有人去抓,你们不要管了。”

造反派批斗彭真前，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我也参加批斗会。”他还具体向傅崇碧交代如何做好保护措施。卫戍区要准备好车辆，并准备一架直升飞机。批斗大会在东郊体育场召开，直升机就放在东郊体育场适当的地方伪装起来。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就强行把彭真架出体育场，用准备好的车辆拉走。万一车被拦，就把他送上直升飞机，开到安全地区。

批斗贺龙、李达的时候，是在北京市内体育馆进行的。批斗前周恩来非常担心贺龙和李达的安全，要求傅崇碧事先充分准备，增加保护兵力，将汽车放在出入方便的地方。周恩来还进一步嘱咐道，如果情况不好，便把贺龙和李达先行送走，以保证他们的安全。[59]

陈毅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傅崇碧要加强保卫措施。批斗会设在外交部礼堂，卫戍区安排一个团的兵力，在礼堂内外布置好，并挑选了五排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一旦发现有人向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挡。

每次造反派批斗陈毅，周恩来都参加并让谢富治和傅崇碧也参加。有一次，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在人民大会堂里，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傅崇碧说，还有谢富治。陈毅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陈毅、谢富治和傅崇碧一起吃饭时，陈毅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主席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主席。”

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当时谢富治在一旁没吭气，后来他对江青讲，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60]

地质部的造反派批斗何长工时,傅崇碧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何长工同志在井冈山就很有名，是对党有功劳的老同志，现在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整天批斗，不让他休息，不要他的命?周恩来要傅崇碧去对造反派说，何长工同志心脏病很重，出了问题要他们向毛主席交待去!而且告诉造反派：“现在我们卫戍区把何长工保下，让他住医院，以后你们要批斗他，来找我要人。”后来造反派果然几次来找傅崇碧要人，傅崇碧对他们说：“他的心脏病还未好,等好了再说。”[61]于是阻止了对于何长工的批斗。

北京卫戍区在傅崇碧领导下，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保护了一大批外省来京开会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住在京西宾馆或 301医院，随时可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江青后来说傅崇碧是保皇派，其来有自。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南京造反派在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下人越来越多，卫戍区在傅崇碧领导下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看到形势不好，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等人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还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并请转报毛泽东。许世友说：“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立即让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处理下，撤出了京西宾馆，从南京来的造反派也回到了南京。[62]

当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宋任穷，也住在京西宾馆七楼。东北造反派抓宋任穷的工作组织、计划得很周密，怎样进宾馆，怎样在楼上抓，楼下如何接等环节上都作了具体安排。

他们先是伪装成来客，混进了宾馆。由于早已侦察清楚了宋任穷居住的楼层和房间，所以就直接进入了房间。一进门，他们先把门锁住,然后拿出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窗口往下放。这时卫戍区的警卫部队发觉了，立即冲上楼去开宋任穷的房门，但门根本打不开。战士们也很机智，很快从窗口进到了宋任穷的房间，强行制止了造反派的行动，保证了宋任穷的安全。[63]

那时,住在京西宾馆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各省军区负责人，都被他们原单位来的造反派围攻过，由于卫戍区的保护,安全才没出什么问题。

301医院原先是叶剑英直接管的，总后汽车学校的造反派联合很多的造反派，约上万人围攻 301 医院。当时在301医院住院治病的除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外,还有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余秋里、王震、李达等许多领导人都住在那里。傅崇碧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叶剑英。卫戍区开进去一个团，加强巡逻，宣传周恩来、叶剑英定的“不准冲击”的规定。于是，造反派不敢再冲,围了几天就自行撒了。[64]

街头打倒老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周恩来为了老帅们的安全，让傅崇碧同他一起到叶剑英家里去商量，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由叶剑英牵头解决。几位老帅当时都住在西山国防工程处，那里是中央军委的机密指挥中心，警卫和安全工作由卫戍区负责，过去就有两个营的警卫部队。周恩来指示要加强警卫力量，于是又增加了一个营，达到一个团的兵力。叶剑英说：“万一遇到冲击，情况不好，我们就进坑道。”[65]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向傅崇碧打招呼，叫他不要到老帅那里去，不要给他们打电话。傅崇碧很纳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又不敢问。傅崇碧利用夜间派人秘密去，到老帅那里，把情况向他们报告。

有一次，造反派集合1万多人到西山去搜山，说是抓陈再道，实际是冲老帅们来的。周恩来当即就说：“他们抓陈再道是假，目的是冲击老帅。”周恩来要傅崇碧赶快去西山，告诉造反派：“西山是军事要地，不能搜!”

傅崇碧带领部队立即赶到西山，宣传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坚决拦阻，造反派看到部队态度强硬，冲击西山不成，转而冲向玉泉山方向。傅崇碧看情况紧急，立即对冲进来的人宣布：“这里是毛主席休息的地方，你们敢冲，你们负责!”这样一说，他们很快撤走了。[66]

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老干部,后来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傅崇碧领导的卫戍区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部分老部长共 30 多人的事。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为了保护这30多个领导人不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亲自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内。但后来几次遭到造反派的冲击，周恩来对傅崇碧说：“这些同志住这里，看来有危险，你要想个办法。是否可以接到军队驻地，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被抓走。”

于是，傅崇碧和副司令员刘光甫商量后，选定了南苑警卫4师炮兵团和步兵团住地营房。他们在夜间分几次非常机密地将这些人转移了出去。江青、陈伯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在钓鱼台问傅崇碧知道不知道，傅崇碧说不知道。陈伯达让傅崇碧去查一查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过了两天在钓鱼台开会时，江青、康生很严肃地问傅崇碧：“那些部长、省委书记到哪里去了?你说不知道，要你去查，查的结果也不向我们汇报。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恰在这时，毛泽东那里来电话，让他去一趟。傅崇碧到达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时，已是夜里两点多了。毛泽东从游泳池出来后，见到傅崇碧，要他陪他一块吃饭。

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了批斗干部的情况，毛泽东说：“过去你们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带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傅崇碧说：“主席，你这样说，但有人不这样做。总理让我把省委第一书记和老部长们保护起来，陈伯达和康生问我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说革命派要批斗，现在找不到了，问我为什么要保护他们?要我交代。我也不敢讲是总理要我保护的。”

毛泽东说：“总理这样做很好。你们保护得很好。不然，好人让他们搞坏了，坏人让他们搞死了。”

傅崇碧说：“这事现在还没有完。主席叫我来之前，还有人在追究我。”

毛泽东说：“谁追究?”

傅崇碧不敢说江青，就说：“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毛泽东说：“你不要怕!不论谁再追问，你说是我让你办的。”

傅崇碧刚回到家里，钓鱼台来电话，要他快去钓鱼台。到钓鱼台时,天已经快明了。江青问傅崇碧：“你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

傅崇碧说没有叫我回来嘛。

江青对傅崇碧说：“好了，不谈了。你把省委书记、老部长弄到哪里去了?你还没有交代!”

傅崇碧说：“这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早说了，是上面让搞的，你们不听。不信你们问主席去!”

江青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讲?”

由于这件事是周恩来要傅崇碧办的，事先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而当时周恩来在一旁看着傅崇碧，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从钓鱼台出来去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一下把傅崇碧拉上他的车子，车一开，周恩来就着急地问：“傅崇碧同志，你今天是怎样搞的?”

傅崇碧对周恩来说：“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了。我说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我，主席说不要怕，总理想得很周到，很好。你们保护这些人很好。主席说他们再追查，你就说我让你办的。”

周恩来听完就笑了，两手伸了个懒腰，对傅崇碧说：“这两天你受气了。”[67]

以上我们介绍了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的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是如何监护这些领导干部的。

卫戍区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实施监护，其实也是对他们进行的一种特殊保护。

开始,被造反派抓起来的党政军领导人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都分散在造反派的手中，由造反派各自关押，这样下去很容易出问题。于是，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决定将这些人交卫戍区监护。凡是经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批准的交给卫戍区监护的干部，卫戍区才接受。傅崇碧当时不明白监护的含义，向周恩来请问时，周恩来说，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活动，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傅崇碧这才理解了监护的意思，就是名为监视，实为看护。这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说的“关监狱”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的监护对象，必须是经中央文革小组或周恩来批示的，卫戍区才能接受。批斗也是如此。没有批示，卫戍区不能接收，也不让批斗。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对这一点，傅崇碧向具体执行的人交待得很严。

开始，卫戍区坚持执行这个规定，造反派来要人批斗，没有批示卫戍区不让他们批斗。于是引起造反派的不满，后来发展到围攻卫戍区，冲击卫戍区。卫戍区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求坚决执行批示制度，并说：“即使有批示，交给他们批斗的人，卫戍区也要暗中派人保护，不要出人命。”江青、陈伯达批评傅崇碧说：“革命组织要人，你们为什么不给?要什么批示?”

傅崇碧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江青说：“这个规定不合理，改过来。”

傅崇碧说，出了问题怎么办?江青说：“出了问题不要你们负责!”傅崇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为难地说：“他们这样搞，出了问题，他们负责。”

对被卫戍区监护的人员，傅崇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部队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标准按他们过去的标准不变。彭真是山西人，傅崇碧每天都给他搞点醋。彭德怀的侄女彭钢给彭德怀送来东西，傅崇碧都让立即给他送去。刘志坚的夫人去看刘志坚，在监护房间住了一个晚上。黄克诚大便困难，想吃水果，让警卫战士给傅崇碧送了个纸条，傅崇碧就给他买了一些苹果送去。傅崇碧告诉警卫干部，不要让专案组的人看见。但黄克诚没注意，苹果核被专案组的人发现了，就问他苹果是从哪里来的?黄克诚如实地说，是让傅司令员帮买的。监护罗瑞卿的一个副连长态度不好，傅崇碧发现以后，立即把这个副连长调换了。在生活小事上，傅崇碧领导的卫戍区也尽量给罗瑞卿一些照顾。类似以上种种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了。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康生问傅崇碧，罗瑞卿过去在哪个部队?是哪个兵团的?傅崇碧说在19兵团。他们就说：“罗瑞卿是你的老上级嘛!难怪你那么照顾他。他在医院生病，你还给他腿上做了个棉套子。”

傅崇碧说：“医生说他做了手术，腿怕冻。所以给他做了一个棉套子，保护他的腿。”

他们又问傅崇碧：“为什么监护罗瑞卿的副连长被调开了?你们把被监护的人当作上宾了，让他们吃小灶、送东西，等等。”傅崇碧说，没有规定不准家里人送东西，况且这是临时监护，旧社会坐监狱还准探狱送东西嘛。见到他们争论起来，周恩来就不要傅崇碧讲了。江青说：“对监管的人员一律改成战士生活标准。送东西要经过专案小组同意才能送。”

过后江青要卫戍区把这些规定写个报告，傅崇碧说你们都讲清楚了，还让我们写报告干什么?于是报告也一直未写。[68]

以上是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一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保护、进行监护的情况。当时，北京卫戍区不仅要在群众冲击、批斗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时候防止发生意外，避免武斗事件的发生，还要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维护他们的身体健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基于职责所系和人道关心才这样做的，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将他们履行职能和处于人道关怀所采取的行动与对待这些受到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误判，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当然，两者之间也并非是鸿沟，而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政治态度上与他们具体一致性，就会自发产生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但是从履行职能和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们进行的关心和帮助，又与在政治态度上的一致性存在着根本不同。这就要求在现实斗争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将从履行职能和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们进行的关心和帮助，视为同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具有一致性，也不能无视这种关心和帮助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处之不慎，就有可能犯错误。

傅崇碧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次批评。这些批评固然存在着一些失当之处，但是批评本身却表现出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傅崇碧的一些作法并不满意，反映出他们在处理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埋下了后来傅崇碧倒台的严重隐患。

其二，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

傅崇碧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个问题在文革期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严重恶化了傅崇碧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成为傅崇碧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对于傅崇碧个人的政治命运及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傅崇碧受命寻找鲁迅的书信手稿说起。

一九六八年三月初，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说，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求周恩来马上设法查找。

三月五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杨成武找去，将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交给杨成武。杨成武说：“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周恩来提醒杨成武，叫卫戍区去查，你们可以提审戚本禹，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凌晨三时多了，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和几辆摩托车，一起到秦城监狱。到监狱时，天色已微亮。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见到了戚本禹。

于是，由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普负责记录，开始审讯，杨成武问：“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走了手稿，怎么不知道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文革小组’原来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杨成武再追问了一句。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有些疑惑。既然是江青让戚本禹取走手稿，怎么现在又说手稿丢了呢?

他们驱车返回城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因为汇报时江青在场，为了避免尴尬，杨成武不便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走了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存放的地方。

江青一听，便说道：“把这个人叫来!”可是，韩书信回四川成都休假去了。

杨成武请示周恩来，让空军派飞机把韩书信接回北京，住进卫戍区招待所。傅崇碧见到韩书信后，直截了当地问：“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一问何先伦，他说：“这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卫戍区副政委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的。”[69]

从中我们看到，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查找鲁迅手稿的下落，毛泽东要周恩来办理这个事，周恩来将这件事交杨成武具体处理，并提醒杨成武要他找卫戍区提审戚本禹来了解这件事的线索。杨成武、傅崇碧及卫戍区其他负责人一块到了秦城监狱，从戚本禹口中得知是江青叫取走的，韩书信具体办理的，韩书信又说将手稿交给了何家伦，而何家伦又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具体承办的。这样就将线索锁定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既然手稿是江青叫人取走的，那么为什么在杨成武当着江青的面进行汇报的时候，江青竟然没有吭声呢?从江青要求把韩书信找来进行分析，当时她似乎没有让人取走鲁迅手稿的印象。这到底是时过境迁她忘记了呢，还是存在别的什么原因?仍然需要史料的进一步证明。

得知卜信荣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傅崇碧就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这一情况，萧力(即李讷)接了电话。傅崇碧问萧力，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个人吗?她说有。傅崇碧这个人性子急，这几天为了寻找鲁迅手稿这件事，白天晚上连轴转，不仅身体疲惫，精神还高度紧张，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的卜信荣知道这个事后，就和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乘车前往钓鱼台。刘光甫、周树青的车在后面，傅崇碧的车在前面。钓鱼台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的，警卫见是傅崇碧的车，就示意让进去。傅崇碧在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了电话以后，到达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8号楼，姚文元把他们接到办公室。他们刚坐下，江青就来了。

由于他们进来时没有经过江青批准，因而江青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一见他们4个穿着军装的人径直到了文革小组办公室，感到非常吃惊，就说道：“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崇碧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而且我事先打了电话，任务也是你们交待给刘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当时秘书冯正午站在他们身后，他本来就有低血糖的病，由于连日的疲劳再加上超负荷的工作，这个时候一下子晕倒在了沙发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他手中的皮包也掉在地上，滚到了江青跟前，把江青吓了一跳。大家忙乱着把冯正午送走后，江青态度和缓了下来，问道：“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了，江青问：“鲁迅的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了，不仅批评卜信荣，还要把他隔离起来。

江青说把箱子抬来，当着你们的面，打开。每个箱子里都是小抽屉，江青一连看了3个抽屉，里面全是鲁迅的手稿。江青便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以后,又存在了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弄清鲁迅手稿的下落以后，江青对傅崇碧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又留下他们一块儿吃了饭。吃饭时江青对傅崇碧说，你和杨成武马上到秦城监狱去找戚本禹，毛主席的手稿让他弄走了。

傅崇碧他们出来就到了杨成武那里，把江青讲的话向杨成武报告后，杨成武和傅崇碧、刘光甫赶往秦城监狱。他们的车赶到那里时天已经很晚了，立即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做记录。他们问戚本禹，你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本禹说：我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我的，清样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抽屉内。傅崇碧给汪东兴打电话核对无误后，便又给江青写了报告。[70]

从中我们看到，傅崇碧在得知鲁迅手稿由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以后，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没有报经江青批准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引起江青的强烈不满。等说明情况后，经实地查证，鲁迅手稿确实是由保密员卜信荣保管。从江青的反应及查验后对鲁迅手稿采取的封存措施来看，江青也没有想到苦苦寻找的鲁迅手稿就存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这让她感到尴尬，也觉得难为情。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向保密员卜信荣发火的。至于她让杨成武、傅崇碧查找戚本禹弄走毛泽东手稿的事，或许是因为查找鲁迅手稿所引发的她对于毛泽东手稿安全的某种隐忧。当然，事实证明这种隐忧也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既然查找鲁迅手稿的事告一段落，那么傅崇碧未经同意就闯进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事又凸现了出来，而且也把杨成武卷进来了。江青对这件事并没有罢休，而是看得很重，提到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说道：“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江青对吴法宪说：“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作检查，要他去批傅崇碧。”

当时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张忠庆走到杨成武身旁，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

杨成武很吃惊，到外面拿起电话。吴法宪说：“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有指示。”

“干什么?我正在开会。”杨成武有些反感。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杨成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杨成武又追问了一句。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到钓鱼台之后，江青问道：“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去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又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要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我负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批。我去不合适。”

江青进一步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说：“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这个时候杨成武也气愤地顶撞道：“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说着，便起身要走。

周恩来赶快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他的暗示，便停住脚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你和成武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于是，杨成武、谢富治就把卫戍区师以上干部找到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由杨成武主持会议，谢富治讲的话，事后由谢富治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71]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将这件事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以后，要对这件事作出处理。当时，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是负责军委具体工作的风云人物，江青要杨成武去处理这件事，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为此，还和江青等人发生了争吵，又要赌气离开。最后，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和谢富治一起到北京卫戍区去批评傅崇碧的。其实，杨成武拒绝批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当时，不论从他所处的职位及其责任，还是从他领受任务来查找鲁迅手稿才发生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件事上来说，他都是责无旁贷的。但是，他却以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卫戍区政委，不能越级批评北京卫戍区的干部，又没有下令冲击为由，拒绝批评傅崇碧等人。即便抛开杨成武的主观意图不论，他这样做在客观上也会在江青等人心中造成袒护傅崇碧的印象。这为后来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既然杨成武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上是这样的态度，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傅崇碧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第二天谢富治、吴法宪等人找傅崇碧谈话，要他向江青检讨。傅崇碧说，我检讨什么?钓鱼台的部队都是我们的，难道我们自己冲自己?说我去抓人，要抓人还要我亲自动手?要抓人我点个头就可以了。进钓鱼台是要汇报查找鲁迅手稿情况的，等等。听着傅崇碧说出的牢骚话，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劝傅崇碧还是写个检讨报告好。傅崇碧只好写了进钓鱼台没有经过江青同意是错误的，将这件事应付了过去。

后来，傅崇碧根据毛泽东谈话的要求,针对北京市面临的形势，就加强联合、恢复生产、复课等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加强警卫工作，确保首都安全，促进各派组织的大联合，尽快恢复生产，帮助学校复课等，共写了6条。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说写得很好，批周恩来阅转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并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毛泽东说讨论时他要参加。

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毛泽东来参加。毛泽东要傅崇碧先汇报北京的情况，汇报完后傅崇碧说：“我的缺点很多，很多工作我没做好。”毛泽东伸出大拇指，对傅崇碧讲：“你们工作是这个”，而后又伸出小拇指，说：“你的缺点是这个。”傅崇碧说：“钓鱼台这件事情，江青同志批评了我们，很受教育。”毛泽东说：“江青是个炮筒子，她爱批评人，乱放炮。你这个人哪，是很坦率的，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当时江青就坐在傅崇碧的对面，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傅崇派发现江青的脸色很不好，就说：“江青同志的批评是关心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在关键时候她说话很灵。”毛泽东说：“你们说江青讲话很灵，是因为人家认为她的讲话我入了股。我没有入股。你不信问她，我没有入股。”傅崇碧喝了一口水，觉得这样讲江青怎么好呢?心想怎么才能把主席的话题转开，这时周恩来说了话，就把话题引开了。

三月十六日，傅崇碧又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一见傅崇碧的面就说：“你这个傅崇碧同志，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好了，传到我这里就不要再传了。”“江青又说：“那天你来，一个人来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72]

我们看到，尽管傅崇碧对于说他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是带有情绪的，但是他还是在人们的劝说下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检讨报告。他后来写的关于北京“三支两军”的形势报告，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虽然他在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毛泽东还说江青是个炮筒子，鼓励傅崇碧向江青开炮。江青后来也向傅崇派说了几句客气话，还压下了傅崇碧的检讨报告。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了，出人意料的是杨成武的问题又把傅崇碧带了出来。

其三，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

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上，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同时又要制止革命群众在斗争中出现的“左”的行为。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革命群众中的两类不同行动，才能够准确行使职能，推动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具体处理革命群众的问题上，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过是他们分歧和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在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

北京大学有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这封信。三月八日晚，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和另外两个人乘一辆小汽车去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聂元梓将这件事连夜打电话向江青报告说，有紧急情况，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于段……”江青向聂元梓解释说，材料是我要的，但是底下的事我们并不知道。聂元梓因为这件事还受到了批评。这件事后来又反映了上去，江青等人在三月十一日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批评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哈斯等人去北京大学当面道歉，并要卫戍区的领导写出书面检讨。[73]

江青后来在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74]

从中我们看到，北大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向中央写了一封信，当时没有收到，江青就委托谢富治找这封信。傅崇碧却派哈斯到北大向他们索要文章的底稿、名单，于是引起了江青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不满，说傅崇碧这样做是剥夺革命群众向中央反映材料的权力。这件事如果单纯地就事论事，或许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件事与傅崇碧处理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以及他在文革中的其它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仅是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立场、态度问题了。

其四，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他们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这种变化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形成和发生也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下面我们介绍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

我们先来介绍傅崇碧与林彪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并非林彪的部下，以前与林彪接触不多。自从他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以后，就与林彪接触多了。这个时候林彪、叶群在与傅崇碧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九六七年春天，傅崇碧因病在周恩来安排下住进了 301 医院。住院期间，林彪派叶群和女儿豆豆，带一些东西去看傅崇碧。第二次，他又派儿子林立果来看傅崇碧，问缺什么东西，傅崇碧说什么也不缺，感谢林副主席、叶主任对我的关心。出院后,林彪对傅崇碧说：“不要把身体搞坏了，你可以到西山老帅住地去休息一段(时间)。大的事管，小的事要卫戍区的干部多做。”

周恩来见到傅崇碧时说：“现在工作太忙，不要去休息了。你一半工作，一半休息。”

叶群见了傅崇碧说：“林副主席对你很关心。你爱人在哪工作?”傅崇碧回答说在医院工作。叶群说有事可以告诉她，她给医院造反派打个招呼。傅崇碧说：“没有事，谢谢你的关怀。”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林彪对他不满意，大概因为这样几件事：

一是林彪认为傅崇碧对他的警卫不尽心，亲自去他家检査警卫工作少。那时担负林彪住处警卫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的战士。有一次有人在院里摔了个煤球，林彪认为出了很大的事，让汪东兴去查，傅崇碧也被叫了去。那是他第一次去林彪家里。林彪认为他这个卫戍区司令员警卫任务完成得不好。

二是林彪感到傅崇碧去他那里少，向他反映问题少。叶群曾特意对傅崇碧讲，今后有什么问题多向林副主席反映，但傅崇碧没有主动去过。傅崇碧第二次去林彪家是跟徐向前去的。因为林彪要傅崇碧汇报北京一些情况。徐向前走了以后，林彪留下傅崇碧，说：“你在这里吃饭，不要走了。”在这中间傅崇派接了周恩来两个电话。周恩来说，首都飞机场的造反派对越南副总理的飞机上一个窟窿不给修理，让傅崇碧马上同他去做工作，把飞机修好。林彪说：“不要慌嘛，不要那么着急。”林彪显然是不让傅崇碧去。不一会电话又响了，周恩来很着急，催傅崇碧和他一起去。由于事情紧急，傅崇碧就起身走了。当时林彪倒没有什么表示，实际上是不满意的。

后来,叶群曾几次叫傅崇碧的小孩和爱人到林彪家里看电影。傅崇碧说她们都忙，怎么好打搅首长呢?谢谢叶主任的好意和关怀。叶群还叫了傅崇碧两次，傅崇碧也没去。当时傅崇碧对林彪、叶群的关心还是很感激的，对林彪也从不怀疑。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傅崇碧才意识到到林彪关心、照顾他，是想拉他。同时，还对叶群说他什么事都找总理、叶帅，为什么不找她的抱怨，有了新的认识。直到这个时候，傅崇碧才惊呼差点上了他们的当。[75]

林彪与傅崇碧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林彪对于杨成武的问题并不避讳傅崇碧，而且还向傅崇碧打过招呼，要他与杨成武和几位老帅保持距离。不仅如此，还要叶群向傅崇碧征求对杨成武的看法，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林彪曾经当着傅崇碧的面在毛泽东面前提出更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的问题。事后，林彪对傅崇碧说：“你不能去杨成武那里，也不能去西山。”西山是各位老帅的住地。林彪对傅崇碧讲了这话以后，傅崇碧觉得他的行动很可能会受到别人监视，自己不便于去西山了，只好让秘书偷偷地去向老帅们报告情况。殊不知，秘书所坐的车子，别人也是能认出来的。有人专门登记他们的车号，计算他的车子在西山停留的时间。此时，林彪似乎还没有要把傅崇碧搞掉，要不，他是不会当着傅崇碧的面，讲杨成武如何如何的。[76]

有一次，叶群还向傅崇碧和郑维山征询对杨成武的意见。叶群问傅崇碧：“杨成武病了，你去看他都谈了什么?”傅崇碧说，他病了，我能谈什么?我是同军区参谋长萧文玖的爱人一起去的，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和他的爱人也在。一共四、五分钟的时间，只问了问病情，其他什么也设谈。叶群又问傅崇碧对杨成武的看法，傅崇碧说：“他工作各方面都很好。”[77]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林彪、叶群与傅崇碧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原先林彪、叶群对于傅崇碧不论在工作、生活还是家庭人员上，都是关心的。这种关心一方面是出于上级领导对于部下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具有拉拢傅崇碧的因素。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作为来看，林彪、叶群拉拢傅崇碧的目的是明显的。傅崇碧当时虽然对于他们的关心非常感激，却没有刻意到毛家湾去走动，而是以公事公办的态度与林彪、叶群保持着工作上的关系。同时，也没有如林彪、叶群所愿去疏远杨成武和几位老帅，而是与他们仍然保持着接触。这样无形中就拉开了与林彪、叶群之间的距离。从中不难看出，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之前，林彪、叶群就当着傅崇碧的面，将矛头指向了杨成武。这在林彪向傅崇碧打招呼不要到杨成武和几位老帅那里去，以及叶群征求傅崇碧对杨成武的意见上反映了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看傅崇碧与谢富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谢富治都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谢富治在红军时期当师政委时，傅崇碧当团政委。谢富治当特委书记时，傅崇碧任组织部长。他们两人在一个部队工作过，彼此非常熟悉，关系也不错。傅崇碧到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后，谢富治担任卫戍区第一政委以后，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显现出来了。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党内高层人事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来，决定着他们关系的走向。傅崇碧将谢富治对文革的支持视为“看风”、“顺杆爬”，还借用别人的话讥讽谢富治有事“往外推”。他曾对谢富治说：“你不能把有些事情往上推给总理，往下推给我们。听说有人叫你‘谢推子’了。”

傅崇碧还对谢富治说：“有些事情你不听总理和叶帅的，光听戚本禹和他推荐给你的那些人的，将来要吃苦头的?”听了傅崇碧的话，谢富治反过来还劝说谢富治，他说：“你不听中央文革听准的?”傅崇碧还对谢富治在生活会上批评邓小平有意见，他对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见傅崇碧是这种态度，也不便于向他解释什么，只好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从此，傅崇碧和谢富治在工作上经常发生分歧。[78]

从中我们看到，傅崇碧和谢富治过去非常熟悉，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错。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高层人事关系的处理上。谢富治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是按照当时运动的发展来行事的。而傅崇碧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文革发展的事，但是却在处理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老帅及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与谢富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态度成为影响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走向紧张的。

傅崇碧以前曾经是杨成武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在19兵团、华北军区，一直是傅崇碧的上级。[79]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时候，杨成武还与江青争吵过，拒绝批评谢富治。[80]这样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傅崇碧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出现了对立。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傅崇碧又是与谢富治存在分歧和矛盾的。于是就形成了杨成武、傅崇碧和江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争。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81]即便他讲的不完全符合事实，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

其五，关于傅崇碧问题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傅崇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二是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这些问题虽然见之于一些具体的锁事，却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应该说，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职责所系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监护，维护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的生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傅崇碧在回忆录中侧重阐述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康生、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而淡化他在文革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以及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分歧并导致矛盾激化的。这样就掩盖了他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转移了他和中央文革小组分歧和矛盾的要害所在。

其实，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本来也是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周恩来也正是在这个原则下指示傅崇碧展开工作的。尽管对被冲击、批斗的30多位省部级干部进行转移、保护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批准，但是当康生、江青追问傅崇碧将被批斗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转移到什么地方时，最后还是毛泽东为傅崇碧解了围，让傅崇碧告诉追问的人是他批准的。[82]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里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傅崇碧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履行职责，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安全予以保护，生活上予以照料;一个是站在与文革对立的立场上，不分青红皂白，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我们不能因为傅崇碧对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必要的保护和照料，就说他站在了与文革对立的立场上，也不能因为他没有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就否定他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必要的保护和照料。而是要将两者区分开来，既要肯定他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保护和照顾(为其职责所系)，也要由此进一步分析这种保护和照顾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即是站在文革的立场上还是文革的对立面来对他们进行保护和照料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对傅崇碧保护和照料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分析，准确把握他在文革上的真实态度。

其实，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的产生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在一些场景下还存在着误判，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则是由于在文革立场上傅崇碧站在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造成的。这才是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根本原因。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本来，傅崇碧就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即便傅崇碧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是要汇报关于鲁迅手稿的查询问题，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环节和程序上更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激化双方的矛盾，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时候他们或者采取报告的形式，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明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存着鲁迅手稿，由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内部查询，或者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再进入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以免发生误判。遗憾的是，傅崇碧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与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联系后，[83]直接驱车进入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样就引发了江青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事后，陈伯达不仅让秘书作了检查，还在秘书的检查上面写了检查，大意是我对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不严，致发生这种事。现决定调离王保春同志到其他部门工作。他把这两个检查送几个主要领导人传阅了。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说：陈伯达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自己处理吧。[84]反过来说，江青说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难道是杞人忧天吗?是对傅崇碧无中生有地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当然，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并非是这样。这里面既有中央文革小组和傅崇碧所在的北京卫戍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有与军队一些负责人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比如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等)。这些分歧和矛盾此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江青抓住这件事进行反击，不仅是在警告他们，也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为了自身安全提前做出的防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在文革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联系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当时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三位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实施抓捕，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傅崇碧在处理革命群众的问题上具有两面性，制止群众运动中的极“左”行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失当的行为。这在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上表现了出来。于是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不满。如果再与傅崇碧在文革中的其它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傅崇碧在文革上的态度就进一步表现出来了。至于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既有他们私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有他们在文革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个人关系的变化虽然会影响到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则会对他们个人关系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傅崇派问题的出现，固然存在一些具体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傅崇派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造成的。这主要在处理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革命群众以及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上反映了出来。

6)关于杨、余、傅问题的总结。

以上我们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基本概况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杨、余、傅问题的重点人物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虽然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他们又与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当杨成武的问题出来后，由于他们与杨成武具有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又存在着问题，因而就在解决杨成武问题的同时，也把他们给带了出来。杨、余、傅事件就是这样形成的。

杨成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以及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叶群首先在喊林彪健康和安排林彪看样板戏上对杨成武表现出不满，又在杨成武女儿杨毅和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关系的问题上直接插手，在背后支持吴法宪与余立金、杨成武作对。这样就将她和林彪对于杨成武的不满情绪鲜明地反映了出来。

本来像杨毅、单世充这样的问题是不难处理的，根本用不着这样小题大作，因为这直接涉及空军司令员和政委以及代总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件事之所以闹得不可开交，从形式上看，是因为叶群在背后拨弄是非的缘故，实质上则是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缘故。叶群不过是企图以这件事为突破口，把它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正是因为如此，这件事也就成为拉开杨、余、傅事件的奇异导火线。

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体现在林彪与杨成武个人的关系及其恩怨上，也表现在杨成武在处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几位老帅)与文革的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与杨成武个人的关系及其恩怨问题，并没有直接、公开地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杨成武与军队其他老帅及其在文革上的态度间接显示出来的。这样就隐蔽了林彪、叶群这样做的真实动机，而是以假公济私的方式，将杨成武对待军队其他老帅及其在文革上的态度给亮了出来。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出自于华北军区，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同时，杨成武又是在叶剑英推荐下成为代总长的。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时候，叶剑英是支持赵永夫的。这些军队老帅在二月逆流中表现出了对于文革的抗衡、抵制态度。杨成武这个时候又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林彪则是表现出某种冷淡、疏远的态度。这表现在林彪说杨成武对他进行的封锁上。由于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上表现出的态度不同，因而不管杨成武个人说的如何，他对待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的不同态度，就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态度。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逐步走向复杂化的。这种复杂化既有他和林彪个人关系及恩怨上的问题，也有对于文革及处理军队其他老帅关系上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于杨成武个人恩怨上的不满，就通过杨成武处理文革和军队其他老帅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表现了出来。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最终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这就成为杨成武被革职的主要原因所在。

至于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再说这篇文章的署名及其发表，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虽然从哲学上来说，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发表后也产生了不良的导向和影响，但是这篇文章是林彪要求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陈伯达又为这篇文章进行了润色，从理论上“把了关”，因而这篇文章发表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应该主要归咎于杨成武个人的。毛泽东在谈话时也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杨成武的倒台虽然具有一些影响，但决不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

余立金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杨毅与单世充的问题上，他与杨成武站在了一起，而与吴法宪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同时，在一些问题的具体提法上，余立金、杨成武也与吴法宪存在着不同意见。杨毅与单世充的问题，又与空军党办内部的两派斗争搅和在一起，他们背后又有叶群、林立果频频插手。这样就使得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将更多的人卷进来了。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夜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85]虽然他的话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真相，但也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存在密切关系的。二是，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是许世友发现的，而且还专门将材料送到中央。[86]尽管这个问题后来查无实据，但是当时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以后，在没有真正弄清楚之前，是不能不对其采取措施来予以处理的。

傅崇碧的问题，一是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关系问题，一是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再就是对待革命群众，与林彪、谢富治关系的处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有保护这些受到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务。一般来说，他对于这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只要是符合政策和情理之中的事，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的行为显然不仅仅限于这个方面，而是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存在着共鸣。比如，他当着谢富治的面曾对陈毅说，文革把他也搞糊涂了的这番话，就是其中的一例。[87]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傅崇碧在处理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关系上，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他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尊重，实质上则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傅崇碧与谢富治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主要体现在文革的问题上。他与林彪的关系也是处之淡然，即便是在叶群向傅崇碧示好的情况下，也没有过分亲近，仍然表现出公事公办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还与江青发生了争吵。这样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又卷进来了。这样就使这个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杨、余、傅事件，主要是杨成武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杨成武与余立金在杨毅、单世充的问题以及一些提法上站在了一起，而与吴法宪存在着矛盾;杨成武和傅崇碧又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傅崇碧又与谢富治在文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后来说，杨成武与余立金、谢富治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真相，但是也不是没有缘由的。[88]傅崇碧与余立金以前并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才认识的，平时也没有来往，只是在接见红卫兵时因工作关系才见过面。他们三人能够联系到一起，其中一个原因正如周恩来后来对傅崇碧所说：“卫戍区有位副司令报告,你和杨代总长，空军政委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这样杨、余、傅就结合到一起了。[89]除此之外，他们三人能够联系到一起，除了余立金、傅崇碧各有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是因为他们都与杨成武存在着关联。这样在杨成武的问题发生后，也就将他们带了出来并一起进行处理的。

③ 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以上我们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这些情况反映到党的核心领导层，就要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了。

1)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杨、余、傅作出组织处理。

毫无疑问，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决定，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核心领导层会议上作出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应是若干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研究后，才决定对杨、余、傅采取措施的。

关于会议的档案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不清楚会议召开的情况及其讨论、决策过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若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窥视会议召开及讨论中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解决杨成武问题的中央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90]

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放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91]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的，是在开会研究了四次以后才决定对杨成武进行处理的。这在当时林彪的讲话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毛主席说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指杨、余、傅事件——引者注)。”“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口号)要把余立金建捕起来，法办;(口号)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92]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杨、余、傅问题定为“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既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也没有忽视这件事，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事件来进行处理的。对于杨、余、傅三人的处理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开了四次会议才决定下来的。虽然这四次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对杨、余、傅的处理也并非匆忙决定的，而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这反映出对于他们三人的处理还是慎重的，也是经过反复研究以后才决定下来的。

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是由林彪提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开了四次会议才做出的决定。作出处理的始作俑者是林彪，决定作出处理的是毛泽东、党中央，是在集体研究后，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的处理决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杨、余、傅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二日，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撤销杨、余、傅职务和任命黄永胜、温玉成职务的命令，就是这一天形成的，命令规定要下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我们看下面的两份文件：

第一份文件：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第二份文件：关于黄永胜、温玉成任职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93]

在这两个命令作出的当天晚上，就对杨、余、傅采取了行动，那么对于他们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呢?

2)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以后，于三月二十二日夜就对杨、余、傅采取了行动。对于他们三人的处理是迅速的，同时进行的，那么具体处理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一，对杨成武的处理。

对杨成武的处理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深夜进行的。当时杨成武因为患病，在家休养。对他采取行动的前夕，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的两位秘书先后来看望患病的杨成武。他们走后不久，邱会作、李作鹏带领的警卫部队就到了杨成武住地。

三月二十二日二十时，吴法宪到后海杨成武住地，在秘书办公室，对杨成武秘书张忠庆说，来看望杨代总长。因听说杨成武已入睡，就不见了。十一时三十分，林彪的两位秘书张云生和于运深到卧室看望杨成武。赵志珍将杨成武叫醒后，两位秘书说：“101(林彪代号——引者注)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意让我俩来探望。希望首长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94]

我们看到，在杨成武被采取行动前夕，吴法宪和林彪的两位秘书前来探望杨成武。吴法宪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知道是要处理杨成武了。因为从杨成武的回忆来看，吴法宪前来探望时，得知杨成武休息了，就说他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后再来向杨成武汇报。为此，杨成武还让秘书张忠庆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告诉吴法宪说，自己身体不好，让吴法宪不要来了。[95]如果吴法宪知道这个时候要处理杨成武的话，是不会说开完会后再来汇报的。

但是，林彪、叶群这个时候肯定是知道的。林彪的两位秘书来探望杨成武，是受林彪、叶群之托进行的。据张云生回忆，这次探望还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小名老虎)相随，是叶群亲自向他们交代，让林立果代表林彪和她去看望杨成武的。[96]既然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的，在处理杨成武的前夕林彪、叶群又让秘书和儿子代表他们去探望杨成武，固然是在作出某种姿态，却也反映出他们在解决杨成武问题上的复杂心态。

三月二十三日一时许，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来电话，说：“吴法宪带人把政委铐起来带走了，请问杨代总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张忠庆急忙叫醒杨成武，报告了这一情况。[97]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到后感到很吃惊，在他们几个人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什么情况时，杨成武住地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秘密包围起来，原来的警卫部队也被撤换，按紧急命令，被拉到景山。

凌晨二时许，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进入楼内。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楼进了杨成武的卧室。杨成武穿着睡衣，走了过去。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他们搞的?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通道走出房门。几个土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也跟进厕所。这些请况足以表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故。杨成武愤怒地对邱会作和李作鹏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和李作鹏并不作答。几个人簇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也进了客厅。在和家人告别后，杨成武随着他们往外走，边走边想，这或许是林彪授意吴法宪干的，是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干的。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们俩一左一右护卫着杨成武。车队没有走大街，而是穿越小胡同，经积水潭、新街口、西四高速驶抵人民大会堂。

走进大会堂北门，杨成武看到周恩来、谢富治等在那里。周恩来小声对杨成武讲：“你的事情，两天前我才知道。……”[98]

我们看到，杨成武三月二十二日夜被邱会作、李作鹏紧急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到了人民大会堂后，三月二十三日晚林彪才召开由杨成武参加的会议，代表中央与杨成武进行谈话，处理杨成武的问题。

三月二十三日晚，杨成武被邱会作和李作鹏带到林彪办公的福建厅。里面坐着二三十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叶群等人都坐在那里。

林彪见杨成武进来了，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接着江青说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周恩来插话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

话音刚落，吴法宪也说道：“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说道：“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趁机说道：“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个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也说道：“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用皮包打了江青同志!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接着，叶群带头喊起口号：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着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这个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他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以后有错误可以检查。”

人们散去后，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个时候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99]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杨成武被送往西郊机场，用伊尔-18型飞机武装送往武汉山坡机场，关在空军某部的地下室。[100]

三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会议是在林彪主持下进行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及军队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林彪宣布了杨成武的错误及对他的处分决定。这次会议先在高层内部统一思想，与杨成武进行集体谈话，宣布杨成武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处理。从程序上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但是从他所犯错误的内容上来说，有些则是牵强的。比如，说杨成武夺吴法宪、谢富治权的问题，以及处理王飞、于新野的问题等等。这里引人注意的是，说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康生、吴法宪的发言中要追查杨成武的黑后台的问题，暗示了杨成武与二月逆流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军内老帅存在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成武对待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透射出解决杨成武问题的深层原因。

其二，对余立金的处理。

余立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毅的关系问题，以及在一些文章和具体提法上他与吴法宪及其背后的叶群、林立果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在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关系上，余立金和杨成武站在了一起，而吴法宪则在叶群的施压下屈服了，站在了余立金、杨成武的对立面，与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牵涉到空军党办内部首长秘书和王飞、于新野、周宇驰之间的两派斗争，在王飞等人的背后又有林立果和叶群乃至于林彪的支持，而单世充的背后则是余立金和杨成武。吴法宪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支持王飞、于新野、周宇驰等人的行为，与杨成武、余立金进行斗争。同时，在一些文章及提法上，吴法宪与余立金、杨成武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叶群则在背后支持吴法宪的主张。[101]

二是所谓的叛徒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许世友向中央反映并报送了相关的材料。逮捕余立金是在毛泽东主持的处理杨、余、傅问题的中央会议上作出决定的。[102]本来，如果仅是与杨成武的关系问题，余立金是不至于受到这样严厉的处罚的。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才在杨、余、傅三人中处理最为严重，在逮捕以后被投入了秦城监狱关押了起来。

逮捕余立金是在吴法宪主导下，由杨德中率领中央警卫团士兵来执行的。当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不惊动别人，逮捕行动是以吴法宪邀余立金到家里商议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吴法宪回到家里以后，事先还作了布置，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他家里来。随后，杨德中率领的警卫团士兵也赶到了。他们一起商量好，由杨德中带领警卫团的人在吴法宪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吴法宪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余立金到他家里来一下，说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吴法宪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吴法宪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余立金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103]在余立金被带走以后，他的秘书单世充感到非常吃惊，又觉得疑惑，于是就立即给代总长杨成武打电话，说：“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带走了，请问杨代总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张忠庆急忙叫醒杨成武，报告了这一情况。[104]

余立金就这样被带走了，关押进了秦城监狱。他之所以被逮捕，在杨、余、傅三人中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即叛徒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本来是不至于被逮捕的。当然，后来证明，这个所谓的叛徒问题查无实据，但在当时情况下，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采取果断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路线斗争，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党内问题，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叛徒问题则是叛变革命，属于敌我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了。从余立金被带走后，他的秘书单世充迅速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情况来看，也进一步反映出余立金与杨成武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与吴法宪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其三，对傅崇碧的处理。

傅崇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被冲击、打倒的高级领导干部与林彪、江青、谢富治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这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不过是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表现。对傅崇碧的处理，也是在毛泽东主持的解决杨、余、傅问题的中央会议上作出决定的。当时，傅崇碧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他是以调动工作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即将他平调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虽然去后对他采取了隔离措施，但是毕竟是以调动工作而不是别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处理的。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参加者还有谢富治、吴德等人。晚八时多，谢富治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快半夜时，谢富治亲自给傅崇碧打来电话，说林彪副主席、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让傅崇碧下发通知。傅崇碧就在市革委会的楼上，用红机子让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赶快通知团以上的干部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他还通知了郑维山，让他也去。

傅崇碧忙到一点钟过后才带着秘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干部们都到了，副总长们也来了，有温玉成、张才千，还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傅崇碧看到王新亭、李天佑等坐在后排，就告诉秘书把他们安排在第一排就坐。

这时周恩来从小会议厅走了出来，问谁通知的郑维山?傅崇碧说是我通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林彪在小会议厅里，周恩来让傅崇碧也进去。在他们走进去时，周恩来悄悄同傅崇碧讲，你千万不要激动。傅崇碧愣了一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进了小会议厅后，周恩来让傅崇碧坐在他原来的位置，和林彪隔一个沙发。这时江青问郑维山：你怎么来了?谁让你来的?一下子搞得大家很紧张。紧接着林彪宣布命令：决定傅崇碧同志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副总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主要做卫戍区工作，并要陈锡联同傅崇碧谈谈。命令宣布后，他们就去接见团以上的干部了，会议厅里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这个命令宣布得非常突然，傅崇碧一时转不过弯来，脑子里很乱。傅崇碧和陈锡联坐在那里，慢慢地剥桔子吃。一个桔子还没吃完，周恩来、谢富治回来了，说吃饭吧。傅崇碧只吃了一点，他在想接见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让他去?工作调动的事为什么也不和他打招呼呢?想来想去不知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天快明了，周恩来对傅崇碧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送你到沈阳去。”这时傅崇碧压不住火了，就问周恩来：“调动工作有这么调动的吗?又不是打仗，哪有这么急!”傅崇碧心里有气了。

周恩来说：“你是不是回家取点东西?”

傅崇碧说：“不取。”

周恩来说：“好，干巴利索脆，写个信给家里。”

傅崇碧说不写。这时周恩来的秘书递过来纸笔，周恩来说：“你还是写几个字告诉家里好。”

于是傅崇碧用铅笔给爱人黎虹写了几句话:

黎虹同志:

我的工作调动到东北军区，因走得很急，不能回家，需要用什么东西，到东北军区以后再给你去信。我的一切请你们放心好了。

傅崇碧

三月二十二日

写完就把它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和谢富治把傅崇碧从小会议厅送到大厅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傅崇碧的手说：“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周恩来又向陈锡联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好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而后，傅崇碧在陈锡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郊机场。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丝棉大衣披在了傅崇碧的身上。

沈阳军区一个副政委带四五个人来接傅崇碧。下了飞机后，傅崇碧乘坐的车子一直开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大院，停在一幢二层楼底下。进去后有两道岗哨，沈阳军区司令部一个参谋给傅崇碧当秘书，一个班长给他当公务员。沈阳军区一位李副政委告诉傅崇碧，他要坐送傅崇碧的飞机回北京，问傅崇碧有什么事?傅崇碧说：“我给中央写一封信，请你转送中央。”傅崇碧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到沈阳就完全失掉了自由，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请给他指出来，他可以改。有不清楚的地方，他提供线索请中央调查。他写的信后来也没有回音。[105]

从中可以看到，傅崇碧是以平调的方式被解除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这是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由傅崇碧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宣布的，而后就让他立即赶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报到。这引起了傅崇碧的不满。虽然他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也给他配备了秘书和公务员，实际上却是被隔离起来了。他在沈阳期间被换过几个地方。开始是一个政委住过的楼，却不让他下楼。当时院子里住着许多熟人，沈阳军区参谋长唐子安的夫人，在楼下朝傅崇碧喊，傅崇碧对她说，别喊了，我已经没有自由了。后来又给他换了地方。晚上车子东拐西转，到了一个小楼。其实从这里到司令部并不远，但走了一个小时。[106]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傅崇碧调到沈阳后，还有人查问他与几位老帅的关系问题。当时曾有三个人来找傅崇碧谈过话。一个是沈阳军区副主任，一个是十六军政委兼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另一个是中央专案组的，曾在海军保卫部担任过处长。他们说：中央派我们来看你。而后给傅崇碧讲了当前形势问题，拿出几张照片让傅崇碧看。一张是傅崇碧跟叶剑英、聂荣臻、郑维山、邱会作一同视察国防工程时的照片;一张是傅崇碧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的合影。后一张是他们在西山叶剑英家照的。傅崇碧跟陈毅也合了影。还有一张是五十年代傅崇碧和杨成武在青岛的合影。他们一共拿来四张照片，都放大了。另外还有一封信。信是一九六七年傅崇碧生病出院后，叶剑英亲自写给他的。他们指着照片和信对傅崇碧说，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密切，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就可以出来工作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傅崇碧的拒绝。[107]

傅崇碧调到沈阳以后，从有人还要傅崇碧揭发几位老帅以及他与几位老帅的关系来看，傅崇碧被处理是与他和几位老帅的关系比较密切存在联系的。从几位老帅在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中的作为来看，虽然他们的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反对造反派“左”的行为的正义性，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表现出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这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傅崇碧与他们存在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具体工作中就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致使自己以调动工作的方式遭到处理。可惜，傅崇碧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以上我们介绍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处理的基本情况。虽然他们三人都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被处理的，但是处理的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杨成武是被邱会作、李作鹏从住地带到人民大会堂后，在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后，被用专机送往外地的。余立金是被吴法宪邀到家中后，由杨德中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士兵逮捕的。傅崇碧则是被谢富治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由林彪宣布调他到沈阳军区工作的。他们三人被同时处理，只有余立金被逮捕后投入到秦城监狱，还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否则的话，是不会受到如此严厉处罚的。

3)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做出了处理杨、余、傅和任命黄永胜、温玉成的决定后，随即于同日夜对杨、余、傅采取了紧急行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中央高层召开会议，与杨成武、傅崇碧分别进行谈话，二十四日夜(或二十五日凌晨)将他们分送外地。[108]

在将他们送走的当夜，即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109]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当时参加会议的林办秘书张云生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和林办几个工作人员也到了大会堂会场，听听林彪讲话。会场的人坐得满满的，据说全是部队团以上干部。大家听说这个会有中央首长讲话，最后还可能受到主席接见，因此尽管许多人已等候了多时，也都很兴奋。我们到达会场后，也坐在普通观众席里，静心等候。但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才见主席台上有人走出来了。

为首的是林彪，其次是总理，后面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他们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场内鸦雀无声。几位老帅也来到会场，但他们被安排在普通观众席里，……。”[110]

林彪首先发表讲话，也是会议的主题讲话。据张云生回忆说，这个讲话材料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周宇驰整理的。到了傍晚，叶群从大会堂打电话回来，说主席点了三个题目，让林彪讲一讲：第一条是反对宗派主义;第二条是反对两面派;第三条是从哲学上讲讲“相对与绝对”。叶群又让他们两人重新按这三个题目整理材料，他们直到七点多钟才把材料交给从大会堂回来的叶群。[111]

林彪在讲话中首先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水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口号)要把余立金建捕起来，法办;(口号)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口号)

[112]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首先对于杨、余、傅的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接着又说，处理他们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才确定下来的。而后公布了撤销杨、余、傅三人的职务以及对于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这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随后，林彪对杨成武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113]他在讲话中围绕这三个问题，既有丰富的事实，又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还进一步在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上进行了解析，信口拈来，拉拉杂杂，其间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将杨、余、傅的问题和中央的决定阐释了出来。

我们注意到，虽然林彪说杨成武犯了山头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但是在讲话中却对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避而不谈，只是说杨成武在这两方面存在的其它事实。看来，他在讲话中有意避开了这个问题，并非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这不过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从维护军队高层和谐、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不至于引起更大的震动，才这样做的。

在林彪讲话以后，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他在讲话中还说到：“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

江青接着讲话。她说：“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她在讲话中阐述了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经过，还说，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陈伯达在讲话中还就发表杨成武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催”，也就“让它发表了”。

康生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严厉批判了二月逆流之后，说道：“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姚文元最后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114]

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讲话中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对杨、余、傅问题表了态。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周恩来、康生都提到了黑后台的问题。那么，谁有资格充当杨、余、傅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台呢?能够充当他们三人后台的应该是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军队的几位老帅了。当然，这种表述是隐晦的，即便没有直接提名，也让人不难联想到他们。这既揭示了杨、余、傅事件与军队几位老帅的联系，又指出了杨、余、傅的后面还有人，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他们在大会上讲出这样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我们还注意到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了五个回合的问题。陈伯达将杨、余、傅事件与文革以来党中央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联系起来，总结了五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基本概况，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排除中央层面的重重干扰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第一、二、三、五回合是反右的，第四回合是纠“左”的。不论是来自右的阻挠，还是来自“左”的干扰，都是破坏文革的。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陈伯达五个回合的讲话，使人们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中来审视杨、余、傅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产生、影响及其被处理会形成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会议结束时，已是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115]毛泽东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和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116]新华社播发的电讯记录了当时接见的盛况，我们节录如下：

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最近接见了军队干部。这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

接见以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向被接见的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焕发，健步来到接见会场，长时间地向被接见的军队干部亲切地、热烈地鼓掌。

当毛主席出席时，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这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下的军队干部，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对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革命激情，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接见结束时，全场同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高唱《国际歌》。全场再一次长时间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17]

毛泽东虽然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没有讲话，但是他在会议结束时接见与会的军队领导干部，就表明了他对于处理杨、余、傅问题的支持态度。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由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军委办事组、总参、空军、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因而对他们进行一并处理势必会在军内引发较大震动。因而在军内下发三月二十二日命令之前，就需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干部会议，提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通报和说明，让人们了解杨、余、傅问题的基本情况，对命令的下达有心理准备，以求将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这就是这次军队领导干部大会召开的由来。

不过，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次军队领导干部大会上，朱德、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坐在台下，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成员却坐在了台上。其实，在那天会议的安排上，原先主席台上是放有他们座位的，但是临开会前却把他们的椅子撤掉了，让他们到台下就座。朱德带头，徐向前、陈毅和叶剑英依次从台上休息室出来，走到大厅中间坐下来。陈毅对此非常不满，在开会的时候就从衣袋里拿出糖，分给叶剑英吃，还说道，我们吃糖，不听他们的。[118]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抗议的。

本来，聂荣臻也是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此前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虽然经过六十多个小时的抢救恢复了正常，可是仍然需要安心静养，卧床休息。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会议开始前，工作人员给聂荣臻打了三次电话，让聂荣臻去参加大会。聂荣臻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回来后告诉他的。[119]聂荣臻虽然因病没有参加会议，要是他去的话，也是会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坐在台下的。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他们与杨、余、傅的关系以及对于文革的态度所造成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事先并没有征求几位老帅的意见。聂荣臻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道：“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120]聂荣臻的回忆表明，在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征求他们几位老帅的意见。如果我们把这件事与这次会议将他们安排在台下而不是台上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进一步显示出中央对于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与杨、余、傅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了。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他们几人参加了大会，但是在新华社播发的电讯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而与会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是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把他们与杨、余、傅的关系以及在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文革的态度和随后对于军委领导机制的变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作出这样的安排并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并非是有人故意为之，让他们难堪，而是由他们对于文革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杨、余、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这些老帅对于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没有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反而仍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才被处理的。下文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4)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社会上公开宣布了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党中央作出了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先后发表讲话，通报了杨、余、傅事件的情况，并对他们的处理表了态，在驻京部队内部统一了思想。随后，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将杨、余、傅的问题进一步传达到了社会上。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北京市十万军民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三月二十二日发布的两个命令。江青在发言中将杨、余、傅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进行了批判，介绍了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和派人到北京大学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信的底稿等问题。她在讲话中还把杨、余、傅说成王、关、戚的黑后台。[121]

江青说杨、余、傅是王、关、戚的后台，这样就把王、关、戚与杨、余、傅联系了起来，我们现在尚未找到江青这样讲的切实依据。但是，从他们所犯错误对于文革的破坏性上来说，两者倒是具有一致性的。不过，王、关、戚是从“左”的方面，而杨、余、傅则是从右的方面来进行的。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他们之间的联系还需要史实的进一步证明。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十万军民的会议，将杨、余、傅的问题传达到了社会上。不仅如此，为了将他们的问题进一步传达到全国，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说，中央办公厅已将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两次大会上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讲话录音复制发到各地，要求各地普遍播放这两次大会的录音。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开展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122]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由林彪提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四次会议研究后才决定进行处理的。在作出处理他们决定的当天深夜，就对他们采取了行动。杨成武、傅崇碧是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分别向他们本人宣布处理决定的。余立金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是在吴法宪住地被逮捕的。

三月二十四日，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发表了关于杨、余、傅问题的主旨讲话，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也分别发言表了态。三月二十七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军民大会，向社会公布了杨、余、傅的处理决定。而后，将这两次大会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录音在各地播放，杨、余、傅事件传达到了全国，推动了各地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④ 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及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和后台问题。

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与杨、余、傅的问题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呢?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如何?在他们背后是否有后台，以及要不要追查他们背后的后台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1)毛泽东、党中央对军委领导体制作出重大变革。

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军委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对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处理军委日常事务以及直接对林彪直接负责上。

既然要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军委办事组先前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又称四人小组或者军委看守小组，小组成员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因随毛泽东外出，海军才由张秀川参加)组成，吴法宪任组长。

原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军委副秘书长、代总长杨成武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离开了北京。没过几天，林彪提出，杨成武不在北京，现在军队日常工作很繁重，需要有人来抓。据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看守小组”是她最先向林彪提出建议成立的，她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即军委看守小组——引者注)。开始是4个人。后来……在军队中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看守小组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看守小组成为合法的领导军队文革的机关。[123]

由于杨成武当时是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常委、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代总参谋长，因而在他陪同毛泽东回京后，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提议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24]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

周恩来对杨成武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

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125]

军委办事组就是这样成立的，杨成武也是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后成为军委办事组组长的。他当军委办事组组长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次处理了杨、余、傅事件以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5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126]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名单如下：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批示：“照办。”[127]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谈话。谈到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办事组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128]

毛泽东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一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129]

谈到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在此之前，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上一直是周恩来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13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代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刘贤权原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由于在“三支两军”中表现较好，因而毛泽东提出军委办事组还可以增加一个刘贤权。毛泽东明确指出，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将其他军委常委和军委副主席参与军委工作排除在外了。叶剑英曾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名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被停止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131]军委办事组直接对林彪负责，由林彪直接掌管军委办事组，军委的领导权就集中到军委办事组特别是林彪手中。

毛泽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不管有事没有，至少一周要向林彪汇报一次工作，这样就通过办事组将军委的权力集中到林彪手中，而把其他军委副主席(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了，从组织程序上明显增强了林彪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任，而对于其他老帅和一些军委常委是存在意见的。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在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作出这样的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成武在与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相处的关系上，究竟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了。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们被处理的内在原因。

至于学习班原先一直是由周恩来在抓，但是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重新成立了学习班领导小组，由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这样就加强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学习班的领导工作。这是毛泽东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又一个例证。

吴法宪当时在讲话中也谈到了改组军委办事组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三十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五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六月十一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132]

我们看到，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对于军委领导体制作出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取消军委常委会议，将军委权力集中于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管。这样就将军委的权力集中到林彪手中，而把军委其他常委、副主席排除在外了。如果我们再联系到这种变革是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才发生的，处理杨、余、傅的时候事先也没有征求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他们没有坐在台上而是在台下，以及他们虽然出席了这次大会，但是在新闻报道中却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就不能不说这是与杨、余、傅和他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分不开的。

从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和重新建立学习班领导小组来分析，实际上就增强了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对军队、学习班的控制权，而将其他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乃至于主抓学习班的周恩来排除在外了。由此来逆向思考杨、余、傅的问题，就可以得出他们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老帅、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才造成的结论。

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关键还是因为双方对于文革的态度不同。在双方艰难、曲折而又激烈的斗争中，杨、余、傅没有果断地站在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而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摇摆乃至于疏远了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却与另一方拉近了距离。由于他们都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又处在特殊的位置上，因而对他们进行处理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维护文革的成果上，都是不得已才作出的选择。

2)杨、余、傅事件的性质。

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性质，我们要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左”、右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杨、余、傅事件的性质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们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来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么，杨、余、傅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

杨、余、傅虽然被处理了，社会上也喊出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除去余立金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逮捕、予以特殊处理外，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这表现在杨成武不过是被送到了外地予以隔离起来，傅崇碧则是以平调的名义到沈阳军区任职(变相隔离)的。这实际上是让他们离开了总参谋部、北京卫戍区这样极为重要的工作岗位，将他们“挂”起来了。作出这样的处理，也是从维护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为了预防极端事件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注意到，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讲话中说，毛主席认为杨、余、傅事件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国防大学文革资料中，第87页。从中不难看出，杨、余、傅事件既不像以前发生的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二月逆流的问题那样大，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他们的问题也并不算很小。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二月逆流的问题尽管那样大，当时还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既然这样，杨、余、傅的问题还没有他们那样大，自然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刘少奇的问题比较复杂，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才被升级处理的，则是一个例外。

对于杨、余、傅事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还可以从杨、余、傅被处理以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的批判予以限制以及生活关心和制止审判上表现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审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毛泽东删去几处杨成武、张平化的名字，并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批示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于本日发出。[133]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杨成武现在哪里?周恩来汇报了杨一家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住在一起?随后，周恩来通知有关部门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134]

一九六九年五月，康生、陈伯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此事压了下来。[135]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对于杨成武批判的限制，还是让杨成武全家住在一起，乃至于压下了对杨成武进行秘密审判的信件，都表明即便毛泽东同意了对杨成武的处理，还是对此予以限制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存在保留意见的。这是杨成武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处理的又一印证。杨成武是杨、余、傅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因而对杨成武的态度也就反映了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态度。杨、余、傅的问题就是这样被定性、处理的。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杨、余、傅事件究竟是“左”还是右。

既然杨、余、傅的问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那么，他们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到底是属于“左”还是右的错误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错误属于右的错误，而不是“左”的错误。虽然“左”和右在阻挠乃至破坏文革的结果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们是从不同方向上来行事的。犯“左”的错误，往往出自于支持文革的一方;犯右的错误，又往往出自于抵制、阻挠文革的另一方。因而判断他们所犯的错误究竟是“左”还是右，关键还是要看他们与党内高层两大阵营的关系如何。

当时党内高层从文革的立场、态度上可以划分为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属于文革阵营，而其他几位老帅和若干中央负责人则是属于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属于左的一方，而元老阵营属于右的另一方。两个阵营围绕文革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杨、余、傅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与两个阵营的关系，而是在他们之间的斗争中疏远文革阵营，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了元老阵营。因而他们的问题就属于右，而不是“左”的错误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党内矛盾，他们犯了右而不是“左”的错误。因而他们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是右的错误，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正是因为这样，只是撤销、调动了他们的职务(余立金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予以特殊处理除外)，使他们离开了总参、空军和北京卫戍区的重要领导岗位，在对他们进一步的处理上也采取了保守而不是激进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把他们“挂”了起来，留待以后再做结论。

3)对杨、余、傅事件后台的追索及其限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处理杨、余、傅事件的过程中，曾经反复提到过他们背后的黑后台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虽然林彪在讲话中没有提到黑台后的问题，但是却点出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周恩来、康生在讲话中明确点出了黑后台的问题。[136]会后便掀起揪杨、余、傅黑后台之风，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成为重点冲击的对象。[137]三月二十八日，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发表《打倒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的第一号公告，对叶剑英进行攻击、批判。高等军事学院造反派进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叶剑英的口号。[138]

由于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没有征求过其他老帅的意见，因而对杨、余、傅处理以后，毛泽东就找几位老帅谈话。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其意图恐怕还是要向几位老帅通报杨、余、傅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交流看法，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139]

关于这件事，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说：杨、余、傅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找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谈话，批评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表态。三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人员大会上公开检查了二月逆流的错误。[140]

结合这两个材料进行分析，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目的，似是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对于杨、余、傅问题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进一步主动进行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是在争取、教育他们，让他们醒悟过来，能够及早站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这个判断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又搞出了杨成武和叶剑英的材料，上报中央。

三月三十日，黄永胜、吴法宪把《综合叶剑英、杨成武同志问题的请示》报林彪。随后，根据林彪的批示，军委办公厅整理了“杨成武呈报叶剑英”和“叶剑英批给杨成武”的往来文件目录及往来电话记录清单。三月三十一日，黄永胜、吴法宪写报告呈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称：鉴于对叶剑英、杨成武揭发材料很多，拟组织少数人整理综合，以便更好了解问题，将来好转为专案力量。如何请指示。当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141]

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审查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还追查傅崇碧与几位老帅的关系。比如，傅崇碧到达沈阳以后，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六军政委兼吉林省革委会主任、中央专案组的干部还专门找傅崇碧谈话。他们拿出傅崇碧与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合影的四张照片，以及一九六七年傅崇碧生病出院后，叶剑英写给傅崇碧要他到西山休养的信件对他说，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密切，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就可以出来工作了。[142]

从中可以看到，处理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召集老帅、老干部谈话，解决与杨、余、傅相关的问题。不论是军委办事组还是造反派群众还将矛头指向了杨、余、傅的后台，采取行动，收集材料，对他们展开了斗争。因为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于是在文件的发送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变更。

四月一日，黄永胜、吴法宪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写报告称：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泽东批示：“此事待议。”四月四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收缴了军委印章。此后,只准许老帅们看县团级文件,取消了老帅们对军队的领导权，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14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还要追查他们的后台，将矛头指向了几位老帅以及二月逆流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对文电的发送上开始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准这样做，而是表示以后再议。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与他此后对追查黑后台上的限制是具有一致性的。由于林彪在讲话中着重批评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随后又要追查杨成武的后台，而杨成武、傅崇碧都是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时的部下，同时对他们的处理事先又没有征求过聂荣臻的意见，因而聂荣臻对这件事就显得格外敏感。

这个时候聂荣臻的心情是沉重的。从四月一日起，军委办事组停发了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后，聂荣臻便意识到开始对他采取行动了，跟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但是，毕竟这个后台的影射是明显的，在当时的氛围下，聂荣臻也是对此惴惴不安的，于是忍不住便想去问个究竟。四月六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对聂荣臻的追问说得含含糊糊，既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聂荣臻，也没有说聂荣臻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聂荣臻觉得，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144]

对叶群的询问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聂荣臻便想给毛泽东写信来说明情况。四月七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在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就所谓杨成武“黑后台”问题同主席面谈一次。四月九日一时，毛泽东阅后批示：

“总理：

此信请在碰头会上读一下。请电话告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勿听谣言，安心养病。过两天即找聂及几位老同志一谈。以上请先告林彪同志。”

四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内容。[145]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会见聂荣臻。毛对聂说：你不要背包袱，什么黑后台，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146]

这既是为了安慰聂荣臻，打消他的顾虑，也是表明杨、余、傅的问题至此为止，不再深究下去了。

在得到了周恩来电告的毛泽东的批语，又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黑后台的谈话后，聂荣臻心中有了底。于是，他就想直接找林彪，问一问杨成武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打倒的。四月十六日，聂荣臻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他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聂荣臻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聂荣臻听后感到非常可笑，心想这也成为被打倒的理由了，于是才觉得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47]

其实，面对聂荣臻的质问，林彪的回答是含蓄的，言不由衷的。这里面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因素，不仅涉及文革的大政方针及其走向，又牵涉到高层的人事纠葛、个人恩怨，以及两个阵营之间的尖锐、激烈的斗争，况且林彪这个时候也知道了毛泽东对聂荣臻信的批示，了解了毛泽东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又怎么能够直接告诉他杨成武被拿下的真实原因呢?因为这直接涉及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这在当时又是难以明言的。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对聂荣臻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的含含糊糊的话。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聂荣臻来信的处理是慎重的，不仅让周恩来将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还电告聂荣臻不要听信谣言，在家安心养病，表示接受聂荣臻的请求，过两天找聂荣臻及几位老同志谈一次话。为了防止林彪产生误会，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先和林彪通通气，让他知道这件事。

那么，毛泽东后来有没有找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谈话呢?从毛泽东对聂荣臻说的关于杨成武后台的一番话来看，似是找他们谈了话。这还可以从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48]

五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

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149]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应聂荣臻要求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谈话的。在谈话中着重讲了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和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问题。既是劝导，又是宽慰，着力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能够理解群众运动，让他们明白群众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并不是中央的意思，因而要因势利导适时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行为，不要因此产生埋怨、愤恨情绪。毛泽东的态度是真诚的，话语是平和的，谈话是说理的，气氛是友善的。这实际上也是高层召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从毛泽东对聂荣臻来信的批示、对聂荣臻所说关于杨成武后台的一番话以及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老同志进行谈话来看，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制止了对黑后台的追查。这反映出毛泽东既要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对于其他几位老帅的职权作出限制，又不允许因为这个问题进一步波及几位老帅的斗争策略。

虽然毛泽东制止了以中央名义对于黑后台的追查，但是群众中的斗争仍在继续，几位老帅仍然受到群众的冲击与批判。这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产生了抱怨的心情。八月中下旬，叶剑英同聂荣臻在北京西山多次议论：学生和造反派对我们几位老帅和许多老同志的批判、炮轰，调子越来越高，中央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保一下?我们不好管事了，只能闭门读书。[150]

由此也可以看到，尽管五月八日、二十日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两次谈话，还对他们交了底，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对文革过程中的群众运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往往是从个人所受到的攻击、批判的角度，抓住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看待文革，而没有深刻认识到文革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重要意义。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看到现在党政军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大面积腐败、塌方式腐败问题，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何卫东，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魏凤和、苗华、李尚福，以及相当一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违法乱纪问题，难道他们还对自己当年所受到的冲击与批判耿耿于怀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对军委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管，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将其他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在军委领导工作之外，把军委领导权集中到了办事组特别是林彪手中。从林彪当时支持文革的态度以及军队要为文革保驾护航上来说，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杨、余、傅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他们所犯的是右的错误，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除外)。

虽然在杨、余、傅的问题上，事先没有征求其他老帅的意见，有若干中央领导人以及社会上的造反派群众提出要追查杨、余、傅黑后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大局出发，在事后召集老帅、老干部进行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从中央层面制止了追查黑后台的行动，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毛泽东对于聂荣臻来信的批语以及随后关于杨成武后台的谈话，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然，这也是为了谋求团结、消除隐患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⑤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在介绍杨、余、傅事件的概况及其处理情况的时候，已经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1)军队指挥权必须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

我们知道，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掌握军队。否则的话，政权是难以得到巩固的。我们国家的政权从性质上说是人民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军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进行文革的强大后盾，要为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军队指挥权掌握在谁手中，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军队则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文化大革命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建立不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因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既然如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军队，就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强大后盾，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就要求军队的指挥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必须掌握在忠实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的人手中。

我们注意到，在文革开始前夕，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51]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补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批准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52]从这里可以看到，授予几位老帅军队的领导权，提高他们在中央的职位，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则是为了通过他们使军队能够更好地发挥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作用。

同时，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又决定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设立了北京卫戍区，将二十四军的七〇师、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调来，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北京卫戍区指挥的部队达到了十多万人。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驻高碑店的一一二师、天津的一九六师、宣化的一九三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153]这样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可靠保障。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果断地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于是，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实际行动保障并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虽然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以极大的耐心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军队既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就必须使军队领导人自觉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行使军队职能，完成文革期间的使命和任务。在文革发动之初，不论是确定几位老帅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提高了他们在党内、军内的职位。这样做是寄望于他们能够坚定支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处理彭、罗、陆、杨、刘、邓、陶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就是他们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党中央才对军委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将他们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提高他们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而这个时候又要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文革态度的变化造成的。

几位老帅的态度也影响到了杨、余、傅。杨、余、傅是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处在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部门上，他们能不能坚定、果断、自觉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履行职能、使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从军队与文革关系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就容易发现他们被处理的真实原因了。

从军队与文革发展的逻辑关系上来说，军队需要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人手中。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杨、余、傅作为身居要职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就是要忠实履行军队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因而能不能真正忠实执行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使命，就成为对杨、余、傅的严峻考验。他们是离开还是继续处于这样的领导岗位上，关键还是看他们是不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们遭受处理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

我们在研究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就要从文革对于军队的要求、军队的使命以及他们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否履行这些职责的视野上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他们被处理的深层原因。

2)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乃至表现出倾向性，埋下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我们依据中央层面若干负责人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包括林彪为代表的一些军队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谢富治等，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具体领导者;元老阵营包括几位老帅和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持抵制、抗衡的态度。当然，文革阵营也有元老(比如林彪)，元老阵营也有一些年岁较小的领导干部。这种划分是概要式的，不仅依据资历、年岁，更是以他们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来作出的。

两个阵营并非一开始就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才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154]毛泽东这个时候说的两派，是他和刘少奇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方法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党内两派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否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二月提纲”上表现出来，而后又在工作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彭、罗、陆、杨、刘、邓、陶就是在这些斗争中才先后落马的。这个时候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是一起进行斗争的，还没有产生分化。他们产生分化进而出现激烈的斗争，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为标志，才表现出来的。

在两个阵营进行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遭到他们的猛烈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这样就将他们压了下去。此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155]

由此我们看到，在两个阵营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是支持文革阵营的，批评元老阵营的。毛泽东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文革阵营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元老阵营则是背离了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当然，这并不是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缺点、错误，也并非说元老阵营中的成员所讲的问题完全不符合事实(客观地说，他们所讲的一些事实还是存在的)，而是说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文革进程中的缺点、错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则是反映了他们对待文革的立场和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两个阵营出现激烈斗争的时候，杨、余、傅处在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位置上，他们对待两个阵营的态度就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杨、余、傅与文革阵营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在他们的分歧和矛盾中，虽然掺杂着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但是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则是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的，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又是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的反映，个人恩怨就隐藏在其中。这就要准确判断两者在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中的作用，将个人恩怨与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区分开来，并进一步锁定其所处的地位，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在研究上陷入误区。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杨、余、傅在战争年代与元老阵营中的一些成员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就认为他们在文革期间与元老阵营存在密切的关系。过去隶属关系的影响虽然存在，这个时候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对于元老阵营在文革上所持态度的反应。这是决定对于他们是否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因素。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两个阵营矛盾激化的时候，杨、余、傅与元老阵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既有思想上的，也有行动上的。这对他们履行职能就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他们对于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所处的要害位置，为了防患于未然，将他们撤离原有领导岗位就成为维护文革发展的必要选择了。

文革阵营内部又分为林彪代表的军队力量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谢富治等，他们在文革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当时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在维护文革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在他们的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则是居于主导地位。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因为当时的一致性占据主导地位，就忽视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存在及其变化，也不能因为他们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就无视乃至否定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特别是这种一致性所处的主导地位。只有对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及其分歧和矛盾作出重要界定，并进一步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发展变化，才有可能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客观、冷静、清醒的认识。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判断上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就出现过错误。比如，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曾经说，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接近江青，引起了林彪的警觉，林彪担心此举会引发江青插手军队的顾虑，才主张要打倒杨成武的。[156]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支持邱会作说法的文献资料上的依据。其实，这不过是邱会作的主观臆测而已。他作出这样的判断，除了被他与江青的个人恩怨遮蔽了视野以外，从认识上来说则是因为他将林彪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一致性与分歧和矛盾颠倒了主次的缘故。

当然，这个时候林彪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并不见得以后也是这样。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着文革的进行也在不断发展着。在全面夺权完成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围绕是结束文革、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继续完成文革的任务，进行斗、批、改，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在迅速发展并走上激化。这种分歧和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一九七〇年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不过是这种分歧和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已。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则是退居次要地位了。邱会作就是林彪集团在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积极行动中的一个活跃人物。[157]因而我们不能用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就来逆推并进一步认定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就已经处于这个地位，从而得出正是因为文革阵营内部的斗争才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结论。

话又说回来，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毛泽东当然是支持文革阵营的。虽然他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进行过批评乃至严厉的批评，[158]但是这种批评是在肯定他们工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因此就改变对于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还是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不过是在一些具体措施和指导上出现了缺点、错误而已。

尽管毛泽东对于元老阵营中二月逆流的成员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最后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又在五一节前把他们召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还同意他们在五一节上了天安门。[159]这是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从大局出发采取的行动，体现了毛泽东的领袖胸襟和良苦用心，也饱含着对于他们态度转变的期待。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从两个阵营在文革的不同态度及其作用来看，毛泽东是支持文革阵营的，对元老阵营中的一些作法并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杨、余、傅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中，倾向元老阵营，疏远文革阵营，况且他们又处在军内要害的位置上。这样当文革阵营中有人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拿出事实依据来证明他们对待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要求对于他们进行处理的时候，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就同意了这样的提议。

3)杨、余、傅在具体工作上的行为造成朋党之嫌。

我们知道，杨、余、傅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是杨成武，杨成武与他们二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起被处理，除了各自的问题以外，还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存在朋党之嫌造成的。

这种朋党之嫌首先来自于北京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向中央的报告。傅崇碧在一九七四年恢复工作后，也曾经请问过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要把他们三人一块进行处理?周恩来回答道：“卫戍区有位副司令员报告，你和杨代总长，空军政委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这样杨、余、傅就结合到一起了。[160]从中不难看出，这个卫戍区副司令员向中央的报告就把杨、余、傅三人联系到了一起。这样在事实真相查清之前，就会给人造成他们三人存在朋党的嫌疑。

不仅如此，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也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表现在杨成武与他们两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杨成武与余立金的联系上，是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以及对一些提法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林彪、叶群、吴法宪。在杨成武与傅崇碧的联系上，主要是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的问题，江青要杨成武批评傅崇碧，却遭到了杨成武的拒绝。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他才与谢富治一起到北京卫戍区完成这个任务的。与他们相对立的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其中。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团以上干部大会的讲话中，也进一步指出了杨、余、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斥许世友，排斥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161]

林彪是面对军队团以上领导干部讲出这番话的。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杨、余、傅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他说的杨成武同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有没有事实依据呢?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有的，但是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否发展到要把他们打倒的程度，尚未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这究竟是林彪在故弄玄虚，为了搞掉杨、余、傅而有意夸大其辞，还是确实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证明。不过，从林彪的这番话中倒是可以看到，杨、余、傅确实是因为存在宗派活动，也就是朋党之嫌才被打倒的。同时，我们还看到，林彪在批评杨成武的错误时，将山头主义放在首位。其实，山头主义就具有朋党的内涵，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是杨、余、傅因为朋党嫌疑被打倒的又一证据。

由此我们看到，存在朋党嫌疑是杨、余、傅被打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朋党就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在共产党内，首先是叛徒、变节，其次是搞宗派活动，都是要严厉打击的。杨、余、傅虽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存在朋党嫌疑，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从以往党内对于宗派活动的处理来看，是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的。同时，他们又处于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岗位上，因而将他们撤离这些领导岗位，对他们予以处理，就成为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4)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的关系是在发展中不断紧张，进一步走向激化，并最终导致恶化的。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是坚定支持文革的力量，杨、余、傅与他们的关系从紧张到激化、恶化后，林彪便向毛泽东、党中央提议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因而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便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变化，是由于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与林彪在文革发展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当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老干部在文革上存在不同意见时，杨成武处于他们中间，不顾林彪的告诫与反对，不仅与几位老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杨成武是在叶剑英推荐下担任代总长的。青海发生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支持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林彪要求杨成武停发叶剑英文件的时候，杨成武却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62]

同时，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没有及时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林彪，反而却向其他老帅作了传达。[163]最后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才到北戴河向林彪通报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这是毛泽东告诉他只向周恩来一人传达。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告诉了其他几位老帅的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林彪说杨成武对他搞封锁，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并非空穴来风。[164]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是毛泽东让杨成武去向他传达，催了杨成武几次，他才到达北戴河的。[165]

两人的说法不同，到底谁说得更符合事实真相呢?我们现在还是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尽管如此，从他们两人的说法中还是不难发现，杨成武在向林彪传达毛泽东谈话上的消极态度。他不是主动而是在别人的劝说下被动行事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对于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的不同态度。当时林彪是支持文革的，其他几位老帅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文革表现出抵制和抗衡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发展中不断走向紧张、激化了。

二是他与林彪个人关系上的分歧和矛盾。

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作为来看，这个时候林彪试图组建班底，使杨成武成为其集团成员。林彪是在拉拢杨成武，当然，这个拉拢是隐蔽的，藏在文革问题以及杨成武在处理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关系的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在杨成武没有如他所愿时，他们个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杨成武到北戴河向林彪通报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林彪就对杨成武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叶群曾经在电话中以罗瑞卿倒台为例警告杨成武，林彪还要杨成武出面为叶群书写没有历史问题的证明材料，等等。[166]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宗派主义出现的滥觞。

余立金的问题，是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的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和几个提法，与杨成武、林彪联系在一起的。在空军内部是政委余立金和司令员吴法宪的对立，他们的背后则是站着杨成武和林彪、叶群。这样杨成武和林彪、叶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以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和几个提法表现了出来，还把余立金给卷了进来。

这样我们看到，林彪与杨成武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表现在文革问题上，也表现在个人关系上。在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一条明线;在个人关系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一条暗线。暗线隐藏在明线后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林彪与杨成武关系的发展变化，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紧张、激化乃至走向恶化。这种变化以叶群批评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和通知林彪审看样板戏，以及林彪压下出自华北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的任命为先兆，又在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为导火线，最终导致了杨、余、傅事件的发生。

傅崇碧与江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经过了一个紧张、激化进而恶化的过程的。本来，在如何处理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与傅崇碧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这种分歧和矛盾当时处在隐性状态，是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事情发生后，才走向激化进而出现恶化的。当江青要杨成武批评傅崇碧的时候，杨成武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虽然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杨成武改变了态度，但是却恶化了他和江青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后果。[167]

这个事情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后来之所以闹得那样沸沸扬扬，成为傅崇碧、杨成武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缘故。即便这个事情发生后他们的关系一度有所化解，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168]同时，傅崇碧对于林彪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并没有去刻意奉迎林彪，同时还不顾林彪的劝告，仍然与几位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69]这样傅崇碧就与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拉开了距离。

杨、余、傅与林彪、江青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导致他们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既有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也有他们与杨、余、傅之间的个人冲突。他们在文革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以个人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个人冲突的背后，除了林彪、叶群想对他们进行拉拢而不得所形成的矛盾外，也蕴含着他们在文革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两者明暗混杂交织在一起，在发展的过程中交替出现，共同推动着他们关系的变化。

从杨、余、傅来说，坚持处事的原则性，抵制林彪、叶群的拉拢利诱，不为他们所左右，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即便遭遇一时的挫折，却没有卷入后来的林彪集团，反而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得以恢复工作。但是，在当时林彪、江青坚定支持文革的背景下，他们与林彪、江青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无疑会导致他们与林彪、江青之间关系的紧张、激化乃至恶化。这对于文革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造成的影响更是负面的。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的发展上，还是个人关系的变化上，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激化、恶化。林彪就是这样才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对他们采取行动的。因而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就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5)毛泽东、林彪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及事件后来得以反转的原因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解决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最终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虽然同意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杨、余、傅事件的前因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林彪是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始作俑者。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林彪、叶群与杨、余、傅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杨、余、傅的问题是由林彪首先提出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研究后才决定进行处理的。他们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处理杨成武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170]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女儿杨俊生的来信上批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171]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72]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对周恩来说：林彪这些人怪得很，要搞什么绝对论，杨成武的文章其实是林彪叫他写的。哪有什么绝对权威，相对权威是有的，绝对在相对之中。我常讲，罗瑞卿的问题，杨、余、傅的问题，都搞错了。[173]

同年杨成武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174]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汪东兴奉命向杨成武夫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175]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杨成武与吕正操、王尚荣、余立金、傅崇碧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处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及王洪文、张春桥的接见。参加接见的还有：陈锡联、苏振华。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包括杨、余、傅事件要翻案，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以及所作的自我批评的话。

邓小平说：“我出来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就说：‘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贺龙的问题也要平反。这都是林彪搞的阴谋，向中央搞的突然袭击。”

会后，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谈话，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过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毛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176]

在杨成武、余立金出来后，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了傅崇碧的问题。他先后讲了三次，从长沙回到北京，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傅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他。”这时江青他们才让傅崇碧回北京。傅崇碧回京后，有人不赞成他在北京工作，要把他调到外省去。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以后，将傅崇碧安排到北京军区工作。[177]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首先向毛泽东、党中央提出来的。毛泽东是在听了林彪的话以后，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进行处理的。从周恩来说的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他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是毛泽东发了脾气以后才让他出来，以及傅崇碧是在毛泽东反复追问之下才得以复出的来看，当时他们的复出还是存在不少阻力的。这事发生在林彪事件以后，当时林彪集团的成员已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因而阻止杨成武、傅崇碧复出的人肯定不是他们。那么，阻碍他们复出的人究竟是谁呢?如果联系到当时杨成武、傅崇碧与江青及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当时在中央的地位来进行分析，就不难判断出阻力是来自于何方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虽然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却与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进一步反映出当时杨、余、傅事件的复杂性。

其二，杨、余、傅的问题是在毛泽东同意后才做出处理的。

林彪虽然是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始作俑者，但是真要处理他们，还是要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同意。那么，在林彪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毛泽东又为什么同意了对于他们的处理呢?

从当时林彪和杨、余、傅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资历、影响力上来看，一般来说毛泽东会更重视林彪的意见。从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来看，林彪当时坚定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杨、余、傅的态度则是与文革的发展出现了游移。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遭到了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的抵制和抗衡，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这样在高层斗争的态势面前，身处军内要害位置上的杨、余、傅，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就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在当时斗争的情况下，能否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判断毛泽东对他们支持还是反对的根本标准。文革阵营中的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而元老阵营中的其他老帅和老干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他们不仅抵制、抗衡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还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缘故。

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的对峙与斗争中，杨、余、傅在处理与这两个阵营的关系时，向元老阵营游移，疏远了文革阵营，又与文革阵营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不仅恶化了他们与文革阵营的关系，还会作为证据被摆在处理他们的会议上。这样在林彪提出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会积极响应。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作出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决定。

毛泽东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这从他先后主持召开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四次会议上就可以表现出来。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四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从逻辑上判断，这四次会议会把杨、余、傅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将他们的问题摊开，把相关事实作为处理他们的依据。这些依据应该是他们在党内高层两个阵营斗争中的具体表现，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

当时，能否正确对待文革是毛泽东判断党内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既有会议摆出的事实依据，又有林彪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提议，还有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呼应，许世友也送来了余立金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才同意了对于杨、余、傅的处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也存在着个人恩怨问题。这种个人恩怨主要表现在林彪想拉拢杨成武使其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却没有达到目的上。当时，林彪将他和杨成武的个人恩怨纳入他们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之中，并以这种不同态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林彪就将他和杨成武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与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合二为一，把他们的个人恩怨掩盖起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处理杨、余、傅问题的。以后随着林彪势力的发展及其集团的形成，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日益显现出来，毛泽东才又集中力量处理林彪及其集团的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毛泽东同意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并不是随意答应的。而是在林彪提出问题后，又有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呼应，经过多次研究才作出的决定。杨、余、傅在两个阵营之间的行为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则是对他们作出处理的决定性因素。

其三，毛泽东对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

由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对于杨、余、傅的处理虽然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毛泽东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178]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杨成武现在哪里?周恩来汇报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住在一起?随后，周恩来通知有关方面办理了此事。[179]

一九六九年五月康生、陈伯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此事压了下来。[180]

一九七四年杨成武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181]周恩来还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18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暂不点杨成武的名，还是让杨成武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乃至于压下了对杨成武进行秘密审判的请示信，都说明毛泽东虽然同意处理杨成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把他的问题说死，还是留有余地的。从周恩来说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一再揭发杨成武，研究了四次，毛泽东才答应，以及毛泽东对于杨成武提供保护来看，毛泽东在杨成武问题的处理上是审慎的。他在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才做出了处理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问题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杨成武是杨、余、傅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毛泽东对于杨成武处理上的保留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解决杨、余、傅问题上的保留态度。

其四，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及事件反转后进行自我批评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林彪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在林彪提出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四次会议进行研究，才做出了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

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原因是复杂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林彪在工作中与杨、余、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当然是杨、余、傅难以比拟的。在他们难以相处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视林彪所反映的问题，并适时作出决断。这从杨成武后来的一个回忆上可以得到证明。他说：“记得我被平反之后，一次毛泽东握着两只拳，摆来摆去地对我讲，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183]

另一方面，当时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和杨、余、傅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成为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态度是跟线不跟人。[184]他处理党内干部及其它一些事务，主要是看与他路线是否一致，而不是跟他个人关系怎么样。路线一致，就容易合作共事;路线不一致，即使以前相处得不错，也难以长久共事。当时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定支持文革的，而杨、余、傅在文革的态度上不仅游移于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又倾向于元老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从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出发，毛泽东就不能不重视林彪的意见，对杨、余、傅的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予以警觉。

从这里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在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论是从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还是从当时对于文革的坚定支持态度，都不能不使毛泽东重视林彪的意见。杨、余、傅在两大阵营之间的表现及由此反映出的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复讨论，毛泽东才同意了对于杨、余、傅的处理决定。

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林彪的提议，但是毛泽东对于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处理还是慎重的。杨、余、傅的问题要搞到过硬的证据，有些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予以核实。因而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在处理的具体措施上还是留有余地的，除了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以外，他们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

我们注意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改革了军委领导体制，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握军委办事组，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加强了林彪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将几位老帅和其他军委常委排除在军委领导体制之外了。在军委领导权方面，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出现此起彼伏的变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种变化是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之后发生的，杨、余、傅在实际行动中又与这些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从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到进行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领导体制之外，改组军委办事组，以增强林彪对于军委的掌控力，就是通过军队人事的变动和军委体制的改革，来增强支持文革的力量，消弱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这是从文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才做出的决定。

当然，在把这些老帅排除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不再追究他们与杨、余、傅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在排除隐患、为文革发展进行了组织调整以后，为了军队团结、防止分裂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其他几位老帅的处理是讲究策略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对杨、余、傅问题的处理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我批评?难道说当时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完全错了吗?

我们认为，从林彪与杨、余、傅的个人关系，也就是林彪想让他们为己所用、成为其集团成员上来说，确实是冤案。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屈从于林彪，这是他们与林彪的关系逐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林彪毕竟还是支持文革的，从他们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及其对于文革的态度上来说，也谈不上什么冤案。因为文革的发展需要军队为其保驾护航，否则的话，就要对军队负责人予以调整。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是文革发展的要求。既然这样，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会议上还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文革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林彪事件的发生，杨、余、傅案情的调研进展，他们在被处理后的表现以及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如何处理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对于他们的政策如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时，他说：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185]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夺权即将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前夕所讲的话。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对于干部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不管大小，过一段时间以后统统算了，不要再追究了。他们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是要使用的。从这个干部政策中可以透射出杨、余、傅后来能够得以复出、恢复工作的曙光。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在林彪事件之后作出的。林彪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同意了对于他们的处理，从林彪与杨、余、傅的个人恩怨上来说，毛泽东是负有责任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杨、余、傅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而为杨、余、傅恢复工作则是到了斗、批、改阶段后期了。这个阶段与全面夺权阶段存在重大不同，就是要平反文革进程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处理业已发生的问题，建立新的秩序。对杨、余、傅的问题进行审查，也是斗、批、改阶段的应有之义。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时正在进行批林斗争，杨、余、傅的问题又是林彪搞出来的，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也是批林斗争中的重要环节。同时，对杨、余、傅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新的过硬的证据。杨、余、傅及其亲属又多次向中央递交申诉材料，诉说他们是冤枉的，过去遭到了林彪等人的陷害，表明了对于林彪事件的态度，决心跟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继续进行革命。

此时正如毛泽东所说“党的大势不错”，[186]文革也进入到收尾阶段。这个时候解决杨、余、傅的问题，让他们出来工作，是从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执行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的政策，将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争取过来，为结束文革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但是，他们的复出仍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毛泽东作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不仅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坦荡胸襟和真诚态度，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也是为他们复出、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杨、余、傅事件进行处理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文革发展需要军队指挥权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也有杨、余、傅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游移乃至于表现出倾向性所产生的严重隐患，还有他们在具体工作中联系密切，造成了朋党之嫌，又有他们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我们还对毛泽东、林彪在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及后来事件反转的原因作了分析和说明。这个事件的发生固然有林彪的个人恩怨在起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杨、余、傅没有坚决、果断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

⑥ 从文革的发展来透析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风及反右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党内高层两股势力较量的结果。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个事件是在两个阵营斗争的背景下，以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通知林彪审看样板戏，以及林彪压下了出自华北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的任命为先兆，以空军党办内部的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为导火线，以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与杨、余、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主线，在林彪提议下，由毛泽东开会决定进行处理的。随后，毛泽东又改组军委办事组，进行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加强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削弱了元老阵营的力量，为文革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杨、余、傅三人被同时处理，从傅崇碧向周恩来的请问来看，是北京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向中央报告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187]这样就把他们三人弄到一起了。其实，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他们三人被同时处理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杨、余、傅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是杨成武，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这个事件除了余立金、傅崇碧各自存在的问题外，他们三人同时遭到处理，是因为杨成武与他们两人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缘故。这个事件是由杨成武的问题引发出来的。他们是由于和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才被卷进来的。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杨、余、傅没有处理好与高层两个阵营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错误态度造成的。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等属于文革阵营，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其他几位老帅和一些老干部属于元老阵营，对于文革表现出抗衡、抵制的态度。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当然是支持文革阵营的。杨、余、傅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没有摆正个人的位置，与文革阵营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紧张、激化到走向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他们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召开会议在讨论、研究了他们的问题以后，才作出了处理决定。

杨、余、傅与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对他们的处理及事后军委的变革中反映出来。我们注意到，在处理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征求元老阵营中其他老帅的意见。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通报杨、余、傅问题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时，这些老帅并没有坐在台上而是坐在了台下。[188]他们虽然参加了大会，但是在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却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189]不仅如此，在随后进行的军委领导体制改革中，决定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握办事组，从而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190]这样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通过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取消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参与军委工作的权力，加强了林彪的军委领导权。这是毛泽东在军委领导体制方面对于两个阵营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杨、余、傅与元老阵营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由此可以看到，处理杨、余、傅，限制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参加军委日常工作，加强林彪对于军委权力的掌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所持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毛泽东在人事调整、权力分配上的不同处置，对于两个阵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不同态度，都是为了文革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将杨、余、傅的问题放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来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发现他们倒台的真实原因。

杨、余、傅事件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与二月逆流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这不仅从处理杨、余、傅以及随后军委领导体制改革中对于几位老帅、老干部的安排、待遇上反映了出来，也是从文革大局出发，顺应文革发展要求，对政治、军事领域的高层领导成员进行调整的具体行动。

对于二月逆流的反击，不仅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同时还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重大变革，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191]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决策的权力。这是在政治上采取的行动。

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通过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军委常委停止活动，取消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参加军委决策的权力，由林彪直接通过军委办事组来掌管军委。这是在军事上采取的行动。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采取的行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健康地发展，从中央层面排除文革阻碍力量，支持文革推动力量，完成文革的使命。这在对于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因而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如同以前反击二月逆流一样，都是为了使文革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当然，林彪与杨成武在文革发展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背后，也潜藏着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林彪在争取、拉拢杨成武，希望他能够为己所用，成为小圈子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打着文革分歧和矛盾的旗号表现出来的。因而林彪个人的私心及其展开的行动在当时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在林彪的提议下，迅速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通过改组军委办事组，改革军委领导体制，让林彪直接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不过，福兮祸之所伏。杨、余、傅是在林彪提议下，才得到处理的。如果把这件事与此前林彪对罗瑞卿、贺龙的打压，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多是其部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林彪这样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疑问。在林彪当时对文革采取坚定支持态度的情况下，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但是业已发生的这些事件也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致使毛泽东对于林彪的行为产生某种警觉。当然，这在当时是处于潜意识状态，既没有表现出来，更不会处于主导地位。

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色彩，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鉴于他们当时在党内、军内的重要地位，业已成为对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巩固的最大威胁。因而一九七〇年秋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祸起萧墙，文革阵营由此出现裂痕并进一步走向解体，埋下了文革失败的严重隐患。当然，这是后话。

杨、余、傅虽然在斗、批、改阶段的后期恢复了工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呢?

其实，杨成武、傅崇碧复出后的行为，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前文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视角来进行分析。

杨成武出来工作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利用担任副总参谋长掌控军队的有利条件，奔走于叶剑英、聂荣臻及其他负责人之间，发誓表态，传递信息，在发动怀仁堂事变中发挥了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192]

傅崇碧恢复工作后，与江青等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去世后，他在301医院、京西宾馆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议论时政，穿梭于西山、玉泉山叶剑英、聂荣臻住地，报告情况，接受指示，为发动怀仁堂事变穿针引线，奔走效劳。[193]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们在当时决策者的领导下，为怀仁堂事变的发动积极行动，对原文革阵营中的另一股力量实施了“斩首行动”，高层执行文革路线的领导人在犁庭扫穴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抚今追昔，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他们就是这样为当年与文革阵营的分歧和矛盾作了一个注脚，以实际行动为毛泽东、党中央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新证据。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对于他们的处理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为了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为使文革能够健康、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6)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

本来，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期间，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在夺权问题上的不满，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发起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以工总司为主体的造反派，维护一月革命的成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次炮打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上海又一次发生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炮打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率先发起的。那么，这次炮打行动发起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① 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上海市夺权早已完成，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文革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既是上海市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斗争的表现，也与全国文革形势的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个事件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之一，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心怀不满、肆意行动的结果。

从前文我们对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以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于夺权及其人事安排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又撇开其他造反派，擅自发起了新的夺权行动，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致使造反派出现了分裂的严重隐患。张春桥、姚文元从革命大联合的要求出发，对于他们发起的夺权行动予以了批评，引发他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将矛头指向了张春桥，还绑架了市委写作组成员徐景贤、朱永嘉等机关造反派，又企图在全市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最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紧急电报的支持下，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

从这些造反派的行为及其诉求上来看，除了对于文革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派性利益作怪的缘故。虽然他们打着文革的旗帜，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在文革发展过程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却并非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从本派及其个人利益来展开行动的。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各造反派之间要通过协商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因为本派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要独树旗帜，重新发起夺权斗争。

他们没有意识到夺权以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破坏旧秩序转移到建立新秩序的轨道上来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文革发展的大局所在。即便此时他们与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不应该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像以前那样发起了造反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成为文革大潮中的逆流了。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一月革命期间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压下去了，但是参与此事的一些人却没有转变态度，仍然在寻找时机继续他们的炮打行动。与他们相联系的一些造反派，以及社会上已经处于分散、瓦解的保守派，虽然以前这些人在立场、斗争矛头及其目标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这个时候却在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上存在着共鸣。这样以红革会造反派为骨干，其他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社会力量为基础，在彼此呼应和协调行动中，构成了再次炮打张春桥的社会背景。

背景之二，党内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张春桥近期没有出席一些重要活动及其它一些因素，使一些人误以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趁机发出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我们知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次年一月中旬，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三月二十二日，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的代总长、余立金的空军政委、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被同时撤销。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高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的情况下，张春桥却没有出席相关活动，这个时候围绕张春桥又发生了其它一些事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误以为张春桥也同他们一样出现了问题，于是趁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那么，到底是哪些事情使这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呢?

事实是这样的。四月二十四日晚，为了通报杨、余、傅事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大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登上主席台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张春桥正好不在北京，因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三月二十三日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这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由于张春桥没有参加会议，为了了解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紧急给《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到三月二十七日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记录，而后用飞机带回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徐景贤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艾玲手写的会议记录，再由全体委员向下面传达。传达完毕后，徐景贤又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了张春桥那里。[1]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初，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过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和消息，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到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来，徐景贤曾经问过张春桥：“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比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曾问徐景贤：“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2]这个疑问后来成为朱锡琪发起炮打张春桥行动的诱因之一。

这个时候北京传来的消息进一步强化了朱锡琪炮打张春桥的信心。《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3]

从中我们看到，此时发生的系列事件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这些事件表现在张春桥没有参加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三月二十七日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通过《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而非中央得到的会议内容。张春桥在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只提到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却对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只字未提，而同样参加会议的许世友却并非这样。同时，新华社也没有刊发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稿子，艾玲又用保密机发来了中央传阅文件中有姚文元而没有张春桥的消息。这样就使有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背景之一。

背景之三，社会上有人谣传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历史原因。

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社会上谣传张春桥过去叛变过。经过一些人渲染以后，在上海、北京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一时真假难变，弄得人们半信半疑。有人就以此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谣言，在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前，张春桥本人就听说过。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筹备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社会上就已经出现张春桥是叛徒的流言。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他还在会上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

那天朱锡琪也在，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不过，徐景贤马上联想到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过。他想，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了，牵连到张春桥了。当时并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当时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警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炮打张春桥了。

不仅上海发生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而且北京也出现了这样的流言。北京的流言比上海更厉害，党内个别高级干部用政治生命对这件事作担保的话也在社会上悄悄传播着，还反馈到了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个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站。这个说法传过来后，朱锡琪很相信。[4]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上海、北京出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这些谣传究竟是谁散布的，又是如何传播的，是不是出于同一源头，目前我们还无从查考。从逻辑上说，这些谣传是出自于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抱有敌对态度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参与其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春桥叛变的话是谣言，而并非事实真相。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又何来叛变之说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人想打倒张春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个谣言不仅在上海出现，也在北京传播开来，又反馈回上海，进一步增强了这个谣言的“可信度”。在一时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于是有人就以这个谣传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背景之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第二军医大内部两派斗争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其中一派的不满，于是将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当时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内部形成了红纵和红旗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两派由于在斗争中的立场不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支持并与红纵来往密切，对红旗却是疏远的。这样就引起了红旗的不满，于是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主任张春桥。

具体说来，当时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却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的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曾经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这个时候红旗感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5]

从第二军医大内部红纵与红旗在军内外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从派别属性上来说，红纵显然属于造反派，而红旗则是属于保守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两个派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引起了红旗的不满。而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的朱锡琪本人就是造反派，却在支持红旗的行为，还在为他们说话。正是因为这种狭隘宗派利益及其派别属性，才导致他们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背景之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有人窥测斗争动向，瞄准出手时机，进行政治投机，率先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一帮人率先发起的。

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他曾担任《文汇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者，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在《文汇报》内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以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人为核心，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夺权后，当天就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文汇报》是全国最早由造反派夺权的大报。朱锡琪他们在夺权前并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而是自行决定夺权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一月八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他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

朱锡琪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又是《文汇报》的负责人，属于造反派，本来应该维护刚刚成立不久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声威的。即便存在分歧和矛盾，也是应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暂时保留个人意见，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遗憾的是，当他发现张春桥的所谓蛛丝马迹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思考，就认为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禁不住发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6]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张春桥在讲话中发生了口误，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一九六八年四月初，张春桥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他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徐景贤他们一听都楞住了。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中却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徐景贤在下面很着急，忙向张春桥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了，但是这话却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那天讲话结束后，张春桥下来时脸色很尴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到了四月初，上海街头已经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徐景贤他们理解杨、余、傅的后台可能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在军队的职务不过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们想，这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7]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徐景贤对于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并没有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这样更引起了朱锡琪的不满。这在转载《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上表现了出来。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徐景贤认为从林彪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就对朱锡琪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徐景贤的话很不满意，认为徐景贤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8]

这样最早在全国性大报中夺权的朱锡琪，不仅认为张春桥出了事，也对徐景贤表示不满。于是，就以捕捉运动发展新动向为由，组织人员，召开会议，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他们在传单里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影射的方法，连最后提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则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们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是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9]

由此我们看到，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背景是复杂的。这是上海不同派别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出现在社会上，也发生于军内，既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展开，更是在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影响到他们对于张春桥政治生命走向的判断，这个时候张春桥没有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祝贺兄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对他所任职务的选择性报道、中央传阅文件有姚文元而没有出现张春桥的名字以及关于所谓叛徒问题的谣传，让一些造反派活跃起来，自认为找到了炮打张春桥的依据，于是就趁机向张春桥发起了攻击。这不仅存在于红革会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于第二军医大学红旗这样的保守派组织中，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则身先士卒，带头发难，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

② 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以上我们分析了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个事件出现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事件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张春桥的流言、影射标语和口号，徐景贤当时并未在意，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10]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炮打张春桥不仅迅速付诸于行动，而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政宣组组长、领导《文汇报》造反派率先起来进行报社夺权的朱锡琪竟然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一些部队的人员也涌上街头，参加了这样的行动。

四月十二日清晨，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匆忙将徐景贤从床上叫醒，把从墙上揭的一张炮打张春桥的传单交给他。徐景贤阅后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各地的告急电话这个时候也打了过来。当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为了掩人耳目，贴大标语的许多人虽然穿着军装，却将帽徽、领章拿下，手里拿着浆糊桶，从市革委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徐景贤打电话反映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徐景贤把这些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

上午九点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徐景贤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朱锡琪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徐景贤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而后又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朱锡琪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随都可以怀疑。”徐景贤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恩来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徐景贤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被朱锡琪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了。马天水看到他们两个造反派在争吵，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他自觉底气不足，声音显得有些嘶哑了。

徐景贤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说道：“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清楚。”徐景贤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走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王少庸、王承龙也赶来了。他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他们到他那里去。他们去了以后，见张春桥刚刚理了发、刮了脸，显得很精神，表现出镇静、沉着的样子。张春桥看到他们很着急，就对他们笑了笑，招呼大家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徐景贤他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静自若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就放下心来，对张春桥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于是，他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了电话。

姚文元接电话后非常吃惊，说道：“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感到姚文元对这事很重视。他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淡定了。但徐景贤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应该向毛泽东、中央正式报告此事。这件事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他出面比较方便，就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徐景贤就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办公室，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参与炮打的事情，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泽东。

电报发出后，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到康平路市革命委员会，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对徐景贤说，工总司准备要反击。徐景贤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其中有一条意见特别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工总司’内部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为了防止发生派性冲突，又要表明工总司的态度，徐景贤就给王洪文出主意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徐景贤在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朱锡琪等人的行动，《文汇报》以隐晦的方式吹响了炮打张春桥的号角。徐景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乘车外出，想到外面亲自看一看，了解真实情况。当时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多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有很多学生，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都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画上红圈圈，打上大叉叉，署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

徐景贤乘坐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开到南京路，又转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汽车越走越慢，逐渐走不动了。到了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徐景贤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别人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发现了徐景贤，人们便围了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徐景贤严肃地坐在后座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尴尬，有人在炮打张春桥，他到这里来，容易让人误解为凑热闹。最后他们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冲出了重围。[11]

我们看到，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及其他几个负责人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不仅迅速将这个动态报告了张春桥，还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时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专门向毛泽东、党中央拍发了反映情况的密电。张春桥这个时候虽然遭到了炮打，但是却态度冷静，不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为了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还让徐景贤告诉造反派不要进行反击，谋求通过适宜的方式来平息这场风波。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我们看到，上海发生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徐景贤等人迅速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姚文元又立即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让姚文元向张春桥问好，表示关于军队有人炮打的问题找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来谈此事。随后，徐景贤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拍发了反映这件事的电报。四月十二日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张春桥临走前，要求徐景贤等人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12]

关于军队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四月十二日当天，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向东海舰队下达了部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在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东海舰队将李作鹏指示的电报记录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个时候徐景贤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支左部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按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徐景贤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13]

不论是李作鹏对东海舰队的指示还是对驻沪空军的通知，都是要求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客观上反映了中央对待炮打张春桥的态度。那么，在张春桥到达北京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张春桥后来在上海市兴国路招待所与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成员谈话时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感动的样子，徐景贤他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泽东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发生后，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深入行动中采编了反映社会动态的材料，张春桥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这件事。他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徐景贤他们回去后马上要游雪涛把它销毁了。[1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获悉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就让人派飞机把张春桥接到北京，还亲自接见了张春桥，反映出毛泽东对炮打张春桥的鲜明态度。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毛泽东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同时又要求张春桥正确对待炮打行动。他以谢富治正确对待炮打行动的事例来提醒张春桥要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人们，以此来解决问题，平息这个事件。

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面对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的方针是：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二是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群众，三是通过军委办事组下达指示先让军队参与炮打的人们脱离炮打行动，而后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红卫兵特别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既把这个事件平息下去了，又不致于引起社会上的重大波动。这样就便于将各方力量特别是参与炮打的人员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成果，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不论是姚文元转述的江青的表态，还是东海舰队和空军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特别是毛泽东会见张春桥时的谈话，都表明了中央对于炮打张春桥的态度。这样不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也就决定了这场炮打闹剧的最终下场。

其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两派辩论会为突破口，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本来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在获悉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后，知道了中央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上的态度，于是就以政宣系统召开两派辩论会为契机，对政宣系统内部的炮打派进行了有力回击。

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政宣系统在激烈争论中分化为两派。政宣组组长朱锡琪等一派人主张炮打，反对炮打的一派则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等人进行辩论。他们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示，要求召开两派辩论会。市革命委员会几个负责人在知道了中央的态度以后，心中有了底，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徐景贤对他们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徐景贤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徐景贤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晚上，在外滩市革委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徐景贤、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只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

徐景贤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徐景贤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他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这)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同志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同志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员)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记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徐景贤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这个时候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

会场的气氛迅速发生了逆转，朱锡琪一派处于被动态势。许多人高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却没有说话，《文汇报》三个造反派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邵传烈表态后，朱锡琪这一派的防线就被突破了。徐景贤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15]

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对于朱锡琪的疑问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又传达了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在政宣系统的两派辩论中反对炮打的一派占了上风，而主张炮打的朱锡琪一派则是江河日下走向瓦解了。这样就在政宣系统内部扭转了炮打的形势。这种风向的转变，对于全市炮打行动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其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为突破口，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在政宣系统的炮打行动被击退以后，以此为契机抓紧解决全市的炮打行动，对于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进行严格审查，作出了严肃处理。

四月十二日晚上召开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以后，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徐景贤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他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也不能让朱锡琪负责了。徐景贤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字水平也不错，还参加过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的工作。于是，他们就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进行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行动。邵传烈向他们汇报了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对自己参加炮打的行动表示忏悔，流着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徐景贤等人当场要邵传烈把《文汇报》的编辑工作挑起来，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16]

在解决了朱锡琪的问题以后，还要处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其它部门中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以及在炮打中的动摇分子，消除这件事的影响，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个人给王承龙看中，让他掌管了市革委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其中一些人还被王承龙提名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露，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了这件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发后，徐景贤等几个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知道后非常生气，责问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洪文与徐景贤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柜。于是，在徐景贤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监视下，组织组工作人员将《张春桥档案简本》、《姚文元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捆起来封好后，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档案放进保险柜里锁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市革(委)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徐景贤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就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支持王洪文的提议，说道：“你派人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徐景贤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就同意了。王洪文就派他的下属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在车间担任过工段长，造反以后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工总司别的造反派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也就接受了。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这段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徐景贤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的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他还用历史来对比，说道：“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几乎与此同时，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徐景贤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他还进一步说道：“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他当时讲话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要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中的表现。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也进一步稳固了。

复旦大学是另一个炮打张春桥的风口，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尚未稳定下来。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他们还把这次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所有领导在座谈会上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批判炮打张春桥的逆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解决了复旦大学的炮打问题。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徐景贤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了炮打行动。他们认为在炮打行动中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17] 我们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这次炮打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各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作出了处理，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整风，使人们认识到这次炮打行动的严重性、危害性，要求大家今后要引以为戒，提高辨析能力，自觉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少犯错误。

其三，张春桥以中央方针为指导，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处理炮打事件。

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进行反击、处理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根据中央方针，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参与炮打中的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实际行动中执行了中央的方针。

此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每天以书面、口头的方式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他们在上海全力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徐景贤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查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检查的罗?”

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答道：“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徐景贤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徐景贤嘴上这么说，其实他自己也扭不过来，心想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徐景贤的为难之处，劝说道：“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徐景贤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徐景贤还是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他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天晚上，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他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徐景贤担心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他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锡琪的检查表示欢迎，作为部队干部，即便有一些疑问，执行命令他还是很坚决的，说道：“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徐景贤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楞，从市革委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徐景贤还没有叫过朱锡琪一声同志，大家感到他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应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开扩音器，徐景贤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来。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徐景贤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

接着徐景贤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的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因为整朱锡琪，也把《文汇报》整得够呛，《文汇报》有些人本来觉得脸上无光，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就能够正常开展起来了。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工作暂时停息下来了。[18]

从中我们看到，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时候，张春桥从上海打来了电话，依据中央方针来处理参与炮打的人员，特别提出要对带头领导炮打的原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进行宽大处理，以此为标志妥善处理四一二炮打事件。不仅如此，他还对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编排的炮打材料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将这个材料收回、销毁，说这样做是要惹祸的。[19]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落实了张春桥的提议，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上海市的形势也就稳定下来了。

从中不难看出，在炮打张春桥事件的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是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的人员。在反对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中央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中的人员的问题上，当时是存在不同作法的。在张春桥依据中央方针做工作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参与这一事件中的人员。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③ 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全面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各项工作业已就序，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是上海内部两派、革命委员会、部队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的反映。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是与文革的大局及其发展要求相违背的。

其实，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0]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与以前所实行的政策和要求并不相同。在全面夺权的时候，是支持造反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天下大乱，破坏旧的秩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实行天下大治了。一般来说，在全面夺权的时候，进行造反就是左，而反对造反就是右;在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维护新的秩序就是左，而破坏新的秩序，仍然进行所谓的造反，就是右。这就要求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以及中央所实行的政策，将本派及其个人的行动转入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文革的发展，致使本派和个人犯错误。炮打张春桥就是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挑战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破坏刚刚建立的新秩序。因而参与炮打的造反派虽然是打着以前造反旗号进行的，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主要是由造反派发起的。这些造反派既有《文汇报》社的造反派，也有红革会等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军队中的一些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造反派即便对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有意见，也是应该通过适宜的方式提出来，即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保留意见，留待以后解决，是不宜采取炮打行动的。这是因为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了(在下一次文革进行前)。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

造反派的错误在于，当革命委员会建立后，还要采取以前造反、夺权时期的方式来进行斗争，表达诉求。况且，他们进行炮打的原因又是捕风捉影的，属于个人的主观臆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透过表象来探究他们的行动，造成他们炮打的内在原因，则是本派及其个人的利益使然，即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提升本派及个人的知名度，为本派及个人在政治上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在文革的认识、利益以及斗争的盲目性上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炮打行动中，也表现于造反派的日常行为中。这是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于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处理是坚定的，又是稳妥的，讲究策略的。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这个事件。先是让参与炮打的部队人员脱离炮打行动，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削弱、孤立参与炮打的力量。对于参与炮打的人员在批评、教育的基础上，采取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文革的发展成果。

因为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张春桥不论是在文革前夕还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特别是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都是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展开行动的，为文革的发展作出过不懈努力的。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张春桥自身在文革中的行为来看，炮打张春桥都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逆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为，排除了上海文革在发展中的干扰，维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拨正了上海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是为了推动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究其原因，还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以及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所决定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革进程中的事件，并非任其发展无动于衷，而是根据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来决定采取支持还是反对态度的。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张春桥面对出现的炮打行动，态度是沉着的，冷静的，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得到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以前，他要徐景贤等人告诉上海的造反派不要对炮打行为进行反击，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他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以后，张春桥又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纠正了他们在这个事件处理上的错误行为。这表明张春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认真执行了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的。

至于后来在斗、批、改阶段，张春桥也说过炮打背景中的疑点可以进行清查，当有人提出把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的两次炮打事件列入清查上海文革以来的十件大事时，也得到了张春桥的批准，[21]当是处于斗、批、改阶段斗争的需要，为了清除隐患，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文革成果才这样做的。这与先前确实表现出重大不同，但也并非是秋后算帐。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把这个时候的清查放在斗、批、改阶段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认识到这种作法的必要性。至于清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另当别论。

至于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说过“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一九六八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又说“无事”。[22]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由两个时期面临的不同形势和任务造成的。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在夺权以后，新的政权机构刚刚成立的时候，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维护新生政权的权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清除威胁新生政权的反对力量。到了一九六八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股文革发展中的炮打逆流难以再兴风作浪，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说服、教育这些反对力量，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改变态度，将他们团结起来，在大联合中巩固文革发展成果，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两次炮打行动的表态有所不同，是由于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及其力量对比的差异所决定的。

我们还注意到，这次炮打行动中冲在前面的是朱锡琪《文汇报》中的一帮人。他们是全国首先在《文汇报》这样的大报中进行夺权的，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现在的文献资料看，朱锡琪他们之所以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因为他们从张春桥没有出席北京召开的处理杨、余、傅事件的会议，在报道张春桥出席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新闻中只用了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新华社也没有报道上海召开的学毛著会议的消息，《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告诉朱锡琪中央传阅文件上没有张春桥的名字、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这些信息单个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如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再与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朱锡琪觉得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就联系一帮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本来，即便朱锡琪有这样的认识，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在他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以前，起码应该征求一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获得更多信息并经过验证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再做出决定。因为他带头炮打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朱锡琪在发起炮打行动后的当天上午，他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探听风声的时候，竟然不顾徐景贤等人的劝告，还一意孤行地按照个人意愿在行动。[23]除去行事的盲目性以外，看来他是确信张春桥的政治生命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以炮打张春桥为突破口，紧紧抓住炮打行动的主导权，为他们个人及其派别争得有利态势，从而提高他们个人及其派别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对他们个人及其派别来说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对文革的发展则是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他们在炮打行动中的投机面目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张春桥如果真有问题，并不是不能进行炮打的。当然，这种炮打必须建立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不能仅靠怀疑就想当然地得出结论。况且，他们在炮打时机的选择上也不是时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进行炮打张春桥更要慎重行事。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向中央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不论是在炮打的依据、对象，还是时机的选择上，都是盲目、激进、投机的行为。这样也就难以逃脱破产的命运了。

炮打张春桥行动的出现，反映出在上海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存在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更是在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朱锡琪领导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和红革会就充当了这次炮打行动的先锋、骨干力量。这反映出造反派不仅是在对于文革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局限，更是让狭隘的派别利益冲昏了头脑。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毛泽东、党中央反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就是从实际出发维护上海文革发展成果和社会稳定的必要选择。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的时候，有些人却因为若干支离破碎的所谓证据或者意见不合就发起炮打行动，形成文革洪流中的一股逆流，直接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否定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对张春桥予以支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又一举措。

(7)第二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以上我们研究了第二轮的反右斗争。关于这一轮的反右斗争，当年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目前，从上到下，从北京到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四川，有人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十条，他们胡说什么“红十条已经过时”,“打倒刘、张”，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廖死党翻案，疯狂地炮打中央，甚至叫嚷“宁要李井泉，不要刘、张”的反动口号。在上海，反动组织“共向东”被打下去以后，仍然不死心，到处活动，代表右倾反动势力，为陈、曹鸣冤叫屈，叫嚷“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反动谬论，妄图进行所谓“二次革命”，否定伟大的“一月风暴”。在河南，被摧垮的十大总部不服气，也叫嚷要恢复活动。在长沙,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以极“左”面目出现，刮起一股强大的右倾翻案风，胡说：湖南省革筹是“反革命三凑合”，把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革筹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死保湖南三条黑线!在天津，小爬虫孙振、方纪之流出面，由变色龙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了一个黑戏，一个黑会，为反革命右倾分子陈里宁翻案，死保三十年代周扬黑线，妄图卷土重来。在外交部，一帮从右的主场出发,跌了一个大跟头又回到右的立场上的司局长干部，借口“要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妄图否定外事口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要请“陈毅同志回来主持部务”，妄图不经过批判统统可以官复原职。在高校界，也有人在王、关、戚、林倒台之后，有一些“二月逆流派”的学生瞎胡闹，他们借口首都学习班有缺点错误，大肆攻击，散布流言蜚语，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卫戍区、解放军、谢富治同志，妄图颠覆新生的首都红色政权。这次为二月逆流翻案，来势很凶，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一个黑后台在操纵他们炮打谢富治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纵观全国，正如江青同志讲的那样：“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在蒯大富发表讲话前后，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或军管会，或革筹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反右倾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1]

在这一轮反右斗争的考察中，我们对于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发生的翻案事件作了简要介绍，对于影响较大的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以及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使得大家对于第二轮反右斗争的概况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纠“左”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右。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是在纠“左”中发生的。这股右倾思潮不仅出现在群众组织中，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造反派组织中也产生了右倾思潮。比如，北京发生的炮打谢富治、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等事件，就是一些造反派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了发泄私愤，表达心中的不满，将矛头指向了坚定执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张春桥、谢富治等人所造成的。这样他们就由左跳到了右，从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变成了文革的干扰者、破坏者，站在了文革发展的对立面。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这种状况反映出一些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计，没有认识到文革中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以派别特别是本组织的利益为重，没有真正执行党中央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而是在派性斗争中误入了歧途。这进一步暴露出一些造反派组织中存在着浓厚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作风。

既然存在右倾，就要进行反右斗争。两者是相伴而生的。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右倾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通过报刊等传媒批评、抨击右倾机会主义，还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反右斗争。在反右斗争中，根据情况的不同，采取了灵活的形式，或者是教育、诱导，或者是在表态中发出指示，或者是进行组织处理，……。在斗争中通过适宜的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虽然与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是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与以前相比却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期，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发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和保守派群众中，对于文革表现出激烈的言行;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发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和两派群众中，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以潜在、隐晦的方式进行抵制、抗衡，一些造反派甚至同室操戈，将矛头指向了坚持文革正确方向的负责人。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破”，即进行全面夺权的斗争;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立”，即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两者虽然性质相同，但是在出现的时期、激烈程度、表现形式、斗争的侧点上，又是存在明显的不同。

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干部和军队的领导队伍中，也出现在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队伍中，因而在进行反右斗争的时候，就不仅对于一些领导干部，也要指向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队伍中的一些负责人。左变为右，从原先站在文革斗争前列的造反派变为干扰文革发展的右倾分子，由支持造反派到反对他们当中出现的右倾行为，是第二轮右倾及反右斗争中的一个新现象。从中不难看出，不管是原先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只要他们的行为干扰、破坏了文革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要对其采取措施，反击、纠正其错误行为的。这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或者哪个派别，而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为了文革的健康、顺利发展，才对破坏文革的行为展开斗争的。由此看来，能否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是决定对其是否采取行动的根本标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纠“左”斗争中，又出现了第二轮的右倾及反右斗争;但是，在第二轮的右倾及反右斗争中，又在社会上出现了“左”的错误，于是又不得不进行第二轮的纠“左”斗争。这就是我们继续要研究的问题。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先后建立了江西、甘肃等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面夺权阶段成立的第三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在短短五个月内就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因为此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内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业已成熟的缘故。

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全面夺权阶段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只成立了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经过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特别是冬季的努力，许多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业已成熟。一九六八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吹响了完成全面夺权任务、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号角。

社论认为一九六七年文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强调要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斗、批、改，搞好整党建党，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的问题。元旦社论是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业已或即将建立的背景下发表的。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做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两报一刊”又发表了《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

(1)“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进一步擘画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蓝图。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目标，就是在夺权以后，建立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能否在全国建立起来，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是否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因而在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斗争的中心环节。

为了宣传一九六八年后的文革大好形势，对正在进行的文革特别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起到正面引领作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姚文元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八日先后两次报送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八日审阅时，将社论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修改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上。毛泽东的指示用黑体字排出。[1]

这篇社论在阐述以往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指示的基础上，又发布了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

社论首先肯定了当前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大好形势，指出：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

社论不仅阐述了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还公布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说明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在文革中关于政权组织形式的创造。社论指出：一年前，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年多来，它在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朝气蓬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对于保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血肉相联，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社论论述了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成员的工作作风，对于革命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社论指出：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他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在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着自己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

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

社论提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己，妥善处理与群众之间发生的矛盾和问题。社论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还在发展。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爱护它，支持它。对于它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进行批评，帮助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一切参加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注意扫除脱离群众的灰尘。[2] 这篇社论是在已经建立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在成立的背景下发表的。社论以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为指导，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性质、职能、构成、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及其成员的工作作风，都作了明确规定。社论的发表，不仅对于正在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还为业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革命委员会要有革命干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建立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军队能够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革命干部能够起到日常管理的作用，革命群众则是参与管理并起到监督的作用。三者虽然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在互相配合、互相协助下，齐心协力，合作共事，使革命委员会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这是在当时形势下，从巩固文革成果、维护政局稳定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出发，创立的政权组织形式。

毛泽东强调，国家机关改革的根本原则，就是要联系群众。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是要打破重叠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时刻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因而建立革命委员会，就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腐败现象，提高政权效能，保持清正廉洁，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从组织结构上对于国家机关进行的改革。

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因而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缺点和错误。社论要求正确认识和看待革命委员会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支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防止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出现的攻击革命委员会的行为。同时，也要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及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缺点，纠正错误。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型政权组织形式。这既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又是国家机关改革的样板，有利于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系列指示，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不仅确定了新型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革命委员会，还对革命委员会的性质、职能、构成、原则及其作风作出了规定。这样就为夺权以后，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指明了正确方向。

(2)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概况。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以每个月三个的速度共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以后成立的。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这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情况。

① 一月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后，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月五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程世清、杨栋梁、万里浪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3]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洲、丁士采、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枋、陈全生、周升炬、蔡文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备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4]

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新华社新闻稿，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5]

2)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冼恒汉、张忠、胡继宗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6]

一月九日，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洗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荫、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生、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洗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7]

3)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8]

一月十八日，刘建勋、王新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一至二人担任副主任，由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忠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淼、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过老、张宗海、吕书墨、文香兰、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素琴、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同志担任常委。

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9]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三个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区或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报请示报告，而后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以后才成立的。这三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中，江西省、甘肃省的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冼恒汉是军队领导干部，河南省的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则是地方领导干部。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两报在甘肃省、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祝贺文章，因而在这里就只好暂缺了。

② 二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河北、湖北、广东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

1)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月三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雪峰、刘子厚、马辉、耿长锁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10]

一月二十八日，郑维山、李雪峰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任。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北四千多万人民表示极热烈的祝贺。

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11]

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2]

2)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13]

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军区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14]

3)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孔石泉、陈郁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15]

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卓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希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同志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

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份成立了河北、湖北、广东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三个革命委员会是由革委会筹备小组、军区或地方负责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送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批示下发后才成立的。这三个省级革委会主任，除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是由地方领导干部李雪峰担任外，湖北、广东两省的革委会主任都是由军队领导干部曾思玉、黄永胜分别担任的。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祝贺社论。由于我们没有找到湖北、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祝贺社论，因而暂缺。

③ 三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月六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17]

二月十四日，沈阳军区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仲禹、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招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飚、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邬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嘉英、姚美玲(女)、许肇昌、朱文贵、都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个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二人、革命群众代表一至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吉林省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8]

2)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月二十三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吴大胜、杨广立、彭冲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19]

南京军区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20]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江苏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21]

3)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月二十四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22]

浙江省军管会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23]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汉、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风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2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三月份成立了吉林、江苏、浙江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是由军区、军管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送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后下发的。其中，江苏、浙江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批示，还是毛泽东批准后下发的。这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是由军队领导干部王淮湘、许世友、南萍分别担任的。我们现在还未找到这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祝贺社论，因而暂缺。

④ 四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湖南、宁夏、安徽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

1)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会成立，黎原、龙书金、华国锋、章伯森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25]

三月三十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四月六日，毛泽东审阅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稿，批示：“照办”。[26]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27]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28]

2)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月十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29]

三月二十三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四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30]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加强无产阶级党性，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31]

3)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月十八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32]

四月十日，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33]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各项工作的革命化。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34]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35]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月份成立了湖南、宁夏、安徽三个省区的革命委员会。这三个省区革命委员会是由省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或军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送了请示报告，经毛泽东批准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下发后才成立的。这三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由军队领导干部黎原、康健民、李德生分别担任的。在湖南、安徽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祝贺社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两报的祝贺社论，我们尚未找到，因而暂缺。

⑤ 五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五月一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黄经耀、胡炜为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36]

四月二十九日，陕西省军队支左委员会将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37]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续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38]

2)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五月十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李伯秋、王良、毛远新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39]

五月七日，沈阳军区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五月八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40]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的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分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省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41]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有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42]

3)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43]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44]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四川省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的结果，这是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巨大成就。我们向四川省七千万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央同意：由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场志诚、但坤蓉(女)同志担任副主任。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所提的常委和委员名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必须遵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继续努力建立革命委员会。[45]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4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三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支左委员会、军区或革委会筹备小组向中央报送请示报告，经毛泽东批准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下发后才成立的。这三个省的革委会主任，除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外，辽宁、四川两省的革委会主任都是由军队干部陈锡联、张国华分别担任的。辽宁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祝贺社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祝贺文章我们还未找到，因而暂时空缺。

我们看到，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都是由军区、军管委员会、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向中央报送请示报告，在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才成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在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表了祝贺社论。在成立的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中，除去河北、河南、陕西三省外，其它十二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是由军队领导干部担任的。这对后来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能够集中成立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在全面夺权阶段，一九六七年全年才成立了九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而一九六八年前五个月就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两者比较，为什么这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五个月内能够集中成立呢?

原因之一，此前已经为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虽然只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但是中共中央还相继发出了关于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宁夏等省自治区的问题决定，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宁夏等省自治区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且江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也已成熟。不论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是军区以及军事管制委员会，都在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紧张工作着。他们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依据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既要解决好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要处理好不同派别群众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这些问题正在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就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也正是由于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解决了彼此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和矛盾问题，才使得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前五个月内得以集中建立。

原因之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排除了重重干扰。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右、“左”两方面的干扰、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来自右、“左”两方面的冲击、干扰，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更使得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是因为不论是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的干扰，都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影响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使得各级群众和革命干部以及部队之间的协作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影响到到夺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因而就要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来排除这方面的干扰、破坏，为夺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排除了右、“左”两方面的干扰、破坏以后，再结合其它方面的一些条件，才建立起来的。

原因之三，采取正确、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够在五个月内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灵活的政策、策略的缘故。在全面夺权开始以后，毛泽东原来预计在二、三、四这三个月内就能够基本上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后来因为形势的变化，又增加了一个五月份。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底，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能够建立起来。[47]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夺权以后，群众、干部、支左部队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难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发了若干省市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开办各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他们召集起来，在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适宜的斗争策略，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他们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正是因为中央针对各省斗争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灵活的政策和策略，才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这样就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原因之四，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此时成立，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在谈话中作出了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48]

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夺权行动遍及全国，中央就着重实现大联合的问题。但是，事与愿违，却没有能够达到目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即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缘故。

全面夺权发生以后，只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进行革命三结合的必要条件，实现革命的三联合又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建立不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一些省级革命委员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是因为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因为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这就是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从本阶级、本政治势力的利益出发，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在顽强地表现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省级革命委员会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

在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仍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整个形势是以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由于他们的政治面目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这个时候中央是不便于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因而就只是“促”，而不再“捏”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他们的政治面目暴露出来以后，就便于中央采取措施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了。在这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注意到，阶级斗争是需要群众来参加的。文革就是过去阶级斗争的继续。[49]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要依靠群众来审查干部、考验干部、鉴别干部、评价干部，清除党内走资派。正如毛泽东所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50]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以后，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急着解决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成立不起来的。当群众运动在回头的时候，时机成熟了，顺势而为，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不难建立起来了。因而不论是一九六七年只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是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

进行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有其发展的规律。群众运动的规律虽然有其自身特点，但是却服从、服务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当时，一些省级革命委员会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是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没有解决的缘故;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能够建立起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因为在中央主导下，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业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以左派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缘故。不论是当时没有能够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还是后来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能够集中建立起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此前已经为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排除了重重干扰，采取了正确、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这样在解决了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以后，就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此基础上，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建立起来了。

(4) 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

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以后才成立的。这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共有十五个，占了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半，在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既然这样，那么，这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意义之一，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取得伟大胜利。

在夺权以后，能不能建立起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阶段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志。夺权以后，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分批进行的，因而文化大革命也是随着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逐步取得胜利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虽然一九六七年才成立了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后半年特别是冬季为成立新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一些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日益成熟。因而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才说，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而提出了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号召。[51]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又成立了十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这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达到了二十四个。当时，全国有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除去尚未解放的台湾省以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占了全国(除台湾省外)省市自治区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已经占了绝对多数。虽然(除台湾省外)还有五个省自治区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筹备工作却在紧张地进行中。因而我们说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取得了伟大胜利。

意义之二，文革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取得了基本成功。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在致江青的通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52]至于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后来多次对此进行过解释和说明。比如，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专家莫依修和穆希谈话时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53]

同年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和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54]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天下大乱，就是进行文革的时候，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来进行文革。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进一步发展到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势必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乱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乱，才能够暴露出问题，问题在暴露以后，才容易得到解决。不痛不痒就不好办。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各级党委来领导文革，鉴于不少党委就已经被走资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所控制，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55]

所谓天下大治，就是要建立起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走向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以前的政权机构在被打破以后，经过改造建立起新的政权机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能够实现天下大治了。自从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达到了二十四个。这样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通过天下大治达到天下大治业已取得了基本成功。

意义之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解决夺权、革委会建立过程中制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来，毛泽东预计全面夺权阶段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任务。[56]但是，斗争的形势却日趋复杂、多变，军队与地方干部、军队与造反派、造反派与地方干部、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导致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断被延长。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出了相应的方针政策，通过下发文件、作出指示、召开会议、开办学习班等多种方式，对军队、干部、群众及其各派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是非，解决矛盾，处理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问题，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这些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夺权以后出现混乱，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取得了成效的。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有力的说明。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为以后处理这样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经验。

意义之四，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即将结束。

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一个是夺权，一个是在夺权以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面夺权阶段，又可分为夺权阶段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阶段。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预计全面夺权阶段需要三个月，也就是二、三、四月。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谈话时，又加了一个五月份。认为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的眉目就看出来了。[57]但是，在夺权以后，形势却异常复杂，甚至在矛盾激化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武斗。这样就使得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遇到了不少困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全面夺权阶段是难以结束的。令人欣慰的是，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达到了二十四个，占了全面省市自治区的绝大多数。这样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说明全面夺权阶段夺权、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基本完成了，那么全面夺权阶段也就快要结束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第三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意义表现在，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取得了基本成功。这些胜利和成功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解决夺权、革委会建立过程中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即将结束了。虽然在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操作上，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还出现过“拉郎配”的现象，一些造反派的正当权益被压制、剥夺，对以后文革形势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能够在五个月的时间内成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使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达到了二十四个，说明这个期间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其中的错误和问题则是次要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4、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纠“左”斗争。

不论是来自右还是“左”的错误行为，都会对于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因而进行第二轮反右的同时，还要进行纠“左”的斗争。第二轮纠“左”的斗争，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既然如此，那么第二轮纠“左”斗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1)第二轮纠“左”斗争发生的背景。

一般来说，“左”的错误往往发生在左翼阵营特别是造反派群众中。“左”的错误发展的极端，就是极“左”派。“左”而实右，不过是打着“左”的旗号却干着右的勾当而已。造反派在文革开始乃至于夺权的时候，起来进行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但是，在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个时候派别、个人利益就要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即便出现分歧和矛盾，也要通过内部整风、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来予以解决，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再去进行造反，攻击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或者在派性纷争中致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难以建立。否则的话，就会走向文革的反面，从先前的正义斗争变成如今的非正义斗争了。

第二轮纠“左”斗争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以后发生的。对于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是毛泽东针对他们当时在文革中的错误言行，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出发，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的决定。这是在第一轮纠“左”斗争中，从组织程序上采取的严厉措施，也是对造反派发出的严重警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是，一些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却对此熟视无睹，仍然像以前那样不顾文革发展的大局在肆意行动，酿成了严重后果。

这一轮的纠“左”是在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期间作出重要指示以后，各地已经实现了夺权，许多省市自治区正在着手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经过一九六七年最乱的三个月以后，中央在“三支两军”中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业已取得了重大成效。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条件逐渐走向成熟。[1]在这种情况下，却又出现了“左”的思潮和行动。这就不仅冲击了业已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还严重干扰了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一些在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夺权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就由文革的先锋变为文革发展的“绊脚石”，从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成为纠“左”的对象。第二轮纠“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实，这个时候文革发展的大局就是在夺权以后，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不仅要与存在分歧的其他造反派实行联合，还要争取、团结与其对立的保守派群众，又要与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在三结合上取得一致意见。此时派别利益、个人纷争都要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只有这样，才能站在文革大潮的潮头，以弄潮儿的英姿，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遗憾的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左”的思潮与行动。一些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仍然遇到阻挠，新成立的一些革命委员会也遭到了攻击。广西、陕西等地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于局部骚乱。北京及各地的一些院校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派性斗争和武斗。在这种情况下，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社会的稳定，就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正是因为这样，从维护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进行纠“左”的斗争。

第二轮纠“左”承继第一轮纠“左”，是纠“左”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纠“左”，都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思潮和行为，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采取的有力行动。第一轮纠“左”既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和对于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对于文革高层采取行动，也批评造反派在对待对立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上的错误行为以及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第二轮纠“左”主要针对具体部门、单位、地方和学生、工人及其它群体中间出现的“左”的思潮和行为所采取的行动。第二轮纠“左”是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所采取的行动。这是为了完成全面夺权阶段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进入收尾时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2)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极“左”思潮。

全面夺权以后，就是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由乱到治的分界点。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也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然要求。在建立、巩固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同时也会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则是处于更为显要的地位。因而在研究这一轮纠“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关于纠“左”的重要指示说起。

①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确定了纠“左”方针。

前文我们在研究第一轮纠“左”的时候，已经对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央下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现在我们只是对其中纠“左”的指示进行简要回顾。这个指示既是对前一阶段文革发展状况的总结，也是为后一阶段文革的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以后的纠“左”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在指出文革的形势大好，肯定了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斗争精神的同时，也对他们在文革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派性斗争、大联合、对待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在耐心疏导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仅指出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还提出了改正错误的正确方法，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谈到大联合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在谈到如何对待干部时，毛泽东说：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在谈到红卫兵、造反派时，毛泽东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

以上是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指示的主干内容。不论是实现大联合还是对待干部，都涉及到了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中，当时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为了本派及个人利益，都想在大联合的时候以本派及个人为中心，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为本派及个人争得更多、更高的席位，致使双方争吵不休，大联合一时难以实现。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红卫兵、造反派对干部冲击过大，致使许多干部遭到批判、打倒。在如何解放干部的问题上，都愿意解放支持本派的干部，反对支持对立派别的干部，致使在进行三结合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这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当然是一种“左”的行为，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提出了谆谆告诫，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话说得很委婉，不过是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出发，为了让他们便于接受罢了。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指示是针对全面夺权以后，在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作出来的，其矛头指向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主旨是要纠“左”的。因为当时不论是在大联合还是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主要也是红卫兵、造反派群众及其头头在斗争中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既是在前一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在下一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需要纠正的。这就要求正在进行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正视、反省他们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又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否则的话，他们就由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文革发展的“绊脚石”了。从文革发展的逻辑出发，下一步他们就会成为纠“左”的对象，打击的矛头也就必然会指向他们。遗憾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文革发展中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② 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发生及其斗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正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纠“左”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却发生了九七事件。这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由于派性分歧和矛盾激化所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制止下迅速得到了平息，但是高校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一些学校还会演化为更为严重的事态。那么，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事件的基本概况如何?又应该如何来评析这个事件呢?

1)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前，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虽然没有下发，但是其中的要点还是在党内高层进行了传达。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通过不同渠道也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指示。这在他们的言行中就有所反应。[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虽然被隔离审查，但是并没有向外公布。因而九月初北京街头出现了王力、关锋的大字报以后，中央文革办事组还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3]

虽然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重要指示还没有下发，但是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已经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进行讲话并付诸行动了。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讲出来的。这在他们九月一日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九月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并发表讲话。

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她对革命小将们说，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针对革命委员会，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是自毁长城。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她批评造反派光去革人家的命，不去革自己的命，还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这五大红卫兵领袖告诫道，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你们也不要被一点功劳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为人民立新功。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还插话说：“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形势任务，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

江青虽然对造反派及其头头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对他们还是寄于希望的。她在会议上关切地询问韩爱晶的身体状况，周恩来也在会下让身边大夫问了韩爱晶的病情，要为他进行治疗。这表明他们对于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的要求虽然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也是关心的，体贴的。

北京市革委会地址在台基厂，无论召开常委会还是全体委员会，一般都是在市委大楼会议室。这次常委会却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是非同寻常的。虽然韩爱晶、蒯大富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参加了扩大会议，却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觉得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像往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即便王力、关锋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因为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受了伤，近期一直没有参加会议。至于关锋没有露面，蒯大富在开会的时候曾经问过戚本禹：“关锋同志怎么没有来?”戚本禹笑笑说：“生病了。”蒯大富的问话倒是引起了韩爱晶的一点疑惑，似乎感到中央出了什么事。这点疑惑也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会议开始后，韩爱晶也是心不在焉，觉得周恩来、江青又在讲大道理，并没有听进去，实际上根本没有听懂。[4]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拥军爱民大会，进一步反击“揪军内一小撮”，为促进军民团结创造舆论氛围。

九月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十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北京市革命会员会通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召开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以及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参加了大会。工代会、农代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组长、副组长也都到会了。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主持大会，刘锡昌代表工代会、邓万田代表农代会、侯玉山代表大专院校红代会、李冬民代表中学红代会先后发言。会上，宣读了拥军和爱民公约。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录制成《拥军爱民》宣传片，作为各种故事片放映前的加片在全国放映。[5]

九月五日，江青又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严肃强调维护中央，维护解放军，维护新生革命委员会。江青九月五日讲话还专门印成单行本，专门组织各单位放录音。

韩爱晶后来回忆说：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上，周恩来、江青的重要讲话我和蒯大富根本就听不懂，也听不进去。只当耳旁风。对于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我当时也是心不在焉的。因此，几天后，我打电话要蒯大富到北航，结果惹了大乱子。[6]

从中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极“左”的狂潮。这种极“左”狂潮已经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两派之间的武斗、“五一六兵团”、“揪军内一小撮”、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干部进行武斗和全盘否定干部、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等事件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

出现了极“左”的行为，就要进行纠“左”。不论是在九月一日召开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还是九月三日召开的十万人拥军爱民大会，以及九月五日江青对安徽来京代表的讲话，都是反对武斗，主张两派和军民之间的大联合，维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要进行纠“左”的。纠“左”就是要使文革按照既定轨道正常发展。这是为维护文革大局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文革发展的新动向。

虽然毛泽东的指示尚未公开发表，但是通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讲话、召开的相关会议，预示着文革形势业已出现了某种变化。因为极“左”思潮及其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发展，因而要想使文革沿着健康轨道发展，就必须打退极“左”思潮，纠正极“左”行为。这是排除来自“左”的方面对于文革的干扰与破坏，使文革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必要手段。

遗憾的是，不论是韩爱晶还是蒯大富乃至于其他红卫兵头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重大变化。即便是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特别提醒(即他说的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与重视。他们既没有觉察到极“左”行为已经对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也没有从中央碰头会成员的讲话及相关重要会议的召开中领悟到纠“左”业已成为中央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而是仍然我行我素，懵懵懂懂地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事。他们介入北师大的内部争端，就是热心于派性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九七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概况。

北师大九七事件是指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以及北师大内部井冈山与造反兵团，由于分歧和矛盾激化所引发的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打倒谭厚兰的事件。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力保林杰则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导火线。

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兵团属于天派。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力、关锋联系较多的是地派，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力、关锋有所怀疑。[7]因而在王力、关锋、林杰出事后，围绕他们的问题在天派、地派之间掀起了波澜。

当时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尚未对外公布，但是在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大字报。林杰在《红旗》杂志社与王力、关锋联系密切，还与关锋具有师徒的关系，因而对于王力、关锋攻击的大字报也涉及到了林杰。林杰因为王力、关锋的问题，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成为攻击、批判的对象。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过去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是在林杰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曾得到林杰的不少帮助，也是林杰一直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砸烂旧世界，第613页。面对一些人对于林杰的攻击、批判，九月一日晚谭厚兰在北师大革委会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说：同学们最近听到一些流传，大街上贴了打倒林杰的标语，说林杰犯了错误，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革命的大风浪中，我们认为林杰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信得过他……[8]

会后，谭厚兰率领北师大井冈山的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北师大革委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于九月一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

“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九月三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9]

从中我们看到，谭厚兰是在得知林杰遭受攻击、批判以后，才在九月一日晚召开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态对林杰予以支持的。会后，他还率领一部分北师大井冈山成员到《红旗》杂志社进行游行、示威，又以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林杰问题的严正声明，表达了北师大对林杰鲜明的支持态度。但是，当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北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抄家时，谭厚兰就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了。她的痛哭失声，既是处于被动地位以及痛惜林杰倒台的情感表达，也是对于文革发展所面临的某种隐忧。遗憾的是，她只是看到了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垮台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以后行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所犯“左”的错误和这些错误与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所犯错误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错误如果不予纠正会对文革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这反映了当时谭厚兰在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

本来，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之间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两派都在盯着对方，想从对方的活动中找出破绽，打击对方，提高本派的声望。九月一日下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形势讨论大会，鲍长康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说：“主席最近说，现在正像辛亥革命时代。大家知道1911年是谁窃取了胜利果实?是袁世凯。是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把孙中山推出去，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在窃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呢?”并说：“谭厚兰等被抄家，搜出了她整的一大迭(叠)总理的材料”、“在师大军训的解放军撤走了”。[10]

我们看到，在谭厚兰发表保林杰讲话、到《红旗》杂志社进行游行、示威的这一天，清华井冈山兵团头头鲍长康就在本校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文革形势、谭厚兰整周恩来材料的讲话。不仅如此，与北师大井冈山对立的校内反对派造反兵团虽然早已被解散了，这个时候其成员也趁机活跃起来，寻求校外反对谭厚兰力量的支持，企图重新树起旗帜与谭厚兰对着干。在这种情况下，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力保林杰的言行就给他们进行派性斗争、反对谭厚兰提供了借口。九月二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九六七年二月成立，三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11]

九月三日晚，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蒯大富、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悄悄走进北师大校园看大字报。他们发现校园里乱套了，反对谭厚兰的声明到处都是，师生纷纷起来造反，贴谭厚兰的大字报，揭露她和林杰的关系，批评她对抗周恩来总理。韩爱晶和蒯大富觉得北师大到处是干柴烈火，谭厚兰已经四面楚歌了。他们一边走着一边看大字报，得意扬扬，感到好解气啊!不料他们俩被谭厚兰的支持者认出来了，将他们围住，不让他们往外走，还责问他们。最后还是北师大革委会副主任董连猛(谭厚兰的二把手)赶来为他们解了围，他们向董连猛致谢后匆匆离开了北师大。[12]

九月三日晚，北师大革委会的黄加林等人通过《红卫兵报》编辑部北师大的刘永坚，再通过编辑部人员北航顾景春，在北航东小楼找到北航革委会对外作战部部长刘德威，寻求北航红旗的支持。

九月四日晚，在北航革委会会议室，韩爱晶和北师大造反兵团的两个负责人见面，一个女同学王颂平，一个男同学钱崇光。韩爱晶急切地听他们介绍北师大情况。王颂平对这几天的动态掌握的很详细，她从学部、《红旗》杂志社、中央党校、高教部等单位的大字报说起，分析了那里的派别和矛盾。钱崇光只是在王颂平讲话时做一些补充。听到一半，韩爱晶赶紧给蒯大富打电话，说：“北师大来了两个反对谭厚兰的人，讲了很多新情况，你来听听，咱们商量怎么办?”

不一会儿，蒯大富、鲍长康到了，他们坐下来一块儿听。王颂平和钱崇光谈了谭厚兰、林杰、关锋以及潘梓年、吴传启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王颂平对北京高校的矛盾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深层次的关系有独立见解，对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分歧很注意，明确指出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他们是反对周总理的。

本来，他们是来寻求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支持的，但王颂平却居高临下，盛气逼人，如同指挥官一样，韩爱晶和蒯大富倒像在接受她的文革启蒙，在她安排下做事。这种态度引起了韩爱晶的不快，但是为了对付谭厚兰及其领导下的北师大井冈山，他和蒯大富也只能委屈求全了。后来在院革委会会议上，院革委会委员、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和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听了对造反兵团的情况介绍，了解到王颂平目中无人的架势，当时就说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王颂平和钱崇光说：“我们有十几个人，北师大造反兵团要正式宣布恢复活动。”韩爱晶和蒯大富当场明确表示支持王颂平和钱崇光，同意在他们召开恢复活动大会时，派人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尽管韩爱晶、蒯大富表示支持他们并派人在他们的大会上发言，但是对于谭厚兰搞到什么程度还是慎重的。他们对王颂平、钱崇光特别强调，成立组织、恢复活动是可以的，但是万万不要对谭厚兰有任何直接的行为，因为谭厚兰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是北师大的革委会主任，中央是保她的。他们商定，九月七日在北师大操场召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韩爱晶后来说，当时他们支持谭厚兰的对立面，是要让谭厚兰难受，并非是要打倒谭厚兰。[13]

但是，一旦行动付诸于实施，就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而是由多种力量的合力所决定的。事件发生的结果也出乎韩爱晶、蒯大富的设想。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以上资料是根据韩爱晶文革回忆录的内容改写的。从韩爱晶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鉴于当时谭厚兰的身份和地位，他和蒯大富不过是出于派性斗争的需要想出出气，让谭厚兰难受一下而已，并非是要打倒谭厚兰。但是，韩爱晶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还收入了一九七〇年抓“五一六”期间北航人员的揭发材料。这个材料回忆了当时他们的策划及其活动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根据北航八二五厂三连二排三班、五班，一九七〇四月十三日编写的《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载：九月六日：

1、晚上，王颂平来我院，在主楼——127会议室与韩爱晶、井岗山、蒯大富、鲍长康等人座谈，会上决定要在9月7日召开大会，恢复“造反兵团”活动，并讨论会议名称和口号，大会命名为“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和声讨516分子大会”，决定大会口号先不提打倒谭厚兰，提打倒林杰，揪出林杰的后台。韩爱晶说先让谭检查，检查不深刻就没个完，直到谭厚兰检查出反总理时，口号就变为打倒谭厚兰。韩爱晶又派人用汽车把黄加林、樊立跃接来参加会议，蒯大富叫黄加林、樊立跃二人支持“造反兵团”，韩爱晶在会上大讲辛亥革命，并讲为了夺取政权要不择手段，要讲究策略，会上王颂平提出明天大会准备不足，韩爱晶急忙说：“你们要不快开，江青知道了就开不成了，江青知道了我还要挨骂。”

2、晚上，天派各院校头目在北航开会，有体院、轻工、人大、矿院、机院等头头参加，会上一致决定7日各院带队伍去师大支持“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决定在电影学院“井岗山”设立指挥部，韩爱晶、蒯大富不露面，由刘德威、鲍长康出面，韩爱晶亲自布置了战略部署，并做好武斗准备，由体院保主席台，北航负责标语、旗帜等物资支援。

3、晚上，召开了院革委会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决定。

4、下午，去清华由鲍长康主持召开天派作战部长会议，讨论有关“9·7”事件的部署。[14]

这份同样出自于韩爱晶文革回忆录的材料，记述了当时策划九七事件的基本情况。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中确定了大会的名称，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制定了行动方案，并非仅仅是要谭厚兰难堪，而是企图要打倒谭厚兰。考虑到这一材料是在一九七〇年抓“五一六”的时候形成的，在红卫兵五大领袖及其他头头已经失势的情况下，我们对材料反映的问题是否完全属实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但是，这个材料编写的时候九七事件才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尽管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可能存在出入，但是材料的基本内容应该还是可信的。而韩爱晶的文革回忆录则是在几十年后才写成的，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失忆之处，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为个人隐讳的因素。但是，韩爱晶毕竟身临其境，他的回忆也提供了这个材料所没有的内容，因而他的回忆还是有价值的。他在文革回忆录中能够将这个与他的回忆有出入的材料收入其中，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在对待九七事件的态度上还是谨慎的，真诚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论是韩爱晶的回忆还是北航文革大事记的材料，都表明韩爱晶、蒯大富参与了九七事件的策划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是，北航文革大事记记述了天派在九七事件上的部署，是要趁机打倒谭厚兰，在斗争策略上则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而韩爱晶在文革回忆录中只是说他们要让谭厚兰难受一下，并非要打倒谭厚兰。不论怎样，造成的后果则是相同的。这不仅挑起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内部之争，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同时还要用专政委员会来代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致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面临被颠覆的风险。

我们再看《砸烂旧世界》关于九七事件策划的记述：

九月六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九月七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九月六日，师大井冈山兵团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15]

从中可以看到，在九七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北师大井冈山不仅对谭厚兰采取了行动，还成立了专政委员会，企图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韩爱晶、蒯大富以及其它天派组织是否知道这件事，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那么，九七事件当天的情况如何呢?

北京电影学院是天派指挥九七事件的指挥部。为了避嫌，也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原先预定韩爱晶、蒯大富不在大会会场露面，而是在这里坐镇遥控。九月七日上午，韩爱晶和蒯大富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在静候北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的成功。待了一会儿，韩爱晶沉不住气了，想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就对蒯大富说：“咱们还是把汽车开到会场，在旁边悄悄地看看吧!”吉普车开到了北师大的操场，在远远看得见会场的地方停下来。主席台上的横幅是“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大会”。

韩爱晶发现，造反兵团人少，虽然有北京及外地来京的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来支持，但声势还是不大。和清华、北航开大会比起来，不成气候。王颂平在主席台上讲话，扩音设备不好，细声细气地显不出气势，与她在北航交谈时的形象天壤之别。清华鲍长康代表声援单位在大会上发言：“捣毁‘林家铺子’!揪出五一六的黑后台，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韩爱晶和蒯大富站在人群后面听着，突然会场出现骚动，主席台上也乱了。有人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拉到台上来进行现场批斗。韩爱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蒙了，赶快叫身边的人去叫王颂平。王颂平来到车前，韩爱晶非常紧张地问她：“怎么回事?怎么能拉谭厚兰来批斗呢?”王颂平说：“我也不知道。”

韩爱晶说：“你赶快到会上去宣布批斗谭厚兰与你无关，和造反兵团无关!否则会很被动。”

王颂平听了后，显得不太明白。韩爱晶看到主席台上乱七八糟，让他大为扫兴。他和蒯大富乘上吉普车，迅速离开了北师大。[16]

以上九七事件当天发生的情况出自韩爱晶的文革回忆录。这个回忆与前文在策划北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要谭厚兰难受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前文我们已经对他回忆事实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此不赘述。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北师大发生的批斗谭厚兰、搞垮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事件迅速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派人到北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

“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做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发生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17]

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动者和参加者，韩爱晶、蒯大富当然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动员，就难以调动整个天派的力量，光靠北师大的造反兵团是掀不起九七事件那样大的风浪的。九月七日这一天，不论是上午反对谭厚兰一派的还是晚上支持谭厚兰一派的，先后到达北师大的人数高达十万人，[18]在当时确实造成了较大影响。由于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九七事件迅速采取了措施，解决了这个事件，才没有扩散开来，发生连锁反应，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江青了解到韩爱晶、蒯大富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以后，当天晚上就将他们叫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九月七日晚上，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欢迎阿尔巴尼亚排球队和射击队访华欢迎酒会。酒会快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对参加酒会的韩爱晶、蒯大富说：“中央首长要你们两个人到大会堂去。”

韩爱晶、蒯大富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把他们引到一个小会议厅。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早就在那里等着了，他们照例走上前去握手。江青脸上的表情很严峻，和平常不大一样。

他们刚在江青旁边坐下来，江青就像老师训斥淘气的学生一样，批评道：“韩爱晶，你和蒯大富去打倒谭厚兰!”[19]“你们搞谭厚兰有什么证据吗?”“无法无天，不请示，直接把一个大学的革命委员会颠覆掉。”[20]“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当。一定要抓(专政委员会的)三个人。回去要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也要开门整风……你们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回去好好学习姚文元文章(指《评陶铸的两本书》)，好好整风，你们要进行检查。”[21]

韩爱晶辩解说：“我们只是支持她的反对派恢复活动，我们并没有打倒谭厚兰。”

江青情绪很激动，用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的语调说：“你们惊动主席了，你们对‘二月逆流’态度不明朗!”

韩爱晶一听惊动了毛泽东，知道闯了大祸，也就不敢再解释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挨训了。姚文元瞪着眼睛，表现出对他们不满意的神色。戚本禹则咄咄逼人地追问：“韩爱晶，蒯大富，你们要讲清楚，是谁指使你们干的?”

韩爱晶和蒯大富都说没有人指使。江青说：“北京要稳定，谭厚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怎么能颠覆呢?你们的行动是严重的错误，回去好好写检查。”

江青在批评他们的时候，看到韩爱晶脸上发红，怀疑是在发烧，于是关切地问道：“韩爱晶，你的脸这么红不正常，是不是发烧了?”江青抬起胳膊，把右手放在韩爱晶的额头说：“这孩子有点发热，身体不舒服的话，去找医生看看嘛!”韩爱晶回答道：“身体很好。”然后，韩爱晶、蒯大富和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握手告别。[22]

我们看到，北师大的九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措施，否定了九七事件，肯定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专政委员会，拘留了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等三人。江青等人还将积极参与、策划这个活动的韩爱晶、蒯大富专门叫到人民大会堂训斥了一顿，责令他们写出检查。由此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党中央对于这件事的鲜明态度。

韩爱晶回到北航后，看到王颂平、钱崇光早就在会议室等着他了。韩爱晶急忙问他们：“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事先不是讲好了只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千万不能动谭厚兰，你们怎么把谭厚兰拉到台上去批判呢?”

王颂平说：“不是我们拉的，是他们革委会里两个委员樊立跃和黄加林内部造反，也没跟我们商量，就把谭厚兰拉到大会上来了。”

韩爱晶跟王颂平、钱崇光不熟，也不好责备他们，就对他们说：“江青把我和蒯大富叫去批评了，这件事情惊动了毛主席。”

韩爱晶觉得他和蒯大富因为热心帮助了他们才受到江青严厉批评的，王颂平、钱崇光肯定会在这件事上感到内疚，但是却没想到王颂平根本不关心他和蒯大富挨批评的事，只关心怎样和他们一起继续干下去。这个时候韩爱晶已经不想再介入北师大的事了，就说：“我要赶紧写检查。”

王颂平锐气不减，她认为事情到这种地步是有人在里面起了作用，要韩爱晶不要屈服。她又滔滔不绝地讲林杰、关锋后面是有后台的，必须把斗争指向他们后台。王颂平虽然没说姓名，但从她的话中不难看出，林杰和关锋的后台就是康生。王颂平的话引起了韩爱晶的警觉，他想，反康生肯定要被中央批评，反谭厚兰都惊动了毛主席，要是反康生，毛主席能答应吗?自己又有什么材料，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康生呢?韩爱晶觉得这个王颂平真不仗义，自己支持他们挨了批评，他们不但不收敛一点，还要自己和他们继续大干，不顾别人死活!于是就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他向王颂平表示要忙着写检查，你们自己注意吧![23]这实际上是向王颂平、钱崇光下达了逐客令。

韩爱晶后来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专政委员会是怎么回事?韩爱晶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鉴于他在九七事件中的表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批评韩爱晶。谢富治主持会议，在会上又宣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坚决支持北师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逮捕黄加林、樊立跃。谢富治说：“北京市的通告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北京要稳定，韩爱晶要做自我批评。”于是，韩爱晶在会上口头做了检查。

会后，吴德把韩爱晶叫到办公室，吴德很同情地对他说：“小韩呐!”吴德把右胳膊弯起来，手指就像捏着东西一样晃了几下。吴德说：“你把石头捏在手里，人家才怕你，你把石头打出去了，就没有了!”[24] 我们看到，韩爱晶在江青批评他们以后，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口头检查。谢富治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以后，特意指出这个通告是毛泽东批准的，是为了维护北京市稳定所采取的措施，责令韩爱晶要做出自我批评。会后，吴德还专门把韩爱晶叫到办公室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以大局为重，谨慎行事，不要莽撞。为了让韩爱晶容易接受，才说出了石头打人那样的话。当然，这并非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个人的行动，而是以副主任名义与韩爱晶进行谈话的。这反映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于作为常委、红卫兵头头的韩爱晶在严肃批评的同时，也是对他予以关心、帮助的。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九七事件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林杰也被处理，谭厚兰却不明究里，还在讲话和游行、示威中力保林杰，结果被校内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和天派抓住把柄，以此为由向她发起了攻击才造成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不仅要恢复早已被解散的造反兵团，还建立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相对立的专政委员会，通过批斗谭厚兰来颠覆她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

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韩爱晶、蒯大富参与了策划、批斗、打倒谭厚兰的工作，但是韩爱晶在回忆录中却说九月七日批斗、打倒谭厚兰与他们无关，是有人借机生事，成立了专政委员会。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论韩爱晶、蒯大富是否具有批斗、打倒谭厚兰的动机，但是他们组织天派人员进入北师大支持造反兵团恢复活动，造成了批斗、打倒谭厚兰以及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事实则是无可置疑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立的专政委员会，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闹事者樊立跃等人采取了专政措施，以雷厉风行的行动平息了这个事件。

3)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以及北师大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九七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谭厚兰不知林杰业已倒台，却动员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成员力保林杰，结果被对立派别抓住把柄，则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导火线。

本来，地派与王力、关锋、林杰的联系比较密切，而天派则是与他们的关系较为疏远。[25]王力、关锋、林杰是因为犯了“左”的错误才倒台的。他们倒台后，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的地院就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时候作为地派重要力量的北师大井冈山却在谭厚兰领导下力保林杰，就为天派及其校内反对派——造反兵团搞九七事件提供了借口。

既然王力、关锋、林杰是因为犯“左”的错误才倒台的，而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则是要力保林杰的，林杰的后台又是关锋，那么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就站在了中央对王力、关锋、林杰问题处理的对立面。天派、造反兵团就以此为由，向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发起了攻击。不论是造反兵团的王颂平、钱崇光还是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他们不仅是要谭厚兰难受，还成立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立的专政委员会，企图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打倒谭厚兰。这个时候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樊立跃、黄加林等人也趁火打劫，配合他们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内部来搞垮谭厚兰。不管韩爱晶、蒯大富有没有批斗、打倒谭厚兰的主观动机，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都是难辞其咎的。

韩爱晶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积极参与反对二月逆流，他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护中央文革，保卫文化革命，总之自己正确，但却认为谭厚兰反对二月逆流就是反对周总理。甚至认为谭厚兰与“五一六”有关。另外，韩爱晶痛恨与谭厚兰关系密切的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方等人。于是，韩爱晶答应支持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还拉来蒯大富共同支持，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26]

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是在没有充分事实把握的情况下，就说谭厚兰整了周恩来的材料，要反对周恩来。他们是想把谭厚兰与“五一六兵团”联系在一起，企图将谭厚兰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斗争带有非常浓厚的派性色彩。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等人甚至还要深挖后台，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未经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批准，就将矛头指向文革指挥部的重要领导成员。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不仅会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当然，在王力、关锋、林杰倒台以后，有些事情不便于传达，他们不明究里，搞不清楚中央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在行动中出现这样的盲动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正是因为这样，九月十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才对他们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27]这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江青才讲出这番话的。

这个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是由于校内外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目的是要颠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重新分配权力。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谭厚兰，批斗、打倒她，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而已。北师大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谭厚兰不仅是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而其它一些高校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两派斗争，革命委员会还一时建立不起来。这次九七事件，用专政委员会代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谭厚兰进行批斗，就是要打倒谭厚兰，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他们这样做又会对文革形势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革命委员会是在夺权以后成立的新的权力机构，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节点，也是文革取得的重要成果。这股风如果不能及时制止的话，一旦蔓延开来，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在派性纷争的背景下，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就会遭到不同形式的“炮击”，业已取得的文革成果会遭到严重破坏。要是如此的话，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机关、学校、厂矿、公社，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大困难。这样文革不仅难以实现由乱到治，反而会走向由乱到乱的恶性循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就化为泡影了。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才在获悉北师大发生的九七事件以后，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谭厚兰为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专政委员会，拘捕了樊立跃、黄加林等人，将这个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为了巩固文革成果，维护文革秩序，防止颠覆革命委员会事件再次发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总之，这次北师大发生的九七事件，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在林杰问题上所引发的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极“左”的行为。这一事件是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纷争造成的，却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由乱走向治了。即使内部存在分歧和矛盾，也不宜采用以前夺权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是要在革命委员会内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按照组织程序来进行处理。这是文革在夺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形势发展的不同要求所决定的。九七事件不仅透射出严重的派性斗争情绪，而且也是文革发展中的逆流。毛泽东、党中央对这个事件的迅速处理，就是要扫除文革发展障碍，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③ 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来透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通过对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剖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认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总结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1)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以后就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是夺权以后建立的新型政权机构。省、地、县、公社、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单位，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28]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文革发展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仅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全面夺权阶段完成的重要标志。我们注意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省级革命委员地。正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一文所说：“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29]

由此可见，在各地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夺权、建立新型权力机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省以下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斗、批、改阶段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也就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全面夺权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了。

本来，毛泽东希望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至少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但实际上却是进行了二十个月。这是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毛泽东、党中央在大联合的问题上就只是“促”，不再“捏”了。只有在文革发展面临脱离既定轨道的时候，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予以校正。[3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首先是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是因，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果。没有夺权，就不可能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只有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才能够巩固夺权的成果，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立革命委员会是夺权得以巩固的充分条件。它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具有承继关系的前后两个步骤。

面对各地在夺权中出现的混乱形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就说过：“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31]夺权是这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这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当时的斗争态势下，往往是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军队领导干部主导下进行的。同时，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只有在中央批准以后才有效。毛泽东、党中央从当时各地的斗争形势出发，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才批准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因而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否成立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决定权在中央。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引导、调控各地文革形势发展的重要手段。

能不能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关键是能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处理好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处理好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就是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造成的。如何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是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否建立起来的核心问题。

既然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那么夺权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通过夺权打破旧的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破旧立新。破旧，是为了立新;立新，才能够真正实现破旧。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全面夺权阶段的破旧立新，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2)从湖北省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遇到的问题。

夺权以后，要在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要处理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妥善处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

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呢?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解决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呢?我们现在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标本，来剖析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杨道远是武汉钢二司负责人，又是新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参与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的整个过程，后来他在文革回忆录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现在就以杨道远的回忆材料为依据，来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其一，周恩来要求湖北省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以后，中央改组了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分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这个时候湖北省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利用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机会，与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进行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来武汉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七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朱洪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谢胡乘坐的飞机到达前，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欢迎仪式的只有七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嫌人太少了，于是对曾思玉、刘丰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在机场休息室谈话时，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洪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洪霞连忙说，不行。周恩来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杨道远也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泽东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茫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恩来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

谢胡来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了，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杨道远、朱洪霞等人喊过去，说他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他们去整理队伍。杨道远去了现场，发现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图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

仪式结束后，几个革命群众组织将周恩来在机场休息室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话，整理后传达了下去。[32]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机场休息室谈话的中心内容是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看到参加欢迎仪式的群众代表太少了，而且还没有女代表，就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让更多的群众代表参加这样的仪式活动，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有利的条件。周恩来问工总头头朱洪霞、钢二司头头杨道远能不能当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时，他们二人都诚实地作了回答。周恩来认为他们现在虽然还不能当省革命委员会一把手，但是对他们是寄于希望的。此前，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33]

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名的群众组织头头竟然不顾大局，在迎接外宾这样严肃的外交场合，起哄闹事，扰乱外事活动，企图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存在，引起中央的注意，为他们组织及其头头在将来的革命委员会内谋得位置，表现出了无视大局的狭隘宗派主义作风。

周恩来不仅在机场休息室内与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进行谈话，还利用在武汉的机会与更多的革命群众见面，了解情况，交流看法，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七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宴会上讲了话。

晚上参加座谈会的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杨道远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围绕怎么实现大联合展开，中心议题是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杨道远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一九六六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八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省革委会常委、省委书记。)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有人谈及七二〇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現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已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恩来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恩来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拚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現大联合;新派則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恩来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钢二司在造反派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周恩来就到钢二司司令部同钢二司头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头头杨道远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以及7252部队主任孙树仁也参加了谈话。谈话开始周恩来要求不要录音，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现大联合。

在谈到武汉实现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恩来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恩来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恩来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34]

从中我们看到，为了搞好武汉、湖北的大联合，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汉期间与群众组织头头进行了多次谈话，中心议题就是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武汉的造反派以“三钢”、“三新”为代表，而他们却分成了钢派和新派，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仍然是派性十足。这在座谈会上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在钢二司谈话时，周恩来是谨慎的，不让他们录音，是为了防止他们截取录音片断用于派性斗争，给大联合造成不利的影响。钢二司的头头柳英发直言不讳地说要以钢派为中心，周恩来批评他人小派性大。鉴于湖北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武汉要走自己的道路，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山头问题，平等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不难看出，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之间的派性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即便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座谈会、谈话会上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周恩来因势利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尊重对方，克服派性，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造反派不论是在七二〇事件前还是在七二〇事件后，都出现了内部的激烈斗争。这种造反派内部的激烈斗争，不仅严重损耗了造反派的整体实力，对夺权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乃至如何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二，湖北省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以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湖北省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周恩来在武汉与革命群众组织特别是其头头的讲话、座谈、谈话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希望钢、新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两派以及其它一些组织、群体先后召开会议，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做好准备工作。

当时武汉工作的重点是搞大联合。工人、农民、学生分别行动，成立武汉地区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学生组织钢二司、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一起，先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会(简称红代筹)，研究如何把武汉地区的大、中学校联合在一起成立统一的红代会问题，部门如何设立、席位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个红代会没有太多的争吵，成立还是比较顺利的。红代筹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成立的，不过半个多月，红代会就成立了，时称“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杨道远被选为红代会主任，副主任是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柳英发、史灼华，红代会常委有方保林、丁家显、谢保安、董学精、陈文汉、杨铭、雪湘明、刘汉武、陈大川、周孔信、张良栋、徐宏彩、王彩珠、徐筱芳等。

在学生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红代会的同时，工人造反组织、农民造反组织也都联合起来，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和农代会。三代会成立以后，就成为三个系统内合法、正式的大联合组织，原来的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先后宣布解散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红卫兵对于造反组织的解散是不甘心的，造反派组织宣布“倒旗”后，街上有中学生刷出大标语：“上山下乡，倒旗散伙，旗手江青，语重心长。”明显表现出他们对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倒旗是多么的不情愿![35]

从中我们看到，为了实现大联合，当时武汉分别召开了工、农、学三代会。红代会的召开还是顺利的，没有发生太多的争吵。三代会成立以后，大大小小的各派群众组织就被三代会取代了。这些群众组织在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以后，也就先后宣布解散了。这是实现大联合的重要一步。先通过三代会实现工、农、学系统的内部联合，而后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以三代会取代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创造了条件。

其三，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

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钢、新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围绕各派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解放哪些干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致使省、市革命委员会在筹备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争论就大了，钢、新两派争席位，闹了好长时间。在干部问题上争得也很激烈，都想把支持自己一派的干部结合进去，将来在革委会里能为自己一派说话，争来争去就是派性。省里、市里为促进大联合还办了学习班，就是针对造反派之间出现的派性斗争，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研究如何早日成立革委会。

有一次在雷达学校开会，钢二司的刘汉武也去了。刘汉武号称刘大炮，争论问题嗓门大，火药味很足。新派就阻止他参加会，双方就吵了起来。刘汉武坚持说，我不是来参加会的，我是来监督杨道远执行钢二司的决议的。为大联合、三结合的事，钢二司内成立了筹备班子，丁家显、方保林、王彩珠、张良栋、柳英发、谢保安、徐宏彩、刘汉武、陈大川、周孔信等都是这个班子成员。

杨道远那时已经对无休止的争论感到厌烦，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觉得从小的方面讲他要代表钢二司，从大的方面讲要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他对当年的争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当时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很严重，总觉得比别人要强一些，只有自己一派掌了革委会的权才放心，如果别人掌了权就危险。钢派认为自己队伍大，人马多，贡献大，要以钢派为核心，要钢化江城;新派相对钢派来说，组织小，人员少，但不甘寂寞，要搞“新武汉”，一些小组织串起来，在汉口开会成立“新武汉”司令部，组织力量同钢派较量，同钢派争夺席位。(因为成立“新武汉”太不合时宜，得不到群众和领导的支持。组织虽没搞起来，但这个思想体系在一些头头中一直起作用，起了巩固派性的作用。)

其实，按观点来说，七二〇事件前真正同钢派有分歧的人并不多，比如对工总的评价，认为工总是老造反派，坚决为工总翻案的人数很多;认为工总头头是“牛”字号、战斗队员是“闯”字号，提出为战斗队员平反(不提头头)的人数并不多，甚至只是几个有代表性的组织的头头，这些人从来没有同意过为工总翻案。大联合时却说他们是揪武老谭、抗暴的主力，实际上，有的人就不同意抗暴，说要讲策略，避免伤亡，还说：“人都打死了，还怎么革命?”主张战略撤退。现在要联合夺权了，却成了抗暴英雄，为自己贴金，为争地位捞资本。杨道远认为不同意为工总翻案就是支持陈再道，言何揪武老谭!中学红联当时并不属于钢派或新派，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都是不含糊的，只有个别头头例外。“新武汉”、“钢武汉”是拖延大联合的一对癞兄弟,彼此彼此，老大不说老二，在大联合问题上都有错误。

在干部问题上争得很厉害，钢派支持任爱生，新派支持薛朴若。其他干都也是一样，钢派提一个，新派提一个，争来争去。张体学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经过检讨取得群众谅解，解放出来的干部。饶兴礼作为农民代表，是军区点名的。刘真、张华都进不来，他们是陈再道点名要打倒的黑手，张体学、王任重也认为他们是叛徒，这些意见还在新领导中起作用。

筹备革委会时争来争去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席位;一个是干部。方案搞了一套又一套，搞了几个月，没有什么意义，最后的席位分派，干部人员的确定，大家觉得难以取得成效了也就算了。杨道远觉得，回想起来，不争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通过争论对干部多了一些考察，相对来说，少了一些片面性，但事后看来，整体效果、整体意义并不大。他们是在如来佛手心里翻跟头。

武汉造反派之间的所谓钢、新之争，源自一二六夺权。在一二六夺权前，武汉造反派在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一致的，协作得比较好的，比较团结的。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外有走资派的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在造反派队伍中寻找代理人，制造分裂，内有造反派之间的“唯我独革”，争权夺利，第一次夺权就是这样失败的。“二八声明”后出现的香花派与毒草派之争。走资派借题发挥，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香花派，抓工总、打二司，接下来在毒草派中肃“二八流毒”，发动保守派打毒草派中的造反派，走资派要消灭造反派的企图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又联合起来了。虽然战斗在一起了，但以前的矛盾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还在以后时隐时显地表现出来。直到中央“六二六”通知之后，要向中央汇报，两派对工总的看法还不能统一。杨道远认为，造反派的分裂是武汉造反派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造反派的悲哀!革命还是人多一些好，团结才有力量，马克思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时造反派连一起共同造反的战友都不能团结、联合，可见距马克思的思想有多远!这个深刻的教训要记取，要革命就要团结、就要联合，要联合起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36]

从中我们看到，在夺权过程中，武汉造反派在内外作用下，形成了香花派和毒草派。这就是后来钢、新两派出现的源头。两派内部各派之间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矛盾。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两派虽然又联合起来了，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又表现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主张支持本派的干部进入革委会这两个问题上。这种争斗不仅显示出造反派的幼稚、不成熟及其宗派行为，严重消弱了造反派的力量，迟滞了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给一些人分化、离间造反派造成了机会，为他们打击造反派提供了口实，于是就打着纠“左”的旗号来整造反派。后来造反派悲剧性的命运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其四，两派纷争背后的幕后操手。

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的过程中，钢、新两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样就为一些人提供了坐收渔利的机会。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人利用两派纷争，坐观其变，借力打力，在纵横捭阖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批示：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曾思玉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人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开了成立大会，举行了庆祝活动。

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时，两派群众争得死去活来，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曾思玉、刘丰，在干部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张体学，在两派之间玩平衡术，干部问题上是严格控制的。他们常常是利用这一派搞掉支持那一派的干部,利用那一派搞掉支持这一派的干部。这些干部虽然支持的是不同的派别，但是终究支持的还是造反派，搞掉这些干部以后换上他们信任的干部，还让两派也无话可说。比如，饶兴礼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是跑步亮相支持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他是怎么进入省革委会的呢?两派群众都没有提名，也没有议论过，就是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身后的那个班子搞的。

在对待群众组织问题上，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成了一些人惯用手段。他们喜欢听话的人，需要的是好驾驭、便于使用的人。对于造反精神强、性格独立、不愿依附于人的钢派，张体学一直是怀有戒心的，能压就压，能打就打。杨道远说，在革委会里张体学从来没有真心同他们合作过。张体学自己也说，他从北京回来跟大家一握手，感觉很不一样，X派的态度恭谨，而钢派总觉得是那样桀骜不驯。张体学临死前还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叫到病床前，要他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钢派的人掌权。杨道远认为，钢、新之争长期不能彻底解决，根子就在这里。什么叫死不悔改，这是很典型的!张体学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是他心里并不服气，机会来了他还是要出这口气的。

对于揭发、批判过自己又被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张体学又是如何对待的呢?姜一曾经写过揭发批判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省革委会成立后张体学见到姜一就敲打他，说道：姜一，你写的批判王任重的大字报我看过，我给你批了八个字：“打张保王，何其毒也!”。姜一争辩：我怎么是打张保王?一脸的歉意。王海山是湖北省原副省长，结合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张体学要控制他，就同他算账：海山哪，你也参加了要夺省委权的那个黑省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海山也不敢同张体学争论，但在革委会里就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杨道远说，这些事都是他亲眼目睹了的，发生在省革委会成立不久，造反派还没有挨整之前。张体学先压干部，再整造反派，是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遗憾的是他们太傻了，太没有警惕性了。任爱生、李周仕、李镜如、杨春亭、赵文华、王瞬等，这些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一个个都被压下去了。同时，他把韩宁夫、夏世厚拉进革委会的职能部门，搞实际工作，掌实权。革委会里哪个干部还敢不听张体学的![37]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一些人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机会。尽管出现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但是在当时的斗争态势下，新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不可能将造反派排除在外的。虽然造反派由于内斗消弱了自身的实力，但是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他们还是以革命群众的身份参加进去的。不论是军队干部还是解放出来的干部都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

杨道远说，钢、新之争长期得不到解决，根子在张体学。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张体学等人的作为充其量不过是外因，特别是在他刚刚被解放出来的时候，不管他本人想得如何，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会受到种种限制的。钢、新两派之争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摇摇摆摆，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子应当从两派内部来寻找，即两派特别是其头头在夺权、大联合的过程中没有大局观念，不能审慎判断形势，真正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却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作风。这才是两派纷争的根子。张体学等人的行为不过是两派长期纷争的外部原因而已。

至于革委会建立以后，张体学敲打革委会的革命领导干部，打击造反派，借以树威，巩固权力，究竟是造反派自身存在一些问题，还是他在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乃至于“旧病复发”、“死不改悔”，还是要具体分析，妥善处理，有的问题还要待下一次文革来予以解决，不可一概而论。

其五，简短的结论。

从武汉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七二〇事件以后，周恩来利用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机会，代表中央与革命群众组织座谈，批评了一些造反派的派性行为，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随后，工人、农民、学生分别召开了三代会，实现了本系统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两派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在争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和结合干部的人选上。这就使得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不少困难，也暴露了造反派自身存在的严重派性问题，酿成了被整肃的隐患。造反派之间的激烈争斗，是一种“左”倾盲动行为，为一些人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渔利的机会。这是造反派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

3)对造反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评析。

以上我们从杨道远回忆录中了解了造反派在筹备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基本情况。其实，武汉造反派的表现不过是各地造反派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见微知著。湖北造反派在筹备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洞察各地造反派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知晓这些错误的性质、出现的原因以及对文革造成的影响。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如何实现大联合的过程中，两派在以谁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筹备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两派在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哪些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大联合的时候都想以本派为核心进行大联合，在三结合的时候都想本派人员以及支持本派的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这样不论是在大联合还是三结合的过程中，两派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乃至于武斗。这种争论严重阻碍了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不少困难。

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要认识到，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现象。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而是如何正确对待、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实，他们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就已经造成了两派之间的分裂、激烈斗争。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以此为戒，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然都是造反派，彼此之间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把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放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解决，弄清什么是文革发展的大局，处理好派别利益与文革整体利益的关系，使本派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文革的整体利益，不断清除私有观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彼此之间的团结。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接受前车之鉴，而是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乃至于武斗。这反映出造反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和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彰显出他们特别是其头头的世界观需要进一步的改造。

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左”的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以前的斗争中属于左翼阵营，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时候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因为他们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虽然参加夺权斗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要为本派及其头头谋取私利，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因而他们所犯的是“左”的错误。

这种错误的出现，不仅对于革命的大联合，也对于革命的三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在革命的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成为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党中央原来设想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38]最后却整整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文革时间也因此被不断延长了。

这里我们只是分析了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就没有问题。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在军队干部(比如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之间，革命干部内部，以及他们与造反派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些分歧和矛盾之中，造反派与军队干部、革命干部之间特别是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地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主要对这一分歧和矛盾进行分析的缘故。

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发生的派性斗争，以及彼此之间的激烈争斗乃至于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自身的实力，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致使造反派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文革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也给一些人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渔利的机会，为他们打击造反派以及将造反派诬蔑为打、砸、枪分子提供了口实，埋下了日后造反派被整肃的严重隐患。

④ 从文革发展的角度来透析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知道，文革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39]一般来说，夺权就要天下大乱;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天下大治。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折点。

在全面夺权阶段，首先要进行夺权。要夺权就要采取与以前运动不同的方法，动员起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激进的造反，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这就要打破旧的秩序，对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局部的改造。不必讳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夺权，出现一定程度的局部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就是天下大乱。

在夺权以后，就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既然已经夺了权，就要由激进的造反转移到建立新秩序的轨道上来了。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在打破旧的政权机构以后建立起来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行使政权机构的职能，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天下大治。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文革发展的重要节点，是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40]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再建立省级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这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因而我们说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折点。

在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右的错误倾向，一是“左”的错误倾向。一般来说，在夺权的时候，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因为夺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造反派是在冲破阻力以后才进行夺权的。这个时候不仅要鼓励造反派进行夺权斗争，还要采取措施为他们夺权去创作条件。比如，军队支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夺权以后，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因为这个时候造反派已经夺了权，而且在夺权的过程中许多造反派又发生了分裂，不仅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还在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争斗不休，严重阻碍了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在全面夺权阶段，夺权的时候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这并不是说夺权的时候没有“左”的错误倾向，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没有右的错误倾向，而是说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正是因为这样，夺权的时候，在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同样，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在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右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时期，既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又要有侧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犯右或“左”的错误。

在全面夺权阶段，“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夺权的时候，“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就是“左”;反对、抵制夺权就是右。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进行派性斗争，仍然采取过去夺权时候的斗争方式进行造反，就是“左”;反对、抗衡、抵制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右。因而弄清“左”、右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文革发展的重要节点，标志着文革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即文革在这两个阶段发展的转折点。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既要反对右、“左”两种错误倾向，又要分清侧重点，注意两种错误倾向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文革发展的步伐，防止犯右或“左”的错误。

(3)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社会上出现的局部骚乱。

进入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的武斗加剧，造成了局势的严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先后颁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地方上出现的局部骚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① 文革形势在两派斗争中局部走向恶化。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组织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这些矛盾和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一般来说，在中央、支左部队的调控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在解决了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全国已经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省以下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表明毛泽东、党中央采取的第一轮纠“左”措施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在随后成立的十八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上得到了证明。

进入一九六八年春夏，随着全国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正处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但是，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等地仍然发生着激烈的派性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还呈现出蔓延之势。其中，一些斗争业已超出派性斗争的范畴，进行打、砸、抢，甚至演变成局部骚乱，出现了失控的趋势。这不仅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破坏，还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冲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

当时，广西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陕西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两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两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不能制止两地的武斗，不仅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难以实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即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有效行使领导权，进行斗、批、改还会遇到重重困难。这样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注意到，两个布告虽然是由于广西、陕西发生的武斗颁布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针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的。因为在一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并进一步向各地蔓延，致使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遇到更大困难。

混乱出现的地区虽然是局部的，但是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不仅影响到本地文革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还进一步外溢、对于其它地区产生了错误的导向。如果这些斗争发生在全面夺权初期，由于种种复杂的内外原因，尚且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各地省级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仍然出现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不得不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采取强制措施，制止武斗，恢复地方秩序。这不论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还是从巩固文革成果上来说，都是必要的。混乱出现在多个地区，尤以广西、陕西的混乱更为严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先后颁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陕西发布的，但是对于全国文革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两个布告是由于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等地出现武斗乃至局部骚乱才颁发的。这种武斗属于极“左”的行为，却又在局部骚乱中呈现出右的色彩。从两派斗争的整个历程上来分析，尽管其中呈现出右的色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属于极“左”的性质。因而我们就将其行为定性为“左”，中央颁发的布告就是为了纠“左”所采取的有力手段。

② “七三布告”的发布。

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两派斗争乃至大规模武斗，造成了局势的动荡。这些武斗尤以广西更为严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在广西颁发了“七三布告”。那么，这个布告颁发的背景、内容是什么呢?从文革发展的形势来看，又应该如何评析这个布告呢?

1)“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

“七三布告”虽然最初是针对广西发布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七三布告”发布前夕，当时不仅广西而且其它一些地区也存在着激烈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这种混乱的状况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在铁路、交通运输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于是，毛泽东、党中央就要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1]

从中我们看到，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因而中央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的。这是要对其采取专政措施，即动用军队将其歼灭了，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至于如何消除派性，尽快实现三结合，毛泽东认为还是由军队负责，从派性中解脱出来，主动出面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这是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处理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出现的问题时，采用了文、武两种手段。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属于敌我矛盾，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采取专政手段;对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军队主持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的又一次运用。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指示》。

五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毛泽东批示：“照办。”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决议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2]

毛泽东审阅、批准的这个指示下发后，对于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也使得军队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有了依据，为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物资运输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地方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和大规模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三布告”的发布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和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而且一些事件已经超脱了派性斗争的性质，属于反革命的行为，业已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行为和事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尤以广西更为严重。因而经毛泽东批准后，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了针对广西的“七三布告”。

2)“七三布告”的基本内容。

“七三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下发的。这个布告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由于是七月三日发出的，因而通称为“七三布告”。

布告在列举了广西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后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4]

布告还阐明了处理问题的政策措施。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分来。[5]

从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七三布告”所具有的强大威慑力。“七三布告”将广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种定性表明中央要对其采取专政措施了。这是因为这些事件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缘故。为了恢复社会稳定，建立正常秩序，布告还提出了六条要求，对于处理反革命行为及两派斗争阐明了具体的政策。这既是为下一步广西革筹小组采取措施指明了方向，又是对于深陷事件中的人及两派群众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敌对行动，将言行转到布告的要求上来。

3)对“七三布告”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七三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发布的，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类似事件也是可以参照布告的要求来予以执行的。

“七三布告”要求把反革命行为与派性斗争区分开来。对于反革命行为，要按照政策采取专政措施;对于两派斗争，则是要按照政策，注意斗争策略，由各派清理本派组织中的坏人，将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与群众组织区分开来，不要将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与群众组织混为一谈。这样就为即将采取的行动提供了政策指导，以便于在解决问题时更具有针对性，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七三布告”将广西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已经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业已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交通运输造成了严重破坏的缘故。而且，在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特急电报以后，他们仍然拒不执行，采取顽抗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比如炸毁铁路，抢劫援越物资，抢夺军队武器，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等)，已经触动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底线，是在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对抗，因而毛泽东才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了“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发布的。这个时候夺权的高潮业已过去，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处于由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过渡时期。广西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尚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但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业已成为广西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这个时候广西以及其它地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乃至于抢夺、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广西乃至其它地区文革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维护广西乃至其它地区文革成果、保证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时，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特急电报，对他们进行警告，并要求他们停止破坏活动，交还抢劫物资，但是他们却拒绝执行。在正常劝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而他们的行为又已严重破坏文革发展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发布“七三布告”的方式，采取强制措施来制止这些错误行动了。过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通过下发文件、撰写社论的方式，这次却采取张贴布告、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既说明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也反映出中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迫切心情。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既有广西乃至其它地区出现的反革命行为，也有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两者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同的。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派性斗争发展到极端，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派性斗争的要求出发，作出破坏社会秩序、交通运输、抢劫物资、抢夺武器弹药乃至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醉心于派性斗争中的人员，派性充溢着头脑，早已把中央的方针政策、文革发展的大局抛之于九霄云外，同时，一些反革命分子打着派性斗争的幌子也混迹于其中，不仅进行大规模武斗，而且为了派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些行为业已严重威胁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文革发展的大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文革秩序和文革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将两者正确区分出来则是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正确区分两派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左”的错误;反之，如果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则会犯右的错误。有时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搅合在一起的，将两者区分开来并不容易。这就要求广西革命小筹及当地驻军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以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深入斗争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搜集大量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在对两派做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行动计划和方案，而后采取行动。

从文革发展的要求来分析，当时“七三布告”的发布是必要的。这是在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破坏文革的行为，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文革是搞不起来的。当着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行为业已具有反革命的性质，破坏无产阶级政权根基的时候，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就成为适应文革发展要求、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还是要另当别论。不能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下发“七三布告”的必要性。下文我们还要研究这个问题，此处从略。

③ “七二四布告”的发布。

由于“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问题发布的，因而布告下发以后，一些地区的大规模武斗特别是破坏交通运输、抢劫国家商店、抢夺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反而还在继续。这些事件以陕西最为突出，于是毛泽东、党中央又下发了“七二四布告”。

1)“七二四布告”发布的背景。

“七二四布告”上承“七三布告”，虽然是针对陕西问题下发的，但是对于其它地区发生的类似事件也是具有重要效力的。这是因为在“七三布告”下发后，其它一些地区仍然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以陕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缘故。这种状况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还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在“七三布告”下发前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这个时候，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6]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7]

具体说来，在“七三布告”下发前后，陕西省发生的事件表现如下：

五月一日刚刚成立了革委会的陕西省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陕西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0多万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达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毁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喝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1.5万余间。五月二十六日，西安铁路系统发生全线停车事件;六月三日，火车西站又遭冲击，积压车皮高达八、九千辆。陕西全省有四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18个县。陕西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象极其严重，被抢各类枪支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六月二日，勉县部分造反派袭击国家绝密档案库，将守库的一个班的14名战士杀死9名，打伤4名。中央“七三布告”下发后，武斗仍很猖獗。七月十九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七月三十一日，汉中两派武斗，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8]

陕西省发生的这些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上报中央。在“七三布告”下发以后，陕西省仍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制造出一系列的事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他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9]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些是因为群众中的派性斗争，有些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坏分子(包括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水搅浑，大搞破坏活动造成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就便于我们根据他们的言行识别他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及时处理他们，将他们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七二四布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下发的。

2)“七二四布告”的基本内容。

“七二四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这个布告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由于是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因而通称为“七二四布告”。

布告说：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布告在列举了这些反革命事件以后说：[10]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11]

布告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12]

从中我们看到，“七二四布告”是在列举了陕西省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以后，又特地重申了六项要求的。布告要求必须全面、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的同时，又根据陕西省发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在运用专政手段打击反革命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来结束武斗，恢复秩序的稳定。

布告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重申了党的政策，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和这个组织的群众区分开来，把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群众区分开来，瞄准打击对象，争取基本群众，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由此可见，布告在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也是高度重视做好思想工作，从政策和斗争策略上作出了相关规定的。

3)对“七二四布告”的评析。

“七二四布告”是在“七三布告”下发后，鉴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还存在着大规模武斗乃至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这个布告同“七三布告”一样是经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因而这个布告同“七三布告”虽然在发布的具体对象上有所不同，但是从内容及其目的上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

“七二四布告”虽然是针对陕西发生的严重事件发布的，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发生的类似事件同样也是具有效力的。这个布告是在“七三布告”下发后，鉴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仍然发生大规模武斗乃至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布告在重申“七三布告”的同时，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布告在强调采取专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提醒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布告在执行的要求上是果断的、迅速的、带有强制力的，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

“七二四布告”的鲜明特点表现在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处理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处理反革命事件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在处理两派斗争的问题上，又为什么要采取强制措施呢?这是因为两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已经超出了文革的范畴，严重破坏了文革、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文革成果巩固和发展的现实威胁。从造成的后果上来说，与反革命事件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差异。这个时候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恰恰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革路线虽然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也要防止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民粹主义以及在处理问题上的尾巴主义倾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强大后盾。当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遭到反革命事件、大规模武斗的严重制约，在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文革发展在一些地区即将脱离既定轨道的背景下，动用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强制措施，消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成为保障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了。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和要求所决定的。

我们注意到，这个布告和“七三布告”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大规模武斗才发布的。关于为什么下发这两个布告，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八日晨与中央领导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1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七二四布告”(即陕西布告)是因为有人借口“七三布告”(即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于陕西，陕西有些人还在继续进行武斗乃至于发生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可是，其它一些地方仍然借口这两个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还在继续搞武斗，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因而就要发一个全国的布告来约束这些人，剥夺他们的借口。毛泽东在谈话中列举了这些破坏行为，指出再这样做，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这些严厉警告，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那些从派别、个人私利出发，破坏文革、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行为的气愤态度。其实这种义愤并非仅仅是来自于个人好恶，而是由文革发展的大局及其要求所决定的。

以往，毛泽东关于制止武斗的一系列指示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了。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了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14]

“七二四布告”和“七三布告”一样，都是为了解决业已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大规模武斗才下发的。布告虽然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作了重要规定，具有巨大的震慑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也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这是应该由具体执行者来负责的。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布告下发的必要性。这是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④ 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及各地对指示和布告的贯彻执行。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下发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两个布告中也有所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做好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指示呢?这两个布告下发后，又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

1)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做好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制措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这在毛泽东的谈话、批示的文件中多次表现了出来。

对待学生在文革中的闹事行为，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去予以制止，而是采取观察、放任的态度，通过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来作出判断，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学生的闹事行为，出现的派性斗争，采取了豁达的态度。他们之间发生的派性斗争没有发展到严重的武斗，破坏社会秩序，一般来说还是不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要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这就要了解两派的具体情况，多找两派的人进行谈话，特别是要做好反对自己那一派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些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军队去收。做工作不要只来几个人，两边多来一些人，一派一派地谈。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要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16]

即便是对于犯罪的学生，也要开办学习班，努力做好他们的教育工作，争取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转变过来。这在毛泽东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17]

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发生的两派斗争及其武斗问题，中央在北京开办了大批学习班，将军队支左人员、地方干部和两派头头集中到学习班来，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打通他们的思想，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将学习班中的一些典型材料转发给各学习班参考。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新疆学习班联络组编印的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报送毛泽东。其中题为《“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的第一件材料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新疆“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称赞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保卫祖国、“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解放军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说：比如，冲击军事机关，对解放军骂、打、抓、刁难、丑化，还把同解放军关系紧张的责任推到解放军身上。听了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七月二十日在接见时的批评，才猛醒过来，认识到这是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今后一定和解放军改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解放军代表表示，主要是我们犯了错误，军民关系紧张，部队要负责任。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指江苏北部徐州和连云港地区。连云港原称海州。——毛文稿编者注)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18]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特别是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清华大学的两派头头置毛泽东、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于不顾，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武斗，死伤了不少人，造成了严重后果，于是毛泽东决定派出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两派之间的武斗。

七月二十七日，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19]

当时，工人是在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甚至刀枪棍棒，而是手拿《毛主席语录》的形式进入清华大学的。他们是要制止两派之间的武斗，促使两派实现大联合，但是却遭到清华大学团派的攻击，造成了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派出部队，而是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发出了严厉警告，说服、教育他们转变态度，停止武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通过批评、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最终解决了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此后，大批工宣队进入学校，制止学校发生的武斗，促进两派之间的联合，为教育革命创造了条件。随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于工宣队的工作方法又进一步作出了指示。

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20]

毛泽东对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如何解决两派之间的冲突和武斗问题，也作出了指示。他要求军队不要支一派压一派，而是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对于徐州军队、地方和群众中出现的两派，毛泽东主张先找军队领导干部谈，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而后再实现两派之间的大联合。

九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汇报到解决徐州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徐州问题，你们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谈一谈。先找军长、政委两人谈，然后再找军、师的干部谈一谈。叫他们两派要很好团结，军队、地方都是两派，群众也是两派。要找他们谈几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比较灵，一派是搞不好的。现在不搞两派团结怎么办?两派都要，丢掉哪一派都不行。[21]

十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对于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个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22]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还是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以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最为严重。有人还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错误口号，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是不能让刘少奇来负责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酿成了严重的派性和武斗。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好思想工作(包括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是头等重要的工作。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要将两者区分开来并予以正确地处理确实比较困难。因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比过去打仗要困难得多。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置于解决两派冲突和武斗的首要地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认真做好两派人员的思想工作，讲明中央的政策，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下面一个材料对此予以了证明。

十月十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2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面对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军队、地方、群众也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毛泽东不论是在谈话、批示的材料和文件中，还是在创办学习班以及处理两派的斗争上，都是特别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两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和武斗时，弄清情况，讲究方法，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不要支一派压一派，及时将处理两派斗争的典型材料印发各地参考，以促进各地两派问题的早日解决。这样从上到下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两派的思想工作，就成为处理派性和武斗的鲜明特点。

2)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两个布告的情况汇报。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陕西两区、省下发的，但是对于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也是具有效力的。各地在收到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的两个布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布告的精神来处理本地发生的类似事件，并将执行情况上报毛泽东、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将其中的典型报告转发各地参考，以停止武斗，解决派性问题，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斗、批、改做好准备。我们看下面的几份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报送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24]

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精神，就必须大力搞好宣传，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而且业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希望他们以湖南为例将“七三布告”的精神真正贯彻下去，以促进各地派性和武斗问题的解决。

八月四日，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经周恩来修改后，报送毛泽东审阅。八月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安排意见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指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要点——毛文稿编者注)和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

(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25]

从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安排中，既要大造声势，努力做好宣传工作，又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借鉴外地的经验，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大批宣传队，深入基层，点面结合，抓好典型，保证首都的稳定和革命秩序。北京市这个报告的安排是周密的，计划是详尽的，将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精神与首都治安工作结合起来，以解决两派之间的冲突与武斗为重点，做好首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工作。

八月十四日，上海市革委会向毛泽东、党中央报送了《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26]

从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为指导，解决了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中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对于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涉及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要大力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对群众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群众促进其头头的转变，使这些单位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个报告总结了上海市解决问题的经验，报告内容又具有说服力，因而毛泽东才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下发后，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规定，解决本地存在的两派冲突和武斗以及其它问题。毛泽东将执行过程中的典型报告转发给各地参考，以使各地能够借鉴经验，汲取教训，查漏补缺，鞭辟入里，推动本地问题的早日解决，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最后任务，为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都是要解决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各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在解决各地两派矛盾和武斗问题时，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认真、细致、深入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个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打击反革命行为，制止武斗事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既不能因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对于大规模武斗乃至于反革命行为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不能因为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就放弃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味采取高压行动。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妥善、慎重地处理，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具体说来，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情况，讲究策略，而不能主观臆断，随意行事。一般来说，首先是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制措施只能是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形势严峻，情况紧急，思想工作业已难以做通后的不得已选择。至于行使专政措施，只能是事件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升为敌我矛盾后的选择。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处理方式和斗争策略，使问题和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防患于未然。

⑤ 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一——安徽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安徽又发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造成了局势的混乱。于是刚刚成立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在主任李德生领导下，以解决芜湖问题为重点，处理了两派之间的武斗，恢复了安徽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从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说起。

1)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奉命到安徽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安徽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形成了好派和P派两大派。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而且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当地驻军也卷入了派性斗争，武斗频繁，政局动荡。

李德生任军长的十二军本来在江苏北部驻扎。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鉴于安徽省面临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决定调十二军进入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火速召李德生进京谈话，对十二军入皖一事作了部署和安排。李德生回到部队后，和政委张文碧商量后，召开军党委常委会议，确定了解决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三十四师进驻皖北，三十五师进驻皖南，三十六师随军部进驻省会合肥及其周边地区。[27]

八月上旬，十二军在李德生率领下从苏北进入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军部指挥所先头设营的车辆，刚到合肥市南郊，就被正在武斗的两派阻断了通道。李德生让参谋通知部队，以分列式的队形，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决不开枪，不纠缠两派是非，直插两派武斗群众中间。于是部队指战员迅速跳下卡车，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路，隔开了正在武斗的两派，制止了正在发生的武斗，顺利到达了营地。[28]

当时安徽有省军区、二炮一个基地这样两个军级单位，其中省军区就有两个师的部队，还有总部、海军、空军和南京军区的师、团级单位和部队。李德生很清楚，驻皖的军级、师级机关、部队，在参加前一段的“三支两军”中，与两派之间存在着恩恩怨怨，带有不同程度的倾向性。但是，他们在安徽的时间长，情况熟，在当地又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十二军要做好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就必须团结其它驻皖部队，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做好工作。

李德生到任的第二天，就亲自登门，看望安徽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他又请来驻皖部队的领导同志开会，到会的有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司令员廖成美，还有各师、团级单位的领导同志。李德生坦诚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十二军到安徽来，我们实际上是二梯队。前一阶段，安徽省军区和驻皖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是在没有经验的困难条件下急促上阵的，也是做出贡献的。我们来了以后，从我开始，要向安徽省军区和所有驻皖部队学习。”李德生请每个单位派一位领导同志参加省“三支两军”的领导小组，同时派机关干部，参加军管会和“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工作。[29]

李德生一方面派出大批指战员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又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武斗。当造反派组织人员外出参加武斗，在反复劝告不听的时候，李德生组织战士采取“卧轨”、“卧路”的方式，阻止造反派开着火车、汽车到外地进行武斗。[30]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了此事。九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全国。[31]

李德生率领的十二军和驻皖其它部队，首先从军队做起，高举团结的旗帜去做思想工作，形成了“制武斗、大联合、三结合”的三部曲，30多天遏制了武斗，40多天实现各派大联合，接着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前后8个多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环环相扣，进展顺利。[32]

从中我们看到，李德生率领的十二军到达安徽以后，采取软、硬两种手段，既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又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武斗，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安徽的形势迅速稳定了下来。

2)解决芜湖武斗，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省革命委员会权威，实现安徽社会稳定的焦点。

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来，在两派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就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六月份以后两派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刚刚成立的省级和地方革命委员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李德生及十二军支左部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芜湖市地处安徽省南部，扼守长江咽喉要道，有冶金、机械、电力、造船、化工、纺织、食品等工业，是与合肥、蚌埠齐名的安徽省第三大城市。从芜湖市的具体情况来说，因为当时芜湖市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得不那么成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给他们留了几名委员名额，没有定下具体人选，打算由三十五师继续做工作，准备等条件成熟之后再补。

省革委会成立后，芜湖专区和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省、市、地革委会的成立，那些没有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不满情绪和争权的欲望恶性膨胀。他们频频活动，煽动闹事，两派群众对立情绪被重新挑动起来。有的人借着中央解决杨、余、傅事件的机会，把矛头指向当地驻军。市革委会和三十五师一时无法控制局势。

六月二十六日，几百人冲击部队领导机关;二十七日，到处抢枪，占领制高点，两派分别包围部队;二十八日，打死军队司机1人;二十九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接着，他们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某单位，抢走机密海图;另有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干部战士1300多人被打，其中200多人被打伤。驻芜湖部队几乎大小单位都遭到砸抢。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天，六月二十六日，三十五师向军部作了报告，李德生当即指示部队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要开枪，只要不开枪，部队就主动;同时派十二军参谋长兼“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林有声从合肥带工作组立即赶到芜湖做工作。

芜湖的造反派根本不听劝阻，并且越闹越厉害。他们的意图是，就是要惊动省革委会及其主任李德生，以此显示自己的实力，在省、市革委会里面争到席位。

在派出林有声到芜湖的同时，省革委会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芜湖形势，研究解决办法。有的提出，再派革委会领导成员去做工作;有的提出增加部队，按照“九五命令”办事;有的提出采取强硬手段，抓几个煽动闹事的头头。李德生仔细听取大家发言，权衡利弊后说：现时芜湖闹得很凶，为什么闹事，说穿了就是要进革委会，要权，看来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市革委会讲话，已经很难起作用，驻军也很难解决矛盾。芜湖虽是局部，却是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过去，北有淮南，南有芜湖，都是武斗出了名的。现在，合肥、淮南形势稳定了，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就看着芜湖。你芜湖的头头没有进革委会可以闹事，我没有进革委会，也可以闹事。芜湖问题解决不好，必将波及全省。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机关也接到报告，他们打来电话，建议十二军考虑，三十五师部队是不是暂时撒出芜湖市，缓和一下芜湖局势。

李德生问到会的同志，解决芜湖问题，是让驻军部队按照“九五命令”，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还是撤出部队，争取造反派的合作?大家讨论，觉得这两种办法虽然各有利弊，却都不是好方法。议论来议论去，认为应当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依靠部队干部、战士，首先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到家，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就非得省里领导同志出面不可。

李德生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十分肯定地说：“他们闹得这么起劲，就是要争在革委会里的席位。它的矛头是对着省革委会来的，对着李德生来的，看你敢不敢来芜湖，这个意图很明显。我看还是我去好!现在省里的工作，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等几位副主任都在，都可以商量处理，我离得开;要讲谁去比较好，我是省革委会主任，当然是我去好一些。他们不就是想要我去吗，他们就是认为如果我去不了，他们就可以提高条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应当去，我去有利!我看大家不要争了。”

大家议论说，芜湖武斗已经开始动枪动炮了，局势太乱，很不安全，即便去，也要多带一些警卫人员去。

李德生说，警卫人员不要多带，省革委会机关去几位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但是要带上几位结合进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会后，李德生专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报告芜湖情况、省革委会讨论的意见。他说，按照军区机关同志的意见，如果三十五师撤出了，芜湖的形势会更严重，发展下去很难逆转。

许世友听了李德生的意见，爽快地答复说，你的意见对，你去好。就照你们研究的方案办，军区机关叫三十五师撤出芜湖是乱弹琴。

出发前，李德生找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对他们说：“省革委会决定，请你们一起到芜湖去，是要你们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把武斗刹住。你们过去同他们之间联系比较多，有这个有利条件。你们现在已经进了革委会，就不再是哪一派的代表了。你们只能站在全局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不要做任何煽动派性的工作。这是你们参加革委会后，第一次站在全省的立场做工作，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几位群众组织代表觉得能够随同李德生参加这种活动是很光荣的事，纷纷表示要按照革委会的要求，做好工作，接受考验。[33]

从中我们看到，在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些造反派头头由于没有进入革命委员会又煽动起了派性纷争，冲击军队和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酿成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李德生召集省革命委员会和军队领导成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当时会议上议论纷纷，南京军区也建议三十五师部队暂时撤出芜湖，李德生冷静分析以后认为，这个时候不能让步，否则的话，其它地方的造反派也会效仿他们起来闹事。这样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不仅实现不了社会的稳定，刚刚取得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成果还有可能付诸东流。因而他觉得部队既不能撤出芜湖，也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不能开枪，而是要首先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是十二军的军长，只有他出面才有可能争取群众，化解矛盾，说服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放下武器，停止武斗。于是，他只带着工作人员和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轻车简从，前往芜湖，去处理两派纷争和武斗问题。

3)李德生亲临一线解决芜湖武斗事件。

六月二十七日，李德生和省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革委会几位工作人员，分乘三辆吉普车，前往芜湖。

李德生一行到了芜湖，进了三十五师师部，立即听取了三十五师政委兼芜湖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等领导同志的汇报。

李德生问：“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

于永贤说：“现在两派对立，部队讲话不灵。”

李德生问：“你们做群众工作，两派群众的真实思想怎么样?”

于永贤认为，两派群众组织里的多数群众，对于一些头头争权夺利的情况认识不清，总认为驻军和革委会对他们这一派有偏见，这个思想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

李德生说，这就是说，还不到万不得已动用强制措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分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争取广大群众，使得极少数挑动事端的人孤立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群众组织的头头，也要分别做艰苦的工作，把他们里的多数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起到改变局面的作用。对于抢枪冲击部队的事，在群众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之前，先不急于处理。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了，他们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的话，就坚决按照“九五命令”办事，对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

第二天，李德生和三十五师政治委员于永贤，一起找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谈话，听他们介绍情况和谈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错误，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让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到两派的骨干和群众中去做工作。

李德生带工作组到芜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市。有的群众组织看到省革委会对制止武斗、批判派性决心很大，活动有所收敛;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引起李德生的注意，反而越发活跃起来，继续冲击海军、空军的技术单位。

有一次，李德生在行车途中，正遇到两派武斗，流弹飞舞，随行的同志建议绕道走。李德生提醒他们，在这种时候，更需要我去，必须把武斗风刹住。他在汽车开到武斗现场后，让警卫员打开吉普车的帆布篷，从座位上站起来，接过手提喇叭，命令两派停止武斗。两派头头都没想到李德生军长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武斗现场讲话，不由得都停止了射击，人们逐渐向吉普车四周走过来，李德生再次向他们讲解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道理。一场武斗戛然而止。

全市一个最为好斗的群众组织，特意通过大喇叭广播：“欢迎李军长到芜湖来，欢迎李军长亲自接见我们!”而且“请李军长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同行”。省、市革委会的同志听了广播，许多人非常震怒，有的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有的认为，按照他们的表现，应当考虑给他们定性。三十五师的同志则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军长不能去，更不能一个人去。这个组织武斗出了名，军长一个人去，无异投身虎口，轻则被当人质扣押，重则有生命危险，万一出现差错，谁能负这个责任?

李德生听了大家意见，冷静地分析道：“现在稳定安微形势的焦点在芜湖，芜湖的焦点在这个群众组织的动向。其他各派群众织都在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究竟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解决问题。我看，这个群众组织的问题解决了，整个形势就会改观。他们叫板要我去，宣传得那么凶，以为我不敢去，不能去。这样他们就得意了。其实他们恰恰错了，我为什么不敢去，为什么不能去?”

三十五师的同志担心地说：“现在武斗没有停，时不时有流弹到处飞;而且那一派当中有个别亡命之徒，您的安全难以保证。”

李德生说：“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我想，他们之所以要求我去，总想解决什么问题吧，把我伤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看，他们不敢随便加害于我，他们也要考虑那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

李德生极而言之地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把我打死了，坏人就彻底暴露了，问题就能解决了。”

李德生缓和一下口气说：“同志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就我一个人去，单刀赴会嘛!”

会上大家终于同意了李德生的意见，并且进一步讨论了李德生进入据点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好了各种应对的预案，包括向群众宣传李德生同群众组织做工作的情况，都由于永贤一一作了布置。会后，李德生带了作训参谋苏语和警卫员王楚林，乘一辆吉普车。革委会几个干部，乘坐另一辆吉普车跟在后面，来到武斗组织总部的据点。

造反派的据点，是芜湖电校的大楼。李德生到了电校的楼前，下得车来，只见一座二层楼房，墙壁上有不少弹痕。一楼的门窗统统用沙袋垒得严严实实，沙袋间留着射孔，里面架着机枪、步枪。李德生调侃说，还真有点打巷战的味道嘛。

二楼窗户也被沙袋砌满了，只留有一个窗口，伸出一架竹梯，通向楼外。有人进出，竹梯放下楼来;没有人出入，竹梯就收上去了。所谓竹梯，其实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用几根木棍横着绑在中间。李德生叫王楚林向楼上喊话。王楚林大声叫道：“楼上的听着，我们的李军长来了，你们快点把梯子放下来。”

那些指挥武斗的头头满以为他们提的条件，革委会是不会答应的，不过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可以向群众、向另一派炫耀。如今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几个人探出头来一看，果然是李德生来了，便让人从窗口把梯子放了下来。

看到梯子放下来，作训参谋苏语争着说要让他先上。李德生制止说，你上去被他们发现不是我，说不定反而有危险，你不要争了。

六月底的江南，天气炎热，李德生身穿一套单军装，脚蹬布条编制的草鞋，沿着竹梯，登上窗口。后面的警卫员王楚林护卫着，一起进了二楼。

李德生来了，武斗队众人毫无准备，一时反而没有话说。李德生在他们送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不客气地批评说：“你们要求我来，我来了。我来是要批评你们的。你们抢枪、搞武斗，一是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二是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脱离群众，群众组织脱离群众，这样下去，你们就越来越孤立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你们都知道了，那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先给你们讲清道理，如果你们不按党中央的命令办事，再这样下去，你们的前景很不好啊。这个后果，我也要先给你们讲清楚。”

造反派头头也觉得理亏，便争辩道：“是三十五师支左有偏向，使我们受压。”“他们不支持左派，支持保守派。”

李德生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怎么还说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你们没有学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应当说，安微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组织，做得对的我们就表扬，做得不对的我们就批评，毫不含糊，不客气。我们解放军几十年来的传统，就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你们说相信解放军，首先要相信解放军对群众的基本态度。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李德生环视四周，关切地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宽敞的教室，现在连个空气也不透，光线也不透，到处乱糟糟，有楼梯不敢用，跳窗户爬墙，多么不光明正大。这么大热天，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李德生的话，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李德生接着对那些头头讲：“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你们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如果部队有缺点，你们提得对，我们可以改正。你们哪里来的权力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也是先批评教育，你们一定要交出武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至于你们提的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提得对的，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造反派大肆宣传请李德生来，不过是虚张声势，压根没有想到李德生会来，更没有想到李德生来后谈什么。听完李德生一通讲话，他们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会，使人们逐渐醒悟过来。有些人激动地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许多人表示，要把抢来的枪支交还部队。

时隔很久之后，有的当事人评说这次会见，说当时被一种极“左”的错误思潮迷了窍，连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都不懂，一门心思想夺权、掌权，自认为是最早造反的，在革委会里应当占有更多更好的席位，非要争个上下高低不可。没有想到像李军长那样的领导干部，亲自和我们谈心，讲得那么实在，那么推心置腹。大家都被折服了，头头们煽动性的讲话一下子就不灵了。

一个小时的谈话，峰回路转，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头头们不知如何是好，就请李德生参观他们的据点。李德生顺水推舟，边看边批评道：“你们看看，你们把个好端端的教学楼搞成什么样子，这样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吗?你们自己在这样环境里生活，过得舒服吗，能持久吗?”“你们看看外边，武斗造成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市场冷落了，老百姓没法正常生活，大家对你们的意见大得很呢，你们的家长也不高兴，后果多么严重啊!”“我建议你们，在哪里摔跤，就在哪里爬起来。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头头们不再申辩，连连点头称是。

李德生要离开了，楼上的人都自动集合起来送李德生下楼，有的再次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这派组织果然开始交枪了。

李德生交代三十五师，要趁热打铁，继续做思想工作，防止反复。他要求三十五师组织力量，仔细调查了解指挥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弄清真相。他说，不要认为现在的形势好转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不一定在武斗现场，不一定在武斗据点，应当调查清楚，再研究如何处理，要把武斗的根子刨掉。

接连两天，李德生同芜湖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同志，分头走遍了芜湖两派主要武斗据点，同一队队佩刀带枪的群众组织头头、武斗骨干谈话，宣传政策，批评错误。[34]

从中我们看到，李德生到芜湖后，向三十五师了解了两派的具体情况以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主张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将群众争取过来，孤立两派头头，同时还要对两派头头做艰苦的工作，将多数头头争取过来，以孤立顽固、偏激的少数头头。在这些工作做好之前，从斗争策略考虑，对于抢枪及冲击部队的问题暂不处理。李德生在工作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焦点问题，提纲挈领，以点带面，以推动芜湖两派问题的解决。

在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亲临一线，说服、教育两派头头及其群众，要他们停止武斗，交出武器。这在李德生现场向武斗双方喊话以及到一个影响较大的造反派据点上反映了出来。他在处理两派斗争的时候，以大力宣传，大造舆论，做好两派群众及其头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方式，采取强制措施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在李德生及革命委员会和军队其他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芜湖两派之间的武斗终于停止了下来。

4)趁热打铁，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武斗死灰复燃。

在芜湖的派性冲突和武斗得到遏制后，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回到合肥，立即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和十二军党委会会议，介绍芜湖事件详细情况。

据调查证明，芜湖事件是由少数几个人操纵策划的，他们分别指挥两派协同行动，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使芜湖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他们另行成立革委会。李德生提出，我们应当在群众觉醒之后，揭露事件真相。

六月三十日当天，省革委会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各地市、各师以上部队、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来参加。革委会向大家介绍芜湖事件真相，发动各地、各组织都声讨这一事件。同时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等五个地区抽调人员，组成强大的军、地、群宣传队，派到芜湖，在芜湖市革委会领导下，宣传群众，帮助参加武斗的人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于武斗中故意伤害群众，负有人命的，在证据确凿后，交公安机关查处。

由于舆论宣传和必要的法制措施相结合，打击面极小，震撼力极大。于是，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揭发事件真相，解散专业武斗队，自动上缴武器，平毁工事，检举坏人，一些跟着犯错误的人很快觉醒过来。

只用10多天时间，到七月中旬，芜湖市邮电、交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十二军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危机度过去了。

李德生“整芜湖”，并不仅仅抓住制止武斗这一关键环节，他对芜湖的事情一直抓住不放。先是派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芜湖造船，把造成7条人命的事件追查清楚，移交省公安厅，请有经验的老的公检法人员来依法处理，使造船厂的形势得到了根本好转。接着紧紧抓住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生活这样一些大事，采取了具体措施。对于影响全市社会秩序和生产的芜湖造船厂，更是抓住不放，特地派出得力干部，去具体帮助，使工厂生产逐步恢复，到一九七〇年，造船厂造出三艘新艇下水。

在事件处理完毕后，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向中央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看到后，批示印发中央文件转发全国。[35]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转发了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的报告，重申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由此，芜湖制止武斗闻名全国了。

在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称赞“芜湖整得不错嘛”。他还进一步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德生脱口而出：“就是大造舆论!”毛泽东听到感慨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要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36]

从中我们看到，在芜湖武斗被初步遏制以后，李德生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仍然保持高压态势，及时召开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和十二军党委会议，统一思想，作出部署，发动群众，大造舆论，派出大批宣传队，深入到一线去做工作。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将违法犯罪者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这样在没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制止了武斗，解决了芜湖危机。不仅如此，在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稳定的同时，李德生还以芜湖造般厂为龙头，采取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随后，又向中央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转发全国。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行动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专门询问李德生是如何处理芜湖问题的。李德生就是这样成为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模范的。

5)对李德生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安徽武斗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李德生是在当地驻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陷于派性斗争的情况下，由毛泽东决定、在周恩来部署下率领十二军紧急从苏北到达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到达安徽以后，在他领导下，十二军与当地驻军一起，执行中央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宣传、发动群众，解决了两派的武斗，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却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下旬又发生了两派之间的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李德生清醒地意识到，武斗的重心在芜湖，如果芜湖的武斗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住，势必会发生连锁反应，向其它地区蔓延，致使更多地区乃至全省又陷入混乱之中。于是，他不顾别人的劝阻，轻车简从，只带领省革委会若干工作人员和群众代表，到达一线，深入据点，与造反派及其头头谈话，说服、教育、批评他们，最终制止了他们之间的武斗。

李德生说：他们处理问题的办法就是大造舆论。对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而不是支一派压一派，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37]如何做好两派及其头头的思想工作，是支左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大造舆论就是为了争取群众，宣传造势，采取多种方式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及时传播开来，让参加武斗的两派群众及其头头能够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思想上弄清是非，从派性斗争中醒悟过来，早日转变态度，停止武斗，交出武器，实现联合。这是解决两派武斗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知道，在全面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分裂了，两派都宣传自己是造反派。这个时候如果支一派压一派，就容易陷入派性斗争中，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个时候对两派都采取支持的态度，会使两派觉得军队支左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获得军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两派也容易接受军队对他们缺点、错误的批评。这样就为解决他们之间的武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虽然采取了软、硬两种手段，但是在采取专政、强制措施的手段上则是非常慎重的。这只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正如他所说，只要不开枪，军队就主动，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38]

芜湖武斗，虽然是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发生的。但是李德生并没有采取专政、强制措施，而是为了停止武斗，在大造舆论的基础上，将大批宣传队派下去。他还深入武斗一线，亲自到据点与造反派及其头头谈话，说服、教育他们放下武器。这在支左部队负责人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的。以往的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或者是陷入派性斗争中不能自拔，或者是采取武力镇压造反派，或者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而李德生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通过大造舆论，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制止了芜湖两派之间的武斗，成为当时支左工作中的表率。

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行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询问、称赞李德生的支左行动，而且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建议将李德生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议李德生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随后又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后来，李德生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来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另有隐情，以后我们再分析)。不难看出，李德生在党内、军内政治地位的变化是与他在安徽支左工作的成效存在密切关系的。[39]

李德生在支左过程中模范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安徽省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又以妥善方式解决了芜湖等地发生的武斗。李德生在党内、军内地位的上升，既是对他执行“三支两军”工作的肯定，也是为了巩固文革成果，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在文革中审查干部、考验干部、识别干部、评价干部方针的具体实践。

⑥ 两个报告下发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二——广西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广西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反对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伍晋南;一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两派因为政见的不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中央对广西两派定性的微妙变化。

广西文革在全面夺权中形成了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由于四二二派具有激进色彩，而联指则是呈现出保守色彩，因而中央在两派斗争的初始阶段，将四二二定性为造反派，联指定性为群众组织。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中央对广西两派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差别。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开始，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支持广西四二二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多次对广西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进行了批评。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人第五次接见广西代表。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

中央五次接见后，广西四二二派气势大振，不断加强宣传攻势，竭力打压联指。联指派群众纷纷倒戈，有的原来表态支持韦国清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九月二十八日，根据周恩来在接见时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一月十三日，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广西各派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这时候，中央的态度与几个月前有所不同，不再明显偏向于广西四二二一边。“决定”将两派都同样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0]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在两派定性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四二二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也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但是在同年十一月份两派大联合的协议中，中央将两派都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四二二利用中央肯定自己的机会，没有主动团结、联合联指成员，而是向联指发起了猛烈攻势。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却是与中央大联合的方针出现了不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地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解决派性斗争，实现大联合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的缘故。

两派斗争的倾向性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具有保守色彩的联指群众及其头头，也是要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而非排斥他们。这是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应有之义。中央也是从结束派性纷争和武斗，实现两派大联合的要求，才在两派的称呼上发生微妙变化的。

2)两派斗争再次激化，中央颁发“七三布告”。

从中央对待两派称呼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希望以此来促进两派大联合的。但是，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却没有就此缓和下来，而是愈演愈烈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这个时候四二二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的矛盾也在不断走向激化，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以后，广西四二二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央也逐渐改变了对广西两派的看法。一月下旬，原广西驻军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队被下令调出广西。广西军区对四二二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二月二十九日，广西军区命令6984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垆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此后，广西军区频频动用部队武装来解决广西派性斗争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广西军区派出八个连的部队和民兵对四二二派的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简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参加上石农总的群众受牵连遭到杀害或迫害致死的达108人，被判处死刑的4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广西两派的派性斗争日益激烈，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抢夺解放军武器准备的行动，但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将责任更多地加在四二二头上。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态度，向中央带有倾向性的汇报，也影响到中央的态度。六月三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毛泽东提到的是五月二十一日，广西四二二派的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11888箱，共计1700万发。但在这前不久，广西联指制造的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大的抢枪事件，毛泽东却并未提及。

五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在广西破获了所谓“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六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此后，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或被逼自杀身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

六月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报》在刊登“六一七公报”的同时，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其中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

“六一七公告”发布后，广西各地联指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紧急于六月二十四日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五月二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五月二十九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飞赴北京，向中央当面汇报“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六月十三日，中央向广西发出《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但未见成效。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及不少县市都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日益严重。

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七三布告”。[41]

以上资料揭示了“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四二二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矛盾走向了尖锐化，同情、支持自己的部队被调走，中央对待广西两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与中央促进两派大联合的方针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四二二在广西文革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在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中表现了出来。

两派都抢夺了武器装备和援越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但是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却在两派武斗及向中央汇报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是平等地对待两派，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四二二，自作主张或得中央批准后动用部队对四二二展开了行动。当然，这是与联指具有保守色彩，四二二又没有及时促进联合、仍然进行武斗存在密切关系的。

这个时候破获的“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很大震动，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打击四二二提供了材料。他们在向中央汇报时说，这个案件发生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内，还将这个案件与四二二的派性及武斗行为联系起来，致使四二二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性质上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样就将解决派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二二，为他们对四二二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现实依据。“七三布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布的。

3)依据“七三布告”，对四二二派采取镇压行动。

“七三布告”是当时中央根据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反映的情况而下发的，把四二二的一些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又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对四二二进行了镇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42]这个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是如何支持联指对四二二采取军事行动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广西，“七三布告”成为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支持联指镇压四二二的尚方宝剑。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严厉批评四二二，认定在广西杀人、放火，抢夺援越物资都是四二二干的。周恩来甚至说到：“‘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

“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乘“七三布告”之东风，出动解放军和南宁周围十几个县的民兵及广西联指的武装，联合进攻四二二最后剩下的百货大楼、展览馆、解放路等据点。

南宁市革委会出动了五千多人的宣传队，开办了六百六十多个学习班，大张旗鼓地宣传“七三布告”。还出动飞机向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一带四二二的据点散发“七三布告”，号召住在上述据点附近的群众撤退出来。七月上旬，广西军区成立了有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南宁警备区参谋长陈德华等参加的班子，专门负责“七三布告”的贯彻执行工作。于是，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旷日持久的武斗，演变成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

七月十五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在自治区体育场召开捍卫“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当天早上，部分参加大会的群众在经过邕江大桥时，遭四二二从桥头的据点开枪扫射，打死、打伤各二人。誓师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七一五大会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责成南宁警备区用武力解决四二二占领的自治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问题。

七月十五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时为广西大学学生，后被判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联指的常委会议，传达广西军区的指示，研究了攻打解放路等据点的问题。会后，由广西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将联指常委会研究攻打解放路的情况，向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作了汇报，得到了欧致富的同意。

联指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南宁饭店。由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任副总指挥。

七月十五日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开始向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等)进行包围。七月十六日，四二二控制区遭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七月十七日，解放路一带的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据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遭到联指炮击，一批船舶中弹燃烧。联指先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166艘。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了“滔天罪行”。

七月十八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报告》，指控四二二“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应对措施除发动政治攻势、制止武斗外，还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团等领导共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部队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二、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对邕江大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为了配合武力攻打解放路，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积极大造舆论。七月十七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公告》。

七月十九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部队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在解放路一带的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

七月三十一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广西联指武装人员开始围歼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宁、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部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七月三十一日晚，打进展览馆，八月一日凌晨结束战斗。

八月一日，联指攻下了百货大楼。据一九八三年自治区和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联合调查组调查证实，联指攻打百货大楼，是用高射机枪、四〇火箭筒、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司令部、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四二二自己炸毁了百货大楼。

八月一日，为庆祝攻下百货大楼和展览馆的胜利，广西联指举行庆功会餐。当天，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又发出一份公告。公告说：“有的人‘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革命事件’，并要他们‘不折不扣地、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出武器，不得擅自转移、隐藏、破坏，如拒不交出，继续顽抗者，定将依法严惩。”

八月二日，开始攻打解放路。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向阳路口等地紧急戒严的公告》，封锁以解放路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

在攻打解放路时，广西军分区管作战的常务副司令员焦玉山出任总指挥。部分解放军部队、广西联指的武装人员及从南宁周边各县调集来的民兵参加了战斗。

战斗于八月五日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7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的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八月十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人员攻打、炮击、爆破四二二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33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部加在广西四二二一方。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开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

军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据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会议决定调附近各县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一九九部队、凤山县人武部中队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各县人武部组织、带领各县联指武装人员4400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10000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103138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抢杀打死1016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西境内镇压四二二的战斗，并不完全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自行其事的结果。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装据点。”[43]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指挥军队、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据点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展开了军事行动。我们注意到，他们是在召开誓师大会，进行大量宣传以后，才向拒不缴械的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进攻的。四二二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并没有妥协，而是继续凭借据点进行抵抗，向包抄过来的军队、民兵和联指队伍发起了反击，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尽管如此，四二二还是由于寡不敌众，据点被一个一个地拔除，死伤惨重，最后组织瓦解了。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在对四二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还酿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们在汇报、宣传中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四二二，而隐晦了他们自己应付的责任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他们自己这一方面来说，除了明哲保身、推卸责任、深陷派性当中以外，还是由于他们将四二二的派性行为及其错误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所造成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尽管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两派斗争中带有严重的倾向性，联指在他们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但是从四二二这一方面来说，在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派性和武斗行为，也是要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此前中央反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对待两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四二二所反对、打倒的韦国清等人不仅在检查后获得了毛泽东、党中央的认可，还批准由韦国清牵头组织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44]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及时地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主动与激烈斗争中的联指化干戈为玉帛，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缓和关系，而是仍然固执己见，唯我独革，继续进行派性斗争，致使形势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四二二也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了。

在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五点指示”乃至颁布“七三布告”以后，四二二头头及其成员还是没有意识到政局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仍然置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反复宣传、警告于不顾，在部队、民兵奉命采取行动的时候，以牙还牙，猛烈对抗，由此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是令人惋惜的。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不如说是他们在派性斗争上的根深蒂固了。

4)对广西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两派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广西两派虽然在中央主导下达成了联合协议，但是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四二二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联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还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设施，造成了局势的严重混乱。毛泽东、党中央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密切关注着广西问题的发展，先后发出了“五点指示”和“七三布告”来解决广西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

广西解决两派武斗的鲜明特点是，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与联指一起，向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行动，采取了专政、强制措施，是动用军队和民兵将四二二剿灭的。这与李德生在安徽的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主动深入到两派群众中间，通过做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武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造成两地采取不同方式解决武斗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广西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也是因为韦国清等人不像李德生那样是从苏北奉命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此前置身于安徽的两派斗争之外，而他则是一直身处广西的两派斗争当中，是四二二反对、打倒的对象;又是因为韦国清等人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将四二二以革命群众组织看待，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与此同时，还因为四二二成员特别是其头头没有认识到文革形势的重大变化，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仍然从派别利益出发，主观武断，自以为是，拒绝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调解和帮助，热衷于派性斗争，与联指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广西没有能够像安徽那样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两派的武斗问题，而是在军事行动中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注意到，广西武斗的发生及其解决，是在中央发出“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前后进行的。这两个布告虽然都提出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侧重点还是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解决武斗问题的。“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发生的武斗、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设施才下发的。布告的下发，从制止广西出现的混乱局面，解决广西武斗上来说虽然是必要的，却也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是不是除了动用武力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武斗的问题上，则是主要靠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领导人来做出判断。因而是不是采取以及在什么条件下采取军事手段，还是主要由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

在中央布告下发后，虽然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提供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但是这个时候在布告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还是存在着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武斗的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而没有耐心去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只是在形式化的宣传以后，就动用军队和民兵对四二二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这方面来说，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都是要对此负有严重责任的。

从四二二这一方面来说，在中央下发布告以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采取缓和的行动，及时停止武斗，这样的惨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四二二却置中央下发的布告于不顾，仍然在进行顽抗。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和刚刚颁发的布告，也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他们感情用事、肆意妄为的行为葬送了最后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惨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因而四二二成员特别是其头头也是要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

从中我们看到，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处理两派斗争的时候，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宣传，造了一些舆论，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但是还是以军事行动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在对两派的关系上，他们也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将两派平等看待。因为两派都参与了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进行了武斗，但是他们却只是针对四二二采取了专政、强制措施，对于联指则是采取了庇护的态度。这种在两派处理上的不同表现，除去他们自己的原因以外，也是由于两派立场及其在中央“五点指示”、“七三布告”下发后的不同表现所造成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向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行动，瓦解了四二二组织，最终解决了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以将四二二的一些派性和错误行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才得以进行的。虽然这样解决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对以后广西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⑦ 在制止派性斗争中实现秩序的稳定。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这些严重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尤以广西、陕西两个区、省更为严重，其中有些行为的性质业已发生重大变化。于是，毛泽东、党中央才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下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处理当地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

不难看出，解决局部地区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一般来说，是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采取专政、强制措施为辅的。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是在政治思想工作难以起到重要作用，且斗争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实施的。安徽主要是采取做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而广西则是主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解决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的。至于采取哪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要根据当时斗争的态势及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这就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判断双方斗争的性质，而不能受到派性的影响，想当然或感情意气用事，否则的话，就会在执行中犯严重错误。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下发是必要的，及时的。因为在广西、陕西等地确实发生了局部的严重混乱，不论是对业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两个布告是在政治思想工作难以取得明显成效、一些行为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才下发的。遗憾的是，广西、陕西等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一些派性斗争和错误作为反革命进行了处理。虽然解决了两派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却也造成了一些后患。这是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把布告下发的必要性与执行中出现的错误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质疑布告下发的必要性。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文革发展的要求就是解决两派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为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这就是文革发展的大局。两派群众，本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任何破坏文革发展大局的行为，在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就会被文革发展的洪流所淹没，进而被淘汰出局。

两个布告的下发，是因为广西、陕西等地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已经脱离了文革发展的轨道。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置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于不顾，动员本派群众与对立派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对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业已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央下发的两个布告，是要制止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恢复正常秩序，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这也再一次证明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要为文革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文革能够进行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坚强后盾。两个布告的下发，就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拨正文革发展方向的具体表现。

文革就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45]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乱就是夺权，治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革命委员会，社会走向稳定，进行斗、批、改，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标志。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是由乱到治的转变时期。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则是企图像以前那样继续乱下去，不达到本派的要求誓不罢休。这样就严重违逆了文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思想工作难以做通，各派任行其是，大打出手，仍然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取专政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了。比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前后，山西解决晋东南问题、云南处理“滇挺”事件，就是这样做的。[46]随后的两个布告就是这样才得以下发执行的。

我们注意到，在两个布告下发以后，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将一些错误、派性行为作为反革命进行了处理，在解决问题上也存在简单、粗暴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后患，但是，广西、陕西等地出现的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毕竟得到了有效控制，恢复了地方的稳定，巩固了文革的成果。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文革发展的要求中，从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对文革发展所造成的破坏中，从思想工作与专政、强制措施的互动中，从无产阶级专政为文革的保驾护航中，来理解为什么以及如何解决两派纷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同时还要将下发布告和执行布告区分开来，不能以执行中的错误来否定布告下发的正义性、必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4)解决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为结束全面夺权阶段创造条件。

前文我们介绍了全面夺权阶段北京高校两派群众的斗争状况。这种派性斗争在分化组合中形成了所谓的天派和地派。高校内部的派性斗争，不仅使学校革委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难，还严重阻碍了北京市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在各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的情况下，北京高校内部的两派斗争不仅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高校中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乃至于发生了武斗。那么，这个时候北京高校内部两派斗争的状况又如何呢?

①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争动态。

一九六八年一月，为了解决高校师生之间的派性纷争，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在业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高校进一步巩固革命委员会，在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高校，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为这些高校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条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在开办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效，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参加学习班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不仅将矛头对准学习班负责人，又指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样就使得学习班在消除高校派性纷争、促进各派团结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北京高校天派、地派以及各校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又激化起来，并进一步发展到武斗，严重影响了北京高校乃至于北京市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解决高校两派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文革发展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要成立北京市市级以下革命委员会。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京市市级以下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具体状况又如何呢?

当时北京的大局是稳定的，市属18个县区，已有8个区、7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村80%的公社、70%的生产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城市90%的工厂实现了大联合，30%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北京一些高校中的两派头头仍然在进行派性斗争，乃至于发展到武斗。一九六八年元旦刚过，清华就发生了武斗。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财经学院的武斗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两派各占了数座教学楼，构筑了工事。正如北京市革委会负责文教的常委丁国钰所言：春风吹进了玉门关，春风也吹进了山海关，但春风就是吹不进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

为了解决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矛盾，一九六八年春节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集中大专院校头头办学习班。北航、地质、体院、政法、矿业、农大等绝大部分大学早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对于存在公开分裂甚至有武斗的少部分学校，让他们两派头头坐在一起，学习《毛选》、消除派性搞大联合。两派主要头头离开学校，和下面派性隔开，很有成效。

北京市革委会态度坚决，目标明确。北京市落后的高校一定要有二月份实现大联合，三月份建立革命委员会。聂元梓、韩爱晶都参加了市委学习班。根据市革命委员会通知，清华两派各出五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班。二月七日，在学习班里，清华两派头头达成“八要八不要”协议书。二月九日、二月十三日先后两次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余人进清华做工作，解决清华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1]

本来，按照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时的设想，学习班结束后，组织学习的军代表随各校群众组织头头一起回校并参加校革命委员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学习班内部却起了风潮，有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

三月十六日，参加学习班的北师大造反兵团王颂平公开贴大字报点名批判谢富治，一下子打破了学习班平静的气氛，迅速得到了一些人的呼应。

聂元梓从一九六七年春天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前就对谢富治主政北京大为不满，看到有人跳出来攻击谢富治，她本人不便于出面，就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二把手孙蓬一和北师大造反兵团以及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炮打谢富治的风浪。在炮打谢富治的一墙大字报下，孙蓬一兴奋得满脸红光，走路时脚板抬得高高的，似乎稳操胜券!

清华414也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414的倒谢活动在三月十八日达到高潮，其下属的八一军团还发表了致谢富治的公开信。蒯大富这个时候也跃跃欲试，想加入到这股倒谢的风潮中。当时蒯大富、韩爱晶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韩爱晶见状对蒯大富劝说道：打倒谢富治，你我是什么人?岂不成为新的黑市委成员!聂元梓自己不出面，煽动几个小组织火中取栗，她想当北京一把手!你蒯大富想过没有?在韩爱晶的劝说下，蒯大富当了一回观潮派，414扮演了急先锋!

本来，414认为谢富治必倒无疑，没想到谢富治没倒，杨、余、傅却倒台了，于是三月二十二日414又掉转过来，发表声明说：“坚决保卫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这个时候蒯大富的井冈山总部趁机向414发起了攻击，指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的黑后台。这样更进一步加剧了两派之间的斗争。[2]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高校两派头头学习班，就是要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学习班内有些造反派的头头从派别利益出发，乘机行动，贴出大字报，反对学习班负责人特别是发起了倒谢风潮，致使通过开办学习班来解决两派分歧和矛盾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样原来就激烈斗争中的两派不仅彼此之间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在进一步走向恶化。高校两派之间的武斗特别是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2)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武斗状况。

北京高校两派及各校内部两派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学习班内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出现武斗。这些武斗以北大、清华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武斗犹为严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一些红卫兵办的小报纷纷抛出诸如《不许否定革命小将——驳唯“派性”论》、《红卫兵万岁——彻底粉碎否定革命小将的右倾翻案逆流》等鼓吹派性的文章。三月以来，北京高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在进行游行示威等活动中，曾发生过数起小型武斗事件，造成多人受伤。随着派性矛盾的逐步增长，终于在北京许多高校和一些中学爆发了一连串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其中，以清华大学的武斗最为激烈，双方共死亡十余人。在参加武斗人数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上，北京大学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的冲突和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双方矛盾已异常尖锐。这时，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的较量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因而开始要借助于拳头、棍棒、长矛，甚至于使用现代化的步枪了。三月中旬以后，双方小规模的武斗多次发生。双方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于三月二十八日终于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围绕着几座宿舍楼的争夺，进行了一夜的混战。新北大公社人多势众，井冈山有其它院校的武斗队支持，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武斗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大量的公共财物和设施，还使得双方共有四百余人身受创伤。

在这次武斗事件之后，还发生了刺杀聂元梓的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月二十八日夜间武斗高潮过后，三月二十九日凌晨，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武斗现场视察。在围观的群众中，有两名井冈山的学生挤到她身边，其中一个打了聂元梓两拳，另一个用改锥捅了聂元梓的脑袋一下。两名学生在同伴的掩护下趁乱逃走。[3]对聂元梓行刺的学生是井冈山的樊能庭，当时聂元梓头部被刺出血了，这种行为引起了新北大公社成员的愤怒，当场演变为抓凶手的行动!情况立即通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报中央，连毛泽东都知道聂元梓遇刺了![4]新北大公社广播站也播出了有人“刺杀聂元梓”的消息。当天晚上十点半，谢富治亲临北大，不仅表示了对于聂元梓的支持，还明确指出：井冈山应立即自动交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和后台;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四月二十六日，北大两派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有近百人受伤，十几人被送进医院。到二十七日上午，新北大公社占领二十五楼，封锁了出入的大门，形成了对井冈山的环形包围。中午，新北大公社将食堂封闭，使井冈山人员无处吃饭。下午四时，断绝了井冈山总部所在的二十八楼的水、电。下午六时，新北大公社相继攻占了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楼，采取步步紧缩包围圈的围困政策。武斗中，井冈山的一名学生被打死。井冈山并未屈服，仍表示要与新北大公社决一死战。[5]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内部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及其武斗情况。在武斗过程中，井冈山派的学生甚至对于新北大公社的头头聂元梓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致使聂元梓身受皮外伤，从而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清华大学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武斗以后我们还要详细介绍，此处从略。

在此期间，北京市的一些大专院校不断出现各种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要求难以贯彻实施。据当时军训办公室的统计，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下旬为止，全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只有二十所能坚持复课，有二十几所院校处于时停时复状态，有十几所院校因两派斗争激烈，根本无法复课。据北京卫戍区军训办公室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的报告说：

北大、清华、人大、工业学院等多次发生武斗，虽经制止，尚未完全停下。政法、电力、轻工、科大、石油、铁道、钢铁等院校也不断发生小型武斗和摩擦。上述院校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对方说成是“反动加老保”，把两派斗争说成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的提出“誓与反革命地下复仇军决一死战”的口号，企图通过武斗搞垮对方。这次武斗，双方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如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囤积粮食)，而且武斗工具也有发展。这股武斗风看来一时难以制止。这些院校两派组织的大多数群众是不愿武斗的，许多师生纷纷逃避武斗。仅清华一校就走了七八千人。

五月十四日，人民大学发生武斗，人大三红冲新人大公社的工厂，武斗中用长矛刺死新人大公社一人。五月二十二日，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爆发武斗，新人大公社当场死三人(二男一女)，双方都使用了手榴弹。在七月七日的武斗中，人大三红还使用了自制的土炮。

五月十八日中午，北京工业学院发生武斗，红旗数百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趁午饭时进攻东方红。东方红受伤四五十人(其中重伤十三人)，一名叫苏广荣的学生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武斗的兴起，驻在北京高校的解放军宣传队也无法开展工作，不仅说服工作没人听，而且经常遭到围攻和谩骂。所以，驻在这些学校的解放军于五月中旬陆续撤离了学校。后来解放军宣传队撤离学校的行动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但是重新进驻学校的工作一直到八月才得以落实。

由于北京市许多院校武斗频频发生，一片混乱，对全市各校的工作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院校中，复课闹革命、教育革命也难以进行。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已经开始，一九六七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已着手进行。高年级的学生急于毕业分配，低年级的学生又反映无法开展教育革命活动。校园中整天无所事事的逍遥派越来越多，各红卫兵组织中只有少数骨干分子还参与派性斗争，造反派组织对其大多数成员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6]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后，不论是在北京市的天派、地派还是一些高校内部两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这不仅表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工业学院等高校多次发生的武斗上，也表现在政法、电力、轻工、科大、石油、铁道、钢铁等高校不断发生的小型武斗和摩擦上。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这个时候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高校，就是要复课闹革命，进行本校的斗、批、改了;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高校，首先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而后再进行复课闹革命，完成本校斗、批、改的任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高校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高校中，也存在于一些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高校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北京市高校内部严重的派性斗争，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了。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从高校文革的发展上来说，就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开展斗、批、改。但是，不论是天派、地派还是各校内部的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都严重制约了校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即将进行的斗、批、改。因而，如何解决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武斗，就成为高校乃至于北京市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了。

② 清华大学两派的形成。

前文我们简要介绍了北京高校两派的斗争及其动态。在北京高校两派斗争中，清华大学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就将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作为一个标本进行剖析，从而对于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斗争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清华大学两派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以后，才走向复杂化乃至于发生大规模武斗的。那么，两派形成、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清华大学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

早在工作组时期，学生中间就出现了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造反派学生主张造工作组的反，保守派学生则是主张保工作组。围绕对工作组进行造反还是保护，形成了清华大学学生之间的两派斗争。当时蒯大富带头炮轰工作组，遭到了工作组的严厉打击，保守派学生也一哄而起对他进行抨击，蒯大富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亲自到清华大学进行实地调查，撤销了工作组对蒯大富的处分，为蒯大富平了反。当时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的过程中，却面临着不小的阻力，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对此持否定态度的。[7]这预示着蒯大富以后在清华大学开展运动还会面临着不少困难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以后，两派斗争主要表现为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表现在两派红卫兵之间，实际上则是党内两股力量、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两派红卫兵在斗争中彼此的态势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刘涛等人成立了自控系红卫兵，八月十九日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由于主要吸收八九派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被称为八九红卫兵。八月二十二日，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被称为八八派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的成立，来源于两个串连会。八八串连会，是由唐伟、陈育延、刘泉发起的，参加者基本是反工作组的平民子弟，主旨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八九串连会，是在王光美建议下，由贺鹏飞、刘涛发起的，参加者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主张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错误有缺点，应该做出检查。当时，两派辩论的时候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彼此之间的言行还是文明的。[8]

当时保守派红卫兵头头为了夺取清华大学文革的主导权，纠集外校同类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来帮助他们行动。八月二十四日，贺鹏飞组织北京十二个中学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大学来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到达以后，拍照、撕扯大字报，推倒二校门，张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批斗、鞭打领导干部。[9]这是一次带有武斗性质的行动。

虽然清华大学保守派红卫兵在开始的时候势力强大，但是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中蒯大富的名气最大，却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他这个人又热衷于单打独斗，并没有组织起队伍来。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求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曾经派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到清华大学帮助蒯大富组织队伍。在三司成立的时候，清华大学唐伟领导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司令部以地院东方红为首，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就邀请蒯大富以个人名义参加三司，并成为三人核心组成员，还在三司成立大会上领读誓词，以此来提高蒯大富的声望。[10]

在人们的支持下，蒯大富也成立了自己领导的队伍。九月二十四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当时还不到一百人，地院红方红和北航红旗就派队伍到清华大学来助威。当时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蒯大富提出的三大口号中，虽然“批工作组错误路线”符合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但是他提出的“批清华大学红卫兵”就带有偏“左”的倾向了。至于他提出的为“蒯式人物”平反，虽然也是应该做的，但是突出一个“蒯”字，已经具有突出个人和小宗派的苗头了。[11]这是因为清华大学红卫兵虽然是保守派红卫兵，但是对于这个和造反派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应该揭露其头头的错误，争取其群众，使这个组织的成员能够尽早醒悟过来，参加到造反派的行列中。提出为“蒯式人物”平反，显示出蒯大富的个人主义和居功自傲的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小宗派气息。这种状况此时不过是初露苗头而已，以后还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事态，成为派性斗争的渊源。

十月以后，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在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反派红卫兵的力量逐渐壮大，保守派红卫兵随着形势的发展走上了衰落。不少保守派红卫兵纷纷脱离原来组织，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中。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力量的壮大，他们开始主导清华大学的文革进程。福兮祸之所伏。这个时候却祸起萧墙，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出现了。他们之间不仅产生了派性斗争，还发展到更加严重的事态，造成了分裂，发生了武斗。

2)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出现。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发展，造反派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群众组织在夺权以后，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在工作组撤走以后，实际上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这个时候不需要再进行夺权斗争，造反派组织只要自身能够联合起来，与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相结合，就可以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令人遗憾的是，清华大学造反派恰恰在自身联合以及结合革命干部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形成了造反派内部的两派斗争。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及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是清华大学造反派中三个力量最大的总部。十二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八八总部许多战斗组串连起来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强烈要求全校革命派大联合，三总部合作。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三总部协商产生，由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富强、刘才堂、朱德明等二十人组成，并宣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但是，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改换人员，引起了唐伟、朱德明、许胜利的强烈不满。二十四日，他们贴出《辞职书》，声称“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兵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就是全校出动，到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的行动。但是，这个时候唐伟等人却与兵团唱起了对台戏，不仅抵制这次行动，唐伟还说“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12]

由此可以看到，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刚刚成立，就面临分裂的危险。这里面蒯大富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都有责任，当然蒯大富的责任更大。在名单协商好了以后，蒯大富竟然依仗个人当时在社会上的声望，未经别人同意，就私自改动了名单。这是严重破坏联合的行为。唐伟他们三人在得知蒯大富私自改动名单以后，应该主动找蒯大富进行交涉，在内部的讨论中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即使一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从大局出发，还可以保留意见，而不宜意气行事，说出“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这些严重混淆阶级阵线的话，乃至于退出兵团筹委会，做出分裂造反派组织的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并没有因为井冈山兵团的成立形成大联合的局面，而是在兵团成立前后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进而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28团和三纵队两股政治力量。

十二月二十四日当天，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等战斗组串连成立的井冈山兵团28团，随后八一、雄关漫道、第一红岩等很多战斗小组表示支持，并参加了井冈山兵团28团，首脑人物有藏令瑜、李自茂、孙耘、吴文忠等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里，支持蒯大富的28团和其它一些持相同观点的组织，被称为蒯大富的嫡系部队，人们习惯称之为团派。与井冈山兵团28团针锋相对的是三纵队，即以唐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纵队、沈如槐为首的八八纵队、陈楚三为首的东方红纵队。

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唐伟等人宣布退出刚刚成立的井冈山兵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他们成立毛泽东思想纵队。针对兵团总部要求王光美到清华进行检查一事，唐伟贴出了《追记12月31日<周总理和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座谈纪要>》。说总理在座谈中指出：“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唐伟等声称：“要抵制总部的错误领导。”不仅如此，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一月三日还贴出了《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公开了他们辞职的原因：(1)总部成员产生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2)总部运动群众;(3)树立个人威信等现象存在。

后来，围绕智擒王光美和反康生、干部问题以及评价十七年等一系列问题，井冈山兵团28团与三纵队之间都存在分歧，双方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可以说，28团和三纵队就是团派与414的前身。[13]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大联合的背景下，清华大学造反派三总部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协商产生了兵团总部成员名单。但是，蒯大富却未经其他人同意个人就擅自改动了已经协商同意的名单，引起了唐伟等人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发表声明退出了井冈山兵团，还成立了新的造反派组织，与蒯大富对着干。这在蒯大富组织兵团成员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打倒刘少奇和王光美回校检查上表现了出来。当然，从后来两派的斗争情况来看，他们之间出现分裂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因而蒯大富私自改动协商好的名单并非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而不过是出现分裂的导火线而已。

3)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形成。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周恩来在谈话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新疆代表团座谈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14]

可是，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最终造成了分裂。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四月十一日，在多次酝酿的基础上，三纵队主要领导人沈如槐、陈楚三等二十多人在颐和园秘密集会，策划成立新的串连会，决心抱成一团，坚持不懈地与蒯大富和28团进行长期斗争。

四月十二日，蒯大富的部下井冈山哨兵等六个战斗组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贴出大字报：《<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和《再评<红旗>杂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认为：“游行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建6韶山星火责问《红旗》调查员：“打击一大片干部是假，打击一大片群众是真。”

冶教大决战也贴出《<红旗>评论员、调查员就是罪责难逃》。

这些大字报立即被转抄到外校。蒯大富部下的大字报直接批判毛泽东审阅过的文章，使反对派搞分裂有了更正当的理由。

这种状况引起了蒯大富及其兵团总部的警觉，于是迅速采取行动对兵团属下战斗组贴出的大字报予以了严厉批评。四月十二日下午六时，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发表声明指出：(1)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黑修养是当前中心任务，是目前斗争大方向，凡是违背这个大方向都是错误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是革命的，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2)兵团总部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是错误的，“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总部责令大字报作者深刻检查错误;(3)尽管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应该贴大字报……目前不应该辩论这张大字报，以防偏离大方向;(4)要求井冈山战士迅速把大字报盖掉。

蒯大富的兵团总部果断发表声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已经无法改变业已出现的分歧，无法改变沈如槐等人的意志，量变正聚集为质变。

四月十三日晚，沈如槐等人在二院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连会”，因为串连会将在四月十四日正式成立，简称“414串连会”。

四月十四日清晨四点，414串连会贴出会议通过的《414串连会001号公告》。

下午三时，他们在西主楼3区208室召开414串连会成立大会，与会者700多人，代表了250多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一致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的出笼，标志清华井冈山内两条路线斗争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会上顺利通过了414串连会第一次大会决议，宣告414串连会正式成立，并且宣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斗争，使清华成立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典型，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

414串连会的成立是清华师生员工队伍在文革中的又一次分化改组。这是继校党委问题、工作组问题之后的第三次分化改组。这次分化改组最终导致清华形成了两派长期对立的局面。[15]

从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造反派在成立井冈山兵团的过程中，互相指责，矛盾重重，最终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实现大联合，而是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蒯大富代表的团派和414派。这种分裂不仅造成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致使学校革命委员会难以建立起来，对清华大学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去两派之间的小团体主义、派性观念以外，还有其它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4)两派斗争乃至发生分裂的另一视角。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两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仅仅是因为蒯大富在成立井冈山兵团时，擅自改动已经协商好的总部成员名单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行为，而是在如何结合革命干部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如何结合干部、结合什么样的干部，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于清华大学干部的评价，同时也关系到对于清华大学十七年来工作的认定乃至党委领导班子的定性问题。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以后两派大论战时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造成这种状况的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因素，也有利益上的纠葛，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立场上的差异。

从清华大学文革的发展要求来看，这个时候就是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领导机构。这个时候分歧的焦点是结合哪些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这不仅关系到干部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也涉及到对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的评价以及党委的定性问题。[16]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两派在哪些领导干部可以进入革命委员会，蒋南翔及其领导下的党委领导班子和清华许多干部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以及清华大学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使得两派的斗争进一步走向复杂化。

其一，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成员及部分师生对于中央定性存在不同意见。

其实，早在文革发动之际，一九六六年十月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主持清华大学日常工作)就对中央关于清华大学党委的定性以及校内文革发展的状况表达了不满。他在夫人苗既英的支持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刘冰首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汇报了他亲眼所见的红卫兵在斗争中违犯党的政策的大量事实，陈述了清华大学党委和蒋南翔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路线方针的，是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不是黑帮。信写好后，由苗既英和小女儿一起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中办收发室，并带回了收条。过了不久，刘冰把给毛泽东写信的事告诉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健，后来胡健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17]

清华大学的一些师生为保清华大学的党委也展开了行动。八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在遭到批斗时，仍在高喊：“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蒋南翔同志是共产党员，不是黑帮!”“蒋南翔是好党员!”“蒋南翔同志是人民的儿子!”校园内陆续出现了为蒋南翔、为清华党委、为被打倒的广大校系干部翻案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十七年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的，十七年来清华的成绩是主要的。许多人提出，要为允许干部站出来革命大喊大叫!有人说，过去把干部抹了黑，现在把干部再抹红。[18]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清华大学的文革也愈演愈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九六七年二月，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向胡健(时任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时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处长)、艾知生(时任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沂(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原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提议，一块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们的意见。鉴于刘冰去年十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他们议定给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十七年清华大学的工作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成绩是主要的;第二，蒋南翔同志虽然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对清华是有贡献的，因此，不能说蒋南翔是“黑帮”;第三，清华的干部虽然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能把清华的多数干部看作不好的。信由何东昌执笔，刘冰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高沂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由于高沂已调离清华，任高教部副部长，因而没有让高沂在信上署名。信写好后，仍然由刘冰的夫人苗既英送到中南海西门收发室。[19]

五月中旬，就在批斗清华大学党委领导人蒋南翔、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前后，清华园里贴出两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干部应该基本肯定，必须看到十七年来清华园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另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多数干部是无产阶级当权派”。[2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认为自己在清华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他说：“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21]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蒋南翔对于中央关于清华大学党委的定性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几位党委负责人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也是这样，与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一些干部和师生。这在他们贴大字报支持党委以及批斗时的言行上表现了出来。刘冰等人还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表达不同意见。当时刘冰是负责清华大学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书记，他先后参加了两次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的活动，鲜明地表现出他对于文革和中央定性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即便是他在文革后期被解放、恢复工作以后也一直没有改变。这在他一九七五年又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当时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迟群、谢静宜，从而拉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序幕上表现了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之深，分歧之严重。当然，这是后话。

在对清华大学党委定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认为清华大学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党委领导、一些干部和师生则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对清华大学教育形势的估计、教育革命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教育革命上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还进一步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内部斗争乃至分裂的重要背景。这对于清华大学的文革走向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其二，清华大学围绕党委定性、干部问题进行了自由辩论，中央负责人试图将辩论引入正道。

清华大学围绕学校党委的定性以及两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仍在自由辩论中。一部分干部向清华大学原党委领导发起了炮轰，两派学生也进行了论战，刘冰、胡健等领导成员也可以贴出大字报进行答辩。周恩来、谢富治、戚本禹等人也对清华大学的斗争作出了指示，但是斗争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仍在进行中。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向党负责战斗组贴出的大字报就说：我们是本校教研组和党支部一级基层干部，文革初期，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写过为蒋黑帮辩护的大字报……当我们认清了蒋黑帮的面目后，就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做了检查交待……我们虽然犯过些错误，但不是四类干部……发表三点声明：(1)与蒋黑帮划清界限;(2)我们犯过的错误自己负责;(3)永远不向群众进行报复……我们呼吁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各个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基层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22]

井冈山广播台发表评论员文章《干部应该亮什么“相”?》，其中讲到：“干部亮相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就是用自己的言行编写历史。革命的‘亮相’不应当背离把矛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对蒋南翔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就是要向自己头脑中私字开火，狠狠触击灵魂;就是要坚决相信群众，不允许抓革命群众小辫子无限上纲;就是要绝对相信党、绝对拥护毛主席、绝对拥护中央文革。”

北京纵队照妖镜战斗组贴出《喂!当心!你们坐的可是贼船》，揭发整风串连会丹心向阳战斗组，说他们有人说现在清华园的权不在左派手中，“蒯大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胁他们班一个造反派党员说：“现在蒯大富快要完蛋了，你保了蒯大富，小心你的党籍!”并叫嚷：“清华园的权谁敢夺!我敢夺!”

二月二十五日，继很多中层干部纷纷亮相之后，刘冰贴出大字报《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大字报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陆续贴大字报表态的还有李思问、吕应中等。

二月二十六日，迎春到贴出《与刘冰座谈纪要》，说刘冰认为“把清华党委说成是修正主义集团是不对的……清华有些地方贯彻了主席的教育路线，如学生搞四清、下连当兵、政治课学毛选等”，实为前党委辩解。

胡健贴出大字报说“蒋南翔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犯了些错误”，为蒋南翔翻案。

总部负责人鲍长康、陈育延、刘才堂、陈继芳、刘泉、孙怒涛、潘剑宏、崔兆喜、任传仲、邵凯胜等人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干部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清华园长期以来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财权的单位，认为干部亮相必须对以下问题表示态度：对敌人的态度，是否要造刘、邓、陶的反;对革命组织、革命小将的态度;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对党的领导、对中央文革的态度。

三月四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红代会核心成员时讲话：“下半年总得开学了吧!教材考虑过没有!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他们都很猖狂，还没有打倒。你们现在斗当权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们很不老实。分清敌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敌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不管如何也不能通过蒋南翔三结合。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还要靠革命干部。”

三月二十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治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

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之后与蒯大富个别谈话。周恩来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群众(拥护)的干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干部来说，肯定一切是错误的。不要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复辟原封不动地搬上去就叫复辟。[2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进入到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阶段，不论是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成员还是两派学生都是可以进行自由辩论的，双方在大字报中交锋，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的看法，还能够以理性的态度进行论战。不论是周恩来还是谢富治、戚本禹都意识到清华大学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指出要正确对待群众和干部，夺权要团结多数，分清左、右，总结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不要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

其三，《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争论。

正在清华大学斗争激烈的时刻，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下面我们摘引其中的几段文字：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余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性质还未定”。刘×(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24]

文章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提法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团结大多数，得到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的拥护，将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写的是清华干部，清华当然反映最强烈。

于是，清华大学的干部纷纷起来控诉工作组时期个人所受到的打击、迫害。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在西区阶梯教室召开全校干部会。许多干部痛哭失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纷纷表示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

谭浩强说：“刘、邓对干部实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

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根翔：“派工作组到我校几乎把所有中上层干部打成黑帮……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没有自由，与群众隔离，不让我们起来革命。”

原行政生活副书记李思问：“要我们检查，检查一次通不过，再检查又通不过，非要上纲到‘仇恨党，仇恨主席，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一同学：“我们对待干部亮相就要看他大节。”

下午全校召开大会，庆祝《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发表。会后游行。

谈到《红旗》杂志的调查员文章和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蒯大富后来回忆说：三月份《红旗》杂志记者到我们学校调查干部问题。后来写成的《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对清华运动影响之大是很难想象的。清华是正部级单位，系主任至少是副局级，这样的干部就算是比较高层的了。清华的矛盾，分歧点就是学校的干部。不是中上层干部，是一般干部。

谈到如何对得起清华大学的干部问题时，韩爱晶后来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怎样对待清华广大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和斗争。这个问题是清华无休止派斗演变为武斗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冰、胡健的态度说明蒋南翔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学校高层干部不承认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问题涉及毛泽东、涉及给蒋南翔定性的陶铸。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矛盾和斗争主要看工作组撤离之后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底《红旗》调查员文章发表之前就基本可以了。因为这个时期属于比较规范的讲理阶段。清华绝大多数人基本可以各抒己见，包括刘冰也还能公开贴大字报。民主较充分，基本符合毛泽东的文革安排，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也比较讲理，是文斗。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带有很浓的理性色彩，甚至学术气味。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之后，两个对立的派别演变为两个对抗的组织，这时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山头主义。斗争有时讲理，有时不讲理，甚至不择手段，文斗一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升级为武斗。两派背离毛主席大联合的指示，清华运动走上邪途。[25]

《红旗》杂志调查员的文章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批准后、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发表的，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该文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以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人。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还将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标题，又重拟了标题。[26]

文章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指出了工作组在清华大学进行文革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点出了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形“左”而实右，即以打击广大干部为名，行保护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成员之实。这是在把广大受打击的干部解放出来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中央对于清华大学党委的定性，在干部和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左翼对于将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解放出来存在不同意见，右翼则是对于党委的定性表示不满。这样在党委定性和干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随着文章的发表就被进一步激化了。

其四，关于清华大学内部争论和两派斗争的深入思考。

从中可以看到，清华大学两派之间斗争的形成，除去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派性因素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成员定性和干部处理存在的分歧上。这个问题成为推动两派形成乃至于斗争的重要推动力，以后团派和414之间的论战还会将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展现出来。

他们分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分歧的背后，则是对于清华大学教育形势的估计、教育革命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教育革命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这直接触及到了清华大学文革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反映出文革在清华大学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决不仅仅是党委领导班子的问题，而是在广大干部和师生中对于文革仍然存在着肤浅、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当然，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大学党委，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刘冰以及他们中的领导成员还举出例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他们说的这些事实也不能说是假的。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对清华大学党委作出那样的定性，说他们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呢?问题还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做出这样的定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工作，而是因为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能不能真正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上存在着严重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清华大学的办学方向，具体在如何估计清华大学的教育形势、教育革命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教育革命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有人可能会说，即便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又怎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对他们做出那样的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吴晗的定性中来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当年对于吴晗的批判遇到了重重阻力，北京市委在彭真安排下，不仅竭力反对批判，还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用学术批判来置换政治批判。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汉就曾经直接向彭真发出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质问。[27]

同年三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28]不论是毛泽东对于吴晗问题性质的发问还是对于清华大学党委的定性，虽然所处的领域不同(一个是文艺领域，一个是教育领域)，实际上却有异曲同工之义，都将他们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关系到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对吴晗问题的定性就是一个鲜明的启示。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清华大学党委做出那样的定性了。

从中可以看到，在对清华大学党委定性和干部问题上，校内领导、干部和师生中间不仅存在着不同意见，而且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构成了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社会基础。其实，这不过预示着两派的形成乃至于分裂进而出现武斗存在着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两派之间出现分裂乃至于旷日持久的斗争特别是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具有必然性。这种可能性最终出现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除了两派在文革认识上存在的分歧以外，主要还是由于派性作怪造成的。

③ 清华大学两派在争斗中走向武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华大学造反派在大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的时候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团派和414派。此后，两派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反复进行斗争。其间，虽然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外校造反派头头对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双方还是联合不起来。在实现不了大联合的情况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建立不起来的。两派在争斗中最终还是走向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外校造反派头头试图解决清华大学两派的分歧和矛盾。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就批评过蒯大富，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等人也曾调解过清华大学的两派纷争，但是都没有取得成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中央领导在大会堂接见蒯大富时，戚本禹又批评蒯大富说：“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韩爱晶后来回忆说：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几个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只是要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头头很客气。

这前后我们有勤务员讲清华孙怒涛来找过，孙怒涛说：“你们北航红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讲政策。”我听了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从大局出发，我们不可能采取支持414、反对蒯大富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对蒯大富要批评帮助，但不能分裂。[29]

这个时候就是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可是，在双方进行激烈派性斗争的情况下，是实现不了大联合的。实现不了大联合，又怎么能够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呢?不论是戚本禹的批评，还是北航红旗韩爱晶等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的帮助，都是为了使清华大学两派能够实现大联合所采取的行动。

2)围绕学校广播台的争夺，又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学校广播台原来在团派28团手中，414对此感到强烈不满，决定强行接管广播台。这一行动遭到了团派的反击。双方大打出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414认为28团垄断广播台，他们的观点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晚上，沈如槐主持核心组会议研究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对广播台采取行动。会议决定：四月十五日接管广播台，行动由宿长忠负责。会议还讨论了接管行动的具体办法。虽说这种要求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行为是挑起武斗的作法。

四月十五日十一时三十分，414按计划以井冈山广播台不播他们大字报为名，聚众占领了广播台，将原广播台工作人员赶出明斋，发表了告全校同志书。

蒯大富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包围明斋。团派人多势众，又在火气发作之时，涌入楼道，砸破门窗，冲进室内。经过一个多小时，广播台重新回到团派手中。不少414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并从窗户扔出来。 这种“哀兵”的形象唤起许多师生员工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反而有很多群众现场参加414，和他们一起静坐，414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近两千人。当时团派凭借强势应该对全校宣传414的挑战行为不当，同时更要努力避免两派出现伤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好。

此事也反映出团派水平。常常把有理的事做砸，最后适得其反。

事发之中消息上报，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连续三次来电话指出应停止武斗，爱护公物，不同意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事后，在明斋前，414召开第二次串连会，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游行到主楼前继续举行会议。

大礼堂内，总部正在召开团派干部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说：“越来越证明，八八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今天，具有反动作用……三纵队，414代表保守势力，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一定要摧垮!”还说“要抓414背后的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上宣读了总部六点决议，说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不揪出背后策划的政治扒手，誓不罢休!”，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最后蒯大富领着团派干部宣誓。

414争夺校广播台失败以后，并没有退缩，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对去年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清华运动的评价。团派认为“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是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对修正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否定这些，就是否定造反派。

二万五千里和刺刀见红还引用戚本禹三月三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戚本禹说：“不要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要把矛头对准一般的学生、一般的教员、一般的党团员。要对准那两小撮：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四月二十一日，从414杀出来的红色风暴又贴出《从对比中看论战的实质》。指出这场论战是保蒋和反蒋、夺权和反夺权之争，论战是关系到清华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四月二十三日，罗征启贴出《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说：目前多数干部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罗征启在当晚的414大会上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做检查了，再做检查就是犯罪!我们要起来战斗。”

战地黄花、千钧棒贴出《干部亮相必须倒向414》。团派和414派要求干部以派亮相，否则你亮我就打!毛主席关于解放干部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

四月三十日，414自力更生自建广播台，陈楚三任台长。两派广播台昼夜不歇，互相对攻，直到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宣队进驻清华。[30]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两派是因为争夺广播台才进一步激化双方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造成这样的后果，两派都是有责任的。从414来说，对于28团垄断广播台不满，要求两派公平使用校广播台，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本来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即便协商不成，还可以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或外校造反派做工作，而直接采取争夺校广播台的作法，势必会挑起两派之间的武斗。而团派在414抢占广播台以后，本来可以向全校宣传414挑起了武斗，在斗争中取得主动态势，再试图与414进行协商，在如何轮番使用校广播台的问题上力求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凭借人多势众的优势，以牙还牙，将414派的人打得破血流，将他们赶出了校广播台。这样适得其反，反而引起了人们对于414的同情。因而团派不论是从斗争的策略上，还是在本派的声望上，乃至于两派关系的处理上，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3)两派围绕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进行的斗争。

两派在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和外校造反派的支持下，围绕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最终还是因为人事安排上的分歧，致使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付诸东流。

其一，在革筹小组成立上两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要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首先要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两派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情况下，两派是难以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这样两派围绕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发生了新的分歧与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十点，兵团总部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即革筹小组)，由蒯大富任组长，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时414表示坚决反对。

孙怒涛代表414指出，所谓革筹小组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并严正声明：政治上不承认革筹小组，组织上不参加革筹小组。

五月一日之后，蒯大富团派借东风在报纸和广播台大肆宣传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主席接见、林彪为井冈山兵团立毛主席塑像题词以及周恩来要参加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五月七日下午，414组长会议订出作战计划：搞臭校、系革筹小组，炮轰老蒯;进而夺总部权。周泉缨说：“我参加414就是要搞垮总部。”

五月八日，蒯大富传达了谢富治在市革命委员会上的讲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但下面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各县、区、各大企业、各大学校都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先成立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形式好。”

五月十一日，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警惕啊!同志》，文中讲：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话：“你们连老蒯的话都不听啊!”“跟老蒯走没错!”在五月四日的会议上，有人发言说：“总部的决议就是党的决议……”，我们听了很惊奇，这绝不是偶然的。而后，大字报将蒯大富与韩爱晶、王大宾进行对比，称赞韩、王二人谦虚谨慎，批评蒯大富自吹自擂。[31]

从中看到，井冈山兵团总部成立以蒯大富为组长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后，遭到了414的强烈抵制。他们宣布不承认、不参加革筹小组，还要采取行动向总部夺权，进而搞垮总部。这种状况引起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注意，他们到清华大学做两派的工作。

五月十二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414。在单独接见414时，414向他们汇报了414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对414说道：“414的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批评414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414要争辩，谢富治并没有听他们的意见。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414要支持总部，首先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32]

我们注意到，谢富治等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接见了两派头头。在两派的问题上，谢富治批评了414，指出虽然414有些观点是对的，但是其大方向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其闹分裂上，而且还表现在其行事的基本原则上。因而他要求414支持总部、蒯大富。当然，从有利于两派之间的联合考虑，他也要求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将414一些成员吸纳进去。

五月十三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414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414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说：“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414认为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以解决，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33]

从中可以看到，在成立革筹小组的问题上，414与团派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是两派以前分歧和矛盾的继续。从蒯大富领导的兵团总部来说，没有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就发布革筹小组的名单显然是莽撞的，而414则公开声明革筹小组是不合法的，认为其不能作为清华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即便作为工作机构，也必须调整扩大，则是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谢富治从当时清华大学文革以来的斗争以及现实态势出发，采取了支持蒯大富的态度。事后还获得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但是，清华大学两派之间的大联合并没有能够实现，两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其二，两派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又被414推翻。

在北京高校通过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背景下，五月二十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34]

但是，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于校内两派之间的纷争却建立不起来。于是，不论是兄弟院校的造反派，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为了使清华大学两派能够抛弃前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航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劝蒯大富团结414，要做让步，让414当副主任，把清华革委会成立起来。韩爱晶对蒯大富特别强调说：一把手，半边天!

五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414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四点协议：双方停止内战，不许互相攻击;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尽快实现学校革命三结合;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确定了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谈判时，协议的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414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414。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有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样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28团，28团不改变态度，414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在谢富治主持下，还确定了学生组成人员名单，学生13人中，团派为9人，414为4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414代表在四项协议上签字。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414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包围之中。部分群众指责他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协议。

晚上，414核心组开会，亲自在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否认协议，并做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414战士，要求414战士炮轰414头头。汲鹏等19个委员发表声明：(1)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2)抵制孙怒涛等六人的右倾;(3)决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陈楚三、张雪梅、郭仁宽、苏虹等六人贴出大字报说：“任何人违背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35]

我们看到，经过谢富治的努力，两派终于达成了四项协议，确定了革筹小组的人员比例。应该说，这个协议还是公平、合理的。学生组成人员名单中团派与414两派九比四的构成，并非人们的主观认定，而是由团派与414两派之间的声望、影响及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至于井冈山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条款，革筹小组是校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机构，作为校最高权力机构，由它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又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在革筹小组成立以后，井冈山总部也要服从革筹小组的领导，即便414对于井冈山总部做出的决议不满意，还可以申请将这个决议提交革筹小组进行复议，由革筹小组决定是否予以执行，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当然，414担心的是九比四的比例，团派在表决上占据优势。不过，在革筹小组内部还有九名革命干部和教职工成员，他们不见得站在团派一边。414与这些成员达到一致的话，团派又怎么会处于上风呢?再说，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后，原来的群众组织不论是团派还是414就要解散了，这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因而414否定签好的协议，除了派性作怪以后，便不好作别的什么解释了。这样刚刚出现联合的曙光就这样破灭了。

其三，团派无视两派之间的分歧、对峙，置414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要强行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致使两派之间的分裂难以挽回。

四点协议被414否定表明，清华大学两派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成立三结合的校革命委员会呢?本来，蒯大富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措施，将工作重点放在两派之间的团结、联合上，而不是在两派没有实现联合的情况下就贸然成立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蒯大富代表的团派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是置414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要强行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二十三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36]

蒯大富在414存在抵制、抗衡态度，没有做通414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在全校大会上公布了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清华大学两派的谈话，会后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这是不合时宜的。他这样做显然是要用毛泽东、谢富治的声望来压服414，以达到成立校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仅难以达到目的，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严重后果。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50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414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414造成极其巨大的压力。414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字报。

五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指示：“所有的干部必须站出来为大联合、大团结贡献力量，不能为自己着想。否则就是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团结，他的亮相就不算数。”

五月二十五日，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414认为，这是团派中执行蒯大富“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

五月二十六日晚十二时，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刹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37]

我们看到，当时团派召开革筹小组会议，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还利用当时的态势向414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谢富治也要求亮相的干部要在大联合、大团结中贡献力量。但是，414认为虽然校革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有414的人选，但是他们却遭到了团派的攻击，是在执行蒯大富“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以此来打击414，因而才发表声明，向团派发起了反击。在两派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团派不顾414的反对，擅自确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还向外发布了消息。

总部对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委会到处宣传，印了招贴画贴至城内各处，广播车连日出动，向外地拍电报、挂长途。清华将于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委会的消息传向全国。

晚上，414总勤务站第三次发出“严正警告”，必须立即停止目前这种完全错误的、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抵制的、搞臭风盛行的干部辩论。立即取消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兵团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坚持认为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五月二十八日晚，在礼堂内进行革委会选举，通过革委会名单。孙怒涛、汲鹏、王良生拒绝参加，414兵团干部也纷纷拒绝参加。会上，蒯大富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直很顺利，最不顺利时也只是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蒯大富叫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通不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大富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才通过了。

对此414根本不予承认，而团派总部会后专门组织游行庆祝欢呼五月三十日可以成立革委会了。[38]

我们注意到，革筹小组在蒯大富主持下，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在蒯大富努力下，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414的几个头头也在表决中获得了通过。但是，414却根本不承认这次会议及其表决结果。团派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对于即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还兴高采烈地举行了游行活动，认为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已经稳操胜券了。这反映出团派低估了414的活动能力，也表现出他们在斗争中存在着盲目性。因为一旦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就会严重影响团派的声望，使团派在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团派置414的反对于不顾，于是紧锣密鼓地为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行动起来了。五月二十七日，清华《井冈山报》在头版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给井冈山人带来了无穷勇气和力量》的报道，以紧急动员令的形式，“发动群众挑选掌权人”，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立即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414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回忆：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服从革筹小组的决定，参加革命委员会，以反对派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走所谓的“议会道路”;第二条道路是在组织上彻底分裂，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脱离井冈山兵团总部领导，这有点“武装割据”的味道。414的期望是：如果清华分裂成两大派，清华就不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蒯大富所筹建的革委会就不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批准，就可名正言顺地与蒯大富继续进行斗争。

最初，414是沿着第一条路在走的。五月二十五日一天事态的发展粉碎了他们“议会道路”的幻想。这一天按照蒯大富对414候选人“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团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指名道姓，企图把414提名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彻底搞臭。414决定走彻底分裂的道路。大概是五月二十七日，414精心挑选了50名414的坚定分子，在圆明园小树林内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结成死党，拼死对抗”的方针以及成立新的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定。

方针确定了，还要研究分裂的策略，选择分裂的时机。彻底分裂就是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打破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使清华一分为二。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采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名字。

分裂的时机选在29日，这是革委会选举后的第二天，革委会成立的前一天。早一天，蒯大富暴露不充分，反而给他足够的时间调整策略;晚一天，木已成舟，起不到震撼作用。[39]

从中可以看到，蒯大富不顾414的反对，强行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引发了414的抵制与反弹，最终导致了414的公开分裂。如果说此前两派之间的矛盾表现于井冈山兵团内部，属于兵团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那么此后414虽然名义上还打着兵团的旗号，实际上则是改旗立帜，公开与团派作对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414头头固然有责任，但是从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团派的行为方式上来看，显然蒯大富的责任更大。他没有在兵团内部两派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做好414的思想工作，团结好414头头，而是凭借团派以及个人的优势，试图压服414，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分裂。在两派分裂的情况下，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

其四，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不得不推迟成立。

当时清华大学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团派在蒯大富领导下紧张地进行校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414则是召开成立大会，公开宣布了414总部的成立，抵制团派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这个时候校革命委员会能不能成立，关键还是要看中央的态度，特别是中央领导人是不是参加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这个问题上，蒯大富没有得到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二十八日晚，举行了单方面的革委会选举，通过了所有团派人选，414方面仅有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名候选人勉强获得通过进入革委会。

五月二十九日〇时三十分，414广播台播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宣告414总部诞生。

上午九时三十分，414在大礼堂召开了414总部成立大会，沈如槐发言说，成立414总部是他们与蒯大富斗争的必然阶段，是继三纵队、414串连会之后的最高阶段。

团派似乎并没有因为414成立总部而受到多大干扰，他们继续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紧张地筹备革委会成立大典。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抵达清华。

五月三十日凌晨四点，团派广播台突然广播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这就是414期望的奇迹。听到广播后，414群众欣喜若狂，他们从床上爬起身来，敲打脸盆、搪瓷杯和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器具，欢呼团派革委会的破产和414的胜利。[40]

从中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给蒯大富的信中是比较委婉地提出了周恩来不参加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当然，周恩来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主要原因也并非工作繁忙，而是另有隐情。关于这个问题，蒯大富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他对我们学校就强调一个，那就是你能不能拥有群众?

五月二十九号晚，谢副总理要我们革筹小组去几个人商量五月三十日清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我和潘剑虹共四个人赶到大会堂。主要讨论414强烈反对怎么办?成立还是不成立?要我下决心。我也拿不准。

当时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个外地的什么代表团，没有空接见我。我就写了一个条子请工作人员递给周总理，我请周总理参加成立大会。总理让工作人员传出来一个条子，比名片大些，用铅笔写的，好像是：蒯大富同志，现在清华校内大联合搞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好去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呢?

周总理等于说不出席了。这个纸条我保存了多年，后来审查时被宣传队收去了。谢富治和潘剑虹几个看了纸条后又商量怎么办?

谢富治说，现在就由你决定成立还是不成立。周总理肯定不能参加了嘛，如果你下决心成立我肯定去，而且是会劝说414他们别闹。我就在那里考虑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我想第一个就是成立明天也会很困难的，414会拉一两千人在那里给你闹场子，那也很难看，也让谢富治为难。原来宣传周总理参加也没法交待，面子不好看。谢富治那个意思就是拖拖，继续做做工作，再把它成立起来。后来我就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41]

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表示不出席蒯大富组织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是在两派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情况下召开的。谢富治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提出两种意见供蒯大富考虑：一是蒯大富要是执意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他就予以支持，还去参加成立大会，劝说414别闹;二是再拖一拖，做一做工作，再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蒯大富反复考虑后觉得没有把握，最后还是按照谢富治的第二个意见拖一拖，做做工作以后再说。只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一拖就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两派发生了激烈的百日大武斗，直到工宣队进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也没有能够成立起来。

关于当时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建立不起来，作为兄弟院校的北航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看得非常真切。当时蒯大富邀请韩爱晶参加五月三十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北航已于五月二十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航同学问韩爱晶清华能不能顺利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韩爱晶摇摇头说，清华成立不了革委会，蒯大富团派没肚量，连副主任都不想让414当，对414候选人一个个搞臭，根本不想让人家进来，搞不成![42]结果就是如此。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蒯大富领导的团派虽然为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却没有能够按照预定时间成立革命委员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蒯大富在处理414方面存在失误以及414的派性意识作怪外，周恩来表示在没有实现大联合的情况下不出席他们召开的成立大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内部存在严重派性纷争的情况下，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中央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蒯大富在反复考虑后，没有贸然成立革命委员会，而是将成立校革命委员会的事拖了下来，应该是他在慎重考虑后的理性选择。

4)两派在谋求联合中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蒯大富代表的团派在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遭遇挫折，414在反对、抵制团派成立校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暂时达到了目的。尽管如此，两派大部分群众还是赞成联合的。在本派群众的压力下，两派头头也在进行着大联合的努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三十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宣告失败是清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六月十二日，蒯大富在全校支农政治动员大会上说：今天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很关心地问：“你们联合起来没有?”我说还没有做到。周总理说：“你们联合起来嘛!联合打美帝。”

周恩来的讲话对清华师生员工触动很大，特别是对广大414群众，因为414派大部分人是讲政策、拥护周恩来的。414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头头采取实际行动，主动与团派大联合。六月十四日，414总部在西大饭店召开形势讨论会，多数人主张大联合。

414与团派谈联合，面向中央文革和全校师生员工，向团派宣示414的原则立场和合理建议，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谈得成，按414意愿搞联合;谈不成，打内战，责任在对方。

414提出几个重要原则：团派总部承认414总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作深刻检查;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群众等等。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没有宣布的原则：对等原则。

蒯大富遇到极大压力，团派群众要求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但六月十九日公布的一份《与蒯大富谈话纪要》中，蒯大富认为承不承认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才是大联合的关键。对于承不承认414总部问题，革筹和总部讨论过十数次，最后认为：不能承认414总部。

沈如槐坚持414总部必须得到承认，按对等原则实现联合;蒯大富团派坚持不承认414总部，要按四项协议原则搞联合。[43]

从中可以看到，两派多数群众都有大联合的愿望，但是两派在联合的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团派坚持不承认414总部，要以四项原则为基础进行联合，而414则是要求团派承认414总部，要求团派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联合中实行对等原则。这反映出双方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在联合的问题上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这个时候北京其它一些高校的大联合、三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陈伯达关心高校教育革命问题，他到北航与革委会韩爱晶等头头座谈，七月上旬北航院系两级革委会全部成立，宣布复课闹革命。七月中旬，北师大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全市高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热潮。陈伯达、戚本禹曾到清华解决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要求他们实现复课闹革命。由于两派的分歧较大，并没有成功。[44]

既然两派在联合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414开始利用团派在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上遇到的挫折，反守为攻，向团派发起了反击，声称要在清华大学占统治地位。这种反击是以一篇《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拉开序幕的，两派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六月十四日，414广播台播文说：“414思潮必须在清华占绝对统治地位。”

六月二十日，414电机系分部委员崔敏达贴出一篇《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及“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团派十六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批判，称其为大毒草。

八月三日，周泉缨贴出一张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把414和团派的论战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份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据此得出“414是右的”结论。首先理解《414思潮必胜》实质的应该是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414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要坐天下，414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是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

《414思潮必胜》是用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的形式表达的。下面摘抄几段：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们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只有414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14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414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八月二十六日，团派贴出大字报《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拚命——评<414思潮必胜>》。[45]

从以上《414思潮必胜》中的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十七年来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三反分子只是一小撮，中国和苏联不同，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政权只是局部的改变，而不是彻底的改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才没有权力和财产，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反夺权”。414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正确对待团派，担负起领导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重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414对于形势的估计是与毛泽东、党中央的判断不同的。毛泽东、党中央认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危害最大的并不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他们正潜伏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层。[46]这样从对形势的估计到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危害，414都是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至于414说的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占据统治地位，就不仅是要求团派将权力交给414，还暗示要启用被团派打倒的干部。这表现出414要独立担负起领导清华大学文革的重任，而不是与团派一起来管理清华。启用被团派打倒的干部，既与他们对干部的认识有关，也是想利用这些干部来加强414对于清华的掌控。从两派斗争的现实来看，除去认识上的分歧以外，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派性行为。

虽然414在《414思潮必胜》中也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其中有些观点也与毛泽东、党中央的提法相吻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是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相背离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派性斗争上，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他们的观点，即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的来源上。这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这种提法当然是一种右的观点。

后来，毛泽东曾经批评过414的观点。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当面批评蒯大富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

毛泽东批评蒯大富不欢迎工人宣传队，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潮必胜》是不对的嘛!”毛泽东当场还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说：“414是反对我的!”谢富治说：“414也是反对我的!”[47]

5)分裂的因素在两派联合中潜滋暗长。

虽然清华大学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是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势所趋。况且，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等兄弟院校业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而清华大学两派却仍在勾心斗角，互相攻击，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难以取得进展。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在当时态势下，两派头头及其群众又在争论中再一次谋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九月十七日，团派《井冈山报》做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摄于群众压力，在周泉缨贴出大字报后，414总部未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以414总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周泉缨。414保卫组发布通令，宣布对周泉缨实行专政，抄了他的宿舍，但没有抓住周泉缨。

九月十八日晚，团派总部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承认414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重要决议》，周泉缨贴出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

九月十九日下午，两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国庆活动誓师会，各系各班两派同志一起排队入场，这是自414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局面。晚上，蒯大富、孙怒涛传达了中央首长接见四代会时的讲话精神：(1)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并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2)不许动摇、分裂、造谣、伤害无产阶级司令部。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两派在热烈气氛中共同学习，各自作自我批评，并签署联合协议，发表“总勤务站公告001号”：(1)立即取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2)总勤务站由33名勤务员组成，推举13名为核心组成员;(3)晚7：30开总勤务站成立大会;(4)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蒯大富和沈如槐在协议上签字。

下午，蒯大富、沈如槐去参加红代会召开的会议，蒯大富向大家报告了清华大联合的喜讯，全场都非常高兴。

谢富治给清华题词：“祝贺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414的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要巩固这一联合。革命大联合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晚上，两总部在主楼前广场召开全校大会，热烈欢庆清华大联合的初步实现。蒯大富讲：“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联合。”北航等兄弟院校也参加大会。地院王大宾讲：“‘天’、‘地’派联合起来!”会前，沈如槐又起事端，提出要将总勤务站改成联合总部，这样的话就等于联而不合，而蒯大富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同意考虑。令沈如槐暗暗佩服。庆祝大会顺利召开。

会后，团派九十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团派前哨台批评414撕毁协议，把沈如槐说成“蒋介石”。

九月二十三日，团派、414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协商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代表时说：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要对等。可是一年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的部下打死毛泽东派去的工人，毛泽东发火批评蒯大富之后仍然说：蒯大富出两个，414出一个。可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清华大学两派人员组成上态度的差异。

团派鹰派前哨台署名批评“对等原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调和折衷的表现，并批评蒯大富。团派824特支10支队贴出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决不是蒯大富一个人的山》，攻击蒯大富在联合问题上的“右倾”。

虽然如此，十月一日，由联合总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国庆大游行，晚上在清华园举办焰火晚会。

十月三日，团派中的鹰派，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成立斗私批修联络站，并发宣言“清华两派的宣言是缺乏基础的。”

十月四日，团派624战团叛逆者贴出大字报《大联合要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认为清华大联合没有基础，指责蒯大富“私”字当头、丧失原则。

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在《两种联合观》文章中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批判“无条件联合”、“旧帐不再算，伤疤不再揭，责任不再算，共同朝前看”、“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思想”。

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极“左”派正在葬送清华文化大革命!

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红代会学习班学员时说：“你们清华已有人贴了陈伯达同志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谢富治改变了态度。

十月十九日晚上，团派捉鬼队把周泉缨扭送到公安局。周泉缨还在叫：“我抛出《必胜》，其实不是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414思潮，作出决定，支持414思潮。”

虽然联而未合，但清华十月三十日全校复课，出现一片新气象。

十一月八日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三次形势讨论会。蒯大富主持会议，宣读联合总部的五项决议公告：联合总部团派17人，414派16人，共33人。

十一月十一日，蒯大富主持联合总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清华有希望了。可是以后清华的联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4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九月中旬，两派确实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周泉缨《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还引发了414内部一些人的反对，甚至还抄了周泉缨的宿舍。在兄弟院校造反派头头的帮助下，清华大学两派开始联合召开会议，初步达成协议，谋求实现大联合。但是，这个时候团派当中的激进派却又跳了出来，指责414，采取了破坏大联合的一些行动。而且围绕革命委员会内部两派人员的分配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本来，在七比六的人员分配上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是团派有人又提出要将本派人员增加到九人，这样势必要减少414的人员，于是遭到414的拒绝，闹得不欢而散。这个时候不要纠结在人员的多少上，以七比六的人员组成，团派稍占优势，虽然从两派资历及其力量对比、影响上来说，团派还是稍嫌吃亏，但是此时主要的任务还是要缓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因而在已经达成初步协议的情况下，团派再提出改变两派人员比例构成，就容易使本来已经缓和的两派矛盾再一次爆发出来。这样不但达不到增加人员的目的，反而还会致使两派刚刚形成的缓和局面再一次化为泡影。因而团派中的激进派不论是从政治原则上还是斗争策略上，这样做都是不妥当的。

至于两派之间七比六或者十七比十六的人员分配比例，团派占有些许的优势，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是由两派资历及其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尽管如此，团派还是在这方面作了较大让步的。这个时候414不仅提出了所谓的对等原则，还曲解了对等原则的内涵。其实，对等原则是指两派在政治上的平等，要对两派平等对待，不要互相歧视，而并非在革命委员会人员的分配上各派人数必须完全一样。两派由于资历、人数多少、力量大小以及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在革命委员会人员的分配上就不可能不顾及到这些因素。因而一味地强对等原则就是人员一样，就不能不说是打着所谓对等原则的旗号，而行派别行动之实了。

遗憾的是，这种分配方案却遭到了两派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团派中的激进派嫌414占的比例大，而414中的激进派则是要求所谓的对等原则，要在联合过程中与团派占有同样的人数。在双方的争论、攻击中，即便两派召开了会议、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是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

6)两派斗争乃至分裂的一个深层原因。

两派斗争乃至出现分裂，除了双方昧于文革发展大局，派性意识作怪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建国后至文革爆发前十七年、清华大学党委和干部有着不同的认识。这成为两派进行斗争乃至发生分裂的一个深层原因。本来，他们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个时候江青关于“十七年”的讲话，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

其一，江青关于“十七年”的讲话及其不同反应成为两派新一轮斗争的导火线。

两派在“十七年”的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也是他们产生分歧和矛盾的内在原因之一。这个时候江青在讲话中提出不仅要算工作组时期的“五十天”，还要算“十七年”的问题。这样围绕江青讲话在清华大学两派中间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电影、美术、音乐、戏剧及四个样板戏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讲话中说：还有个事情，就是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十七年要算!五十天也算!三十年代也要算!有人讲，只能搞这五十天，十七年就不要搞了。那么，实际上就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同时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啰，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韩爱晶认为，江青讲话和两派斗争表明中央和地方上下相通。如果周恩来和江青同时讲，而且口径一致，那么清华两派即使想不通，表面也得服从。在周恩来没有讲这番话的情况下，江青单独这样讲话不但不灵，还会重新引发两派斗争!

会后，清华两派报纸都刊登了江青的讲话。

团派欢迎江青讲话，认为江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只讲五十天，不批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十一月十二日讲话时，造成遗漏、差错多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团派对414《井冈山报》发起批评，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沈如槐打电话：“11月24日你们《井冈山报》刊登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沈如槐和414《井冈山报》编辑组做了检查。

十二月十二日晚，中央领导接见红代会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蒯大富作了汇报，讲江青“11.12讲话”对清华的重大意义和影响，介绍了两派执行和对抗江青讲话的激烈斗争。沈如槐要求发言，未得允许。回来说：有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49]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两派在“十七年”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江青发表了关于“十七年”的讲话后，两派小报都刊登了江青的这个讲话。团派迅速抓住“十七年”以及414小报在转载江青讲话时存在的遗漏、差错问题，向414发起了攻击，并将其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同志。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注意，责令414头头及其小报编辑组作了检查。在中央领导接见清华大学两派头头的会议上，团派头头蒯大富作了汇报，但是414头头沈如槐要求发言却未被允许。这引起了沈如槐的强烈不满，表示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其实，江青发表关于“十七年”的讲话，不过是点出了“五十天”与“十七年”存在着联系，既要解决“五十天”的问题，也要解决“十七年”的问题。她表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五十天”和“十七年”的问题，这并非要将斗争的主要方向转向“十七年”。而团派却抓住江青关于“十七年”的讲话以及414小报转载江青讲话时所出现的技术性错误，上纲上线，向414发起了进攻。在两派要实现大联合的背景下，这样做只能是增加两派的互不信任，激化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论从大局还是斗争策略上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不是说414的观点及其转载江青讲话出现的问题不可以批评，而是说要从当时大联合的要求出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便帮助、团结414，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要求团派从大局出发来采取行动。遗憾的是，团派未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414头头沈如槐因为没有被允许发言而心怀不满则表明，他既没有认识到414在自身观点及转载江青讲话上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的大联合对于清华两派以及文革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却感觉到了形势似乎对于414不利。至于他所说的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是派性斗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客观说来，江青并非因为清华大学两派存在分歧和矛盾才讲出关于“十七年”这番话的，而是由于两派本来就存在这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江青关于“十七年”的讲话被有些人利用了，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引发了两派之间的再一次争论。因而我们说江青关于“十七年”的讲话并非引发两派新一轮斗争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其二，两派因为解放干部引发关于“十七年”的激烈争论。

两派在“十七年”特别是对于清华大学“十七年”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清华大学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如何认定革命干部，直接关系到对于清华大学“十七年”特别是党委及校内干部的评价，以及由此引申出对于建国以来“十七年”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清华两派联而不合，在联合总部之外，团派总部与414总部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焦点是干部问题，根本分歧是对于十七年的评价。

比如在吕应中亮相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团派声称吕应中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414则认为吕应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十一月十六日，团派开大会批斗吕应中。414就组织大队人马赶到会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

十二月三日，蒯大富到吕应中家里对吕应中说：“你如果亮相在414一边，我用两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无法工作。”

十二月四日上午，团派保卫组趁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之机，将他带走，下午召开斗争大会，宣布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五日，团派又召开斗争吕应中大会，414组织部分战士参加，要求与团派辩论吕应中问题，再次造成冲突，几名414战士被打伤。

伴随着吕应中问题的争论，两派围绕如何评价解放后的清华、清华的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沈如槐的书中对论战实质作了较详细的总结，这里简单列几条：

414与团派的论战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论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二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

关于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

414的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当权的是无产阶级。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团派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按照414的“不变论”逻辑，中国就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的烂掉了的单位，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14认为：清华党是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党。十七年来，政治路线是红的，教育路线虽然大部分是黑的，但还不完全是黑的。清华大学虽然被蒋南翔篡夺了领导权，但清华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团派认为：清华的党是按照清华党纲建立起来的修正主义的党，事实证明，清华党是烂掉了。十七年来，蒋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清华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

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

414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继续与发展，所以，这是一场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彻底改善”就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要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从零开始建党”等等论调，都是十分错误的论调。具体到清华，414认为：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砸烂的只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砸烂旧清华中资产阶级破烂货，而那些社会主义的东西，那些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的东西，不仅不能砸烂，而且统统要保，统统要发扬光大。

团派认为：414在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掩盖了十七年来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股又一股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这一惊心动魄的现实，掩盖了部分红色政权已经被演变了这一血淋淋的现实，以此来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否认了解决阶级矛盾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

414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根本不同论”，就是否认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否认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否认对走资派篡夺了的部分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实行彻底打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句话，“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具体到清华，团派认为：旧清华是一个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之流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单位，对它必须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行“彻底砸烂”。[50]

从两派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歧集中在对于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清华大学党委、干部的评价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问题上。

在第一个问题上的分歧，414主张“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清华党是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党。团派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清华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蒋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党是烂掉了。

在第二个问题上的分歧，414认为，文革是一场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彻底改善”就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要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要从零开始建党”等等论调，是十分错误的论调。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对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砸烂的只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些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的东西，不仅不能砸烂，而且统统要发扬光大。

团派认为，414无视十七年来中国大地上的一股又一股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没有认识到部分红色政权已经被演变了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样也就否定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旧清华是一个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之流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单位，对它必须彻底砸烂。

两派的争论表明，他们各持一词互相攻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同的观点、认识成为两派斗争的理论渊源。414认为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农是国家的主人，文革与民主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清华大学党委和干部要一分为二，文革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要部分地改造，不要否定一切等等。其中的有些观点也是与毛泽东的看法相一致的。[51]试想，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建国后十七年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吗?能够进行工业化、取得工业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吗?进而能够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除去蒋南翔外，对清华大学党委和干部要一分为二，原则上来说也没有什么错。如果孤立地来看，抽象地说，414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团派认为十七年来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进行文革的理论根源。清华大学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烂掉了。这是在清华大学进行文革的现实原因。文革与民主革命虽然性质不同，但是从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52]文革与民主革命虽然性质上不同，却是从逻辑上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不能因为性质上不同，就否定它们逻辑上存在的内在联系，否定党内走资派与过去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在维护剥削制度、欺压劳动人民上的一致性。

我们注意到，两派虽然都没有反对文革，反而还一致主张进行文革，仍然在辩论中为本派争夺文革的领导权。两派辩论就是他们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方式。这种激烈的辩论，从认识上来说，是源于对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清华大学面临形势的不同判断。对于形势的不同判断，直接决定着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如何在这种方式下进行斗争。

414的一些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对于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清华大学面临形势的判断来开展运动，那么就会让人对于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产生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进行文革，文革又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团派虽然在现实斗争中即便存在一些“左”的言行，但是在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方面却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团派能够获得毛泽东、党中央的支持，关键还是因为在形势的判断以及进行文革的问题上，他们与毛泽东、党中央相一致的缘故。当然，他们在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及派性行为除外。

虽然两派在论战过程中都使用了激烈的语言，在情绪宣泄中为本派造势，但是除去这些色彩鲜明的词句，对于他们各自的核心观点进行分析以后我们发现，两派进行的激烈争论，从认识上来说则是源自于他们对于形势的不同判断。正是由于两派对于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清华大学面临形势的不同判断，才导致他们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我们注意到，两派都主张进行文革，似乎在进行文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异议。但是，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两派主张的文革是在两种不同形势判断下进行的文革，即两种不同的文革——进行什么样的文革、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由于414主张的文革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因而尽管两派都主张进行文革，实际上还是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两派争论来源于对于形势的不同判断，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毛泽东后来说不赞成414的观点，原因也就在这里。[53]

其三，团派弄巧成拙的一个事件——关于战歌事件及其它。

在两派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互相攻击，矛盾重重，都在竭力寻找对方的漏洞作为反击的突破口。414曾经引用林彪的一段话谱写了一首歌，命名为《414战歌》，以此来壮大声势。由于这段话是林彪随口说出来的，虽然话语率直，形象生动，却也带有不雅的乡间俚语，容易让人生疑，发出这究竟是不是出自于林彪之口的质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团派认为林彪没有讲过战歌歌词这样的话，是414在造谣生事。于是，以此为由向414发起了攻击。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被414抓住把柄，向团派发起了反击，弄得团派颜面扫地，栽了一个大跟头，非常被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其实，所谓414战歌就是一段林彪语录歌。文革中到处都唱毛主席语录歌，414有人为一段林彪语录谱曲，并把它命名为：《要敢于牺牲——414战歌》。

这段林彪语录是：“有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团派认为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的话，不是414弄错了，就是他们自己编造的。这样故弄玄虚，不过是为了壮大本派的声势而已。团派自以为抓住了414的小辫子，向414发起了猛烈攻击。

十二月五日，团派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声明，称该战歌不是林副统帅语录，唱《414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是为了挑起内战。

十二月六日，团派不怕鬼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反动黄色歌曲414完蛋歌》，说这歌词是“法西斯语言”、“武士道精神”。

十二月十日，414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严正声明，痛斥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罪恶行径。

十二月十三日，蒯大富在团派的大会上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周总理等人接见首都工人代表时，他曾就清华《414战歌》歌词是否为林彪语录一事，请示总理和叶群。总理把蒯大富的请示转给了吴法宪，让吴法宪查实。会后，吴法宪对蒯大富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这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蒯大富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顶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像样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十二月十七日晚，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大礼堂传达谢富治、戚本禹十七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群众代表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

关于《414战歌》问题，陈育延说：谢副总理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后来就翻开《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念了一段，人要忠诚，并说我们是有的放矢，要忠诚嘛!后来戚本禹说：造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才罪该万死。休息时，戚本禹找清华同学座谈，又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林副主席没说过。”后来团派又问《414战歌》，戚讲：“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年《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沈如槐比蒯大富有计谋，他们运用吴传启倡导的办法：“政治斗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面对团派咄咄逼人的气势，414决定故意示弱，低调回击。十二月十六日，414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指出《414战歌》为林副主席语录谱曲而成，蒯大富肆无忌惮地诬蔑它是法西斯语言、反动的黄色歌曲，这是炮打林副主席的罪恶行为。但是414并没有公开指出这段林彪语录出自何处，他们想看一看，蒯大富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多远。

十二月十八日，414在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陈楚三以确凿的事实证明《414战歌》的歌词是林彪语录，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某些人炮打林副主席的罪行。还说：“12.16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谢富治、戚本禹指示“联合以团派为核心”是愚蠢的。孙怒涛代表全体战士宣誓。会后有人讲：“《四项协议》我们都顶过来了，谢富治、戚本禹算老几!”

十二月二十日，团派讲：反革命小丑陈楚三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二月十八日顶风大会他跳得最高，公然肆无忌惮地炮打谢副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兵团保卫组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414决定封闭科学馆，供一些人躲避，并禁止团派人员出入。

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团派保卫组把陈楚三扭送到公安局。414一千五百多人进城大游行，抗议团派绑架陈楚三。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雪梅带领数十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说军管会是“奴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谢富治、丁国钰、李钟奇接见清华两派代表各九人，陈楚三作为414总部代表一起参加了接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之子。陈潭秋和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幼子陈楚三，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

戚本禹说：“清华两派为一个战歌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读了林彪同志关于战略问题著作……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我们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表达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谢富治再三强调：“双方要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我们算老几，不是有人说我们算老几吗?”“分开是不对的，硬压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重新联合起来。从历史上和现在的情况，团派在联合中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风格，不要强调‘以我为核心’。414同志该承认这个历史现实，不要去争这个高低。”[54]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414将林彪语录谱曲并作为本派的战歌传唱以后，团派自作主张地认为战歌歌词并非出自林彪，于是向414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实，团派这样做是鲁莽的，从斗争策略上来说也是不妥当的。即便团派对于战歌歌词是否出自于林彪有怀疑，也应该慎重行事，在真正调查清楚、确定无误以后再发动反击。团派应该意识到，林彪当时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声望显赫，414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能说他们战歌的歌词是出自于林彪吗?否则的话，一旦在这方面出现问题，他们不是授人以炳、自掘坟墓吗?

当然，团派也确实向周恩来请问过这件事。周恩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慎重的。他没有直接回答团派的请问，而是委托吴法宪去查对。不知吴法宪是没有认真查对，还是想当然地作出了结论，直接否定了414战歌歌词出自于林彪。谢富治、戚本禹也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从歌词是否为林彪语录的表态上，不论是吴法宪还是谢富治、戚本禹都是草率的。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件事的敏感性，以及一旦表态失误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应该认识到，从当时文革形势以及两派斗争的境况出发，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414会幼稚到冒然宣布战歌歌词是出自于林彪的语录吗?从当时他们的表态来看，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他们没有查到出处，414从斗争策略出发也密而不宣地隐晦战歌歌词来自于何方，他们也应该质询414，让他们提供战歌歌词的出处。从他们所处的地位上来说，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要求414这样做。况且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政治斗争的严肃性，防止对于领导人言论的误传，是合情合理的。414也无法责难，更没有理由予以拒绝。要是这样的话，不就可以避免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窘境了吗?

即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团派也应该及时提醒他们。但是，团派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团派的又一个失误。在没有真正弄清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直接否定了战歌出自林彪的语录，团派也顺势向414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结果一旦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不仅谢富治、吴法宪、戚本禹处于尴尬的境地，团派也在斗争中陷于被动，栽了一个大跟头。这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谢富治、戚本禹仍然在着力做好两派工作，要他们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从两派斗争的历程上来说，414是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的。虽然他们对于两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是从斗争的履历、作用、影响上来说，大联合以团派为主导，不是出自于哪个人的偏好，而是由清华大学文革的形势以及两派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其四，关于两派围绕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争论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两派之间的斗争除去派性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在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的分歧造成的。当然，这些分歧不过是认识上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互相讨论、内部整风来进行解决的，但是却酿成了严重的两派斗争。他们没有真正践行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置中央的文革方针政策于不顾，热衷于派性斗争，就不能不说这是派性作怪的缘故了。他们在文革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激化了两派斗争，两派斗争又反映了他们在文革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两者是存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派在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问题。在这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成为两派斗争的重要认识根源。

从两派的观点来看，一般来说，团派是左的，414是右的，但是，团派也存在“左”的言行，在两派斗争中也出现过一些“左”而实右的行为。414虽然是右的，也出现过一些极“左”的行为。正如414头头沈如槐后来所说：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三大极“左”事件，414件件有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414内部的极“左”思潮也是非常严重的。[55]我们说团派是左的，414是右的，不过是从两派的派别属性上来说，即从两派在斗争中对于文革的总体态度上来说的，并不是说他们在斗争过程中不存在其它方面的言行。

从两派关于文革前的形势和文革的关系来看，两派在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所形成的不同认识。团派认识到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因而认为只有像毛泽东、党中央要求的那样进行文革、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才能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而414则是在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的认识上与团派存在重大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决定着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不同认识，具体在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党委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上表现了出来。这是他们在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两派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派性行为都是错误的。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两派在关于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和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观点上，是互有对错的。但是，在将他们存在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以后，从本质上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团派的观点还是与文革发展的背景和方向相一致的。因为在团派的言行中蕴涵着文革发展的必然性，即文革发生的原因及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414虽然也具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但是从他们对于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的判断中，难以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以及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清华大学进行教育革命的迫切性。这意味着他们对于资产阶级及一切守旧势力在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更没有认识到一旦搞不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对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造成毁灭性破坏。

清华大学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教育战线上存在问题的反映。清华大学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不过是集中反映了教育战线上存在的问题而已。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从这方面来说，414的观点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存在不小距离的。

虽然两派都存在派性行为，在文革的观点上也互有对错，但是两派在文革发展的问题上却存在重大不同。总的来说，两派在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形势上的分歧，直接决定着他们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不同认识。这种不同认识由于关系到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直接涉及到文革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发展方向。因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两派在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并非是处于对哪一派的偏爱，而是由该派的主要言行与中央关于文革的发展是否存在一致性的缘故。

④ 清华大学两派百日大武斗。

前文我们研究了清华大学团派与414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如果说此前的斗争两派还只是在口诛笔伐，停留在文斗阶段，那么此后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升级，上升到武斗阶段了。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当然，即便是在文斗阶段，两派之间也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武斗。比如，抢夺校广播台的斗争。这个时候的武斗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从武斗的规模、激烈程度及其后果上是远远不能与后来的百日大武斗相比的。在这个阶段，北京其它大专院校也发生过武斗，谢富治、江青等人为此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事与愿违，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还是发生了。

1)江青、谢富治等人批评北京大专院校发生的武斗。

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十六条”中就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也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56]其他中央负责人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在反复做学生的工作。比如，江青、谢富治就对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及其内部的派别活动做过不少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地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接见时，江青语重心长地对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我们几个人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不按主席的指示办?要大联合、大团结。对反对自己的同学也要团结。大热天，夏日炎炎，你师大谭厚兰、清华蒯大富也做得出来，给对方断水断电。我都为你们难为情，为你们害臊，我很伤心，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这样怎么能安邦兴国，治国平天下!’江青的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57]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聂元梓、蒯大富，她说：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不要被一点功劳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58]

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谈到清华大学两派的斗争时，他说：清华井冈山和414，这是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了一个414，414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414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是不行的!井冈山要把414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要以414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59]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江青还是谢富治乃至陈伯达，对于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出现的派别斗争，是在极力进行批评、帮助的，希望他们能够纠正错误的行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与对立派别团结起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无视这些劝告、说服、警告，而是仍然在感情用事，我行我素，派性作怪，相互之间争斗不休，最后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埋下了他们日后政治命运起伏跌宕的隐患。这是令人惋惜的。

2)韩爱晶、聂元梓等人劝告蒯大富停止武斗。

其实，在清华大学两派斗争不断激化乃至于发生武斗的时候，韩爱晶、聂元梓等人都劝说过蒯大富，希望他说服团派成员不要再进行武斗了。但是，蒯大富本人摇摆不定，团派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仍在极力主张以武斗来维护团派利益;同时，414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分子也在不断地挑动是非，刺激团派。这样两派之间的武斗不仅没有停止下来，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最终被卷入了百日大武斗的漩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市学习班发生了炮打谢富治的行为，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学习班就不了了之了。

回校之前，韩爱晶对蒯大富说：“老蒯啊!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再参与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吧!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再回来，或许还有我们一席之地。如果继续参加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杨成武、肖华和我们关系都很好，傅崇碧也很熟，他们都经不住这么复杂的斗争，我们更搞不清。不在这儿出问题就在那儿出问题，结果好不了。再说我也快累垮了，正常的吃饭睡觉都没有，我累得支气管扩张、发低烧、有血痰，我要请假脱离运动，休养旁观了。”

韩爱晶给谢富治写了请病假的报告，住进北京体育学院休养。蒯大富没把韩爱晶的话当回事，回到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继续进行两派斗争。蒯大富想学聂元梓来摆脱困境!他后来说他搞武斗是学习北大。韩爱晶认为，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聂元梓岁数比蒯大富的妈还大四岁，修炼非凡!岂是蒯大富能效仿的![60]

韩爱晶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要从聂元梓遇刺后，即便北大两派发生了武斗，聂元梓却劝说蒯大富不要搞武斗说起。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北大两派发生冲突，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等到现场调解时，北大井冈山的樊能庭手拿螺丝刀指向聂元梓，使之头部出血。这件事迅速上报中央，连毛泽东也知道聂元梓遇刺了。北大井冈山陷于被动。正是因为这样，在清华大学发生武斗后不久，聂元梓把蒯大富找到北京大学，才说了这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她说：“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

既然蒯大富说自己搞武斗是受聂元梓的影响，那么面对聂元梓善意的、爱护的劝告，蒯大富却总也听不进去。[61]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韩爱晶、聂元梓都对蒯大富进行了劝告，但是蒯大富却刚愎自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更不会见之于行动了。韩爱晶看到形势变化多端，甚至萌生了退意;聂元梓以个人的经历为例，劝说蒯大富不要进行武斗了，否则的话，他本人是要对此负责任的。可是，蒯大富却认为他在清华大学搞武斗是在学习北大的聂元梓。既然这样，那么，他对聂元梓的善意提醒为什么就听不进去了呢?

3)两派在如何对待、解放干部的分歧上所引发的武斗，拉开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序幕。

清华大学两派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对峙与斗争。这个时候他们在如何对待、解放干部上的分歧和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成立革命委员会，必须要实行三结合，实行三结合就要有革命干部参加。在确定谁是革命干部的问题上，两派之间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在如何对待、解放清华大学干部的问题上，一般来说，团派要解放的干部，414往往反对;414要解放的干部，又往往是团派反对。两派在如何对待、解放干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这些干部在斗争中的表现来看，有的支持团派，有的支持414。由于这些干部在两派斗争中的不同态度，与两派斗争以及他们在对待、解决干部上的分歧和矛盾结合在一起，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走向尖锐化、复杂化。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团派将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教务处副处长李康抓起来审问。第二年四月又将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刘承娴，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抓起来审问，说他们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立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以此来打击414。蒯大富亲自主持审讯工作，有人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老虎钳拨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手段进行严刑逼供。刘承娴于五月三十一日跳楼致重伤，生命垂危，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后转院，于六月十二日死亡。饶慰慈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度精神失常，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在审讯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殃及罗的父亲、弟弟、朋友共三人。三月，罗征启从清华井冈山手中逃脱。蒯大富命令孙耘等人一定要把罗抓回。四月三日，孙耘带人到罗家搜查，孙耘见罗不在，便决定将罗的弟弟罗征敷强行装上汽车带回学校。途中，学生王庆章用棉丝堵住罗征敷的嘴，导致罗窒息死亡。罗征敷的死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之外，他同意让王庆章去投案自首。[62]

可以看到，团派在审查干部时存在刑讯逼供行为。当时，团派成员将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带回来，还是为了弄清罗征启的下落。至于罗征敷窒息而死，则是属于意外事件。尽管如此，团派的这些行为还是破坏了文革的声誉。一般来说，团派审查的干部，往往与414存在密切的联系。414审查的干部，又往往是支持团派的。比如，支持团派的干部陶森就是这样被414抓起来的。

当时414与团派双方几乎势均力敌。414号称七千人，斗争的策略水平甚至高过团派。蒯大富根本左右不了清华局势。

清华有个干部叫陶森，职务是原党总支代书记。她写了一篇《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的大字报，还代表31名干部批评414派的干部政策。这影响了清华414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不是采取大辩论的方式，而是在四月二十日去陶森家，把陶森绑架到科学馆。[63]

对于414的这一行动，团派当天就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414必须于四十八小时之内交出陶森，否则后果自负。414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于是便在他们占据的科学馆等处积极设防，同时宣布，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科学馆五十米以内的地方，否则格抓无论。[64]

四月二十一日零时，团派宣布对科学馆实行宵禁，并组织几千群众在科学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一些人向科学馆投掷石块。在校的海军宣传队立即向上级反映情况。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到清华，分别见了两派头头。他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李钟奇来得很及时，四点意见也很明确。可是陶森问题并没解决。414不但没有放人，反而决定四月二十三日在礼堂召开“批斗陶森”大会。团派广播台及前哨台宣布“罢工”，抗议头头“软弱”。[65]两派之间的斗争迅速激化。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414广播说，二十三日要在礼堂批斗陶森。团派马上表示反对，扬言要冲大会会场。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为防止武斗，便对双方做说服工作，但双方都不愿妥协。四月二十二日午夜，一百余名团派学生占领了礼堂。[66]随后，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团派又占领了新水利馆、旧水利馆。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发布了第一号通令，说在大礼堂缴获了414藏匿的480根长矛，宣布封锁大礼堂及周边地区。

上午九点，团派调集红缨战团等武斗队伍围住旧电机馆。海军宣传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解放军手挽手插入两派之间，企图隔开双方，未成。[67]到上午十时，武斗规模进一步扩大，又发展到十一、十二号楼，参加武斗的达一千余人。[68]中午北京卫戍区200名官兵进入清华制止武斗。[69]至下午四时，团派占领了旧电机馆和十一号楼，四一四占领了十二号楼，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亲自到清华大学召集双方负责人协商停止武斗，但终因双方所提条件悬殊，不能达成协议。在这次武斗中，驻校解放军宣传队为阻止武斗，有四人被打成轻伤。[70]

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声明》，让“恢复到23日凌晨以前的状态”。团派发出自二十一时起在礼堂区戒严的《第二号通告》，团派指责解放军宣传队和北京卫戍区偏袒414。

四月二十三日后，清华进入百日武斗阶段。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团派对科学馆断水断电，从几处攻打科学馆。上午，414近千人在校内游行，抗议团派挑起武斗。

解放军宣传队向两派宣布：除其主要领导人，全部队员“暂时撤离清华”。宣传队不愿过多地介入两派武斗，他们对清华局势已无能为力。团派领导人发出“向江青同志告急!!”，向上汇报清华武斗情况。团派占领9号楼，414派占领8号楼。

四月二十六日，清华《井冈山报》说：乘着北京高校最近刮起的一股武斗妖风，我校414一小撮变天派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在罗、文、李、饶托派集团的操纵下，一手挑起了四二三大武斗。

而414的报纸刊登着：记旧电机馆保卫战，文攻武卫，抗暴有理!

反对武斗的学生开始撤离清华。武斗一开始，清华就出现逃难潮。四月的最后几天，是逃难高峰。人们肩扛行李，手提网兜，推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蹬着三轮，车上堆着书籍和衣物，分流到兄弟院校。[71]

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武斗，两派都在积极进行各项物资准备。四月二十九日发生了抢米的武斗事件。这一天，414为了准备和团派打持久战，派人劫走了两卡车大米，并运进了他们控制的科学馆内。团派由于没有得到这些粮食，就派人乘车去抢粮店。但车行至半路，遭到414的伏击，卡车为躲避冰雹一样的石块袭击而导致翻车，致使一个团派学生被翻倒的卡车压死。为了报复，团派在五月二日向414控制的土建馆发动了袭击。虽然双方人员伤亡不大，但是馆内的贵重仪表、电器等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72]

韩爱晶认为，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负有严重责任。[73]从中可以看到，四月二十三日两派之间的武斗是因为414绑架支持团派的干部陶森引发的。此后，两派武斗频繁，拉开了百日大武斗的序幕。从414绑架陶森引发百日大武斗来说，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从两派此前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对峙、争论与斗争，期间还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武斗来说，清华大学出现百日大武斗又是具有必然性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出现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百日大武斗使得两派出现了全面对抗，两派的斗争也由此背离了文革的初衷，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武斗阶段。这不仅给清华大学的两派及其文革，同时也对于北京其它高校的文革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蒯大富等高校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被文革发展淘汰掉的。

4)陈伯达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

清华大学两派发生武斗以后，不论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北京卫戍区、驻校军宣队，都是极力反对、制止武斗的。但是，团派、414却对他们的劝说置之不理，仍然热衷于武斗。武斗不仅没有停止下来，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强烈不满，就对蒯大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蒯大富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节日焰火晚会。陈伯达找来蒯大富，严厉警告蒯大富说：你们搞武斗，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市民，也脱离你们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还脱离井冈山兵团大多数战士。你们必须马上停止武斗!如果不停止，将来后果很严重!

五月二日上午，蒯大富在第一阶梯教室召开总部会议。十几个总部委员席地而坐。他如实传达了陈伯达的警告，并问大家怎么办?

少数人主张见好就收，不要把武斗搞大。但多数委员坚持打下去，要打到中央表态414是错的才行。[74]

从中可以看到，蒯大富回校后还是传达了陈伯达的警告，征求团派委员的意见。少数人持低调态度，多数人主张要打得414服软才行，也就是要和414继续打下去。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蒯大富没有从政治上着眼，却搞起了极端民主制，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继续进行武斗。

其实，两派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何必这样继续大打出手呢?不论是从中央的方针政策上，还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两派停止武斗，缓和关系，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作为红卫兵领袖，就要抛开派别成见，主动团结414，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这既反映了他对于文革的认识水平，又是对他政治品质和能力的考验。

遗憾的是，在派性斗争氛围浓厚的情况下，他既没有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放弃武斗，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而是人云亦云，顺从了本派多数人的意见，仍然热衷于打派仗。这是他政治上的短视。

5)五月三十日武斗是百日大武斗中的典型事件。

我们说五月三十日武斗是一个典型事件，是因为双方在武斗中虽然使用的是冷兵器，却是百日大武斗中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这次武斗，不论对于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还是对于北京高校文革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那么，这次武斗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开会时，有人提出：一年前的五月三十日，是团派革委会流产的日子，今年的五月三十日，他们一定会搞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打击414，以雪心头之耻。大家都赞同这个看法，认为414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414判断：团派进攻的目标一定是东区浴室。并进一步认定：团派在攻打东区浴室时还会采用“围点打援”的计策，在11号楼埋伏重兵，当414从主楼派兵救援东区浴室时，突然出击，一举歼灭414的有生力量。

为了打赢这一仗，414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第一个措施是暗中增兵，第二个措施是抢修工事。[75]

就在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集团派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们开会，研究决定了向414发动一系列进攻，一举荡平414，使清华园掌握在团派手中的一整套计划。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凌晨三时开始攻打在414控制下的学校东区浴室楼、五号楼和十二号楼，并决定由鲍长康担任武斗总指挥。五月三十日凌晨，团派按照预定计划向东区浴室发动了袭击，同时在414增援队伍必经的路上设了埋伏，想通过“围点打援”的办法一举消灭414的骨干力量。但是，当蒯大富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后，事态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式进行。[76]

414宿长忠和刘万章决定派一支队伍去围住团派前哨广播台所在地“一教”，两人亲自带领100多人的队伍，从东大操场向西开进。

414的队伍走向东大操场中央时，团派集结在11号楼附近100多人的队伍马上冲出来，从马路跃上东大操场，摆开阵势。

两军在东大操场展开了厮杀。414冲过去，团派就退一退;团派冲过来，414就退一退;你来我往，反复不已。而在每次冲杀之后都有不少战士受伤。

武斗进行当中，414调用秘密武器土坦克向团派发起进攻。在土坦克的掩护下，414向团派发起了冲击，坦克压垮路障，414的大队人马冲过路口，与团派拼长矛。团派队伍全线溃败，来不及逃跑的几十个团派战士被414包围在11号楼和12号楼中间的空地上，只好缴械投降了。

西线团派伤亡惨重，却没能拿下东区浴室，东线团派“打援”未成，反被414击溃。

东区浴室二层楼有八米高，为了打下东区浴室，团派用竹子扎了一个十一二米高的云梯，忽闪忽闪的，团派的人喊着口号爬云梯往上冲，上去一人就被挑下来一个，当时有人就摔死了。后来，团派改变攻打方法，运来两桶汽油，采用火攻，浓烟滚滚，东区浴室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0多名414战士被迫走下东区浴室，向团派投降。[77]

其实，在浴室攻坚战中，蒯大富见死了人，便想撤退，说：“人死了，撤吧!别打了。”但鲍长康坚持要报仇。在蒯大富离开现场后，是鲍长康决定实行火攻的。[78]五三〇武斗是清华百日武斗中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414卞雨林在对阵时中箭，当场死亡。团派除了许恭生外，修缮科工人段洪水在浴室攻坚战中被挑当场死亡。力〇〇班的马耀开在拉锯交战中被刺伤摔倒，后变成了植物人，几年后去世。校足球队员时作隆那天冲上浴室顶被挑下，胸以下身体高位截瘫，一九八五年去世。

五月三十日的武斗残酷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非武斗人员大批离校。同时武斗消息以最快速度在学生亲友中传播，很多家长从外地赶来北京，把自己的孩子带离清华。清华园再一次出现了逃难的高潮，团派好些骨干分子也在五月三十日之后离开清华。[79]

这个时候偌大的清华园内只留下日益缩小的两派核心骨干分子在那里对峙。清华园内的两派基本都是占据了校园中的一片固定区域，414控制了东南部，团派控制了西北部。唯一例外的是，414控制的科学馆，像钉子一样插入了团派控制的腹地，而与本派的联系完全断绝。坚守在科学馆大楼中的414力图长期坚守这个阵地，而团派则将其围困，努力迫使其投降。这时，双方的武器已经开始升级，使用了步枪、手榴弹，都在利用本派控制的工厂机械设备制造新的武器。[80]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五月三十日两派之间的武斗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造成的损失、伤亡上，都是非常严重的。武斗不仅迫使清华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工匆匆离开校园，两派也成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手。他们早已把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政策抛到了九霄云外，处心积虑地想着如何才能把对方打败、打得服输或者赶出学校。五月三十日的武斗是冷、热兵器使用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们从派性斗争出发，迅速制造、从外部搞来并在武斗中使用了热兵器，两派的武斗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6)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未果。

面对北京市高校特别是清华大学发生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多次讨论制止武斗问题。清华大学的武斗在北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蒯大富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些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工人常委对与会的蒯大富投来无奈、失望、甚至瞧不起的目光，在和蒯大富说话时神情语调也显得异样。虽然蒯大富感到窘迫尴尬，还是下不了决心停止武斗。

有一次谢富治召开常委会，把制止北京武斗作为会议重要议题讨论。韩爱晶对于泛泛的讨论大为不满，他当场挑明了说：首先要解决在座的常委所在单位的武斗，否则怎么能制止其它单位武斗!

韩爱晶建议市革委会里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工人常委、农民常委、红卫兵常委联合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到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要他们停止武斗，拆除工事。如果不听，再请卫戍区派两连战士去强行拆除。

谢富治感到意外，但还是问常委们，同意不同意韩爱晶的建议?

工人、农民常委们明确表示支持，鲁文阁、王大宾都发言，积极支持。干部、军人不吭声。蒯大富也发言表示支持。

谢富治说，那就这么办，要吴德等人会后落实。

会后，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都参加调解小组，分别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做说服工作。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就让王大宾出面做414派的工作。即便这样，双方对话时，沈如槐仍然不顾王大宾的劝说，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蒯大富作大联合中的一把手。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批评了沈如槐。当时王大宾也觉得从蒯大富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两派的实力对比和斗争形势出发，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不积极，也不参加，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实际上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看得比工人、学生清楚。蒯大富连中央领导的话都不听，哪里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许多人在看蒯大富表演，看他走向败局。

中央的“七三布告”发布之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专门开会贯彻中央指示，会上虽然没点名，但卫戍区政委黄作珍讲话几乎直指清华，蒯大富在众人目光之下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散会之后，韩爱晶与蒯大富一路返回，在长安街西头，韩爱晶对蒯大富说：“老蒯，你看人民反对武斗，你那里不要打了。”蒯大富虽然觉得韩爱晶说得有道理，还是下不了决心停止武斗。七月七日，卫戍区送来了“七三布告”，两派各一份，但是两派却对此置若罔闻，没有起到作用。[81]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确实对于清华大学的武斗非常重视，还采取措施来制止武斗。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也劝说过清华大学武斗的双方，但是两派却对此无动于衷，都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与对方进行和解，却仍然热心于武斗，为派性而战。这是令人遗憾的。

至于大联合以谁为首的问题，先前不论是谢富治，还是这次与414走得比较近的地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都是主张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由团派在大联合中起主导作用。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由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作用以及两派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

当然，对于蒯大富及团派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派性行为是要予以批评的，但不能因为蒯大富及团派存在缺点，就无视蒯大富及团派在文革中的作用，在两派中间实行折衷式的大联合。这就要求在制止武斗、实行大联合的过程中，既要对双方表现出来的派性行为进行批评，又要根据双方的贡献及其力量对比分清主次，还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不仅需要对两派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还需要两派特别是其头头能够提高认识，增强自觉性。这也是对于他们政治品质的考察。

7)武斗的进一步发展。

五月三十日武斗使两派之间的矛盾走向了尖锐化。这次武斗也是两派从冷兵器向热兵器武斗的转折点。此后，两派开始使用机枪、手枪、手榴弹、土雷等热兵器进行武斗，致使双方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他们或者自己制造，或者从外地搞来武器装备，在武斗中大打出手，不仅造成了对立派别的惨痛损失，也对清华大学造成了严重破坏。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理工大学，相关设备、原材料一应俱全。蒋南峰是414武器制造的总指挥，首先是造手榴弹。手榴弹造出来以后，414在主楼前广场进行了实弹试验，第一颗手榴弹就炸伤了自己人。实验成功后就大量制造，据蒋南峰说总共造了好几百颗土手榴弹。以后，他们又造了一批土雷、土炮，甚至还组织人试制过火焰喷射器。

414在外地有一个盟友——南京的曾邦元，他给414运来了大批医药用品。

六月二日，团派《井冈山报》称：一位414被团派俘虏，“揭发”414武器生产由蒋南峰负责，代号是400#，有枪组、炮组、火药组……团派决定封锁8号楼，切断水源，414靠打井取水生活。

清华内战愈演愈烈，414派人到长安街新华门对面张贴反团派的大标语，恰巧被路过的团派20多人发现。团派周大卫带人抓414派贴标语的人，双方在新华门前发生械斗，造成两小时交通阻塞，遭到北京市上千群众的强烈谴责。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带解放军把人和车带到卫戍区，下午六点左右放回。这就是新华门事件，影响非常恶劣。[82]

为了进行武斗，蒯大富也指派任传仲负责制造、搜集枪支弹药，制造了一批土枪、土炮、手榴弹、燃烧弹等，并从山西、四川、武汉、徐州等地搜集到枪支一挺、冲锋枪两支、半自动步枪十二支和其它步枪、手枪、子弹等，偷运回校。

六月三十日上午，八号楼的414人员全部撤往科学馆，与团派队伍在礼堂东面相遇，双方动用了手枪、手榴弹、长矛、石块等。414投掷的手榴弹炸伤团派近十人，四人重伤，其中一人腿被炸断，另一人肠子被炸坏。团派总部遂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蒯大富下令，在封锁中，凡是有进出的就可以开枪，打死了人，由总部负责。七月四日凌晨，团派学生胡远开枪打死了414学生杨志军;七月六日，414派学生杨述立又被开枪打死。这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已经发表，但清华园内的武斗局面并未改变。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414派坚持与团派对峙。七月九日上午，团派用燃烧弹引燃了科学馆的房顶，科学馆的三楼以上及整个房顶被烧塌。但414仍在一、二楼坚守。后来由于饮水、伤员等等困难，414开始采用挖地道的办法，想转移出去。但地道被团派侦察出来了，七月十六日，团派用炸药将地道炸塌，并抓去414的一名学生。这时的科学馆内，有两具尸体无法运出，早已腐臭。二十多名伤员伤口感染、恶化。一百多人在炎热中，为防止枪击中弹，只能挤在楼道内生活。二十多天里，未运进点滴食物和蔬菜。临时掘的一小口水井，还不够使用。414只得忍受各种困难，在科学馆内坚持下去。[83]

夜里，414派人用土炸药炸斜了通往清华的三万五千伏高压线的电线杆。这次行动没有给科学馆造成突围机会，却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严重损失。

七月九日下午，414在天安门前集合，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沈如槐、汲鹏带领300多名414战士，抬着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414还派人去电报大楼给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六份加急电报。

七月十二日，卫戍区军代表刘丰见414代表谈话后又找蒯大富。刘丰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同时强调谢富治对蒯大富三点指示：(1)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2)上缴武器;(3)全面停止武斗。

七月十五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四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84]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五月三十日以后清华两派之间的武斗进入到热兵器阶段，双方将本派制造、从外地搞来的武器弹药用于武斗，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不论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还是卫戍区的制止、劝告，对两派都没有什么作用。两派的武斗，不仅给清华大学的秩序、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还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与稳定。两派头头都没有从大局出发，做好本派激进人员的思想工作，主动与对方进行化解矛盾，为消除两派武斗采取积极的行动，反而却将对方视为仇敌，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8)对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评析。

百日大武斗是清华大学两派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到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谈话，断断续续进行的近百天武斗。这场大武斗从使用冷兵器发展到动用热兵器，不仅造成了清华大学秩序、设施的严重破坏，还死伤了不少人，是北京高校武斗中的罕见事件。这不仅体现在武斗的规模上，也表现在武斗造成的后果及其影响上。武斗出现在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对高校乃至社会上的武斗会起到推波助澜乃至引领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武斗在进行过程中，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激烈程度上，乃至于使用的兵器上，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武斗发生在两派之间，当然是两派分歧和矛盾的激化造成的。武斗就是两派之间分歧和矛盾难以调和的产物，是双方斗争的最高形式。这并不是说两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了，就必然会发生武斗。之所以如此，是与两派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认知与水平存在密切关系的。武斗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难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还给清华大学乃至高校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又给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文革提供了口实，败坏了文革的声誉，也对这些造成派头头个人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文革认识肤浅，没有大局观念，醉心于派性斗争，争权夺利，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看，又怎么能够承担起巩固红色政权、治理国家的重任呢?

本来，对于清华大学武斗中的两派，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乃至其它高校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对于他们做过不少劝告工作的，但是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两派斗争依然如故。这里面当然有414头头的责任，但是团派的头头蒯大富更是难辞其咎的。因为从当时两派的力量对比以及蒯大富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中央对他的重视程度上来说，蒯大富在处理两派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武斗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也具备处理这些问题的条件。可惜的是，他不仅没有为缓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采取实质性措施，做好本派激进分子的工作，还驾不住这些激进分子的鼓噪，积极投身于两派的斗争特别是武斗中。这也严重影响了他个人的政治命运。

毛泽东、党中央不论是在文件、指示还是文章中，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央发表《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以及北京市成立学习班来解决高校派别之间的冲突以后，清华大学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的反复劝告置若罔闻，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百日大武斗。这就不仅让人发问，这是为什么呢?

武斗发生在清华大学，不仅因为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名校，也是由于清华大学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是当时高校文革矛盾和斗争的集中体现。清华大学两派的斗争，除了双方的派性行为外，还反映了人们对于建国后十七年、清华大学面临的形势以及党委定性和为什么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是通过两派冲突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不过是存在着两派产生乃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是变成现实，还是取决于两派斗争的实际情况，即两派成员特别是其头头是否具有大局观念和政策水平。其实，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百日大武斗，关键是由于两派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以派性斗争为念，争权夺利，从冷兵器到热兵器，致使武斗规模不断扩大才造成的。

我们知道，学生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派别，形成不同意见，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通过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求同存异，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政治水平和能力的严峻考验。这是一个关系到文革能否顺利进行、取得成效的关键问题。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特别是百日大武斗，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⑤ 毛泽东决定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北大。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北京一些高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校内秩序逐步稳定下来，进行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了。但是，另一些高校则是武斗不断，革命委员会难以建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并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这些高校的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依然如故。这些情况通过不同渠道反映给毛泽东、党中央。从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高校发生的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了。

1)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在文革中的变化。

本来，文革就是从北大、清华这些高校搞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五月，革命师生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开始的时候在斗争中并不占优势，还遭到学校党委、工作组的打压。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京后，经过调查研究，撤销了工作组，为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平了反，拨正了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说：红卫兵也在不断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

(清华)“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同年二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谈北京市夺权问题，谈到大学负责人时说：学校五大领袖只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四个，垮了一个地院的朱成昭。[85]

从中可以看到，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左派成为多数派。但是，这个时候左派队伍中的一些人也发生了变化。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怎么样，能不能靠得住，毛泽东还在作进一步观察。这在他随后的谈话中又表露出来了。

同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86]

毛泽东在这里谈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存在的问题。虽然这是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的，但是从内涵上来说也是包括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内的。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究竟能不能站得住，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以大局为重，真正紧跟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步伐，还是在本能的驱使下，以投机的态度来进行文革，从个人、派别利益来展开行动，需要对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考察。这不仅要看他们的言论，更是取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这也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前途和政治命运。

在夺权以后，就要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后再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势，也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清华、北大等一些高校中两派斗争此起彼伏，武斗不断，其中的激进分子特别是其头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87]

虽然毛泽东提出对于两派斗争、学生闹事问题，采取不压、不管、不怕乱的方针，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头头已经表现出不满了。他指出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却没有当上的问题，反映出聂元梓在打个人的小算盘，存在着争权夺利的因素，实际上是对于聂元梓的批评。至于聂元梓、蒯大富说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毛泽东对于他们的喊叫并没有怎么在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自己领导下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文革发展的大势，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不认真反思个人的言行，仍然以过去的光环自居，还向中央喊冤叫屈，甚至希望中央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这个时候的行动。这又怎么可能呢?

这是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时候与文革发动时面临的形势的不同造成的。文革就是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当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处于造反阶段，是要破坏旧秩序;在夺权以后，就要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天下大治，建立新秩序了。而他们却进行派性斗争，甚至发生了武斗，这种与实现大治、建立新秩序背道而驰的行为又怎么会能够获得毛泽东、党中央的支持呢?

2)毛泽东做出工人宣传队进入北京高校的决策。

前文我们介绍过，在夺权以后，北京高校出现了严重的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些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来说没有什么成效，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甚至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九六八年“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发布后，清华、北大等高校中的两派对于中央发布的布告置若罔闻，没有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而是在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中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派出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北大来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派出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跟随8341部队去新华印刷厂进行支工，实现两派群众大联合。他派出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到新华厂支工，是因为谢静宜在他身边工作，是可以信任的人，能够准确的把新华厂的实际情况反馈回来，同时把他的指示传达到新华厂去，能够做到上传下达、下情上达，而避免在上下沟通上的曲折。

一九六八年六月，新华厂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谢静宜也暂被结合进去为革委会一委员)。毛泽东还在新华厂的调查报告上作出了若干政策性批示。 这时全北京市的工厂绝大多数都联合了。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高校里面两派的斗争却依然如故，仍然进行武斗。为了解决高校里面的两派斗争和武斗，毛泽东又派谢静宜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传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的指示。关于这个问题，谢静宜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谢静宜说：学校的形势不好，大学里两派之间搞武斗，北京市北大、清华最为严重。在这种形势下，7月24日上午大约10点钟，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我放下电话即去见主席。主席先问了一下新华厂的情况。主席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主席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揿，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主席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气愤的表情说下去：

“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主席说这句话时，语气是那样干脆、肯定、有力。

主席这时自言自语伸出左手数着手指低声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他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我被主席的指示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啊?”

主席笑了，说：“是真的。”随即交代：“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主席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88]

从谢静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北大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哪个学校问题严重就先进那个学校，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安排。毛泽东还注意到抽调人员与生产发展的关系，强调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抽调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来组成宣传队，进入学校同学生进行讲理，宣传中央的精神。他还提出从三结合好、派性少、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抽调人员，防止走漏消息，造成被动局面。他特别提醒谢静宜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要提高警惕，做好心理准备。这说明毛泽东是经过慎重思考后才向清华、北大派驻工人、农民宣传队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果断的，考虑是周到的，安排是缜密的，对事件发生的后果也作了充分的估计。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清华、北大等高校两派的武斗是非常气愤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又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些高校中的两派特别是其头头就是不听，仍然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热心于打派仗，为本派利益而战，更不要说进行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阻挠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仅不听毛泽东、党中央的话，还在断章取义、片面引用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为本派的武斗打掩护。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

至于毛泽东提醒谢静宜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是希望他们在组织队伍进校的时候要保持警惕，在精神上有所准备。面对学校的武斗，毛泽东没有直接派部队进校拆除他们的工事，强制他们停止武斗，而是派出工人、农民宣传队去向他们宣传中央的精神，说服、教育他们，让他们停止武斗。这是毛泽东、党中央以文斗的方式来解决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既然毛泽东预感到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为什么没有通知蒯大富他们是他决定派出工宣队的呢?这样不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流血事件了吗?比如，聂元梓就曾经说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89]

其实，这件事还要从当时斗争的具体状况中来进行分析。虽然蒯大富、聂元梓在文革发动初期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后来却不听劝阻，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长时期地进行武斗。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此还发表了许多指示、社论、文章，他们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呢?

北大、清华是著名的高校，在高校文革中起着引领作用。这个时候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聂元梓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两校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在清华、北大却发生着严重的武斗。这里固然有本派激进分子及对立派别的责任，但是他们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和派别头头，从对待两派斗争中的态度及其行为上来说，无疑是应该负有更大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事先告诉他们，难道他们就能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吗?

再说，像这样派出大规模的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如果没有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怎么能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呢?否则的话，清华大学还会出现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呢?如果蒯大富连这个问题都看不清楚，又有什么样的政治洞察力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呢?

从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聂元梓、蒯大富他们已经是极度失望了。此前，毛泽东、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反复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蒯大富、聂元梓就是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在无奈之下，毛泽东才决定派工宣队进校制止他们的武斗。鉴于他们以前的行为，告诉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毛泽东没有事先告诉聂元梓、蒯大富等人是他派出的工宣队，像这样的事件，在文革期间也并非个例。

无独有偶，当年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毛泽东事先向彭真打了招呼，但是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却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让人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后来在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则是以学术批判来代替政治批判，将该文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还压制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的发表。[90]这最终导致了彭真的垮台。

虽然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毛泽东事先向彭真打了招呼，但是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没有事先告诉北京要他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他在通过是否转载这篇文章来观察彭真对于文化革命态度的。这与毛泽东事先没有通知聂元梓、蒯大富要派工宣队进校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在文革发动之际，聂元梓、蒯大富与彭真对待文革的态度是对立的，但是毛泽东不是看他们的表态，而是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不论对于左翼，还是对于右翼，都是这样。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紧急行动起来，部署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

毛泽东对谢静宜下达派工人和部分农民进驻清华、北大的指示时，告诉她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8341部队负责组织实施。于是，谈话结束后，谢静宜迅速将毛泽东的指示向相关领导作了汇报。

谢静宜领受任务后，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回工厂，将毛泽东的指示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新华厂革委会主任迟群作了传达。他们同谢静宜又一起返回8341部队报告了政委杨德中。之后，杨德中带着他们三人又一起到汪东兴处，做了详细汇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汪东兴的意见，杨德中带领张荣温、迟群和谢静宜，到北京市委作汇报。

听取汇报的是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领导人。他们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

市委书记们表示由市委来帮助、组织、联络工厂，还找来清华大学地图多张，研究部署工人宣传队去清华的路线。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

市委领导人又专门开了几次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各项具体措施。

七月二十五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均比较好的工厂61家，约3万产业工人队伍。

二十六日，市委领导人参加，在新华印刷厂召开了去清华大学宣传的工人负责人会议。市委还决定由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共分成8个团，具体宣传的楼区地段作了分工。新华印刷厂主要是向住在“二教”的“团派”(即蒯大富那一派)指挥部做宣传。

市委除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参加研究布置行动方案外，直接参加指挥小组的是市委副书记、卫戍区副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人员。[91]

我们看到，谢静宜将毛泽东的指示向8341部队和北京市委相关领导人传达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先进清华大学。从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好的工厂抽调工人，也抽调了一部分农民参加，对进校后的路线以及区域作了部署、分工。为了不引起两派的注意，先在学校周围进行游行、喊口号，而后再入校进行宣传。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他们是作了周密部署的。

⑥ 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两派对工宣队的态度迥然不同，414欢迎，团派在攻击工宣队的武斗中酿成惨案。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8341部队抽调、组织大批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好准备以后进入清华大学。但是，两派对于工宣队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414欢迎宣传队，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却向宣传队发起了攻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工人宣传队带着毛泽东、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进入清华园。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8341部队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从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好的工厂抽调工人，又从巨山农场抽调了部分农民，组成了三万人的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两派之间的武斗。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成立了由北京市市委负责人、卫戍区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和8341部队负责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将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成8个团，对入校后进驻的范围作了部署和安排。七月二十七日，指挥小组一声号令，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驻各厂军代表的配合下，从各自厂地出发，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与此同时，指挥小组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搭了一个大篷，临时安了红机和几台普通电话，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做好上通下达的工作。

到达清华大学校外后，工宣队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两派一下。十点整，8个团的宣传队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向武斗的双方念毛主席语录，念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并以演节目、说快板书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手中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小彩旗，带着一天用的口粮。因为天热，其中不少男队员还穿着短裤，女工穿着裙子，当时并未作长期打算。[92]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8341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成指挥小组，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将工人、部分农民编成8个团，对进入清华大学后的场地进行了划分，而后指挥工人、部分农民组成的宣传队进入了清华大学。他们穿着随意，只带了一天的口粮，拿着《毛主席语录》小彩旗，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劝说两派结束武斗，实现大联合。这是以文斗的形式来制止武斗。那么，两派对于进校的宣传队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2)414按照工人宣传队的要求停止武斗。

宣传队进校后按预定方案，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铁丝网、电网。当时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一千人左右。双方持有武器，占据各自的地盘。面对工宣队进校后的行动，414并没有采取对抗行为，而是在与工宣队接触后迅速撤离了武斗区。

414大本营在主楼，另外科学馆被团派包围着。工宣队首先进入主楼，工宣队负责人柳一安和海军宣传队负责人张东昌找到沈如槐，要414交出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经过一个多小时谈判，签署了协议，414负责人同意上缴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414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宣传队到科学馆。工宣队帮助被包围的一百多人撤离。工宣队员还跳进小河里，在肩上搭起木板桥，让这一百多人踩着人桥进入安全区。清华蒯大富，第342页。同时，414的广播站也交给工宣队使用。到下午四时，414的武斗人员已全部集中，武斗工具已交出约一卡车(有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等)，并拆除了武斗工事。[93]

从中我们看到，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后，414并没有对工宣队采取对抗行动，而是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停止武斗、交出武器、拆除工事。在科学馆的414人员也在工宣队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414对于工宣队采取了配合、支持的态度。这或许是他们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打下去没有前途，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工宣队进校，中央要对两派武斗采取行动了，在大势所趋之下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尽管414的观点与文革的发展存在着不合，但是这次414的行动确实表现出其成员特别是头头具有较强的敏锐意识和政治洞察力。他们在工宣队进校后，适时并以体面的方式停止了武斗。

3)团派在蒯大富领导下对工人宣传队发起攻击。

在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与414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停止武斗、缴出武器不同，团派对于工宣队采取了武力攻击的行动，致使五名工宣队队员被打死，酿成了惨痛后果。

工宣队进校的时候，蒯大富不在清华，他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到北京站接人去了。人没有接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他们才回到清华。到了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已经进了校园。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是从西南校门回到清华的。

当时很多工人坐在地上，把静斋也围起来了，但控制不严。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和司机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蒯大富还登上屋顶观看，看到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的鲁文阁和徐凯在下面。蒯大富和他们很熟悉，平时相处得也不错。这时蒯大富却没有向他们问明是怎么回事，竟然还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414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

蒯大富对团派成员说：“如果工人攻楼，我们就自卫反击。”工人并没有攻楼，学生过去和工人讲理，说：你们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当时出来和工人辩论的学生被拉走了，当场拉走一百多人。蒯大富等人思想上特别敏感，认为工人指挥部里面有人要激化矛盾。[94] 团派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们紧急磋商，决定用武力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迅速向各武斗据点做了传达。团派广播站还播放了强烈抗议，说：“工人队伍是在杨、余、傅黑后台指使下，以宣传‘七三’布告为名，纠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挑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团派在第一教室向工人开了枪，打伤了几名工人，并将一些工人抓进楼里，进行拷打、审问，声称“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

下午一时，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的时候，把数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武斗人员。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等按照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武斗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袭击。任传仲亲自带领武斗人员在静斋、甲所、乙所、大礼堂等处反复冲击工人队伍，还用长予刺伤工人。[95]

下午两点前后，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把包围静斋的路打开了。蒯大富决定跑出去找领导，让大家在家等他的消息。

下午三点来钟，蒯大富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一起到清华西北方向体育学院找了一辆存放在那里的小车。外面下着大雨，他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在外面等着，蒯大富上楼去找领导。没有找到谢富治，却见到了吴德的秘书，于是蒯大富就随着秘书直接到了吴德的办公室。一见到吴德，蒯大富就喊：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就以死一拚![96]

他还说道：我们建议，外单位群众立即撤出清华，清华的人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这样做只能向‘七三’布告反方向前进。清华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武斗。同时还要搞清楚，这次事件是谁策化的，是谁组织的。[97]

蒯大富说清华的人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们两派之间搞了一年的争论，又进行了百日大武斗，他们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吗?至于他说这样做只能向“七三”布告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向吴德表明如果工宣队不撤走的话，他们决心要对抗到底了。这显然是在向吴德施加压力。面对蒯大富气势汹汹的质问，吴德并没有直接回答蒯大富的问话，只是对蒯大富说道：蒯大富你要是得罪了北京一百万产业工人，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

蒯大富还跟吴德说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一拼!

吴德说：你们如果跟工人打起来，你要负责!

蒯大富说：现在没办法，一点招呼也不打，你让我负责我不负责!

吴德让蒯大富在这里等工宣队来，一直等到了晚上七点钟。

就在蒯大富他们跳墙出去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汇报的时候，清华大学团派武斗队与工宣队之间的矛盾在迅速激化。团派武斗队向工宣队发起了猛烈攻击，酿成了惨案。

下午三点多，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所、乙所、工字厅的工宣队，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

下午四点多，配合明斋、三院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天黑时袭击丙所。

下午五点多，10号楼、11号楼、12号楼被包围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袭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到东大操场。这时，从414那儿上缴的武斗用柳条帽、棍子等都武装到工宣队手中。414给工宣队队员送饭，用汽车帮他们把伤员运送至医院，广播用的大喇叭也全交给工宣队用。

下午五点到八点，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加入到袭击工宣队队员的行动中。武斗现场总指挥任传仲坚持武斗，团派各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频频出击。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西北场地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晚上十点，在9003的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

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死亡，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皮肉轻伤有数百人。惨痛不已!

在清华大学团派向工宣队发起攻击、酿成惨案的时候，蒯大富并不在清华大学，而是正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待着答复。后来迟群、谢静宜来到市委大楼，跟蒯大富、段永基面对面谈判。迟群、谢静宜旁还有很多工厂的负责人，向蒯大富提出拆除工事、停止武斗、上缴武器、交出凶手。他们从八点一直谈到九点，迟群要蒯大富签字，别的蒯大富都签了，只有交出凶手这条没有签。随后，他们和迟群、谢静宜一起回到清华。蒯大富被带到清华园中学一间教室，双方又谈判到二十二时四十五分，签字后，蒯大富和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派广播台广播协议。

然后落实协议，蒯大富到明斋找人，然后到广播台，见任传仲在现场指挥，他身边还有几十个人。他们马上开会，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都是各武斗队的指挥。蒯大富向大家介绍了他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的经过，说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他还说，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若不死人，还好办，打死了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现在，工人要和我们拚命，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留在校内和工人继续打，要么就是退出清华。与会者大多反对逃跑，要与工人一拚到底。

蒯大富又说道，如果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是明天还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死伤就更多了;一条是我们打输了，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这两条路都是死路。现在只能把武器藏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要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的身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央就会知道，中央会救我们的。经蒯大富这么一说，除任传仲几个人外，大家同意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他们就从没有工人的北门逃出，大部分人去了北航。

蒯大富和段永基、陈育延在一起，坐着司机开的车到了电报大楼。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十分，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七日在黑手的周密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伤亡数十人，许多人被捕未放。为避免跟工人阶级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已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恳求中央马上接见。

发了电报后，蒯大富一度想到天津，后来一想，还是先到北航去看看吧。到了北航，听说中央首长接见他们，就立即乘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98]

从中我们看到，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以后，遭到了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的攻击。工宣队队员有五人被打死，还有数百人受伤，造成了痛心的惨案。虽然这些工宣队队员被打死的时候，蒯大富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汇报去了，并不在学校，但是他对此还是要负重大领导责任的。因为在他跳墙出校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用武力攻击工宣队了。他自己也向团派武斗队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因而尽管他当时没有在学校，是由别人指挥发生的武斗，蒯大富也是难辞其咎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团派与工宣队出现严重对峙的时候，蒯大富还是跳墙出去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反映情况，后来又与迟群、谢静宜以及工宣队代表签署了停止武斗的协议。返回清华后，他做本派人员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利害，劝说他们停止武斗，撤出清华，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这样，惨案毕竟还是发生了。

以前清华大学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武斗，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许多人带着东西纷纷逃出清华，不论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还是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对他们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制止武斗。这一次却派出几万名工人、部分农民进入清华大学的校园，在毛泽东、党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北京，没有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蒯大富没有意识到工宣队进校是毛泽东、党中央下决心要对清华大学的武斗采取行动了，反而还利令智昏，派性大发，竟然下令要武力攻击工宣队，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反映出蒯大富不仅昧于文革发展大势，还缺乏政治敏感性，被派性冲昏了头脑。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酿成的。

4)对两派红卫兵在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园后采取不同态度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工宣队进校后，清华大学两派对于工宣队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414响应工宣队的号召，缴出武器，停止武斗，脱离武斗场所，还将宣传工具交给工宣队使用，帮助工宣队运送伤员;团派却在蒯大富的领导下，向工宣队发起了攻击，结果造成五名工宣队队员被打死，数百人受伤，酿成了严重血案。这就不能不引发人的深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不同的结局呢?

以前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分裂及其武斗，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工宣队进校后，414按照工宣队的要求迅速停止武斗，而团派却向工宣队发起攻击。从双方对待工宣队的态度来看，414表现了比团派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洞察力，从而在斗争中赢得了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本派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团派却在蒯大富的领导下造成了血案，不仅败坏了本派的声誉，也严重破坏了清华文革的发展，甚至对于北京高校文革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来，工宣队入校也给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他们本应像414那样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欢迎、支持工宣队的行动，而后在工宣队主导下，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谋划大联合。这样即便团派过去有过组织武斗的行动，也是可以以体面的方式收场的。但是团派却在蒯大富的领导下，利令智错，我行我素，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适时结束武斗，反而却向工宣队发起了攻击。这样就将自身置于工宣队的对立面了。工宣队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下进入清华的，是为了结束清华武斗、使文革能够在清华健康发展才采取行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团派武力攻击工宣队的行为，也就将自身置于文革发展的对立面了。这究竟是因为他们水平低呢，还是派性思想在作怪?

在文革发动之际，蒯大富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当时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不仅将矛头指向了清华大学党委，还指向了工作组，因此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把他关了起来。为此，他还通过绝食进行斗争。这个时候蒯大富斗争的方向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因而获得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99]

可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复杂化，蒯大富却不谨慎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行为逐渐表现出来，开始脱离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他无视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却在两派斗争中越战越勇。不仅如此，他还采取一些沽名钓誉的行动，为本派及个人“贴金”。比如，他在清华大学立了一根比天安门旗杆还要高的旗杆，带头在清华大学树巨型毛主席塑像，又请林彪题词，于是引发了全国树毛主席塑像的热潮。毛泽东后来批评这件事是劳民伤财，此风不可长。[100]

蒯大富就是这样置文革发展的大势于不顾，却热衷于在这些事件上出风头。他在两派斗争中固执己见，专断行事，派性大发，感情用事，不仅没有处理好两派之间的关系，反而致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直到发生了百日大武斗。当然，这里有414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严重责任，但是蒯大富却没有及时说服本派内部主张武斗的人员，也没有在两派斗争中采取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态度。同时，从蒯大富的影响力、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地位以及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的重视程度上来看，显然他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毛泽东密切观察着蒯大富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其变化，但是蒯大富一步一步的行动却使毛泽东失望了。针对蒯大富要抓派工宣队进入清华的黑手，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说：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101]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蒯大富的失望是溢于言表了。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本来是给予蒯大富在清华文革发展的一次机会，蒯大富却没有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及时停止武斗，迎接工宣队，在工宣队主持下实现两派大联合，反而却命令团派向工宣队发起了猛烈攻击，酿成了严重血案。这也断送了蒯大富的政治生命，致使他很快退出了文革舞台。

虽然两派以前在武斗中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从两派对待入校工宣队的态度上来看，414的行为显然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势的，而团派的行为却是与文革发展大势背道而驰的。不管414这样做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他们的行为都是值得称赞的。虽然蒯大富在工宣队到校后曾跳墙出校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反映情况，后来还签署了结束武斗的协议，又说服本派成员结束了武斗，最后带着他们撤离了清华，但是团派毕竟在他领导下打死了工宣队队员，造成了血案。他们就是这样被飞速发展的文革列车甩出去的。

⑦ 毛泽东发表严厉谈话，两派斗争在毛泽东谈话的传达、执行中偃旗息鼓，工宣队进驻校园。

北京市革委会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党中央和市革委会领导。[102]清华大学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队员的事情迅速汇报到中央。毛泽东决定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召见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解决清华大学及其它高校发生的武斗问题。

1)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严格限制。

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清华大学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情况汇报，议论之后决定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毛泽东召见谈话五个小时，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全程参加，蒯大富迟到了三个多小时。[103]

本来，这五位北京高校红卫兵领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或开会已经习以为常了。重大政治活动有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入人民大会堂，有时在主席台就座。至于平时，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一般从南门进，到达会议厅坐下，等待中央首长。可是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他们不是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而是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在大柱子东边等着，颇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便议论起清华大学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谢富治出来问：“都来了吗?”他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他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他们跟在谢富治后面往里走。韩爱晶年龄最小，脚步快，紧跟在谢富治后面。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停下脚步，看着韩爱晶，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他们都站住了。韩爱晶说：“没有。”其他三位也都说：“没有。”

因为天热，韩爱晶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韩爱晶的裤腿抹下来，而后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儿了。”

他们快到门口时，毛泽东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人已经站到门口了。他们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问好，跟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104]

从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时，与以前表明出明显的不同。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从东门或南门进去，而是从西侧南门，还在过道口等了好一会儿才被允许进去的。他们跟着谢富治进入人民大会堂以后，谢富治又警觉地问他们带小刀没有，还亲自将韩爱晶的裤脚摸下来进行检查。这是非同寻常的。由于他们一连串的错误行为，毛泽东、党中央对于他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这也是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召见他们，批评他们错误行为的前奏。

遗憾的是，虽然他们也感觉到了冷落，但是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表现在毛泽东与他们进行谈话时，头脑膨胀的他们，当时竟然没有一人当场表态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检讨，批评自己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05]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谈话后又受到谢富治的批评了。[106]

2)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发表了严厉的谈话。

进入北京厅以后，毛泽东要大家坐下。大号的藤制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座位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毛泽东很健康，也许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透出红褐色的光泽，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智。看得出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了一个时候。

毛泽东没有看见蒯大富，便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回答道：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觉得谢富治说得不合情理，便急忙替蒯大富解释道：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107]

随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就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进行谈话。

其一，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来看谈话的若干要点。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记述了这次谈话中的要点。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二十八日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108]

谈话持续了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和工人宣传队发生了武斗，打死了人，找他的时候不在清华大学，因而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曾经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说道：“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09]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日，毛泽东派谢富治和吴德到清华大学去制止武斗。[11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和中央领导人一起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进行谈话的。从谈话的要点来看，毛泽东向他们表明了制止武斗的坚决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是他派工人进入清华大学的。因为清华大学的两派在搞武斗。蒯大富要抓的这个黑手就是他。他提出了解决派性斗争的四种办法：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进行大打。他对这五大领袖说，你们可以现在不表态，回去后开会考虑考虑，给他们转变态度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说，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生这样的武斗是没有想到的。现在你们要打多长时间就打多长时间。同时，还告诉他们对这次谈话专门进行了录音，如果他们回去后各取所需，就要放这次录音。这是在批评红卫兵头头过去曾经不听他和中央的话，在行动上从派性斗争出发，在传达他和中央的指示时，往往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不按中央的要求办事，脱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

群众是反对进行武斗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脱离群众。他还对有些人说的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从而拒绝停止武斗的狡辩进行了驳斥，气愤地说那就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以此来警告再搞武斗，破坏交通，打解放军，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派兵进行围剿。这不仅是对这五位红卫兵领袖，也是对社会上热心武斗的人的严厉警告。

我们注意到，当韩爱晶说到蒯大富现在控制不了局面了，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的时候，毛泽东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那就先把这个老虎打死，表达了在制止武斗上的坚定态度。这是发人深省的。从林彪、江青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肯定了这些高校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作用，不论是进行串连还是保护外地来京造反派，当时都是符合文革发展要求，推动文革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没有看到运动形势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却仍然搞过去那一套。这样就在大联合的时候落后了，开始走向反面。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者，警告他们不要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搞两派，要搞一派。如果再搞，就要用工人来干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从谈话的要点来看，毛泽东明确告诉他们工人是他派去的，黑手就是他，警告这些红卫兵领袖要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否则的话，继续进行武斗，破坏公共财产和社会秩序，就要派工人去干涉，派兵去围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既是严厉的警告，又是循循的诱导，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纠正错误行为，实现两派之间的大联合。

其二，从《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册)》的记述中来看谈话的其它内容。

韩爱晶参加了毛泽东、中央领导人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的整个过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谈话有一个详细记述。下面我们将《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要点以外的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在谈话中，毛泽东问王大宾地院东方红的情况时，周恩来说：“他们学校还好。”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毛泽东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毛泽东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林彪、谢富治也催促王大宾过去，于是王大宾就坐到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了。[111]

从中可以看到，王大宾对于本校内部的反对派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也是采取团结态度的。他们学校没有形成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和武斗。毛泽东对此是予以肯定的，因而才叫王大宾坐得靠近些。

毛泽东还对聂元梓、谭厚兰说：“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听到这话后，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让卫戍区放人。[112]

由于这五个红卫兵领袖都是造反派头头，在文革初期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方向相一致、推动文革向前发展的，因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保护他们。毛泽东虽然不赞成414的观点，但是并不同意抓414的理论家周泉缨，因而温玉成才叫卫戍区马上放人。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两派之间的斗争既有倾向性，又是客观对待的。究其原因，除了领袖的胸襟以外，还是因为两派在文革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大联合的要求所决定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113]

聂元梓当时被人们称为老佛爷。毛泽东在谈话中用了这个戏称，批评聂元梓在北大搞武斗的同时，也关切地告诫聂元梓以后要注意个人安全。接着，他又询问其它院校的两派斗争情况。

毛泽东询问王大宾、韩爱晶地院、北航有没有武斗时，王大宾表示没有发生武斗，韩爱晶表示他们也没有发生武斗，他们内部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分裂成两派。韩爱晶还对清华蒯大富的情况作了说明。康生、姚文元对于韩爱晶的说法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样坏，人家很难受。”

毛泽东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有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加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3月24日、27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114]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了北京高校红卫兵之间发生的武斗。谭厚兰在北师大刚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蒯大富、韩爱晶却介入北师大内部的两派斗争，支持与谭厚兰对立的派别进行活动，结果是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下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说明他们的行动已经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现了严重不合。这一次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泽东说的武斗越大越好，其实讲的是反话，是从反面来批评他们的。江青说的败家子的话，更是反映了她对于武斗的鲜明反对态度。

而后，他们又谈了学生要欢迎工宣队，批评红卫兵还像以前那样进行串连以及两派之间的斗争问题。

毛泽东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里极少数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韩爱晶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些组织参加!”姚文元说：“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你们就开了。”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说：“又是说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而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韩爱晶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天。”周恩来说：“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115]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学生对于工宣队采取欢迎的态度，周恩来还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生到工厂串连，工人对于学生采取欢迎的态度而没有抵制、更没有用武力对抗学生来说明学生要正确对待工宣队，处理好与工宣队的关系。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服学生，工人是中央派去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到大学校园就是要去专少数坏人的政。他还批评清华、北航等校与外地来京造反派在搞串连会，收留、包庇这些外地来京造反派。周恩来也批评北航要召开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这些行为违背了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势，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江青接着又联系北师大发生的九七事件，批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的错误行为。她说：“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谢富治说：“是江青同志。”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来，我听了都流泪。他几百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说：“我错了。”

毛泽东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地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轻人。”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说：“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是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说一说。”

毛泽东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过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泽东说：“你搞又搞不掉，几千人。”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呢!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的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燉羊肉’，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说：“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116]

我们看到，在江青批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的时候，聂元梓却汇报了与她们对立的派别北大井冈山要油炸江青，以此来说明她们在校内进行两派斗争的正义性。江青并不太在意这个，她继续批评聂元梓、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对立派别，要耐心、妥善处理好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希望他们学习主席的作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毛泽东批评红卫兵头头提出的“杀牛、宰猴、燉羊肉”的口号，又举出伊林、涤西反对林彪、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反对周恩来的例子，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毛泽东还对抓联动的事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则坦率承认对红卫兵头头帮助不够，要他们各派抓自己的黑手，实现大联合。

毛泽东接着批评了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他说：“你们今天两个地方。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错误，我们是护你们的。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们没有经验，你们也没有经验。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11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天派、地派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对这五个红卫兵头头过去的工作予以了肯定，还说他们的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又没有经验，因而不管他们犯有多少错误，对他们也是保护的。这是对于他们为什么犯错误以及保护他们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更有助于这些红卫兵头头能够认识到所犯的错误。毛泽东还提醒他们说，北京五十九所高校，真正打得厉害的也就是北大、清华等六个高校，提醒他们要想一想为什么逍遥派那么多，还不是因为不赞成他们搞两派斗争乃至武斗嘛!谢富治当众检讨了对于红卫兵帮助不够，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令人赞赏的。毛泽东还对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中发生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既批评了学习班压制红卫兵头头串连，也批评了学习班提出的“打倒谢富治”的口号，指出了双方共同存在的缺点，因而要他们各作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

这个时候，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差不多早晨七点钟，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他把手枪放到汽车底下，下车走向人民大会堂台阶。蒯大富光脚穿着胶料鞋，裤脚卷起来，由于头天下了大雨，蒯大富的衣服还是很脏的。警卫问他要干什么，他说中央首长要见我。警卫问他身上带枪没有，他说没有，还翻开衣服给警卫看。蒯大富看到谢富治出来后，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谢富治跟他说，你跟我走，还帮他把裤脚放了下来。平时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都是从东方、南门进去，这次他和其他四位红卫兵头头一样也是从西门进去的。[118]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泽东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门口走了两步，大家都站在毛泽东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泽东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泽东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韩爱晶紧挨毛泽东右边站着，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呜呜地哭着，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气氛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泽东说：“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119]

蒯大富见到毛泽东后嚎啕大哭，把工宣队进校的事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直接告诉他，你要抓的黑手就是我，工宣队是我派去的。当场给蒯大富泼了一头冷水，让他清醒清醒!这实际上是对蒯大富的严厉批评。当然，在毛泽东得知鲍长康被抓时，还是指示把鲍长康放了，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江青劝说蒯大富态度要冷静，毛泽东继续批评蒯大富不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的话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结局，告诫他这一回中央的话听不听呢?

周恩来对于他们也进一步批评道：“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说：“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说：“不要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120]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搞一派，不要搞两派了。这是要他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也就引来了陈伯达的进一步批评。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泽东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的意思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泽东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还不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121]

从中我们看到，在陈伯达他们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比较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反过来为这些红卫兵头头说好话。林彪肯定了他们在文革初期起到的作用，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却落后了。全国许多学校走在了北大、清华的前头，实现了大联合。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他在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就说过，此时重复这句话更是另有深意的。这是在警告这些红卫兵头头，要停止武斗，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大学的武斗问题，批评这些红卫兵头头已经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122]

毛泽东还在进一步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正确处理两派之间的冲突问题，批评他们进行的武斗。

毛泽东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必胜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并不偏向井冈山。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

“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得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潮必胜是不对的嘛!”[123]

毛泽东批评蒯大富缺乏政治头脑，在这个问题上井冈山还不如414反应敏锐。虽然在两派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井冈山的，但是414在这件事上是做得对的，而井冈山却向工宣队开了枪，打死打伤工宣队队员，犯了大错误。这次工宣队进校就是要解决两派之间的冲突问题，也是给蒯大富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蒯大富完全可以采取欢迎工宣队进校的方式，结束武斗，着手进行两派之间的大联合。这样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还可以借机实现清华文革的大联合，跟上中央的步伐。遗憾的是，蒯大富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武力抵抗、袭击工宣队的方式，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泽东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说：“他们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我不能当，当不了。”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的。”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124]

在谈话过程中，埋在韩爱晶心中的一个大问题不时出现在脑海里。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问题，想问又不敢问，但是又觉得如果现在不问，以后或许就没有机会了，那是会后悔的。于是，他就鼓足勇气地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乱的局面，那么我们怎么办?”

他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他们也没有想到韩爱晶会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而毛泽东却显得很平静。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打几十年吗，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接着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他们走。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毛泽东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内出了李立三，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一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们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迷信。”

陈伯达又批评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着陈伯达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125]

从韩爱晶的问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个能够思考问题的人。其实，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有一次开会回来，在长安街上韩爱晶和蒯大富散步。当时，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军队、党政干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在相互交织中不断走向激化，中央文革小组处于斗争的漩涡之中，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冲在斗争的第一线。韩爱晶看在眼里，对于江青以后的前景和命运表现出某种隐忧。他对蒯大富突然说出了这样的几句话：“老蒯啊，江青要是走在主席前面是她的福气，如果毛主席先走，留下江青，那她不堪设想，会很惨!”[126]江青的结局竟被韩爱晶不幸而言中。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先是突然被隔离审查，几年后又被判处死缓，遭到终身监禁，最后在保外就医地上吊自杀。韩爱晶的预测竟然一语成谶。当然，这是后话。

这次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集体被毛泽东召见谈话，韩爱晶从红卫兵两派之间的斗争中隐约感觉到，毛泽东在还好说，一旦将来毛泽东不在了，如果两派之间都宣称自己代表毛泽东思想，出现了这样混乱的书面，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困惑在他心中很久却难以排解的问题。如果这次不向毛泽东请问，或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他才向毛泽东率直地提出了这样的问话。

毛泽东以革命领袖的政治洞察力，从历史中透射未来，对这个问题作了睿智的答复。他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出发，说明革命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只要紧紧地依靠人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即便我们这些人不在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迷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大势。

最后，毛泽东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了起来。他们围到毛泽东身边，一一跟毛泽东握手告别。而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向一侧走去，揭开一个黑色的布帘，走到后面去了。他们又分别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握手告别。没想到，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返回来了，他们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人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完话，他们又跟毛泽东握手告别，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扶着到黑色布帘后面去了。于是，他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127]

从毛泽东走后又返回来，叮嘱众人不要整蒯大富来看，虽然蒯大富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是把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对他也是关心、保护的。

韩爱晶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以上我们对于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摘录和评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既作了严厉的批评，又进行了耐心的疏导，在批评、教育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这五位红卫兵领袖在文革初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落后了。试想，当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不停止的时候，革命委员会又怎么能够建立得起来呢?

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和《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册)》来看，《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侧重于对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严厉批评，《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册)》则是全面记述了这次谈话，其中有对于他们耐心劝导的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与他们进行了五个小时的谈话，而《清华蒯大富》、《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册)》却说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话，究竟是多长时间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五位红卫兵领袖进行了集体谈话，既是对他们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又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疏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停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为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3)五大红卫兵领袖在整理、核对毛泽东严厉讲话后，迅速回校传达讲话内容。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后，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就要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谈话要点予以迅速传达。为了将谈话的精神能够准确传达下去，防止他们在传达时各取所需，割裂、删减谈话的核心要点，于是在谢富治主持下，他们一起核对谈话内容，起草了传达要点，统一了传达口径。随后，在谢富治带领下，他们又集体赶到北航，看望逃到北航的清华学生。而后又一起到达清华大学，传达谈话精神，解决学生与工宣队之间的武斗。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也按照规定回校传达谈话的精神。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毛泽东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谈话时，批评他们进行武斗的时候，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当着大家的面检讨自己的错误。当年参加谈话的王大宾后来在回忆录中懊悔地反思道：“头脑膨胀的我们，当时竟没有一人理解、领会毛主席的批评，没有一人当场表态接受主席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28]

其实，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北京高校红卫兵领袖，在毛泽东与他们谈话时没有及时作出自我批评，也引起了谢富治的不满。谈话结束后，他们跟着谢富治从湖南厅出来，谢富治当时就对他们批评道：“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主席发了很大的火，你们都不知道好好做自我批评!”

批评了他们以后，接着还是要确定如何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于是，谢富治领着聂元梓他们五个人到休息厅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用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儿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给谢富治端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算是特殊待遇。

饭后，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大家围在一起，韩爱晶执笔，一齐整理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129]

这个传达稿的名称是《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130]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以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几个人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鲍长康被放出来了，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原来蒯大富去市里找领导的时候，鲍长康把一个解放军干部强拉进静斋，随后换上这个干部的军装往礼堂去，被扣起来了。学生扔手榴弹，宣传队员气愤之下把鲍长康揍了一顿，又送到了海淀区医院，最后被弄到市革委会地下室关起来了。直到早上才被叫起来，让他站到大会堂门口等着。

蒯大富和韩爱晶坐谢富治的车，后面跟着吴德、黄作珍、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向北航驶去。[131]

我们看到，谈话结束后，这五大红卫兵领袖是在谢富治的主导下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以确保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能够准确地传达下去。谢富治批评他们没有及时向毛泽东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的同时，还告诫他们在整理传达要点时的注意事项，防止他们再犯错误。对于这些晕头转向的红卫兵头头来说，无疑会起到指点迷津、返回正途的作用。这既反映出处于党内高层的谢富治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表现出他对于红卫兵头头的深切关怀和帮助。谢富治是以实际行动将毛泽东的指示贯彻到底的。

车队开到北京航空学院。当时清华团派有六、七百人跑到北航。有的是最后从武斗据点溃散的，也有没参加武斗的人，情急之中跟着撤离清华的，都集中在北航工人俱乐部礼堂。这里成为他们聚集败兵的营地。

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等到俱乐部礼堂去看望清华学生，韩爱晶却急忙召集北航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而后，他们又一起乘车前往清华大学。[132]

谢富治带领大家先到北航去看望逃难到清华大学的人，对他们进行安抚，而后又带领大家前往清华大学，去帮助蒯大富解决清华的武斗问题。

车队到清华大学，先去了明斋，而后又到了化学馆附近。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谢富治、吴德等领导人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团派向工宣队队员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队员的行为，有的女工边诉边哭，场面显得沉痛、凝重。

穿过人群，谢富治领着大家进入化学馆。他们从楼梯台阶上往上走，只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一片萧疏、狼藉的场面。

刚上楼，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团派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人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任传仲唾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他们还在梦中，根本不知道是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下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

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各回各校，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蒯大富留下来召集团派的人开会，解决善后问题。

韩爱晶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几十个团派人员，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他们认为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韩爱晶委婉地说，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韩爱晶的话显得不中听，不受欢迎。团派学生还沉醉在过去的光环中，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认识到时过境迁，他们的行为已经背离了文革的初衷，由文革的先锋变成文革的绊脚石了。[133]

躲在北航的团派人员是这样，仍然在清华校园坚守阵地的团派人员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于蒯大富等人的严厉批评，反而把这次召见视为荣耀，进一步激化了与工宣队的矛盾。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清华校园里，得到毛泽东接见蒯大富的消息后，团派不明究里，反而鼓足了劲，大力宣扬这件事。固守9003大楼的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把“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

工人们听到后极为愤怒，他们也没有搞清事情的真相，觉得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于是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愤怒的工人把怨气发到团派群众身上。二十八日那一天，只要楼里有学生出来，工人们就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的就暴揍一顿。

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团派在9003大楼里的学生还处在战备状态，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着土炮，窗口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一直到七月三十日中午才在军宣队的监护下撤出来。这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134]

在解决清华校园内部团派武斗的同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召开会议，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在大势所趋之下，蒯大富也向大家作了检查。

七月二十九日，在市委会议室召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谢富治主持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召见的重要指示。会后，一些情绪愤怒的工人代表把蒯大富团团围住，其中有的人是与蒯大富熟识的市革委会的工人常委、委员，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北京起重机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揪住蒯大富不放，要跟蒯大富算账。有的工人指着蒯大富说：“你们开枪打死工人，倒有功了，还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去拆除武斗工事，要你们不搞武斗倒挨子弹。死难工人家属不答应!我们工人都不答应!”

工人把蒯大富带到一边，要求蒯大富签字认罪，蒯大富狼狈不堪。

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向工人宣读了书面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我们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清华井冈山的负责同志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极其错误的态度，并进行武斗，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完全是犯罪行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对毛主席的最不忠!

在这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特别向首都工人阶级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的几位工人同志的家属低头认罪，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由于我们兵团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造成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懊悔，实在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首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135]

同时，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在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136]

蒯大富作了检查，解决了清华校园内部的武斗事件以后，就要劝说留在北航的清华大学人员及时返回清华，筹备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工作了。

七月三十一日晚，谢富治、吴德和新华印刷厂军代表又来到北航俱乐部，劝说还留在那里的数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回清华。

谢富治在讲话中说：“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执行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斗争，……你们是有功的，有贡献的。你们这些我们都赞成，都支持，而且是一贯的。”

激动的团派学生高呼：毛主席为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接着，谢富治高度评价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行动。他说：“这个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他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完全是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办事的。”

这时谢富治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致敬!

谢富治也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他说：“这次你们犯的这个错误可不小，犯了错误不要紧。毛主席最近讲，小将犯错误，是上帝允许的，但是犯了错误要改，不能屡教不改。你们搞武斗，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广大群众，清华同学统统回清华，正常搞四大，不要武斗。”

谢富治讲话以后，新华印刷厂军代表讲话，劝说这几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返回清华。[137]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被迅速传达下去以后，有力地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到八月底，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经过一个月的收缴武器，收缴的正规武器如下：56式半自动步枪11支，56式冲锋枪一支，43式冲锋枪一支，79式步枪8支，各类手枪12把，96式轻机枪1挺，军用手榴弹9枚，雷管455枚，还有大量的子弹、炸药以及其它用品等。收缴的各类自制武器如下：土造手枪42把，土造步枪154支，土炮约50门，土地雷317颗，土手榴弹1192枚，匕首519把，长矛、木枪、铁棍共1404件，其它各类凶器59件，难以计数的土枪弹、土炸药，还有难以统计的教学用车辆、电台、步话机、电话机和其它物品等。从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七月二十七日结束，前后持续共九十六天的清华大武斗终于彻底平息了。[138]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中央领导人与这五位北京高校红卫兵领袖谈话以后，在谢富治主导下，整理出毛泽东指示的传达要点，按照统一口径，迅速在清华、北大、北航、北师大、地院进行了传达。谈话精神在这五个高校传达的当天，就已经传遍了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传到外地大中城市。因而这次谈话又被称为“七二八召见”。[139]

由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不仅对于北京高校，而且对于全国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将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传达到全国，对于全国文革的发展会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七月三十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140]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解决好清华的问题，谢富治还带领包括五大红卫兵领袖在内的市革委会成员，先看望了逃离到北航的清华人员，而后又直奔清华大学，解决清华大学校园的武斗问题，处理工宣队与团派之间的矛盾。一些团派极“左”分子还是在他们的说服下才停止武斗的。他还召开市革命委员会会议，蒯大富作了检查，初步缓和了团派与工宣队之间的矛盾。他又带人劝说滞留在北航的清华人员及时返校，为清华下一步文革做好准备工作。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解决了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

4)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两派在斗争中走向联合。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大联合的过程中走向消亡。

毛泽东与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传达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谢富治领导下又对清华大学斗争中的两派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两派以及工宣队与两派特别是团派之间的矛盾走向缓和。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站稳了脚跟，开始开展工作。

八月十六日凌晨，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在撤销以后， 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宣传队长期驻在清华大学。八月十八日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141]

这个时候不仅清华大学进驻了工宣队，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宣队也进驻了其它大专院校。进入大专院校的工宣队，首要任务就是结束武斗，实现两派之间的大联合。大部分学校是通过办学习班的方式很快实现大联合的。尽管少数激进分子挑起了一些事端，但都未能动摇工宣队的主导地位。比如，清华大学团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在挑起派性纷争后，在工宣队、军宣队的打压下偃旗息鼓的。

八月二十日，清华园内发生了一起几名团派学生殴打一名414学生的事件。驻清华工人、解放军指挥部召开全校群众大会，令打人者和团派头头蒯大富在会上作检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表示：团派、414中的群众都是好的、革命的，两派的头头是有严重错误的，要求双方各自做自我批评，揭发本派头头的错误。蒯大富八月十六日在团派骨干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和414头头周泉缨在大联合以前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章，成为全校各个学习班上的批判重点。

心有不甘的蒯大富召集团派的骨干分子开会商讨对策。蒯大富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回顾了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抱怨工宣队进校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力。他还鼓动四名原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写了一张批评工宣队的匿名小字报，题为《一点意见》，批评工宣队在对待两派的问题上不公正。小字报贴出后，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招致许多群众的反对。小字报贴出的当天，就有大批的大字报批评这张小字报。批评不仅来自原414派，还有许多是来自团派的。大字报的矛头很快集中到蒯大富身上，集中批评他下令向工人开枪和他的八月十六日讲话。

蒯大富又纠合十二个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提出要围绕工宣队是否主持公正问题展开辩论。但是，这场辩论并没有能够挽救蒯大富的颓势，经过群众性的揭发、辩论，蒯大富等派头头愈来愈孤立。十月二十四日，蒯大富贴出了大字报《向工人阶级投降——自我揭发批评之一》。[14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蒯大富参加了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与他们五位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也将谈话精神传达了下去，还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做了检讨，但是他仍然存在着比较浓厚的派性行为。这在他八月十六日讲话、致中央的信件、鼓动别人写批评工宣队的匿名小字报以及他又与人贴出大字报上表现了出来。他仍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与他进行造反的时候存在重大不同，实现两派之间的大联合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在行动，还像以前那样贴大字报，热衷于两派斗争。这样在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情况下，仍然不思悔改地像以前那样行动，受到工宣队的批评、限制、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时候的蒯大富心情是沮丧的。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国庆节他还是上了天安门，但是他和其他红卫兵代表的位置已经是在边上了。当时工人代表占据了主要位置。有一群工人还要蒯大富背诵“老三篇”中的《纪念白求恩》，蒯大富当场背了下来。这是蒯大富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国庆以后，蒯大富进了学习班，每天早上七点带领两派头头出操喊口号，一直到十一月份才结束学习班的生活。当时返校待分配的同班同学陈桢祥后来回忆说，蒯大富这个时候又和他们这些普通同学坐在一起了。他不时听到蒯大富发出“咳!咳!”的感叹声——泄气声，不绝于耳。随后，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十二月二十六日就离京报到去了。[143]

经过工宣队的努力，第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才得以成立。张荣温为主任，尚未毕业的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和414的沈如槐成为清华革命委员会委员。新华社发出电讯：“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144]

我们看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其实，在传达了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的谈话，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以后，又抽调人员组成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八月十九日上午，由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第六团、七团，即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北京齿轮厂、外文印刷厂、财经印刷厂的300名工人和200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校园。驻清华工宣队2500人将他们送至北大，并在北大校园内游行一周，以壮行色。[145]虽然这个时候工宣队、军宣队开进了北大，但是北大的问题并没有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后来毛泽东才不得不再次派人到北大解决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随着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各校的武斗很快被制止了。经过办学习班和清查坏人的活动，学校领导权就由造反派转移到工(军)宣队主导的、革命师生员工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造反派组织在完成任务以后纷纷解散了。比如，八月二十八日，新北大公社召开全体会，宣布“倒旗”。九月五日，北航红旗开会，韩爱晶在会上宣布北航红旗自动解散。更多的群众组织则是在大联合的形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消亡了。[146]

我们看到，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以后，促使两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而后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虽然有一些团派的激进分子挑起了事端，但是在大势所趋之下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工宣队仍然按照既定目标在解决两派冲突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蒯大富却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而是在斗争中仍然表现出派性行为。这与以前他武力反击工宣队的错误联系在一起，使得他最终也没有被结合进新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中，而是被下放劳动了。工宣队、军宣队也适时地开进了北大。随着工宣队进入大学行动的次第展开，各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原来的造反派组织在完成了历史任务以后，也就纷纷解散了。

5)对毛泽东谈话在结束北京高校武斗上所起作用的评析。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有五十九所高校，其中六所高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武斗。这六所高校中，又以清华、北大特别是清华大学发生的武斗最为严重。当着北京各地以及高校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这些高校的武斗仍在进行，严重阻挠了北京特别是这些高校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武斗、恢复高校的正常秩序，毛泽东才派工宣队进入这些大学的。

由于清华大学发生的武斗最为严重，因而工宣队、农宣队和军宣队就先进入了清华大学，他们身穿便衣，带着《毛主席语录》本，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宣传“七三”布告，制止两派发生的武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414欢迎工宣队，而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却向工宣队发动了攻击，打死、打伤许多工宣队队员，造成了严重的血案。

血案发生以后，迅速报告了毛泽东、党中央。这个时候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一旦工人还了手，就会发生更大的冲突，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于是，才不得不叫醒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当即决定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进行集体谈话，批评、制止、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

这次会议从性质上来说，实际上是一次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高校红卫兵领袖的民主生活会。所不同的是，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领导人参加，对五位红卫兵领袖进行批评、帮助的高级别生活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既对他们作了严肃的批评，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又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疏导，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结束武斗，实现大联合，搞好高校的斗、批、改。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次谈话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不论从制止武斗，防止事态恶化，还是恢复高校的正常秩序，实现两派的大联合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方面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比如，他们整理的传达稿上原先写的是毛主席光荣地接见了我们，当天下午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就分别给红卫兵五大领袖打电话，提议将“接见”改为“召见”。他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147]这是因为毛泽东看到写有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传单时，气愤地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148]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仍然在清华坚持武斗的刘传仲等极“左”派，还是逃离北航的清华大学的人员，一开始并没有立即转过弯来，还是在做了工作以后，在大势所趋之下，才不得不转变态度，停止武斗的。至于北大聂元梓也存在不少问题，以后才不得不专门采取措施来解决北大的问题。这是后话。

在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团派用武力反击工宣队造成死伤以后，是通过召开生活会的方式来制止武斗，恢复秩序的。虽然毛泽东在谈话中也说了一些严厉的、警告性的话，但是还是通过做工作来让他们转变态度、纠正错误行为的。在事态已经激化、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能够得以解决，除了毛泽东、党中央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巨大权威，以及北京卫戍区组织战士乘车从清华大学外围转圈给工人助威所形成的强大威慑力以外，[149]也是与蒯大富等人能够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没有听从极“左”分子的再次鼓动分不开的。在这些因素中，毛泽东直接出面发表谈话表明中央的态度，无疑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当高校出现两派斗争特别是发生严重武斗时，毛泽东、党中央派出了工农兵组成的宣传队进入学校来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问题。出人意外的是，宣传队遭到了团派的猛烈攻击乃至于发生了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也是采取召开紧急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

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在文件中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践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在解决文革期间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不仅要有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同时又要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耐心、细致地做好涉事人员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样以和缓、妥善地方式来处理问题，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驾驭文革发展上的高超的斗争艺术，也为各地解决此类问题做出了榜样。

⑧ 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及最终解决北大的问题。

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传达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后，毛泽东不仅密切关注着清华大学的文革动态，还向工宣队赠送芒果，分批接见了工宣队队员，表达了对他们行动的坚定支持。后来，又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北大的问题。这样以清华、北大问题的解决为标志，北京高校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1)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

自从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后，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清华大学两派与工宣队的斗争状况。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后，仍然密切关注着清华大学文革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就是毛泽东了解情况的一条通道。对此，谢静宜后来回忆道：

7月31日，毛主席见我回来，第一句话问：“你未被打死啊?”他是严肃而又幽默地发问的，因为他看见简报上说我也挨了一砖头。

主席急着要了解清华的情况。我把市委和宣传队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很大的清华园的地图铺在地毯上，主席蹲下去仔细察看。他问工农宣传队的位置、分布的地区，现在都在哪里?我汇报了宣传队目前在学校南门里照澜院和在机械系9003大楼这一带的情况;汇报了蒯大富和沈如槐(团派、414派)两派各占的地区。特别是汇报总指挥部让我报主席在体院同团派谈判时，最后市里一领导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的真实情况。

主席观看完地图站起来气愤地说：

“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

主席还看了学校少数人散布的小传单，那上面说“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干什么来了?”主席说：“工人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是抓革命、促教育。”

当主席看到传单上讲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五大领袖时，主席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宣传队与两派谈判多次，要他们双方交出武器，停止武斗。最后交出的武斗器械，由公安局拉走。

先由工人师傅给他们办学习班，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建筑工人面对因武斗而被破坏的校舍、教室、桌椅，给他们讲建校的艰难，国家、人民拿钱培养大学生的不易等等道理……然后复课学习。当时叫复课闹革命。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他们(指学生)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也就没时间闹腾了。”

1968年8月30日(也可能是29日)，毛主席对我说：“自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后，各地学校都派了工宣队进去宣传，全国的武斗停止了，形势大好，非常之好。平时我们讲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毛主席说这些话时，很高兴，精神很好。是在房中(厅里)边迈着步子边说的。清华大学当时遵照主席批示，批判了以蒯大富为首的极左思潮。收缴武器，复课闹革命。既办学习班，上课，又和工宣队一起参观被他们因武斗而破坏的校舍、教室。[150]

其实，毛泽东是有多条渠道了解清华大学状况的。他派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参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行动，既是对谢静宜的锻炼，也是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工宣队进驻清华后两派与工宣队之间的关系及其斗争状况。而后，再作出指示由谢静宜传达执行。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造反派阻止工宣队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于一位市领导限制工宣队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明确指出工人到学校就是要抓革命、促教育。这是工人阶级对教育行使领导权，进行教育革命的需要。至于毛泽东说的是召见、批判而非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更是表现出毛泽东对于这些造反派头头破坏高校文革发展的鲜明态度。

随后，毛泽东又几次谈到工宣队进入学校后制止武斗以及进行教育革命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

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毛年谱编者注)，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15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了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后的工作方法问题。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不要急于表态，以免激化矛盾陷于被动，不利于两派问题的解决。同时，他还批评了两派，告诫他们不要在各自的小报上继续对骂了，而是要做自我批评，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解决两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进行教育革命，仅靠学生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工人参加。工农兵进入校园，和红卫兵实现大联合，在解决两派矛盾的基础上进行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对造反派学生特别是其头头五大领袖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当了委员、常委、副主任就开始翘尾巴了，脱离工农兵，脱离本派大部分群众，热衷于武斗，造成了严重后果，破坏了学校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随后，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清华大学文革的指示。

八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汇报到清华大学两派已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汇报到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时，毛泽东说：总会有团结的时候，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可以军管。北京的学校要有工人、解放军进去。北京八十万工人，抽出十分之一——八万人就够了，实际上用不着十分之一，并不影响生产。完全是工人不行，要有解放军。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军队在“三支两军”中坚持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政策——毛年谱编者注)。解放军对学生没办法，工人硬一些。[152]

从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联合是不行的。他说的占领清华大学，搞到底，就是说要在清华大学进行教育革命，明确清华大学的办学方向，真正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搞好斗、批、改，关键是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对于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毛泽东的态度是乐观的。他主张对有些院校可以实行军管，一般来说就是要派工宣队、军宣队进去。毛泽东强调必须要有工人参加，是因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他汇报时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153]

对于工人只要抽调比例适当，不会影响生产。在派出宣传队的问题上，既不能只有工人，也不能只有解放军，要实行工人和解放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随后，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一次谈到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如何搞好斗、批、改的问题。

八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154]

他在这次谈话中说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时，还说：“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对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他还说：“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55]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本来是要依靠本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斗、批、改的，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大联合实现不了，更别说进行斗、批、改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派工宣队、军宣队进去，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工宣队进入学校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要驻扎下来，真正落实工人阶级对教育的领导权，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谈话中进一步揭示了逍遥派的政治动向，他们是因为反对打内战，反对武斗才形成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工人、解放军组成宣传队的比例可以根据学校具体情况来决定，但是强调宣传队一定要有工人参加。这不仅是因为工人在处理两派斗争时更硬一些，也是因为要落实工人阶级对学校教育领导权的现实需要。他在谈话中批评有人在滥用他关于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那段话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彰显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民主作风。

从以上毛泽东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到，制止两派武斗，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是文革在教育领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学校出现严重武斗，难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下，工农兵宣传队进入学校是文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强调宣传队必须有工人和解放军参加，两者的组成比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宣传队必须要有工人参加，不仅是因为当时工人比解放军更硬一些，能够较好地完成任务，更是因为落实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必然要求。

2)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芒果，接见工宣队员。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时，严厉批评了高校红卫兵两派之间的武斗。工宣队是毛泽东派去的，他们赤手空拳到清华宣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却遭到了团派的武力反击，被打死五人、打伤数百人，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对于工宣队的慰问、安抚上，毛泽东都觉得要接见工人、农民宣传队。七月三十一日，他对谢静宜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你去转报汪主任(汪东兴同志)，由他来安排时间。”[156]

八月五日，正巧巴基斯坦外宾叶海亚送芒果给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

消息通过电台和报纸传编北京城，迅速传到全中国。首都工农宣传队队员和清华大学师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新闻报道了这件事。工人敲锣打鼓迎接、分送芒果。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分两次接见了进清华的三万多宣传队队员，并在主席台与工宣队负责人、工代会负责人合影。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负责人张献忠、首钢工宣队负责人马小武等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报纸刊登毛泽东接见工人的大幅照片，广播、电视反复播报毛泽东接见工人的新闻。北京沸腾了，敲锣打鼓，鞭炮轰鸣，彩车川流不息。毛泽东接见工人的照片印制成大幅彩色宣传画张贴在办公室墙上，芒果的模型放在玻璃框里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157]

从中可以看到，正当毛泽东是准备接见工农宣队队员的时候，碰巧巴基斯坦叶海亚给毛泽东送来了芒果，毛泽东就让汪东兴把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队员，表示对他们的亲切慰问。毛泽东后来两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八月八日下午，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的事情，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他在八月十九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你们要看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偶然性与必然性》，这篇文章强调了偶然性。有很多事都是偶然的。[158]

从中可以看到，正当毛泽东决定要接见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队员时，巴基斯坦的叶海亚送来了芒果。于是，毛泽东转而决定将芒果送给工宣队队员。本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当时文革发展的境况下，却演化为一个政治事件。具体说来，从巴基斯坦的叶海亚将芒果送给毛泽东来说，事件的发生是具有偶然性的;但是从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以及决定要接见工宣队队员来说，那么这个事件的发生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事件并不仅仅是送芒果，而是通过送芒果表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工宣队入驻清华的政治态度。正是因为这样，这个行为才演化成一个政治事件。因而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其实，送芒果不过是一个前奏，而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分批接见工宣队队员，还与其负责人合影留念，表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工宣队队员的支持、慰问。这与他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并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对于文革发展的不同态度及其作用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工宣队进入清华不仅是制止两派发生的武斗，也是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举措。这才是毛泽东给工宣队员送芒果，又接见工宣队队员的深层历史原因。

3)解决北大的问题。

本来，北大的聂元梓是参加了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的。事后，她也按照统一的口径在北大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八月十九日上午，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军宣队部分成员进入北大校园，驻清华工宣队还派出人员将他们护送到北大后，并在北大校园内游行一周以助声威。[159]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北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到九大召开前夕仍然是这样。毛泽东在了解情况以后，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来处理北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有一个详细而又生动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记得主席关于进北大的事，也做了多次指示。最后当主席指示“可以进了”时，于1969年3月24日由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着刚组建的85人的队伍(也包括我在内)，开进北大。遵照主席指示：“进去后先进行调查研究，两个月内不发言，待调查后，详细地占有确凿的事实后再表态。”

两个月内，以8341部队派去的简报组，及市委三支两军办公室同志将调查的情况，不断地综合向毛主席呈送。待情况明了，毛主席说“可以表态了”之后，由8341去北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王连龙同志在全校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参加的大会上表了态，用事实狠批了聂元梓(毛主席称她为老佛爷——当时社会上的叫法)和校“文革”的极左行为。同时遵照主席指示，责成63军的同志在大会上作检讨，认识自己在支左过程中的错误。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认识，不作检讨是过不了关的。一旦认识了，检讨了，8341领导在会上要给他们下台阶，团结起来共同搞好今后的工作。”主席又补充了一句说：“目前第一把手还让63军刘信同志当。等过一段下届选举时，杨德中为第一把手好。”主席又说：“不当一把手不等于不做一把手的工作。”

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主席都看了。自表态后绝大部分群众是高兴的，但“老佛爷”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又拿出过去的小本本来，说谁谁曾支持他们，讲过什么话，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等等。 主席看了这些简报后，让工作人员电话叫我回去(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也是主席书房，接见尼克松等客人的地方)。主席让我拿笔、纸做记录。这次很特别。主席一般都是让我用脑子记，去传达他的指示。

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主席稍停，歇息片刻接着说：

“你们今天，又翻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过去的记录本)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也自然会承认你们。现在又翻起过去的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你们做的事不得人心，无非拿过去谁谁讲话压人。现在群众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于是，我从主席处出来，立即把主席的原话，向汪东兴、杨德中、王连龙等主要领导同志分别报告了。他们听了主席指示，听了主席对派性头头们的批评，都很高兴、激动。都支持我整理后在全校大会上宣讲。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全校几万师生员工的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之后，来自各系的同志反映说：对此群众反应强烈，高兴，出了气。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勇气，灭了“老佛爷”的威风(当时聂元梓是九大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敏感的北大师生也猜测，敢用这么尖锐的语言、坚定的语气来批判聂元样为首的极左思潮，绝不是出于我这个年轻人之意……

总之，主席的指示，批判的原话，为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60]

从谢静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八日谈话中对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进行了严厉批评，工宣队、军宣队也进了北大，而后他又作了多次指示，但是北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方面聂元梓及其他派别头头是负有很大责任的。他们并没有真正执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也没有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处理北大的问题，而是仍然以派性为重，致使北大的大联合、三结合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革命以及斗、批、改也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再次派出工作队进入北大的。

工作队进入北大之后的行动是慎重的，并没有匆忙表态，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北大的详细情况，弄清事情的原尾，不断以简报的形式将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待情况明了以后，经毛泽东同意，再召开群众大会，狠批了聂元梓及其校文革的错误行为。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责令支左部队六十三军负责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当然，对于支左部队负责人错误的处理是讲究策略的，即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要给他们台阶下，还让其负责人继续担任第一把手，待以后换届选举时再由前去的8341部队负责人接替。这样就便于团结他们共同做好北大的工作。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批评却引起了聂元梓和一些派别头头的不满，他们不仅表功，还拿出过去的小本本说谁谁支持、肯定过他们，以此来进行反批评，为自己及其派别造势。这些情况又不断地通过简报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才让人通知谢静宜前来，还特意要她用笔进行记录，以便能够全面、准确地将他的话传达下去。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气愤的，批评的语气也是异常尖锐的。这是因为他在与五大领袖进行了七月二十八日的谈话以后，又在北大进行了传达，工宣队、军宣队也进入了北大，随后他还作了不少指示，但是聂元梓及其一些派别头头仍然是我行我素，致使北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才让谢静宜在北大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他们进行公开批评的。虽然是以谢静宜的口气说出来的，但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来头的话，谢静宜这样的一个机要员是不可能对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元梓讲出这番极其严厉的话的。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北大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又是果断的，讲究策略的。他派工作队进入北大，是在调查研究以后，弄清事实真相以后，才作出表态的。北大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九大前夕仍然如此，聂元梓及一些派性头头对此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他们遭到批评、处理也是咎由自取的。

4)北大、清华是北京高校文革的风向标。

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聂元梓领衔署名在校园内贴出，经毛泽东批准，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人民日报》配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的。[161]这张大字报之所以被毛泽东选中且在中央党报上发表，是因为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大党委，和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一致的缘故。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带头反对校党委、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直至被监禁，又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导下得以平反的。蒯大富在文革初期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并成为红卫兵领袖，同样也是由于他的行为契合了文革发展潮流的缘故。北大、清华是高校中的翘楚，在文革发动之初以蒯元梓、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工作组，在当时高校文革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

北大、清华成为高校文革的风向标，不仅是由于两校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师生，在高校中地位最高，也是因为这两校与中央以及中央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校出现的问题也是高校教育革命中存在问题的集中反映的缘故。因而在文革发动之际，北大、清华发生的事件不仅引人注目，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大、清华就是这样走在了高校文革的前列。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大、清华文革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在大联合、三结合的问题上。这两个学校的造反派出现了分裂，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而且斗争愈演愈烈，发生了严重的武斗。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论是聂元梓还是蒯大富都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这个时候他们逐渐从站在历史潮头引领高校文革的风云人物，变为与文革发展潮流逆向而行、充满浓厚派性的造反派头头了。不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颁发的文件还是报刊发表的社论，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熟视无睹，起不到什么作用。两派之间武斗频繁，大打出手，工宣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进驻校园的。清华、北大的这种状况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在讲话中批评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162]由此可见一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北京高校文革的发展过程中，清华、北大的武斗最为严重，因而工宣队才率先进入清华、北大的。工宣队进入校园后，虽然遭到了团派的武力反击，但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后，清华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北大的问题却依然如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处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才派出工作队进入北大的。

不论是文革初期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大、清华在高校文革发展中都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这种风向标在文革初期反映了文革发展的方向，起着正面的作用;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则是在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中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起着负面的作用。同时，北大、清华的问题又是高校文革存在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两所学校又在高校中处于特殊地位。因而两校文革对于高校文革乃至文革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前夕的一、两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显现出来。[163]当然，这是后话。

⑨ 清华大学两派斗争发生的原因、教训与影响。

以上我们研究了清华大学两派的斗争及其解决的基本状况。那么，有人可能要问，清华大学为什么会出现两派之间的斗争?又是具有什么样的教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原因分析。

清华大学团派和414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还导致了百日大武斗。两派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乃至于武斗，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两派出现了分歧和矛盾的缘故。那么，两派出现分歧和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缺乏历史自觉，阶级意识淡薄，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根本原因。

本来，两派都属于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进行造反，在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问题上是存在着一致性的。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却日益扩大，由文斗发展到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从两派的身份来看，他们主要是由学生组成的造反派。即便双方在认识和利益的归属上有着不同意见，也是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得到解决的。如果一时难以解决，就要继续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力求达成共识，而不宜诉之于武斗。因为两派都是学生出身，并没有根本的利害与冲突，在阶级利益上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毛泽东、党中央的红卫兵，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进行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不能解决，非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大打出手呢?

两派出现分裂进而发生武斗表明，他们既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更没有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真正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精神。这样在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或派别意识展开行动，主观任性，随意行事，出风头，争高低，以战胜对方进而让对方臣服为目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他们缺乏历史的自觉性，阶级意识淡薄所致。

他们之间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出现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追根溯源，还是由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即是不是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不仅是清华两派，也是社会上所有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出现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164]而清华两派出现的斗争乃至于武斗，恰恰是由于世界观上存在的问题所致。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65]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心灵深处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即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缺乏这样的阶级自觉，才是两派分裂乃至大规模武斗出现的根本原因。

其二，对于文革认识的分歧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思想动因。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两派在清华大学党委、干部队伍、建国后十七年、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些分歧和矛盾中，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从错误的性质上来说，团派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左”，而414则往往是右。从本质上来说，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倒是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观点存在着一致性的。

从两派在造反派中的属性上来说，团派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414则是造反派中的保守派。双方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认识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内部整风和双方协商来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武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双方在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致使他们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变得不可调和的缘故。

当然，双方在斗争中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里的问题是，在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办。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那么就可以联合起来进行文革;否则的话，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会不断激化，进而出现分裂和武斗。因而能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双方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就成为防止两派出现激烈的斗争、分裂乃至武斗的关键因素了。

两派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是在斗争中产生的。这些分歧和矛盾出现以后，既要正视这些分歧和矛盾，认识到这些分歧和矛盾对于彼此关系和文革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予以解决，特别是要将这些分歧和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致于让它进一步激化，造成两派之间的分裂和武斗。这是文革对于两派特别是其头头的共同要求。

其三，派性作怪及附着其上的个人主义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利益驱动因素。

两派之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派之间利益上的纠葛。这种纠葛既表现在重大的行动上双方没有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商，也表现在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筹备上双方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两派及其头头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的激化，成为双方出现激烈的斗争、分裂进而武斗的强大推动力。

文革进行过程中，造反派成立了形形色色的组织。一批志向、观点、意见相投的人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在斗争中互相策应、支持，宣传自己的主张，发挥出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本派及其头头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有时还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问题是，哪些属于正当的行为，哪些属于狭隘的小宗派行为。这些行为的实施又会对文革发展大局和其它造反派组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要对这些行为进行审慎评断以后再采取行动，而不能凭着个人意气、情绪，想当然地冒然行动。令人遗憾的是，清华两派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两派都属于造反派，从根本利益上来说具有一致性。这个时候文革发展的大局就是要以两派之间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两派及其与文革大局之间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在文革发展的大局面前，两派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就要互相沟通，互谅互让，使派别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要在维护文革发展的大局下来进行解决。

这就要批判各自派别内部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打击本派内部的激进分子，纠正错误的行为，将两派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可是，两派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是私欲膨胀，派别思维作怪，致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进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武斗。因而狭隘的派别利益成为两派矛盾激化进而武斗的另一重要原因。

其四，胶柱鼓瑟，墨守成规，没有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这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现实原因。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66]乱，就是发动群众进行造反，破坏一个旧世界;治，就是建立新秩序，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设一个新世界。天下大治，只有通过天下大治才能实现。由大乱到大治，是文革发展的必然逻辑。

在文革发动之际及其随后的一个时期，就是要天下大乱。要天下大乱，就要进行造反，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不能转移斗争对象。指向一般的群众，更不能挑动群众斗争群众。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革舞台的。他们这个时候是文革发展中的风云人物。414派的一些头头也是这样。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在夺权以后，造反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这个时候就要实现天下大治了。要建立新的秩序，就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红卫兵领袖逐渐落后了。清华两派仍然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在文革舞台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进而发生了百日大武斗，而没有在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采取有力的行动。这表明他们的行动已经脱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

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大乱的时候进行造反，大治的时候成立革命委员会。既不能在大乱的时候畏首畏尾，举足不前，也不能在大治的时候仍然进行所谓的造反，更不能在派性斗争中争斗不休进而发生武斗。这就要弄清两个时期的任务及其斗争方式的不同，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及时将斗争转移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文革发展的步伐，做文革的促进者，而不致于成为文革的绊脚石。

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分裂乃至于武斗，从现实斗争上来说，就是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期还在采取造反时期的斗争方式，致使革命委员会建立不起来，难以实现天大大治造成的。这成为两派之间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现实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两派发生激烈的斗争乃至武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历史自觉，阶级意识淡薄，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思想根源，对于文革认识的分歧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思想动因，派性作怪及附着其上的个人主义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利益驱动因素，没有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是两派发生斗争乃至武斗的现实原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百日大武斗，不仅影响了清华大学文革的发展，还对于高校文革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2)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教训。

清华大学两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乃至于武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了清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两派及其头头主要由学生组成，都属于群众，显然是在群众斗群众，又发展到罕见的百日大武斗，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其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革发展大势、中央号召和本派利益的关系问题。

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势、中央号召和本派利益的关系问题。造反派的斗争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将本派置于文革发展和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之下展开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做时代的弄潮儿而不致于翻船。否则的话，不仅难以取得成果，还会被文革发展的潮流所淹没。

蒯大富等人在文革发动之际，之所以能够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是因为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与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以及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缘故。随着文革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个时候文革发展的大势，就是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414派在斗争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派性色彩。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通过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文革发展大势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而且还无视毛泽东、党中央为此作出的指示以及制定的相关政策，而是热衷于进行派性斗争，最终酿成了百日大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文革发展的大势以及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出现了严重背离，由推动文革发展变为文革发展的障碍了。

在文革过程中，派别利益要符合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造反派的言行只有在符合文革发展大势的要求下才是正义的。当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就要及时作出调整，将本派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下展开行动，将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落实于本派的具体行动中，而不能受本派激进分子的左右，一意孤行，意气用事，大打出手，为本派私利而斗。这是文革发展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提出的严格要求。不论是团派还是414派都是这样。

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应该说，造反派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既要正视，更要采取适宜的方法予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使两派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究竟如何处理这些分歧和矛盾，是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的严峻考验。

其实，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上的，一种是利益上的。从清华团派和414两派之间的斗争来看，这两种状况都有。在认识上，对于清华大学党委、干部队伍、建国后十七年历史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和如何进文革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从利益上来说，在大联合、三结合以及革命委员会人选的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由于这些分歧和矛盾，双方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进而演变成武斗。这里既有两派激进分子的鼓噪，也有两派头头的支持与纵容。双方都是有责任的，而以两派头头的责任更大。

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双方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来是可以化解的。因为两派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与冲突。但是，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激烈斗争中演变为百日大武斗。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两派特别是其头头没有采取理性、慎重、和解的态度，而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意气用事，争强好胜，不计后果，盲目行动分不开的。

当然，不仅清华两派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文革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过是由于清华两派之间发生了百日大武斗，更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已。对此，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地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后来回忆道：“地院东方红公社在其发展、存在的过程中，始终有不同意见，亦发展出对立的派别。如何对待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应是在政治斗争中团结自己、取胜对手的一个最高智慧问题。我自己，我认为还有当年东方红的头头，当年都缺少了这一智慧。”[167]这是一个自责式的反省，态度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心情是沉重的。不仅是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及其头头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造反派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派之间的矛盾，就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为指导，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以便化解矛盾，消除分歧，扩大共识，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也可以暂时保留意见，以待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解决，而不宜以此为由，展开激烈的斗争，进而发展到武斗。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繁重的工作，是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的严峻考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期间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其三，要认真贯彻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本来，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不仅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还写进了“十六条”中。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在分化、组合中形成了所谓的天派和地派，彼此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在这些武斗中，以清华大学两派之间的武斗更具有代表性。武斗就是这样跨出了本校校园，发展到其它校园和单位，致使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化。

“要文斗，不要武斗”本来就是文革的政策，也是在斗争中具有宗旨性的要求。但是，清华、北大及其它院校发生的武斗，显然违背了这一政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参加文革的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昧于文革发展的大势和要求，从派别利益出发，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缺乏大局观念，一意孤行造成的。武斗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伤亡，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分歧和矛盾，还抹黑了造反派，败坏了文革的声誉，致使双方的联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即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难以使得局势稳定下来，更别说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了。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是两派在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论两派成员还是造反派头头都是对此具有责任的，而以造反派头头的责任更大。两派中的逍遥派就是这样在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中游离出来的。武斗固然是两派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产物，但是两派在分歧和矛盾激化的时候，没有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在文斗的范围内，而是大打出手，企图以武力来降服对方，则是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因而对于他们的批评和处理是维护文革正常发展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同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要汲取的沉痛教训。

其四，两派头头在双方矛盾激化乃至武斗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造反派出现分裂乃至武斗，固然有两派成员特别是其激进分子的责任，但是两派头头在这个过程中却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这是因为两派头头在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对于本派的运动方向、斗争手段及其行为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缘故。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团派的蒯大富还是414派的周泉缨等人，在两派分裂乃至武斗中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他们从思想上没有接受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也就难以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中，而是凭着个人冲动在意气用事，最终酿成了两派的分裂，造成了两派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

一般来说，两派头头比其成员应该具有更高的政治洞察力，更宽广的胸怀，以及必要的领导能力。他们不能仅仅从本派的利益，而是更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认真领会、践行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将本派行动置于文革发展大势和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的范畴内，还要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在斗争方式及其目标上及时作出调整。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是要求两派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是破，建立革命委员会是立，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夺权以后，由于要进行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采取过去破的方式去进行造反了。再这样做就是违背文革发展的大势，与以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了。但是，两派之间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这是令人痛心的。

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已经对于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敲响了警钟。不论是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谈话，还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以及先后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予以隔离审查，都是为了纠“左”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168]遗憾的是，两派特别是其头头却对此熟视无睹，不知道与对方进行和解，主动实现大联合，仍然在进行激烈的派性斗争，甚至还酿成了百日大武斗。

这些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的行为逆文革发展的大势，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仍然在进行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竟然还以武力抗拒制止武斗的工宣队，造成了工宣队的重大伤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紧急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造反派头头的作为，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毛泽东直到去世前还说：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169]其来有自。

两派出现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虽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两派头头却是要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派头头昧于文革发展的大势，违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派性思维作怪，没有能够制定出本派的正确行动方案，及时说服本派的激进分子改弦更张，约束他们的行为，积极、主动地促进两派的大联合造成的。两派头头的作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其五，两派在同室操戈中走向陨落。造反派头头在风云变幻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

我们知道，清华团派和414派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的两派。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本来是造反派内部的同室操戈，双方在文革进行中特别是文革后走向了陨落。

团派的蒯大富被下放劳动，而后又在隔离审查中劳动多年。文革后遭到逮捕，被判刑十五年，出狱后自谋生路，颠沛流离。[170]

414派的两个头头周泉缨、陈楚三也是历经波折，在郁郁寡欢中渡过余生。周泉缨虽然被分配了工作。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因为他对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施行的一些政策表示不满，贴出了批评的大字报，被逮捕后关押了一年多。释放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即便经商也是屡遭挫折，最后在佛教研究中了此残生。[171]

陈楚三，虽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赦免。文革后陈楚三在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对造反派红卫兵当年积极投身文革是上当受骗的说法表示质疑，还写出了一篇万言长信予以辩解和说明，结果陈云对他的信“做出极其严厉的批示”。批示指出：“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混。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虽然陈云表示要给出路，但是却把他排除于第三梯队之外，这样将他剔除了后备领导干部的行列。[172]陈楚三此生也就再与仕途无缘了。

两派头头都是造反派，却因为认识的不同以及利益上的纠葛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本来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应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但是却分裂为势不两位的两大派组织，彼此之间打起了内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后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双双走向了陨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行为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确实充当了文革的急先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也犯了不少错误。比如，清华团派头头蒯大富搞武斗，还武力反击工宣队，造成了重大伤亡。北大的聂元梓也在进行派性斗争，直到九大召开前夕还是这样。韩爱晶对彭德怀搞武斗，还感情冲动地打了彭德怀一巴掌。虽然后来他为此懊悔、自责不已，但是毕竟成为了事实，产生了错误的导向。[173]等等。这些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也给造反派红卫兵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后，在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在时代的风刀霜剑下也是命运多舛，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有的屈服了，有的仍然保持着风骨和信念，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个人的气节和品质。

蒯大富被逮捕以后，为了让他能够配合两案审判，当时对他从生活上予以了特殊照顾，让他住进了单间房，睡上了席梦思床，吃上了肉包子，还有书看，甚至对他个人也许了一些愿，进行了私下交易。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在循循善诱下产生的幻觉，使蒯大富在思想上出现了动摇。于是，蒯大富抱着投机的目的，不仅将检察人员交给他的证词背诵了一百遍，直至滚瓜烂熟的程度，还按照检察人员设计的语调、手势，在法庭上指控张春桥。面对蒯大富的指控，张春桥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甚至连眼皮也没抬，漠然置之，无动于衷，坦然面对这场审判，连蒯大富也感到惊奇不已。

面对电视中播放的庭审画面，蒯大富的行为令人大失所望。武汉的李成宏在《百年寻梦》一书中写道：“一般百姓一致认为蒯大富没骨气，造反派和我很反感蒯大富的证词，大家一致认为他……法庭上表演太过，配不上五大学生领袖和清华井冈山大司令身份。”[174]

韩爱晶在关押地得知了蒯大富在法庭上的表现以后，怒火中烧，对蒯大富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自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他和蒯大富相识以来，对蒯大富极为钦佩，关系一直很好。可是，这次蒯大富在法庭上的表现，却让韩爱晶不能容忍。韩爱晶认为蒯大富在面临审判的时候，贪生怕死，想通过出卖灵魂来换取好的结果，侮辱了自己，侮辱了全国造反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耻到了极点。韩爱晶咽不下这口气，在下午开门端水的时候，对着蒯大富房子的方向，大声怒吼：“卑鄙!……无耻!”随后，他还给蒯大富写条子说：“今后你蒯大富是蒯大富，我韩爱晶是韩爱晶，你是你，我是我。”[175]

虽然蒯大富后来对此也进行了反省和自责，但是毕竟已经造成了事实，将个人的形象亮出去了，成为他人生画卷上的最大败笔，难以泯灭的污点。可悲、可叹的是，尽管蒯大富选择了屈服，幻想由此得到宽恕，结果却弄巧成拙，仍然是美梦一场，最后还是被判了十七年徒刑。即便他进行了上诉，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76]这种盖棺论定式的判决，击碎了蒯大富的黄粱梦，也使他对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懊悔不已。蒯大富在法庭上的行为及其判决，不仅给造反派及其头头以警醒，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与蒯大富不同的是，韩爱晶却是另一种表现。在文革后的批斗大会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韩爱晶并没有屈服。当有人在发言中说韩爱晶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发言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时候，他用双手伸进勒住脖子的麻绳圈里，紧握双拳，使劲抓住绳圈，连续几次跳起来，向着发言的人大喊：“胡说!造谣!你胡说八道!”在会场上激起了骚动，发言的人也收敛了先前的气焰，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了。

后来韩爱晶自己也谈起过他为什么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表现出那样的举动。他说：“面对北京市各界代表，面对主席台上北京市委和北京部委机关领导，我必须向北京市的人民、向北京的大学生、向北航的师生员工表明，我韩爱晶不能容忍他们伪造事实对我进行诬陷，我曾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我没有被征服，我不会屈膝投降!”当年参加批斗会的工人虽然对韩爱晶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持有异议，但是却对韩爱晶在批斗会上的表现给予了客观评价：“不管怎么样，韩爱晶倒也算是一条汉子。”[177]

我们再来看王大宾的表现。王大宾出狱后，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但是他还是谢绝了有人要他偷渡到香港去发展的建议。他说：“我不能去香港，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会给千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实在不能在成都生存，我就回大山沟我老家去种地，乡亲们会接纳我的。”当然，王大宾后来并没有回老家种地，而是靠着个人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还过得很不错。[178]

我们看到，两派当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武斗，双方特别是其头头在同室操戈中走向了陨落。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表现出不同的节操与风骨。有的人退让、妥协、屈服、变节，有的人却保持着个人的信念和尊严，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执着前行。他们以个人的行动书写着人生的悲壮画卷，奏响着迥异的音符，为后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咏叹调。他们人生的轨迹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预言。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179]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清华大学两派之间激烈的斗争特别是武斗造成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些教训表现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革发展大势、中央号召和本派利益的关系以及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在实际行动中要认真贯彻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两派头头要率先垂范、领导本派成员积极、主动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严重的武斗，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派头头是要对此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的。两派头头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骨和信念，是发人深省的。他们的品格在社会的变迁中经受了考验，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3)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影响。

清华大学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旷日持久的百日大武斗，不仅给清华大学，还给北京高校文革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清华乃至高校文革的发展上，也表现在造反派及其头头的政治命运上，还表现在整个文革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上。清华及其它高校红卫兵的行为，对于文革发展所起的作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其一，两派之间的斗争，严重干扰了清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清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后，再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工作。这是文革发展的一般逻辑。但是，清华大学两派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走向分裂，酿成了百日大武斗。

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是认识上的，二是利益上的。这些分歧和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本来通过内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即便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暂时保留意见，以待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解决。但是，双方最终在激烈的斗争中走向分裂，造成了百日大武斗。这样就使得清华大学的两派难以实现大联合。没有实现大联合，就无法进行三结合，实现不了三结合，就建立不起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又如何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呢?这样就使得清华大学的文革在两派纷争中难以取到进展，而是呈现出徘徊、动荡的局面。

总之，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百日大武斗，致使清华大学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愈发困难，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工作更是无从谈起了。因而我们说两派纷争严重干扰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进程。

其二，两派之间的斗争，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

本来，清华大学中的团派、414派都属于造反派，是因为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才在激烈的斗争中走向了分裂，进而出现了百日大武斗的。造反派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自身实力遭到了严重削弱的。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文革发动之际在高校文革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也正是由此他才跻身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行列的，而且还排在了靠前的位置。这个时候蒯大富应该像以那样，顺应文革的发展要求，认清文革发展的大势，以毛泽东、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紧紧抓住大联合、三结合这个主题，团结不同意见的造反派，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搞好清华的斗、批、改工作。如果这样的话，清华的文革还会成为高校文革的旗帜，清华的造反派还会成为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造反派的表率，清华的文革也会顺理成章地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而是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团派和414派在争斗中酿成了百日大武斗，最后还是在工宣队进校经过了一番波折后才将武斗予以制止的。清华两派之间的争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实力，大大降低了造反派在清华文革舞台上的作用。这样就使得造反派在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两派之间的内斗，出现了分裂乃至百日大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致使清华造反派在文革发展中难以承担起重任，完成自身的使命。这对于清华乃至高校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三，两派之间的斗争，严重破坏了高校红卫兵的形象。

北京高校红卫兵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在文革初期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不论是毛泽东、党中央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都是坚定支持他们行动的。这些红卫兵不仅在本校以及北京活动，还纷纷到处地进行串连，传播文革的火种，推动文革的前进。五大领袖所在学校的红卫兵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既然红卫兵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先锋队的作用，那么必然会遭到党内走资派、党内外抵制文革的人的仇恨和打压。是支持还是打击红卫兵，成为拥护还是反对文革的两股力量的重要较力点。红卫兵由于年轻气盛、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本来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在斗争中由于意见不合、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利益上的纠葛，却公然违背毛泽东、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置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于不顾，热衷于打派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武斗，则是令人愕然的。这严重败坏了红卫兵的形象，也给反对文革的势力提供了借口，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进行的武斗，就使红卫兵从文革初期不畏困难、着力推动文革发展的正面形象，逐渐蜕变为为了派别、小团体乃至个人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宗派主义者。这是令人痛心的。

北京高校特别是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就是这样严重败坏了红卫兵的形象。他们的武斗行为不仅给自己，也给整个红卫兵运动抹了黑，使得人们对于充满朝气、富有青春活力的红卫兵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不仅对于这些红卫兵，也对整个文革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四，两派之间的斗争，成为决定两派头头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

其实，不仅是清华两派之间，北京高校两派发生的无休止的斗争特别是武斗，都与两派头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要对此承担主要责任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此后的政治命运。

这个时候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已经与文革的发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在促进而是在破坏文革的发展。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是当时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而两派头头却置这样的任务和大局于不顾，唯我独革，孤芳自赏，肆意妄行，不能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违犯毛泽东、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以本派乃至个人利益为重，热衷于两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从毛泽东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看，他们又如何能够担此大任呢?

五大红卫兵领袖是北京高校红卫兵头头中的代表。七月二十八凌晨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同他们的谈话中，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由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由先前文革发展的先锋逐渐成为文革发展的绊脚石。这对他们此后的政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五大红卫兵领袖当时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聂元梓还是副主任，但是随着工宣队进入校园，他们就淡出了文革舞台，纷纷被下放基层劳动了，后来又被隔离审查多年。至于文革后对他们予以逮捕、判刑，是在否定文革大背景下采取的行动，还是要另当别论。

这样我们看到，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造成了惨痛的损失，致使本校乃至高校文革遇到了重重困难，也对文革初期这些风云人物的政治命运造成了决定性影响，成为他们在文革后期命运多舛的内在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严重干扰了清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还严重破坏了高校红卫兵的形象，也成为决定两派头头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这些高校红卫兵就是这样从文革的先锋逐渐沦为文革发展的绊脚石，成为高校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的新障碍，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为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迫切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处理的。

(5)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就是在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这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这种要求愈发迫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驻学校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不仅要解决学校内部的派性纷争与混乱，实现学校稳定，还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实现工人阶级对于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进行教育革命的必要手段。

①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制止北京高校内部派性斗争的过程中进驻学校的。由于清华大学发生了两派之间的百日大武斗，造成的破坏性最大，因而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首先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而后，又进驻了北京其它高校。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高校并非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发生了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

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谈到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时，还说：“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对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学校的斗、批、改还是要依靠本校的教员、学生和工人，但是光靠他们是不行的。因为有的学校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致使斗、批、改难以进行下去，因而才让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从这方面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是为了制止武斗，解决派性斗争的需要。实际上则远非如此。因为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的工作，并且要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即在城市、农村实现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对于学校的领导权。这才是工宣队进入学校更为深层的原因。至于进入学校的工人、解放军的比例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是一定要有工人参加。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人阶级掌握学校领导权的需要。

从中不难看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并非仅仅是因为制止校内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而是担负着教育革命的领导重任，是为了和学校的教员、工人、学生一起搞好斗、批、改工作，实现工人阶级对学校领导权的掌握才派出的。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既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实现教育领导权的现实需要，也是进行教育革命的迫切要求。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规范各地派驻工宣队的行动，推动学校斗、批、改工作的进行，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报告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毛泽东在审阅时还对文件作了少量修改：“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引者注——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

通知稿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3]

从中可以看到，通知要求各地要依照北京的作法来管理大、中城市的各级学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还对实施管理的这些大、中城市作出了政策上的界定(即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工人的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大、中城市，才能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派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解放军配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工宣队并不是随意派出的，只能从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以及清理了阶级队伍的工厂才能派出。

通知还在政策、工作方法上作出了规定。为了防止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造成混乱，通知要求各地先作试点，总结经验以后再逐步推广，要分期分批派出工宣队。工宣队只带政策，不带武器，还可以进行轮换。在进入学校的顺序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这是因为大学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严重。在进入学校的范围上，是进入全部学校，而并非只是存在两派矛盾特别是武斗的学校。从这里进一步反映出工宣队进入学校并不仅仅是制止武斗、促进两派联合的问题，而是担负着进行学校斗、批、改的重任，要完成教育革命的任务。

通知要求工宣队进校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学校要实现大联合，存在武斗的学校要首先制止武斗。对于两派组织及其斗争，工宣队入校后不要匆忙表态，而是先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表态，作出处理。通知还要求工宣队进校后，不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要团结学生、教师、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一起来进行教育革命。

从中不难看出，通知要求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向大、中城市的学校派出工宣队。对派出工宣队的前提、范围、政策、工作方法、任务以及依靠力量作出了规定，用以指导工宣队进校后的行动，使得工宣队进校后能够站稳脚跟，有效开展工作。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4]

其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仅向地方学校派出，也向军事院校派出了由工人、军管人员组成的宣传队，解决军事院校中的两派斗争问题，建立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五十三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5]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是要派出工宣队和军管人员一起进入军校的。这不仅要向长期进行武斗、没有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军校，而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向全部军校派出工宣队。毛泽东说的“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其实就是要工人插进去，进行军校的教育革命，和军校的学生、教职员工一起搞好斗、批、改，使军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摇篮。

我们还注意到，不仅在大、中城市和军校派出工宣队，而且在农村也要有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以利于工农这两大阶级掌握学校教育的领导权。为了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搞好农村学校的教育革命，各地派出贫下中农进入学校，和学校师生一起管理学校，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党中央将各地在农村教育革命中的调查报告及时在报刊上发表，供他们参考。我们看下面的两篇调查报告。

八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将《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报送毛泽东。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九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这份调查报告时，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他在审改后批示：“照办。”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6]

这篇调查报告的特点集中在贫下中农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和教育体制革命这两个方面。毛泽东加写的文字突出了贫下中农在学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为了使贫下中农能够更好地行使学校的管理权，也是与贫下中农掌握教育的领导权相一致的。我们再看下一份调查报告。

十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将黑龙江送来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报送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说：

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三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

(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十月二十八日，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7]

从中可以看到，这篇调查报告主要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立什么样的教师队伍，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建立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总结的。报告写得生动、形象，既有详实的材料，又有较强的说服力，是农村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事例，为其它地方贫下中农掌握学校的领导权提供了借鉴。

这两篇调研报告是在农村教育革命中有代表性的事例，公开发表以后不仅会对正在进行的农村教育革命起到导向的作用，还会推动农村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利于贫下中农掌握农村教育的领导权，解决农村学校由谁领导、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宣传队不仅进入了大、中城市的学校，也进入了军事院校以及农村学校。在城市、军校中，由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入，在农村则是由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宣传队不仅进入有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的学校，还进入了其它学校。这是工农两大阶级行使教育领导权的需要，也是搞好学校斗、批、改的有效手段，更是进行教育革命的迫切要求。

② 转发地方工宣队进校文件，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

我们知道，虽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农兵组成的，但是其主体仍然是工人。在农村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实质上也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要求。这是由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为了做好各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的工作，提高工宣队、军宣队的地位，统一工宣队、军宣队的行动，毛泽东、党中央不仅转发各地制定的相关文件，还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推动各地宣传队工作的深入发展。

1)转发工宣队文件，供其他工宣队成员参考。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最早派出工宣队的地方。因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文件，对于各地派出工宣队具有指导性意义。文件在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转发各地参照执行。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五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要求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执行。规定指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一部分青年工人为宜;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8]

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文件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总结了派出工宣队的经验以后制定出来的。文件对于从什么样的工厂选调工人、选调什么样的工人、如何进行审查批准、抽调工宣队员与生产的关系、工宣队的工作方法以及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等问题，分条缕析，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对于各地如何选择派出工宣队的工厂，选调工宣队队员，加强对工宣队的监控，处理好派出工人和发展生产的关系，采取适宜的工作方法，及时交流经验，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迅速组织了大批工宣队进入学校。而后，将工宣队入校情况写成报告上报中央。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市革委会向毛泽东、林彪等报送了《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九月十六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9]

我们看到，上海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他们派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情况。工宣队在实现大联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校风、建立新秩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就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阅后认为上海不仅迅速派出了工宣队，还在进入学校后展开了工作，取得了成效，带了一个好头。这对于各地工宣队的派出及其工作会起到借鉴、促进的作用，因而才建议转发各地参考的。

从以上北京、上海两份关于工宣队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作出派工宣队进入学校的决定后，还密切注视着各地的执行情况，将这方面有价值的材料转发给各地参考，使得各地在派出工宣队以及工宣队开展工作中得以借鉴，吸取经验，少犯错误，为搞好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做好准备。

2)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协调行动，总结工宣队入校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各行其事，造成损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召开了一次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而后，为了进一步做好工宣队入校后的工作，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又召开了工宣队、军宣队队员代表大会。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九月三日向毛泽东等报送了《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接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九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10]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阐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说明了召开这次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的原因，总结了宣传队、军宣队入校后的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对学校要实行政治领导、处理好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关系、要依靠群众、实行“三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功与过、开办学习班、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表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等问题。这不仅是要站稳立场，也要注意工作方法，目的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

我们看到，召开了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后，经毛泽东批准，还将他们起草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为了进一步做好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个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11]

从中看到，毛泽东是同意召开这次大会的。不过，觉得参加大会的人数过多，会影响到入校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因而才主张缩小规模的。这次大会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不仅对北京市的工宣队、军宣队，也对全国的工宣队、军宣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主要还是针对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召开的，既对文革的发展及造反派学生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又对工宣队、军宣队处理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政策性说明。这不仅会使他们在思想上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还会有力地推动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为了做好宣传队的工作，不仅转发北京、上海宣传队进校及其它相关的报告，还召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及其成员代表大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政策条文，将宣传队的行动统一到中央方针政策的轨道上来。宣传队要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具体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革命师生和工人，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掌握学校的教育领导权。

③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两大阶级构成了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解放军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进行文革的强大后盾。在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转变的时候，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毛泽东、党中央的最新指示，进入学校行使领导权，既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

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偶然性。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时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是因为北京的一些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就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行动起来也会面临重重困难。这样又怎么能够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呢?

况且，这个时候文革已经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了，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以及许多单位、机关、工厂、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起来了。文革即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了。这个时候结束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成为文革在教育领域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高校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这是与文革发展的趋势及其内在要求相背离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派出来的。从一些高校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是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

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必然性。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2]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属于文革的重要领域，因而就要在教育领域进行文化革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教育方针，站稳立场，认清形势，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只有通过文革的方式，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掌握教育领域的领导权，实现在教育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从文革发展的考察中还可以看到，仅仅依靠学生、老师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是不行的，要派工人、解放军进去，实行工兵学三结合，一起来管理学校，进行教育革命。[13]这是在教育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领导权的必要保证。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也就是从天下大乱即将实现天下大治的时候，就要在教育领域建立新的秩序，使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领域的领导权，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将无产阶级专政在学校建立起来。工宣队、军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进入学校的。从这方面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又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这是巩固文革成果，实现教育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学校领导权的必然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以后，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既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从一些高校仍然存在着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从文革即将从天下大乱进入天下大治，工人阶级掌握教育的领导权，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又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农村，则是通过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这样就使得工农两大阶级掌握了教育的领导权，不仅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我们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

④ 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为标志，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不仅是要解决学校内部两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武斗，还要占领教育阵地，在城市由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工农这两大阶级占领城市、农村的教育阵地，是在教育领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

其实，在这一年的八、九月间，伴随着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等。[14]这些报告特别是毛泽东撰写的编者按或修改的文字，为即将进行的教育文革指明了方向。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就是要在解决了学校发生的两派矛盾特别是武斗以后，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一起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这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学校成员面临的主要任务。他们进入学校是真正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将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领域建立起来，使学校教育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有力保障。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领域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使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就必须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就是要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的。因为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单靠学校的学生、教员和工人是不行的，还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在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中，宣传队要团结学校的学生、教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仅要把握运动的方向，还要在具体斗争中进行指导，使教育革命和斗、批、改在沿着正确方向的发展中取得成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以领导者的面目进入学校，承担起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重任的。

有人将工宣队、军宣队与文革发动时的工作组进行类比，将工宣队、军宣队视为新的工作组。[16]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首先工宣队、军宣队与工作组出现的时期不同。一个是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一个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后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其次，是两者的职能不同。工作组反对破，工宣队、军宣队则是为了实现立。坦率地说，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一个方式问题，关键是工作组在工作中站在什么立场上。当时，绝大多数工作组在派出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是要工作组代替已经瘫痪了的党委来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这样就背离了毛泽东代表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路线。[17]因为毛泽东认为由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来领导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8]

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一线常委就派出了工作组。在工作组领导下从群众里面抓右派，显然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工宣队、军宣队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进入学校的。这个时候群众已经进行了夺权，就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了。此时与文革发动阶段业已有了根本的不同。文革发动之际派出工作组是为了阻止乱，这个时候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从形式上来看是为了阻止乱，实际上则是在天下大乱以后，通过教育革命和斗、批、改来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了。我们不能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来代替实质上的不同，否则的话，就会张冠李戴，在认识上误入歧途。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文革发动之际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文革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破，而工作组的行为却是反对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工宣队、军宣队派出的时候，文革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立，工宣队、军宣队就是要消除乱，实现立，在斗、批、改中建立新的秩序。因而工宣队、军宣队与工作组虽然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却是不同。不顾它们派出的具体环境和时期的不同，以形式来代替内容，如果不是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

总的来说，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是进行学校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实现学校大治的必然要求。这是为了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教育领域，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解决学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必然选择。这样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为标志，就拉开了教育革命的序幕，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6)第二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第二轮纠“左”斗争上承第一轮纠“左”斗争，是针对文革在新形势下发生的“左”的错误所开展的行动。这种“左”的错误表现在夺权以后，在建立、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斗不休，广西、陕西等地武斗频繁乃至出现了局部骚乱，北京高校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派性斗争特别是武斗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下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了局部出现的武斗乃至于骚乱，派出大批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各级学校，开办学习班对造反派以及其他人员进行整训，纠正“左”的错误，使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一轮纠“左”斗争主要集中在夺权以后能不能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上。不论是北师大的九七事件、各地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广西、陕西等地出现的大规模武斗乃至于局部骚乱，还是北京高校出现的两派斗争特别是严重武斗，都是阻碍、破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具体行动。毛泽东、党中央在这个时候采取的措施、下发的布告以及派遣大批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校园，都是围绕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所展开的实际行动。

革命的大联合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因而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全面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组织，彼此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致使一些地区在反复夺权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主要就是在各造反派组织之间进行革命的大联合。

在造反派组织之间出现激烈斗争特别是武斗的情况下，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多次下发指示、采取措施来纠正造反派组织中间出现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极“左”思潮。遗憾的是，一些造反派组织特别是其头头从派别和个人利益出发，为了争取本派和个人在大联合中的主导地位，置中央的反复要求于不顾，仍然在进行派性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后果，致使中央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制止武斗乃至地方出现的骚乱。鉴于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业已成为大联合的严重危险，因而就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反对“唯我独革”、“排斥一切”的极“左”思潮。

只有实现三结合，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的三结合，就是要实现军队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三结合。在三结合的问题上，由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支持过不同的派别组织，革命干部也曾经支持过不同的派别组织，革命群众又在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组织，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样就使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重重困难。一般来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在当地驻军(支左部队)主导下进行的。在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一般来说争议不大，但是一些造反派组织还是希望支持自己的部队代表能够进入革命委员会。在当地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两派都希望支持本派的干部能够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革命委员会。在革命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他们希望本派头头或与本派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派别的头头能够成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样就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发生了重重矛盾，导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也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主要还是由于在斗争中存在“左”的错误造成的。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先是夺权，而后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夺权是手段，是为了建立新型政权机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只有在夺权以后，才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果说夺权是全面夺权阶段的第一时期，那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全面夺权阶段的第二时期。[1]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发展的重要节点，又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标志，即这两个阶段发展的转折点。

第二轮纠“左”是在第一轮纠“左”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轮纠“左”主要针对的是，在夺权过程中所犯的“左”的错误。第二轮纠“左”主要针对的是，在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虽然在两轮纠“左”中都是纠正“左”的错误，但是错误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没有认识到夺权与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两个时期在斗争形式上的不同，也没有汲取以前所犯错误留下来的教训，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立足于本派及其头头的得失，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没有使本派及其个人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文革的整体利益，而是为本派及其个人利益在争斗。这样就在斗争中又一次犯了的“左”的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5、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以上我们对于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第二轮反右纠“左”是在第一轮反右纠“左”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通过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才使得各地(除台湾省)省级革命委员会得以在全面范围内建立，完成了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为文革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我们知道，全面夺权阶段可以划分为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两个时期。如果说第一轮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主要侧重于在夺权过程中进行的话，那么，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则是主要侧重于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展开的。当然，在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也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夺权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具体表现在反右纠“左”两个方面。在反右方面：从北京到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发生了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北京发生的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在纠“左”方面：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极“左”思潮;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社会上出现的局部骚乱;解决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为结束全面夺权阶段创造条件;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是在纠正了右或“左”的错误以后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上承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是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在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所谓右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党内高层一些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若干领导人、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军队支左负责人、保守派所犯的错误上;所谓“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上。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所谓右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中出现了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将矛头指向了文革阵营内部的重要领导人，军队高层中的一些人也出现了右倾苗头;所谓“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高校的造反派在建立、维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从两轮反右纠“左”斗争的历程来看，右的错误及反右斗争是在处理了党内高层一些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若干领导人、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军队支左负责人、保守派以及右倾翻案事件和军内高层一些负责人所犯错误以后，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左”的错误及纠“左”斗争是在处理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以后，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右来自党内(军内)、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一些人和社会上的保守派，“左”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中央文革小组都有人犯了右和“左”的错误，是在毛泽东、党中央处理了其错误以后才正确行使职权的。从两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在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右和“左”的错误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夺权以及如何进行夺权上;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则是主要集中在要不要以及如何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上。

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起自于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以后，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在这个时期，文革在发展中面临着来自右或“左”的冲击、干扰和破坏，致使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存在着脱离正确发展轨道的趋向。所不同的是，它们是从不同方向(即或者是从右或者是从“左”的方向)上来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党中央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把文革推向前进的。文革也正是在克服了右或“左”的错误以后才取得成效的。

文革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受到右或“左”(“左”而实右)的冲击、干扰和破坏。这些错误的出现，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1]对于这些错误，既不要感到吃惊，更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采取冷静、理性、慎重的态度来予以处理。毛泽东、党中央密切注视着文革的发展状况，时刻警惕着右或“左”(“左”而实右)的错误对文革造成的冲击、干扰与破坏。一旦发现以后，就要制定相关政策，讲究斗争策略，采取适宜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

(2)围绕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

从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在已成立六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围绕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去台湾省)建立起来了。

在夺权以后，就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此前已经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六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下一步就要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必须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要解决造反派各派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从性质上来说，既有右的错误，也有“左”的错误，还有左”而实右的错误，严重阻挠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实现。

只有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才能纠正造反派各派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所犯的右的、“左”的、“左”而实右的错误。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才能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只有解决了这些分歧和矛盾，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只有实现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在中央批准后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右的或“左”的错误，是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障碍。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要消除这个主要障碍，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扫清道路。因而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是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有力保障，也是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保证。

当然，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是指正确地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否则的话，不仅难以取得成效，还会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犯新的错误。这就要从斗争实际而不能从主观臆断出发，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正确地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在具体实践中，既要政策得当，又要讲究斗争策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排除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中，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既然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反右纠“左”的斗争就要围绕这一主要任务展开。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进行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在进行纠“左”的时候要防止右。在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不仅要准确判定斗争的性质，还要对于斗争的程度及其方式作出严格界定，以防止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犯错误。

在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右的或者“左”的方面的冲击、干扰和破坏，因而就要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只有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才能解决右的或“左”的错误，建立起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使文革向着下一个阶段发展。因而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可以排除右的或者“左”的错误对于文革的冲击、干扰和破坏，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

总之，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就要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要处理好造反派各派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中所产生的右的或者“左”的错误，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建立起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促进文革的不断向前发展。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

(3)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意义。

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这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对全面夺权阶段乃至文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意义之一，保证了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九六七年夏秋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到右、“左”两方面的影响。不论是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的冲击、干扰和破坏，都存在使文革偏离正确发展方向的严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就采取有右反右、有“左”纠“左”的措施，以保证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否则的话，文革就会偏离既定轨道，步入右或者“左”的歧途。当然，也不必讳言，在反右纠“左”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以及其它方面复杂的原因，会出现一些问题乃至于偏差。这是在反右纠“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右的或者“左”的错误具有本质性不同。

从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在右、“左”两种错误出现的时候，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才使文革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抵制了这两种错误的影响。即便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并没有偏离文革发展的既定轨道，始终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而我们说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保证了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意义之二，保障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去台湾省)的有序建立。

在全面夺权阶段，先是夺权，而后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首先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再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大联合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三结合是军队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三结合。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处理好造反派各个组织以及军队、干部、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右的或者“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出现，致使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遇到了重重困难，严重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党中央是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来解决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过程，就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在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以后，中央才会批准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样随着一九六八年九月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去台湾省)建立起来了。因而我们说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保障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去台湾省)的有序建立。

意义之三，推动了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转变。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分为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两个时期。[2]在夺权以后，就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解决造反派各个组织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从性质上来说，有右的，也有“左”的，还有“左”而实右的。要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就要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

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随着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广泛建立，不仅完成了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标志着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了斗、批、改阶段。[3]因而我们说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推动了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转变。

意义之四，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被延长。

本来，毛泽东计划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4]但是，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省级革命委员会却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了起来。这是因为右、“左”两种错误的出现及进行了反右纠“左”斗争的缘故。

在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从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初的这个时期内，在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文革受到了来自右的或者“左”的错误的冲击、干扰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文革能够健康发展，就必须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这种交锋是保证文革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从文革大势出发所采取的正义行动。

不难看出，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间，就是在这种交锋与斗争中才不得不延长的。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时间的延长，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顺势延长了。因而我们说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是随着右、“左”两种错误的出现，在进行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中才不断被延长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保证了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保障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去台湾省)的有序建立，还推动了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转变，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在这种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不得不延长了。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排除了来自右的或“左”的方面的冲击、干扰和破坏，保障了文革在克服重重困难中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文革也就在取得成效中进入到了下一个发展阶段。

6、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八年六月以前，业已成立了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进入六月以后，全国除台湾省以外还有五个省自治区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不论从全国文革的发展形势，还是这五个省区内部的斗争状况，它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逐渐成熟。那么，这五个省区(即第四批)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全国文革发展形势又如何呢?

(1)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全国文革发展形势。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在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建立的。具体说来，是在八月中下旬至九月初成立的。在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时候，全面夺权阶段的高潮业已过去，实际上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收尾时候了。

在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台湾省外已经建立了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占全国省市自治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既然省级革命委员会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来了，那么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接近尾声了。

尽管如此，一些局部地区和单位的文革却没有向着既定方向发展，而是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甚至在有的地方还很严重。这里面既有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也有还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比如，北京一些高校特别是清华大学的两派武斗、安徽芜湖的武斗、陕西的武斗、广西的武斗等等。这些省市自治区发生的武斗，已经严重干扰、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已经建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受到严重冲击，尚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批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来制止地方上出现的混乱局面。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向北京高校派出工宣队，七月二十八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各地大力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七二八谈话”的精神，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进入学校，有力地遏制了混乱局势的蔓延，维护了业已成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为成立新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创造了条件。

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也日益成熟。这表明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即将全部建立起来了。不论是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是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在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后，都要建立省市自治区以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新路》等。[1]这些调查报告的发表表明，在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即将建立或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开始着手部署斗、批、改的工作了。这是文革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

从中可以看到，在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前夕，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就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一些局部地区和单位还存在着激烈的两派斗争，但是在毛泽东、党中央采取措施以后，这些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了。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以后，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条件逐渐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也开始作出指示，批发文件，采取措施，谋划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转移了。

(2)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一九六八年八月中下旬至九月初，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第四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五个省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五个省区所在的军区党委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提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报送毛泽东批准，而后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关于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的。

① 五个省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是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成熟以后，由当地驻军军区党委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报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成立的。

1)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谭甫仁、周兴、陈康、段思英。[2]

八月九日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八月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同时提议：“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3]

我们对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节录如下：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批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指示，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醒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其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4]

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金沙水拍云崖暖——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姚文元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国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5]社论指出：“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6]

2)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主要负责人是韩先楚、皮定钧、蓝荣玉。[7]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8]

我们对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节录如下：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均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抓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个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认真清理阶级队伍。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相信：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大大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福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而必将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9]

3)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韦国清、欧致富、安平生。[10]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11]

我们对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节录如下：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2]

4)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曾雍雅、任荣、巴桑。[13]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14]

我们对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节录如下：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相信：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一定能够把西藏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5]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人是龙书金、赛福鼎。[16]

九月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毛泽东审阅时，将附件《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句话删去。[17]

我们对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节录如下：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中央热烈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培训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苦牧民，依靠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新疆建设成为各族人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8]

以上我们从文献资料的梳理中对于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这五个省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成熟以后，先由当地军区党委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提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报送毛泽东批准后，才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里要指出的是，福建、广西、西藏、新疆四个省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尚未找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的社论，因而只好从略。

② 对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简要评析。

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第四批成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是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五个省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仍然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由当地军区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报送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以后才成立的。这表明这五个省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仍然是按照程序进行的。这五个省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标志着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以革命委员会名义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此后，文革就从天下大乱走向了天下大治。这个时候虽然还有一些后续任务，但是毕竟是在天下大治而非天下大乱的斗争中进行了。这是文革在发展阶段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

(3)发表社论，召开大会，庆祝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广泛建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随着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九月七日，党报、军报发表社论，在北京召开革命群众大会，祝贺“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也就由此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①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全国山河一片红”。

九月五日，西藏、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这样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为了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九月六日，陈伯达、姚文元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报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19]

九月七日，这篇社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题目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将这篇社论节录如下：

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20]

以上是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一文的节录。从中可以看到，这篇社论回顾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艰辛历程，分析了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意义及其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仅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斗、批、改，还进一步阐述了斗、批、改的含义，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斗、批、改和如何进行斗、批、改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注意到，社论指出除台湾省以外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全部建立，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这是宣布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阶段就要进行斗、批、改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广泛建立，不仅是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也是文革在这两个阶段发展的转折点。

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不仅要进行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还要进行斗、批、改。除台湾省以外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要取得全面胜利，就必须进行并搞好斗、批、改。这样能否进行并搞好斗、批、改，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环节。

② 北京召开革命群众大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为了庆祝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九月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21]九月七日，周恩来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十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由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后，当天下午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22]

这是在文革发展阶段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从程序上来说，应该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进行讨论，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报送毛泽东审批。但是，这次大会却并非这样，而是电话商量后匆忙召开的，直到会议召开当天才报送毛泽东审批。虽然毛泽东批准了这次大会，但是由于大会筹备、安排及讲话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后还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23]

那么，周恩来、江青在这次大会上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

我们先看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再来看江青的讲话。

以下是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讲话的节录：

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各个单位都要能够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各单位，也就是说，譬如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也是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24]

以下是江青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讲话的节录：

今天，我是早晨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临时告诉我，要我来讲几句话。(鼓掌)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鼓掌，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鼓掌，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鼓掌)暴露了敌人。(鼓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鼓掌，群众高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鼓掌)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鼓掌)服从领导。(鼓掌)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鼓掌)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鼓掌)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鼓掌)[25]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江青是在激情洋溢的会场上发表这番讲话的。他们在讲话中不仅对全面夺权阶段作了总结，肯定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的伟大胜利，还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出了进行斗、批、改的号令，指明了文革下一步的运动方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江青在讲话中特别提出了要保护革命小将的问题，主张正确对待少数犯错误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以后，确实需要召开这样一次庆祝大会来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肯定成绩、部署任务，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却也不难发现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匆忙的。比如，江青是在这次大会召开的早晨才得到通知让她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的。这样匆忙召开的大会就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漏洞。

鉴于这次大会是在文革不同发展阶段交接的关口召开的，因而大会召开前，对于会议的内容及其环节要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做好充分准备以后，再报送毛泽东审批。但是却没有能够这样做，而是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召开了这次大会。这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联名的检讨中反映了出来。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虽然同意召开了这次大会，却又在会后对此提出批评了。

③ 简要的评析。

我们看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以后，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同日下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的革命群众十万人大会，庆祝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成立。虽然大会在筹备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这次大会在文革两个发展阶段转变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

党报、军报发表的社论，革命群众庆祝大会的召开，形成了浓厚的舆论，造成了强大的声势，进一步凸现了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不仅表明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还进一步昭示只有搞好且完成了斗、批、改，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全面胜利。这实际上就是宣告了全面夺权阶段的结束，发出了进行斗、批、改的动员令，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要认真搞好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文革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不论是党报、军报社论的发表，还是北京召开的十万革命群众庆祝大会，都是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宣言书。文革也就从此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

(4)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缓慢的原因分析。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指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它们会成为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其实早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还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26]一九六八年的“七三布告”也是针对广西出现的问题下发的。为了解决这五个省区存在的问题，中央还开办学习班，将相关人员调到北京进行谈话、培训，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以大局为重，抛弃前嫌，尊重对方，多做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尽管如此，这五个省自治区还是成为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这五个省区成为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们都处于边疆地区。福建在我国的东南部，广西在我国的南部，云南、西藏在我国的西南部，新疆则是位于我国的西北部。由于地处边疆地区，就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美国支持的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隔海峡相望。广西、云南处于抗美援越的前线，西藏则是面临印度扩张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不断蚕食，新疆处于反修斗争的第一线。这五个省区均处在反对帝修反斗争的前哨，担负着维护我国国防安全、领土主权的繁重任务。

我们还注意到，这五个省区有三个民族自治区，其它两个省内也是少数民族众多。这些省区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宗教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五个省区内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也在发展中不断激化。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复杂、多变。这些矛盾纠合在一起，使得这五个省区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呈现出徘徊乃至停滞的局面。

这五个省区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由于地缘、国防、民族、宗教以及文革中诸多矛盾等复杂的原因，中央对建立这五个省区的革命委员会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在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局势出现失控的时候，就实行军管，先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不是仓促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这个时候中央对于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再硬性“捏”了，而是顺应阶级斗争的规律，采取了疏导的方针，在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因势利导，拨乱反正，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27]这无疑也是五个省自治区成为最后一批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福建、云南、广西、西藏、新疆这五个省自治区成为最后一批建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既有革命群众组织内部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有民族、宗教、历史、地缘、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同时也与中央对于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采取了疏导的方针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五个省自治区成为最后一批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随着这一批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

(5)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意义。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中最晚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意义之一，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的标志。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夺权以后，由于群众组织内部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省级革命委员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达二十个月的时间分四批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在长达二十个月的时间内，经过两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克服重重阻力，在错综复杂矛盾的解决中，除台湾省以外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前，先后成立了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业已在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来了。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最后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批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标志着除台湾省以外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

意义之二，宣告了全面夺权阶段的结束。

从研究中我们知道，全面夺权阶段包括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两个时期。[28]只有在夺权以后，才能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否则的话，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没有夺取权力，又如何成立三结合的新型政权机构——省级革命委员会呢?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既然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那么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就完成了。既然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完成了，那么全面夺权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样随着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就宣告了全面夺权阶段的结束。

意义之三，是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转折点。

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指出：“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29]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文革可以划分为全面夺权阶段和斗、批、改阶段。全面夺权阶段又可以划分为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两个时期。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全面夺权阶段也就宣告结束了。

虽然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但是省以下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同时，还有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等繁重任务也没有完成。这说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仍然要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斗、批、改。文革就是这样从全面夺权阶段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因而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转折点。

意义之四，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标志。

早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30]由于文化大革命是通过群众运动而不是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31]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因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红色政权的性质不变。

其实，天下大乱就是造反、夺权，天下大治就是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而后再建立省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造反、夺权导致天下大乱以后，再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

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广泛建立，标志着这一新型政权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开始行使职权，结束混乱局面，建立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成立省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完成斗、批、改阶段的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到，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建立，就成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标志。而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起来了。因而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标志。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其实也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建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既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建立的标志，也宣告了全面夺权阶段的结束，同时还是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转折点，又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标志。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建立，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就是这样在诸多力量的博弈中，从全面夺权阶段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

二〇二六年九月二日

文献索引：

（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1、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中后期面临的迫切问题。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24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489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8页;[4]，第89页;[5]，第149页，160页;[7]，第95页;[8]，第134页;[13]，第149页;[15]，第159页至160页;[17]，第161页。

4、《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9]，第216页;[11]，第215页至216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0]，第4页至6页;[12]，第6页;[14]，第12页至14页。

6、《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一期。

[1]，第12页至16页;[16]，第29页至30页。

2、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反右斗争。

(1)第二轮反右斗争的背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250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501页至1504页，1506页至1507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0页至132页。

4、《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第201页;[4]，第208页;[8]，第215页。

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5]，第655页。

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6]，第103页;[7]，第104页，105页。

7、《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一期。

[9]，第28页。

(2)各地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

1、《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8]，第53页。

2、《“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第137页。

3、《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第204页;[3]，第204页至205页;[4]，第207页;[5]，第202页至203页;[6]，第203页;[7]，第206页;[9]，第204页;[10]，第205页，207页;[12]，第207页至208页;[13]，第207页。

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1]，第446页至447页。

(3)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501页至1504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92页;[4]，第111页;[10]，第113页至114页;[11]，第121页;[12]，第129页;[18]，第166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第128页，129页，183页;[5]，第153页;[6]，第176页;[7]，第177页;[8]，第183页;[13]，第183页至184页;[14]，第185页。

4、《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2]，第345页。

5、《耿飚回忆录》耿飚著，中华书局出版，二〇〇九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6]，第479页至480页;[17]，第481页;[19]，[20]，[30]，第482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2]，第203页;[24]，[27]，[29]，[31]，第204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5]，[21]，第665页;[23]，第665页至667页;[25]，[26]，第667页;[28]，第668页。

(4)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

1、《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3页。

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9]，第205页;[11]，第206页。

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第656页至658页;[3]，第658页;[4]，第659页;[5]，第660页至661页;[6]，第661页至662页;[7]，第662页至663页;[8]，[10]，第663页;[12]，第663页至664页。

(5)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0]，第203页至204页;[145]，第23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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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1]，第1514页;[154]，第1372页至1373页;[155]，第1481页至1483页;[172]，第1514页至1515页;[174]，[178]，[181]，第1514页;[191]，第1483页。

5、《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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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年谱》第八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52]，第611页。

7、《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8]，第106页;[43]，第138页至139页;[47]，第116页;[48]，第126页;[116]，第155页;[127]，第155页至156页;[128]，第157页;[133]，第158页至159页;[139]，第157页;[148]，第161页; [149]，第165页至166页;[158]，第50页，51页至52页，104页至105页，106页至107页，113页，115页至116页，126页;[173]，第518页;[185]，第165页，166页;[190]，第157页。

8、《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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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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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版。

[131]，第976页;[138]，第976页;[150]，第977页;[151]，第934页。

1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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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聂荣臻年谱》(下卷)周均伦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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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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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1]，第332页;[3]，第342页;[4]，第300页;[5]，第301页;[6]，第305页至307页;[12]，第312页;[14]，第312页，314页至315页;[18]，第315页;[25]，第316页;[29]，第311页至312页;[31]，第301页至302页;[33]，第312页;[34]，第310页至311页;[35]，第303页至305页;[37]，第270页;[40]，第305页;[41]，第310页;[42]，第307页至310页;[44]，第317页至318页;[45]，第318页至319页;[46]，第319页至320页;[49]，第320页至322页;[51]，第323页至325页;[54]，第312页至314页;[55]，第314页;[69]，第325页至327页;[71]，第330页至333页;[80]，第332页;[83]，第328页;[90]，第340页，342页;[95]，第335页;[98]，第335页至338页;[99]，第340页至342页;[101]，第312页至316页;[118]，第346页;[125]，第316页至317页;[162]，第311页至312页，301页至302页;[164]，第303页;[166]，第305页，307页至311页;[167]，第332页至333页;[170]，第342页;[182]，第366页;[183]，第339页至340页;[192]，第375页至380页。

15、《杨成武年谱》《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〇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13]，第480页;[94]，第481页;[97]，[100]，[104]，第482页;[134]，第485页;[135]，第486页;[141]，第484页;[146]，第485页;[175]，第492页;[176]，第493页;[179]，第485页;[180]，第486页。

16、《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39]，第374页。

17、《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2]，第214页;[58]，第186页至187页;[59]，第188页至189页;[60]，第189页至190页;[61]，第191页至192页;[62]，第192页至193页;[63]，第193页;[64]，第195页;[65]，第195页至196页;[66]，第196页;[67]，第197页至201页;[68]，第201页至203页;[70]，第216页至 218页;[72]，第218页至219页;[75]，第212页至214页;[77]，第213页;[78]，第184页至185页;[79]，第214页;[82]，第197页至201页;[87]，第190页;[89]，第214页;[105]，第219页至222页;[106]，第229页;[107]，第232页;[108]，第221页;[142]，第232页;[153]，第179页至180页;[160]，第214页;[168]，第219页;[177]，第237页;[187]，第214页;[193]，第242页至250页。

18、《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吴法宪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九月第一版。

[8]，第715页至716页;[11]，第718页;[15]，第717页;[17]，第718页;[19]，第718页至719页;[20]，第719页，720页;[23]，第720页至721页;[26]，第717页，719页;[53]，第719页;[56]，第720页;[86]，第720页，723页;[102]，第723页;[103]，第724页。

19、《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57]，第553页至554页;[156]，第564页。

20、《杨余傅事件真相》董保存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52]，第64页至68页;[76]，第129页至130页;[169]，第129页至130页。

21、《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7]，第133页至135页;[9]，第135页至136页;[10]，第138页;[16]，第136页，138页至140页;[21]，第141页至144页;[22]，第144页至145页;[24]，第145页至146页;[27]，第139页至140页;[96]，第148页至149页;[110]，第152页;[111]，第151页。

2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73]，第275页至276页;[74]，第272页;[109]，第270页;[115]，第271页。

23、《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0]，第148页;[32]，[36]，第211页;[114]，第213页至214页;[136]，第213页至214页;[163]，第211页。

2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1]，第669页至670页;[122]，第670页;[132]，第671页;[140]，第670页;[159]，第478页至479页。

25、《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 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4]，第146页。

26、《解读林彪》周敬青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八月第一版。

[123]，第107页;[126]，[129]，[143]，第114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8]，第89页至90页;[81]，[85]，[88]，第87页;[92]，第87页;[93]，第28页，85页;[112]，[113]，第87页;[117]，第94页;[161]，第87页;[165]，第90页;[189]，第94页。

(6)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第1419页。

2、《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版。

[1]，第136页至137页;[2]，第140页;[3]，第141页;[4]，第138页至139页，141页;[5]，第140页至141页;[6]，第137页至138页;[7]，第139页，140页;[8]，第141页;[9]，第141页至142页;[10]，第139页;[11]，第142页至146页;[12]，第144页;[13]，第146页;[14]，第153页至154页;[15]，第146页至148页;[16]，第148页;[17]，第148页至151页;[18]，第151页至153页;[19]，第153页至154页;[21]，第154页;[22]，第154页;[23]，第142页至143页。

(7)第二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1、《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第216页至217页。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2]，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229页至231页;[5]，第210页;[42]，第248页;[46]，第249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9]，第1515页;[50]，第1505页;[55]，第1423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2]，第150页;[20]，[23]，第154页;[26]，第158页;[28]，第159页;[30]，第158页;[33]，第159页;[35]，第159页至160页;[37]，第161页;[40]，第162页;[44]，第167页;[47]，第46页，64页;[48]，第88页至89页;[53]，第111页;[54]，第129页至130页;[56]，[57]，第46页，64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6]，[8]，[10]，[13]，[15]，[17]，[19]，[22]，[25]，[29]，[32]，[36]，第168页;[39]，[43]，第169页。

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第647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7]，第11页;[9]，第11页至12页;[11]，第14页;[14]，第15页;[16]，第20页;[18]，第20页至21页;[21]，第26页至27页;[24]，第25页至26页;[27]，第103页至104页;[31]，第97页至98页;[34]，第104页至105页;[38]，第109页至110页;[41]，第114页至115页;[45]，第130页至131页。

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一期。

[2]，第17页至19页;[51]，第12页。

4、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纠“左”斗争。

（1）第二轮纠“左”斗争发生的背景。

1、《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16页。

（2）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极“左”思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9]，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21页至12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1554页;[29]，第1527页;[30]，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9页;[31]，第1486页;[40]，第1527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94页至95页;[38]，第64页。

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617页;[7]，第615页;[9]，[11]，第613页;[15]，第614页;[17]，第614页至615页;[21]，[25]，第615页;[27]，第617页。

6、《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6]，第308页;[20]，[26]，第309页。

7、《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韩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〇二五年七月第一版。

[2]，第784页，781页，789页，796页;[4]，第781页至783页;[5]，第783页至784页;[8]，第780页;[10]，第784页;[12]，第786页至787页;[13]，第787页至788页，789页;[14]，第789页;[16]，第789页至790页;[18]，第794页;[19]，第791页;[22]，第791页，792页;[23]，第792页;[24]，第794页。

8、《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32]，第214页至215页;[34]，第215页至218页;[35]，第220页;[36]，第221页至223页;[37]，第223页至225页。

（3）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社会上出现的局部骚乱。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259页;[11]，第268页;[18]，第271页;[24]，第263页至264页;[25]，第276页至278页;[26]，第283页至28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512页至1513页; [3]，第1519页;[6]，第1520页;[9]，第1518页;[14]，第1521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64页至165页;[13]，第176页;[15]，第168页;[16]，第171页至172页;[17]，第174页;[19]，第175页;[20]，第178页至179页;[21]，第196页至197页;[22]，第202页至203页;[23]，第203页。

5、《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31]，第358页;[39]，第373页，374页，388页，389页，455页。

6、《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祝庭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七年一月第一版。

[27]，第18页至29页;[28]，第32页至33页;[29]，第45页至46页;[30]，第34页至38页;[32]，第45页;[33]，第60页至65页;[34]，第65页至75页;[35]，第76页至77页;[36]，第61页，82页，83页;[37]，第82页至83页;[38]，第63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711页至712页;[40]，第707页至708页;[41]，第708页至710页;[42]，第711页;[43]，第715页至719页;[46]，第641页至644页。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4]，第624页至625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5]，第138页;[7]，[10]，第152页;[12]，第152页至153页。

（4）解决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为结束全面夺权阶段创造条件。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6]，第28页至2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第1402页;[46]，第1338页，1389页至1390页，1393页，1409页，1554页;[52]，第1515页;[56]，第1430页，1439页，1472页，1474页，1501页，1504页;[86]，第1489页至1490页;[109]，第1522页至1524页;[130]，[136]，[153]，第1525页;[155]，第1526页;[161]，第1414页至1415页;[165]，第1489页至1490页;[166]，第1419页;[168]，第1501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1]，第46页，51页，120页，130页;[87]，第168页;[108]，第175页;[110]，第176页至177页;[151]，第178页至179页;[152]，第182页至183页;[154]，第183页至184页;[158]，第179页，184页;[162]，第644页;[163]，第642页;[164]，第89页;[169]，第644页至645页。

4、《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88]，第175页至177页;[91]，第177页至178页;[92]，第178页至179页;[102]，第179页;[148]，[149]，第180页;[150]，第180页至181页;[156]，第180页至181页;[160]，第182页至185页。

5、《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修订本)刘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五月第一版。

[17]，第87页;[18]，第93页，94页;[19]，第96页至97页;[20]，第100页，101页。

6、《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1]，第326页至327页;[2]，第328页至330页;[4]，第332页;[7]，第111页至113页;[8]，第119页至120页;[9]，第129页至134页;[10]，第135页至137页;[11]，第138页至139页;[12]，第163页，167页，168页;[13]，第173页至174页，178页;[14]，第216页;[15]，第252页至253页;[16]，第212页;[21]，第213页至214页;[22]，第213页至214页;[23]，第214页至216页;[25]，第218页至220页;[29]，第253页至254页;[30]，第254页至256页;[31]，第264页至265页;[32]，第265页至266页;[33]，第266页;[34]，第266页至267页;[35]，第267页至268页;[36]，第268页;[37]，第268页至269页;[38]，第269页至270页;[39]，第270页至271页;[40]，第271页至272页，273页;[41]，第272页于273页;[42]，第273页;[43]，第274页;[44]，第275页至277页;[45]，第304页至305页;[47]，第305页;[48]，第315页至318页;[49]，第319页至320页;[50]，第320页至322页;[53]，第320页，370页;[54]，第323页至325页;[55]，第303页;[58]，第307页;[59]，第325页;[60]，第331页至332页;[61]，第332页至333页;[63]，第331页;[65]，第332页;[67]，[69]，第333页;[71]，第333页至334页;[73]，第332页;[74]，第334页至335页;[75]，第335页;[77]，第336页;[79]，第336页至337页;[81]，第339页至340页;[82]，第337页;[84]，第340页;[85]，第7页(导言页);[89]，第347页;[94]，第342页至343页;[96]，第343页;[98]，第343页至347页;[99]，第9页至86页;[100]，第258页至260页;[101]，第7页，8页，9页(导言页);[103]，第352页;[106]，第374页;[118]，第364页;[126]，第331页;[129]，第374页至375页;[131]，[132]，第375页;[133]，第375页至377页;[134]，第377页;[135]，第377页至379页;[137]，第379页至380页;[139]，第377页;[140]，第379页;[141]，第381页;[143]，第383页至384页，385页;[144]，第384页;[147]，第377页;[157]，第380页至381页;[170]，第384页至385页，388页至389页，397页至398页，408页，434页;[174]，第415页至417页;[176]，第417页，427页，434页;[179]，第391页。

7、《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韩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〇二五年七月第一版。

[104]，第941页至942页;[107]，第943页;[111]，第945页;[112]，第945页至946页;[113]，第946页;[114]，第947页至948页;[115]，第953页;[116]，第956页至957页;[117]，第958页，959页;[119]，第959页至960页;[120]，第961页;[121]，第964页;[122]，第965页;[123]，第966页至967页;[124]，第967页至968页;[125]，第969页至971页;[127]，第972页至973页;[173]，第655页至657页;[175]，第1117页至1118页;[177]，第1109页至1110页，1112页至1113页。

8、《王大宾回忆录》王大宾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十月第一次出版。

[57]，第136页;[105]，[128]，第163页;[167]，第106页;[178]，第235页至236页，238页，244页至248页。

9、《<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690页;[5]，第690页至691页;[6]，第691页至692页;[62]，第692页至693页;[64]，[66]，[68]，[70]，第693页;[72]，第693页至694页;[76]，[78]，第694页;[80]，第695页;[83]，第695页至696页;[93]，第696页;[95]，第696页至697页;[97]，第697页;[138]，第701页至702页;[142]，第705页;[145]，第702页;[146]，第706页;[159]，第702页。

10、《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唐少杰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三年版。

[171]，第234页至235页。

11、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炎黄春秋》二〇一四年第七期。

[172]，第36页至38页。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8]，第10页;[90]，第4页至10页。

13、《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24]，第26页，27页，28页。

（5）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01页至302页;[5]，第303页;[7]，第358页至359页;[9]，第335页至336页;[10]，第313页至314页;[11]，第324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526页;[12]，第1510页;[14]，第1527页;[18]，第142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83页;[4]，第188页;[6]，第193页至194页;[13]， [15]，第183页。

4、《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6]，第220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7]，第134页。

6、国防大学文革资料中《“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194页至195页。

（6）第二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1、《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64页。

5、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89页;[3]，第1527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64页;[4]，第46页，64页。

6、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0]，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279页;[6]，第282页;[19]，第315页;[31]，第180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527页;[27]，第1489页;[29]，第1527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182页;[11]，第184页;[14]，第189页;[17]，第190页;[21]，第193页;[28]，第64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23]，第257页。

6、《“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7]，[10]，[13]，[16]，第169页。

7、《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24]，第14页至16页;[25]，第18页至19页。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6]，第445页至446页，624页至625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第157页至158页;[9]，第158页至159页;[12]，第160页至161页;[15]，第173页至174页;[18]，第175页至176页;[20]，第200页至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