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当“皇军”掉转枪口：一场日本人的身份革命——9·3胜利日重读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朱德总司令曾评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的两样东西之一，就是日本反战同盟。」

原编者按

今天，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这场胜利的意义，不止于战场胜负。它同样见证了一场深刻的身份革命：从最初的三人，到后来的一千二百余人，在华日本反战者挣脱了帝国强加于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再是“皇军”，不再是天皇的战争工具;从帝国臣民到日本人民，从侵略战争的执行者到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者，他们用掉转枪口的行动重新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是谁，又应该与谁站在一起。

民族可以被用来制造敌人，却不能取消不同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形成共同政治主体的可能。这些“日本八路”的存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机器最深刻的裂缝。

值此胜利日，让我们拨开史料，看见那些掉转枪口的日本人。

1942年12月，华北的冬夜冰冷彻骨。平原上，三十多名八路军战士俯身警戒，掩护着反战同盟成员渡边孝一。他紧贴着冻土匍匐前进，手指刚把电话线接上——那是窃入日军岗楼之间军用线路的暗线。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日本兵的声音，带着初上哨位的紧张。渡边用母语轻声搭话，语调平和如叙家常，自报姓名“渡边孝一”。电话那头的新兵叫吉田，稍作迟疑后，嗓音里浮起一丝乡愁：“我的故乡……就在富士山附近。”那一刻，隔着战壕与风雪，两个日本人被一根细线连在了一起。

然而电话立刻被大队部的军官抢了过去，劈头盖脸一顿怒骂：“什么故乡在哪里呀?为什么要听这种煽动电话?……你他妈的还像个日本军人吗?”

这不是中国军队的打进来的电话，也不是什么情报机关——打电话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他叫渡边孝一，隶属于一个名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全是日本人：有被八路军俘虏后转变立场的士兵，有原满铁系统的职员，有十六岁就进兵工厂的学徒工。整个抗战期间，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做着一件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对日军士兵打电话、送慰问袋、阵前喊话、写信，劝自己的同胞放下武器，反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

到战争结束时，这支队伍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朱德总司令曾评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的两样东西之一，就是日本反战同盟。

他们究竟是谁?为何身在敌营，却举起反战的旗帜?那场隐秘而艰险的斗争，又是如何展开的?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场胜利，属于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也属于所有在黑暗中选择正义的国际主义者，不妨让我们拨开史料，把这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重新拉回世人的眼前。

(图：雪夜，反战盟员潜至日军岗楼外接通电话线)

PART ONE

一、 第一位"日本八路"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在华反战运动的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年轻人。

1916年，前田生于京都一户开染坊的小手工业者之家。小学毕业后便去做学徒，十七岁志愿加入海军，后因身体原因退伍。1937年，他渡海来到中国东北谋生，次年在河北邢台附近一座采石场当监工。严格来说，他不是军人，而是满铁系统下属企业的雇员。1938年7月29日，八路军游击队突袭采石场，将他俘虏。

被俘之初，前田只想逃跑。他的转变，是从很具体、很日常的地方开始的。八路军敌工干部张香山——一位留日学生出身的中国人——与他同住一屋，用他在日本的亲身见闻，一点一点地剖析和解构前田对战争的认知，和前田谈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另一位共产党干部江右书则带着他读书：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贫困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还有被译成日文、逐句念给他们听的《论持久战》。书页翻过几个月后，八路军又带他们上了前线。这一次，他们亲眼看见了日军屠杀平民、焚烧房屋的景象。孙金科在《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中记下了那一幕："他们亲眼看到日军大量屠杀平民，焚烧百姓房屋，心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

1939年1月2日，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这时已改名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一同登上舞台，当众申请加入八路军。他宣读的誓词里，有这样一段：

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朱德走上台同他握手，说出的那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朱德的预言不到两年就应验了。1939年11月7日，前田等七名“日本八路”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成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此后，类似组织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陆续出现，1942年统称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最终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战争结束时，这支队伍已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一千二百余人。后来人们习惯把前田光繁称作“日本八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民反战的声音，并非到了中国战场上才萌发。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党就已在国内散发反战传单，公开揭露“天皇的军队”不过是资本家与地主的私兵——代价是成批的逮捕与监禁。然而，在日本军部的残酷镇压下，国内的反战力量始终如地下暗流，涌动着，却难以浮出地表。直到这颗火种被带到中国战场，才终于遇上了让它熊熊燃烧起来的材料。

当然，我们有必要划清一道界线：日本兵中普遍存在的思乡和厌战，都不是反战。

侵华日军中，想家的人何止千万。据孙金科引述的观察，卢沟桥事变时，一名日军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八到十二个慰问袋，装着酒和罐头;到1941年以后，锐减至一两个，里面只有海带和旧报刊——“可以把向前方赠送慰问袋的情况，看作是日本国民对战争热情程度的寒暑表”。但想家的人，终究只是渴望归去。他可以一边咒骂战争，一边依然服从命令，日本兵对战争疲惫、恐惧、厌倦，却未必催生任何对抗。

反战则是另一回事：它要求把侵略者在战争中将“我的苦”追问到侵略国家的阶级结构上——谁发动了战争?谁从中获利?我凭什么去死?然后，据此付诸毫不迟疑的行动。

前者是被动的感受，后者是主动的认知与抉择。从厌战到反战，对于从小被皇国教育所规训的日本士兵，在主观上是一种极其困难的精神转变，必须拜托旧有的意识，在客观上也会受到军队纪律、背上叛徒骂名的桎梏。几十万侵华日军中，走完这段路的，是极少数。反战同盟所做的，正是想方设法让更多士兵走上这条路——通过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信、接听电话这些宣传工作，一步步，把缥缈的厌战，淬炼为切实的反战。

PART TWO

二、反战是怎么"做"出来的

要科普这场运动，最有趣的部分其实是它的“技术”。没有电台，没有印刷厂，盟员们手里的工具相当朴素，一部电话、几个布袋子、一副铁皮喇叭、一支钢笔，装进布包里，就成了“日本八路”对付作为“皇军”的日本人的武器。1944年3月，各支部代表曾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逐项汇报工作成果;野坂参三所著《为和平而战》一书几乎就是围绕这些活动写成的——本节描述的场景，大多直接出自与会代表的发言。

第一招：打电话。华北日军的各个据点之间，架着纵横交错的军用电话线。反战同盟摸清线路后，专挑深夜，将窃听线直接接进岗楼。1942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出动三十名战士，护卫两名盟员，匍匐摸至岗楼外二百米处一间被烧毁的破屋。接线选在这里，既保安全，也为避嫌——万一通话被追查，岗楼里的士兵不至于因“私通敌军”而遭严惩。电话员接通线路后试了试音，低笑一声：“听得见。”渡边一把抢过听筒，自报家门。岗楼那头顿时炸了窝——日军此前得到的消息是，渡边早在华泉城战斗中“壮烈战死”，遗骨都已送回故乡。深更半夜，一个“死人”打来电话，岂非幽灵作祟?听筒里传来惊惶的骂声：“什么?你说什么?你是渡边?真的?他妈的，混账……”渡边朗声回应：“不必大惊小怪。我和你一样，都是当兵的。我是中山小队的渡边孝一。在华泉城战斗中，我负了重伤，差点见阎王——是八路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套“电话战术”后来被玩得炉火纯青。有时，盟员先冒充邻岗的老兵，三言两语套出对方底细，再冷不防自曝身份;有时，一通电话从深夜絮絮聊到凌晨两点半。一位日本警备队长曾在电话那头吐露心声：“其实，还真想听你多说一些……可我身为队长，不行呀。要是让上级知道了，可就麻烦了。”临挂电话，竟发出一句近乎荒唐的邀请：“有机会来我们岗楼玩玩吧?”

日军军部的对策简单粗暴——下死命令：“如果反战同盟打来电话，你们就大声骂‘八格牙路’，骂完拉倒。”可骂归骂，耳朵是关不上的。新兵吉田因为接了电话、自报姓名，被中队长劈头盖脸痛骂一顿。他当场顶了回去：“可是中队长，换作是您——有电话打进来问您的姓名，您能一声不吭吗?”

此外，反战同盟电话不仅能聊家常、动感情，也能谈关于战争的实质问题。1943年8月13日夜，晋西北支部的小林拨通“山边”岗楼的电话。士兵在那边吹嘘香烟“多得吸不完”，小林笑着戳穿：“我知道你们一星期只有三盒，常常去偷抢老百姓的旱烟。”士兵又说伙食好，小林毫不客气：“早饭只是稀粥，午饭晚饭以黑豆为主——这不是跟马一样吗?”随即话锋一转，告诉他：军队的《士兵要求书》里白纸黑字写着要求提高军饷、早饭不能光喝稀粥，隔壁独立混成三旅的吉山中队全体团结一心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后来全实现了”。

这一通电话的效果，有案可查：十几天后，慰问袋送到了;一星期后，早饭的粥变成了米饭，饭里的黑豆不见了。附近岗楼里有士兵甚至对老百姓讨好地说：“八路军中也有我的朋友，常常给我们打电话……”

第二招：送慰问袋。

如果说电话是攻心之术，慰问袋便是对日军的渗透之策。反战同盟按照日本国内的式样亲手缝制慰问袋，封面印着樱花、富士山，晋察北和太行支部甚至印上穿和服的日本少女——画面由日本盟员与中国画家合作完成，“因为中国画家不太了解日本人的爱好和生活习惯”。发放时机也经过精心计算：一年两三批，赶在新年和盂兰盆节——那正是日本人思亲念乡的节令。一批慰问袋做完，负责数数的盟员数了一多半便停下手，“竟有800个”。

关于八路往慰问袋里面装什么，则大有学问。起初，慰问袋里装的是食品，军官却唬住士兵，厉声说“里边掺了毒药”，一股脑儿全数没收。盟员只好改换策略，改装花生、核桃、鸡蛋、大枣——这类东西，毒药无从下手。有一回索性送去一只活鸡，士兵们喜出望外，不料军官又把鸡拎走，偷偷注进毒素(“死不了人”)，转手送给了伪军，伪军吃后上吐下泻。军官卑劣至此，盟员也长了记性。此后，袋里只装思乡歌集、厌战漫画、扑克牌之类——没收吧，挑不出罪名;扔掉吧，又舍不得。士兵们日日用着手绢、背心，端详封面上盛开的樱花，对反战同盟“渐渐有了好感和感谢的心情”。

(图：印着樱花与富士山的慰问袋)

同时，为送达慰问袋，反战盟员化装成老百姓，跟着送粮的村民来到岗楼外，远远观察：老农把柳条筐递给班长，班长自己先拿一个，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掏东西，“高兴地又说又笑”;有个士兵从慰问袋里取出信，“一下子藏了起来”，引起一片讪笑。一个叫福田的二等兵，揣着传单躲到厕所旁的墙角，读了将近半个小时，第二天托村长转话：“八路军里的日本人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呀，慢慢地也会去找八路的。”

一来一往，竟像朋友走动。新南中心岗楼因戒备森严没收到慰问袋，年底岗头警备队长竟托人捎来一封用蹩脚中文写的信：“可是我们大碉堡没有收到。为什么不给我们?现在烟卷儿、馒头都是缺乏的东西。快来慰问朋友来吧。”米泽下士来信请求：“请不要割断我们的电话线，也别来袭击我们……”山东一个岗楼的小队长读完慰问袋里的宣传单，沉默了一会儿，竟给反战同盟写了一封感谢信，还附了五元钱。太行山附近被俘的一等兵丸山回忆，有个即将满期退役的老兵把反战同盟的传单郑重收藏起来，说要“将它带回故乡，在欢迎我的宴会上读给兄弟友人们听听”。

军官们的窘态，反倒成了士兵们私下里最津津乐道的谈资。潞城一座岗楼的小队长，当着部下的面厉声训斥：“里面肯定有毒，你们先吃!”士兵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筷。可等大伙吃剩了一半，随手搁在一边，小队长却趁人不备，悄悄端回自己屋里独享。

军官的狼狈远不止于此。太原《东亚新报》曾登过一则访问记，言之凿凿地称，反战同盟送去的花生，“猫吃了不一会儿便吐血而亡”。消息传开，知情者无不哑然失笑——那不过是某个日军中队长拿记者寻开心，随口编了个段子，记者竟信以为真，当作“新闻”堂堂登报。

军官越是板着面孔恐吓、煞有介事地编造谣言，士兵们反倒越好奇那布袋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有人悄悄藏起传单，有人暗自打听“八路里的日本人”过得怎样。那些被贴上“敌货”标签、明令禁绝的东西，恰恰在层层禁令中生出一种奇异的诱惑力——这既是反战同盟始料未及的，也正是他们乐见其成的。

第三招：阵前喊话。

这是最危险，也最直触人心的一招。盟员要摸到距日军岗楼几十米的地方，用铁皮喇叭喊话。有时先用留声机放一首日本歌《烦恼的假发》——哀婉的曲调一起，岗楼里的说笑声便戛然而止。因为是日本人喊、用日语喊，效果与传单、慰问袋全然不同。

1942年11月，盟员大西对着自己服役过的老顶山岗楼喊话。他一个一个报出战友的名字，岗楼里先是死寂，接着沸腾。最后，与大西同乡同校的分队长探出碉堡，大声说：“大西!我一定给你家写信，把你的情况转告他们，请安心呀!”——一边说，一边流泪。那一夜，这个小队的士兵聚在一起喝酒议论，说起家乡的父母妻儿，有士兵低声言语：“为什么远离家乡，来这里战斗拼杀?”

军部很快察觉了这种喊话的危险，随即下令：反战同盟喊话“一律不准听，要马上开枪!如果擅自听喊话，一定严惩!”然而命令归命令，1943年5月，山西武乡一座岗楼的士兵远远望见喊话的队伍，竟奔走相告：“反战同盟慰问团来了!”——不但没开枪，还拍手欢迎。盟员唱流行歌曲、送慰问袋，分别时士兵们大声喊：“我们非常寂寞，你们常常来呀!”更有趣的是，有个岗楼为表感谢，回赠了一台留声机。

喊话常常以音乐会收场。盟员中西吹响口琴《荒城之月》，岗楼顶上的哨兵握着枪，站着一动不动;盟员山下唱完思乡曲，岗楼里一个年轻士兵痛快地回唱了一首。唱罢，士兵大声问：“有八路军掩护部队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叭——叭——叭”几声枪响朝着天空放去。八路军的班长看得明白：“日军的子弹都是射向天空的，是假打。”朝天上放几枪，第二天便可以向上级报告“打退了挑衅”——面子和耳朵，都保住了。

1942年春节，侯集镇分遣队的安藤少尉索性摊开了说：“我安藤今晚决不会向过去的战友开枪，离得远听不清，希望你们靠近一些谈话吧!”说罢搬出留声机，在岗楼顶上放了十五首歌曲;听盟员唱完反战歌，还鼓掌叫喊着“再来一首!”

但是，一些深受右翼思想荼毒的士兵也有无法劝降的时候。1942年7月10日，山东菏泽一股日军骑兵被八路军包围，盟员木下冒着弹雨到一百米外喊话劝降，日军军官下令顽抗，最后强迫士兵把枪口对准自己——"士兵们在当官儿的胁迫下，一个接一个自杀，一边还凄惨地叫着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反战盟员木下的右臂被手榴弹炸伤，仍毅然冲进日军阵地劝降。

第四招：写信。

与前几招的即时交锋不同，写信靠的是“磨”——一封接一封，慢火细熬。对据点里军官态度强硬的部队，反战同盟便用通信的方式，一封信一封信地撬开缺口。

皇军的军官们为了对抗也写了信，松本大佐的信说得“情真意切”：说反战盟员的家属"三番五次给部队长来信"打听近况，请他们"早日回到部队来"。

反战同盟把信念给松本大队出身的盟员听，这些士兵一致回信：过去在部队"成天挨耳光，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谁也不愿意回去"。松本又写信给八路军杨勇司令员，请他把人送回来;杨勇回信说："我已与你的旧部下会谈了……如果你想直接与他们谈话的话，可以直接来与他们会面谈话，我们提供一切便利，并保证你的安全。"

松本没敢来，换手下真柄中队长登场——此人在部队里以打骂士兵出名，人称"魔鬼中队长"，见写劝降信无效，改写威胁信："我一定挥舞军刀，把你们的脑袋砍飞，叛徒!国贼!"

反战同盟回信："我们深知反战活动很危险，但是你肯定知晓，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八路军在保护我们，还请你自己要小心点儿。"真柄确实没能砍谁的脑袋：夜袭战斗中，支部长水野靖夫把一封讽刺信用钉子钉在他中队部门上——"真柄中队长!你的军刀多会儿来砍我们的头呢?……可是你不争气，却像老鼠一样溜之大吉!"后来真柄在战斗中被打死，他中队里一个士兵给反战同盟来信说，中队长临死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彻底败在了八路军反战同盟手下，真丢人，我算服了，再也不想干了……"

对军官，反战同盟以退为进;对普通士兵，最有力量的武器却是事实本身。武清县日军士兵前田在战斗中被俘，部队给他开了“战死”追悼会，把“遗骨”送回故乡。前田得知后，给原部队的战友写了四十多封信：“我现在好好地活着，在反战同盟里愉快地生活着，中队长之流说我战死，完全是谎话!”很快全大队都知道了——给前田故乡送去的所谓“遗骨”，竟是牛骨头。真相大白，中队长狼狈到托维持会长传话：请前田回来，“如果八路军提出要钱或弹药等完全可以!”三十六师团二二三联队的福岛士兵也被当成“战死”，同样写信揭穿。日军拿牛骨头当遗骨的荒唐事，成了反战宣传的法宝：如果所谓的“帝国”连士兵的死亡都在造假，那“圣战”的宣传还剩几分可信?

通信网络中，还接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人。冀南支部收到过村井上等兵的来信，他写不出“思想”二字，便用假名拼写：“我的シソウ(思想)和八路军的思想一样，我想和你们会日语的人说话。”

而最富戏剧性的是鹿岛一等兵——二十五六岁，入伍前是国内兵工厂的学徒，在岗楼里当炊事兵，因常买菜与当地人打交道，还同附近村子的姑娘谈起了恋爱。晋西北支部的海田盟员与他通信十余回。两人头一回在树林里见面，鹿岛穿着便装，带着姑娘的弟弟同来，“那样子，就像是到附近买东西一样自然”。第二次见面时，鹿岛便请海田代笔写下入盟申请书，亲笔签下姓名：“独混三旅团山下大队中野中队鹿岛雄次一等兵。”

有时，通信直抵生死之间。一次战斗过后，反战同盟将两名战死日军士兵的遗体洗净，穿好军装，连同一名重伤员一同用牛车送回日军中队部。三四个小时后，吉本中队长的亲笔回信便到了：“对阁下和诸位深厚的人道主义之情，发自内心感谢!小官对他们的家属也有个交代。”此后，这个中队与反战同盟的书信往来，越发多了起来。

PART THREE

三、延安的日本人学校

这些反战活动的后备基地，是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学校于1940年10月开课，1941年5月15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课程表今天看去颇有意趣：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之外，还有“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何谓东亚新秩序”一类的讨论课。学员按程度分A、B、C三个班，最高阶的C班由冈野进9野坂参三)亲自授课，将共产主义的历史和观点关联到日本的现实问题。1943年底的政治常识考试，学员平均成绩为93分。学习之余，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制作反战宣传品——前线散发的传单和小报，很多便出自这些曾经的“皇军”之手。

(图：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课堂)

课堂之外，还有舞台。1944年8月，学校排演大型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正是那位携枪去敲中队长门的岛田，学员据真实事件集体创作，由曾在筑地小剧场工作过的女剧作家颜一烟执导。原计划演三天，结果广受欢迎，“前后共演了将近一个月”。毛泽东看后留下八个字评语：“内容丰富，演技高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观后说：“日本士兵为我们演出的戏剧，真切动人，富有教育意义。”观察组里的日侨后裔有吉·幸治专程考察八路军教育日军俘虏的方法，他此前的疑虑，“通过与工农学校学员们的畅谈，逐渐消失了”。后来他向重庆的美军司令官及美国大使提交报告，其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判断：“如果发生内战，共产党将取得胜利。”

日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法西斯将工农学校视为眼中钉，派遣精心训练的特务，伪装成逃兵、伤员或掉队者，混入校内。美国记者福尔曼1944年在延安亲眼见过其中一人：二十四岁的泷川直亮，出身农家，被联队长请去喝了啤酒、吃了饼干，还升了职，随后送入特务学校受训四个月，学习拍发密码、柔道与杀人术，任务是要混进解放联盟，暗杀冈野进，连脱帽、摸额头之类的动作都被用来传递情报。学校其实“差不多一开始就认定他是特务”，只不动声色地监视。待到坦白运动展开，泷川全数交代——按照“坦白从宽”的政策，这些大多出身劳动者、被军部以奖金和家属生活费诱逼而来的特务，交代之后，“学校就不去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行，并且真诚地把他们当作友人看待”。

“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三个日本在华组织的负责人合影

学校之外还设有分校。山东分校先后培养了“200多位反战斗士”;华中分校附设在苏中公学内，第20队有学员43人，其中朝鲜学员12人、日本学员31人。他们的津贴与连级干部同等标准，1945年春节，日本学员亲手做了赤豆糯米团子，挨队送给中国同学，“品尝日本风味”。

说到这所学校，必须介绍它背后那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共产党党员。

工农学校的课程表上，主讲“时事与日本问题”的教员，名叫林哲。延安的日本人只知他是位和蔼可亲的教员，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野坂参三，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代初流亡苏联。1940年3月25日，他化名“林哲”，秘密自莫斯科抵达延安，此后三年隐姓埋名。1942年6月23日，他在工农学校教室里主持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两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信，邀他担任八路军“日本问题顾问”，信中说：

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

直到1943年5月31日，"林哲"才以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的身份公开露面，7月10日就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一个人、三个名字，对应这场运动的三个层面：教员(学校)、组织者(同盟)、公开领袖(校长的公开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率同盟人员回国，这时大家才叫他本名——野坂参三。

野坂在延安做的全部工作的初衷与理论观点，浓缩在他1946年为《为和平而战》写的序言里：

这里所指日本，并不是指全体日本人民。而是一小撮统治和支配日本的少数人：军阀、财团、大地主、官僚等。日本是由90%以上劳动人民组成的，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简单说：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词不等于天皇和军部;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反战不是背叛祖国，而是把祖国从军部手里夺回来。可以说这是反战运动的思想底座。

PART FOUR

四、从三人到一千二百人：运动的四个台阶

把这场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的组织脉络捋一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图：反战组织从觉醒联盟到解放联盟的演进)

第一阶段（1939）：前田光繁等三人参加八路军，当年11月成立觉醒联盟——这是第一个由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组织。

第二阶段（1940—1941）：野坂参三抵达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学，运动有了稳定的人才基地。此后各根据地的反战组织陆续统一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分散的支部有了纲领和联络。

第三阶段（1942）：6月，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将运动中最坚定的核心成员组织起来;8月15日，两个大会同时在延安开幕——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53名日军士兵代表出席)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士兵大会整理出一份《日本士兵要求书》。大会从士兵们提出的要求中选出二百二十八条，其中主要的一百二十一条，读起来像一份劳工维权清单：给养与食物;军纪与私刑、侮辱、暴行、宪兵;通信、外出、休假;伤病兵;出征家属、死亡士兵家属的抚恤……与战前日本共产党的口号向对比，这些要求里没有一条提“推翻天皇”，全是普通士兵在军队里切身的痛点：别打骂我，让我给家里写信，让我吃饱，我死了别让家里饿死。

宣言说：“我们也是有人性有感情的人。”反战同盟的策略正是从这里出发——不空喊共产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这样的高深道理，要先从士兵们自己的委屈入手，“激发军队内的阶级斗争”。

《要求书》如何送到士兵手里，1944年3月那次座谈会有所记录：一年之内，华北各地印发的传单、报纸、介绍文书有200多万件。山西第一军参谋部一个当勤务兵的士兵拿到后兴奋地对战友说：“太棒了，如果按《要求书》上写的内容有十分之一实现了，我们也就高兴坏了。”军部发现士兵读《要求书》施以重罚，在伪军里把一个看《要求书》的翻译“打了个半死”;伪造所谓“新生八路军士兵代表大会”并炮制假《要求书》，被士兵们当成“滑稽剧”;散布谣言说“在八路军中的日本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很多日本士兵们的反应是：“这么好的文章，精神病患者能写出来吗?”

有人把“不要给我们吃黑豆!”做成七八尺长的标语板，夜里立在岗楼附近，配上歌词：“当官的在哪里呀?在繁华的都市。我们在哪里呀?在穷山僻壤。啊啊——嗨哟哟——早饭只有稀粥，午饭尽是黑豆。肚子饿得这么扁，怎么去战斗。”第二天，一个士兵笑着把标语板搬回岗楼，“士兵们便一边拍手一边唱了起来”，反战歌很快传到别的岗楼。1943年5月男孩节，太行支部做了几面大鲤鱼旗，旗肚上写着“禁止打耳光!”“别让我们吃黑豆!”——士兵们把鲤鱼旗摘下来，商量了一下，“将它插在了岗楼顶上”。还有一次战斗后，反战同盟掩埋了四具被部队遗弃的日军尸体，立碑“山本曹长和三名士兵之墓”，路过的日本士兵看到，“十分感动”。

更让军部感到头疼的，是士兵自发开展的各类行动。座谈会记录了这样几则案例：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山崎中队长侵占士兵生活用品，士兵拿着反战同盟印发的“生活用品必须按时发到士兵手里”的传单，推选代表向上申诉。大队长传唤中队长予以严厉训斥，被侵占的物品全数归还士兵。“停止打耳光”的传单在各个旅团流传开来，各旅团司令部处境窘迫，只得下令禁止体罚扇耳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士兵推选四名代表就伙食问题进行交涉，伙食克扣的情况屡次发生，代表放出话来，如果再继续这样，他们就要举行游行。事后查明问题源于伙食管理人员贪污，涉事人员受到惩处，该中队士兵终于能够吃饱饭。

座谈会主持人评价，这类具备组织性与计划性的斗争，在以往从未出现。也有士兵主动掩护反战同盟成员。中村上等兵察觉身旁有军官在场，不便在电话中直言，挂断电话后特地写信通风报信：我们接到命令，近两三天将要对这一带展开大规模扫荡，请你们尽快转移，务必抓紧，务必抓紧。

第四阶段（1944年）：1月，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于延安召开，朱德到会发言：“过去，中日两国人民都开展过英勇斗争。但日本民众并不知晓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听信所谓‘圣战’、为天皇效忠的说辞，便走上战场卖命，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叶剑英在会上说，日本军部“惊恐万状，把你们的力量比作几个师。”

1944 年 4 月，各地反战组织进一步整合，正式组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联盟共订立八项纲领，既包含 “立即结束战争，日军从全部占领地区撤出” 的战时诉求，也提出废除治安维持法、赋予二十岁以上男女普遍选举权、严禁打骂虐待士兵等主张。这份文件同时也是一份面向战后日本的政治方案，标志着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鼓动日军士兵厌战逃亡，而是发展到为建设全新的日本社会做准备的阶段。

PART FIVE

五、反战运动的实绩

根据反战同盟1944年3月座谈会的统计，前线俘虏之中，逃跑与主动投降的士兵占比，1942年仅为1.8%，到1943年已经上升至4.8%。虽然增幅超过两倍，但绝对人数依旧有限。

活跃在中国的日本反战团体，成员规模峰值达到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数十名盟员为反战事业献出生命。依据殷占堂整理的资料，长眠于中国大地、姓名可考的反战盟员共计二十二人。

因此客观来看，这场运动只改变了敌军阵营里一小部分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极少数人所释放出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自身的人数规模。

背后的关键，便是“以日制日”的杠杆作用。普通日军士兵可以对中国人的宣传置若罔闻，却很难完全无视来自故土的声音。当碉堡外传来熟悉的日语，喊话者是同乡，谈论的是家乡与亲人，守军便很难扣动扳机。日本军部将反战同盟视作头号“敌性宣传”，一方面强化内部思想审查，派遣特务渗透破坏，另一方面还不惜制造假象嫁祸。平安县的一次扫荡行动中，一名日军士兵触碰宣传牌后被炸成重伤，指挥官便当众宣称，这是反战同盟成员这些国贼所为，而爆炸实际是特务预先埋设在标牌之下的地雷。叶剑英评价其力量堪比数个师，表达的也是同一层意思：一千二百余名盟员，撬动的是数十万侵华日军的军心。

这场运动的成效，也印刻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1942 年 11 月，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亲率三万余日伪军，对胶东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昆嵛山突围战中，工农学校出身的盟员小林清主动请战：“我们过去是愧对中国人民的日本军人，如今正是立功赎罪的机会…… 我们都是优秀的机枪射手。” 许世友司令员批准了他的请求。突围途中，小林清操作重机枪掩护群众冲出包围圈，手臂被弹片击伤。曾经对准中国军民的枪口，就此调转了方向。

而这份 “改造” 的深度有多深，看看松木春一的经历便可知晓。这名京都出身的日军曹长 1941 年被俘时，受法西斯思想浸染极深：请他讲解九二式重机枪的拆装方法，他勃然大怒，一脚将机枪踹翻;身上穿着八路军发的棉衣，却扬言 “死也不戴八路军的帽子”。数年之后，1945 年 10 月 22 日深夜，已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渤海支部支部长的松木春一，登上黄河涯车站旁的一座小土楼，用日语向被围困的五十名日军喊话。他从《波茨坦公告》的内容，讲到 “家中的亲人日夜盼着你们回去”。仅仅半小时，这支日军小队便放下了武器 —— 有个年轻士兵骑着无鞍的小马，来回奔跑着高喊：“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

松木春一在战后返回日本。1977 年中国首任驻日大使符浩到任后，他曾两次随访华团重返中国，“一到中国，先去看望老首长”。1980 年，他在京都病榻上给老首长写信：“我们虽都已年迈，但日中友好必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从当初怒踹机枪，到后来只身劝降五十名敌军，一个人人生轨迹的转变，正是这场反战运动成效最生动的缩影。

但我们同样必须客观地写下这段历史的另一面：绝大多数日军士兵，直到战败投降的那一天，既没有倒戈，也没有起身反抗。他们咒骂这场战争，思念远方的家乡，却依旧日复一日地执行命令。《为和平而战》中记载的岛田上等兵便是典型：他负伤后被俘，经八路军救治痊愈后，提出返回原部队。中队长骂他 “当了俘虏还厚着脸皮回来”，扔给他一把手枪逼他自裁。他没有自杀，回去后反倒成了士兵里替大家出头的人。可岛田的不满，始终只是普通士兵的义愤 —— 他反对的是军官对士兵的苛待与欺凌，而非这场战争本身。

反战同盟在岗楼前喊话、往军营里寄信时，真正能够依托的也正是这种普遍的情绪：士兵心中的怨气本就先于任何主义存在，反战思想所做的，不过是给这份怨气指明了方向。方向是指出来了，真正愿意跨出那一步的人，终究还是少数。读懂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由于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功能以及训话，它未能在日军内部掀起风起云涌的大规模起义，而是用更为现实乃至朴素的方式 —— 电话、传单、喇叭、书信、课堂 —— 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削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PART SIX

六、“日本八路”是怎样一群人

最后再谈谈这群反战者的人员构成，也借此澄清两种广为流传的刻板认知。

第一种需要澄清的认知，是 “他们都是被改造后才转变的俘虏”。事实恰恰相反：1942 年士兵大会的 53 名日军代表中，入伍前出身工人的占 52.8%，农民占 20.8%—— 这场运动的主体力量，本就是被强征入伍的普通工农阶层。还有像鹿岛这样的青年学徒：他本是兵工厂的学徒工，在读到反战同盟散发的《士兵要求书》后，主动投奔八路军并加入同盟。日本军部所塑造的 “皇军” 叙事，恰恰抹除了这些人原本的身份底色。

第二种迷思，则是 “他们都是从未沾染暴行的纯粹义士”。但史料呈现的真相显然是复杂的。1944 年 2 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召开 “日军暴行座谈会”，让学员讲述自己亲眼目睹、甚至亲手参与的战争行径。学员大谷回忆，军官以 “杀人实习” 为名，逼迫他刺杀一名中国平民：“我用颤抖的手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等我睁开眼时，他已经倒在了土坑里。‘杀人凶手’，‘罪犯’，我在心里这样咒骂自己。”(这段证词当时刊载于《解放日报》，服务于抗战动员的宣传目的，但内容本身来自亲历者的真实记忆。)换言之，不少反战者并非战争的局外人，他们都曾是那台战争机器上的零件 —— 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投身反战首先是一场对自我过往的清算。

这场反战运动的另一分支，开展于国统区。日本知名文学评论家鹿地亘于 1939 年在桂林、重庆发起成立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其境遇比解放区的同盟要艰难得多：国民党当局对该组织既加以利用又严加控制，同盟几经分裂与打压，1941 年后基本解散，盟员被收容在镇远、鹿角场收容所中，仍坚持秘密活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与鹿地亘会面，问他是不是文学家，鹿地亘笑着回答：“我是文学家，但我已经忘了文学，我是个忘了文学的文学家。”1946 年，一百七十余名国统区盟员终于获准归国，郭沫若等人筹办的欢送会在重庆举办。同一场反战运动，在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里，走出了两条迥异的命运轨迹 —— 这同样是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兵戈交加的年代，反战运动的推进始终伴随着真实的流血与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1944 年 3 月车桥战斗中，反战同盟华中支队的松野觉冒着炮火抵近至距日军碉堡仅二十余米处喊话，不幸中弹牺牲。

而最为悲壮的，当属山东支部创始人中野博。他被俘之初曾因 “深感有愧于天皇，意欲自杀”，1941 年却在《大众日报》上挥笔题词：“我们醒悟了，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 —— 奋斗到底!”1943 年，他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为便于隐蔽化名金野博，常在傅疃河桥头碉堡一带向日军喊话。他写给支部的汇报信里，记下了日方翻译孙志轩的感慨：“你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抗日救国;我是中国人，却帮助日本打中国，惭愧!惭愧!”1944 年春，金野博在返回根据地途中与日伪军遭遇被捕。面对酷刑拷打，他非但没有屈服，反倒将审判官驳斥得哑口无言，再三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 最终他被日军宪兵司令部秘密杀害。如今，江苏省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座手榴弹造型的巨石纪念碑，碑身镌刻着：“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

(图：抗日山烈士陵园金野博纪念碑)

硝烟散尽，战争落幕，曾经并肩作战的人们也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旅途。野坂参三于 1946 年初启程回国，前田光繁等一批盟员也陆续返乡，其中前田光繁享年九十九岁;小林清等少数人则选择留在了中国。1945 年 8 月 14 日，冈野进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名义发布通告，命令日军官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 这比天皇的终战广播还要早一天。这支特殊的队伍，在属于自己的战场上，一直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站在胜利的时间坐标上回望这段往事，我们更能领会毛泽东同志重要论断的深刻分量：“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可以这样说，“日本人”从来不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但二者之间也并非天然截然分离。帝国主义恰恰试图通过国家、民族、天皇与军队，把一个个具体的人纳入自己的政治主体，使“日本人的利益”看起来与帝国的利益浑然一体，使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服从帝国，就是服从自己的民族;杀死中国人，就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

而反战者的出现，正意味着这种统一开始发生裂解。

他们并非生来就是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也不是凭借某种抽象的“良知”突然站到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他们曾经穿上军装，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正是在战争的现实、与中国人民的接触、被俘后的政治实践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下，原本被帝国主义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几个概念——日本人、国家、军队、人民、战争——开始重新分离。

因此，他们真正完成的并不是从“坏人”变成“好人”的道德转变，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政治主体的转变：从帝国的臣民成为日本人民的一员，从侵略战争的执行者成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者，并最终在跨越国境的斗争中发现，自己与中国人民之间并非只有民族的差异，也存在着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利益。

这正是国际主义具体的历史形态。

从最初寥寥数人的组织，到后来不断扩大的反战力量;从面对碉堡向日军喊话，到以自己的语言向曾经的战友解释这场战争为何而战——这些行动的意义，并不在于为战争中的日本人增添几笔“善良”的注脚，而在于它们展示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中极具张力的事实：帝国可以暂时规定一个人的身份，却不能永久垄断人民的政治意识；民族可以被用来制造敌人，却不能因此取消不同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形成共同政治主体的可能。

因此，9月3日所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的结果。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包含着另一重更深的历史运动：帝国主义试图把人民组织成战争工具，而人民又在战争中寻找摆脱这种支配的可能。

那些最终站到中国人民一边的日本人，正处在这场矛盾运动之中。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被打破的，从来不是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是帝国主义把这种差异转化为彼此敌对、相互杀戮的政治关系。

而当一个日本士兵开始拒绝以“日本人”的名义去杀死中国人，当他开始把曾经的“敌人”视为人民、把曾经的祖国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并最终把自己置于跨越国境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国际主义便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成为一种真真切切的历史实践。

这或许正是9·3留给我们的另一层意义：胜利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失败，也意味着人民曾经冲破帝国强加于自身的身份与敌我关系，重新回答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又应该与谁站在一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