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作者：郭建波来源：作者投稿 2026-08-31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编者按：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三反”“五反”、社教、“四清”等运动，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东流。因而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结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有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不少干部还是对于文革存在抵制、抗衡的态度，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军队介入了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但是大部分支左部队却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群众则是分裂为造反派、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中又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出现了右和“左”的一系列错误，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毛泽东同志立足于文革斗争的实际，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使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前进。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建立起来的。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完成了夺权，而且在全国建立了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也就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现在著者将“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分别命名为“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在本网发表。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的主体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反右纠“左”斗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郭建波

（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虽然形式多样，但是从立场(认识)上来说，可以归纳为右和“左”两种情况。因而，要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就必须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

1、反右，还是纠“左”？

在全面夺权阶段，究竟是反右，还是纠“左”，要看错误的性质如何。有右反右，有“左”纠“左”，只有在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后，才能将文革推向前进。

(1)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历史上既产生过右倾机会主义，也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这样。文革期间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不过是以前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而已。因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斗争形势上来说，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中来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彭、罗、陆、杨问题，还是同年七月下旬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解决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上的右倾问题，是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扫除障碍。这个时期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不过是“左”而实右的倾向而已。虽然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但是不占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由于右是阻碍文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右，反右是斗争的重点，在反右中进行纠“左”，就成为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由此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业已出现了右和“左”的倾向，右倾处于主导地位。文革就是这样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两种错误倾向继续发展着。尽管这个时期对于文革阻挠和破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仍然可以归纳为右和“左”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右倾机会主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在文革发展的洪流面前，从利害考虑，是没有人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反对文革的人是打着文革的旗号来反对文革的(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左”而实右往往成为他们反对文革的又一形式。他们的真实面目只有在对其言行进行深入分析以后才能揭露出来。

一般来说，是以是否支持文革、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作为左、右划分标准的。支持文革、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属于左，反对文革、践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属于右。虽然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却违背文革的方针政策，做出一些激进、极端行为乃至于武斗，就是“左”。极“左”与极右是想通的，“左”很容易变成右，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左”而实右。右反对文革，“左”虽然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但是从造成的后果上来说，与右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况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右既来自于干部队伍中(主要是其中的走资派，也有一些思想认识不清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来自于受蒙蔽的群众;“左”主要来自于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激进、投机分子，也来自于打着造反旗号的保守派人员。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既有立场的因素，也有认识的原因，关键是那一个因素占主导地位。况且两者之间往往是搅和在一起的，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互相转化的。一般来说，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立场因素是占第一位的，当然也有认识的原因;“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认识原因是占第一位的，当然也不能抛开立场的因素。立场与认识是不同的。立场具有阶级属性，认识则不一定具有阶级属性。立场决定认识，认识反映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产生什么样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认识，又反映其立场。不管是立场和认识问题，从矛盾的性质上来说，一般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立场和认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要准确界定两者在文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矛盾属性，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进行综合的研究。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是两种错误的倾向。一个是从右的方面，另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对文革造成了干扰与破坏，严重影响了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和革委会的建立，致使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文革的健康发展，就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2)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受到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阻挠与破坏，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全面夺权阶段，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出现的时候，就要进行反右;当“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出现的时候，就要进行纠“左”。只有在排除了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与破坏以后，文革才能够得以发展，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因而在这个阶段既不能只反右、不纠“左”，也不能只纠“左”、不反右。反右是一条战线，纠“左”是又一条战线，要想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成效，就必须既反右又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必须及时发现这个阶段出现的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其属性予以准确界定。如果现实中出现了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没有及时发现它们并对其属性予以准确界定，也就难以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不仅会给文革的发展造成阻挠与破坏，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文革难以进行下去;反之，就会及时排除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文革造成的干扰与破坏，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在这个阶段要密切关注文革的发展状况，不仅及时发现错误，还要准确界定错误的属性。虽然右、“左”倾两种错误在对文革造成的后果上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但是两者在性质、地位上毕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表现在立场上，又体现在认识上，直接关系着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因而既不能把右定性为“左”，也不能把“左”定性为右。正是因为这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时候，不仅要及时发现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还要正确界定其属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在文革实践中产生的。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右、“左”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与破坏，为了从右、左两个方面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革是在冲破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与破坏以后，才向着既定方向前进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轨迹决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与破坏中曲折向前发展的。这样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排除文革发展的阻挠与破坏，就成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要条件。

(3)在反右纠“左”中校正文革的发展方向。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与破坏，是在反右纠“左”中校正其发展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的。

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反右纠“左”中曲折发展的。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文革遇到了重重干扰。这些干扰尽管形式多样，但是总体上仍然可以纳入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范畴。只有进行反右纠“左”，排除了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以后，文革才能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这个阶段的文革发展状况，及时发现错误倾向，准确判断错误属性，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排除文革发展隐患，消除文革发展障碍，校正文革发展方向，使文革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但是，反右纠“左”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就是产生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或群体。他们既来自于党内，也来自于社会上的群众中间。因而既要解决党内的问题，又要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党内的阻力要比社会上的阻力大得多，同时文革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要把重点放在党内。从理论上来说是来自于内外因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实践上来说则是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仍然对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情绪;不少军队领导干部在进行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群众中间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分裂，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酿成了大规模武斗，冲击了工农业生产，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右、“左”倾错误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文革的发展进程，迫切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与破坏，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其实就是校正文革的前进方向，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管反右还是纠“左”，每次纠正这些错误，都会面临一场严峻的斗争。不论干部还是群众，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从形式而不是本质、局部而不是全局、短期而不是长期上来看待问题，同时还夹杂着个人利益、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复杂因素在里面。这样就不仅会使错误时常发生，还无形中增加了处理问题的难度。这不仅仅是认识问题，也存在着立场的因素。当然，对于群众来说，则往往是受蒙蔽的。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文革的整个主导权，这些问题在全面夺权阶段也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文革发展的轨迹却是一条摇曳多姿的风雨路。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阻挠与破坏，是在反右纠“左”中才校正其发展方向的，是在排除了这些干扰以后才不断取得进展的。

2、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展开的反右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与破坏。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现的严重错误、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七二○事件等方面。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挥戈内向——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负责文革发展的中央机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就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他们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了。

① 陶铸的问题及其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常委中名列第四位，随后又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从中央信任陶铸到他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最后被打倒，不过是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文革全面发动阶段陶铸职位的变动，彰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与寄望。

建国后，陶铸长期在中南地区工作。一九五七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中央设立大区的时候，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候，单干风刮起的时候，陶铸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了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意见。毛泽东看了会议记录后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1]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陶铸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了“彭、罗、陆、杨”的问题，陶铸经邓小平提议，报毛泽东和中央批准，进京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代替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2]这样陶铸一人就担负了彭真、陆定一两人在中央具体负责的工作。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这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陶铸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边的，支持派出工作组。[3]尽管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却不仅跨越政治局委员一级直接成为常委，还在其中排名第四位。这是毛泽东在审定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陶铸当时对毛泽东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周恩来认为陶铸政治上坚定，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在常委分工时，让陶铸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委托陶铸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党中央和毛泽东还决定陶铸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4]陶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中比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靠前，他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顾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影响比陈伯达还要大，因而他的态度和动向对于文革发展及其走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将陶铸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虽然是邓小平提名的，但最终还是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后才成行的。这表明中央对于陶铸是非常信任的。即使后来陶铸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还是不仅进入了常委会，又被毛泽东列为第四位常委，让他协助周恩来工作，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表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于希望的。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上调中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名列第四位常委。陶铸在党内的地位是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不断上升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陶铸不仅是信任的，也是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寄于希望的。令人遗憾的是，陶铸随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这样最终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

2)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的历程回顾。

陶铸从地方上调中央到被打倒，经历了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从地方上调中央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被打倒则说明他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中央信任到打倒陶铸，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阶段陶铸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陶铸站在刘、邓一边，支持他们派出工作组的主张，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尽管这样，陶铸仍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不仅进入了常委会，还跃升为第四位常委。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陶铸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是寄予希望的。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时候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参加文革活动。虽然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是双方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合作共事的，只是在一些事务性而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表明在文革的发展上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一九六六年初陶铸被打倒。这个阶段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在运动的依靠力量、方式、矛头所向、如何对待造反派、革命与生产以及运动是不是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陶铸最大保皇派的帽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戴上的。正是因为这样，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逐渐激化，并发生了激烈争论，直到关系走向决裂，最终对陶铸的倒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中对此作出进一步验证。

大约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曾志发现陶铸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坐下歇息的时候，陶铸总是用手指在沙发上无意识地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脸色铁青。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曾志的注意。曾志问陶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陶铸总是简短地以“没什么”来答复曾志，不愿意详谈。

这个时候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引起了曾志的警觉。有一天，陶铸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在天津动手术出院后回京，住在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给他找个地方。汪东兴听后反问陶铸：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作了一番解释后，汪东兴说“跟他们商量一下”吧，就撂下了电话。曾志觉察到电话那边传来汪东兴冷冰冰的声音。她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他们夫妇俩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曾志这个时候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陶铸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曾志还奇怪，为什么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就冲着陈伯达发牢骚：“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曾志觉得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曾志同蔡畅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蔡畅打招呼，但对坐在蔡畅旁边的曾志没有理会，仿佛没看见她似的。曾志感到奇怪，自己与江青本来是熟悉的，过去江青到广州过冬养病，自己对江青尽地主之谊，江青对她也一直是客气的，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了呢?

十一月份，毛泽东让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曾志对此感到不解，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还要求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去呢?

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在讲话中谈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时，却撇开了陶铸。陶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又是分管文艺界的，江青在讲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时没有提到陶铸，这是非同寻常的。[5]

当然，这不是江青的一时疏忽，而是反映了这个时候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趋向尖锐化。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江青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这个讲话的，此前这个讲话稿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阅。这篇讲话是在毛泽东审改、批准以后，江青才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发表的。[6]由此可见，江青的这个说法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陶铸的看法。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是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才逐渐激化的。不论是曾志的回忆还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都反映出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正在走向尖锐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出陶铸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由于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特别是陶铸在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协助周恩来抓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由这样的党内高层领导人来领导文革工作，就会对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错误的导向作用。从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陶铸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也不会对于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尖锐矛盾熟视无睹，更不会在陶铸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无动于衷。从毛泽东审改江青这篇讲话稿时，没有在他亲密战友的行列中加上陶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陶铸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毛泽东这个时候对于陶铸有了看法，但是这种看法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尚未对于陶铸的倒台产生决定性影响。陶铸的问题是经过一个变化过程以后，才最终导致其垮台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陶铸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陶铸上调中央虽然是邓小平提名的，但这件事毕竟是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得以成行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陶铸还是信任的。特别是在工作组时期陶铸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当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不仅进入了常委会，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将陶铸列为第四位常委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陶铸在工作组时期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对他还是不咎既往、谅解宽容的。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使他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稳立场，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这表明毛泽东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予希望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陶铸认识的变化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这段时间，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尚未完全暴露出来。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还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会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如果孤立地看待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争论的事件还发现不了什么，但是一旦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既然这样，那么由于陶铸不仅在工作组时期犯过严重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特别是在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仍然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位置，与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对抗，这也就难怪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在中央会议上批评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7]

即便如此，陶铸在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而且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陶铸问题的处理上仍然是慎重的。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陶铸到毛泽东住地游泳池参加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在会议上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犯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他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泽东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毛泽东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

然后，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一个大约有20多个人的名单，对陶铸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

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毛泽东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回去后，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未经中央批评就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会后还单独将陶铸留下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不仅对他在工作中的一些作法和处事方法提出了批评，还委派他到地方去保一些干部，又告诫他到地方后要注意工作方法。因而陶铸回去后高兴地对夫人曾志说，主席今天保了我。

可是就在毛泽东保陶铸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又与这些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之时，警卫人员带枪进入会场。造反派说陶铸镇压群众，矛盾更为激化。直到陶铸承认有些感情用事、不大冷静后，才结束了这次会见。事后，造反派将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里，江青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为此还询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10]

毛泽东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在住地开会时向周恩来询问这件事的。[11]也就是在这一天，陈伯达、江青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

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以前只是在党内会议上这样说，现在则是对造反派公开宣布，这无疑是吹响了打倒陶铸的号角。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12]

从陈伯达等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之间的尖锐矛盾，还指出陶铸犯了路线错误，并进一步说陶铸就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些话并非信口雌黄，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个讲话的发表宣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的决裂。不过，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必须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对陶铸这样的中央常委发表讲话，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后来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陶铸是在深夜十二点多回到家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天下午他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周恩来、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还在休息室聊天，并无异样。陶铸与周恩来商量工作后，就去找安徽的张恺帆说事情，接着又接见了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就在隔壁房间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陶铸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常。

当陶铸在家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当时正与群众代表谈话。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给陶铸来电话，说陈伯达等人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他与陶铸分手后，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电话，回来后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接见红卫兵，就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讲话已经过去了，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这件事，周恩来说：不清楚。最后，周恩来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13]

其实，陶铸被打倒还是有着社会背景的。陶铸的作为已经引起了社会上造反派的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组织发起，成立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简称批陶联委会)，开展声讨陶铸的活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批陶联委会各单位开入中宣部造反，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贴到了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委会的办公室。

一月四日晚七时半，批陶联委会获悉陈伯达、江青关于打倒陶铸的讲话后，召集北京和外地组织数千人，排成五路纵队，开向中南海。他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要求陶铸接见。当中包括北医八一八、地质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北工大东方红等组织，还有外地的浙江美院、南京大学等院校的学生数千人。至午夜零时五十分，周恩来指示，可派三五个代表进入中南海商谈。静坐学生推举北师大井冈山等五个单位各派一人参加。有三辆广播车在中南海门外轮番广播《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文章。[14]

此时，周恩来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说：陶铸同志的问题要向毛主席请示，要经中央讨论。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批陶联络站代表时指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讨论。[15]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点名批判陶铸，社会上也掀起了打倒陶铸的风潮，但是真正要打倒陶铸，最终还是要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周恩来与造反派的谈话也反映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陶铸问题的呢?

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1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终还是肯定了打倒陶铸的行为。他在讲话中将陶铸与邓小平联系在了一起，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是邓小平为陶铸打了保票的。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是执行刘、邓路线的，之后还着意安排刘、邓的照片，这说明陶铸是和刘、邓站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红卫兵起来解决陶铸的问题来看，他对于陶铸的倒台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陶铸的性格与处事方式，毛泽东也是清楚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与陶铸的谈话中也当面批评陶铸说话不注意、爱放炮等缺点，还告诫他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曾志面前也评论过陶铸。他说：“陶铸这个人，做起事来就是大刀阔斧，也好放炮，浑身是刺。”[17]因而陶铸夫人曾志从小字报上看到毛泽东说陶铸不老实这句话时，并不相信毛泽东会对陶铸说出这样的话，就给毛泽东写信询问：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号。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曾志。[18]

从毛泽东对陶铸性格与处事方式的评论，再结合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及进入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来分析，说陶铸“不老成”还是具有可能性的。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对曾志的这封信置之不理，而是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横杠，还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却没有对曾志的询问作出明确表态，最后又把来信退还给了曾志本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不老实”三个字是存有疑问的，且将这种疑问告诉了曾志。这或许是在陶铸犯了路线错误、业已被打倒的背景下，从大局计毛泽东是不便于直接出面对此作出说明的。但是，曾志毕竟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在她写信询问这件事的时候，毛泽东也就没有回避，才对此作了暗示式的答复。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真实的原因还有待于更多文献资料的披露。

虽然陶铸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必须要经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才能对陶铸进行批判和定性。不论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中央会议上说陶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向社会发出打倒陶铸的信号，都违背了这一组织原则。因而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毛泽东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19]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违背组织程序擅自打倒陶铸一事作出了严厉批评，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论是陈伯达、江青等人未经中央同意就在党内会议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这一次未经中央同意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显然都没有报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而是他们擅自作出的决定。这是违背组织程序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真正错误不在于批评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向社会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而在于违背了组织程序。这是他们犯错误的要害所在。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来毛泽东是保陶铸的，而且还要陶铸到下边走一走，顺便保一些省部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如此，还批评陈伯达、江青等人违犯组织程序，未经中央批准就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当陈伯达、江青一月四日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以后，尽管这是在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讲话，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认可了打倒陶铸这一事实。至于毛泽东在二月六日、十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则是比这还要迟得多。从批评的内容来看，是从他们违背组织程序而不是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打倒陶铸上来展开的。这说明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因为他们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帮的信号，而是因为他们未经中央批准就实施了这样的行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铸最终被打倒并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于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才在事后认可的，而是他的垮台事出有因，否则的话，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么中央也是可以否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为陶铸翻案的!比如，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就是被中央文革小组错误取缔后，在毛泽东主导下予以平反的。[20]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陶铸在文革全面发动以后的作为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在文革即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大背景下，所有阻挡文革洪流的人都要被文革的洪流冲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陶铸到中央以后的许多材料。[21]这些材料表明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工作组时期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的作为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使毛泽东对于陶铸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打倒陶铸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选择了。

陶铸被称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与刘、邓并列的第三号人物，关键还是因为他推行了刘、邓路线，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当刘、邓在党内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才是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既然这样，那么陶铸又是如何推行这条路线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3)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陶铸不论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随后又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都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非常信任的。但是从陶铸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中央工作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被打倒、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央对待陶铸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以史实为依据，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发展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真切的认识，弄清楚陶铸垮台的真实原因。

原因之一，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背离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文革发展的“绊脚石”。这是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是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才提出来的，但是这条路线早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冠名罢了。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的工作组问题上，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在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是公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是隐性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其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刘、邓路线，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陶铸到中央工作后，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的。这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陶铸为什么要站在刘、邓路线一边?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并没有很深的渊源。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认识的并不早。一九四二年陶铸在中央军委工作，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这个时候他们才认识的。开始陶铸对刘少奇的印象不错，但是后来觉得刘少奇在处理柯庆施的问题上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而刘少奇即便在中共七大以后在中央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前陶铸对刘少奇都是有些看法、敬而远之的。正是因为这样，高饶事件期间，陶铸才向刘少奇开了一炮，险些陷了进去。处理高饶事件的时候，陶铸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也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他们之间通过坦诚谈话，消除了误会，增进了友谊。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很好，其实他们是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才认识的。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路经武汉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邓小平上调中央后，他们也只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一九五六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担任总书记以后，他们之间接触多了，关系也密切了。陶铸曾说，他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要在党内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22]

从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关系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也没有在一块工作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密切的。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站在刘、邓一边，主要是由于他们这个时候在思想观点上趋于一致的缘故。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本来，“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发生争论的时候，陶铸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积极支持派出工作组的。他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工作组指导运动，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23]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子，在群众中进行排除摸底。七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场打击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六月二十日向全党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以后，在陶铸的影响下，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刘少奇、邓小平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

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校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带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陶铸、王任重还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24]

从中可以看到，当刘少奇、邓小平与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陶铸鲜明地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积极支持并执行他们派出工作组的主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找到陶铸希望他在会议上作一个批评刘、邓错误的发言，但是陶铸却以他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为由予以拒绝。不仅如此，陶铸还利用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掌管会议简报编发的职权，不准将谢富治批评刘、邓错误的发言印在发给全会各小组的简报上。[25]

应该说，在党中央全会上，陶铸是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拒绝批评刘、邓错误的。虽然这样做可以反映出他对于刘、邓错误的态度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他个人具有的民主权利，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利用掌管编发简报职权的机会，无视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根据个人好恶，在简报编发上随意取舍，不准将谢富治批评刘、邓的发言印在简报上。这样做不仅仅是权力的滥用，还显示出党同伐异的行为，又把他在路线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种行为既反映出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立场，也是他违反组织原则、对权力的滥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陶铸在新华社国庆新闻照片的发布上，还闹出了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毛泽东身边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说可作技术处理。[26]在陶铸同意后，新华社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这样就造成了邓小平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假象。本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但是经过技术处理后的新闻照片上却出现了邓小平。这就是文革期间吵得沸沸扬扬的“换头术”事件。

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陈毅对这件事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周恩来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27]

本来，新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真实，不能对事实作出虚假的反映。新闻照片也是这样，那是历史档案的影像记录。陶铸这样做，不但违背了新闻的要义，而且在中央宣传机关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无疑会对新闻宣传机关恪守组织纪律和伦理准则造成消极的影响。退一步说，即便从当时政治上考虑，也是不足取的。当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且受到批判的时候，陶铸还处心积虑地不惜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发布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新闻照片，是发人深思的。这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文革深入发展，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陶铸搞出这样的动作，是难以用维护党内高层的团结来作出解释的，也是与文革发展的大势相违逆的。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和刘、邓及其路线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在是否保护王任重的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立场和态度。

在工作组时期，陶铸原先所在的中南局以及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非常积极的。虽然当时王任重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保持一致意见，而是直接听命于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因而在撤销工作组以后，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王任重。这个时候陶铸却要保护王任重，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不满。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28]

当时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严厉批判，自己也感到难以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下去了。他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经常发低烧，到了十月间，就到广州养病去了。这个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只向王任重提意见，但是由于陶铸过去在中南局工作时是王任重的直接上级，工作组时期又支持王任重镇压群众，直到这个时候还想继续保护王任重过关，于是在批评王任重的过程中也将矛头指向了陶铸，批评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第一次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还进一步指出陶铸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9]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言后，李先念讲道：“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又说道：“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他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听到李富春的话，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激动地说道：“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能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30]

从中可以看到，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在王任重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就是要大家给王任重提提意见，在讨论的基础上，通过这次生活会对王任重作一个组织结论。从现已透露出来的信息看，陶铸还是在想方设法保护王任重的。这从李富春的问话中可以反映出来，实际上这是对陶铸保护王任重的作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陶铸却对此表示不满，还大发脾气，说了一些与会议主旨不相干的话。本来，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不能把个人感情掺和到政治斗争中去，两者是不能混淆的。陶铸的这番话，却抛开阶级立场，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人性论出发，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把自己打扮成侠肝义胆的人。虽然这是在气头上说出的话，却也是发自内心。如果从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的一贯作为来看，对待王任重的态度并非个例，不过是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的具体反映而已。

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反映出来的，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还是刘、邓路线。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群众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寻找走资派，势必要冲击领导干部队伍。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有些干部当然要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曾保护过一批领导干部，但是保谁、不保谁、在什么情况下保，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领导干部本人的作为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超出必要的限度，对干部保护的时机不当、层面过大，特别是对自己过去工作过的中南地区的干部钟爱有加，那么就难逃保皇的嫌疑了。由于陶铸当时地位很高，在党内是第四号人物，在斗争中错误地保了不应该保的领导干部，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就不仅给他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还加上了“最大”两个字。陶铸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就是这样被戴上的。对此，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呢。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31]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这从他与夫人曾志、女儿陶斯亮的一次对话中又一次反映了出来。对此，曾志曾经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线好了!’当时我只觉得他脾气发的莫名其妙，话也说的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境和痛苦。”[32]

其实，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分歧在于，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33]具体表现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是依靠群众还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由于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作为旧政权的维护者已经被推翻、打倒，虽然这个时候仍然在社会上存在，但是却没有力量能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正对无产阶级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这些人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间，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手中掌握着权力，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思想上、行动上却背离了马列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又怎么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自己呢?还不是像以前那样转移斗争对象，说反对自己就是反党，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或者是一般群众，这又如何能够取得成效呢?因而要想取得运动的成效，就要在斗争中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至于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过大，发生一些冤假错案，以后还是可以分类排除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就谈到了这个问题。[34]陶铸当时已经到中央工作，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对此不理解，还怒气冲冲地向着妻子、女儿发出这样的脾气呢!

其实，陶铸与妻子、女儿的这番话，又一次暴露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刘、邓路线就是要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没有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在群众中间抓右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否定了这种作法，撤销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此采取的必要措施。试想，走资派就潜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内部，如果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潜藏于各级党组织内部的走资派就会参与运动的领导工作，在走资派领导下来抓走资派，这就好比贼喊捉贼，又怎么会取得运动的成效呢?陶铸怒气冲冲的怨言又有什么理由和依据呢?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表现出疑惑和抵制，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是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执行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是如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是这样。这才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乃至于决裂的根本原因。这种分歧并非一般事务上的，而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对立。这在下面一系列事件上又进一步表现了出来。

其二，陶铸不仅在两派斗争中态度暧昧、动摇，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反而还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打压造反派，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是左派，响应以毛泽东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这在工作组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高校造反学生的支持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然，造反派也会犯错误、出现极“左”行为，这个时候就要正确处理支持造反派与纠正他们错误的关系问题。既不能因为支持造反派，就对他们所犯的错误熟视无睹，也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压制他们的造反行动，而是要把支持他们造反与纠正造反中的错误结合起来，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文革期间支持造反派，当然不是支一派压一派，歧视保守派，而是在两派斗争中进行说服教育，讲清利害关系，使保守派认识到他们与造反派之间都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将他们争取到造反派队伍中。但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两派群众的政治倾向，对于他们的政治倾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清醒的认识：造反派的行为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而保守派的行为则是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不能因为要争取保守派群众，就无视保守派的政治倾向对于文革发展的破坏性，而在两派群众的斗争中搞折衷主义，丧失原则立场。

毛泽东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要求支持左派，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35]毛泽东说的左派、积极分子，实际上就是造反派。毛泽东讲这番话时，陶铸就在现场，是亲耳听到了的。但是，他却在两派斗争中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还进一步限制、打压造反派的行动。这在陶铸对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吴传启和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活动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先来看陶铸和江青在处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发生直接冲突的导火线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这两个人当时在中央机关都是有影响的造反派。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说，他掌握了许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另有用心之人，还有重大历史问题。但是江青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造反行为应该予以肯定，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宣布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这样陶铸与江青就在卢正义和吴传启是否是革命左派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宣布卢正义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发生了直接冲突，完全搞翻了。[36]

陶铸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吴传启究竟有没有历史问题以及是不是革命左派上。陶铸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江青则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那么，吴传启究竟是否参加过国民党?如果参加过的话，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国民党的呢?江青又为何对此视而不见，仍然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陶铸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并非出自于陶铸的自撰。当时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保守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37]当时社会上有人拥护吴传启，也有人反对吴传启。因而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还坚持要整吴传启。[38]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就对人说，吴传启是左派，他当时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39]在开会时，关锋也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党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40]

从中我们看到，吴传启解放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处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吴传启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才参加了国民党。他这样做不是个人的私自决定，而是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从便于从事革命活动出发，才加入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文革期间，有人从派性斗争出发，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吴传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这一表象，就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妄图打击、迫害吴传启，意图否定他是革命左派。这是在存心找茬，别有用心的。那么，为什么江青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吴传启就参加了文化革命工作。那时报上登的署名撒仁兴的文章，就是吴传启、关锋、林聿时三人合写的。起草“五一六通知”时，虽然吴传启不是起草小组的正式成员，仍然同林聿时一起住在上海，参加了一些外围活动，左派的秀才班子里面就有吴传启。[41]他和戚本禹还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42]文革大革命开始以后，吴传启又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在学部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43]但是，吴传启却遭到学部保守派的攻击与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江青认为吴传启积极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左派，因而才对吴传启予以坚定支持的。至于吴传奇的历史问题，江青认为吴传启不是个人决定，而是处于斗争需要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就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是江青的上级，因而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要支持吴传启的造反行动，宣布他为革命左派，还是要取得陶铸的同意，并由他来做这个工作。

于是江青就在会议上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还是以吴传启的历史问题说事，回答道：“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在说了吴传启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情况后，又进一步解释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反问道：“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一听就火了，立刻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这个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江青还是希望陶铸能够支持吴传启，仍然在做着说服工作，陶铸此时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的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44]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发生了直接冲突。冲突的原因，就是陶铸认为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不能宣布为革命左派，而江青则认为吴传启是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说事，应该宣布他为革命左派。

江青没有绕过陶铸而是希望由陶铸去宣布吴传启是革命左派，不仅是因为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地位比她高，也是因为陶铸当时分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不仅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表明她对陶铸是尊重的。

至于江青说陶铸参加过国民党的话，引发了陶铸的满腔怒火，并为此大发脾气，就不禁让人深思。从现在公开的史料看，陶铸不同意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是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历史问题。但是，吴传启当时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参加国民党的，是组织决定而非个人作为。陶铸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参加国民党，也是奉党中央的指示而非个人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虽然此时国民党与彼时国民党的性质确实不同，但是不论陶铸还是吴传启参加国民党都不是个人决定，而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陶铸还在吴传启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揪住不放，以此来否定他是革命左派呢?江青说陶铸参加过国民党，并非是故意让陶铸难堪，而是按照陶铸的话语逻辑顺势而为，将陶铸和吴传启参加国民党的情况作一个比较，引发陶铸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本来，陶铸和吴传启都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参加国民党的，为什么同样的事在吴传启身上成为历史问题，而你陶铸却无事呢?境遇如此不同，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可言呢?难道是因为在党内地位不同造成的吗?这样就使陶铸处于进退维谷、自相矛盾的境地，引发了陶铸的勃然大怒，最后不得不以江青干涉的太多了、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来收场了。陶铸这个时候大发脾气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他此时已经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了。

从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问题上的争论与冲突可以看出，形式上是因为吴传启的历史问题引发，实际上则是双方在吴传启是否是革命左派问题上分歧的反映。在吴传启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集中反映了他们在造反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我们再来看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本来，陶铸在中南局任第一书记的时候，就是王任重的上级。陶铸上调中央以后，王任重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还兼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南局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是非常积极的。这个时候陶铸和王任重同时也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任重则任副组长。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王任重遭到造反派的严厉批判，陶铸对此态度消极，持保留看法，还想保王任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北京要求陶铸接见，陶铸没有答应立即安排接见。后来虽然接见了，也是闹得不欢而散。[45]

十二月三十日，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要求陶铸当晚接见。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陶铸在接见时向造反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是被造反派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没有取得造反派的同意，造反派要求：一是必须录音;二是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其中的一位头头说：“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这个时候强压怒火，说道：“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于是陶铸与造反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面对造反派的质问，当造反派要求陶铸回答问题时，陶铸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当时现场一片混乱，人声鼎沸，接见活动已经无法进行，造反派要求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正在争执的时候，警卫人员带着枪进入会场。造反派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哗然。最后，直到陶铸承认了自己有些感情用事，不大冷静，才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46]

我们看到，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不仅和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在一些程式化的问题上纠葛不休，结果才导致矛盾激化的。恰在这个时候警卫人员带着枪进行会场，使学生误以为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又进一步火上浇油，致使双方更不信任，矛盾才进一步走向尖锐化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陶铸来说，固然与他火爆、爱放炮的性格有关，但是从深层来说则是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自己要保王任重，对造反派批判王任重持保留态度造成的。如果他能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那样，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小学生的姿态深入到造反派中去，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耐心地向他们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在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无疑会拉近与造反派的距离，接见的气氛要融洽得多，又怎么会造成如此紧张的局面呢?

从造反派来说，在与陶铸的接见中措词严厉，没有按照陶然提出的三点建议行事，固然与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打着造反的旗号以及年轻气盛的性情有关，但是从深层来说，则是由于他们在中南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遭受了严重打击，随后当他们起来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又遭到了陶铸的压制，认为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警卫人员带枪进行会场，与工作组时期他们在武汉遭受打击的镜像叠加在一起，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

从陶铸后来承认自己不冷静、有些感情用事来结束这次会见来看，陶然在接见过程中如果采取适宜的方式，本来是不致于造成那样激化的场面的，即这次接见是有可能以比较和缓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却造成了矛盾的激化。这是令人惋惜的。这次接见时发生的争论，特别是警卫人员带枪进入会场这件事，造反派还通过江青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以致于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事情的真实情况。[47]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不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上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陶铸后来被打倒的大背景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以上两个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陶铸对于造反派行动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不仅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还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限制、压制造反派。以上两个事件不过是陶铸对待造反派态度的具体体现而已。这表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并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仍然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压制、阻碍正在进行的造反行动。

其三，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特别是工厂、农村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陶铸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本来，在“十六条”中就已经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48]客观说来，在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社会生产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如何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在文革过程中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不以对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来否定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一条是以生产压革命，以文革过程中对生产造成的冲击为理由，说文革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对文革进行的必要性、合理性产生质疑，支持、调动工农群众反对学生，压制正在进行的造反行动。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实质上则是工厂、农村究竟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在一九六六年冬季的工交座谈会上达到高潮。

一般来说，从文革发动到全面夺权，在革命与生产的问题上，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第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初，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第三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前两次斗争是隐性的，第三次斗争是显性的。从第三次斗争去回望前两次斗争，才会对前两次斗争产生新的认识，发现三次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三次斗争的结果是工厂、农村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斗争，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初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的斗争。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为了文革的平稳发展，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负责人提出将文革的范围限制在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给在南方的毛泽东写信。信中在列举了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的不好的情况后，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封信的末尾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七月二日，毛泽东在刘、邓的文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意见，陶铸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分别于七月二日、七月二十二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地专以上党政机关，县以下党政机关及基层单位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并要求在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指定必要的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49]

从中可以看到，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从形势稳定出发，没有将文革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全面辅开，而是首先划定为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这在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得到了进一步确定。[50]在文革发动阶段，为了慎重起见，避免对工农业生产上造成重大冲及，暂时对文革范围作出限制是必要的。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的斗争并不明显。

第二次斗争，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防止事态恶化，陶铸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九月七日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各地“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社论还具体提出：“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社论发表后，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陶铸又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工厂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于九月十四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基层。这两个文件针对当时在农村和工交战线出现的严重情况，及时提出农村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并做出了严格的应急规定，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这些单位去串连，已经开展文革的单位，要把文革放到业余时间去搞。[51]

应该说，不论是社论还是随后下发的这两个文件，都是为了防止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冲击，保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才发布的。这对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从文革的平稳发展出发，当时对于文革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社论、文件的侧重点放在了生产上，对于文革在工厂、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也没有从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剖析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并对此作出精确阐释。这样就使得一些人利用社论、文件来压制正在进行的文革，从而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才对陶铸说：“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你们发的那个‘农村五条’、‘工厂六条’，你要立即下令取消。”

陶铸对江青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

周恩来支持陶铸的意见，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吗?”[52]

文革发动起来以后，为了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搞一个保护工农业生产的文件，使得工农业生产能够免受冲击，稳定发展，当然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没有摆正位置，也没有界定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于是有人利用这些文件以发展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从而使得文革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里就引发我们的深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到底是文件制定者自己的立场问题，还是由于认识、表述不当造成的呢?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同日，陶铸又为《人民日报》写下第二篇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53]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主持制定“农村五条”、“工厂六条”来看，在革命与生产的问题上，周恩来、陶铸与江青等人之间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形式上是革命与生产哪一个优先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因为从当时关于文革范围的规定上来看，文革只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不论工厂还是农村都是要按照“四清”的要求进行的。不过，当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还是处于隐性状态，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到了十一月中旬，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当时陶铸与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致的，反对安亭事件，主张将工人压回去。张春桥受命而行，到了安亭以后，了解了具体情况，决定支持安亭事件，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赞同，并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54]安亭事件形式上是以是否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的合法组织以及上京告状为革命行动，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这在北京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

第三次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发生在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初的工交座谈会上。[55]这次斗争直接关系到工厂、农村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出席工交座谈会的相关人员在工交座谈会上的分歧和矛盾，在他们所起草的文件上集中表现了出来。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职工代表会，宣读陈伯达、王力等起草的与“工厂六条”相对立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不可阻挡的。”陈伯达也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与此同时，陶铸奉周恩来的指示，为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发出紧急通知，并在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在起草这篇社论过程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陶铸的坚持下，社论以强调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前提，力排冲击，再次明确提出：“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都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群众绝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但是，王力在最后审阅报纸大样付印的时候，把社论中“坚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这一句话中的“各级党委”四个字抹去了，变成了“在统一领导下”。[56]

为什么王力要在社论中抹去“各级党委”这四个字呢?因为要不要这四个字关系到是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群众而不是“各级党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这是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分歧所在。因而要不要这四个字，关系到是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也就是说究竟是在哪一条路线指导下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具体说来，就是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采取过去“四清”的方式还是现在文革的方式，这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四个字上进行的斗争，反映了他们在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问题上存在的分析和矛盾。

这个时候工交座谈会围绕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陈伯达、王力等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一拿到工交座谈会上，全场哗然，参加会议的吕正操、刘澜涛、吕东等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陶铸支持他们的主张。江青批评工交座谈会的主持人“毫无阶级感情”。张春桥说：“这个会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康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这是个经济基础。”林彪问周恩来：“会上有几个不通的?”周恩来回答：“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里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

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交座谈会情况。毛泽东当时表态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关于文件的制定，毛泽东说：“‘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林彪则说：“现在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他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57]

从中可以看到，在会议发生激烈争论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贸然对争论双方做出评断，而是在认真听取汇报以后，吸收了双方的合理观点。从他的表态中可以看出，文革既要在工厂、农村进行，又要注意到工厂、农村的特殊情况，防止运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虽然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十二条(草案)”并没有给予支持，而是表示可以在吸收双方意见、经过讨论以后另搞一个文件。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不仅是慎重的，也是民主的。

由于“十二条(草案)”在会议上争论较大，毛泽东也表示可以另外再搞一个这样的文件，于是在陶铸主持下，余秋里、谷牧联合有关部门负责人，草拟了一份与陈伯达、王力等人搞的“十二条(草案)”相对立的文件，即“十五条”。这个文件还是坚持工矿企业不搞“四大”，不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但是，“十五条”在提交会议讨论的时候，还没有定稿就被否定了。[58]

“十五条”被否定后，由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文革的走向，十二月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首先批评了周恩来、陶铸、谷牧等向毛泽东作的全国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林彪说：“这个会开了二十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这个会议的汇报提纲要打破，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讲话之后，王力等人就以过去双方斗争的事实为依据，对陶铸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以生产压革命。王力批评陶铸：“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镇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这个社论，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坚持的。”王力还进一步发问：“陶铸同志是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北京那一个工厂能够统一领导?党委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邓小平也在会上说：“解决工矿企业里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是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的方法来搞?关键问题是这个，”他对陈伯达等人搞的这个“十条”(即原“十二条”的修改草案)说：“这个“工业十条(草案)”，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革命化。”从邓小平的发言看，他对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不过话说的比较委婉而已。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陶铸等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陶铸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此时，余秋里、谷牧等也都站起来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得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59]

经过会场内外的激烈斗争，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通过了“工业十条(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农村十条(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60]这样以两个文件的通过、下发为标志，在革命和生产、要不要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出现的激烈争论也就宣告结束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革命和生产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在要不要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上存在的分歧。概要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三次斗争。第一次是在文革发动之际，第二次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第三次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文革开始的时候，从文革稳定发展出发，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上，对工厂、农村的文革作出限制是必要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还是可以视为具体认识和斗争策略上的不同，立场上的差异尚不明显。也正是因为这样，前两次斗争中的一些文件是在毛泽东批示后才以中央名义下发的。[61]

可是，在安亭事件发生以后，工人已经登上文革舞台，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个时候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就鲜明地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工交座谈会上发生激烈斗争的现实背景。从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溯及既往在革命和生产上出现的分歧，回过头来再审视围绕革命和生产发生的前两次斗争，就会对前两次斗争产生新的认识，发现这三次斗争在逻辑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总之，在革命和生产特别是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上，陶铸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文革开始之际尚不明显，但是在安亭事件发生以后，工人登上文革舞台，进行工厂、农村文革成为文革发展迫切要求的时候，才不断走向激化的。王力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回忆：

“毛主席说，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62]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中央最终通过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陶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在会议上的检讨发言就是明证。这无疑对后来陶铸的垮台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四，陶铸在文革发动之初的讲话中表现出“怀疑一切”的倾向，这种形“左”实右的言论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打倒一切”产生了重要影响。

陶铸在文革发动之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但是他这个时候的一些言论与“怀疑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在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当群众纷纷起来批斗党内走资派的时候，会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重大冲击。由于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宣传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而他的言行会对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针对文革中干部遭受普遍冲击的错误倾向，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求对干部队伍要作出基本的估计，革命干部要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广大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63]这篇社论是在中央碰头会上讨论后，由周恩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发表的。[64]虽然社论发表的时候陶铸已经倒台，但是陶铸对于社论所批评的问题是难辞其咎的。周恩来曾经就这个问题对陶铸提出过批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总理特别号召大家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的这一段(实际上是第四期。——引者注)：要区别对待领导干部，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总理还批评陶铸说的‘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总理说，这看起来表面上是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孤立毛主席。毛主席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要分析。好人不是百分之百都好，犯错误的人，毛主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博古、瞿秋白、陈独秀都是这样。”“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棍子打死，完全同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的。”[65]

此前中央曾经召开了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周恩来在发言中对陶铸提出了批评。王力回忆道：

“总理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是形左实右。陶铸是讲过，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总理以下包括陶铸都可以怀疑，总理早就公开批评这说法不对。这次批评的会上总理又说：怀疑可以，应该有根据。会上批评陶铸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刘邓路线，是右的，另外也有左的，形左实右。如陶铸在领导新华社、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科以上干部都戴高帽子游街。‘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提法，也有他的份。他不是主要目标打击走资派，而是分散了对主要对象的注意力。”[66]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在文革初期说过，除去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下都可以怀疑，言行中确实具有“怀疑一切”的倾向。这种倾向表面上是极“左”，实际上则是“左”而实右。这样就会对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破坏文革中的干部政策，导致运动的扩大化，阻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客观说来也不能由陶铸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在中央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性，会使群众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声音，实际上助长了群众运动中的错误行为，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样无疑会给文革的进行造成更大困难。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陶铸调到中央以后，从被寄予厚望到最终戴上最大保皇派的帽子被打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处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如何对待造反派问题、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和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上的分歧、“怀疑一切”中表现出来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以及其它一些问题，不过是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而已。陶铸夫人曾志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她说：“他(指陶铸。——引者注)与中央文革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陶铸与江青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吵架;中共七大小组会上陶铸批评陈伯达，公开反对选陈伯达为中央委员等等。——引者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67]其实，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曾志不过是没有明确指出来而已。

不论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工作组时期，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刘、邓路线遭到批判，乃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都是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处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陶铸是在党内排名第四号的人物，在刘、邓靠边站以后，他仍然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与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再次走向激化的表现而已。这表明陶铸在党内高层已经成为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最大障碍，清除陶铸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陶铸就是这样戴上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后被打倒的。

4)陶铸垮台的必然与偶然。

垮台就是被打倒。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陶铸的垮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如果说工作组时期，陶铸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模糊，在斗争中站在刘、邓一边，是在不自觉地犯错误，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仍然象以前那样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位置，就不能不说是他的立场使然了。在学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陶铸与江青发生的直接冲突就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则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关系决裂的标志。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没有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而是仍然执行刘、邓路线，反对、抵制革命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批判。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把陶铸称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了。其它诸如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要求不在会议简报上刊登批评刘、邓的发言，搞“换头术”照片，不能正确对待两派群众，没有妥善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以及反对文革向工厂、农村扩展等一系列事件，不过是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际表现，是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的具体反映而已。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立场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表现出来的。单从某个具体事件来说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就不仅仅是一个偶然问题，而是带有必然性的选择了。既然这样，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陶铸也就难以避免垮台的结局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陶铸在文革中的垮台，是由他在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造成的。这才是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从文革发展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说，陶铸的倒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而陶铸的垮台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5)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对于陶铸的问题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认识之一，对陶铸垮台的原因要做出准确界定，将导致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与一些具体因素区分开来。只有找到根本原因，才能揭示陶铸垮台的真相。这就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立足于这种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陶铸又是在这种斗争中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才有可能揭示出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至于陶铸的性格、处事方式以及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个人恩怨问题，不过是一些具体因素，但决不是根本原因。如果将目光锁定在这些具体因素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就会把细节作为主干，在研究上误入歧途。

认识之二，陶然垮台的历程及其根本原因。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地方上调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还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说明中央对他不仅是信任的，而且是寄予厚望的。但是，几个月以后陶铸却失去中央信任被打倒，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没有执行中央确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故。这样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走向激烈的时候，陶铸垮台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因而只有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才有可能揭示陶铸垮台的真实原因。至于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乃至于决裂，不过是双方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及斗争走向了尖锐化而已。

认识之三，陶铸言行以及对于文革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形成的强烈反差，既是认识的局限，也是立场使然。

陶铸是常跟人谈论共产主义理想的。他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态度也是真诚的，给人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68]他曾经跟女儿陶斯亮说，他死后能够在墓前立块牌子，上写“共产党员陶铸之墓”八个字，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仅如此，还给夫人曾志写下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来共勉。[69]陶铸在担任中南局领导职务时，为了照顾别人，同时也为了避嫌，未经夫人曾志同意就将她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让于别人，引起了曾志的不满。后来，还是毛泽东提议曾志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人大常委的，并当着陶铸的面说了“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的话，弄得陶铸一时摸不着头脑。[70]陶铸的文笔很好，能写出《松树的风格》这样有功底的散文，以松树的风格来比喻共产主义风格，借以自励、抒怀，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陶铸也是有理论的，能言善辩，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道来。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觉得，就是错的东西，陶铸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的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戚本禹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买来的。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选中了中南海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这与陶铸的言论出现了巨大反差。不能说陶铸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71]

陶铸这样一个时常将共产主义挂在嘴边的高级领导干部，却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乃至于文革采取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作法。他只是看到了文革中的一些混乱表象，把这些表象作为本质来抵制、反对文革，而没有将文革中出现的这些混乱表象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这对于以“共产党员陶铸之墓”这八个字作为墓志铭，写出“心底无私天地宽”诗句的陶铸来说，不仅是让人遗憾的，也是令人惋惜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也有立场上的。他没有认识到在革命政权建立以后，真正能够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不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潜藏于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为此，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并通过运动能够不断清除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否则的话，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风险。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了位置，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当然与他认识的局限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但是，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就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亲聆毛泽东的教导，在毛泽东就文革问题反复诱导、说明以后，仍然固执己见、执迷不悟，还赌气地说出“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的话，[72]就不能不说是立场使然了。

认识之四，陶铸虽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性格暴躁，“爱放炮”，好发脾气，但是待人还是诚恳的，胸怀也是宽广的，并不讳言个人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是值得肯定的。要将这与其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及其性格上的缺点区分开来，并予以准确界定。

陶铸刚到中南海的时候，就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讲过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说他遇到困难时，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是犯过错误的，在高、饶事件上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他，保护了他才过关的。这个时候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尚未表现出来，又是戚本禹的上级，因而戚本禹觉得陶铸这个人挺坦荡，对他很尊敬。当时他们的关系很好。

一九六六年冬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个工作人员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不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申诉。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对他们的申诉作了一个答复，说对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把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则是错误的。后来戚本禹把这件事告诉了陶铸，陶铸也对戚本禹的答复表示赞同。他说，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我早已经说过。从陶铸的话来看，他对此事并不介意。[73]

我们知道，所有的贪污腐化分子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并不见得都是贪污腐化分子。有一些走资派自身廉洁自律，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样的人也不是走资派吗?虽然陶铸没有明确说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但是他充当了走资派的保护伞(即最大的保皇派)，是走资派的同路人，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鸣锣开道。我们既不能因为陶铸个人有过一些得体言行，就否定他在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因为他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就无视他的一些得体言行，而是从实际斗争状况出发，正确界定和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正视两者的不同，又要重视陶铸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其中所处的决定性地位，而不能将两者本末倒置，或者平衡对待、犯折衷主义的错误。

认识之五，陶铸被打倒后，除个别时候遭受批斗外，一般都是在夫人曾志陪同下，过着闲居生活，与“靠边站”的高级干部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如果不是后来得了癌症的话，他是会活下来的。

陶铸从被打倒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央决定战备疏散前，并没有搬过家，而是在夫人曾志陪伴下，一直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除去个别时候遭受批斗、抄家外，一般只是对他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平时陶铸除了写检查外，就是在住所内读书、吟诗、填词、写字、摆弄花草，与夫人聊天。至于对他加强监管，不让他随便出门，主要还是从安全考虑，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缘故。[74]试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中央的着意保护，一旦陶铸落入群众之手，往往是难以避免遭受皮肉之苦的。他的夫人曾志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是否回广州参加运动，毛泽东特意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让她在中南海照顾陶铸，使曾志免受了运动的冲击。[75]陶铸后来得了癌症以后，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行了及时治疗。至于陶铸离开北京到安徽合肥，则是执行中央战备疏散的任务，是从安全考虑对他做出的保护，而不是迫害他。想想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旦战争爆发，苏军占领北京，难道说要把陶铸丢给苏军不成?陶铸离京的时候，已是病如膏肓，他自己也清楚活不了多久了。陶铸后来的死亡，是疾病所致，与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陶铸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认识之六，陶铸与谢富治死后的不同结局是两条路线在斗争中处于不同态势的反映。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谢富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陶铸则是执行刘、邓路线。文革期间，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因而谢富治死后中央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文革结束以后，刘、邓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中央不仅为陶铸平了反，也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仪式。两人在不同时期举行的追悼仪式，反映了两条路线在斗争中所处地位的根本性变化。

曾志曾经拿文革中陶铸与谢富治逝世后的结局进行对比，流露出抱怨的心理。她说：“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是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76]

从中可以看到，曾志对此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他发出这样的疑问，陶铸和谢富治两人都死于癌症，又是同样跟随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为什么竟然如此的不同呢?其实，如果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弄清陶铸和谢富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上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惜的是，她却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迷茫。

陶铸与江青在中央会议上不仅发生过激烈争论，还争吵过，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双方之间的关系决裂了。由于谢富治和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当江青得知谢富治患病、逝世的时候，表现出了异常的悲痛。

江青得知谢富治患了癌症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她还亲自到医院看望、安慰谢富治，从病房出来，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当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后，江青无精打采，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很少说话。当她听说谢富治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时，向周恩来提议说，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周恩来说，在公安部礼堂举行追悼会是谢富治的生前愿望，应该尊重他的遗愿。江青也只好作罢。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江青由于悲痛过度，一下汽车连路都走不稳了，是在秘书和警卫员的搀扶下才走进追悼室的。一进门，她就用哭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夫人刘湘屏面前，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直到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最后是由秘书和警卫员架着她才上了汽车。[77]

江青对谢富治的病情和去世表现出异常悲痛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坚定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自身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立场鲜明、刚直不阿，又是在中央掌握公安大权的领导人。他的去世使得文革的进行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江青的异常悲痛既是由于阶级情谊对死者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文革成果能否得到进一步巩固所表现出的某种隐忧。

至于曾志拿陶铸与谢富治死后追悼规格的不同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在文革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谢富治坚决支持文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陶铸却在实际行动中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已经被打倒，因而两人死后追悼的规格自然不可比拟。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能够象谢富治那样对文革予以坚定支持的话，以他当时的地位死后比谢富治追悼的规格还要高。这又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在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中央不仅为陶铸翻了案，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骨灰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第一室。[78]曾志没有提到的是，这个时候谢富治的骨灰盒却被扔出了八宝山，即便人已经死了，还被押上了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到底谁的结局更悲惨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亲不亲、阶级分了。

② 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王任重本来是毛泽东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前，毛泽东到湖北视察、休息，往往是王任重陪伴左右，还与他进行过多次长时间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计划和经济工作时，还打算把他调到国家计委工作。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王任重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上调中央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七月八日写给江青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信件，也给王任重看过。[1]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也是由王任重陪同下水游泳的。[2]这表明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对于王任重不仅是信任的，也是寄于希望的。

但是，文革开始以后，王任重的作为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不论是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中南局还是他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委，在工作组时期，不仅积极批发刘、邓路线的文件，还向中央一线常委呈送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再予以反击。这是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方法来搞文化大革命。王任重还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从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人。[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反，致使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两派群众以及造反派与干部队伍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撤销工作组以后，造反派迅速将矛头指向了王任重为第一书记的湖北省委。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王任重在对待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对待造反派群众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业已激化的矛盾。这样王任重及其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就成为造反派的矛头所向，致使他们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复杂化。

当时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在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自身遭到湖北造反派的严厉批判，处境不断恶化。面对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王任重也感到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难以工作下去了。他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面对受到的冲击与批判，心情也不好，经常发低烧，到了十月间就去广州养病去了。鉴于王任重的窘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当时连与会的李富春都看出了，陶铸的报告是要保王任重的。在会议上，围绕王任重的问题，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4]这种争论又将王任重置于斗争的风头浪尖上去了。

其实，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直到被打倒，完全是由于他在文革中的作为所决定的。本来他是毛泽东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的时候还委派他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了重要职务。即便在工作组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面对文革发展的蓬勃气势，还是有机会进行补救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既没有诚恳承认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以此缓和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使湖北文革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样不仅湖北特别是武汉的造反派没有谅解他，还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不满，毛泽东也对他失望了。针对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的中央会议上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5]

当时，王任重毕竟还在患病，因而毛泽东在王任重妻子的来信中作出了予以治疗的批示。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情垂危，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将毛泽东的批示以中央名义发出。[6]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支持红卫兵批判王任重的，不过要妥善处理批判与就医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在同意群众批判王任重的同时，对他又是予以人道关怀的。

从中可以看到，王任重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至一九六七年初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是因为他在文革初期不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仍然拒不纠正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又没有得到群众谅解的缘故。王任重就是这样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的。

③ 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刘志坚是一位老红军，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刘志坚曾经带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等人一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还整理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接着又参加了纪要的修改工作。由于刘志坚当时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又是具体负责军队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不论从资格还是军内的地位上来说，刘志坚就成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人选。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文革小组与全军文革小组的联系，使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批示能够及时在军队文革中贯彻执行，刘志坚同时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

全军文革小组受到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双重领导。军队文革初期，刘志坚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派出了工作组，整了军队的造反派。[1]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意见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稿。林彪看后不满意，将这个文件稿送中央文革小组修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修改文件稿时，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事先将这个问题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围绕军队院校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刘志坚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志坚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解释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2]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这个文件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到各地进行串连活动，先前被打压的造反派也纷纷要求平反、恢复名誉，有的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刘志坚。刘志坚及其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遇到了不少困难。

这个时候总政内部的造反派与刘志坚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陈亚丁在总政文化部担任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刘志坚却以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上的问题为由予以反对，于是老红军、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总政的造反派认为刘志坚在总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和陈亚丁一起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材料在刘志坚倒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刘志坚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几位老帅在军队文革方面出现分歧的时候，刘志坚是站在几位老帅一边的。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内容绝对保密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住在西山的叶剑英、陈毅觉得事情蹊跷，把参加会议的刘志坚找去了解情况。这件事引起了江青的警觉，她对此非常生气，认为刘志坚与老帅们的关系不正常。[4]

江青对于刘志坚与几位老帅的接触持警惕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她对几位老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在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不满意，认为这些讲话是在压制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批评道：“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这些话很快传了出来，军内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定于一月五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一月三日、四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耐心细致地对军内造反派做工作，要他们不要召开大会。造反派接受了劝说。当刘志坚根据周恩来的嘱咐作自我批评时，康生打断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5]

江青在这次会议上也对刘志坚提出了严厉批评，她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一月五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过去的问题也被揭发了出来。比如，军委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下发后，刘志坚主持召开了军队院校的大会，被认为是黑会，抵制紧急指示的下发执行;十一月十三日，刘志坚主持军队院校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没有事先取得林彪的批准，几位老帅又发表了和中央文革小组相左的意见，成为他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明;江青说：“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又是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例证。

接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处理海军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6]

这个时候刘志坚战争年代受伤被俘的事也被造反派翻出来了。刘志坚抗日战争期间在冀南打游击的时候曾经受伤被俘过，后来在押解途中被战友们救回。[7]造反派认为刘志坚有叛变的嫌疑，还搞出了这样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这成为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进而被打倒的重要因素。这件事后来在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又被翻了出来，成为会议争论的内容之一。[8]当然，这是后话。

从以上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志坚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信任的。但是，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军队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的造反行动，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虽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作为，但是他本人毕竟参与了打压军队造反派的行动，又是具体负责军队文革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难辞其咎的，必须对此负责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紧急指示下发以后，刘志坚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当着军队文革进一步发展，几位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刘志坚又是站在了几位老帅一边。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个时候刘志坚受伤被俘的事情又翻了出来。刘志坚被打倒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与军队以及军队内部在如何进行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同历史问题搅合在一起的结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被打倒的。一月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以徐向前为组长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9]刘志坚就是这样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

④ 对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发展到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进而被打倒。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立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所决定的。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就为此提供了鲜明的印证。

改组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文化大革命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后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在当时中央领导机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在文革发动之际，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在其中担任领导工作，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是信任的，也是寄于厚望的，希望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坚定地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还在其中担任着领导职务，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这时又背离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路线，给文革造成了错误的导向，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们被打倒并将其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的错误。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执行中央确定的文革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的造反行动，对造反派打击、迫害，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右的错误。文革开始至全面夺权前的实践就对此作出了证明。

既然他们在文革中犯了右的错误，此时他们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着领导职务，在社会上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因而不论从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是从中央文革小组更好地担负起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任上来说，就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予以处理。这是保证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正确行使职能和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右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也是由此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而后被打倒的。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要抛开个人恩怨以及一些日常事务中的是非，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紧紧抓住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把他们的言论特别是行动作为着眼点，才有可能揭示出他们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打倒的历史真相。

(2)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部分高级领导干部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事件。这个严重事件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同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上集中表现了出来。由于大闹怀仁堂是在中央碰头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发生的，而大闹京西宾馆则是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发生的，两相比较，大闹怀仁堂要比大闹京西宾馆会议的级别更高、参加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于是就以发生大闹怀仁堂的“二月”来命名这个事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事件虽然形式上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实质上则是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强烈不满和反对态度的反映，是在党内高层出现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因而这个事件就被命名为二月逆流。

① 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取消了刘、邓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于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还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希望进一步统一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同舟共济，搞好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还在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不仅社会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领导干部与造反群众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逆流，是因为在蓬勃发展的文革洪流面前，这个事件中的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抵制、反对的态度，是与文革的发展逆向而行的。既然这样，那么导致这些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因素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建国后党中央发起的运动虽然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但都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在没有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起来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1]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更严重的问题。[2]这些问题不是存在于个别地区和单位，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这种严峻的形势不仅使毛泽东做出了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还将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由于走资派就潜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这使毛泽东认识到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是很难搞出什么名堂、取得本质性成效的。[4]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与以前的运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以前的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展开的。由于这次运动不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又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因而在打乱了既有社会秩序以后，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了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不满。他们认为既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又是通过各级党委来具体实施领导权的，那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依靠各级党委来进行运动，因而他们就以没有坚持党的领导(即运动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为由来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当然，客观上说来，这些领导干部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从以往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委的实际工作体现出来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当着共产党领导干部内部存在相当多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时，当着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的时候，[5]而依靠各级党委采取组织程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除了依靠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运动外，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呢?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日积月累，积久生变，就会形成改旗易帜的严重隐患。随着共产党垮台、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二月逆流前夕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及其矛盾的激化，构成二月逆流发生的重要背景。

2)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遭受大规模冲击、夺权、打倒，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当时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成为他们反对、抵制文革的主要理由之一。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随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乃至于召开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都是在做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希望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文革仍然是抱着反对、抵制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文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中间本来就有不少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平时与群众的关系比较紧张，相互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激化的趋势，运动一来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6]这样在运动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免造成打击面过大、冤枉一些人，但是横竖不杀，弄错了以后还可以平反、纠正。因而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认运动的必要性、正义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确实发生了武斗，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甚至还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对领导干部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面对批斗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纠正这些错误当然是必要的。从这里来说，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由于波及面过大而出现的“左”倾错误表现出激愤的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不能以纠正这些错误为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当这些错误刚刚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7]从反对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来看，形式上这些领导干部与毛泽东有着一致性，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性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要把运动中对于领导干部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与文革进行的正义性区分开来。不能因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否定文革进行的必要性、正义性。当然也不能因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无视运动期间出现的“左”倾错误。

这样在如何对待全面夺权阶段被冲击、夺权、打倒的领导干部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一是以这些错误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期间的领导干部不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而是以文革存在这些错误为由，企图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他们反映的问题不真实，而是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批评这些错误。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是看到了文革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却对文革的必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于是就以文革出现“左”倾错误为由，反对、抵制、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候他们在文革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即抨击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合理性和反对、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鉴于文革的功绩(正义性)是主要的，出现的错误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又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次要方面来决定的，因而以文革出现错误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支流来否定主流，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这是判断他们立场与倾向的根本标准。二月逆流的背景也就是这样才形成的。

3)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文革逐步展开，军以上领导机关、院校、文体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军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引起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以不同方式反映出来。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种不满的集中表现而已。这种围绕军队文革进行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是因为文革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不少军队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我们知道，文革就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8]因而文革在军队进行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不仅是由于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也是因为进行军队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打破以前的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串连，将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贪污腐化分子，这样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因而军队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既然如此，如何看待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面对混乱有两种作法：一是以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一是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纠正军队文革中的混乱局面，将军队文革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面对总部、军区以及其它单位的军队领导人遭到冲击、炮轰、批斗、打倒乃至于武斗，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纠正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以文革导致军队混乱影响战备为由，以保持军队稳定为名，表现出强烈不满，对文革特别是它的具体负责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

这样在他们要求军队稳定、反对混乱的言行中就蕴涵着否定军队文革及其实行的“四大”的含义。从这里来说，当时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在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上(即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实质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这才是双方分歧的焦点。这种分歧之所以在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上表现出来，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党中央已经决定进行包括军队在内的文革的形势下，还没有人敢于公开出来挑战党中央的决议，于是才采取这种暗渡陈仓的方式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就决定要进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这在“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都有明确表述，为此还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作为军队文革的直接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维护国家政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军队文革又与地方文革存在重大不同，于是“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审慎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军队文革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才真正拉开帷幕的。军校学生开始串连，甚至还冲击了国防部，出现了一些激进事件。同年十一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十万人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发表了讲话。虽然他们在讲话中对运动中激进行为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从基调上来看，还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在“泼冷水”。这个时候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逐渐产生，并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激化。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应该说，鉴于军队的特殊性，进行军队文革还是非常慎重的。文革只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分期分批进行，而在军以下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对于军队夺权也作出了严格限制(可以在一些院校和文体单位进行夺权)。[10]尽管如此，军队文革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进行文革的单位中的领导干部纷纷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出现了“左”倾错误。从这里来说，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这种错误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倾激进行为本来就违背了文革宗旨，对文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因而没有把这些激进行为与军队文革本身区分开来，反而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认为这些错误行为就是文革造成的，从而打着反对这些错误行为的旗号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军队是否保持稳定，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进行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没有“四大”的文革就不成为文革，而实行“四大”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以后，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混乱，还是以这些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就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因而在军队文革混乱问题上的分歧，形式上是是否保持军队稳定，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

4)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不论是在中央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还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都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一方面是由于陈伯达、江青未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也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自成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指导文革方面犯了错误。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内部整风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仅如此，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1]

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积极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绩是主要的，因而在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小组及其领导人的威信。于是毛泽东特别强调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和李富春却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向几位元帅和副总理透露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内容。[12]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不断走向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违背组织程序和毛泽东指示的行为，无疑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抨击中央文革小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后来大闹怀仁堂的诱因。

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军队不少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这个时候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也在运动中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社会稳定、工农业生产秩序受到重大影响，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站在文革潮流面前，代表中央具体负责各地的文革运动，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行动的。于是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就把文革开始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这些严重问题，算到各地造反派及其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因而领导干部与群众以及中央内部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对待群众方面，中央和各地不少领导干部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分化群众队伍;在中央机关内部，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大闹京西宾馆虽然发生在军队内部，不过是后来大闹怀仁堂的前哨战而已。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发生的大闹怀仁堂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而毛泽东又是鼎立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虽然对许多领导干部进行了批判、炮轰，但是并没有对他们采取夺权行动，这样也就没有对领导干部的利益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此时的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尚未发展到尖锐的程度。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打倒、夺权，波及面广，冲击力强，领导干部的根本利益遭到严峻挑战，况且社会、工农业生产秩序也受到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重大诉求。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一方面是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央内部在态势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出现，才成为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大闹怀仁堂的诱因。因而后来毛泽东说，这些老同志是“借我批评文革的东风”，不是没有原因的。[13]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遭到的冲击、打倒、夺权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中央文革小组又是代表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因而他们对于文革的不满情绪就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种不满情绪自文革开始以来就已存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迅速走向激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的变化，客观上就为这种不满情绪的爆发提供了诱因，于是他们便由内心的不满转变为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行动。因而我们说两次大闹怀仁堂就是他们在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投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在依靠各级党委还是群众进行文革、如何对待文革中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等方面，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些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以及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成为这些中央领导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② 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般来说包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二月十一日、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六日晚上陈毅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的长篇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二月十七日凌晨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杜向光。二月逆流以大闹京西宾馆为开端，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走向高潮，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则是高潮过后的余波而已。

1)大闹京西宾馆。

大闹京西宾馆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围绕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实行“四大”发生的严重事件。文革既然要在军队进行，就要实行“四大”，这样一些军队领导干部就难免会遭到冲击、炮轰和批判，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遭到批斗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个事件从形式上看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双方在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

这个事件的具体过程如何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说起。

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 40 余人，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传，第582页。在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14]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折衷的办法，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叶剑英对此仍然坚决反对。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这样搞下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怎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15]

正在激烈争论当中，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发了言。她借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的事情，批评肖华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江青说：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伯达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要把几百万解放军带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16]他们还批评肖华“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请四位老帅出面接见……完全是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等等，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17]江青说：今天晚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肖华，你要向群众交待问题。肖华站起来反驳道：我12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来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硬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江青见肖华这样申辩，也气愤地说道：你有本事到万人大会上去讲![18]叶剑英、聂荣臻见状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19]

由于会议在批斗肖华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军委内部以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在散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回到军区就作了传达，将会议内容透漏了出去。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了，知道了会议内容。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肖华从后门走脱，跑来找徐向前，因见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往西山去了。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会议内容是如何泄漏的。调查发现是杨勇擅自传达了会议内容后，徐向前在电话中对杨勇进行了严厉批评，杨勇表示要汲取这个教训。[20]

由于批斗肖华事出突然，这个问题又与军队是否实行“四大”具有密切联系，因而叶剑英、聂荣臻就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月十九日夜，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关于江青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个会不要开。[21]于是，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22]周恩来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检讨说：总理，头天我多吃了几片安眠药，昨天，在京西宾馆里讲错了话，请你向主席解释一下。由于批斗肖华的事已经布置了下去，江青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说道，总理将这事捅到主席那，让我们怎么收场?康生则说：肖华躲得了今天，还能逃得了明天。当叶群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急忙打电话，布置京西宾馆收回十九日会议纪录和录音，并让全部销毁。[23]这样批斗肖华的事就被压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当面批评了杨勇擅自泄露会议内容的事情。[24]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肖华没有来，便问道：“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由于昨晚肖华躲到了西山叶剑英住地，面对江青的追问，叶剑英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没有说出真相。见到这种情况，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25]

这个时候徐向前又想到刘志坚等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冲击、批斗、打倒，于是气愤地质问中央文革小组：“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说到激愤之处，徐向前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26]这时，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由于毛泽东也不同意批斗肖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而为了缓和与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陈伯达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十九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后来陈伯达曾经无奈地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27]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对于军方的发难是存在顾忌的，他给叶剑英写纸条不过是想以此来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大闹京西宾馆虽然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但本质上来说则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在是否进行军队文革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造成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制止了对于肖华的批斗以后，还要继续做好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文革，妥善处理与造反派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在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的谈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28]

他还说：李大章(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著，下同。)、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刘志坚(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29]

从中可以看到，面对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文革上表现出的不解、抗衡和激昂情绪，毛泽东并没有生气，而是仍然耐心地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即便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也不要对群众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是要规劝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对一些被冲击、批斗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不能打倒他们。即便是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也要让他们做一些适宜的工作。这是在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消解他们的激愤情绪。至于这些领导干部的苦处，毛泽东也是理解的，劝慰他们要把这些当作经验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同时，他还批评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进行的武斗及其它一些激进行为，对于领导干部不能犯了错误就打倒，不能过分，要按照延安整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注意团结干部，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为了进一步说服、教育大家，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也犯过错误，过去朱德、陈毅反对过自己，现在还是要与他们合作，保他们的。这表明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既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又对他们的激进行为予以批评，希望通过思想工作来说服、教育他们去改正错误的。

从中不难看出，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既表现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反对、抵制上，又反映在造反派存在的过激行为上。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既要求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造反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又批评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希望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防止过激事件的发生，不要扩大打击面。

由此看来，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虽然对文革中错误行为的反映是属实的，但是他们由此对于文革抱有反对、抗衡的态度则是错误的;造反派的斗争方向虽然符合文革发展的潮流，但是他们激进乃至武斗的行为却是错误的。因而毛泽东在谈话中既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态度和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予以了批评，又对造反派的斗争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予以了肯定。当然，他是以和蔼、委婉的语气说出来的。

如果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分析问题，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右，造反派在行动中的激进行为则是表现为“左”。毛泽东的谈话旨在说服双方改正各自错误，妥善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以便使文革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2)大闹怀仁堂。

中央军委碰头会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以后，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在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会议上发生的，尤以二月十六日的会议影响更大，致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二月逆流推向了高潮。

我们先看二月十一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却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了激烈争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它问题。[30]

在讨论中，叶剑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责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还嘲讽、质问陈伯达：“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31]

陈伯达见叶剑英这样发脾气，便说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关锋见状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也气愤地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32]

徐向前也在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反驳徐向前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33]

徐向前和陈伯达又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陈伯达说，刘志坚有历史问题，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刘志坚并不是叛徒。由于刘志坚的案子比较复杂，又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陈伯达只好回答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徐向前气愤地质问道:“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这时徐向前想起陈伯达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经说过“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34]

聂荣臻还就中央文革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关押其中的骨干成员提出质问。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35]

最后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说。[36]这次会议就在争吵声中无结果而散。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二月十一日的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挑战。他们三人的挑战是与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的争论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级别更高、涉及的领域更广而已。

从叶剑英的发言看，他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现在还要把军队搞乱，对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做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虽然这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但是也客观上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态度。为了发泄对于夺权的不满，他还抓住上海公社成立改变国家体制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为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进攻，并振振有词地发问，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吗?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叶剑英措词激烈的发问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客观说来，叶剑英的发问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文革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局部混乱，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激进的行为，还发生了一定范围内的武斗。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这里的要害在于，当时出现的这些混乱，是不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出现这些问题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处理问题，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还是以此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就成为我们对叶剑英发问作出判断的基本标准。如果是站在文革立场上，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而不是以这些问题出现为由对文革提出质疑、作出否定。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即便存在一些事实依据，还是反映了他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至于叶剑英说的要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问题，就让人感到颇为蹊跷。其实，谁都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当然要有党的领导;谁也不会否认，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当然要有人民军队的支持与保护。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能够保持党和军队的性质不变，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如果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最大。[37]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军队的性质也变了，又如何能够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样的军队又能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威力，发动群众来整党内走资派，防止走资派控制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是保持党和军队性质不变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因为文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文革本身提出质疑，把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的大帽子扣到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头上呢?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是具体负责全军文革工作的。他在发言中对军队文革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是溢于言表的。这种不满情绪尽管有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这样一些客观因素，但还是反映出他对于军队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否则的话，他是不会用这样的言辞和语气，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阐述和表述意见的。

至于他的发问，军队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如何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支柱作用，防止人民军队变质，就成为军队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军队文革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手段。虽然徐向前以前对于文革表示理解和支持，[38]这也是他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此时的发言却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这是令人遗憾的。

至于刘志坚的历史问题，当然可以另作讨论，以后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这样，徐向前对此讲明事实即可，又何必如此着急和动怒呢?其实，刘志坚被打倒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却没有贯彻执行军队文革方针，反而大整军队造反派，违背文革的要求造成的。至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审查刘志坚履历的时候才发现的。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徐向前在发言中避开刘志坚文革期间的错误而只是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似是有难言之隐。这是因为如果将刘志坚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抖擞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实证据摆在那，又如何能够为刘志坚辩白呢?因而徐向前就避开了文革期间的错误，只是拿刘志坚的历史问题说事，以此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至于徐向前说不要陈伯达保自己的话，虽然是信口直言、气头上说的，但是把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保护当作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实，就更让人感到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徐向前面对造反派攻击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徐向前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

至于聂荣臻在发言中为联动进行喊冤、叫屈，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联动就是以前西纠、东纠、海纠等干部子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重新聚合起来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却以保护革命老首长的名义，反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而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了地富反坏右。这样就扭转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与造反派红卫兵在立场、组织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因而被造反派红卫兵戏称为“保爹保妈派”。

联动不仅口头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将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还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的斗争方向。为此，他们四处活动，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进行打、砸、抢，六冲公安部，严重破坏了文革的进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必然要对其进行打压，这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呢?站在文革立场上采取这样的行动，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就明确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39]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修改、批准以后发表的，[40]当然是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即便聂荣臻当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但是《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喉舌，发表的社论文章代表党中央的声音，难道聂荣臻连党内的这个规矩也不明白吗?从这里可以看到，聂荣臻的发言虽然形式上是在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了他对于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不满态度。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于将联动分子划为反动保守分子进行质问，就颇为令人生疑。试想，这些联动分子反对文革将矛头指向潜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逆文革大潮而行，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难道不是反动保守分子吗?至于聂荣臻说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的话，则更令人费解。其实，事实真相恰恰与此相反，是孩子反对揪斗老子，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老子，与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着干，要扭转文革发展的方向，以实际行动破坏文革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真相。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行动抓捕了联动骨干分子。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可是聂荣臻却说出了这样对待联动分子是“不教而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话。其实，并非“不教而诛”，而是联动分子根本就听不进劝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受到批斗，甚至波及到他们自身，利益使然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不教而诛”呢?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有人说这句话是叶剑英说的。叶剑英跟聂荣臻说，他记得自己没有讲过这个话，还问了汪东兴，记录上也没有。聂荣臻当即答复说，这个话是他讲的，与叶剑英无关，随后还向毛泽东写信说明了这个情况。[41]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看，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进攻的继续。虽然他们的发言都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的，但都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对于文革的质疑与不满，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尽管他们的发言并非空穴来风，有一些事实依据，但是从发言的主旨及其激烈程度上来说，却已不再是对于文革具体问题的批评，而是上升到对于文革自身的批判上来了。当然，从斗争的策略考虑，他们在用语中还是避开了对于文革自身的直接评判，而是将火力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

由于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因而文革开始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本来是在所难免的。对于这些问题，究竟是站在文革立场上，抱着善意的态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相，分辨是非，采取适宜的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还是以这些问题的发生为由，采取激烈的方式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攻击，就成为鉴别真假文革的试金石。不管他们自己表白的如何，这个时候他们的言行就将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水落石出般地表现了出来。因而我们说这几位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他们对于文革真实态度的表露。

遗憾的是，他们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军队文革被否定以后，军队高层出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以及相当一批高级将领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不仅对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还蛀蚀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作何感想?难道这些问题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和内省，从而对当年他们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疾言厉色的攻击感到内疚和反悔吗?

其实，当年进行的军队文革，实行军内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来监督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就是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吗?至于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采取适宜的方式予以解决嘛!透过历史的迷雾，洞察时代的变迁，真理只有在比较中才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我们再来看二月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由于二月十一日发生的激烈争论没有开成会，因而这次会议的议题仍然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同时，在议程上还增加了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42]但是这次会议却发生了比上次会议更为激烈的争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在会上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甚至还表露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现在我们将这个记录的主体部分引述如下：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43]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的。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虽然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但是鉴于当时的情势，为了缓和气氛，从策略考虑，只好说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他针对朱德、贺龙遭受批斗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44]

谭震林还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按：指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总是知道，看过的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45]

从中我们看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人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只有谢富治站在文革路线一边，一再劝阻他们，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会议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结束的。

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是在陈丕显的问题上拉开序幕的。当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遭到冲击比较严重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接到中南海进行保护，由于陈丕显与上海造反派的矛盾比较尖锐，因而造反派仍然将他扣留在上海，没有被接走。这引起了谭震林的不满。谭震林与陈丕显在红军长征以后一起在江南打过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后还在华东局一块工作过，这次知道陈丕显被上海造反派扣住没有到北京来，才向张春桥发出质问。从张春桥的答复看，并没有对此予以拒绝，只是表示要向群众做做工作。不料却引发了谭震林的勃然大怒，随即说出了不要党的领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是在搞形而上学这样一番话。

从谭震林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到，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他认为光是注意群众了，没有强调党的领导。一般来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在各级党委内部抓走资派，既然要这样做，又如何能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其实，谭震林说这个话的真正意图还是想以此为由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取消军队院校文革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规定，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就触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46]从谭震林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认为这是一条形而上学的路线。这样谭震林就将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至于谭震林说，文革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干部冲及过大，犯过“左”的错误。为此，不仅毛泽东批评过这些错误，而且《红旗》杂志也发表过这样的社论和文章。有了错误就要采取措施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把这些错误看作文革造成的，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是以现象否定本质，以局部否定全局，本身就是错误的。谭震林抓住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大发脾气，说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如此曲解文革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不说，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暴露了他反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就有些令人茫然了。当时是不是所有的高干子弟都挨整了?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在对待高干子弟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错误，但是出现一些错误与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毕竟不是一回事。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许多高干子弟原先积极参加文革，但是当着文革指向他们父母所在的那个群体时，他们却转向了文革的对立面，建立组织，兴风作浪，勇于私斗，“保爹保妈”，成为党内走资派的别动队。这自然会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的打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文革立场上，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理智、妥善对待父母遭到的冲击，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谭震林不对高干子弟的立场及其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抓住他们是高干子弟才遭受打压这一现象进行诉说，不仅对这种打压予以断然否定，还称之为反动的血统论。当时谭力夫代表高干子弟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可是谭震林这个时候却将对于破坏文革的高干子弟的打压与谭力夫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相提并论，并进一步断言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是在搞形而上学，就不能不说是在发泄私愤、为遭受打压的高干子弟撑腰了。

从中可以看到，谭震林对蒯大富不仅搞起了人身攻击，还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说他们这些人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刚才我们说了，对干部冲击过大，犯了错误，纠正过来就是了。冲击过大与立场、方向错误毕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却被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最后还是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纠正了当时的文革路线以后，由中央文革小组为他平反的。蒯大富也由此成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尽管这个时候蒯大富和造反派红卫兵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其主导方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斗争符合文革发展的方向。当然，后来蒯大富私欲膨胀，热衷于打派仗，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后话。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谭震林对蒯大富的发言看，显然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蒯大富的判断是相反的。这不仅表明谭震林对于文革造反派的强烈敌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这次斗争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我们不禁要问，果真是这样的吗?以前党内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陈独秀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几次使党和革命事业濒于绝境，不少党员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汲取教训制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尽管对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坚不可摧，这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或者是靠边站，或者是遭受批斗，或者是立案审查、隔离审查，后来是下放五七干校和工厂、农村劳动，还没有哪个干部是因为犯了错误被杀头的。谭震林只是看到了干部遭受冲击就不顾事实情况，硬说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还进一步断言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谭震林就这样为文革定了性：文革路线不仅是一条错误路线，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因而文革对于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谭震林发言中最要害的话。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叫他检讨四次，就是“渔轮停港”事件。当时水产部在谭震林批准后，渔汛期进行出海捕渔，非渔汛期进行文革。这样不仅调整了文革的时间安排，还有淡化、回避文革的意思。按照程序，这个调整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谭震林却擅自作出了决定。当陈伯达在电话中责问谭震林为什么事先不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的时候，谭震林却说：“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啥子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47]这样谭震林就在这个事情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弄僵了，后来他说的四次检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碰头会上谭震林重提这件事，显然是将矛头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为自己鸣冤叫屈。

谭震林是一个老革命，他应该知道，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审查，经受群众运动的精神洗礼，是拒腐防变、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有效手段。至于在此过程中经受一些冲击，甚至受一些委屈，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至于他说江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还煞有介事地说是江青当着他的面说的。谢富治听到这里就当场进行了反驳，说不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的，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就揭穿了谭震林的谎言，弄得谭震林一时下不了台，只好说出了“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转圜了。看似强势，实则虚晃一枪，自找台阶，顺坡下驴，要退出会场了。这个时候陈毅劝谭震林不要走，留在这里进行斗争。一直沉默的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就拍了桌子：“回来!”[48]谭震林才又扑通一下坐下了，没有中途退出会场。

至于谭震林说的撂挑子不干了，显然是在发牢骚，说气话。他说的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不过是表示决心而已。即便这样，后来既没有砍掉他的脑袋，也没有把他投入监狱，就连他的党籍也没有开除，不过是让他靠边站了几年罢了。此后，除个别时候被批斗外，他一直在中南海内悠闲地生活着，虽然亲属后来不在身边，但是有上级安排的警卫战士在照料他的生活，时不时还品尝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进行战备疏散时，才红光满面地乘飞机到桂林去了。[49]难道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斗争的一次吗?事实胜于雄辩嘛!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谭震林说他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他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过去流血流汗舍命打江山，现在却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批斗，觉得不可理喻，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是在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才忍不住掉泪的。他们自认为是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也在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遭受冲击而伤心，却没有认识到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避免干部腐败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我们注意到，谭震林还振振有词而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检查一下，从井冈山到现在，我哪一点反对过毛主席。这话说的倒是半真半假，需要通过考证才能得到证实。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这样。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谭震林作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虽然说了不少大话，犯了严重错误，却也是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即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刮单干风的时候，他也是支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分田单干的。从这里来说，他倒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他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这是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前对李富春、李先念说的，后来索性也跟毛泽东本人讲了。[50]

这能说他不反对毛泽东吗?虽然以前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但是现在却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因而反对他代表的路线比反对他本人更严重。因为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是不让步的，没有调和的余地。[51]从这里来看，还能像谭震林自己说的那样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吗?

遗憾的是，谭震林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他所支持的农业集体化也会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经验教训可循，因而在运动中遭到一些曲折，也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这样，谭震林才在会议上说出了以上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然的话，他又何必这样歇斯底里的大发雷霆呢?

至于陈毅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了。这样陈毅就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为此，他还拿延安整风现身说法，说刘少奇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我们这些人挨整，结果历史不是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他说这番话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想以此来说明现在拥护、支持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最终也会像刘少奇等人一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虽然陈毅在发言中并没有提出林彪的名字，但是由于林彪当时在言行上是坚决支持文革的，因而陈毅在发言中的指向是不会不包括林彪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叶群说，林彪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要他做好准备，就是对此作出的回应。[52]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陈毅还含沙射影地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53]这是在拿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不仅说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会像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还隐含着毛泽东如同斯大林一样应该对此负责的意思。这样就将他对毛泽东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态度流露了出来。

虽然后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与毛泽东在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不仅王、关、戚和陈伯达先后倒台，还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但这并非是陈毅有先见之明，只不过巧合罢了。因为当时这些人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积极支持文革的，而陈毅等人则是对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的。这从他们的发言和具体行动上反映了出来。

当陈毅提到在延安整风期间挨整的时候，周恩来插话说，延安整风还是要肯定。[54]其实，延安整风是全党清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整风过程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通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权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虽然中间出现过“抢救运动”，但是在毛泽东干预下很快就停止了，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陈毅虽然在发言中没有直接否定延安整风，但是从他说的挨整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延安整风的态度。这表明陈毅对延安整风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其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潜藏着否定延安整风的意思。况且当时他们也并非“莫须有”地挨整，而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错误的缘故。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才及时插话对他的发言予以纠偏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毅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抱有愤激情绪，还翻起了历史旧帐，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鸣不平。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延安整风与正在进行的文革进行类比，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让历史告诉未来，说明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会将中国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从而证明自己发言的正确性，达到论辩的目的。

从李先念的发言看，他也在为联动进行鸣冤和辩护。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为什么李先念、聂荣臻这些中央领导干部都在维护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呢?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公开为联动说话，究竟是因为联动主要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还是因为联动的言行与他们的意向一致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联动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吗?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55]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与联动存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像护崽子那样为联动进行站台了。

李先念对谢富治没有站在他们一边，反而却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表现出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才对谢富治说出了“不要和稀泥”的话。李先念看到干部冲击面过大，于是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逼供信。他还说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开始的。因为这篇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邓路线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对立的路线。李先念的发言虽然指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但是却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将目光聚焦在文革的阴暗面上，还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质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错误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当时干部队伍中究竟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抵制、抗衡的行为到底是属于哪一条路线?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成为文革发展严重障碍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李先念的发言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态度。至于运动对干部冲及过大的问题以及其中出现的其它一些错误，采取措施纠正就是了，不能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的插话来看，他们是在为老干部遭受造反派的斗争鸣不平，陈毅和谭震林都表示要代表受整的老干部说话。他们这样做尽管有当时干部受冲击过大、在斗争中出现错误等客观因素，但是却反映出他们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在这个群体中抓走资派存在不同意见。这表明他们对文革的重点及矛头所向提出了质疑。他们没有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错误与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区分开来，在坚持文革发展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具体错误，反而以出现的这些错误为由，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只有党内走资派才真正有力量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如果不把他们中间的走资派整掉，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兴风作浪，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不论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内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工农群众雇佣劳动地位的出现和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可惜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活到后来，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教训，难道他们还为当年毛泽东通过文革来发动群众整党员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抱有如此的怨言和不满情绪吗?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中间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只是在谭震林中途要退出会场的时候拍了桌子，要他坐下。陈毅说到延安整风他们一块挨整的时候，周恩来对延安整风予以了肯定。李先念说大规模整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十三期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责问康生为什么不送给我们看看。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既没有支持他们的发言，也没有批评他们，只是在个别时候校正了他们的言行。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为了避免争吵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采取了缄默态度，只有谢富治一人在为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别人则在会议上保持了沉默。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种状况及其发展对于文革的走向和最终结局会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文革确实对党员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个时候不仅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些领导人的发言看，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是对文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还对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的发言集中在文革要不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矛头指向党员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这涉及到文革的依靠力量、方式以及矛头所向。他们不仅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方式来反对文革，还指出这是党史斗争中最残酷的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逼供信。这实际上就对文革及其执行的路线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

3)高潮过后的余波。

二月十六日下午怀仁堂会议结束后，陈毅意犹未尽，当天晚上就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既然如此，那么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我们先看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

二月十六日会议结束四小时以后，陈毅在中南海西楼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陈毅询问了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以后，话锋一转，就当前斗争形势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我当初被绑起来，差一点要杀头的。说我是改组派，整得我们低三下四，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是靠着边边走，稍有不满，就立即拉出去枪毙!后来这个同志向我认了错，在前线作战时牺牲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他还是好同志。今天讲给你们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你们犯错误。”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陈毅愤怒地说道：“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

“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人家会骂共产党连80岁的老人都不容，过河拆桥!……”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愤怒地猛一击桌子站起身，激动地走到椅子后面，用双手撑着椅背，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陈毅顿了顿，指指脑袋又接着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象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武官带头在使馆造大使的反;大使下飞机，就按着戴高帽子游街，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这位大使还怎么回去工作?!”

外交部一个旁听的造反派立刻抗议：“陈总，对这个问题，我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屑置辩地挥挥手，“你根本没我了解情况!”

陈毅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索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的讲话直到凌晨四点钟才结束，这个长篇讲话用了整整七个小时。这是陈毅担任副总理以来，不休息，不中断，连续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56]

从中我们看到，陈毅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之后，又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七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个长篇讲话一气呵成，直抒胸意，话语通俗，酣畅淋漓，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表达了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态度，是他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详解版。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怪象，对于老干部遭到的重大冲击表示强烈不满，严厉批评、痛斥了一些造反派的行为，以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要谨慎行事，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要把事做过头。为了证明自己手中掌握着真理，他说对这个问题是经过认真思索过的，还用当年毛泽东遭受“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时的心态来为自己的话进行背书。他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凸显文革的消极影响，淡化文革的积极作用，把他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又一次表露了出来。

当然，话又说回来，陈毅在讲话中批评的激进行为不仅是存在的，还在相当程度上发生过，但是不能由此认为陈毅的讲话就没有问题，像他那样质疑和否定文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出现的激进行为，分清这些激进行为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充其量也不过是支流，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能因为这些支流的出现，就对文革产生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从陈毅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是如何看待文革主流和支流关系的。

至于陈毅说要交班也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还煞有介事地说不要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从形式上看，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实质上则是针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说的。他不仅没有认识到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同时，更没有认识到只有搞好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派中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使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努力不致于付诸于东流。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他表示即使罢官也要进行斗争，不过是表明他将斗争进行下去的决心而已。这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将他对于文革的意见更详尽、系统地讲了出来，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文革的看法。虽然他是对这些留学生代表来讲的，但是从他那愤怒的话语中还是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表露了出来。如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党内表明态度的话，那么这次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则是公开显露他的不满情绪了。

下面我们看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

这个信件的全文我们尚未发现，下文只是这个信件的摘要。

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上怒气冲冲地发言后，觉得意犹未尽，心中的火气还没有发完，当天又提笔在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攻击，将他愤懑的情绪倾泄出来。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将信发给了林彪。信中说：

“本来，我在今天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把原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的电话中(按：指陈伯达打电话追查“渔轮停港事件”)，第二次是在会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57]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58]

信中在谈到老干部遭受的冲击时，说：

“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59]

谭震林向林彪写信告中央文革小组的状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林彪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党内第二号领导人，是和他一起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这封信又涉及到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江青，因而为了表达自己愤懑的情绪，这封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不便于直接写给毛泽东，而是写给了林彪，希望能够获得林彪的支持和帮助。

谭震林在信中说这是他第三次反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为此，他在信中还列出了证据：一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二是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真比武则天还凶。由此进一步断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从根本上来说，谭震林的这些话不仅是牵强附会、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还刻意扭曲、具有强烈的情绪性。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是要经过常委批准后才能行事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也犯过一些错误，有时还是未经常委批准就做出了决定(比如在打倒陶然的问题上)，但是这些错误总的来说是次要的，并不占主导地位。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群众组织的分裂、两派群众斗争的激化乃至于武斗、对于领导干部的激进行为以及领导干部在背后的操纵，是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负全部责任的。因而将这些错误统统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是不公正的。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江青确实说过要造毛主席反的话。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时江青提出批斗贺龙，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这个时候江青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当时谭震林参加了会议，正因为干部受到冲击窝着一肚子气，见到这种情况，便说道：“你岂有此理!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果断宣布散会，然后离席而去。[60]

本来，这是一次中央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毛泽东的夫人，才说出了这样的话。谭震林见状以保护毛泽东的尊严为名，不仅粗暴打断江青的话，还对江青进行人身攻击。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谭震林既然尊重毛泽东，可为什么不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呢?这个时候他就认为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还多次说过跟不上毛泽东就不跟了的话。[61]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对毛泽东的名誉如此看重，还要为此挺身而出不惜与江青在会议上发生直接冲突呢?这只能说明谭震林在这个时候发脾气，并非是像他说的那样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名誉，不过是借此机会表达不满、出一口恶气罢了。这才是他发脾气的原因所在。

现在谭震林又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还把江青与武则天进行对比，说她比武则天还凶。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他反对江青是对的。谭震林是打着维护毛泽东名誉的旗号来反击江青的，而他的言行又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反的，江青等人即使有错误，也是在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后来毛泽东对于他们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从谭震林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作阶级分析来看，显然是指文革不应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提向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揪走资派。其实，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不在他们中间行动，还要到哪里去抓走资派呢?即便对领导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出现错误就对此持否定态度。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中间抓走资派，又怎么就是不作阶级分析了呢?至于谭震林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就更让人感到“莫须有”了。别的暂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像过去党史上错误路线的代表者、执行者那样随意杀人吧?过去又有多少好同志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这又怎么是党史上没有见过的毒辣手段呢?显然这是在说气话、泄私愤了。

当然，不必讳言，在全面夺权初期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了武斗，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具体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如前文所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问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难以左右的，因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负全部责任。运动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否定运动本身。从这里可以看到，谭震林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没有认识到运动初期对领导干部队伍出现较大的冲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将这个时期出现的问题几乎全部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还说中央文革小组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谭震林在信中说周恩来被他们整得够呛就没有事实依据，当然工作中的分歧是有的，但是这种分歧与被整得够呛毕竟是两回事啊!同时他还对周恩来表示了不满，对周恩来没有对他们予以支持有意见，埋怨周恩来总是劝他们忍耐、等候，还反问道要等到何时呢?从信中谭震林既不自杀、也不叛国的表示来看，他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的。

从中我们看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以后，陈毅、谭震林都是觉得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意犹未尽的情况下，才在留学生会议上发表讲话和给林彪写信的。讲话和信件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因而这是他们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继续，从中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4)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打压造反派。

二月逆流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时不论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还是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党政机关，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并不多，不少领导干部不仅不支持造反派，反而躲在背后，动员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使文革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多变。这个时候突然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予以逮捕，不论是对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还是正在进行文革的造反派都造成了很大震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负责，其他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他还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是犯罪。

二月十八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也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62]

关于这件事，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道：“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63]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时候，下令逮捕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的。这是因为他在周恩来反复说明中央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的情况下，仍然支持财贸口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采取这种措施，从维护党中央对于全国和运动的领导权，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遏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当时斗争的形势上来看，一月革命引发的全面夺权方兴未艾，正在蓬勃发展，中央机关的造反行动又对全国具有引领作用，当时即便存在一些问题，一般来说也是要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而不宜采取抓捕这种强制手段的(比如学生冲击国防部也是采取说服的方式让他们退出的);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行动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杜向光作为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更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干部对文革提出质疑、抵制的情况下，杜向光却因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遭到逮捕，这无疑会在客观上对他们起到策应的作用。这样就给中央机关、北京乃至各地支持造反行动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对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会造成消极影响。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逮捕杜向光以后，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了。这些情况即时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逮捕杜向光的命令又是他下达的，因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非常慎重，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要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再作出反应。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件事作出指示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在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又与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样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而就不能不使毛泽东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从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思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予以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是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都表现出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情绪。这是他们对待文革立场和态度的反映。当然，客观说来，当时文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激愤的发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从中透射出来的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流露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虽然他们在发言中没有明确否定文革，也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却将矛头提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表明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存在着抵制文革的反对力量。周恩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客观上又对他们起到了策应作用。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以后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③ 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先前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还是后来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形式上是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实质上却是反映出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衡态度。这是一种严重的动态，毛泽东对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1)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得知在怀仁堂会议上争论起来以后，让汪东兴去怀仁堂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当汪东兴到达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64]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知道了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因而才派汪东兴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的。虽然汪东兴到达怀仁堂的时候会议即将结束，他还是在会后通过周恩来的介绍了解了会议概况，回去后报告了毛泽东。这说明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前，毛泽东就已经了解了会议的基本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是非常重视的。至于毛泽东是如何知道会议发生激烈争论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意识到，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矛头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却是反映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于是他和王力、姚文元商量后决定要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由于会议上作出激烈发言的都是中央领导人，发言时七嘴八舌，有人还在不时地插话，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他们又是在仓促间作的记录，这样难免会出现错讹。为了保证记录的准确性，能够将会场的真实信息报告给毛泽东，张春桥邀王力、姚文元和他一起“将情况对一对”，剔除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话语，将“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对上了”。[65]

这样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怀仁堂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他们还将这件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后也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十时他们一起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这份会议记录，并在记录上作出批示：“退陈伯达同志。”[6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口头汇报，还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由于先前汪东兴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到达会场，会议情况又是散会后由周恩来向他介绍的，因而他向毛泽东只是汇报了会议的概况，难以讲得很详细。这次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以及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会议情况，使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有了更为深入、真切的认识。这无疑会引发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时，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因而由他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参与汇报的王力后来回忆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67]

从王力的回忆看，毛泽东是在听到陈毅发言的时候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其实，谭震林在发言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革了。两相比较，谭震林的发言还要严重。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对于会议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后来决定他们两人请假检讨，其来有自。

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前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既是在社论内容上，也表现在程序上。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篇社论的鲜明特点是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表前确实没有送周恩来审阅过。社论发表后，周恩来也曾经就这种提法向毛泽东当面表达过疑问，陈述过不同意见，是在毛泽东解释了这种提法的形成以后，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接受了这种提法的。[68]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汇报中听说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时，说出了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的话了。

从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来看，他对于周恩来的发问是不满意的。因为此前他曾经向周恩来当面解释过为什么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文革路线指导下，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符合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还在引导文革潮流的滚滚向前。周恩来原来就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意见，因而这个时候他对社论的发问，又一次彰显了他对这种提法的疑问。从程序上来说，这篇社论的发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草后，由组长陈伯达签发的。一篇符合文革大政方针的社论，不一定非要送中央常委审查以后才能发表，周恩来却对此进行了发问。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来自党内高层不少领导人攻击的情况下，这种发问不仅客观上对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直接影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公信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69]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70]这是要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全面工作的需要。

鉴于谭震林、陈毅等人对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表示强烈不满，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这时张春桥想起文革初期由一线负责人搞的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一个文件，于是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送过一个东西给主席的，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的，那就是在谭震林这些人都参加的会上搞的，是他们要把干部都打倒的。”原来这个文件，是文革刚开始时搞的，主张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这是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议的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而后，文件送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值班，他看后在文件上批道：“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他也是不赞成对干部都火烧的。因为提出对干部都要火烧以后，连二七机车厂里的班组长都烧了。于是，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五个人联名对文件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不同意把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当时这个由五人署名的文件，连原件一起送江青，江青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退文革小组。毛泽东对陈伯达和王力说，这个文件压下不发了，但没有文字批示。张春桥提到这件事后，毛泽东叫他马上再把这个文件送来。

从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文革初期，在干部冲及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不同意把领导干部统统放到火中烧的，而谭震林等一线负责人却是对此持激进态度，最后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下，才将他们的这个文件压下来了。可是，他们不对当时自己的作为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反而不顾客观情况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这样就将他们文过饰非的心迹暴露了出来。

听了张春桥的汇报以后，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毛泽东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7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面对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从汪东兴的汇报中初步了解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基本情况，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使他对于与会人员的发言情况有了一个全面、详细的认识。不仅如此，为了准确把握会议发言人的思想动态，理清会议发展的基本脉络，他还看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不仅是重视的，还要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判断会议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及其影响。

2)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严厉批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不仅听取了汪东兴的简要汇报，还于当天晚上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详细汇报，并看了他们三人整理的会议记录。这样毛泽东就对会议发生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如果把这次会议与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和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偶然的。这三次会议是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都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会议的气氛是激烈的，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已。特别是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的前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四日，毛泽东还亲自找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谈话，讲中央文革小组是正确的。[72]不仅向他们打了招呼，还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处理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话于不顾，我行我素，随意行事，仍然发生了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这样的严重事件。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深思。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以中央文革路线为指导展开行动的。文革小组的成员以秀才居多，与这些抨击他们的中央领导干部相比，自身并没有显赫的地位、深厚的资历和功劳，本来在中央内部就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他们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队伍内部抓走资派，于是遭到干部队伍的敌视与反击。这样在接二连三地遭受攻击以后，继续实施文革的领导工作就会遇到不少困难，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

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73]

毛泽东批评的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吆!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74]

毛泽东在讲到中央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时，还说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由于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出现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也觉得是有责任的，因而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75]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谈话。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谭震林的工作，叶剑英、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拂晓才散会。[76]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二月十九日凌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用康生的话来说“他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77]可见，毛泽东对这件事气愤之大、语气之重了。毛泽东是针对京西宾馆、怀仁堂会议上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才发表这番讲话的。他不仅大力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还用重上井冈山来表示将文革进行下去的坚定信心。这样以毛泽东发表讲话和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停职检查为标志，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打击了党内高层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扭转了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就在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发表讲话的这一天，林彪将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他的信报送毛泽东。该信的内容我们前文介绍过，此处从略。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天阅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78]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二月十九日将谭震林的信报送毛泽东的。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在叶群代表林彪出席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林彪才将谭震林的信于当日报送毛泽东。由此可以判断，这封信对于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的讲话并没有产生影响，只不过是加深毛泽东对谭震林问题的认识罢了。因而毛泽东只是对谭震林的信批示已阅，让周恩来阅后退还林彪，并没有表示其它意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听取了两次汇报并看了会议记录，又经过两天的思考以后，才于二月十九日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的。批评尽管严厉，语气虽然激烈，并非无的放矢，更非心血来潮，而是在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定。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发起强力的反击呢?下面我们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党内高层三次会议举行以后，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对他们发起了强力反击，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如此发怒，还说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和林彪就退出北京到井冈山去打游击这样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话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会议动态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三次会议反映出在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仅只是像先前那样消极的抵制、抗衡文革，而且业已走上前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从言行上开始积极地反对、否定文革了。尽管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当时还没有人直接明确地否定文革，也没有人敢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他们却用“清君侧”的方式，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流露出否定文革的趋向。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发起了强力反击。具体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一，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出现了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是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主要原因。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形式上也没有出现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调，实质上则是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会议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79]

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就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谭震林说的“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80]实际上就是主张要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运动，就会使文革流于形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1]因而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的分歧，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上。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分歧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方面存在分歧的反映。

是不是把老干部都打倒，当然不是。从谭震林在发言中说的“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李先念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了”，余秋里说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等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其实，文革就是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间抓走资派，因而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即便如此，横竖不杀，到运动后期甄别、平反就是了，不能以此为由来反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况且，当时毛泽东已经发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要予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抓住干部被冲击的问题不放，就不能不说暴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了。

军队要不要保持稳定，当然要保持稳定。正是因为这样，军队文革才采取了审慎的方式，从范围和夺权上做出了严格规定。因而不能以保持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否定军队文革的必要性。至于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现以后及时纠正就是了。中央文革小组主张依据中央决定要进行军队文革，几位老帅则以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这样做。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和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具体原因，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上发生的争论。

从三个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可以看到，如果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革，就会像以前那样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使文革走了过场。文革当然不是要把老干部都打倒，而只是把其中的走资派揪出来。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出现冲及面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能由此说文革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如果硬要这么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以此为由来反对文革了。进行军队文革，不仅出自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中央文件的规定，也是保持军队性质不变、履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必然要求。军队文革是一次“刮骨疗毒”的过程，会对军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处理好军队文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况且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在军队文革、夺权的范围上作出规定了。[82]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军队稳定就蕴含着否定军队文革的意味。因而会议围绕这三个方面发生的争论，其实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不仅如此，这些领导干部的激烈发言进一步显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谭震林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像以前党史上的错误一样，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党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这样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谭震林后来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也说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套作法，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理论联系实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那怎么能“跟”呢?[83]这是谭震林等人对待文革态度的又一次印证。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文革中的错误，而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了。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已经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因而这些会议虽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争论的，但是核心问题却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二，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对于文革批评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力量之强前所未有，表现出对于文革浓厚的否定情绪。

不论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一月十一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都是当时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如果对于文革有意见，指出文革的错误，提出改正错误的措施，都是可以的，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不论是徐向前、叶剑英拍茶几、敲桌子，还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唇枪舌剑般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他们攻势之迅猛、声势之浩大、语气之严厉、气氛之紧张，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这些言行不论从内容还是情绪、态度上显然不是正常讨论和评议文革中的问题，而是以维护党的领导和军队稳定为由，通过揭露文革中的严重问题，对于文革的正义性发出质疑。从形式上看，他们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表现出浓厚的否定情绪。只有从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也就是坚持还是否定文革的背景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才有可能透过眼前的迷雾发现分歧和矛盾的本质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组在遭到猛烈抨击后，在具体领导文革方面陷于困境。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错误，当然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在中央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人员提意见，不管如何尖锐，只要抱着善意的态度，都是可以的。况且，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4]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不论是京西宾馆会议还是两次怀仁堂会议，他们不是一般的提出批评意见，而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即便中央文革小组存在错误，从党内民主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宜采用这种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来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却遭到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猛烈攻击。由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掌握着中央不同部门的领导权，他们的行动又会对其他领导干部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致使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有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文革。同时，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比起来，好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一些秀才，资历浅，级别低，功劳小，本来在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就处于劣势。这样在经过他们的猛烈攻击以后，就使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因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毛泽东出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文革继续发展的需要。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四，从文革溯及延安整风，在历史类比中表现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

陈毅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以文革期间受到冲及与延安整风时期挨整进行类比，说延安整风时期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证明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而他们这些挨整的人则是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陈毅就从正在进行的文革溯及到了已经有历史定论的延安整风，不仅为自己当年挨整鸣不平，还对延安整风提出了质疑。他想通过类比来说明践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等人一样，也会搞修正主义，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他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这番话，[85]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攻击文革坚定支持者来达到架空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然，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的资历与地位，当时还没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他，不过是采取隐晦的方式对他批评罢了。这样资历浅、地位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作出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流露出否定的倾向。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声势之浩大、言辞之激烈、气氛之紧张、矛盾之尖锐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支持文革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发泄的“靶子”了。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已经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核心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对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进行批评不仅是可以的，也是欢迎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进行，而不是以批评为由来否定文革。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批评显然超出了这个范畴，表现出了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三次高层会议表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已经向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了猛烈抨击，在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再不出来发表讲话，采取果断措施，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半途而废、走向夭折。这对于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毛泽东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因而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 (少奇) 邓 (小平)上台。[86]这才是毛泽东对他们发起强力反击的缘由所在。

④ 反对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停职检查，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同时，这个事件传到了党外，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这样党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将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打了下去。

1)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生活会。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其他在这三次会议上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87]为此，就要先开预备会议，为生活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二月二十三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牵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召开生活会。会议确定了参加生活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叶群、谷牧、汪东兴，被重点批评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也参加会议，名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会议议定，开会时间由周恩来决定和通知。[88]

为了开好这次生活会，周恩来连续约几位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89]同时，还要印发一些会议材料。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一个是《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一个是前文所说文革初期中央一线负责人主张所有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那个文件，毛泽东把反对者署名改为“文革小组六同志”。[90]是否还印发了其它材料，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由于新参加生活会的一些人不了解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周恩来又让王力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由于这个记录已经不同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时那一份他们“对”出来的记录，[91]因而王力将记录整理好以后，就向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回到上海，他们阅后给王力写信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修改补充，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稿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过目后再发。[92]为了将事实弄准确，这个记录稿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修改后，还让王力在会上念了一遍，核对一下，看是不是有出入?当时只有陈毅提出有两句话他没说，就是关于赫鲁晓夫的那个问题，明显地批评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说，不要改了。因为陈毅确实是说过这句话。[93]

核对以后，王力就安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来具体承印这个文件。王力要王广宇把文件原稿重抄一遍，拿抄写的稿子去排印，而把原稿退还给他保存。他强调说，到记者站找一个党员排字工人，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王广宇登记发放。晚上十点以后，王广宇去记者站印刷厂，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给王广宇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王广宇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随后，按王力开列的名单将文件发送了下去。这份文件王广宇是办事组中唯一的见证人，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其他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从王力对这件事的布置来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来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上，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94]

从这份文件的重新整理、印发来看，不仅是慎重的，而且还作了严密的布置和防范。这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文件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去，从而给政治局生活会和这些受到批评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及他们思想的转变造成不利影响。从这里来看，虽然要召开生活会，但是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顾及到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以促进他们态度转变的。

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95]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是元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也是有着深厚资历的老干部，因而被人称为“三老四帅”。尽管这次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的详细文献资料目前尚未公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业已公开的信息中窥见这次生活会的一些情况。

在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和谢富治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也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在主持生活会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对当时情况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对于谭震林等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说怀仁堂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是“二流合一”。[96]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次政变的预演，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97]他在会上还提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并且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复辟有联系。江青还批评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98]

由于三次高层会议上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纷纷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因而康生就在生活会上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

陈毅既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军委副主席，参加两个部门的会议，沟通双方之间的信息，康生说他是国务院和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其他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议事，对文革发一些牢骚，康生说他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意见，又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康生称他们为俱乐部的两个小伙计。[99]

李富春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他说，这件事应该怪他，他是总理指定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主席批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总理转达的，许多议论是在他家里说的。

周恩来在主持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对路线问题不敏锐、迟钝的问题。他说：“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从来也是坚持原则的，总是要遵守纪律。”周恩来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进行解脱，同时也说明对有的同志因为一时冲动而脱离轨道的言行，他是没有也不能支持的。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最后总结时，周恩来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路线问题，我是不那么尖锐的，但是对一个敌我问题，一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问题，我这个人是从不含糊的。”[100]

在生活会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帮助下，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01]三月二十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中央政治局生活批评会的情况。[102]这次汇报会的会议记录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中央政治局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以及对于他们的处理来看，对于生活会取得的成效还是予以肯定的。至于他们所作的检讨是否发自肺腑，对于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不只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什么。这就只能寄望于他们以后的表现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共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在他们认识错误、作了检讨以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就适时结束了生活会。虽然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那么他们究竟是违心地进行检查，还是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深刻的认识呢?

陈毅当时的心态就颇具有代表性。三月十八日凌晨，政治局生活会结束那天，陈毅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心情激愤地对身边秘书说：

“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103]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悲情从陈毅心中油然而生，他的情绪仍然是不满的。他把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严厉批评与四十年前他反对北洋军阀遭到的镇压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通过类比以表达自己遭受批评后的愤懑心情。由此可以看到，即便生活会结束了，陈毅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缘由，反而觉得在生活会上遭受批评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中间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同程度地与陈毅存在着心理上的共鸣。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在经过与会人员的批评和帮助以后，他们毕竟已经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表示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而结束政治局生活会也就成为适时的选择了。

2)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几乎在党内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斗争以造反派为先锋，向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发起了猛烈攻击，保守派则与此相反，仍然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对于他们予以支持和保护。由于此时的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又获得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而在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二月二十四日晚，戚本禹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找到一边说：“你回去以后，派些人把人民大会堂周围农大红旗贴出的‘谭震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些大标语覆盖上。”三月四日下午，戚本禹、谢富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座谈，戚本禹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说谭震林镇压革命派很厉害，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严重，你们红代会应该表态呀!”

三月七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开始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红卫兵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八日，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当天，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等十几个组织冲击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高呼“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等口号，并批斗了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三月十日，谢富治、戚本禹前往农展馆，参观了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冈山的二百多人，师大井冈山汇报了几天来批谭的战斗经过。谢富治、戚本禹表示要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据师大井冈山总部负责人说，谢富治在听取他们汇报临走时说了句“造反有理!”

几天之内，北京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表态，“炮轰谭震林，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因为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存在种种矛盾，新北大公社在此问题上比其他组织慢一拍，但到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也开始炮轰谭震林。新北大公社三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说：“新北大公社郑重声明，决心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新北大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与兄弟单位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把谭震林打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月十三日，红代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市红卫兵组织“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三月十四日，红代会组织北京高校数十万人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谭震林“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下午一时许，各路游行队伍汇集天安门广场，游行至下午二时结束。

过去周恩来对批谭震林一直持保留意见，这次因为谭震林不听招呼在怀仁堂会议上随意行事，也改变了对谭震林的态度。三月十四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讲话说，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决定。三月十六日，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农林口许多单位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三月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三月二十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104]

三月二十七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105]

这个时候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其他中央领导干部也在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三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了陈毅的镜头。[106]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四月五日，国家计委、公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等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四月六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带动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活动，在北京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大城市迅速开展起来。[107]

在造反派批判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时候，保守派群众也组织起来，为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受到批判、冲击的领导干部进行呐喊，支持他们的行动。一些群众组织对“反击‘二月逆流’”表示异议，提出“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谭震林打不倒”，“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等口号。他们还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要“坚决反对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108]再比如，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苦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109]

我们看到，社会上围绕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仍然像以前那样在群众中间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两派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他们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是对立的。造反派批判二月逆流，保守派则是支持二月逆流。两派对立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原先他们在文革重点、目标和方式上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次围绕批判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不过是他们原先分歧和矛盾的又一次激化而已。

由此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他们在生活会上也作了检讨。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后盾，同时又引导着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党内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社会基础，又有力地配合着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外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是在互相影响和作用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既然这样，那么对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进行定性和处理的呢?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⑤ 对二月逆流处理的策略选择。

党内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的生活会，社会上也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那么对于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究竟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1)打倒，还是“治病救人”?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定性如何，直接决定着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处理方式。敌我矛盾要采取打倒的方式，人民内部矛盾则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那么，从矛盾属性上说，二月逆流究竟属于哪一种矛盾呢?对这些涉事领导干部的处理，究竟是采取打倒还是“治病救人”的方式呢?

从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来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来看，并非是要把他们打倒，而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不然的话，根本用不着这样做，直接把他们打倒就是了。不仅如此，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等人对于生活会的汇报。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于这件事是重视的，也是非常关心的。从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来看，尽管毛泽东对于这些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领导干部极不满意，但还是认可了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检讨，寄希望于他们以后能够端正态度、站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一边。否则的话，生活会怎么就会嘎然而止了呢?

当然，这也是与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分不开的。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毕竟还是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以后要改正错误，执行党的文革路线。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如何，毕竟没有硬顶着拒不认错，表现出对抗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会议期间的激进发言还是公开讲的，并没有背地里搞什么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110]这对于他们问题的定性和处理无疑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不仅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还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实际上就是公开起来反对文革了。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我们看到，尽管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社会上也喊出了打倒他们的口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还遭到了批斗，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最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求人”的态度，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而没有把他们打倒。

2)处理二月逆流的基本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为了使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汲取教训，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他们采取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打倒的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一批、二保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关于天津小站公社材料的批示和压下《红旗》杂志《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社论稿，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111]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快报》登载的材料还是毛泽东的批示，都是在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召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以后发生的。这个批示中的“下”包括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的材料，“上”则包括二月逆流了。“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说明当时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了。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显然是在提醒人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的态度。

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以后，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了一篇《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112]

以上文献资料就是毛泽东对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采取一批、二保方针的集中反映。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对他们采取保护的态度。这在谭震林以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处理上也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谭震林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他还是让秘书帮助准备汇报材料，要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同时信誓旦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他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鉴于谭震林此时的情绪、态度和认识水平，毛泽东没有单独接见谭震林，却在生活会后同意谭震林参加了社会活动。四月底，谭震林到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五月一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13]

不仅如此，社会上特别是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时，毛泽东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戚本禹去给群众做工作。戚本禹在一次大会上对这些群众说，谭震林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反对包产到户。他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谭震林虽然痛恨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会议和给林彪的信件中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但是当他听说了戚本禹讲的这几句话以后倒是挺满意，内心五味杂陈地说道：“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114]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后，刘少奇给中央写信说他没有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这个时候谭震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就见过这个材料。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115]

生活会后，谭震林虽然在个别时候挨过批斗，但是他全家仍然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即便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谭震林的亲属离开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家里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有警卫战士把他当作首长来对待，专门照顾他的生活，按照上级规定的伙食标准，不时给他做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进行战备疏散前与儿女见面的时候，看到他红光满面的样子连儿女都感到惊讶。[116]这就是谭震林遭受批判以后的待遇。

陈毅由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白天出席外事活动，晚上参加生活会，一直到后半夜。[117]陈毅这个时候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希望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当面说明情况，消除误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单独见陈毅，但是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原来犯错误的改也难。”“见面有期，稍安勿躁。”[118]

徐向前虽然在生活会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生活会后就出席中央和军队的相关活动了。三月二十四日，肖华过关后,中央确定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119]九月十六日，徐向前向毛泽东和中央递交了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报告，十月十二日，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免除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120]

即便在生活会期间，叶剑英仍然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军委常委会议，出席重要活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尊重不够和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21]

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先念还是要保的。由于财经学院的学生反对李先念，当时确定先由李先念做个检讨，然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再出面到学生中间去为他做工作。李先念写了一份执行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认错的检讨，让秘书送给戚本禹帮他修改过关。戚本禹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发现信封上的糨糊都还没干呢![122]

以上若干文献资料表明，对这些领导干部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的检查中表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为了进一步促进他们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这些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123]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生活会上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社会上也对他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还是非常慎重的。既没有打倒他们，也没有让这件事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而是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方针，把这个事件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给他们思想、态度、认识的转变留下了时间和余地。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是一以贯之的，不仅这个时候得以贯彻执行，即便是以后也没有发生变化。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将二月逆流又提了出来，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了严厉批评。林彪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这件事最后作罢。[124]

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因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中央领导干部，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他在谈话中说：“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125]

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后来，中央对于这些领导干部仍然是执行一批、二保的方针，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的。其实，当时将这股抗衡、抵制文革的气焰打下去以后，在他们也为此作出检查、承认错误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形势的变化，从党内团结出发，毛泽东逐渐对此采取了淡化的态度。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1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指出这些领导干部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行为是有缺点、错误的，但是侧重点还是要解脱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在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斗、批、改的收尾阶段，要建立新的秩序，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是便于他们摆脱历史包袱、能够安心工作，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肯定、支持文革，团结起来共同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党内斗争的策略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二月逆流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执行一批、二保方针的。这是从大局出发，坚持正确党内斗争的慎重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方针，当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作了检查以后，虽然还不时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实际上他们已经被保护过关了。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共九大上除去谭震林以外，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李先念还留在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元帅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除去陈毅病逝外，其他包括谭震林在内的领导干部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不仅留在了中央政治局，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位元帅仍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对一批、二保方针的有力验证。

3)对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态度的分析。

两次怀仁堂会议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偏离了会议主题，围绕文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二次怀仁堂会议尤甚。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周恩来除去对个别问题(比如陈毅否定延安整风)予以纠正外，既没有制止和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和支持，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两次会议前后，周恩来在制止中央(国家)机关造反派行动的时候，还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这反映出他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动摇。

正是因为这样，当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时，周恩来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应负责任。[127]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在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进一步作了检讨，说自己虽然在路线斗争中不敏锐，但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组织纪律上是坚持原则的。[128]这个自我批评和剖析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非盲从，而是有着思想根基的。这不仅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岁月对毛泽东革命领袖地位、权威和思想的认同，也是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与毛泽东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这毕竟奠定了他坚持组织原则的思想基础，不过有时会发生动摇罢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思想基础，因而周恩来在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发生以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就向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发出了预警。

据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周恩来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戒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叮嘱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能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人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129]

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领导干部对于周恩来的预警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拍案而起，又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严重事件。后来他们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五一国际劳动节又与毛泽东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出席了焰火晚会，《人民日报》也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周恩来还是对于他们以后的言行不放心，担心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犯错误，于是就又一次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五月五日，周恩来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130]同日，周恩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为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信的语气是严厉的，[131]态度是真诚的，考虑是周全的，用心也是良苦的。这是周恩来坚持组织纪律原则的又一表现。

从怀仁堂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致信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来看，他是为了防止这些领导干部出现抗衡、抵制文革的行为才这样做的。周恩来做出这样的努力、向他们发出两次警告表明，周恩来从组织原则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仅如此，还表现在他对毛泽东确立的对这些领导干部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上。周恩来在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周恩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予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132]

五月四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133]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提到二月逆流，认为这件事是“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同时又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人员和群众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34]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万人大会，周恩来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要求主持批斗的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但是当谭震林被架上主席台以后，就挂上了“打倒谭震林”的大字条幅，组织喊起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周恩来见此情景，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35]再比如，当造反派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136]

以上几则文献资料侧重于保，而生活会则是侧重于批，一批、二保就是中央当时处理二月逆流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基本方针。周恩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来处理二月逆流问题的。由于周恩来不仅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从思想上理解、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虽然个别时候有些动摇)，因而尽管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有错误，毛泽东还是特别嘱咐相关人员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过程中要对周恩来予以保护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会议上印发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都不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江青要王力在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讲讲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江青说，本来主席已经同意在这个会上发怀仁堂会议文件，后来考虑国务院那个文件涉及总理，才决定不发，让王力在会议上讲讲这个问题。王力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上了会议简报，江青把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137]

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也说过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审查的话，还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138]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还从思想上认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不过是在这个方面有时出现动摇而已。即便思想上有时出现一些疑问，一旦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周恩来就会紧跟毛泽东的步伐，坚决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激进发言没有当场予以反对、批评，但是他在二月逆流发生前后的两次信件表明，他对二月逆流中领导干部的言行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毛泽东发出强力反击后，他不仅主持了生活会，还作了自我批评，执行中央一批、二保的方针，批评、帮助这些领导干部承认错误，做出检讨。这反映出他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其实，这并非盲从，而是以思想上认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尽管由于复杂的原因，这种思想上的认同有时会出现动摇，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是偶而发生的现象。这在周恩来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态度以及没有发出有力回击上反映出来。这说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过是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二月逆流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一次严重事件。尽管如此，对这个事件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也是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式而没有将他们打倒。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他们的问题定性为党内矛盾，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周恩来在组织原则上是坚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在思想上也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不过是在认识的某些方面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⑥ 从历史角度来评析二月逆流。

以上我们从二月逆流出现的背景、基本概况、发起的强力反击以及处理的策略选择上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再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对二月逆流性质的判断、产生的原因、两面性、反击后的党内态势及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分析。

1)逆流，还是正流?

二月逆流到底是逆流，还是正流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回答和判断。

二月逆流出现以后，由于当时中央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对文革是予以肯定的，因而这种逆文革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定性为逆流了。正是因为这样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他们也是在生活会所作的检查中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的。文革被否定以后，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被后来的中央认定为错误，这样文革就成为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逆流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予以肯定，视为正流了。一般来说，党史著作中没有用“二月正流”而是用了“二月抗争”这样相对中性的术语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定性，或许是尽管著者及其支持者与这些领导干部在否定文革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但是毕竟这些领导干部在三次高层会议上的言行也是党内民主生活所不容的缘故吧。

由此看来，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在文革蓬勃发展的洪流面前，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抗衡、抵制乃至于反对文革的，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因而是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于是就被定性为二月逆流。站在反对文革的立场上，会认为文革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反对文革的行为就是正流了，对他们逆流的定性就是这样被否定的。因而对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是逆流还是正流的判断，归根结底还是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所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么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就必须站在文革立场上，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立足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要求，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这里可以看到，离开双方的文革立场，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的。

2)二月逆流发生的深入分析。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固然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139]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从本质上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由此我们认为，二月逆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其集中表现而已。

我们注意到，二月逆流是在党内三次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当时双方围绕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产生了严重分歧。这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这条文革路线，但是从其言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条文革路线采取抗衡、抵制、反对的态度。二月逆流就是在党内两条文革路线对立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当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于党内，文革开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虽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通过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组织上纠正了错误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仍然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高层民主生活会——中央工作会议，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希望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事与愿违，文革是在他们抗衡、抵制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前，而是发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主要还是因为全面夺权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致使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巨大冲击，对干部群体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挑战。这才是他们挺身而出予以反对出现激烈言行的内在动因。当然，他们是打着维护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实现社会稳定的旗号来行事的。

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从横的方面来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纵的方面来说，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结果。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发生。只有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宏观视野中，又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历程中，才有可能对于二月逆流出现的原因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种事件发生在党内高层，反映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双方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3)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分析。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一是对文革表现出抗衡、抵制的非正义性，一是批评、纠正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种两面性并非是均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批评、纠正“左”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

二月逆流是要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表现了出来。文革的发生并非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文革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要以文革的形式来进行，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够发动群众来进行文革，文革只有在群众参与下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否则的话，像以前那样进行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40]只有依靠群众进行文革乃至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开展夺权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从文革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和要求上来说，抗衡、抵制、反对文革都是错误的，非正义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二月逆流又具有正义性呢?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激进行为，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局部混乱，犯了“左”的错误。因而这些领导干部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错误是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革也只有在纠正这些错误以后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能以这些错误的出现为由来否定文革。尽管如此，鉴于他们发言中的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即便言辞激烈，从纠正“左”的错误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从这方面看来，他们的言行又具有正义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也具有批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两重性又是不平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虽然他们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有着事实依据，但是从他们发言的主旨来看，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以他们所说的事实为依据来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属实，也不过是要为他们否定文革提供证据罢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不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问题，而是对于文革狺狺不休、横加指责、群起而攻之呢?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也就从这里流露出来了。

由此看来，二月逆流既具有两面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认识到二月逆流表现出的两面性，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既不能因为它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而无视它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对这些错误熟视无睹，而不去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犯“左”倾错误;也不能因为要肯定它的正义性，而漠视、否定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对于他们激烈发言背后的真实意图默然置之、无动于衷，犯右倾错误。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由此才有可能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正确地界定与判断;否则的话，一旦将两者的位置互换，认为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就会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错误的界定、判断，犯右倾错误。

只有对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及其地位作出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才能对于二月逆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4)二月逆流后的党内发展态势。

二月逆流是党政军高层领导干部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一次猛烈攻击，这次攻击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被打退了，那么，此后党内发展的态势又如何呢?

中央碰头会是全面夺权阶段党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最高机构。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处理党政业务工作。[141]二月逆流被打退后，这些领导干部的职务虽然没有变化，仍然参加中央的一些活动，但是却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与此同时，中央碰头会也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仍然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吸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142]但是在参加人员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月逆流中被批评的这些领导干部被排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外。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后来在党史中只是笼统地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没有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真实、详细、深刻的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但是鉴于他们在文革中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是不宜于让他们还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仅如此，这个时候将中央碰头会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虽然前一时期毛泽东曾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他们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不过是在策略、方法上存在着分歧。毛泽东与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不仅表现在策略、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当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二月逆流强力反击，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了。

这样看来，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之后党内高层出现这样的态势：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势力遭到了严重打击而边缘化，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反击二月逆流前，反对文革的力量在高层集聚起来，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在党内高层处于优势地位;对二月逆流展开反击后，践行文革的力量在党内高层又由防御转入反攻，重新处于优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下才发生这种变化的。排除了文革发展的高层障碍以后，当然是有利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的。

5)二月逆流及其斗争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二月逆流是文革发展中的严重事件。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又对文革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是在排除党内高层的阻挠以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斗争，制定、撤销了《二月提纲》，解决了彭、罗、陆、杨问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围绕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的斗争，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了“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得以纳入既定轨道;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处理了陶铸等人的问题，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4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发生了猛烈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二月逆流。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以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检查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此后，在全面夺权阶段党内高层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为完成夺权任务和建立革委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从中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如同先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实际上是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涉及的领导人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如果透过表象对它们在文革发展中的实际作用进行剖析以后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从中不难看出，文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排除了党内高层的重重阻力以后，才得以发动并取得进展的。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二月逆流形式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抗衡、抵制、反对态度。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党内高层仍然存在着反对文革的强大力量。当时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资历、权威、影响力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以与他们进行抗衡的，这就要依靠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二月逆流也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才被打压下去的。林彪这个时候也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支持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虽然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取得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却又不能不使人对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的巩固产生隐忧。因为这种态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林彪助力的情况下才取得的。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检查中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他们究竟是真正转变了态度，还是在高压态势下的策略选择，也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这样当林彪背离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形成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就难以避免怀仁堂事变那样的事件发生了。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叶剑英就是怀仁堂事变的主要策动者之一，李先念在其中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二月逆流期间饱受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以及在一月革命中崛起的工人造反派代表王洪文，成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打击对象。

由此我们看到，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前两条路线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打退了这股逆流，使得文革完成了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隐患。这种隐患就是二月逆流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打退的，因而党内高层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文革力量以后能否控制局势，就成为文革成果是否得到巩固的关键。这样一旦毛泽东不在了，林彪也背离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很难阻止怀仁堂事变这样事件的发生了。

(3)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

二月镇反，顾名思义，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行动。这是军队支左以后发生的严重事件。狭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广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及随后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本文所说的二月镇反，就是指军队这一时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

① 二月镇反的发生。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为此还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权力，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军队却在支左中普遍支错了对象，造成两派政治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致使两派之间及其与军队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紧张的局面，对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支持了保守派，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弹。造反派认为自己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打压，因而造成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矛盾的激化，引发造反派对军队的反击。军队支左负责人认为他们是奉命支左的，又有军委“八条命令”这样的上方宝剑，认定他们支持的保守派是左派，与他们作对的是造反派，因而对于不服从他们命令和要求的造反派就采取了强制措施，直至使用暴力行动。二月镇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从文革发展的要求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是具有必然性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了对象，还采取了二月镇反的行动。虽然导致军队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对两派属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错误的行动就在二月镇反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因而二月镇反行动的出现，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由于判断的错误造成的。

导致支左部队负责人判断上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立场所致。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是认识问题，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则是立场问题，当然有时还是认识和立场搅合在一起的。一般来说，由于认识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一旦发现错误就容易得到改正;由于立场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要其改正错误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从其改正错误的速度及其彻底性上，就可以反映出他们所犯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造成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从当时的形势看，造反派将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夺权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保守派由于其派别属性，反对批斗领导干部，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军队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这样在军队介入文革后，就容易站在保守派一边，打压造反派。这是军队在两派斗争中支错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作了不少防范，还是发生了二月镇反中的严重流血事件。从对这些事件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本来这样的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却仍然发生了。制造这些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从立场上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以极端手段来抗衡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声誉。这是打着支左的名义，却对左派进行严厉打压的严重事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二月镇反的矛头所向。

总之，二月镇反是在军队支左过程中支错对象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导致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二月镇反毕竟是对文革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事件，因而不仅要对其予以高度的警觉与注意，还要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来予以解决。

②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二月镇反中许多造反派遭到打压，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青海发生的二二三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当时中央又是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二二三事件呢?

1)二二三事件的概况。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海省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形成了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一月中下旬，八一八先后夺取了《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通知召开党委会议，研究交权问题。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党政大权，一月三十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又相继发表了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和《告全省农民书》等。

中央决定军队支左后，青海省军区支持八一八夺权，并上报兰州军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但是却引起了红卫兵总部的不满，他们冲进了省军区机关揪斗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此后，刘贤权又召集军区常委会，撤销原来的决定，决定把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1]

尽管作出了这样的调整，但是青海省军区和驻军内部却在支左的认识上并不一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虽然由支持八一八转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和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则仍然表态支持红卫兵总部，并成立了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二月十四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发表公告，决定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起，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八一八调动人马日夜守卫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内，双方发生了严重对峙。

由于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又进一步激化、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夺权斗争。二月十五日以后，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夺权，并遭到批斗、毒打、隔离和武装看押，这样省军区领导权就落到了副司令员赵永夫手里。赵永夫本来是支持红卫兵总部的，在他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更加大了对于八一八的打击力度。二月二十三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宣传车开到报社印刷厂大院门口的马路上，广播“通令”，宣布“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立即取缔”，并要求守卫在报社印刷厂内的八一八人员当天中午十二时全部退出印刷厂。八一八抗拒不退，并通过自己的广播，进行反击。下午二时许，部队进入报社大院。八一八派进行阻击，进入报社大院的部队开枪射击，酿成了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

二二三事件后，八一八派遭到严厉镇压，据刘贤权说：

“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采用各种刑法(罚)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继‘二二三’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2]

这就是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基本情况。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青海造反派分裂为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省军区在如何进行支左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刘贤权等人支持八一八，赵永夫等人则是支持红卫兵总部。虽然刘贤权等人后来从大局出发，由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赵永夫等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省军区内部在支左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夺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军区内部支持红卫兵总部、反对八一八的一方控制了领导权。在他们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采取暴力手段，迅速展开了对于八一八的清剿行动。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中央严肃处理二二三事件。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层面对于这个事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鲜明地体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个事件的不同态度上。

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3]后来叶剑英还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4]从中可以看到，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当天，赵永夫就用电话报告了叶剑英，还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称赞，随后叶剑英又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将镇压造反派的经验作了介绍，在更大范围内肯定了二二三事件。这里有一个疑问，赵永夫是在叶剑英批准以后才镇压造反派的，还是他自作主张镇压造反派以后才向叶剑英进行报告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迅速获悉了这个消息。由于这个事件涉及到军队支左问题，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中央文革小组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此表示态度。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非常慎重的。随后不久，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就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有来自基层群众的告状信件，也有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还有被打死的北京红卫兵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来信，控诉赵永夫武装镇压左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5]毛泽东批准调查以后，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调查会来查证这一事件。

第一次是三月十三日晚上，由关锋、戚本禹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这些红卫兵当时就在《青海日报》社，他们详细叙述了现场经过。第二次是三月二十一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等，调查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查结果由关锋、戚本禹向周恩来、江青作了详细汇报。

第三次调查是三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调查会，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通过调查，周恩来当场起草了由他署名的给毛泽东的报告交给与会负责人传阅，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调查会结束之后，周恩来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林彪汇报。结合会议调查，周恩来又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查八一八的枪支情况，他们从占领《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红卫兵处连一支枪也没有搜查出来。周恩来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查，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周恩来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周恩来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三月二十四日夜里从十一点半一直到二十五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周恩来。调查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针对前三次调查中的情况，周恩来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面向他进行调查核实。赵永夫开始的时候还在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进行遮掩，但在周恩来的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了。

当周恩来问到赵永夫说这件事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当时叶剑英也在现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最后周恩来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战士上去撕掉他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6]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徐向前、聂荣臻也同叶剑英一起参加了这次调查会，至于他们的发言目前尚未公布。[7]

在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事实情况以后，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不仅为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还对这个事件作出了严肃的处理。“决定”首先公布了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结果，指出了青海问题的实质：

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簒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

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在兰州军区协助下全权负责处理青海事件;独立师、独立团、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三十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派制造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革命群众要同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8]

我们注意到，“决定”简要叙述了调查的结果，对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虽然对于主要肇事者予以了严肃处理，但是却没有追究涉事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责任。对于死伤的人员要予以抚恤、治疗，用整风方法来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希望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二二三事件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组建以他为首的青海省军管委员会，使青海文革进入发展的正确轨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青海发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流血事件以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并没有贸然表态，而是在具体了解情况以后，才向毛泽东呈送了请求重新调查二二三事件的报告。对二二三事件的调查，是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进行的。他们在四次调查中，先向现场人员了解基本情况，然后调查学生手中究竟有没有枪、是不是先开枪，再向北京、各地驻青海的红卫兵及其组织代表了解、核实情况，最后又以联席会议的方式，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及其代表、青海省党政领导干部和包括赵永夫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共同参加，以对质的方式来核实、查证问题，最后才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先入为主，而是在经过反复调查以后才形成的。

由此看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以后，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又立足于当时斗争的具体形势，经过反复研究以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同时，还限定了“决定”的传达、张贴、传播的范围。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不仅是极为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在传播的范围上又是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这个“决定”扫除了青海文革的障碍，扭转了青海文革的方向，推动了青海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3)对二二三事件的评析。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在支左背景下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形式上是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实质上则是支左部队负责人赵永夫、张晓川及其所保护的领导干部王昭等人破坏文革行为的反映。否则的话，在造反派手中无枪仅是不服从支左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来镇压造反派的。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造成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青海驻军在支左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既表现在支持哪一派群众组织上，也反映在对哪些省级领导干部提供保护上。不仅如此，又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严重斗争，导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夺取了领导权。在赵永夫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就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对八一八派红卫兵大开杀戒，酿成了二二三事件。

从二二三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赵永夫等人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错对象。八一八是造反派，但是赵永夫等人不仅不支持他们，反而打压八一八，并对他们痛下杀手。二是没有处理好与八一八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面对与八一八存在的分歧与矛盾，赵永夫等人既没有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没有采取冷处理的方式，而是态度生硬、简单粗暴，直接以不服从军令为由，对他们采取了武力行动。三是八一八手中并没有枪支，只不过是拒绝服从军令撤出报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竟然命令部队向徒手群众开枪，造成了严重后果。四是时机不对。八一八当时既没有对时局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也没有主动袭击支左部队，又不是处于万分危急不得已的时候，不及时采取行动就会造成严重后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却命令部队枪击八一八，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五是后果严重。这个事件造成了三百多人伤亡，不论在军队支左还是文革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就是赵永夫等人在二二三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二二三事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不问青红皂白，不对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对面临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就向不服从军令的群众擅自开枪，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不仅败坏了军队的声誉，也败坏了文革的声誉，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出现，才使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引起中央的警觉，及时采取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拔掉钉子，扫除障碍，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当时的态势来看，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出现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从文革发展中几股力量的斗争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在通常情况下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和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文革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冲击，触动了当权派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军内和党政系统内部的一些当权派联合起来打压造反派。青海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不过是其中的极端表现而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二二三事件还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与称赞。[9]虽然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为此作了检讨，[10]但还是反映出当时在打压造反派的问题上，叶剑英与赵永夫等人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二二三事件与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二二三事件放在文革发展中几股政治力量的能动作用中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对于这个事件有一个更为深入、详细的认识。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支左期间发生的惨烈事件。虽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留下的教训则是沉痛的。这个事件极大地败坏了军队声誉，严重恶化了军民关系，其中的肇事者后来受到严肃处理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正是由于这样，在对他们处理结果的报道、传播上才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11]放到文革发展洪流的大背景下，这个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股逆流而已。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打退了这股逆流并对青海省实行军管，就将青海文革纳入了既定发展的轨道。

③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二月镇反中又发生了四川严厉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既然这样，那么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如何呢?中央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概况。

军队进行支左以后，随着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成都军区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而没有支持造反派。[12]其实，成都军区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还进一步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的问题上引发了双方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月二十九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由于双方发生了争执，导致矛盾激化，造反派扣押了公安局负责人，抢走档案和枪支。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十三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此后，造反兵团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成都军区。

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及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十二日，造反派继续调集人员冲击成都军区，抓走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参谋长，并开始在军营外搭棚住下，准备长期围困和封锁成都军区。十七日下午，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解大联总)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号召更多的人去冲及和围攻成都军区。[13]

成都军区迅速将成都、万县支左中遇到的问题上报了中央军委，请求指示。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地区几个造反组织的公开信。二月十九日，叶剑英又批复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14]公开信和电报是支持成都军区采取措施对造反派进行打压的。我们下面主要介绍公开信的内容及其散发情况。

十八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十七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首犯，对严重违犯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自由;劝告参加冲及和围困军区的人尽快撤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区，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打压造反派。至二十二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会请罪活动。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颁布了《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至三月四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五千余人。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一千一百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八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三万三千余人。

从一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五日，据不完全统计，经叶剑英批准，在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取缔了114个非法的或反动的组织。[15]

我们看到，成都军区在支左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表现在他们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没有支持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造反派。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当然，不可否认，造反派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会出现激进的行为，但是即便如此，只要部队站稳立场，采取政治攻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着力化解双方矛盾，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比如外地学生冲中南海、军校学员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就是这样解决的。[16]遗憾的是，当时四川驻军在支左的时候却没有能够这样做。他们不仅支错对象，还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成都军区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还获得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这表明从逻辑上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与北京发生的二月逆流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2)中央对于四川事件的处理。

成都军区在支左方面出现的问题通过不同途径反映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因而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采取措施来解决四川事件中的问题。

由于成都军区对造反派采取措施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同时叶剑英也没有及时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就批准了成都军区的行动，因而对于这个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样在中央处理四川事件的时候，叶剑英就要为此承担责任，作出检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对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7]四月十九日，叶剑英还为此给毛泽东报告，检查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态度不尊重、不冷静等问题。[18]

我们看到，叶剑英不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还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在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个时候面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虽然叶剑英发出了“欲要整人，何患无辞”的牢骚话，[19]但是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这样的检讨和表态对于事件的解决无疑是有利的。同时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成都军区也在解决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发生在支左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这个时候又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因而无形中就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尽管这样，成都军区还是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二十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了。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20]

从中可以看到，成都军区在采取措施纠正以前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欣慰的。他不仅提议将这个报告印发给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提醒军队注意另一种动向，要有思想准备，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采取正确态度予以妥善处理。同时，对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要进行正面教育，化解矛盾，增加共识，使运动在双方努力下走上正轨。

四川在原先支左错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宜宾以及其它地区的军队、地方干部与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并导致了严重冲突。中共中央在综合调研了四川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后，五月七日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成都军区在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纠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21]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明确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支持保守派，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打成反革命组织，还表现在支持宜宾军分区和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镇压革命组织和群众，又表现在支持万县军分区制造了流血事件。虽然成都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们一旦认识错误以后，迅速予以改正。这是值得肯定的。“决定”要求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革命组织之间要加强团结，通过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实现秩序的稳定。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不论是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性发言、向毛泽东提交的检查报告，还是毛泽东对于成都军区纠正错误报告的肯定性批示，以及中央作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都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采取措施纠正成都军区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和人员进行平反，排出阻力，扫除障碍，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将四川文革纳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3)对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二月镇反期间四川出现了打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不仅发生在成都地区，也在万县、宜宾等地出现了。这种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军队支错对象，即在军队介入文革后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不仅如此，军队还采取了激进的手段来打压造反派。这又造成了造反派的反弹，致使双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造反派群众由此遭到逮捕，酿成了严重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支左部队的行动获得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不论是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发的二一七信件，还是他批复的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就是明证。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行动起来更显得师出有名、理直气壮。由此反映出地方支左部队与北京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们在对待文革及其造反派方面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成都军区采取的行动以及造反派遭到打压的情况，通过不同渠道迅速反映到中央，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并着手处理四川问题。叶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在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检讨性发言，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报告的。不管其内心认识如何，作出这样的检查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无疑是有利的。成都军区也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开始解决支左中的错误，他们的纠错报告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由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共同参加的会议，处理四川文革中的问题。经过反复调研以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干部予以平反，希望大家团结起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在中央主导下，为造反派恢复了名誉，纠正了支左部队的错误，扭转了四川文革的发展方向，为四川文革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四川发生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是由于在运动中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时造反派(即有军内的，也有地方的)的行动触动了军、地当权派的利益，而在维护当权派利益方面军、地双方又有着一致性，再加上认识以及没有经验等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军队支错对象，对造反派予以打压的。这样就与中央的愿望背道而驰，致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向变化，对于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错误虽然在中央的主导下基本上得以纠正，但是其产生的危害仍然是深远的。

④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成为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不同在于，当中央指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一些干部、战士拒不接受中央决定，反而进京上访，在会议上鼓噪闹事，打伤军区领导干部，最后是在中央采取强力措施以后，才将这个事件平息下去的。

1)内蒙古两派的斗争和中央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内蒙古在斗争中形成了呼三司和和工农兵、无产者等若干个全区性组织。从两派的派别属性来看，呼三司属于造反派，工农兵、无产者则是属于保守派。双方又各有不少群众组织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上暴发出来，并进一步酿成了两派以及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夺了报社的大权。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又进行了一次夺权。呼三司支持东方红的夺权，无产者则支持红卫军总部的夺权。这样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呼三司与无产者、工农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内蒙古军区在两派斗争中支持无产者派的红卫军总部，反对呼三司派的东方红。这样内蒙古军区就鲜明地站在了保守派一边，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引发了呼三司的不满。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数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在那里静坐示威。军区则在南大门修筑临时工事，在楼项上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二月五日正午，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拿话筒向军区喊话时，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向韩桐瞄准射击，打穿肺动脉，经抢救无效死亡。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周恩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内蒙古军区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同时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来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二月十日，周恩来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当即命令内务部调查事件原委。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赴呼和浩特。经过详细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部过程。后来柳青被判处死缓，又改判无期徒刑。[22]

由于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同时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以及军区与造反派的矛盾也在不断走向激化，因而为了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周恩来等人从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听取意见，进行协商，查证事实，弄清真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二月五日以来，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王逸伦、王铎(二人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王逸伦隔离反省，王铎停职检查，交群众批判。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原副政委)任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刘贤权到任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23]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这表明中央对于内蒙古事件不仅是高度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决定”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处理了内蒙古自治党委若干负责人，还改组了内蒙古军区领导班子，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原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任军区政委，以他们两人为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支持了造反派，打击了保守势力，拨正了内蒙古文化革命的方向。

2)围绕中央“决定”展开的激烈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发布后，对内蒙古两派斗争以及军队所犯错误的属性作出了界定，支持了造反派，压制了保守派，纠正了军队支错中的错误。这样就引起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干部、战士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行动抗衡中央“决定”，甚至要求中央重新调查，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作出的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派的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的大批群众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五月十一日，两派群众数千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发生大规模武斗。由于“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参加支左的干部、战士也表示不理解，许多人参加了支持工农兵、无产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到内蒙古代理军区司令员的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数军区干部、战士的反对和围攻。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两千五百多人还前往北京告状。

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一面上访告状，一面在北京寻求支持自己的力量。北京的造反派因为中央已明确表态，所以都不支持他们。后来内蒙古军区的军人找到了一些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联动成员的北京老红卫兵，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五月中旬，一批北京老红卫兵来到了呼市。他们在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后，发表了支持内蒙古军区和工农兵、无产者的看法。一份署名为首都红卫兵最爱党、最爱毛主席、最不怕死战斗队发表的《关于内蒙呼市形势的十点看法》的传单曾在呼市流传，传单中断言：“中央八条”(即《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是三司中一小撮人勾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谎报军情，欺上压下造成的，是有原则错误的。传单中说：“一切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以及一些不愿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学生是为八条欢呼的，是仗有八条而无所不为的，广大工农兵都不同意八条。”传单号召“坚决造八条的反”。

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军人受到中央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宣传中央的政策，这些人则顽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条。会场上常常出现哄闹、混乱的局面。这种状况在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中反映出来：

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二十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决定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这是五月二十四日发生的事件——引者注)，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24]

鉴于内蒙古军区到京上访的干部、战士不仅无视中央作出的“决定”，甚至还起哄、闹事，拒不接受中央的劝解，要以实际行动对抗乃至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采取果断、严厉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将准备向全军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报送毛泽东。这个命令在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批准后，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25]

这个命令转发全军以后，中央仍然在做内蒙古这些上访人员的工作，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对他们进行耐心疏导、劝解，希望他们遵规守纪，服从中央“决定”，执行军委命令，尽快离京返蒙，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接见会场上竟然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严重事件。这表明他们放弃职责，目无军纪，以派别利益为重，藐视中央权威，严重破坏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才能遏制住这种行为，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二十四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大会上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事件。二十五日，周恩来下令逮捕打人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二十六日，周恩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当天作出中央军委五条决定。决定内容如下：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24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788人宣布禁止外出，让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是坚决果断的，也是极其严厉的，表明中央不仅要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内蒙古军区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错误，而且对寻衅闹事、对抗中央“决定”的人也要采取强制手段了。中央在通报中把内蒙古军区军人们在北京的行为定为“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并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

滕海清、吴涛立即随北京军区××军××师(原文如此——引者注)开进呼和浩特，以稳定局势。当时，被定为保守派的红卫军等组织在五月十日制造了冲击内蒙古党委办公室大楼的事件后，一直占据着内蒙古自治区工会大楼。××师进驻呼市后，派兵包围了这座位于呼市中山路上的高大建筑。五月三十日，军队占领了工会大楼，红卫军等组织被强行解散。[26]

这样以收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大楼、解散红卫军等组织为标志，支持了造反派，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打击了破坏文革的保守势力，扭转了内蒙古文革的发展方向。

从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企图推翻这个“决定”。这些上访人员得不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却与被打击的老红兵联合行动，向社会表达他们的诉求，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召开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进行劝解、疏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是，他们却乘机在接见会上起哄闹事，甚至打伤军区领导干部和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致使中央通过协商来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

3)对内蒙古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的不少干部、战士都是对此表示不满的。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一些干部、战士到北京上访。即使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上访的干部、战士还肆意闹事、打伤拥护中央“决定”的领导干部，其意图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看法，最终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两派群众组织和军队支左所犯错误的定性也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出现偏差。但是，保守派和军区支左人员却无事生非，以实际行动来挑战中央“决定”。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这里尤为让人警觉的是内蒙古军区支左人员的态度。他们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不仅不反思悔改，反而认为中央作出的“决定”不公，进而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既不进行沟通，又无视中央疏导，起哄闹事，打伤军队领导干部，要求中央收回这个“决定”。这表明这些支左人员目无党纪、军纪，深陷派性之中，以小团体利益为重，采取实际行动来要挟中央了。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仅没有支持文革反而严重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与中央确立的支左方针背道而驰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倾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央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这就要求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站稳立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却遭到了这些人的抗衡与反击。他们不仅拒不承认错误，还吵闹不休甚至在接见会上大打出手，致使中央进行的反右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军队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坚强后盾，可是在支左部队中却出现了这种行为，就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这种行为只是出现在部分支左部队中，但却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前兆。这表明他们在服从党中央领导和支持派性之间发生了动摇，显示出脱离中央领导的迹象，从而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将这种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孳生蔓延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是在党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拒不承认错误，还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中央，拒绝改正错误。因而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在与其它多数支左部队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时，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不仅拒绝接受党中央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判定，还采取实际行动来迫使中央改变这种定性。这反映出他们派性思维作怪，试图挑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因而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处理内蒙古的问题就成为中央必然的选择了。

⑤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湖北打压造反派也是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由于我们下文还要研究武汉七二○事件，因而就把武汉军区在二月镇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放到下文七二○事件中一并进行研究，此处就从略了。

⑥ 二月镇反中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前文我们介绍了二月镇反期间的三个典型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由于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以后还要介绍，此处从略。下面我们介绍二月镇反期间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并作出简要分析。

1)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发出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许世友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这个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行，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即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27]

从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虽然他说的军以下部队不搞“四大”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打压军内造反派，许世友不仅把文体人员下放，停办军区报刊，拆散步兵学校，将这些单位的造反派下放到基层去，还采取强硬措施取缔造反派组织，关押、隔离、逮捕造反派，以期实现局势的稳定。即便一些造反派存在激进行为，但是采取这样的手段无疑会压制造反派，制约文革进一步发展的。

2)湖南省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湖南长沙，传达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二月五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的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二月七日，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是在全军有很大影响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分头前往全国各大军区去串连，支持造反。他们号称曾经在一周内横扫了几个大军区，他们的旗帜一度飘扬在几个大军区的办公楼顶上。星火燎原组织中有几个人参加了长沙湘江风雷的活动。中央军委二月九日发出通知说：“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28]

从中我们看到，湖南省军区在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对湘江风雷采取了打压行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到各地串连，有人还参加了了湘江风雷的行动。军委要求军队造反派停止串连，回校进行整风。本来，湘江风雷是湖南一个声势浩大的造反派组织，但是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在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湖南省军区的报告，解散了湘江风雷，抓捕了其中的骨干分子。这个事件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为湘江风雷平了反，释放了被捕成员，中央还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省军区也在自我批评后被改组。[29]尽管如此，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湖南省军区在二月镇反中的激进态度。

3)广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广州军区集中打压冲击过军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军区在宣读了军委“八条命令”后，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但广州军区打压的造反派组织多为工人组织，对学生造反派组织头头没有抓，对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多数很快便释放了，而且对宣布一些要勒令解散的组织也进行了平反，所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说：“广东的处理是很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30]

从中可以看到，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广州军区二月镇反的对象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组织，逮捕的也是工人造反派头头，对于学生造反派则没有抓，也没有对他们成立的造反派组织采取行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广州军区在发现错误以后，能够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不仅将他们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很快释放了，还为被解散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进行了平反。这表明广州军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错误的程度上来说不仅比其它军区小，还将所犯错误予以了及时纠正。这是应该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才说出了广东对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的话。

4)沈阳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吉林省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二月二十六日，驻吉部队参加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撒放批评长春公社的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三月四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31]

从中可以看到，沈阳军区的吉林驻军在二月镇反中对于长春公社、公安联总、红色造反团、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等造反派组织进行了打压行动，最终整垮了这些造反派组织。这表明他们在支左中没有对吉林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及其斗争状况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相当然地作出了判断，认为谁对现有秩序造成了冲击就要打压谁。这样就支错了对象，对正在进行夺权的造反派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个时候固然存在一些造反派及其组织的激进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他们中的激进行为，开导、教育造反派，使他们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就成为支左行动中面对的首要任务。遗憾的是，吉林驻军在这方面显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简单地对造反派打压了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立场使然。

5)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打压。二月十一日，福州二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及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三月九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兆基、吴丘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三月二十二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八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十四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八十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几个组织。”[32]

从中我们看到，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召开大会，大造声势，逮捕、拘留了大批造反派头头，取缔、解散了许多造反派组织，还对军内造反派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高压之下，福建造反派遭到了严重打击，也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福州军区显然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就制约了福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湖南省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福州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把这些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与前文青海省军区制造的二二三事件、成都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和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大军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它们所犯错误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支错对象，打压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⑦ 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方针政策。

各地出现二月镇反的行动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上报到中央，中央对于各地在支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行动，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

1)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由于复杂的原因，军队支左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支左中的具体行动，就是这样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

中央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于二月镇反进行调查研究后的慎重决定。“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当时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既然进行支左，就要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首先弄清楚究竟谁是左派。这就不能仅看这些打着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自己宣扬了什么，而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通过缜密的分析将造反派和保守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群众组织的性质作出准确判断。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将两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的群众组织作出准确判断呢?

这还是要从他们对待领导干部的态度入手。由于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因而就要从这些群众组织对待领导干部是造反还是保护的不同态度中来做出决定。一般来说，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是造反派;保护领导干部的，是保守派。当然，这个时候还要将真造反与打着造反旗号却保护领导干部的假造反，以及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凡是领导干部都要造反的极“左”派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进行分门别类，弄清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从而确定支左对象，进行支左行动;否则的话，就会支错对象，犯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之所以在支左中发生了二月镇反的行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在两派斗争中没有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本来，支左就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在支左中不仅支错对象，站在保守派一边，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军队就与保守派心照不宣地和被批斗的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实际上也就成为这些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的保护人了。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指出多数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对支左部队作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论断，并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种事实依据表现在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是把他们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

2)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基本方针。

军队支左特别是在二月镇反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中央处理这些错误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在内部整风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支左部队负责人能够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军队支左特别是二月镇反所犯错误被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如何确定处理的基本方针，不仅是对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处理问题，也是关系到文革如何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军队在支左初期犯了不少错误，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即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在中央的指导、启发和帮助下，及时进行自我批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也不过是认识问题，转变过来就是了;否则的话，知错不改，固执己见，就只能是立场问题了。[33]

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以及特别严重的事件以外，在二月镇反期间所犯的错误，都是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虽然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定性，直接关系到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这个时候毛泽东把他们犯错误以后能否及时转变过来，作为判断他们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所犯错误的主要标准，就不仅践行了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也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认识、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还有利于促进犯错误的干部及时转变态度，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为了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毛泽东为支左部队负责人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承担责任;毛泽东亲自纠正若干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转发支左部队的经验和检查，为下一步纠“左”指明方向;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做出严肃处理的同时，还开办各级训练班，将支左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通过这些措施使得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逐渐提高了觉悟，转变了态度，纠正了错误，加深了认识，将支左工作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由此我们看到，在对二月镇反所犯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的。为了促进他们态度的转变，又进一步将他们所犯错误的原因分为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这是为了能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践行党的民主作风，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3)中央严肃处理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是作出了严肃处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二月镇反中影响最为恶劣的流血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青海省委书记王昭被隔离反省。[34]对于枪杀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韩桐的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判处了重刑。[35]为什么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呢?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究其原因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即便立场问题，如果没有导致事态恶化、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来说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擅自开枪，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样不仅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实际行动，公开镇压造反派，由支左变成了文革发展的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缘故。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严肃处理了。单纯是支错对象，还不致于如此。后来受到这样的处置，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盲目行动，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用血腥方式镇压造反派，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镇压造反派的方式来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要害在这里。

当然，话又说回来，军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如果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在说服、教育无效且已严重影响到文革发展大局的情况下，不是不可以动用武力的。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下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对谁动用武力，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动用武力只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是针对造反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开枪射击，就是镇压造反派了;即便是针对保守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也是不能随意开枪射击的。不论是对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于流血事件负责人的处理，就要以此为准绳，分析这些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针对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流血事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评判。

我们知道，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36]对二月镇反中流血事件的严肃处理，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文革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这就要弄清楚流血事件出现的背景，正确、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事件，严格管控支左部队，将其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将二月镇反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内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对于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为了分清是非，追究责任，拨乱反正，回归正道，也是文革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⑧ 对二月镇反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二月镇反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事件。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性，能够在支左期间展开有效行动，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职权，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遗憾的是，许多部队介入文革以后，却支错对象，严厉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打压造反派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造反派当时是文革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推动着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深入发展。二月镇反开始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遭到逮捕、关押，组织被解散，致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说服、教育、批发文件等多种形式，诱导、帮助支左部队负责人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时除了对极少数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以外，其他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是作为认识问题来解决的。这表明中央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不仅在态度转变上是非常关心的，在处理上也是十分慎重的。

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却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愿望相背离，随意行动，支错对象，严厉打压了造反派。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又是在中央命令下进行支左行动的，因而一旦支错对象，会对文革中政治力量(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干部队伍的分化)的格局造成严重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两派力量的不同作用上，不仅改变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还会导致造反派与军队的关系急剧走向恶化，斗争形势呈现出紧张、多变的状态，两派之间、军队与两派之间、干部与两派之间、军队与干部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样短时间内就在夺权和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更为曲折，成为这个阶段文革时间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话又说回来，尽管绝大多数支左部队依据军委“八条命令”的授权，在支左初期抓捕了许多造反派，解散了不少造反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维护局势稳定、防止事态恶化和保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当时军队介入文革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有力保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批评军队这个时候所犯错误的时候，也对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军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37]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认识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来的两面性，还要认识到究竟是哪一面占据主导地位，哪一面处于次要地位，以及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从而进一步界定其性质并对其发展的趋向作出评判。

既然绝大多数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些支左部队的行动就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了。这种逆文革发展方向的错误，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右的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纠正这些错误，开展反右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使他们改变支持对象，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这里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就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使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反右行动。

不难看出，二月镇反对于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单从二月镇反来看，军队介入文革是负面的。但是把二月镇反放到军队“三支两军”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军队介入文革的两面性就凸显了出来。其实，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介入文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的那一面而已。即便这样，有一些违背文革发展要求的极“左”派和保守派分子也在二月镇反中被清除了。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稳定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情绪，使犯错误的干部能够及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除去对于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对于犯错误的绝大多数支左部队负责人则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这样就便于他们及时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月镇反期间发生的错误是在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予以纠正的。这对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4)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继北京发生二月逆流和各地出现二月镇反之后，武汉又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的鲜明特点在于，支左部队及相关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竟然采取激烈手段来对抗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在文革发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那么，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基本概况如何?对文革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的斗争形势说起。

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武汉文革形势。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的文革形势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复杂演变才逐渐形成的。因而要研究七二○事件，就要对事件发生前的斗争状况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1)武汉两派的形成及其斗争。

文革开始以后，工作组时期，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体学按照中央一线常委的部署，在陶铸、王任重指导下，将矛头指向学生、知识分子，要排除“干扰”、“抓游鱼”，在群众中间抓阶级敌人，对准了造反派。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扶植保守派红卫兵来对付造反派红卫兵，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大串连开始后，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了武汉，与武汉当地的红卫兵一起进行斗争。当时张体学曾声泪俱下地带头“控诉赵桂林”(中国人民大学来汉串连学生)，要大抓“南下一小撮”。北京南下红卫兵就在湖北省委门前进行绝食斗争，武汉当地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绝食斗争，在大马路上坐了几天几夜。

文革进行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遭到了院校文革机构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打压，这些打压或公开或暗地得到了湖北省委及其下属机构的支持。比如，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省教育厅决定给大专院校师生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武汉测绘学院院文革竟然不给本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毛选，结果引发他们的抗议，并在会场上发生了冲突。省委组织文革前的老模、学毛著积极分子到大专院校做报告，说炮轰省委的人是反党、反革命;还调动大学生中的保守派到造反派比较强的学校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官办红卫兵围攻造反派红卫兵，说造反派红卫兵是受北京南下串连学生操纵的，是一小撮反革命;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红卫兵参加一九六六年的国庆活动，后来是在他们的抗议下才不得不让他们进入会场的。[1]

这些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愤怒，也使他们认识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于是在外地来汉学生的联络下，武汉高校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当时湖北省委还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进行了授旗活动。[2]

本来，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发起人，因而司令部总指挥的位置就留给了华工，但是华工却没有派人参加司令部，这样就只好由武汉测绘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杨道远以副总指挥的身份代理总指挥职务。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红司(新华工)成立后又到处拉人，特别是拉中学生参加红司(新华工)，让人感到颇为蹊跷，从而埋下了后来钢新两派分裂的隐患。[3]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高校造反派成立二司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

其实，二司成立以前，十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和北京南下造反派就在省委礼堂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个批判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二司成立以后就迅速展开行动。十月下旬，湖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二司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遭到湖北省委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强行进入会场散发材料，进行宣传活动，致使三级会议被迫中断。十一月十一日，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冒雨召开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文革开始后，由于《湖北日报》作为省委的喉舌不断批判造反行动，十一月十六日，二司、红卫兵武汉第三司令部、哈军工、西军电、北航红旗等外地来汉串连学生及其他造反者占领报社大楼，发表通告，要求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武汉市各造反组织闻讯后到《湖北日报》社声援，一时间各造反派的红旗插满整个报社大楼。几乎就在占领报社大楼的同时，二司又夺取了武汉有线广播台，要求他们从现在起只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一律不准播放地方新闻。这样造反派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控了舆论领域的主动权。

十一月十七日，湖北省委一些人组织保守派工人和学生围攻占领报社的造反派，致使造反派受伤。这被称为红旗大楼事件。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向造反派表示，省委对这次事件负责，肯定造反派的行动是革命行为。

红旗大楼事件以后，保守派队伍逐渐瓦解，造反派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工总(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称作钢工总)、工造总司(即红色造反派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九一三(即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迅速建立，形成了强大的力量。[4]

为了将湖北文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就要批判造成湖北文革曲折、反复的冤头债主，十二月中旬，由二司、红卫兵武汉第三司令部、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即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新华工、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同学及其它造反组织共同组成专揪王任重代表团奔波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经过激烈的斗争，终将王任重揪回武汉进行批斗。

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保守派也在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寻找机会与造反派进行斗争。十二月二十五日，联工联合会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即三字兵)纠集其它保字号组织，以一色织布厂工人林焕运因病猝死为借口，组织抬尸游行，说林焕运“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殴打致死”。不仅把死人的大相片放在毛主席像上面，还把国旗下半旗，公然高喊“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口号，别有用心地把行动日期定在毛主席诞辰前一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总司等十多个造反组织针锋相对，隆重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大会。会后，近20万造反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5]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保守派中的一些人也在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的行列，但是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一九六七年元旦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月一日、二日、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派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高帽子，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赵修等陪斗。数千观点偏保守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要求收回中南局书记李一清的表态(批评该组织的一些言行);其主要头头赴穗揪李一清，未果。

一月三日至五日，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的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保省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五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组织在武汉三镇抓职工联合会成员，多达三千余人。[6]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两派斗争态势及文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湖北省委内部的革命干部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

一月十一日，省委副秘书长刘真致信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批评张体学在对待职工联合会、省报和王任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错误。其前，省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写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7]

刘真和任爱生的信件、大字报将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鲜明地揭发了出来，说明省委内部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行动，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中。这对于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许多党政机关瘫痪，生产遭到冲击，业已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了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工造、红工兵、红教工等二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及外地来汉师生五十多万人，以“抓革命，促生产”为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武重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他厂矿企业革命职工也纷纷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班子，造反派走上了生产第一线，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贡献力量。[8]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武汉文革是在冲破重重阻挠以后发展起来的。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造反派不仅被潜藏在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打压，还遭到了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造反派秉承毛泽东的文革指示，在外地特别是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帮助下，在斗争中走上了联合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高校红卫兵联合组织。

斗争不仅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也在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中反映出来。不过这个时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占据主导地位，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还处于次要地位而已。湖北省委虽然形式上在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态度，有时候还承认、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实际上则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因为不论在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取向上，他们都是与保守派有着密切联系的，是保守派的后台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夺权就成为文革发展的选择了。

2)武汉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武汉造反派也投入到夺权斗争中。遗憾的是，他们不是像中央要求的那样通过大联合夺权，而是由部分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排斥另一部分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不仅如此，有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还热衷于谋求本组织在联合夺权司令部中的地位。这样势必会造成造反派内部的纷争，进而导致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走向分裂。

其实，这个时候造反派虽然仍然遭到保守派的攻击，但是在两派斗争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遗憾的是，祸起萧墙，在夺权斗争中造反派内部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一月十八日，新华工红色造反团配合公安厅造反派夺权。二司等驻厅造反派指责是假夺权，进行抵制和反对。一月十九日，武汉地区学生、工人造反组织联合发布“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口号。深夜，职工联合会千余成员冲击位于武昌红楼的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造反派面对已处于溃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提出“联合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一月上中旬，造反派连续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各级党政组织相继瘫痪，学校、工厂、机关已出现夺权先例。[9]

一月二十五日，华中师范学院三司内部造反，二司学生配合砸华师的三司总部。三司与二司的矛盾公开。一月二十六日，武汉局势紧张，职工联合会下属组织在汉阳猪鬃厂围攻造反派，挑起武斗，造反派出动几十辆汽车救助。[1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方面是两派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造反派之间在夺权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在两派斗争中，由职工联合会、三字兵等群众组织形成的保守派日趋式微，造反派的队伍却发展壮大且已占据主导地位。在保守派组织相继瓦解的情况下，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策划成立红武兵组织，该组织以各单位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思想倾向与瓦解中的联工联合会基本一致。[11]

这个红武兵是官方组织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由于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战斗力颇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后来百万雄师的前身核心组织。这个时候造反派虽然在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却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那么，造反派又是如何走向分裂的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由工人总部首先发起，有工总、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九一三等十四个组织(后来又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三司等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为办公室主任，还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及省、市委夺权小组。一月二十三日，参加筹委会的各造反组织一致决定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之后三个小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和办公室)分别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

可是，就在这一天的深夜，一部分组织又在新湖大召集了有关夺权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工总、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参加。在同一时间分别召开两次夺权会议，显示出造反派内部在夺权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出现了走向分裂的严重隐患。一月二十四日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会，决定下午专门讨论联合夺权问题。下午会议一开始，工造代表殷德才抢先发言说：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就不参加大联合。会议成了批工总的会，争吵不休。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织代表开会，选出筹委会常委七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预设常委九人，在剩下的两个名额的分配上发生分歧，各方互不相让，争吵激烈。就在召开武昌红楼会议的同时，有人在汉口召集一些组织另成立总司令部，殷德才在武昌红楼会议的会场上散发汉口会议成立的总司令部的公告。这种分裂行为受到其它组织的批评。最后，殷德才认了错，收回了散发的公告。[12]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造反派在商讨联合夺权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表现在两个夺权会议的召开上，也表现在夺权机构领导成员的名额分配以及对其它造反派组织的排斥上。这在一月二十六日会议上又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夺权事宜，通过《夺权公告》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等。为了争夺主要领导权，工造殷德才提出：办公室应该是总司令部最高权力机构，本机构人员相当于常委，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等等。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也不示弱，攻击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产业工人，不能当主要领导。这时工造负责人吴焱金发火了，说道：“我们不能与二司联合，有二司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二司，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工造代表又提出：“二司不能当常委，如果二司当常委，我们就不参加这个联合。”三司代表发言支持工造，说二司排斥小组织，对二司攻击道：二司人马多，队伍长，车子多，喇叭响……搞大国沙文主义。新华工代表王富山发言支持了攻击工总、二司的发言。

新出现的一些不知名的小组织也趁机打着“大小组织、一律平等”的旗号争联合指挥部的席位，把矛头指向工总、二司，说什么工总、二司组织不纯、头头修了、不可靠……。有个叫吴春泉的人，他原是职工联合会头头(组织部长)，此时成为某工人组织的代表，攻击工总、二司等造反派组织，说：“我们就是反对工总、二司参加联合!”还进一步威胁道：“二司参加我们就退出。”会议召集人、工总的朱鸿霞由于要急于夺权，就劝说二司代表，要二司顾全大局，暂时不参加常委(后来工总组织就此事作了检讨)。二司代表声明保留权利，退出了会场。

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回到二司以后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人们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气愤。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觉得这些组织在文革运动中是游行队伍没有兵，大批判会上没有声，争权夺权打先锋，认为这些人是来抢桃子的，是在破坏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于是当即决定召开二司司令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决不能让这伙人夺了权，于是派人包围省委，趁他们召开夺权大会之际抢先夺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并以二司的名义发出告示：我们不是夺权，我们是保护“权”不让别人夺走。为稳妥起见，他们并没有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放在二司司令部，而是将大印单独存放在省军区的一个保险柜里。由二司、省委机要员和省军区共同贴上封条，并规定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启封。[13]

就在二司采取行动的同时，一月二十六日夜晚，汉口的造反派总司令部派人进驻市委，当日深夜至一月二十七日凌晨抢走了武汉市委的大印，夺了市委大权，还开了夺权大会，发表了“夺权宣言”、“第一号通令”、“告全市人民书”等。在这些文件上签字的组织是：毛泽东思想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农民红色造反司令部、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第二十三个单位。

这样排斥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夺权行动，必然会造成反弹。工总、二司认为，在武汉他们就意味着造反派的大多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次行动，工总、二司都是主力。要夺权了却不要他们参加，让他们靠边站，这怎么能称得上造反派大联合呢!这样的夺权不能承认!是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五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工总、二司还向《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台发出《通令》：不许刊登、不许广播《夺权公告》等消息，不承认一二六夺权。[14]

这样以一二六夺权为标志，武汉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不仅如此，外地来汉造反派也卷入其中，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趋复杂、多变、尖锐化。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攻击工总，说：工人总部头头修了，工总队伍严重不纯，号召工总战斗队员起来造头头的反，并喊出“砸烂工人总部”的口号。他们到处张贴海报，要在武昌体育场开大会辩论“工总头头修了”的问题。“工总、二司大方向错了”、“二司头头修了”、“工人总部组织严重不纯”、“九一三领导班子是投敌分子的集合体”、“砸烂工人总部”的标语、口号充塞着各个场所。这样在武汉三镇迅速掀起了一股反对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的潮流。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文革展览上又表现了出来。造反派在武汉展览馆成立联合指挥部，举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尚未开展，二司由吴恒春、陈经义、胡卫平等带领二司武展总部驻守，一月二十七日他们赶走了其它组织的人员，排挤了其它组织。开展后，三司、华工等被排挤出去的组织夜晚去砸了武展，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

鉴于双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反击对方的攻击与指责，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红卫军、红工兵、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声明于二月八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后称“二八声明”。[15]

声明指出，以工造某些人为首，拚凑了一个大杂烩，结成为托派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不将矛头对准湖北省委内部的走资派，而是与他们坐在一起，搞全民整风，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攻击二司、工总、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因而我们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拚杀。声明要求“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16]

这样“二八声明”就将武汉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鲜明地展现了出来。武汉造反派围绕一二六夺权产生的分歧与矛盾，随着“二八声明”的发表进一步公开化了。武汉造反派以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为界线，分裂为两大派：拥护声明的说它是大香花，被称为香花派;反对者称之为大毒草，被成为毒草派。后来香花派演变为钢派，毒草派演变为新派，“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即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实际上构成了武汉造反派的主体。可是，就在造反派内部出现分裂，两派斗争趋于激化的时候，张体学却无视造反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反而给各专县领导干部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致使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复杂化。此前武汉造反派从少数派冲杀出来，在斗争中一直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到了“二八声明”之后，就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应付，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和条件了。[17]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严重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一二六夺权引发的分歧和矛盾，“二八声明”又使这种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剧，实质上则是进入夺权阶段后一些造反派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目光狭隘，私心膨胀，意气用事，本位主义严重，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缺乏大局观念造成的。这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派别观念在造反派队伍中的反映。造反派中的一方排斥异己，擅自行动，对其它造反派组织吹毛求疵，进行无端攻击，没有进行大联合夺权;另一方则反戈一击，公开指责，将内部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斗争的反映，还要进行反托派斗争，说夺权无效，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让各地专县承认夺权，又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样就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3)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的公开发表为标志，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在造反派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张体学要求省地县承认一二六夺权，这样也就卷入了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中。

一月二十一日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这个时候由于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中遭到严重冲击，因而在履行职能上遇到不少困难。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又下发了“八条命令”。这样军队就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果断采取行动，比较深入地介入到文革运动中。

不难看出，武汉文革出现了严峻的形势。造反派在一二六夺权中走向分裂，张体学主持的湖北省委又对夺权持肯定态度。这个时候武汉军区介入文革，对于夺权持何态度，不仅意味着夺权能否取得成功，也关系到当地形势的稳定以及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军队的表态及其采取的相关措施对于局势稳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么，武汉军区对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犯了哪些错误呢?

犯错误的表现之一，武汉军区发表否定“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发出了打压香花派的动员令。

“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叶明就商议批判群众组织发布的“二八声明”。二月十一日，武汉部队起草的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稿，已经在军区内部讨论，并透露给各个组织，在全市流传。部分军事院校发表声明，说军区声明是毒草。造反派个别成员冲击军区支左办公室。[18]面对军内造反派的反对，二月十三日，军区保卫科赶走军区大院造反派，停止军区机关文化革命，宣布王任重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徐向前在京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委)开会，说军区七条不是黑七条，指示稳定军队内部;要陈再道、钟汉华赶快行动起来抓人。

得知军区将发表声明，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当时也称勤务员)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同时，二司司令部向全体战士发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19]

从中我们看到，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个声明在发布前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引起了二司的不满。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还专门告诫军区联络员表态要慎重，却没有引起军区的重视。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武汉军区特别是其领导层中在是否支持造反派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在省委领导干部队伍中也是这样。这在军区党委要求机关造反派交出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和省军区独立师负责人揭发信中表现了出来。

二月十六日，武汉军区党委命令机关造反派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后抄走该录音。

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与师长牛怀龙以8201部队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开会的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据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指支持造反派的省委领导干部)，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吕(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身死，李迎希副司令员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这些迹象表明，可能有一个大的阴谋。”

牛怀龙、蔡炳臣在陈、钟进京开会时，在部队内部散布：“李、张想夺军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武汉市有民兵武器××万多支，落到了不可靠的人手里”。“武汉军区调了部队，他们岗哨谨严，雷达学校砸烂，高级步校领导失灵，军内造反派已到连队串连，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兵变”。“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20]

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的揭发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向军委和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反映了当时武汉发生的情况，说有一个黑省委在操纵部分造反派，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有一个夺权计划，还煞有介事地利用民间传言说有兵变的危险，同时还设法在部队内部散布这些流言。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李迎希、张广才在支左上是与陈再道、钟汉华存在不同意见的。在武汉军区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牛怀龙、蔡炳臣是站在陈再道、钟汉华一边，与他们一起来反对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的。这样就与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处于对立状态。后来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发生了七二○事件，其来有自。

尽管当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是经过一番准备、讨论以后，并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21]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

声明指出：《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我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声明针对《长江日报》二月九日社论说的在解放军支援下《长江日报》已经顺利回到了读者手中的话，特别指出：二月九日我们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长江日报》发表的那篇声明。至于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22]

武汉军区的声明通过直升飞机和武装部队在街道、工厂、学校散发和张贴，迅速传遍了武汉三镇。[23]

这样以“二一八声明”的发布为标志，武汉军区就把他们反对“二八声明”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这表明武汉军区与张体学主持的湖北省委同样承认、支持一二六夺权，势必会与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处于对立状态，导致他们的激烈反对，使斗争形势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

犯错误的表现之二，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发布“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及其下属组织，要求二司整风，迈出了打压香花派的实质性步伐。

既然武汉军区在“二一八声明”中表明了态度，那么在声明发表以后，就迅速展开行动，先处理军内造反派，再解决地方反对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

二月十九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批评部分造反派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领导干部，是反革命逆流。

二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带队，武装解散汉口高级步校和后勤学校(后字248)、通讯兵学院(总字423)、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空军护士学校等单位的造反组织，派出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对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10个单位4300余造反派，逮捕拘留190余人，行政看管56人，批斗700余人，监督检查的200多人。对军队造反派的处理措施，引起地方造反派的同情与反对。[24]

三月初，武汉军区派部队接管红旗大楼，驱赶全市性造反司令部、总部，令其回学校、回工厂，打散造反组织;同时，派兵进驻造反派集中的地点，抢占造反派的阵地，赶走造反队伍。三月三日凌晨，三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驻红旗大楼。驻红旗大楼的造反派集中在零楼，三百多个造反派，举着战旗喊着口号从正门撤出。[25]不仅如此，武汉军区还清除了造反派在井冈山大楼、中南旅社、民众乐园、红楼的活动据点。[26]

在武汉军区向反对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进行打压的时候，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为代表的造反派并不屈服，高唱《红军想念毛主席》。二月二十二日，他们联合其它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一文。二月二十五日，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举行数十万人游行，“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军区视这一行动为反革命逆流，部队派人向游行队伍散发“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27]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出动七十余辆军车，载乘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游行，向香花派示威，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同时，天空有飞机配合散发传单。武汉军区还出动宣传车，在武汉三镇高喊：“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把杨道远揪出来游街示众”等口号。以三司为首的毒草派也不断召开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小会，举行游行，高呼“坚决拥护《严正声明》和《公告》、“彻底批判二八声明”等口号，表达自己的诉求，配合部队的行动。

鉴于部队不断派出宣传车、解放军小分队到造反派聚集的地方发传单、贴传单、找造反派辩论“二八声明”等情况，二司司令部认为把战士推到第一线，是有人企图造成战士与造反派的对立，以便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因而命令所属红卫兵对解放军战士的行动，不围观，不辩论，一旦发生矛盾，高喊“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立即撤离。

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统一认识，加强团结，继续战斗，二司于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召开了第一届红代会。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确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他们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两套班子，一旦第一套班子被抓，第二套班子立刻顶上来，使二司不致于“群龙无首”。

二月二十七日，二司驻京联络站传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阎长贵的谈话，要他们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用社论对照“二八声明”，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还指出反托派是错误的。当晚二司司令部召集各总部开会，传达了阎长贵的意见。[28]

二司成立整风办公室，开始内部整风。阎长贵还说，严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根据阎长贵的批评，武汉工人总部部分头头前往军区请罪，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29]

这个时候军区在与香花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双方在舆论上的争论更趋于激化。

三月三日，武汉军区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警告一小撮人，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0]

三月四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帐”派的反攻倒算》，批评保守派借批“二八声明”向造反派反攻。[31]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否定造反派中的香花派，支持其中的毒草派，将矛头指向了省委内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军区支左指挥部也对保守派大专院校红卫兵表示了支持态度，希望他们能够恢复组织活动。这样就进一步显露出军区在支左中的态度。

三月五日，陈再道在家里接见省直某组织负责人，说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等人以极“左”面貌出现，要注意;“二八声明”肯定错了。不要认为解放军内有个别坏人就对解放军产生怀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发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即三字兵)的五点看法，认为其在历史上有伟大功勋，二司是群众组织，原多数派(即保守派)红卫兵可以恢复组织活动。

三月七日，陈再道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要认真贯彻“三结合”的方针。陈再道在军区接见三新、三司代表，表示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组织。[32]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武汉军区对于发表“二八声明”的造反派组织中的香花派要采取强制措施了。由于香花派中工总、二司最为出名，因而军区主要负责人就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工总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二司是高校造反派组织。鉴于广州军区在二月镇反的时候只是对准工人造反派组织，对于学生造反派组织没有采取相应行动。[33]因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也将打击的重点首先对准了工总，对于二司则是采取谈话、训诫以及要求其整风的方式，以待下一步再作出决定。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三月十三日，陈再道在体育馆做报告，指责工人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干了很多坏事。在此前后，支左办公室向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派出军训团，并向武汉一中派出工作组。[34]这样就加强了对于学校的控制，制造舆论，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击工总的信号。

三月十五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召开，陈再道讲当前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并对有人蓄意破坏生产的行径进行谴责。陈再道对红武兵负责人讲，对工人总部，在写文章、作报告时，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还要坏的组织。牛怀龙、蔡炳臣拿出名单，命令8201部队军管的市公安局动手抓人。

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向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为造反派求情。在他们离开武汉前夕，陈再道、钟汉华接见其成员的时候，他们要求军区善待犯错误的工总、二司，陈再道要北京学生放心，军区会支持、善待他们的。[35]

既然这样，那么武汉军区又是如何处理工总、二司的呢?

二月底，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因车祸住进医院。当时谣言四起：有人说他逃回了河南，有人说他进山准备打游击，还有人说他知道内情多，是工总要杀人灭口。有人造谣说：高级步校出枪，工总、二司出人，搞武装、打游击。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说：跑了性质就变了。

尽管当时议论纷纷，武汉军区还是找到了正在住院治疗的杨道远。三月十六日军区以首长找杨道远谈话的名义将他从医院接到军区。杨道远去后，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第一个开言：杨司令啊，好难见呀!(他曾和孔庆德一起去过红楼二司司令部，没有见到杨道远。)陈再道问杨道元：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们?杨道远说：有人说你们参与“二月兵变”，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所以反对你们;你们如果是忠于毛主席的，应该感到高兴，为有这些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高兴。赵奋(8199部队副师长)跳起来指责说：毛主席相信陈、钟首长，你们怀疑!……陈再道又说：我们不好，军区内有没有好的?杨道元当时知道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和副政委张广才跟他们不一致，觉得陈再道是在套他的话，以便找茬整李、张二人，于是回答道：这个我们没做调查，你们的情况我不清楚。

钟汉华说：你们要夺军权，军权是不能夺的。杨道远说：我们说的夺军权，不是我们个人夺军权，我们的意思是要把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部分军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要军权，也掌握不了军权。我在学校是学测绘的，文化大革命搞完了，我还去搞我的测量。

在谈及大专院校红卫兵(属保守派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造反派红卫兵)的对错时，钟汉华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守纪律，听话，讲政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讲政策，纪律性差，毛泽东思想太少了。杨道远说：评判正确与错误，要有个标准，还要看社会效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按照“十六条”精神成立起来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工作组包办成立的，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他们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脱离群众，不得人心，队伍由大变小，越来越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时人数很少，称少数派，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得人心，广大革命群众支持，队伍由小到大，如今成了真正的多数。这是什么原因?哪个对，哪个错，这是很清楚的。当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有缺点错误，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对照，去认识，一定加以改正。

陈再道说：你们有个金字招牌。你们要整顿组织，通过整风把队伍整好。又谈了一会儿，陈再道、钟汉华带着大批干部转移到另外会议室开会去了，留下几个军队干部继续同杨道远谈话。这些干部与杨道远谈了一天，形式上还是比较友善的，没有说要抓反革命。中午还让杨道远在军区吃了饭，杨道远交饭钱时，也没有收他的钱。最后他们要求杨道远回去后好好学习，整顿组织，把二司带好。下午晚些时候，又把杨道远送回到医院。[36]

就在武汉军区负责人与杨道远谈话的当天夜里、十七日凌晨，武汉军区出动部队对工总实施大逮捕，工人总部九个负责人(当时称勤务员)全部抓进监牢，[37]拘捕工人总部各级头头485人。同日，又对市工检法实行军管。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在市人武部党委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各条战线工作。各区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二司头头列队去军区、支左办公室请求宽恕错误。二司司令部也开始自我整风。[38]

那么，在武汉军区对造反派采取强制措施、工总头头被大批抓捕的情况下，二司又是如何进行整风、应对这种局面的呢?

三月十七日，也就是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的第二天，杨道远就出院回到了二司司令部。他向二司成员谈了军区领导接见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开会传达谈话精神。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华师召开大会。由于当时工总各级负责人被抓捕，二司受到很大压力，因而很多总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分散来参加的，只有武测、水院是打着旗帜整队到会的。有一个军代表听了杨道远的讲话，觉得与他们以前得到的指示不一样，当场就递了条子，警告说：杨道远，你要为你讲的话负责，并说他造军区首长的谣。杨道元在大会上，大声宣读了这张条子，回答道：我讲的话都是真的，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二司成员听了他的讲话，沉重的心情减轻了：“二司不是反革命啦”，“整风纠正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啦”。

在强大的压力下，二司整风办公室搞了一次“二司头头对质会”。当时的整风办法是有人想在头头中抓一两个反革命，让他承担责任，从而解救二司。于是就把矛头指向丁家显，说他插手军队，反军乱军，别有用心……。杨道远在对质会上说：我们司令部是有分工的，当时经司令部研究分工要丁家显负责和军事单位的联络，丁家显同军内联络的情况都向司令部汇报过，我们都是知道的，丁家显的行为是代表二司司令部的，不是个人行为，其责任应由二司司令部来负。这个会一开丁家显的问题就算澄清了。[39]

其后一段时间，二司负责人在二司司令部里，学毛著，讲形势，谈心得，找对策，反思、总结过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而后他们在杨道远带领下，打着“二司头头请罪队”的旗号，后面跟着一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群众多的地方去检讨、请罪。[40]这些“二八声明”消毒队，在武汉三镇承认错误，主要是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二八声明”背后没有黑手，声明是在红旗大楼写的，与刘真(省委副秘书长)没有接触;二是说明这个声明的目的还是要造反派团结起来对付走资派。[41]

就在二司进行整风、请罪的时候，武汉军区在抓捕了工总的头头以后，紧接着又解散了工总。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指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42]

武汉军区解散工总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形势的发展，向工厂派出了大批军代表。虽然二司进行了整风、请罪活动，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军区的谅解，不仅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还要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

三月二十二日，水院学生邓子政写出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并与同班同学辩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搞宗派斗争;引起造反派愤怒，将其拖到校内批斗，并向社会宣传。二司学生纷纷游行到水院，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军区认为二司的行动是转移批判大方向的反革命潮流。

三月二十四日，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派出大批军代表，组织运动和生产。

三月二十八日，原市长刘惠农(市抓办副主任)在有关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期间，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43]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在抓捕了工总头头，并进一步解散了工总以后，即便二司的头头在进行整风、请罪、承认错误，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也为武汉造反派求了情，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谅解，还是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由于谭震林是北京二月逆流中的代表人物，因而当北京批判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以后(大概是三月二十日左右)，造反派就把武汉搞逆流的人称作武老谭。[44]这种称呼虽然表达了造反派的愤懑情绪，但是却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军区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关系的缓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犯错误的表现之三，军区在利用毒草派打击香花派的同时，还倾力复活濒于瓦解的保守派组织，希望它们能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但是，事与愿违，却引发了毒草派的不满，反而致使毒草派和香花派捐弃前嫌，又站在了一起，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当工总、二司等造反派中的香花派被整肃的时候，毒草派仍然在大批“二八声明”，为此还通过游行示威来支持这种行动。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军区派出的军训团、工作组到达学校以后，在支持毒草派批判“二八声明”的名义下，复活业已瓦解的保守势力，给垮台的保守组织重新竖旗，让这些保守派参加毒草派召开的会议，引发了毒草派的警觉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毒草派又与香花派站到了一起，重新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比如，在华工，当军训团要保守组织重打乌兰牧奇(华工著名的保守派组织)旗号时，就引起了毒草派的不满。同时，新华工也与二司测绘学院总部进行串连，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其实，即使在香花派和毒草派围绕“二八声明”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两派中的一些组织也有着某些联系。三月十日下午，新湖大红八月红卫兵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首先向二司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集体前往二司所在的武测、华师等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二司战友”，“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给了二司战士很大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游行到湖大，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三月二十七日，新华工借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的口号，游行到二司所在的各个大学武测、武大、水院、湖医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来欢迎他们。游行队伍喊出口号：“坚决支持二司战友的革命行动!”“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45]

这样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终于摒弃了前嫌，在新的形势下又联合在了一起。四月四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三司(革联)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保守派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在有人唆使下，依靠三司支持，带着袖章，打着旗帜，列队进入会场。造反派不让保守派参加会议，要他们退出会场，但保守派拒绝退出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及三司中造反出来的部分造反派，就退出了武昌体育场，迁到湖北大学去开会。

这样以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大会为标志，“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又与工总、二司、九一三站在了一起。从此，香花派与毒草派的界限不再存在了，斗争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4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的发表为标志，武汉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香花派以工总、二司、九一三为主，毒草派则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为代表，两派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整体实力。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体学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是支持毒草派的，在这种情况下香花派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以后，武汉军区先后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不仅抓了工总的头头，解散了工总，还要求二司进行整风、自查。二司的头头则到各地进行检讨、请罪，在强大压力下执着前行。但是，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毒草派看到保守组织在武汉军区扶植下死灰复燃的时候，于是又进行造反了。这样以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大会的召开为标志，香花派和毒草派又重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武汉的文革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

由于这个时候斗争从造反派内部转移到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而此前不论省委还是军区主要都是支持造反派中的毒草派的，这样一旦造反派走向联合以后，就会以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表达诉求。武汉文革的发展也就由此进一步复杂化了。

4)中央文革小组中止调解武汉军区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为了确保军队能够履行必要的职能，担负起“三支两军”的重任，中央军委下发了“八条命令”。虽然军委“八条命令”保证了军队行使权力，但是却又比较普遍地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对造反派造成了较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随后，中央军委又下发了“十条命令”，对军队的行动作出了必要限制。这表明中央要纠正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了。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看到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以后非常不满，觉得“十条命令”与以前的“八条命令”相比是南辕北辙，认为这会给他们正在进行的支左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这个时候在军区值班的领导人也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武汉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进行游行示威，杀向社会，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陈再道本来就对《人民日报》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不满意，这次又听到武汉形势发生的反复以后，就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的发言中放了一炮。他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他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秘书拿着整理出来的记录来问他：“要不要登简报?”

他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于是，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便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七二○事件发生后，在对陈再道进行批判时，说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其来有自。[47]

从陈再道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他是带着情绪讲出这番话的。他的意思是说要各地支左部队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否则的话，也要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这样做是为了搞好支左工作，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从形式上来看，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无可厚非，实际上则流露出他鲜明的意向。

其实，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斗争形势也不相同，要在支左过程中能够真正支持左派，少犯错误，关键还是由支左部队负责人根据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鉴别出真假左派，自己做出决定，以便将支左行动落到实处。同时，又要对支左工作及时进行反思、总结，一旦发现错误，就要立即予以纠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陈再道在发言中却是主张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或接受指示，回避自己和支左部队负责人的错误及其责任问题。这种避重就轻、转移视线的作法，不能不使人对于他的发言产生疑问。

诚然，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固然存在没有经验以及造反派真假难辨这些客观因素，也是与军队领导主观上的失误分不开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两相比较，军队领导自身所犯错误处于主要地位，其它原因处于次要地位。但是陈再道却置自身所犯错误于不顾，在发言中打着拥护毛主席决策的旗号，以军队支左少犯错误为由，提出各地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或接受指示的要求，还煞有介事地说，让他们怎么干就怎么干。试想，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革事务的中央机关，机构设置精干，成员要求颇严。不仅由积极支持文革的人组成，而且其成员干练机敏，政策水平很高。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下子集中各地那么多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又如何能够从政治上保证这些人尽心于文革的发展呢?这样势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由于立场、观点的差异，往往会争论不休，导致许多问题议而不决，难以有效地指导各地工作，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我们认为，陈再道这样做，如果不是消极怠工的话，就是有意识地借机向着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反击了。要是再联系到他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全军文革小组，那么他这样做的意向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七二○事件后说他妄图改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没有缘由、空穴来风的。

尽管陈再道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愿意帮助武汉军区解决他们与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这在一次中央汇报会上表现了出来。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江青批评成都、武汉军区支左过程中的错误说起。由于成都、武汉军区支左以后，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造成了四川、湖北形势的紧张，因而江青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在接见造反派时批评了成都、武汉军区。江青的讲话迅速被印成了传单，陈再道的秘书看到后，神情紧张地走进他的房间，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了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起来。江青的这个讲话内容很多，下面这段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思索良久：“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根据已经发生的种种迹象，陈再道相信这个讲话是真的。随后，他拿着传单来到了政委钟汉华的房间，同他商量应该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陈再道认为，当时武汉的情况，与成都的情况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江青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呢?可能是只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他们觉得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处理好这些问题。钟汉华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决定请示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汇报的准备工作。

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

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陈再道、钟汉华详细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他们汇报的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解释。她还问道：“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陈再道、钟汉华回答道：“没有这回事。”

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的不对了。”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半是解释半是提醒地继续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里，情况是复杂的……”

听完了陈再道、钟汉华对武汉情况的汇报，在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二十一日接见。江青还明确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当时，陈再道、钟汉华看江青考虑的那么周到、慎重，说的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有利于武汉问题解决的。[48]

从中我们看到，江青在批评了武汉军区以后，陈再道、钟汉华迅速提出向中央汇报湖北文革情况。汇报会是由周恩来主持，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下进行的。汇报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了解情况，在弄清了事情真相以后，不仅为她对造反派的讲话向陈再道、钟汉华当面表示了歉意，还同意周恩来的提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为此，她还主动提出不参加这次接见，为的是压一压造反派的气焰，为武汉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由此可以看到，在解决武汉的问题上，江青的态度是诚恳的。在发现自己讲错了话以后，她还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问题。本来，这个势头是好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在汇报会上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在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接见造反派的情况下就在武汉传开了。这引起了江青的强烈不满，并为此向武汉军区提出了质问。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这份《文革快报》上所刊登的内容，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驻武汉记者采写的。它以“情况反映”为文章题目，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上面还有江青在这份“情况反映”上作出的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和钟汉华看了江青的批示，一时也搞不清楚会议内容是如何在武汉扩散的。最后他们决定，钟汉华给军区在家的领导人打个电话，把这件事的情况搞清楚。

当天晚上，钟汉华和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通了电话，查清了这件事的情况，迅速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报告说，他们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还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驻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获悉的。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有一定的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二十一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的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京西宾馆，没收了十九日的会议记录。中央文革小组还让这个干部转告陈再道、钟汉华，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之事，原约定二十一日的接见也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四月二十四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却是例外。对此，他们心里是不服气的，怀着怨愤的情绪返回了武汉。[49]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在十九日中央汇报会上已经对处理武汉问题有了初步方案，但是武汉军区却在中央文革小组二十一日没有接见武汉造反派的情况下，当天就向军区党委传达了会议内容。即便钟汉华强调只在军区党委内部进行传达，还是扩散到了社会上，从而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江青的强烈不满，收回了十九日会议记录，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二十一日接见武汉造反派的安排，说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其实，武汉军区的问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接见造反派的情况下，就在军区常委内部将会议内容作了传达，不仅是程序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将会议内容泄漏到了社会上。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只是说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反应，却对他们传达的会议内容闪烁其词，予以回避。那么，他们在会议上传达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武汉军区领导听取汇报。

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指示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军区传出“中央电话指示”：江青表示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工总不能翻案，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决定二十一日由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组织代表，将劝告停止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50]

从中可以看到，这里有真实的情况，比如二十一日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组织，劝告造反派停止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江青向陈再道道歉等。但是说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被解散的工总不能恢复，闯了大祸等这些话，在当时斗争形势下，江青是不可能讲出这番话的。即便从斗争策略出发，也不过是暂时对此保持沉默、没有表态而已。但是，武汉军区在传达过程中却将自己的认识混杂在江青的话中，借此为武汉军区采取的行动提供合理性。这样就歪曲了江青的观点。这还可以从七二○事件后陈再道的检查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陈再道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口头检查中说：“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样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还说：“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51]

这是陈再道在七二○事件后检查中的话。虽然在措词上采取了检查时的用语，但是反映的情况还是真实的。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存在抵触情绪，表现出不满，而且在传达江青指示时走了样，加进了自己的私货，企图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为军区的行动背书，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发江青的强烈不满，对陈再道、钟汉华提出质问，收回十九日会议记录，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之事，取消二十一日接见，表示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乃至于陈再道、钟汉华难以像其它大军区负责人那样参加“五一节”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汇报会上通过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沟通，不仅澄清了误会，还表示要帮助武汉军区做造反派的工作，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未经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就擅自将十九日汇报会的内容传达了下去，进而扩散到社会上。不管他们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接见武汉造反派的情况下，就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这还只是程序上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内容上。他们在传达十九日会议的时候，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加进了自己的观点，歪曲了江青的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向他们提出了“以势压人”的质问，收回记录，取消接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这是对他们的抗议。虽然武汉军区向中央文革小组写出了书面报告，但是不论在程序还是内容上都没有做出深刻、有说服力的自查。这样也就难以消除中央文革小组与武汉军区之间的隔阂，致使双方联合起来解决武汉问题的机会失之于交臂。这里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拒不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来看，又是具有必然性的。武汉的形势仍然在沿着自身发展的逻辑不断走向恶化。

5)武汉文革在多方博弈中走向恶化。

进入五月份以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又在分化中进行着新的组合，斗争形势进一步走向激化。这个时候的两派斗争由文斗转向武斗，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保守派处于主动进攻态势，造反派则处于防守态势。领导干部队伍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又站出来了，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武汉军区虽然对于支左的政策、策略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认为他们支左的方向是正确的，既没有释放工总主要负责人，又拒不承认解散工总是错误的，也没有为工总恢复名誉。军区在两派斗争中继续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个时候百万雄师成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军区对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支持是通过8201部队(即武汉独立师)进行的。这是武汉文革形势走向恶化的主要原因。

其一，造反派在分化组合中成立新的联合组织。

武汉两派群众在斗争形势走向激化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分化与组合。我们先看这个时候造反派发生的变化。

在工总各级负责人被抓捕，组织被解散，二司负责人也被勒令整风的情况下，随着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以及军委“十条命令”的下达，武汉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了反击。四月上旬二司结束整风，中旬召开了第二届红代会，选出了司令部新的领导班子，通过了红代会决议。此后二司被称为钢二司。于是，二司又重占了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在不少地方重新开设了广播站。工总虽然被解散了，但是其成员自发组织起来，以钢八司的名义行动(工总重新树旗后钢八司就自然消亡了)。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思想工人总部联络站成立。四月二十四日，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成立。

五月五日，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二司的杨道远、新华工的聂年生和新湖大的张维荣等组成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中学红联派出代表董学精参加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的工作。

虽然大中学校造反派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个行动、一个口号的确定，都要讨论、研究，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比如在为工总翻案的问题上，杨道远、毛泽东思想红艺兵的余洁清(湖北戏校学生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中学红联代表董学精是坚决主张为工总翻案的，但是有人却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工总头头是“牛”(指牛鬼蛇神)字号的，战斗队员是“闯”(指革命闯将)字号的，提出的口号是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这种争论严重影响了造反派内部的团结和共同行动。

五月八日，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长办联司、二机床厂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参加。五月中旬，外地来汉串连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

为了进一步将武汉造反派组织起来，增强造反派的凝聚力，以便在统一行动中显示出力量，五月十六日，由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了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指挥部，张维荣为总指挥，杨道远和吴焱金为副总指挥。[52]这个总指挥部是大联合中形成的，因而又简称大联指。五月二十三日，武汉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与造反派一起行动。六月二十二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大联指是这个总指挥部的前身。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包括了钢新两派所有组织。总指挥为新湖大的张维荣。[53]

从中我们看到，在新形势下，武汉造反派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因而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工人以及其它行业的造反派就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的综合组织。这对于造反派的协调行动，表达诉求，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组织虽然成立了，但是在内部却存在着一些分歧与矛盾，同时在组织的严密、体制的建立、人员的安排及其动员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是一个松散性的左翼联合组织。这也就预示着以后造反派在协调行动、表达自身诉求上会面临不少困难。

其二，保守派在分化组合中成立百万雄师。

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保守派发生的变化。

保守派过去是指联工联合会、三字兵以及其它具有官办色彩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斗争中分化、组合，逐渐失去作用，有的甚至已经崩溃了，但是新的保守派组织却又产生了。这些保守派组织虽然是由群众成立的，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闪现着党政和军区支左领导干部的身影，从而使得这些保守派组织具有别动队的性质。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这些保守派组织及其背后的人也意识到分散的保守派组织的力量是软弱的，只有联合起来行动才能显示出力量。于是，一个力量强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百万雄师就在这些人的整合下产生了。那么，这个百万雄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通过武汉市人武部，按系统成立了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组织——红武兵。其实，红武兵在二月中旬曾经一度基本垮台，后来武汉市武装部是在三月二十八日接到相关指示后，才又扶植红武兵重新复活的。

五月十六日，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成立。这个联络站以红武兵为骨干，纠合了乌兰牧骑、野战军、造反大军、红城公社等保守派组织，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成立公告。它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二司，踏平九一三”等等。为了支持武汉军区发表的“二一八声明”，汉阳轧钢厂百万雄师组织的名称就叫“二一八造反军”，表示他们是为维护“二一八声明”进行战斗的。[54]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以红武兵领头，有五十多个保守派组织参加，号称其全部成员超过一百二十万。成立大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在汉口利济路，红武兵拿出事先准备的洋镐把，对路边嘲笑他们的市民(包括儿童)进行殴打。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委公交政治部主任林立组织百万雄师参谋顾问组。8201部队派出由三团王参谋长带队的调查组进驻总站。[55]

从中我们看到，武汉的保守派联合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这个武汉当时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是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组成的红武兵为核心，整合了武汉主要的保守派组织，同时又有党政军相关领导干部的支持、帮助，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后勤保障有力，其战斗力还是颇强的。一旦付之于行动，就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给武汉文革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这样我们看到，在新的形势下，武汉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各自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了。此后，两派之间的斗争就是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展开的。从两派各自联合组织的形成及其势力来看，不论是在人员的组成、组织的严密、后勤的保障以及地方和军队的支持力度上来说，百万雄师都是占有相当优势的。这也就预示着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会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其三，革命领导干部在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站在了造反派的行列。

我们再来看领导干部队伍的变化。

这个时候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领导干部队伍也在进行着分化。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从他们中间挺身而出，站在了造反派的行列，揭露党内走资派对于造反群众的打击、镇压行动，却遭到了保守派、一些党政干部及军区支左干部的攻击。

五月三日，长江水利委员会造委殴打造反干部。武汉中学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抄任爱生、刘真的家，扣押任爱生。[56]

任爱生时任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是省委最早起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批评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军队支左以后，他多次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提出要为工总翻案。在被扣押后，他设法给造反派捎信，希望能够解救他。钢二司获悉后，派人包围了关押任爱生的楼房，楼上保守派围着任爱生，楼下造反派围着保守派，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任爱生毅然从楼上跳下摔伤，被造反派接走，送到医院治疗。[57]

五月六日，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写出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致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58]大字报公开支持工人的造反行动。

五月十八日，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毛远耀(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任第一号勤务员。其间，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任第一号勤务员;省革干联成立，孟夫唐任一号勤务员。[59]这里的勤务员实际上就是革命造反干部组织的负责人。

五月二十九日，二司华师总部召开陈一新(原省政法委书记)问题辩论会，调查组汇报省委运动初期抛出陈一新的目的。陈一新发言，揭发王任重、张体学。[60]

从中看到，在斗争中，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刘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张华(湖北省委秘书长)、薛扑若(武汉市副市长)、杨春亭(宜昌地委书记)、李明(湖北水利厅厅长)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公开亮相，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评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错误。

由于他们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不仅与保守派，也与打压造反派的党政干部及支左部队负责人产生了矛盾，遭到了他们的诋毁与攻击。他们说这些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是“工总、二司的黑后台”、“二八声明”的炮制者，甚至还说这些干部搞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武汉的谭氏人物就是他们。[61]

这样我们看到，在斗争中省委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仅揭发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而且还批评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对于造反派和文革形势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但是这样以来他们就不仅与保守派，也与一些地方和支左部队中的领导干部处于对立状态了。这样就形成了造反派与革命干部为一方，保守派和地方党政机构、支左部队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为另一方的斗争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通过分化组合形成了两大派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百万雄师联络总站。革命干部从党政干部群体中站了出来，参加到造反派的行列中，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干部队伍中仍然有一部分人还在支持保守派。这样革命干部就与造反派站在一起，而另一些反对造反派的干部(包括走资派)则支持保守派。这样在干部、群众中间形成了造反和保守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以后，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支持造反派，而是和保守派站在了一起，抓捕了工总负责人，并进一步解散了工总。这样支左部队就与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从而使得武汉文革的形势进一步走向尖锐、复杂化。

其四，中央文革小组为解决造反派和军区的矛盾提出指导性意见。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于造反派和军区之间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并未置之不理。虽然四月份中央文革小组在调解武汉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时候，由于军区负责人擅自公布会议内容而使中央文革小组处于被动状态，导致中央文革小组调解双方之间矛盾的努力遇到挫折，但是面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在继续进行着相关工作。

其实，面对武汉出现的严峻形势，中央文革小组在如何处理武汉的问题上一度也没有统一认识。小组内部在这个问题的表述上意见并不一致。

我们先看林杰和戚本禹秘书的表态。

五月八日，杨成武回忆：五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戚本禹的秘书先后说：“武汉的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定要打倒陈再道，要为工人总部翻案。”[62]

从林杰和戚本禹秘书的表态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还指出武汉的谭震林到底指的是谁，又进一步说中央五月十六日将要下发的文件就是对造反派的支持。因而他们要求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借其东风，加紧行动，一定要打倒陈再道，为工人总部翻案。这是在鼓动造反派的斗争。

这些话究竟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呢? 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话虽然在为工总翻案问题上反映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共同心声，但是，他们提出“军内一小撮”，指出了武老谭的代表人物，还说要打倒陈再道，并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则是与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方针相背离的。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中央碰头会和毛泽东批准前，他们擅自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是违犯纪律的，也会导致武汉文革形势的激化并进一步走向动荡。因为他们的表态是与以后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不一致的。后来，林杰等人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其来有自。从这里我们判断，他们讲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己对于形势的认识，而并非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中央的看法。

虽然林杰和戚本禹秘书作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据中央的文革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形势的发展，在武汉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比较慎重的。这表现在不仅对军区工作作出了客观评价，还对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们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和策略。

五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湖北造反派群众代表，提到：“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近日，军区经甄别后，释放部分工总被捕人员。[63]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戚本禹并没有否定武汉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而是在肯定军区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武汉造反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没有盲目地支持他们，而是启发、开导他们，要他们对军区提意见的方式要适当，还要给军区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他们回去以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这个时候军区也释放了部分工总被捕人员。双方之间的矛盾能不能得到根本改观呢?还是要看一看。

不难看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武汉问题的表态在五月初和五月中旬是不同的。两相比较，王力、戚本禹的表态似更符合后来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当然是有益的。同时，不必讳言，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武汉问题表态上的不同，对于武汉文革的发展还是造成了消极作用的。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其五，造反派在斗争中互相支持，是否为工总翻案成为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

由于军队介入文革后，不仅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还进一步解散了工总，因而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迅速激化，将矛头指向了军区支左部队，要求为工总翻案。当时是否为工总翻案成为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

四月二十六日，钢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召开大会，庆祝二司成立半周年。革命造反派工人、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外地来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参加大会。会后举行游行，从武昌出发，跨过长江大桥，进入保守势力控制下的汉阳，一路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战歌，高呼“打倒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在保守派的漫骂和围攻中通过。

五月一日，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中学红联、工造总司、长办联司、三司革联等十六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市大游行。湖北省农村工作部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与工人战斗队员一起参加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任爱生还在武昌桥头贴出了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作的诗歌。这次大游行，是武汉造反派重新联合的一次最大行动，是显示自身力量对打压造反派的一次示威!

五月十五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动员令再次肯定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将是否为工总翻案提高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高度、反击二月逆流的高度来认识。[64]

五月十八日，二司《革命造反报》第二十七期发表文章，号召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武汉地区十七所高等学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65]

在为工总翻案、释放被捕负责人的问题上，造反派在斗争中是讲究策略的。

当时关押了工总各级头头几百人，三新二司对工人总部的情况进行大量调查后，认为工总主要头头朱鸿霞当时目标大，情况复杂，营救难度较大，而汉阳轧钢厂分部负责人夏邦银是坚定的革命闯将，出身好，共产党员，要以营救夏邦银来打开突破口。他们多次到汉阳公安分局要求释放夏邦银，公安局拒绝放人，反说他们是在为反革命翻案。于是造反派就在汉阳公安分局前开始静坐斗争，表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造反派进行静坐后，为了压制造反派，有人调来了8201部队的宣传车，安上了高音喇叭，对静坐现场进行广播，宣读“三二一通告”。四月二十九日，武汉市汉桥区武装部调来江堤公社、红光公社、永丰公社6000多农民，进城参加游行，冲击静坐的学生，致使数十人受伤。建港中学、钟家村中学等单位的造反派也不断增援静坐队伍。经过二十多天的斗争，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不得不于五月十四日晚十时释放拘捕了两个月的夏邦银。而后公安、军管当局也逐渐释放了工总的一些头头。[66]

造反派在斗争中注意互相支持，采取联合行动。这在支持新公校的绝食斗争上体现了出来。

五月十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指挥下，出动一百多人到市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用大字报、声援书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双方发生矛盾，被打伤二十余人。而后，该校造反派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交涉，提出七点要求，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于是新公校造反派于五月十三日下午在武汉市公安局前静坐绝食。公安联司的田学勤、钢二司的杨道远、新湖大的张维荣、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和新公校的张兴望一起组成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统一组织、领导绝食斗争。

当时因为武汉造反派受到重压，因而大家对新公校的绝食很同情，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参加进来了，各大中学都有造反派队伍来到现场。中学红联不少人还同新公校一起进行绝食。全市的学生、工人、市民、干部、外地来汉串连的人员也参加进来了，有十几万人之众。一个星期过去了，绝食的造反派有的开始绝水，晕倒的学生拒绝输液，生命危在旦夕，情况非常危急。火线指挥部派出张维荣带人多次到军区谈判，一中革司组成敢死队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进行示威。[67]

各派造反学生前往静坐声援，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发电报声援，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表声明声援。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亲临现象表示支持。[68]

新公校学生的绝食是由于军管组和公安部门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引发的。武汉各地造反派支持新公校造反派进行的绝食行动，对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表现出不满乃至敌视的态度。他们的行动遭到了红武兵的冲击。同时，面对新公校的绝食行动，武汉军区内部在如何处理绝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表现出出尔反尔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十七日，汉阳红武兵冲击在公安局静坐(绝食)的新公校学生。中学红联组织全市数区大绝食。受造反派影响的小孩满街高喊：“支持新公校，打倒陈再道”，“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五月十九日，新公校绝食问题，军区派杨秀山处理未果。军区政委钟汉华出面谈判，新湖大学生扣留钟。经过八小时谈判，钟汉华被迫答应新公校提出的七点要求，在协议上签字。造反派宣布绝食斗争胜利。军区通过支左办公室表态，认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大力宣传造反派“绑架钟汉华政委”。

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造反派签订的协议，指出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批判，这是逆流。

五月二十一日，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揪武汉谭震林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学生特动分子抄孟夫唐家。钟汉华这个时候也写信告诉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说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否定已签字的协议。[69]

从中可以看到，钟汉华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才答应绝食学生要求、签署协议的。但是他签字的协议随后又被陈再道否决，他自己也由此改变态度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否定了亲手签署的协议。如果再结合军区支左办公室宣布没有让步和钟汉华遭绑架来分析，在如何处理新公校学生绝食的问题上，当时武汉军区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尽管如此，这种分歧最终还是以武汉军区否定钟汉华与绝食学生签署的协议而得以弥合，但是却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军区的矛盾。

受造反派影响的小孩子喊出的口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造反派的共同心声。在当时情势下，虽然军区在两派斗争中支错对象，对造反派进行打压，但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军区，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还会激化业已存在的严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和武汉军区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激化了，乃至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而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从战略上来说更是错误的。因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当时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既没有像青海省军区赵永夫那样制造了二二三血案，也没有像成都军区那样大规模抓捕造反派。同时，毛泽东认为只要这些军队支左领导干部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都不在打倒之列。这样就破坏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陈再道对站到造反派一边的省委领导干部孟夫唐、刘真持批判态度。保守派特动分子还抄了孟夫唐的家。这又一次反映出军区、保守派与革命干部、造反派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

其六，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纵容下开始向造反派发起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保守派百万雄师的行动又如何呢?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在军区及支左部队相关人员幕后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了攻势。这种攻势开始的时候不是以大规模的方式，而是由红武兵出头对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展开行动。不仅如此，郊区农民也被动员参加到保守派的行动中，与他们一起来反对造反派。这样就对造反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五月四日，汉阳农民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信。五月六日，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五人被位于汉阳的武汉冷冻机厂、武汉通风机厂的红武兵殴打。

五月十七日，百万雄师筹建初期，蔡炳臣、牛怀龙就派该师五团参谋长方谋去了解掌握百万雄师的情况。接着，又派调查组进驻百万雄师总站，出发前蔡、牛让师参谋长郝文德对调查组说：“去百万雄师，是帮助筹建，出谋划策……”并规定百万雄师的活动，单线与牛、蔡直接联系。[70]

五月二十日，皮联、肉联、建筑公司等单位红武兵冲击二医院，打伤90余人。[71]

五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组织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汽车已备有棍棒。沿途对嘲笑他们的围观市民群众出手殴打。

总字127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72]

五月二十二日，铁四院、国棉二厂等单位红武兵，打伤造反派群众30余人，其中一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五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进攻武汉三中红岩，伤数十人。

五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砸了新华工驻汉阳广播站，砸五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伤近百人。[73]

五月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区以上头头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开会，组织全市压制造反派的武斗。各区分站加紧集训武斗队。[74]

五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打死二十中造反派学生张昌森。晚上八时造反派在洪山宾馆(军区支左办公室)门前开追悼会，这是第一个被百万雄师杀害的造反派学生，悼词的题目是“陈再道杀人”。[75]

五月二十八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申耿生、蔡俊善研究订出镇压造反派的计划：1、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2、今后任务：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血洗造反派;2)镇压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最后进行夺权。时间上，6月1—15日第一阶段，16日—6月底第二阶段，7月1—15日夺权完毕。[76]

五月三十一日，百万雄师在青山汽运六站附近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其中19人重伤。[77]

六月一日，武昌街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公交车与战士摩托相撞，战士被烧伤。百万雄师宣传此事是工人总部谋害解放军战士的反革命政治事件。[78]

六月二日，百万雄师在青山汽运六站附近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其中19人重伤。当晚，百万雄师围攻武汉邮电器材厂，打伤30余人，其中10多人重伤，2人休克;在长办(长江流域水利办公室)挑起武斗，打伤造反派数人;百万雄师冲击工总武东战斗队竖旗大会，打伤22人，重伤16人。[79]

六月上旬前后，根据百万雄师“先扫平汉阳”的计划，汉阳许多家工厂都出现保守派殴打造反派事件，致使许多造反派工人不敢回家，不敢留厂，很多工厂因此停工。

六月三日，武船的百万雄师组织，继五三一、六二事件之后，又挑起六三事件，打伤工总战斗队员和武船联司战士多人，使许多工人不敢回厂回宿舍(三次事件共打伤造反派100多人，重伤5人，绑架3人)。[80]

从中我们看到，在百万雄师成立特别是进入五月下旬以后，他们开始对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这种攻势以武斗为主，逐渐从小规模向大规模的形式过渡。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纷纷被打伤乃至于被打死，酿成了严重的血案。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不仅幕后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派人为百万雄师出谋划策。百万雄师的头头也在组织大规模剿灭造反派的行动，先扫清汉阳，再攻占汉口，然后夺取武昌，最后在保守派的大联合中夺权。由于百万雄师以红武兵为核心，又有支左部队的支持，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还获得了后勤保障，因而在战斗力上要比造反派强得多。在掀起武斗以后，他们往往占着上风，给造反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严重破坏了武汉文革的发展。

其七，从斗争策略考虑，武汉军区发布了换汤不换药的“六四公告”。

鉴于武汉两派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同时也受到了中央和社会上的强大压力，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已经觉察到在支左中他们处于被动状态。为了进一步争取主动，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在坚持既定支左方针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支左中所犯的错误。

公告指出，“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精神的。军区支持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批判中出现了扩大化，没有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口号，这个责任由军区来承担，并表示向这些同志道歉。

在工人总部的处理上，公告认为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某些组织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工人总部所属组织不加分析地一律解散，则是错误的。公告宣布在工人总部不能恢复的前提下，对于宣布脱离工人总部或处理错了的下属组织予以承认、纠正，对于错误批斗的革命群众予以释放，并向他们表示道歉。

公告对站到造反派行列的孟夫堂等革命领导干部不仅没有肯定，还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判，说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在煽阴风、点鬼火，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81]

我们注意到，当时武汉军区虽然在“六四公告”中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这是在肯定“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公告是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比如说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即便军区释放了工人总部的一些人，也为其下属一些组织恢复了名誉，但是对于两派的态度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更没有认识到他们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公告与以前相比固然有些进步，但是其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这样自然也就难以解决军区与造反派的矛盾，同时由于军区承认了一些支左中的错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百万雄师的不满。这在陈再道的回忆录中就有所反映。

陈再道回忆道：“六月四日，根据当时的形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他们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意。”[82]

从中可以看到，两派对军区的这个公告都是不满意的。造反派的不满意不难理解，因为军区在公告中虽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但是与此前态度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鲜明地表现在对待工总的态度上。军区继续认为抓捕工总负责人、解散工总是正确的，更没有为工总恢复名誉。这样也就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尽管军区是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却也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因为百万雄师与造反派是对立的，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尽管军区在公告中作出的妥协与让步是有限度的，百万雄师仍然担心此举会引发两派斗争态势的转变，因而也不赞成军区发表的这个公告。

从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对于军区公告的意见来看，造反派的反对占主导地位，百万雄师的不满处于次要地位。因而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百万雄师对军区的不满则是形式上的，两者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军区是在承认他们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缘故。这样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就无法改变，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从这里来看，尽管百万雄师对于军区的这个公告表示不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也不会反对这个公告。这是他们与造反派在公告问题上的实质性区别。

其八，“六四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了更为强烈的暴力行动。

虽然军区发布了“六四公告”，但是两派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走向激化。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了强力进攻。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就在军区发表公告的同一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驻武汉市委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百万雄师总部进驻市委大楼。[83]

六月五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保守组织武汉公检法分乘70辆卡车，举行拥护“六四公告”的游行。[84]这一天，百万雄师在国棉二厂“抓办”的带领下，砸了该厂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把二一三负责人老赵打成重伤;砖瓦厂百万雄师进攻财校，砸掉钢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打伤21人。[85]

六月六日，红武兵攻占造反派各组织的汉阳中心联络站，8201部队宣传车呼口号：“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86]百万雄师围攻钢二司、新华工等在汉阳区委的联络站，在场的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百万雄师杀死肉联厂工人杜世顺。[87]

六月八日，《革命造反报》刊登六月三日二司司令部关于军区“三二一通告”的严正声明，把“三二一通告”比拟成“二月提纲”。百万雄师总站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88]

加入百万雄师的中学红卫兵成立司令部，会后举着镐把、警棍游行，有市民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对市民大打出手，在汉口民众乐园、人民四路、人民三路至大兴路一带，被打伤的市民无数。武船百万雄师攻打第二机床厂八一七，绑架14人，打伤30多人，其中重伤10多人。中午，百万雄师殴打湖大支农返校学生，伤120多人，重伤50余人，3人休克。下午，百万雄师围攻参加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的钢二司战士。百万雄师在江汉食品厂附近，围攻九一三乘坐的汽车，伤者不计其数。

六月九日，百万雄师武力围攻居仁门中学二司学生。造反派自发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张贴各个据点。百万雄师围攻民众乐园和工艺大楼。造反派学生被打伤几十人，其中重伤15人。[89]

六月十日，三千农民武力袭击新华农校区。[90]百万雄师和调集过来的农民一起，围攻汉阳造纸厂造反派，造成流血事件和该厂停产。造反派就百万雄师到处进攻的形势，进行对策辩论，有三种不同的主张：文攻武攻(部分中学生的主张)、文攻武卫、文攻武守。造反派开始着手武装自己，修工事准备自卫。武钢、武锅等厂的造反派工人武装游行，声明要自卫。[91]

六月十一日，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信俊杰与钢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放下武器。[92]百万雄师在市委大院据点内把工造总司戴鹏打成重伤不予救治，活埋在据点中。

六月十二日，百万雄师进攻硚口文化园，攻击新华工广播站，绑架十五人。晚上，百万雄师围攻硚口汽配厂，打伤200余人，打死6人，其中有八级技工杨正超。[93]

六月十三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近效农民夜袭华中师范学院。百万雄师和农民路边设伏，袭击华中农学院学生。[94]

百万雄师进攻3506工厂九一三造反派;百万雄师在武汉工学院附近袭击华农钢二司学生，打死王体圣，另重伤17人。

六月十五日，百万雄师攻占水塔。夜十点至次日凌晨，百万雄师在循礼门挑起武斗，伤者无数，死10人。[95]

六月十七日，十三时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开始进攻中南旅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次日五时半造反派伤员赴医学院途中于中山公园被拦截，死两军人，伤员被杀。造反派说延至次日晨的武斗致使93人死，300重伤。造反派在武汉电力水利学院体育馆辩论“文攻武卫”口号，认为彻底为工总翻案，必须杀向社会。[96]

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攻打财贸大楼、人民文化园、中南旅社、铜人像等处，武钢一技校、一冶技校钢二司战士、钢九一三敢死队员等造反派及革命群众大批被打伤。此日，共有数十人伤亡。[97]

六月十八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六月二十日，武测、华师、体院、二中、建校召开形势辩论会，辩论“文攻武守”。

六月二十二日，百万雄师数千人围攻交警曙光大队造反派。[98]

六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攻打铁四院，早七时开始进攻，至晚六时攻占造反大楼，造反派全部遭绑架押走。中午，围攻路过武汉关的武汉大学钢二司学生，5名遭到绑架，另外4人跳江。晚七时，百万雄师攻打司门口险峰大楼。

六月二十四日，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并血洗工造总司司令部，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99]

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使用消防车高压水龙、毒气和火攻方式，攻占造反派据守的大楼，1名工人被打死，楼内造反派全部遭到绑架，25日百万雄师再次绑架水运钢二司学生100余人。百万雄师围攻工造总司司令部，楼内留下14具尸体，拖走死者和伤者3车，钢二司战士八中女学生朱庆芳在工造总司当广播员惨死在长矛下，打死28人。二十三至二十四日连续攻打汉阳轧钢厂，打死6人，打伤数百人，绑架七八百人，武汉大学学生刘朝阳、古立盛死于是役，红旗中学红十月战士吕玉森大腿被铁矛戳穿，潘金洲眼睛被硫酸烧瞎，三中红岩肖敏、陈宗汉、周沛延，新东中赵柏铭受重伤，汉阳轧钢厂陈佐良、杜志远、钟菊轩等被打死。这一天，造反派在武钢成立抗暴指挥部，百万雄师打电话给钢二司青山联络站，威胁要活捉杨道远。钢二司司令部方保林带记者去水运武斗现场，希望记者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100]

六月二十五日，二司在学院区举行武装游行，高呼“抗暴无罪，自卫有理”。

鉴于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要求发放单位武装部的枪支，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武器启封，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天夜里一点北京回电话：“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101]

六月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冲进新湖大，抓走三名学生一名教师。汉口人民文化园、工艺大楼、中南旅社、险峰大楼等处造反派宣传点人员被迫全部撤离。长办、湖大全部人员被迫撤离。[102]

六月二十六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103]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机械学院，绑架二司学生数十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向全国发出《武汉告急书》。钢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召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师大会，升国旗，奏国歌，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钢二司各总部、钢工总、钢九一三参加，敢死队一万余人发誓：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举行武装游行。同日，百万雄师血洗长办联司。

六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汉口水塔旁打伤宣传中央最新指示的纲二司战士10多人，重伤1人。

六月三十日，百万雄师出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新湖大校区，撞倒围墙;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8199部队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徐海亮事件，第296页。百万雄师围攻人民文化园，打伤造反派数十人，重伤7人，抓走50多人。百万雄师围攻新湖大，使用自制坦克撞新湖大围墙，杀死革命群众3人，杀伤数人，不少人被绑架。8199部队出面制止，百万雄师撤离。[104]

以上我们搜集了从“六四公告”发表后到六月三十日之间百万雄师对于造反派进行武斗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是零散的，却也反映出六月份两派斗争的基本状况。从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六四公告”发表以后，百万雄师在两派斗争中不仅处于主动地位，又进一步向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不难看出，百万雄师对于造反派发起的攻击呈现出浓重的暴力色彩，还发生了流血和人命案。这表明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逐渐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转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对抗性。这意味着两派斗争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造反派在百万雄师强力进攻面前，纷纷逃离武汉，也有不少造反派仍然坚持在原地进行斗争。

其九，“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仍然对两派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既然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武汉军区对于两派斗争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先看武汉军区是如何对待百万雄师的。

六月四日，也就是军区发布“六四公告”的这一天，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部队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军区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表态说：“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105]

从中可以看到，“六四公告”发表后，为了消除百万雄师对于军区存在的疑惑、不解情绪，军区副政委仍然在安慰他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公告发表的必要性。不仅如此，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向百万雄师头头表示是坚决支持他们的，直接表明了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这在下面的资料中又有进一步的反映。

六月六日，红武兵攻占造反派各组织的汉阳中心联络站，8201部队宣传车呼口号：“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

六月九日，百万雄师围攻民众乐园和工艺大楼，8201部队的宣传车在旁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8201部队掌握。政委蔡炳臣在8201部队党委会议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

六月十五日，蔡炳臣、牛怀龙在三团会议室亲自召见了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头头蔡俊善等20余人。蔡炳臣表示8201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蔡炳臣、牛怀龙还将派驻百万雄师的干部，向百万雄师头头一一介绍，并作了分工，两个团的参谋长方×、王××负责百万雄师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副部长张××负责硚口分站，师部管理科长郭××负责武昌分站，某团副教导员杜××负责汉阳分站。分工后，蔡交代“你们和我们是单线联系汇报”。

六月十七日，十三时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开始进攻中南旅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8201部队五团参谋长方×坐镇江汉区委，与百万雄师头目史天玉直接指挥这次行动。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三次电话给现场的纪树彬，指示“你们要注意，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策略，要提高警惕，做到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后表示“我对你们的胜利撤出现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六月十八日上午，蔡炳臣电话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到8201部队师部，开会三个小时，商量掩盖六一七大惨案的实情，转嫁罪责。

六月二十八日，8201部队某部以全体战士名义给百万雄师写信，赞扬他们给“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总、九一三等一小撮坏蛋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106]

以上资料进一步反映出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不过，从政治态势以及斗争策略考虑，军区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武汉独立师来进行的。军区将人武部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移交给独立师就是一个证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与百万雄师头头的接触以及表态，蔡炳臣幕后指导百万雄师挑起的六一七武斗，独立师宣传车为百万雄师的武斗进行呐喊助威等等，也是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重要例证。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汉军区成为百万雄师而不是造反派的后盾，说他们在支左过程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那么，武汉军区又是如何对待造反派的呢?

从武汉军区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在“六四公告”中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拒绝为工总翻案来看，与此前相比军区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也就决定着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仍然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区。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六月八日，《革命造反报》刊登六月三日二司司令部关于军区“三二一通告”的严正声明，把“三二一通告”比拟成“二月提纲”。中学原红卫兵(即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武汉地区司令部，部队上千人戴其袖章一起游行。

六月九日，武汉军区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九通知”。[107]

六月中旬某日，经过支左办公室刘海江联系，钟汉华等人在军区接见钢二司代表一次。钢二司参加接见的有杨道远、鲁性祥、杨运年、王敬清、王修斌、王笑林等人。杨道远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感到突然，便说道：“是你们武斗，怎么说我们武斗?”杨道远说：“你们组织、训练、操纵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是按照你们的旨意，踏平造反派，终日武斗、横扫。请看看，武斗发生的地点，都是在造反派的地盘上，哪一次不是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造成的?”

钟汉华拿出武大、华工印发的“新式武器”制造成功的《号外》，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私造武器是犯法的。”杨道远说：“我支持制造武器(实际上他并没有参与)，别人手里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我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准备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家里来时，不被强盗打死，进行自卫。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保命的，完全是防御的。”

钟汉华还说：“我们出个什么，你们就批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条对的吗?难道我们就全是错的了?”他最后说：“二司组织性强，纪律性差，毛泽东思想太少了，你们要好好学习。”

杨道远估计，钟汉华这话的意思是说，二司人马多，队伍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战斗力很强;但是，他指挥不了这支队伍，不听他的话，不按他的框框办，不守他的纪律。

接见不观而散。后来刘海江对杨道远说，那次接见，二司人走了以后，钟汉华抱怨刘海江他们：我说不见不见，你们非要我见。非常地不高兴。[108]

六月十一日，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信俊杰与钢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放下武器。

六月十三日，武汉部队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

六月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聂年生谈判，钟汉华指责造反派要夺军权。[109]

六月十八日，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公开信、通牒等，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履行职责，制止武斗，否则将武装反抗。[110]

六月二十日，武测、华师、体院、二中、建校召开形势辩论会，辩论“文攻武守”。

六月二十二日，《革命造反报》改名为《武汉钢二司》。是日，二司司令部在“正处”发表十周年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说：“近来，这个窃居军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狗急跳墙，竟动用专政工具来大举镇压我们屠杀我们。他们开狱放鬼，责令一群劳改犯毒打我们;他停工训练武斗班子，指令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我们。”[111]

六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使用消防车高压水龙、毒气和火攻方式，攻占造反派据守的大楼。钢二司司令部方保林带记者去水运武斗现场，希望记者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112]

六月三十日，百万雄师出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攻打新湖大校区，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8199部队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113]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军区对于正在进行的武斗，是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的，比如下发“六九通知”、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8199部队制止武斗等，但是总的来说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还是尖锐对立的。面对百万雄师的围追堵截，造反派一方面在进行反击的同时，还向中央、外地发出呼吁，寻求支持，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百万雄师的武斗行为，遗憾的是军区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武斗。这反映出军区对于造反派的态度仍然是淡漠的、消极的，与造反派仍然处于对立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即便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没有从政策措施和斗争策略上采取积极行动来化解、缓和他们与军区的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对立的态度，将矛头指向了军区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坚决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的口号，[114]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这种作法只会激化双方本已存在的矛盾，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钟汉华接见钢二司负责人来看，二司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积极、主动地化解双方矛盾，以便缩小分歧，增进共识，反而在争吵中弄得不欢而散。

当然，话又说回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非造反派一方努力就能够实现的，特别是在军区支错对象又对造反派抱有成见的情况下，更是这样。但是造反派主观上没有认识到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化解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却对军区主要负责人提出激进的口号，就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失策了。因为这毕竟与后来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是不一致的。

其十，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武汉军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在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发生武斗，武汉军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反而支持百万雄师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六月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小组就给武汉军区去电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了。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陈再道的秘书提出将这个问题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却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研究。[115]

由于武汉军区在制止武斗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仍然在继续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致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该电文由杨成武、戚本禹商议，形成文字，周恩来、陈伯达同意。

百万雄师公开宣称中央文革对其的最大关心，私下抱怨中央文革对下面事情不太了解。

洪山礼堂门口有许多军区的人在议论，说怎么我们支左又错了，都猜测和传说那个六二六电报是江青的表态。[116]

尽管这个电报在武汉议论纷纷，百万雄师及其支持者还是企图通过公开曲解电文，乃至于将这个电文说成是江青而不是中央态度的方式，来对电文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武汉军区在收到这个电报后，也并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尽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出的这个电报对于他们来说，毕竟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这表现在这个电报发出后至七二○事件前，百万雄师尽管又搞了一些暴力活动，毕竟比以前有所减弱了。

中央文革小组六月二十六日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仅要求武汉军区制止武斗，同时鉴于这个时候其它地方也发生了造反派与军区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开导、要求当地造反派缓和与军队支左人员之间的矛盾，为支左部队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创造条件。这在到云南、贵州、四川解决问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六月二十九日，王力在昆明两级军区党委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四月二十日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117]

从王力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军队在支左中普遍性地支错对象，致使造反派冲及军区、造成军地双方矛盾的激化形势，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为了解决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才提出来的。王力在讲话中提醒造反派要注意到形势的转折变化，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展开行动。

从中不难看出，口号间接地对造反派和军队都作出了批评。既批评了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也批评了造反派冲及军队，其目的还是希望军队和造反派通过自我批评来纠正彼此错误。具体说来，军队要改变支左错误，不要斤斤计较于造反派冲及过部队驻地继续对他们追究责任，还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也不要因为以前军队支持过保守派，打压过造反派，再去冲及军队驻地，而是要对军队采取拥护、支持态度。这样就便于化解矛盾，加强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分析看到，“六四通告”发表后，在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的斗争中，总的来说，百万雄师居于主动进攻态势，造反派处于被动防守态势，严重的武斗事件主要是由百万雄师挑起的。从现有的史料看，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与造反派有过接触，没有直接接见过百万雄师的头头，但是他们是通过武汉独立师负责人与百万雄师联系的。在两派斗争中，他们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因而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军区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制止百万雄师武斗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样，即使有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武斗的电报，军区也没有在制止武斗上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其十一，造反派在百万雄师攻击下步步后退，要进京将武汉问题向中央汇报。

在两派斗争中，百万雄师步步进逼，造反派一再退让。他们或者在原地拚死据守，或者逃到外地，或者进京向中央汇报，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反击，力争在斗争中取得有利态势。武汉三镇的多数地区逐步被百万雄师占据，造反派丧失了许多阵地。

武汉是由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组成的大城市。百万雄师已经占据了汉阳，造反派在武昌占据优势，汉口则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造反派在汉口设置的广播台、广播站，是他们的主要阵地。人民文化园(原民众乐园)是造反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造反派的大本营，汉口的抗暴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此地驻守着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等造反派的队伍，周围则是被南洋大楼、中南旅社、财贸大楼、汉口水塔等造反派的阵地围绕着。[118]双方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面对百万雄师进攻，造反派在汉口的阵地正在一块一块地失守。

六月以后，造反派对武汉形势的估计是：汉阳是白区，汉口是游击区，武昌是解放区。汉阳、汉口一些抵挡不住百万雄师的造反派跑出来了，有的跑到外地，有的跑到武昌。七二○事件前武昌挤满了从汉阳、汉口逃出来的造反派。但是武昌的形势也不乐观，只剩下武昌中南路以东大专院校区和武重、武锅、水果湖一带在造反派手中了。

面对百万雄师的进攻，当时造反派中有一些人提出了“战略撤退”的口号。他们说，人都被打死了，还怎么革命?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反对逃跑，主张坚守。他认为，我们都跑了，造反派没有了阵地，没有了地盘，造反组织不是在武汉就不存在了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怎么搞?因而要全力加强防御，拼死据守。到了六月中下旬，鉴于造反派已无法正常开展活动，钢二司司令部开会研究决定，把钢二司司令部各部的负责人派往汉阳、汉口，秘密开展工作，组织打散了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继续斗争。[119]

面对百万雄师强力进攻所挑起的严重武斗事件，军区支左又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在这种斗争形势下，武汉造反派决定向中央汇报，寻求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况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二十六日来电中也有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要求。于是他们迅速行动起来，联合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确定汇报内容，准备汇报材料，筹划组织统一的代表团进京汇报。可是在新华工召开的头头会议上，却发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工人总部的态度上：一方认为，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镇压工总，解散工人总部，拘捕各级头头。解决武汉问题就一定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被抓的头头要放出来，恢复名誉;另一方认为，工人总部头头是“牛”字号的，广大战斗队员是“闯”字号的，主张只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联合汇报团组织不起来。

当时钢二司认为，工人总部是武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为工人总部翻案，恢复名誉，释放被捕的头头和群众。因而他们便决定组成以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等近二十人的汇报团，单独进京汇报。当时，百万雄师控制着车站、码头，造反派出行很不安全。为了能够顺利赴京，他们将汇报团分成三个组，各持有一份完整的汇报材料，分期离汉到京。杨道远所在的那个组一行五人，在来汉串连造反派的帮助下，先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又与工造的吴焱金、新湖大的张维荣、三司革联的雪湘明等人乘火车赴京汇报。[120]

这样我们看到，在武汉两派斗争中，面对百万雄师的咄咄进攻，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武斗，而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对武斗采取了消极乃至放任态度。造反派在阵地日益萎缩，军区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敷衍塞责，内部又出现分歧难以组成统一汇报团的情况下，以钢二司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才决定单独组团进京汇报上访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汉文革的形势特别是武斗是在百万雄师成立以后才迅速恶化的。在两派斗争中，百万雄师处于强势地位。造反派在百万雄师的武力进攻下阵地失守，队伍失散，纷纷逃往外地，处于被动地位。武汉军区(通过独立师)在两派斗争中没有支持造反派，而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他们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一方面向中央和外地反映武汉斗争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对百万雄师和军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状况也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通过电报、谈话、讲话等方式对解决武汉问题提出意见。六月二十六日电报要求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派人进京汇报，就是为此采取的具体行动。这样看来，针对武汉存在的严峻形势，中央是要采取措施来解决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了。

② 毛泽东亲临武汉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亲自或支持保守派来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派群众组织也在矛盾激化中走向分裂并发生了严重武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到武汉视察，就近解决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过，他是以游泳的名义到武汉去的。

1)毛泽东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武汉。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武汉出现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毛泽东是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到南方、武汉去的。说是去武汉游泳，其实还是要就地解决武汉军区支左中的错误和两派之间发生的分歧和矛盾。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出行安全，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毛泽东是从北京乘坐专列到达武汉的。

其一，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到南方走走，在武汉游泳。

毛泽东决定到武汉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七月六日、七日、九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十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1]

在小范围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毛泽东的出巡还是要获得中央的同意、批准，于是他又在七月十三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肖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2]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他讲后，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

周恩来说：“主席的安危关乎到全国的革命形势……”

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证。”

江青加重了口气：“武斗中，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太危险了。”

肖华等人也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考虑到他(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去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泽东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

林彪再次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泽东自信地说。

“武汉确实比较乱，我们都很担心。”不知谁又说了一句。

“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天塌下来，让成武顶着嘛!三个小时后出发。”并指指杨成武，说：“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并要汪东兴负责，立即准备专列。

会上，毛泽东还让通知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由于汪东兴要随行，就宣布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完成文革的设想，明年也就是第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尽管陈再道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毛泽东到武汉是要保陈再道，说服、教育他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打倒他。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否定了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的口号。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是如何处理犯了严重错误的军队支左领导干部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到湖北、湖南乃至于到武汉游泳是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通过后，又在中央会议上得到赞同后才成行的。尽管如此，当大家听说毛泽东要到武汉以后，鉴于当时武汉发生的严重事态，与会人员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纷纷反对他到武汉去。毛泽东是在排除了大家的反对意见以后，毅然要求杨成武随他同去，并立即让汪东兴准备专列，还让郑维山随同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汇报河北问题的。由于汪东兴要随同毛泽东南下，因而才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以便中央日常事务工作能够得到及时处理。这说明当时的安排还是很周到的。

其二，周恩来采取严密措施保障毛泽东的出行、居住安全。

尽管毛泽东到武汉的行程确定下来了，但是周恩来仍然对此放心不下，为毛泽东出行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在七月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说道：“成武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我和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注意直接和我联系。”当时杨成武担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得力人选。周恩来又指示将飞机和舰艇同时调到武汉，以备情急时毛泽东使用。

会后，周恩来还反复对杨成武和汪东兴讲，武汉东湖很乱，一定要注意毛泽东的安全。[4]

由于毛泽东这次南巡要经过和到达的地区派性斗争激烈，社会治安和秩序也不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汪东兴精心制定了警卫方案，要求警卫队长陈长江多带些部队。这次出发的队形分为前驱、主车和尾车，对所属人员进行了编组部署，区分各自的任务，指定各部位的指挥员,规定联络方式和信号，使前后左右有机协调配合，相互策应支援，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整体。陈长江从中队挑选了120余人，大多是有经验的干部，进行了扼要、深入的动员，加强了武器弹药配备，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危险作了充分准备。陈长江带领40余人登上了主车，随毛泽东行动。

其实，七月十日周恩来就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了电话，通报了毛泽东这次出巡的情况，说毛泽东打算七月十六日，在他横渡长江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再次畅游长江，要武汉方面做些准备。周恩来还给铁道部和京汉路沿线的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深入第一线实施指挥，保证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通过。[5]

为了做好毛泽东的保卫工作，七月十三日晚周恩来又给正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三省处理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矛盾的谢富治打电话，要他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武汉驻军又是他曾经指挥过的部队，因而要他到武汉去做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当时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北航的红卫兵正与谢富治组成中央代表团在西南三省进行调研，处理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问题，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处理武汉问题出发，他们也同谢富治一起同行。王力感到事发蹊跷，就给关锋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他们乘飞机到达武汉。[6]

七月十四日晨二时半，也就是毛泽东动身前夕，周恩来离开北京飞武汉，为毛泽东到达武汉打前站。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7]随同周恩来到武汉的，还有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一个三军指挥部。由于以前毛泽东到达武汉总是居住在东湖宾馆，因而这次要先把东湖宾馆打扫出来。周恩来去了以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也分为两派，连卫生都打扫不成。周恩来把两派服务人员召集起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赶快行动，把房子打扫出来。周恩来的话虽不多，却很快说服了两派，把房子打扫出来了。[8]

由于当时武汉局势不稳定，两派斗争激烈，为了预防不测局面的出现，保证毛泽东的居住安全，周恩来让中央警卫团替换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来负责东湖客舍梅岭一号、二号的警卫工作，8201 部队担负各大门和其它大院外线的警卫任务。七月十四日下午，周恩还在东湖客舍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宾馆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向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总理批准。[9]

从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执意要到武汉的情况下，鉴于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两派斗争的严峻状况，周恩来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出发，为此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他不仅让杨成武担任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还反复叮嘱杨成武、汪东兴必须切实保障毛泽东的安全，提前向武汉军区司令员作了通报，又向毛泽东专列经过的铁路沿线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保卫工作。他还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他和空军政委余立金赶往武汉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随后又带着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部长亲自飞赴武汉，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住所及警卫工作。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周恩来又将飞机和舰艇调往武汉，以备毛泽东急用。汪东兴也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为出行制定了缜密的警卫方案。这表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这次出巡是非常重视的。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周恩来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

其三，毛泽东乘火车离京赴汉。

七月十四日晨三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杨嘉瑞，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郑维山汇报说：河北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在斗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就好办了嘛!

专列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10]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11]

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的梅岭一号，8341 部队住梅岭二号，周恩来、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来人住东湖客舍的百花一、二号，武汉军区领导住南山乙所，毛泽东住地梅岭与南山甲、乙所接近。毛泽东到达的时候，周恩来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郑维山……。周恩来得知毛泽东抵汉后，随即宣布散会，赶往毛泽东驻地梅岭一号。[1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到武汉的专列上听取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关于河北支左情况汇报的。郑维山在汇报中说，河北对干部打击面宽了，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认为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这说明在对河北干部队伍的总体评价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判断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推而广之，这个判断不仅表现在河北干部队伍上，对全国的干部队伍也是适用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还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把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抱着一种谅解的态度，认为军队支左由于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犯些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他说军队支左是自己批准的，还为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样更便于解脱犯错误的军队支左干部，有利于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他说的解放军垮不了来看，他是反对群众组织冲击军队的，对犯错误的支左干部也是寄予希望的，相信他们是能够纠正错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看出，他对各地形势的发展了如指掌，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下发后出现了反复。当时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西比较乱，黑龙江也在乱，还批评了甘肃“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口号。这些混乱乃至于武斗，显然违背了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但是毛泽东并非只是消极地看待这些事，而是认为坏事会变成好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问题暴露出来了，阵线也分明了。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面对工人队伍中出现的激烈的两派斗争，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联合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对两派工人发出的警告。当时工人队伍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武斗。两派工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得热火朝天，对于他们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来说，却没有真切认识到两派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更没有深刻认识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因而既没有在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也缺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自觉性。这种状况不仅在保守派工人中间，也在造反派之间存在着。这是他们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工人阶级存在的时代局限性。毛泽东的话是在提醒两派工人要认识到派性斗争的危害性，不要为派别、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而战，而要为本阶级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只要两派工人具有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自觉性，他们之间的联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毛泽东在专列上的谈话虽然是有感而发，实际上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些话经过提炼、整理以后，就会形成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中看到，不论是对党政干部、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是两派斗争的群众，毛泽东没有着意批评哪一部分人，而是以谆谆教诲的话语，语重心长的诉说，透彻入理的分析，情真意切的态度，对文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说明，作出了答复，还以领袖的风范主动为犯错误的支左干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认为文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其四，毛泽东离京赴汉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是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汉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来，即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从外地回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13]毛泽东这次离京说是到武汉游泳，出来休息一下，似是临时动议的，其实在七月六、七、九日毛泽东处召开的由周恩来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到南方走走，到武汉去游泳。当然，具体行程是在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当然，毛泽东这次出巡并非只是到武汉游泳，而是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这在周恩来七月十日给武汉军区的电话中就表现了出来。毛泽东提出这次出巡到南方走走，武汉不过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而已。这在毛泽东因七二○事件离开武汉后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的行程中表现了出来。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这次提出要到武汉，还要在这里游泳、横渡长江呢?

这还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进入五月份以后，许多地区在全面夺权中陷入混乱，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大革命，没有经验教训可以遵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出现这种状况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虽然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正在逐步地得到纠正。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次到武汉来，就是要就地解决武汉支左中的错误以及两派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毛泽东说，是七月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以后，才临时起意决定到武汉来游泳的。这不由得使人想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壮举。那天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横渡长江比赛，五千游泳健儿跃入江流。两岸及江面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东方红》乐曲的旋律响彻长空。毛泽东欣然下水，迎着五级江风，在众人欢呼中劈波斩浪，横渡长江，历时七十五分钟，游程三十华里。[14]

这是一次世人瞩目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活动。随后《人民日报》不仅作了公开报道，还配发了照片，“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游泳，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解决武汉问题，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点带面，推动各地类似问题的解决，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湖北省处于中国腹地，位居中部地区，省会武汉扼守长江中游，京广线与长江在此交汇，是一个九省通衢的地方。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这种地缘条件下，解决好湖北特别是武汉的文革运动就会对周边乃至各地文革的发展起到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觉得搞好湖北特别是武汉文革对于周边乃至各地正在进行的文革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毛泽东到武汉就地处理军区支左错误以及两派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面夺权进入七月份以后，比起周边省份来，湖北武汉还不是最严重的地方。毛泽东认为，四川问题很严重，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河南、安徽也比较乱。[15]从这里可以看到，湖北周边省份动枪动炮，打得热火朝天，和这些省份比起来，武汉还算是比较好一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军区支左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因而毛泽东希望以武汉为突破口推动周边其它省份问题的解决，由乱达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到达武汉处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到武汉处理军队支左、两派群众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从形式上看似是有感而发于七月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突然提出来的，实际上则是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文革全面发动之际，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和群众一起横渡长江激发了全国人民投身文革的斗志;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各地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到武汉游泳和群众一起横渡长江，也是希望通过武汉问题的解决来推动周边省份乃至各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因为湖北武汉所处的地缘位置，也是由于此地文革的形势没有那么严重，比较容易打开突破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缘故。从毛泽东说的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要到武汉游泳来看，他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

2)毛泽东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召开会议听取云南、四川等地文革问题的汇报，商谈武汉问题，确定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落实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着重做好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具体解决武汉军区的支左错误及两派分歧和矛盾问题。

我们先看毛泽东是如何确定处理武汉问题方针的。

毛泽东是在七月十四日晚二十一时许到达武昌的。十五日凌晨一时许，毛泽东下榻东湖客舍甲所梅岭一号。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住东湖宾馆乙所百花一号。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梅岭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等参加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毛泽东听取汇报、游泳等事项。会后，杨成武与郑维山到长江试游时，被群众认出。[16]虽然杨成武他们在试游时被群众认出，但是杨成武却极力否认，人们还是不信，围拢了一群人。因为，在那时，全国人民经常看到，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活动时，杨成武和肖华都在他的左右。为了不引起武汉人民怀疑毛泽东在武汉，防止发生群众骚动，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所以杨成武他们建议毛泽东暂时不要游泳。[17]因而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下午到长江游泳时，杨成武以不安全为由，建议晚几天再去游泳。[18]

毛泽东接受了大家暂时不要游泳的建议，但七二○事件未发生之前，他还是多次提到游泳的事。[1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是听取了杨成武他们的意见，没有执意去横渡长江的。七月十五日、十六日这两天毛泽东没有出门，是在东湖客舍休息，也没有找武汉军区负责人进行谈话。这反映出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如愿在长江中游泳，对于武汉问题的处理他还是乐观的。否则的话，到达武汉以后，他会立即找武汉军区负责人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20]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时任解放军空军政委)、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

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著)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有错嘛。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我的招牌。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3个群众组织——毛年谱编者注)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21]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谈到军管问题时，对于军队介入文革后发生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追究支左部队的责任，而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表示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为他们开脱好，使得他们能够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虽然说的比较宽泛，却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要解决武汉军区支左所犯错误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待武汉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于如何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予以了说明。这是他和周恩来临时决定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不料却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毛泽东这样说，是因为通知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极“左”派小组织——“五一六兵团”，将二月逆流与周恩来联系起来，企图打倒周恩来。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到，他否定了极“左”派的言行，保护了周恩来，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22]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这次谈话的重点是对于武汉问题的处理，也就是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认为武汉问题没有湖南、江西问题那么严重，是不难解决的。这反映出与湖南、江西问题相比，他对于武汉问题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毛泽东虽然在谈话中批评了“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但是却对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刘培善”的口号不以为然，说“不要太看重”。[23]这个时候他仍然对于陈再道在“三支两军”中的工作作出了客观评价，认为陈再道有功有错，功是支工支农，错是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这就要做好陈再道思想的转化工作，使他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至于陈再道能否转变过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还以征询的口气问道：“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给他保驾。”停顿一会儿，又说：“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24]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陈再道在支左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不管是大小错误，只要陈再道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不能打倒陈再道。

这样我们看到在陈再道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作法：一是不承认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认为他在支左中没有犯错误，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一是以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为由，要打倒陈再道，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在这两种错误作法上，陈再道等人和百万雄师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则是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谈话中确定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纠正在处理陈再道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右又纠“左”，做好军区、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工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那么，如何处理武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呢?

武汉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武汉这两大派群众组织，毛泽东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在谈话中说：武汉各派都有报纸，据说有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有的报纸抢着看，广播了，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25]这里一广播进了屋的，是指保守派百万雄师;一广播搬凳子出来了的，是指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两派在文革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因而就要准确认定两派群众组织的性质，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联合工作。这是处理两派斗争的首要原则。否则的话，就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同时，还要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使得两派群众能够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不能排斥保守派群众，唯我独革，而是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真切认识到双方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得他们转变态度，站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这是处理两派斗争的次要原则。工总属于造反派组织，却被武汉军区解散，其头头被逮捕;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却得到了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的支持。在对待两派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对工人总部进行平反，释放被抓的工人总部的头头。百万雄师也不取消，而是继续保持名称，搞入正规。这里的正规就是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不要再将矛头指向造反派，不要再反对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而是要化解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与造反派联合起来将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毛泽东意识到做好两派工作的复杂性，因而提出不论对哪一派都要打着他的招牌，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便达成协议，发表声明，实现大联合。

由此可以看到，尽管两派与文革发展的趋向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排斥保守派，而是以党的领袖的胸怀与卓识反复强调，两派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要做好两派工人的团结工作，使保守派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斗争的行列中。

在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般来说，排斥、打压保守派，拒绝保守派参加革命，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样，排斥、打压造反派，拒绝造反派进行革命，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然，在两派的处理上也是有区别的。由于造反派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保守派则是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因而就要以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不能采取机械地、平均主义的方式将两派撮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就要犯折中主义错误。正确的作法是，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既要以左派为中心，又不能将哪一派排斥在外，在此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为军区如何纠正错误出主意。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说明在“三支两军”中的功过是非，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军队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快。这样公开承认支左错误，纠正支左错误，军区就易于摆脱被动地位。这表明毛泽东并不是要打倒哪个军区负责人，而是对他们寄于希望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不管是对待武汉军区还是群众组织，都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即不能因为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就打倒陈再道，也不能因为不打倒陈再道就否认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既不能因为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就解散百万雄师，不要其群众参加革命，也不能因为不解散百万雄师就否认百万雄师的错误斗争方向及其行为。既不能因为造反派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提出了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就镇压造反派，也不能因为造反派的斗争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就认为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及其过激行为是正确的。

这就要在反右纠“左”的基础上，做好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工总平反，释放被逮捕的工总负责人，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虽然是保守派，但是其基本群众是好的，百万雄师的名称还可以保留而不是解散，但是要搞入正规，转变斗争方向;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态度改变的情况下，造反派就不能再打倒陈再道与百万雄师对立了，而是要与他们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反映了他处理军区支左错误和两派矛盾、冲突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一方针是在北京就已经初步形成，离京后又逐步完善的。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方针的具体实施还是由周恩来去执行的。

3)周恩来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确立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除了安排毛泽东的住宿及警卫工作外，就是要召开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做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落到实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却遭到了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抵制。虽然周恩来在会议上阐述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及其下属支左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围绕如何解决武汉问题，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这无疑给武汉问题的解决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其一，会前周恩来向陈再道、钟汉华交“底”。

其实，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前，就已经阅读了武汉问题的材料，通过不同渠道掌握了武汉问题的情况，对武汉军区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以及两派斗争状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通过听取工作汇报，进一步掌握武汉问题的详细情况，把握军区负责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做好他们思想的转化工作，纠正支左错误，将武汉文革纳入发展的正确轨道。

当然，周恩来也清醒地意识到，要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就要首先做好军队特别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因而弄清他们的思想状况，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就成为解决武汉问题的关键。周恩来在安排好住处和警卫以后，就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到他的住地百花一号，让他们做好汇报的准备，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周恩来看他们思想不通，情绪不好，又给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26]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做好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消除他们的疑虑、不满和抗衡情绪，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转变态度，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将解决武汉问题的“底”告诉了他们。但是，对于中央就地处理武汉问题及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又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二，武汉军区在陈再道、钟汉华主导下，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准备为他们支左工作进行辩护的汇报材料。

我们知道，原先中央决定武汉军区和当地群众组织代表一起进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的，七月十日周恩来给武汉军区打电话说他们不必来京了，中央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27]不论是到京还是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都在着手准备汇报材料。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根据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指示以及批发到各地的文件，反思自身在支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所犯错误，而是固执己见，统一口径，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以此为基调来起草向中央的汇报材料。这在七二○事件后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中反映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说：“七月九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28]

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是这么说的，那么钟汉华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进行检查的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钟汉华在口头检查中说道：“7 月 9、10 两日召开了总动员会，并且作了总的策划和布置(9 日是常委会，10 日是单位领导的会)。在会议上强行统一认识，统一口径。要求各单位也要统一在陈再道和我的观点上，整理出书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总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确的。这就是鼓着(动)干部战士团结在陈再道和我的领导下与造反派最后决战，也是临战前的动员会，会议也是鼓励‘百万雄师’更猖狂地压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会，但都早已是一家了。”[29]

从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决定解决武汉问题的

时候，他们召开军区常委会和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一口径，协调行动，整理汇报材料，作了充分准备。他们不是反省、自究支左过程中的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为他们的错误进行辩护，以期获得中央的支持和肯定。这里固然有认识上的因素，但是是否存在立场上的原因呢?不能不让人深思。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他们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的。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即使在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工作汇报的前夕，陈再道和钟汉华还在商量如何向中央进行汇报，才能为他们支左中的行为进行辩护，以便获得中央对于他们行动的支持与认可。这在七二○事件后军区支左人员的揭发材料中表现了出来。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发道：

“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 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地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得很。”[30]

虽然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七二○事件后的揭发材料中用了批判性的话语，但是所反映的当时情况还是基本属实的。中央对于武汉问题的判断不是轻率的、盲目的，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是在调查研究以后，掌握了事实真相以后才做出的，反而武汉支左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对此倒是梦里懵懂的。陈再道、钟汉华仍然在利用向中央汇报的机会，为他们支左工作中的行为进行辩护。

其三，会议分歧表现之一，陈再道等人与谢富治、王力的分歧和争论。

既然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在向中央汇报前进行了处心积虑的准备，而且他们仍然在为支左中的行为进行辩护，那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汇报会上，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31]这次会议是在百花一号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了这个汇报会。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会议期间，时来时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32]

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汇报会议的原始记录，也没有发现这方面详细、系统的材料，因而难以全景还原汇报会议的真实场景。但是，我们可以从事后人们的回忆中来了解当时汇报会议的情况，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事实的依据。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

在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的四个下午，在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若不是周恩来在场，我很有可能当场就和他们干起来。

当我们的汇报不合他们的口味时，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我们刚讲一条，他们马上就反驳一条，致使汇报难以进行下去。

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他讲到这里，似乎想起上街看大字报时作过的一番所谓调查研究，便不无挖苦和威胁地接着说：“街上的几岁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在谢富治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对他顶得也比较厉害，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各有各的说法，各讲各的道理。

我记得，在他让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曾有人声嘶力竭地插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副司令员韩东山，当即进行了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听了，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喊道：“你反对林副主席!”

我们从他们的反复发言中，已听出了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调门儿。所以，在汇报会的第二个下午，我就和钟汉华商量，既然他们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已经定好了，汇报不汇报都是一个样，便决定着手修改毛泽东来前写好的检讨材料，反正迟早是要用的。[33]

这是陈再道在文革结束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用了情绪化的语言，对谢富治的形象作了讥讽式的描述，但是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在会议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他们之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是不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谢富治认为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他们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却认为他们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不同意谢富治的这个判断。双方之间的分歧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谢富治的判断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代表中央讲这番话的，但是却遭到了陈再道的激烈反对。这反映出陈再道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持强烈抵制态度的。陈再道说的他们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气话，却也反映出他们当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抗衡心态，同时也折射出中央纠正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坚强决心。

从陈再道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会议期间他与谢富治、王力之间在武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对抗态度。既然谢富治代表中央讲的这番话遭到了陈再道的强烈抵制，那么主持汇报会的周恩来也是在中央方针指导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从立场、观点上来说，在解决武汉问题上他和谢富治两人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一起的。我们注意到，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只是讲了他和谢富治、王力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却把会议期间他和周恩来在解决武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采取了淡化乃至回避的态度。这样就为他在会议期间的行为进行了粉饰，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个人讳的目的。那么，会议期间陈再道对于周恩来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四，会议分歧表现之二，陈再道等人与周恩来的分歧和争论。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会议期间，面对陈再道的抵触情绪，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却是情绪比较激动，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恩来，甚至扬言让周恩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恩来，甚至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恩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气得)拍桌子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34]

关于陈再道与周恩来拍桌子争论的事还可以从下面资料中得到验证。

据陈再道的生活秘书陈秀森后来回忆：大概是在 7 月 16 号的滨江饭店会议上面，陈再道就不满意了，周恩来在军区大礼堂亲自讲过话。陈再道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还拍过桌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在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召开的批判会上，武汉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批评陈再道十六日、十八日顶撞周恩来、拍桌子。15 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造反派头头回忆起当时拍桌子和言语的冲突：陈再道说按中央的办怕百万雄师群众不依，周恩来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七二〇事件后，15 军政委王新揭发陈再道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35]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以中央方针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希望陈再道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但是陈再道却不以为然，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甚至还顶撞周恩来，拍起了桌子，以此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期间，虽然周恩来对陈再道作了大量工作，但是陈再道却没有及时转变过来，还是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他的这种态度会对武汉军区以及支左部队的其他领导干部产生重要影响，给中央解决武汉问题会造成很大困难。

会议期间陈再道是这样的态度，那么，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的表现又如何呢?

钟汉华代表武汉军区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上作汇报，那么，具体汇报情况如何呢?这在省军区独立师干部七二○事件后的揭发中表现了出来。材料指出：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会议结束后回到部队发牢骚，说道：“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引者注)”。“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怀龙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是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36]

从中看到，由于周恩来掌握了武汉问题的基本情况，对于武汉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判断，这个时候就要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指导下，解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钟汉华代表军区汇报时，按照此前他和陈再道协商好的口径，仍然在为军区支左中的错误进行辩护。这样就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南辕北辙。因而周恩来依据中央关于文革及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事实为依据，针对钟汉华汇报中的问题，一针见血地进行提问，弄得他回答不上来，只好去作检讨了。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也是这样被顶回去的。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是这种态度，还是牢骚满腹的，因而引起了周恩来和王力的注意。他们对此非常不满，但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避开周恩来，暗示部下将矛头指向王力。

至于牛怀龙、蔡炳臣说的王力讲的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爱护，似是他们对于王力话的曲解。当时造反派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便造反派打了解放军战士，属于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试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打压造反派，致使造反派反抗，打了解放军战士，虽然打人不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利于支左部队进行反思，进一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的。王力的话恐怕就是这样的意思。从这里来看，如果抛开具体的语境，孤立地将这句话抽出来，就会曲解它的原意，做出似是而非的解释。至于百万雄师的优点、缺点，站在不同立场上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况且优点、缺点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的。

从中不难看出，在维护支左错误方面军区及其所属支左单位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汇报前在维护支左错误方面统一过口径的缘故。

其五，会议分歧表现之三，武汉军区内部在如何认识支左错误上存在不同意见。面对周恩来的责问，军区及支左部队负责人仍在设法为支左中的错误进行辩护。

尽管武汉军区在向中央汇报前开了通气会，要求军区及其所属单位负责人在汇报上步调一致，但是仍然有军区领导干部并没有按他们要求的那样办，还是向中央如实汇报了军队支左中的真实情况。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王步青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陈谢大军中工作。七二○事件中，他站到中央一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当了省革委会常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王步青曾经同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谈过七二○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总理来武汉后，首先要武汉部队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汇报时，因意见与军区不一致，牛怀龙(8201部队师长)朝我直瞪眼，阻止我发言，我说你(牛怀龙)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

王步青还说，周总理批评军区犯了错误，陈再道心里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杰(武汉军区某部部长，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周恩来)。

王步青还说，周总理当面批评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我们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们，那也是一个样。[37]

从王步青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他向周恩来汇报武汉支左情况时，由于没有按照军区规定的口径进行汇报，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因而遭到了牛怀龙的仇视，甚至要阻止他发言。尽管七月十四日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将毛泽东说的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的话，向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通报，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将毛泽东的这句话向军区党委进行传达。[38]陈再道埋怨信俊杰没有向周恩来作好汇报，也没有将材料交给周恩来。不仅如此，他还对周恩来批评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进行了辩解，说他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他自己就没有接见过他们。陈再道的这种态度，遭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这在陈再道的检查中也有所反应。

陈再道在十一月三十日口头检查中说：“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39]

类似情况在钟汉华的检查中也有所反应。十二月一日钟汉华在口头检查中说：

“(7月)14 日—18 日，顽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扑。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 15、16 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40]

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在检查中对自己用了一些激烈的术语，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事实以及他们的真实心态。他们在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人的谆谆开导下，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认为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是没有全面了解武汉情况造成的，因而要向中央送材料，让各大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企图以此改变中央的方针，让中央对于他们在支左中的行为予以肯定。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即便这个时候从大势出发，他们向中央表了态，但是在心理上还是存在严重抵触情绪的，并不愿意彻底纠正支左中所犯的错误。

前文我们叙述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积极执行军区支左方针，打压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的过程。其实，二月下旬，军区任命牛怀龙、蔡炳臣分别担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与政委，把公检法和其它要害部门的军管任务全部交给8201部队，将军事院校的部队交8201部队领导。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就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人武部交给了8201部队，蔡炳臣在8201部队党委会上说，这是军区党委对他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41]武汉军区没有直接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这个时候处于避嫌考虑，也没有接见过百万雄师头头，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们是通过8201部队来支持百万雄师的。这没有什么疑问。这个时候不论是8201部队还是武汉市人武部，都是在武汉军区领导下进行支左工作的，也是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的。

武汉市人武部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仅是支持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还从厂矿抽调工人进行组织、训练，为武斗筹备骨干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曾问讯过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

周恩来问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我想问你一句话。据说武汉市人武部有个通知，要求从厂矿抽工人训练怎样搞武斗，有这个事情吗?”巴方廷回答：“有这个说法，5 月份就有人这样说，但没有这个事……我们调查过，根本没有这个事，纯属造谣……”周恩来从文件包拿出一份材料交给巴方廷：“这是一份文件，是你们人武部发的。这是真的吗?”巴方廷回答：“这个文件是假的。我们也查到了几份，经鉴定是伪造的。这里有一份鉴定报告……总理，我受党的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低，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42]

可以看到，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巴方廷一口否定了这件事，说是造谣。周恩来拿出了文件，巴方廷说是伪造的，还拿出了鉴定报告，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做这种事。在文革结束以后，他仍然是这个说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巴方廷(时任武汉人民武装部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央党校教师采访时说道：总理问我，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人武部下了道命令，每个工厂抽 20 人集中起来训练?我说，没有那个，那是造谣的。总理说：这里有个材料你看看。我看后说，副主席(从长征就这么叫)，如果都要信他们的话，那把我逮捕起来法办也有多的。七二〇后说我顶撞周总理，就是指这个了。[43]

不论是七二○事件前夕还是文革结束后，巴方廷都说市人民武装部没有为武斗组织、训练过厂矿工人。但是，从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红武兵就是由人民武装部组织的。一月二十八日，市人民武装部策划正式成立红武兵组织，该组织以各单位原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思想倾向与瓦解中的职工联合会基本一致。[44]后来成立的百万雄师就是以红武兵为核心，联合其它厂矿企业的保守派组织起来的。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又将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人民武装部转交给独立师。[45]

从这里可以看出，市人武部与红武兵、百万雄师是存在密切关系的，而红武兵以及以红武兵为核心成立的百万雄师，则是武汉大规模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这种情况下，市人武部又怎么能够逃脱这方面的责任呢?因而，周恩来拿出这样的文件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即便抛开文件的真假不论，市人民武装部对于这些武斗组织的行为也是难辞其咎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周恩来问话的时候，巴方廷却以造谣、伪造将市人民武装部在这方面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极力撇清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从这里来看，他是没有向周恩来说实话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武斗行为说成是这些群众组织自己所为，回避市人民武装部及其负责人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按照武汉军区在向中央汇报前的部署行动的。

汇报期间，好话、坏话都让说完。会议期间有几个领导干部道听途说，归纳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人耐心地听了以后，插了不少话，帮助大家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46]

其六，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武汉问题作出结论。

周恩来在听取了汇报，掌握了情况，了解了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思想动态以后，七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阐述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讲话提纲是他亲手拟定，并经过毛泽东审阅的。[47]

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这次会议，他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在谈到湖北的形势时，周恩来说道：湖北没有实行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

周恩来在分析了陶铸、王任重对湖北问题的责任以后，谈到了湖北的夺权问题，他说：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当时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这是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二司在“三二一通告”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

随后，周恩来又谈到了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的问题，他说：百万雄师是四月十六日开始酝酿，五月十六日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答：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月8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最后，周恩来在讲话中代表中央提出以下建议，他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解散工总，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4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从全国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武汉文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分析了全面夺权阶段武汉的文革形势，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以及两派之间的斗争作出了判断：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负主要责任;为工总进行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后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管是造反还是保守的群众组织都不解散，要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军区要做好下属单位的工作，支持造反派，所有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

周恩来讲话中作出的这些判断，并非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提出来的。当然，为了便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能够接受，他是采取“建议”的方式讲出来的。这说明虽然他在讲话中严肃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仍然是在做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其七，在武汉军区支左问题上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

我们看到，在武汉问题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集中表现在武汉军区是否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中央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逮捕工总头头，解散工总。这在武汉军区发表的“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上表现了出来。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认为他们在支左中虽然存在错误，但是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对中央将他们的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持有异议，表示不满。不论是在会前准备材料的时候，还是会议期间进行的工作汇报中，都在为他们的支左行为进行辩护，意在说明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与陈再道、钟汉华在会议期间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就是这种尖锐对立的表现。中央认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既不会追究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更不会把他们打倒，还会让他们继续领导支左工作。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即便中央对陈再道、钟汉华在支左中的错误不再追究，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承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召开的四天会议中，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武汉军区支左情况，阐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耐心地做好军区领导及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启发、引导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使他们转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七月十六日，为了防患于未然，周恩来还找武昌东湖招待所两派谈话，[49]进一步了解东湖客舍内部的斗争情况，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做好毛泽东在汉期间的服务工作，为毛泽东的安全、生活、休息提供有力保障，

但是从会议的历程来看，周恩来的工作却并不顺利。会议期间，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仍然坚持既定观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甚至还拍桌子、顶撞周恩来，拒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中央是带着框框下来的，他们再作什么解释也没有用了。即便后来在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下，陈再道等人承认了错误，表示要进行检查，实际上从内心深处还是存在强烈抵触情绪的。[50]

4)毛泽东召开会议继续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改正错误，支持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但是会议进行过程中，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钟汉华却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分歧集中在武汉军区是不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武汉问题做出了结论，陈再道、钟华汉也没有继续再抗争下去，表示要进行检讨，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转变过来，而是采取了组织上服从、个人意见保留的态度。这是后来七二○事件发生、扩大而又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制止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召开会议阐明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在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的态度有所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召开了由陈再道、钟汉华参加的会议，继续就解决武汉问题，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指当时武汉的3个群众组织和解放军支左部队——毛年谱编者注)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方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毛年谱编者注)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毛年谱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毛年谱编者注)出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

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贺龙等人的名字。[51]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武汉问题进行了分析。当时武汉问题并没有四川、湖南、江西那么严重，军委两条命令下发后对军队和造反派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存在于湖北省武汉地区，而是具有普遍性。比起四川、湖南、江西这些省份来，武汉还不是最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从当时斗争实际出发，为了做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才讲出来的，其目的还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转变态度。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他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是充满信心的，也是乐观的。

毛泽东说，枪要集中保管。实际上是说，不要让枪流落到社会上。因为群众组织有了枪，进行武斗，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在提醒陈再道、钟汉华要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毛泽东谈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法。要解决武汉问题，就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这四个方面，既包括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又包括保守派百万雄师，还包括支左部队。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原来是打压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的，因而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次要转变态度，纠正错误，转而支持造反派，可能会引起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不满。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谈话中提醒陈再道、钟汉华主要做好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要将重点放在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态度的转变上。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要及时转变过来，否则的话会很被动。这实际上是说，他们的行动已经违背了文革发展的潮流，逆文革发展的方向而动。只有转变过来，才能跟上文革发展的步伐。

这就要采取开会的方式，对人武部和军队干部进行教育，先让这些干部转变过来，再让他们做战士的工作。对于百万雄师，不仅军区要出面做工作，还要让参加到里面去的市委、省委干部去做他们的工作，以便他们能够及时转变过来。毛泽东还特别提醒陈再道、钟汉华注意，虽然军区过去支持百万雄师，但是现在军区态度转变了，如果做不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他们也会将矛头指向军区，对军区造反的。

本来，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派组织，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对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处理上，毛泽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没有解散这个组织，也没有对它予以完全否定，而是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这个组织的多数人是好的，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但是其中也有坏人，特别是其中的坏头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致。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并不是把他们全部打倒。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这在他说的犯了错误也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上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干部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方面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他认为改正错误痛痛快快改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也可以。这表明毛泽东意识到犯错误的干部可能暂时转不过弯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需要时间，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民主的，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也是爱护的，等待他们觉悟的。

至于省委受冲击的干部，毛泽东认为要让群众先批，结论要在运动后期再做。他以张体学为例，以反问的语气说还是要用张体学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接着又说张体学小时候就当兵，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不太懂政治。这里的不太懂政治，是指张体学没有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因而在运动中表现出抗衡和抵制的态度。毛泽东说的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其实是在告诉陈再道、钟汉华以及那些犯错误、被批判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批斗的绝大多数人不是三反分子。这样就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是有利于他们思想、态度转变的。

对于军区支左错误的责任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本来，武汉军区是在支左中违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追究陈再道、钟汉华这些军区领导人的责任，反而却以中央名义先为他们承担了责任。这并不是否定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是要将他们解脱出来，为他们从思想上、态度上转变过来创造条件。这再次反映出毛泽东、党中央对于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态度。毛泽东还说，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么做就怎么说，则是在激励陈再道、钟汉华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对于犯了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是寄于希望的。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要他们多做工作，实际上是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改正错误了，还是准许革命的。他劝陈再道、钟汉华不要对运动中出现的打倒、绞死、油炸这些话介意，运动中的这些话不过是说说而已。这是在劝陈再道、钟汉华不要拘泥于运动中的过激言词，从心理上转变过来，与造反派搞好关系。在声明发表之前，要各方面先开会，先做通思想工作。这样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只要向他们请清楚了道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送到走廊里对服务人员说的几句话，不仅是为了向陈再道、钟汉华进一步表明中央对于他们的态度，也是有意识地让几位服务员将这话传出来，改善陈再道、钟汉华在造反派群众中的形象，为他们转变态度、改变支左工作创造条件。这再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关心和寄望态度。

至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所说的话，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同志要当代表、中央委员，还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则是文革结束时对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实行的政策设想。毛泽东这样说，是为了提前跟周恩来打个招呼，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在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这也客观上反映出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于干部冲及过大，许多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出现了“左”的倾向。

以上所引毛泽东的谈话出自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年谱》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采取了概叙的方式，主要是毛泽东观点的陈述，并没有反映出别人的插话及其态度。其实，谈话期间是有一些对话及观点交锋的。这在陈再道的回忆录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十八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驻地梅岭一号。毛泽东正在客室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他的对面。

毛泽东一见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的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泽东笑着给我们出主意。

这时候，坐在我们对面的谢富治，莫名其妙地摆了摆手。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继续听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嘱咐我们：“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并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

毛泽东还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约十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泽东。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泽东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52]

由此我们看到，陈再道形象、生动地回忆了毛泽东与他们进行谈话的一些情况，也将他当时真实的想法反映了出来。即便他们当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怎么样，而是对他们非常客气，一直在和颜悦色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陈再道直率地说，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也没有生气、直接批评他，而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当陈再道表示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开大会进行检查时，毛泽东却不同意他这样做，说你不要开大会，一开大会你就下不了台。接着给他出主意说，你就写一个东西，到处去发。用这种方式，既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又将陈再道他们解脱了出来。

至于谈话期间陈再道不晓得谢富治向他摆了摆手是什么意思，其实谢富治这样做的用意可能是，当他看到陈再道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有情绪的时候，通过手势来提醒陈再道在主席面前讲话要注意态度，及时转变思想，不要再固执己见了。不过，陈再道当时还在气头上，没有领悟到谢富治的用心罢了。

毛泽东要陈再道不要着急，慢慢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后，还要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陈再道却不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而是将“球”踢给了中央文革，提出让中央文革小组来解决武汉问题。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是党中央具体领导文革的机构，但是在解决武汉的问题上军区主要负责人要比中央文革小组有威势得多。因为支左部队就是受军区领导的，从根本上说，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失误造成的。军区又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军区的支持百万雄师是难以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并展开大规模武斗的。因而军区主要负责人在要求支左部队转变态度、纠正错误上，要比中央文革小组做起工作来有效得多。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利用组织程序要他们服从。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陈再道却回避了军区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将“球”踢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其实，这正如陈再道所说的那样，是在将中央文革小组的军。这自然会引起王力的不满，才说了一句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以此来反驳陈再道。

毛泽东让谢富治、王力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陈再道。这是说在陈再道他们已经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就不能打倒陈再道，而是要拥护陈再道。毛泽东最后说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几句话，是在提醒陈再道、钟汉华注意，要将两派团结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对各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抛弃前嫌，求同存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于后来谢富治、王力没有设接待站的问题，并非像陈再道说的那样是在阳奉阴违，而是由于出现了七二○事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我们看到，陈再道的回忆将他在毛泽东谈话期间的真实态度以及他和王力等人的争论表现了出来。在与毛泽东谈话的时候，陈再道还是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存在对立情绪的。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在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以便将他们能够解脱出来，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陈再道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但是他是否真正从思想上想通了，认识到所犯的严重错误了，还是要看一看。

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谈话是在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以后进行的。毛泽东在谈话中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继续做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为了将他们极早解脱出来，便于他们以后开展工作，毛泽东既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更没有打倒他们，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为他们纠正错误出主意，又要求谢富治、王力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早日转变过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参加会议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会开得很好。毛泽东把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53]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毛泽东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便军区主要负责人态度转变过来了，但是军区所属支左部队以及百万雄师的态度怎么样，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武汉问题能否得到顺利解决。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提醒陈再道、钟汉华主要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认真对待毛泽东的警告，最终还是由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肆意行动酿成了七二○事件。

5)局势仍然变幻莫测。

本来，七月十七日在武汉毛泽东住地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就要周恩来十八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谈话完毕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54]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处谈话后，周恩来就赶回了北京。虽然周恩来回京是根据毛泽东十七日会议上的决定，但是从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宣布了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晚上又带陈再道、钟汉华到毛泽东住地谈话后才返京来看，周恩来是在武汉问题的主要工作已经做通，解决武汉问题的大局已经确定下来的情况下，才离汉返京的。否则的话，在毛泽东仍然留在武汉而局势没有明朗化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离开武汉的。

这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也反映了出来。杨成武说：“鉴于处理武汉的问题已安排就绪，周恩来决定当夜返回北京。在送周恩来、郑维山登机起飞后，回到宾馆已近午夜了。我又找到陈再道、钟汉华和李静，商谈如何具体落实毛泽东指示的事。当时感到胜利在望，心情都很愉快，一直谈到凌晨2时才休息。”[55]

那么，当时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送周恩来上了车，然后信步向乙所走去。我在回乙所的路上，回想着毛泽东的谈话。当时，尽管我领会了他的谈话精神，知道他是不主张打倒我的，从心眼里感激他的一番好意，但是，对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在路上，我还琢磨着，谢富治摆手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路上也没想出个头绪……”

“一回到住地乙所，我就和钟汉华商量，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决定马上用电话告诉有关领导同志，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尽快放掉朱鸿霞。”[56]

从陈再道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他们领会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也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有关领导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尽快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但是陈再道仍然对于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耿耿于怀，没有想清楚。这表明即使在毛泽东与他们谈话后，陈再道在思想上仍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着抵触情绪。这在落实中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以及七二○事件的爆发和应对上产生了严重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错误，而且各地两派斗争走向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到达武汉是希望通过武汉问题的解决，为各地类似问题的解决树立一个样板，从而推动各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确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主持召开武汉军区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阐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而后毛泽东又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行谈话，进一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即使如此，陈再道他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差事。这对武汉局势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③ 七二○事件的发生。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做与会人员的思想工作，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进行了谈话，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因为处理湖南问题离汉回京，谢富治、杨成武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商量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同时，陈再道、钟汉华也向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打了招呼，作了相应的安排。尽管从势头上来看，似乎在朝着有利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向发展，但是随后却发生了七二○事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中央、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和两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的关系入手，由此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出七二○事件的线索，揭示其原因，锁定其责任。为此，我们就要先从七二○事件前夕两派之间的斗争说起。

1)七二○事件前夕两派之间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百万雄师在五月中旬成立以后，在五月下旬至六月间对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武斗。在中央过问以后，武斗曾经一度放缓，但是并没有停止，直至七二○事件发生前仍然时断时续地进行着。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到达武汉以后，两派之间的武斗仍在进行。这种状况更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重视。虽然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不见得知道中央领导人到达武汉，但是武汉军区负责人是知道的。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因而由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后面，往往闪现着支左部队的身影。尽管在七二○事件前夕，两派群众之间确实一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武斗。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时，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关押起来。新一冶组织造反派四千余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达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他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等口号，沿途群众自发为他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1]

百万雄师能够释放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是与武汉军区向百万雄师做了工作分不开的。当然，大的背景是中央决定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缓和形势紧张所采取的斗争策略罢了。即便如此，这个时候造反派进行的游行、示威却又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力干涉，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

七月十四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一号头头马德才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总站指示并在会上煽动说：“8201通知我们，明天三钢、三新要游行，市里有统一布置，希(望)百万雄师做好战斗准备。咱们硚口区也不能例外。汽运一站已抽调好三十多辆汽车，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敢游行我们就揍!”紧接着他又赤裸裸地说：“谢副总理、王力来汉要接见造反派，不接见百万雄师，我们这儿打一下，便定会接见我们。”“打了小孩，大人会出来的。”

十五日中午，马德才及分站作战部长张斌与分站政委、硚口区副区长张金鼎在粤汉码头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马德才说：“他们(指造反派)敢游行，我们就按昨天的布置，揍!”他们马上又赶回电车公司开会。马德才说：“我们今天打，有理，这怪王力。”张斌说：“对，如果武斗，该王力负责。”会上决定由张斌任现场指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作战参谋刘温臣马上带侦察班，坐小汽车前去侦察造反派游行队伍的人数、装备，并到各处调兵。

是日，武汉造反派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斌在电车公司督阵，组织人马进入六楼待命，并从附近的长江食品厂运来大批饼干、汽水。当造反派游行队伍由武昌到汉阳再经汉口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后游经电车公司门口时，电车公司广播高喊口号：“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砖块、碎石雨点般扔向游行队伍。张斌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人发起进攻，切断了新华工游行队伍与大部队的联系。新华工李长亮、黄以礼、王兴汉、朱纯刚、张兴荣、杜向东等6名师生，为掩护游行群众撤退，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活活杀死。这天仅新华工就牺牲6人，重伤 37 人，轻伤 80 余人。还有 20 余名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挨家挨户搜查出来，关押在电车公司内设的临时集中营，由硚口区公安局局长邴浩志派出预审人员，通宵审讯。他们在审讯时除了殴打威逼外，还施以各种刑法，灌盐水、注射撒烈痛、用电针放血、掏腰子(肾脏)等等……有的被送往市公安局关押，有的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才被放出来。[2]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的行动是在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违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要用暴力来阻止造反派的游行活动。至于这样做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谢富治、王力要接见造反派而没有先接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此显示百万雄师的力量，引起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注意，为下一步在两派斗争中争取有利的态势。他们不去反思百万雄师在武汉文革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犯了什么错误，谢富治、王力为什么不先接见百万雄师，而是将责任推到王力身上，甚至还强词夺理地说要王力对武斗负责。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的错误认识，更是派性思维作怪，是打着文革的旗号为本派谋求私利，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其背后则是与独立师的支持分不开的。

我们痛心地看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竟然又发生了七月十五日这样的流血事件。这进一步显示出武汉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暴力倾向。尽管这样，造反派却没有被吓倒，而是在七月十六日仍然按照以前的安排去横渡长江。不料这一天双方却是平安无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武斗。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六日，造反派举行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由于担心发生武斗，早上，约2万武汉和外地造反派组织试探性渡江;当日市区未发生武斗冲突，百万雄师未组织渡江，也并未在渡江登岸的滨江公园如造反派估计的那样布防阻击。下午四、五点钟，造反派大队伍组织徒手渡江。钢二司学生和造反派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陆续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热情欢迎(按：6 月下旬造反派学生大多被赶出汉口)。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百万雄师据点的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致敬”“向红水院的革命小将致敬”，以及“不许工总翻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市民群众向水塔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这天，百万雄师表现出异样的政策水平。

七二〇事件以后，在调查武斗问题时，有百万雄师区级联络站负责人说，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总站对“七一五”武斗提出批评，百万雄师决定暂时停止武装冲突，以创造气氛对中央来人汇报情况，解决问题。也决定不赶在“七一六”这天组织渡江活动。而且在六月下旬武斗阶段，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大学生将来是接班人，对学生还是不要往死里打。“黑工总”是反革命，可以往死里打。况且真正在武斗里亡命杀人的毕竟是少数。一个被裹挟参加六月武装扫荡汉口工艺大楼的老工人，还到医院看望被他刺穿腿肚的红水院学生严菊明(后任福建某工程管理局总经济师)时，伤心和诚心地说当时是真不想戳人的，长矛朝地下，闭上眼戳……没想到会这样，直说对不起。[3]

从中我们看到，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造反派渡江之所以比较顺利，百万雄师没有阻止造反派、他们自己也没有组织渡江，是因为七月十五日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的武斗，遭到了军区和百万雄师总站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没有组织反对造反派的行动。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也说，七月十六日那次渡江，是他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4]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创造条件向中央来人汇报，以期能够获得中央的支持，在两派冲突中赢得更好的态势。因而就暂时采取了偃旗息鼓的方式，没有组织对抗行动。这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非他们思想上转变过来了。

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民众对于造反派是欢迎的，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虽然与造反派打得你死我活，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造反派中的学生和工人还是区别对待的。由于工总被解散，许多头头被抓，他们对于工总是往死里打，对于造反派学生还是网开一面的。其实，百万雄师除去一小撮坏头头及少数成员外，大部分群众不过是认识问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比如，那位参加扫荡工艺大楼的老工人向被他刺穿腿肚的红水院学生严菊明的道歉，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

从中可以看到，两派之间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虽然斗争也有和缓的时候(比如七月十六日渡江上)，但是总的来说却是仍在进行着，不过是时起时伏罢了。从中不难看出，不论是军区还是百万雄师总站，对于七月十五日发生的流血事件都是不满意的，因而才对于分站进行的武斗提出了批评。但是，武汉发生七月十五日那样的流血事件，不论独立师还是百万雄师总站都是难逃干系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在他们支持和部署下进行的，也是与武汉军区对于百万雄师的一贯支持和纵容分不开的。具体参与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分站不过是在实际行动中超出了他们的设想，特别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来汉后还搞出了这样的流血事件。这样就将军区及其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都置于更为被动的地位。

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听说谢富治、王力要接见造反派而没有先接见他们才采取的行动。他们想以此来获得中央代表团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关注，是处于私心才采取的行动。谢富治、王力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他们又是如何接见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谢富治、王力接触武汉群众组织。

文革结束后，有人以谢富治、王力在七二○事件发生前与武汉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学生接触过为由，说他们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率先公布出来，激化了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因而将七二○事件发生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这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真相呢?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定性，因而就有必要对于谢富治、王力到武汉群众组织中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讲话予以详细介绍。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以及北航红旗红卫兵等人是七月十四日从四川乘飞机到达武汉的。从现在的文献资料看，在七二○事件发生前，谢富治、王力与武汉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学生有过四次接触，与保守派百万雄师有过一次接触。作为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成员，他们与武汉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接触是为了了解两派分歧及其斗争情况，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无可厚非。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在与两派群众接触的时候，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呢?这些话对于两派群众特别是武汉文革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其一，谢富治、王力与武汉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情况。

从现在的资料看，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与造反派学生进行了四次接触。下面我们看他们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情况。

第一次是与新湖大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四日晚二十二点多钟，王力、谢富治和北航红卫兵到新湖大(即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和造反派学生接触。湖大学生樊斌在大门口见到谢富治、王力一行。王力拍着樊斌的钢盔问：“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樊斌回答：“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王力问：“你们要这个(指长矛)干什么呢?”樊斌答：“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夺取大权”。谢富治、王力问：“为什么叫它‘百匪’?”湖大红八月公社学生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围观群众说：“他们比土匪还坏……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谢富治说：“不要叫‘百匪’嘛!”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终于认出来人是谢富治、王力。消息迅速传开，对门的湖北中医学院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当时该校群众组织(三司)就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各派都贴出欢迎标语。王力随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周恩来当即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通知。[5]

从以上资料中看到，到达武汉的当晚，谢富治、王力就深入到湖北大学与造反派学生进行谈话，了解情况。当时两派之间发生了武斗，成见是很深的，谢富治劝他们不要称百万雄师为百匪，实际上是要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他们并没有向造反派学生介绍自己，而是学生认出了他们。造反派对于他们的到来奔走相告，是非常欢迎的。从王力的回忆看，周恩来对于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异议，说这样也好，倒可以为主席到达武汉提供掩护。

第二次是与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五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达红司新华工(即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座谈。

谢富治向大家介绍了随行的人员后说道，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革命小将。我和王力同志来到新华工，是来看大字报，是来学习的。我们没有发言权，只是把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关怀带给你们了。新华工在文化大革命这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作了许多的努力，很大的贡献。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造反派问谢富治：我们支持“三新”、二司对不对?谢富治当场予以了肯定的回答。[6]

他还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并收缴武器。[7]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对于造反派是非常和蔼的，是以谦和的态度与造反派接触的。他们将毛泽东的问候带给了新华工的造反派，肯定了新华工的贡献，支持军校文体单位造反派的行动。在肯定、支持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同时，他又要求他们收缴武器，不要再集合起来进行武斗了。这表明谢富治他们在做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思想工作，在对他们的造反行动予以肯定的同时，还制止他们进行的武斗行为，为两派和解做准备工作。

第三次是与钢二司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时二十分，谢富治、王力等八人第二次来到钢二司司令部，和几个勤务员进行交谈。二司负责人向谢富治汇报了组织情况，说：“除了新华工和新湖大外，二司是所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一百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十五个常委学校。”接着，二司把常委学校的名单交给谢富治，并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

谢富治问：“你们二司发展工人吗?”

钢二司的造反派说：“除院校工人外，其他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谢富治问：“呵!工总、九·一三在哪儿?”

钢二司的造反派说：“他们被赶出来没有个固定的地方，现在在红水院。”

谢富治接着又问：“能找到他们吗?”

钢二司的造反派马上回答：“能找得到。”

谢富治说：“好，把他们找来，一起谈谈。”

钢工总、钢九一三的造反派来后，谢富治、王力等跟他们紧紧握手，然后说，我们代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8]

从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武测一号楼201室钢二司参谋部办公室，谢富治问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有人回答说，有5个，王力叫把名字写出来。问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是哪儿人?哪个学校?谢富治说：“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新华工郭保安)也是河南人”。有人回答：“(二司)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谢富治说：“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了”!(大笑)并进一步问道：“这栋楼都住的钢二司吗?”有人回答：“有三司的同志”，王力说“喔!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三司的许谦说：“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批判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富治、王力说：“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们刚到武汉，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来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大家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9]

从中我们看到，谢富治、王力在七月十七日凌晨又到了钢二司司令部，与钢二司的造反派学生进行谈话，了解了钢二司的组织构成情况，通过他们又找到了“三钢”中的钢工总、钢九一三，将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好、关怀告诉了他们，并通过他们再转告给全体造反派。

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谢富治是随和的，还对钢二司能够与三司学生和平共处表示了赞许。当三司有人希望谢富治、王力参加他们召开的批判大会时，谢富治、王力从大局考虑予以了婉拒，说他们是来学习的，刚到武汉，又不了解情况，因而不能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同时，也建议他们不要再开这样的大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四大”，回原单位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这反映出谢富治、王力对参加两派召开的会议是非常慎重的。他们这样做，还是为了缓合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进行大联合创造条件。

谢富治、王力在钢二司司令部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反映了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为了弄清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以及他们在没有做好两派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是否讲了出格的话，我们就要对他们在这次讲话中的要点进行简要分析。

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要点。

谢富治说：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我们代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解决，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我们知道你们二司是有名的，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

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

希望你们高姿态，不要附加条件，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辩论过，为什么要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婊子”，那就错了。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

二司、九一三向谢富治申诉了他们遭到百万雄师的进攻，与军区交换意见无果，百万雄师搞“护厂队”，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后，谢富治说：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一方面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七一五”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

工总有人说，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造反派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谢富治说：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你们(工总、九一三)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回去。[10]

我们看到，谢富治在讲话中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候、关怀带给了二司和其他造反派，说要依靠造反派和军队共同来解决武汉的问题。他希望二司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率先采取行动，在武斗方面积极作为，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因而才向二司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停止武斗，二是坐下来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告诫二司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实际上，这是间接地对二司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批评了二司骂三司“康三婊子”的话。他还希望二司在武斗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说工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中看到，谢富治对二司造反派既有称赞、表扬，也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停止武斗，实现两派的大联合。

我们再看王力的讲话要点。

王力说：我们是小学生，来武汉是准备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和条件。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要听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者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我们提两点建议：第一，首先要制止武斗，要按“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最好，或者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实在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声明嘛。第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好了文件，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取消一切错误的口号。例如，骂“百匪”不利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也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们骂就得到了什么。

这时，谢富治站起来插话道：成都、重庆骂的更难听，要有一个高级的革命阶段;你们都是大学生啰，骂什么“康老三”已不太好，更不要骂什么“康三婊子”了，骂是没有用的。骂“二癞子”也是错误的。这些话今后都不要用。

王力接着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深入的工作”。你们要坚持按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明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八月份，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高度热情地支持他们，对他们作了高度评价，赞扬了革命小将。这一批人是老红卫兵，但是他们只记住了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在“三七指示”中再次提醒了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牢记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希望你们马上采取行动，按“中央六条”制止武斗，发表声明，要主动啊![11]

从中看到，王力在讲话中说，他是来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二司在武斗方面采取主动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的气氛。他重申了谢富治说的两条建议，希望二司能够践行毛主席的教导，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停止武斗。他批评了二司将百万雄师称为“百匪”的行为，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利于做百万雄师思想工作的。王力还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教训为例，希望二司能够团结大多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立即行动起来，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结束武斗行为。即使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停止武斗的声明。由此看来，王力是在谢富治讲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做二司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结束武斗，实现两派群众的大联合。

这样看来，谢富治和王力七月十七日凌晨的讲话，在肯定、支持二司的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希望二司能够采取主动措施，停止武斗，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即便一时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单独发表停止武斗的声明，为实现大联合创造和平气氛。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三钢”代表后，“三钢”立即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很快钢二司、新华工都陆续拆除了防御工事，封存了自卫武器，听候处理。[12]

第四次是与武汉水院造反派的接触。

七月十八日夜，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肖前等人，来到武汉水院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问好。在茶港去东湖滨的桥上，谢富治见到堵塞公路的铲运机，进大门就看到水院工事，看到布设在教学大楼门口的高压水泵、高压电网，不禁感到吃惊。[13]十九日凌晨一时，钢二司红水院广播台突然播放时兴的歌曲《毛主席派人来》。武大、武测、湖医、省直红司、中南电力设计院、武汉重型机械厂……，许多单位的造反派打着红旗，奔向水院。谢富治一行人来到水院八号楼钢二司水院总部，“三钢”的造反派向他们献上了袖章。谢富治等人向造反派询问防御工事的情况。“三钢”代表汇报说：我们一定按中央指示办事，立即制止武斗，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拆除防御工事!谢富治听了鼓掌说：好，造反派就是听话。[14]

凌晨一时三十分，一行人在水院头头丁家显和其他工人、学生造反派簇拥下来到水院体育馆，平时可以坐三千人的体育馆，挤满了六七千人(水院师生约两千多，其他是被武斗驱赶到水院避难的工人、中学生)，他们在数千学生、工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表态支持造反派，台上台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掌声。次日，谢、王和刘丰讲话的录音被造反派拿到武汉三镇反复播放。[15]

我们看到，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又到了钢二司武汉水院总部。这个总部是武汉钢二司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直属机构。许多造反派闻讯后纷纷赶到武汉水院。谢富治等人向造反派询问构筑的防御工事，他们保证按中央要求全部、彻底地拆除工事，得到了谢富治的称赞。随后，谢富治一行人又在水院头头丁家显陪同下，到了水院体育馆，发表了激情扬溢的讲话。那么，谢富治、王力等人面对造反派群众，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这些讲话又反映了他们处理武汉两派群众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要点。

谢富治在讲话中说：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对同志们的关心，带来了。

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反对和进攻主要的敌人。

同志们，我们记住解决主要矛盾，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当时的红卫兵给予了热情地评价，同时还提出要他们注意团结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当时的红卫兵小将把前半截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想一想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支持你们团结多数。[16]

从中我们看到，谢富治发表了谦和的讲话。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向造反派问好，而后对武汉文革形势作出了分析，一方面是形势大好，同时又存在许多问题。他相信造反派和军队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在造反派与军队出现严重对峙，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的情况下，谢富治向造反派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相信”、“三依靠”，则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是在警醒造反派，希望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团结军队和多数领导干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此，他又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停止武斗和进行学习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劝告造反派在整风中检查自己的言行，停止武斗，纠正错误，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和平气氛。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造反派要汲取清华红卫兵的教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团结多数，改善与军队的关系，和保守派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从谢富治讲话的主旨看，是对造反派由放开转向约束，从过去的激进行为向团结多数发展，其目的是要实现各派的大联合。因而他在对造反派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主动采取行动，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

我们再来看王力的讲话要点。

王力在讲话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

毛主席、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的阶级弟兄压制、打击报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正确地认识武汉的形势，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提出的口号，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

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把主席今年四月间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举起来。这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军队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就不要打倒啦!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的。[17]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讲话中也是用了谦和的语调，表示他们来武汉是向造反派学习的。他相信武汉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好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对造反派的充分肯定。他相信，造反派和军队是一定能够解决好武汉问题的。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党中央是坚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同时要求造反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有阶级情感，不要对别的阶级兄弟进行打击报复，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他在重申了谢富治提的两条建议以后，要求造反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自己过去的言行进行反省，及时纠正错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造反派深刻认识毛主席这个时候提出“拥军爱民”口号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他们与军区的分歧和矛盾，搞好和军区的关系。

王力在讲话中对造反派予以了充分肯定，特别是说造反派是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派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传出去以后难免会对百万雄师产生刺激作用。我们还注意到，他并没有将周恩来七月十八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他讲话的主旨是对造反派进行大力肯定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存在的错误行为，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认识矛盾的性质，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团结大多数，搞好与军队的关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样我们看到，当时传说的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在第一点和第四点上并没有得到文献资料上的印证。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是当时造反派的所为还是其他人蓄意为之，尚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考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王力的“四点指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既定目的制造出来的谣言而已。文革结束后，有人继续炒作这件事，不过是处于为七二○事件翻案的需要，以期将责任全部推到王力等人身上而包庇某些人在这方面的过错所采取的行动而已。[18]这样做并没有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

谢富治、王力讲话后，余立金也讲了话。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刘丰也发了言。他检查了武汉空军过去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今后要坚决支持革命派，和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19]

从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钢二司水电学院总部的讲话，在肯定他们造反行动的同时，也婉转地批评了造反派存在的错误，希望他们能够停止武斗，进行学习、整风，将言行统一到中央关于武汉文革的方针上来。尽管如此，谢富治、王力却没有在讲话中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没有说军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的话。他们公开讲话的基调还是在说服造反派停止武斗，进行学习，团结大多数，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但是，王力在讲话中说造反派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他们的讲话又是在肯定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的，台上台下出现了热情洋溢的呼应。这个时候造反派处于提高本派声威的考虑，在没有做通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情况下，将他们讲话的实况录音在武汉各地进行反复播放，造成的影响则是负面的。这成为七二○事件的诱发因素之一。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等人从七月十四日到达武汉以后到七二○事件爆发前，与武汉造反派接触了四次：第一次是七月十四日夜到达新湖大，第二次是七月十五日夜到达新华工，第三次是七月十六日深夜至十七日凌晨到达钢二司司令部，第四次是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到达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在钢二司司令部和红水院总部，他们还见到了钢工总、钢九一三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是武汉造反派的代表。这样谢富治、王力等人就基本上见到了“三钢”、“三新”(缺新华农)的造反派。

我们注意到，谢富治、王力等人是利用夜间特别是深夜到造反派学生所在学校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夜间到这些院校，不仅是因为白天要参加会议，没有时间，可能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为了避免因此造成更大的震荡，给以后解决武汉问题造成不便。这还可以从谢富治他们婉拒参加三司举办的批判大会并劝他们也不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和进行示威、游行上反映出来。这说明他们在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上还是慎重的。

从谢富治、王力等人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来看，他们一方面鼓励、肯定了造反派的行动，说武汉文革的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委婉指出了造反派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武汉文革形势面临的不少问题。从他们的讲话及行动来看，他们深入到造反派中，主要还是为了通过与造反派的接触，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造反派的实际情况，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停止正在进行的武斗，使武汉文革向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王力虽然在讲话中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造反派进行了热情的礼赞，但是他并没有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造反派，也没有对军队和百万雄师的行为作出过激的表态，反而还在劝说造反派要和军队一起，团结更多的人(包括百万雄师)来解决武汉问题。但是，在没有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情况下，造反派却将王力对于他们的称赞，特别是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在武汉各地公开播放，再通过小报、传单等其它传播媒介进一步渲染，则对军队与两派之间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过，话又说回来，谢富治、王力对于造反派学生的支持和称赞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尽管造反派学生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不过是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行为而已。当然，那些犯了错误固执己见、拒不悔改的人除外。因而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就不能不支持造反派学生的行动。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支持造反派的时候，要从当时军队与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防止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形势走向恶化。这就要注意讲话的时机、分寸和场所，认真考虑讲话对于军队与两派之间以及武汉文革形势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否则的话，就不要讲话，暂时也不去这些场所。从防止举措失当进而导致事态恶化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等人到造反派学生所在学校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肯定、支持了造反派的行动，鼓舞了造反派的士气，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自七月十七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武器。徐海亮七二0，第35页。这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有利的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他们没有讲出格的话，但是当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被造反派传播到社会上以后，会对军队与两派之间的矛盾起到激化的作用，从而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而谢富治、王力等人到达武汉大专院校会见造反派学生，对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存在有利、不利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虽然同时存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不利的一面会愈发表现出来，有人就以此为借口来煽动群众，并对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二，谢富治、王力与百万雄师的接触情况。

谢富治、王力在深入武汉大专院校与造反派学生进行交谈的同时，也与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进行了接触，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为搞好大联合创造条件。那么，谢富治、王力与百万雄师接触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六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 3506(军需)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进入《百万雄师》报编辑部，介绍自己，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没有反应，态度十分冷淡。谢富治劝诫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后女头头陈××介绍了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等头头。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富治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后一句话也不说了。

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摆摆手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那个血气方刚的百万雄师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富治、王力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百万雄师内部传达，这次谢、王的探访，总共只有二十多分钟。)回到宾馆，谢富治还为武斗队集结在军工厂的事，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求通知他们搬出工厂去。[20]

从中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到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以后，百万雄遇总站人员对于谢富治一行的态度是冷淡的。这与造反派的热烈欢呼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两派斗争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说到底就是因为两派具有迥然不同的属性。其实，谢富治要求他们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学习文革的基础知识，与他对造反派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他让百万雄师的头头写一个负责人名单，与七月十七日凌晨到二司司令部接受造反派上交的常委学校名单一样，不过是为了对两派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两派群众组织情况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至于七二○事件后照名单抓人将百万雄师的头头一窝端了，并非事先就有什么预谋，而是因为百万雄师头头在七二○事件中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制造七二○事件的话，这些头头是会与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平安无事的。从这里来说，他们在七二○事件后被抓是咎由自取，这个名单不过是为后来抓捕他们提供了些便利罢了。

王力在批评百万雄师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抵抗。至于百万雄师负责人说他们有厂不能回、是被逼成这样的、希望中央代表团能够平等对待这几句话，是他们故弄玄虚在向中央代表团诉苦，还是发自肺腑确有此事呢?这还要做出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如果对于百万雄师属下的某个具体厂矿来说倒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从当时武汉两派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百万雄师在当时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武汉造反派处于被动性防御况且阵地不断失守的背景下，从总体上来说百万雄师的成员又怎么会出现有厂不能回的问题呢?

至于王力不耐烦地说出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的话，不过是要将两派劝开，让他们各讲自己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是解决两派矛盾所采取的方法。否则的话，都批评、指责对方，不反思自己的缺点，又怎么能够实现大联合呢?从这里来说，王力虽然态度不好，讲出这样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百万雄师的头头却不这样认为，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跟中央代表团要起了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王力提出了停止武斗的几项措施，致使他们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最后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关于这个问题，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指后来发生的七二○事件——引者注)。[21]

这是俞文斌在文革结束以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从他的回忆看，百万雄师的头头对于谢富治没有跟他们讲话是不满意的。其实，他们想让谢富治讲什么话呢?在当时军队与两派之间矛盾走向尖锐、激化的情况下，谢富治非常清楚百万雄师的头头想要他讲什么样的话。从百万雄师的派别属性以及在武汉的大打出手来看，谢富治是不会支持他们的。因而即便谢富治讲话，从他口中也不会讲出赞扬百万雄师的话。既然讲不出赞扬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武斗、实现大联合，要是讲话也就只能批评百万雄师了。但是，在武汉部队与两派之间存在矛盾并随时都有可能走向激化乃至于失控的情况下，谢富治担心这个时候直接公开批评百万雄师和军队容易激化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给解决武汉问题造成更大的困难。正是处于这方面的考虑，谢富治在获得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名单以后，才缄默不言了。

但是，王力却并不是这样。他对待百万雄师的态度是生硬的。当然，从当时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派别属性、力量对比以及百万雄师在武斗中的行为来看，王力站在造反派一边，对百万雄师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也是不难理解的。这样做固然事出有因，也是义愤使然，但是在军队与两派之间关系微妙并且矛盾有可能走向激化的时候，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此为由来制造事端，进而导致更为严重局面的出现，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则是不可取的。

至于俞文斌说如果王力那天不是那样的态度，七二○事件则不会发生，显然是在事后为了掩盖他们鲁莽行动的文过饰非之词。试想，当时王力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况且也没有在讲话中对百万雄师进行定性，百万雄师也有着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怎么就会因为那天王力个人的态度在七月二十日对他采取暴力行动呢?退一步说，即便他们认识不到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对王力没有说他们是革命派存在不满，但是王力毕竟是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对王力采取行动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的。他们以是否合乎个人意愿来对中央代表团成员采取行动乃至武力绑架，又将中央置于何地呢?因而俞文斌的说法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当年行为的巧饰之词，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还注意到，百万雄师的联络总站是设在了军用工厂里面，当时谢富治就对此提出了批评，要他们设法搬家。回到东湖客舍以后，他还为此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命令百万雄师搬出来。可是过了几天，这个厂的大门口却出现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红招牌：百万雄师联络站。不仅如此，百万雄师并没有将谢富治、王力对于他们的劝告、批评和要求公诸于世，是在删改以后才在内部进行传达的。[22]

从这里可以看到，百万雄师的头头不仅没有接受谢富治、王力对于他们的劝告、批评和要求，反而还在采取措施防止它在百万雄师内部扩散，并且树起招牌来进行示威。这表明他们对于谢富治、王力的劝告、批评和要求采取了抗衡和抵制的态度。

其三，对于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接触的简评。

前文我们在研究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接触的时候，已经对此作了评析，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作出简评。

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不仅是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也是在做两派的思想工作，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的。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他们对于两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是批评的语气、分量却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这并非是他们随意为之，主要还是由于两派群众组织在支、保方面的派别属性所决定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他们在讲话中并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没有讲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话，但是他们在接触中对于造反派的热情支持和称赞，与百万雄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没有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造反派又把他们讲话的现场录音在武汉各地反复播放，会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走向激化反而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谢富治与王力在讲话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论是在与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的接触中，谢富治显得谨慎、冷静，讲话比较慎重。他到百万雄师总站只是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提出了一些劝告、批评和要求，态度是随和的，即便是在他们希望他讲话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王力则不然，对造反派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公开称赞他们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则是言词激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样对待两派群众明显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不仅会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走向激化，还会导致百万雄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王力，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在七二○事件中，一部分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殴打、绑架王力，其来有自。

总之，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与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接触是必要的，是为化解他们矛盾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属性所决定的。王力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与谢富治表现出重大不同，他将对两派的不同态度溢于言表，对百万雄师予以压制，引发他们的不满，并成为后来七二○事件的引线之一。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到的。

3)武汉军区在传达中央方针中造成严重隐患。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主持召开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而后毛泽东又接见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对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真正想通，但是毕竟表示组织上要服从中央的安排。周恩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飞返北京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研究这个变化，还是要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批准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起。

其一，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就批准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本来，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即军区二级部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由于要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武汉军区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因而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一条纪律：这次谈(讲)话不要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23]晚八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到毛泽东住地谈话后飞返北京。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七月十八日夜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在军区没有召开会议、更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批准了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给部队。

蔡炳臣回到8201部队之后，就把团以上干部叫去进行传达。第二天又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并把8201部队派出去的军代表叫了回来听传达。蔡炳臣还要军代表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传达。这样百万雄师也就知道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在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还将军区会议期间围绕这个方针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讲了出来。

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他还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迅速上涨。

这时，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也在一旁说道：“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牛怀龙这么一说，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埋怨、牢骚，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牛怀龙、蔡炳臣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意思是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24]

不仅如此，牛怀龙、蔡炳臣还向8201部队机关干部散布谣言。蔡炳臣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怀龙插话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按：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1978年回忆，牛怀龙也对叶明说确有此事)。[25]

从中看到，牛怀龙、蔡炳臣不仅把军区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讲了出来，还表明了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方针的不同意见。在部队不少干部、战士本来就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思想抵触的情况下，他们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助长这些干部、战士业已存在的不满情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至于王力夫人在新华工，王力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纯粹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即便说王力是国民党员，也是事出有因。真实的情况是，解放前王力在东北军的时候，是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处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的。后来，在审查王力的时候，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谷牧还为此写过证明材料。[26]

这个时候牛怀龙把这件事抖擞出来，回避真实情况，只拿王力加入过国民党说事，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鉴于王力当时所在的特殊位置，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传播这样的信息不仅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触犯纪律的。他们讲出这样的话，在一时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会引导众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王力，对正在进行的倒王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8201部队不仅迅速扩大了传达的范围，还采取措施提前进行了传达。这从七二○事件后8201部队的揭发材料中反映了出来：

七月十八日常委开会研究决定，十九日上午各团团长、政委及司政科长参加传达周总理、王力同志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晚十二点左右，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师政委蔡炳臣家开会后，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是由周忠叫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来参加会议的。

七月十九日下午，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决定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提前传达到部队。他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地点是在铁路局礼堂，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师政委蔡炳臣接着传达，受到了热烈欢迎，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27]

这些揭发材料说明，在钟汉华批准8201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他们不仅扩大了传达的范围，还提前进行了传达。这样在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进一步激化了他们的不满情绪，直接造成了形势的恶化。

七二○事件后，钟汉华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作出的口头检查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与说明。

钟汉华说：“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

他还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地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28]

从中看到，钟汉华在检查中确认，他在七二○事件中点了两把火：一是在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他就批准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二是十九日晚军区召开生活会后，他又让大家尽快传达会议精神。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

这样我们看到，在没有做好部队领导干部、战士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七月十八日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们在向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时候，不是以中央的方针为指导，着重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而是将军区会议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不仅如此，牛怀龙、蔡炳臣还为了发泄对王力支持造反派的不满，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或者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对王力本人及其亲属造谣中伤，引导干部、战士及保守派群众将矛头对准王力，造成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这样做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在干部、战士中间引发共鸣，大大激化他们的不满情绪，助长他们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使这种不满变成具体行动，造成严重后果。这样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牛怀龙、蔡炳臣的目的，却不能不让人对于他们的人品、操守和守纪提出质疑。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抗衡中央方针以及践踏军纪的行为。七二○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二，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汉海、空军会议，通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召开贯彻中央方针的生活会，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发表讲话，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七月十九日在东湖客舍乙所百花一号会议室，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七月十八日晚的会议精神。[29]这是为了让驻汉海、空军领导干部明晓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便在处理武汉文革的问题上及时跟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

根据七月十八日召开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的精神，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七月十九日上午按照事先安排的计划，武汉军区召开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修改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在念了他们两人的检查以后，请与会同志审查、提出修改意见。[30]

七月十九日下午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了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生活会。会议开了八、九个小时，谢富治讲了二个小时，王力讲了三个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释放工总头头朱鸿霞。[31]

谢富治、王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

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他介绍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

谢富治说：“武汉的情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 “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就打击革命小将呢?你们要180度大转弯;要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32]

谢富治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33]

我们看到，谢富治在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对军区支左所犯错误以及两派组织的属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批评了军队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行为，希望军区能够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站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路线一边。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醒与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毛主席关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出席会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抵触心理。这在随后发生的七二○事件中表现了出来。当然，谢富治的讲话很长，以上只是选取了他讲话中的核心部分。那么，王力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

王力针对当时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着重讲理论问题。他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以教训的口气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 ABC 讲起。[34]

他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一直讲到一九六七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王力还结合武汉的实际情况说，武汉的工人联合会，也就是百万雄师的前身，一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因而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等等。在讲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时，王力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5]

那么，当时出席生活会的领导干部听了王力的讲话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陈再道后来回忆说：“从会场的气氛看，大家对王力的开场白，有的表现不解，有的表现愕然，更多的与会干部则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起又止，要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言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而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36]

虽然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并不全是这样，事后陈再道的回忆也带有感情色彩，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出席会议的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力在讲话中就应该更要注意技巧和方式，以期能够使这些抱有情绪的领导干部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从思想上解除困惑，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可惜的是，王力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从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对文革的认识水平上来说，王力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当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抱有不解、疑虑的情况下，用这样的口气进行讲话，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事与愿违，激化他们的对立情绪，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王力在讲话中又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术语，并将军内一小撮与党内一小撮并列，更显得引人瞩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当时武汉文革形势表现微妙且军队与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的状况下，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偏离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是违背组织程序的。

王力在讲话中还说：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指陈再道)，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打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37]

我们看到，王力在讲话中以谢富治为例，批评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希望军区能够支持造反派，因为造反派才是最拥护解放军的。王力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上所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断。虽然王力在讲话中用了教训的口气，许多领导干部也对讲话存在着报怨情绪，但是会上仍然有不少干部表示受教育很大，心情十分舒畅。一个空军领导说：“过去咱们路线觉悟低，犯了错误，今后要坚决改正错误，支持工总。即使百万雄师的长矛对着我，我也要说工总好”! 一些人还要求谢、王、余到下面部队去作报告。其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还两次接见军区大院警卫营、8199 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以及大院的干部战士。[38]

尽管如此，这个时候的形势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其实，就在王力讲话的时候，他在水电学院讲话的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放了，会场上都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随同王力来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听到后，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力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王力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问道：“怎么啊，有问题吗?”其时，这个时候已经有军人冲击军区机关，军区正门被堵住。不少工作人员感到武汉气氛不对，要求部队认识转弯太急，对立情绪太重。[39]

王力讲完话后，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这个时候军区大门已经无法通行，王力只好从后门出去。陈再道、钟汉华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还给他们送了毛主席著作，并做了自我批评。[40]

虽然王力针对与会人员的思想状况讲了许多文化大革命的知识，但是他讲话的主旨却是对武汉军区以及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况且是以居高临下用了教训的口气讲出这番话的。这样就使本来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疑虑的干部更为不满。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在王力讲话时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于是他和政委蔡炳臣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这个时候武汉军区采取的行动又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武汉军区连夜向在汉干部、战士传达会议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独立师、29 师(8199 部队)、百万雄师部分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客舍，要找中央代表说理。[41]

由于王力讲话时间长，谢富治也离开会场回去休息了。王力回到东湖客舍以后，帮军区修改检查。他看了军区的检查，认为军区领导人说的“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的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他又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向随行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十八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42]

其实，不是陈再道不理解中央的意图，而是他对于中央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耿耿于怀，认为他们自己并没有错。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王力虽然将军区检查中的错误改轻了，但是他在生活会上趾高气扬的讲话却又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两相比较，这个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汉海、空军会议，传达七月十八日晚的会议精神。武汉军区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由谢富治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再从理论上对文革、武汉文革作出分析和说明，其目的是要统一武汉军区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在武汉文革问题上形成一致的认识，为下一步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扫除障碍。

虽然陈再道、钟汉华作了检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也发表了讲话，与会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表示受到了教育，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却有一些与会领导干部对此表现出不满和抗衡情绪。两种对立的气氛存在于生活会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着一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不解和困惑，会外的造反派已经将王力的讲话播放出来，会内王力又是以教师爷的口气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讲话，这样就使得本来已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起来。这从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擅自退出会场上反映了出来。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武汉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就已经有战士冲击军区的大门了。这是武汉文革形势走向激化的先兆。但是王力却没有注意到一些与会领导干部情绪上的变化，对这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熟视无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而是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进行讲话，不去采取措施来应对、扭转这种状况。七二○事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逼近了。

其三，8201部队少数人员开始到军区示威、抗议。

七月十八日晚，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军区生活会也未召开的情况下，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违背周恩来的告诫，批准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蔡炳臣迅速扩大传播范围，还要军代表将这一讯息传达给群众。七月十九日军区生活会后，钟汉华又将会议精神迅速传达给部队。这样就在一部分官兵当中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他们纷纷到军区去游行、抗议，表达不满。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十九日下午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就气冲冲地相继离开会场，回到洪山下的师部。牛怀龙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十六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怀龙、蔡炳臣，要他们去作8201部队战士的工作。后来 8201部队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十九时，又有8201部队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富治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二十三时半，8201部队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8201 部队已经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冲进军区的战士质问军区领导：“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作“投降派”。[43]

从中看到，武汉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牛怀龙、蔡炳臣因为对会议的不满就擅自离开了会场。他们回到独立师师部后大发牢骚，说三道四，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这种情绪对周围的干部、战士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候独立师的一些人员也开始陆陆续续到军区示威、抗议，竟然对军区领导指出质问。军区派人找牛怀龙、蔡炳臣去做独立师这些人员的工作，但是却找不到他们，最后还是该师副师长、副政委出面做工作的。这两位师级领导干部到现场后，虽然说出了规劝的话，却并非是在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是在言语中表达了对于他们行动的同情，并将自己的不满情绪也发泄了出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些战士是打着质问王力所谓“四点指示”的旗号到武汉军区进行抗议、示威的。可是当时军区机关的人员还不知道王力的“四点指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下面一个材料。

军区秘书科回忆：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44]

独立师战士之所以比军区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要早，关键还是蔡炳臣在钟汉华批准后向独立师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出来的，但是牛怀龙却从斗争策略出发，暗示说是王力讲出来的。[45]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这种传达造成了部队的思想混乱，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同时，七月十九日晚军区检讨稿在经过谢富治、王力修改后，于二十日凌晨一点退回。这个检讨稿承认支左犯了严重错误，承认“三钢”、“三新”是革命组织，应该支持等，未提“百万雄师”。陈再道的秘书杨成勇拿着稿子去找人打印，打字员思想不通，拒绝打印，并趴在打字机上痛哭，后又找人铅印，都拒绝印。

不仅如此，这天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休委会主任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省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十二点带领3个人到370医院传达军区的四点指示，遭到全医院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46]

这个时候独立师提前并扩大传播范围，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矛盾，对战士上街游行、示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七月十九日下午，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地点是在铁路局礼堂，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蔡炳臣接着传达，受到了热烈欢迎。二十二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忠和蔡炳臣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炳臣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周忠下楼绕到宣传车前巡视了一遍，一句话未说，若无其事地溜走了。这时宣传人员上车一哄而出，向军区大院冲去。[47]

这个时候独立师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街抗议的行为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在得知周恩来传达的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就起哄、闹事，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示威，该团团长、政委闻讯后急忙赶去劝说、制止，却无济于事，最终他们还是冲破阻拦上了街。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九日独立师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吃晚饭的时候，人们议论着传达的周恩来的指示，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宣传队战士朱学诗在有人鼓动下，用粉笔在饭堂门前的一块黑板上写下“请求中央来汉首长听听战士们的心声!”的标语。在公开场所写标语，等同于写大字报，在部队也是被禁止的，但是他们却顶风违纪硬是这样做了。正在团部吃饭的干部、战士看到了，传开了，还有人在为他们叫好。这个时候朱学诗又在别人鼓动下，用排笔蘸着脸盆里的黑墨水在篮球场上写下一条标语：“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有人还在“中央首长”几个字的旁边，加上了“周恩来”三个字。这下，团部上下沸腾了，情绪失控了。

司机开来了宣传车，宣传队要乘车上街游行了。团机关的一些干部战士却在一旁为他们壮胆助威。宣传车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闻迅后匆忙赶到，他们一起挺身站在车头前，政委周德芳还俯身趴在车盖上，苦苦相劝：“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这时有两名战士悄悄向团长、政委身后靠近，猛一下将他们拦腰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上汉口利济大道。他们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一路高喊口号：“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 、“8201战士永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王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自七月十九日晚七时左右，到七月二十日凌晨，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一直奔驰不停。[48]

由此我们看到，七月十九日下午正在召开军区生活会的时候，就有独立师的战士陆续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独立师战士自身的问题，但是武汉军区及独立师负责人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又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造成的。特别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处于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不满，擅自离开军区生活会会场回到师部，而后当着周围干部、战士的面发牢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8201部队战士到军区示威、抗议的时候，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却对此无动于衷，没有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放任这种局面的发展。即便前去处理问题的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虽然要战士们回去，却又说出情绪化的话来表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形势。至于打字员拒绝打印军区检查，师医院工作人员听说军区表态后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则反映出军区在转变态度、纠正支左错误上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态势下，独立师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某团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但是他们的作为显然不能制止业已激化的形势了。

其四，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一。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解决军队支左错误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就要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在做好军队及两派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结合。

为了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阐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做与会人员的思想工作，并在会议结束时要求，在做通部队及两派思想工作以前不要传达会议内容。七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接见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诫他们先做好部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这样发表一个声明就团结起来了。

遗憾的是，钟汉华当天晚上就批准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还进一步扩大了传达的范围。七月十九日，他们又将军区生活会的精神提前传达到部队。从中可以看到，牛怀龙、蔡炳臣不仅对于中央的方针表示不满，牢骚满腹，还对独立师战士到军区进行的示威、抗议表现出放任、纵容的态度，同时又暗示将矛头指向王力，对王力造谣生事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致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迅速走向恶化。

由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违背毛泽东、周恩来的教导和指示，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了下去，从而激起了部分干部、战士的躁动，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同时，对于这种现象他们又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劝诫和制止，而是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即便有一些领导干部为防止事态恶化作出了一些努力，却难以阻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和扩大。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成为七二○事件的征兆之一。

4)百万雄师密谋向武汉军区大院集结。

部队战士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的时候，百万雄师也在展开行动。这个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力量强大，消息四通八达，获悉军区主要负责人准备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变支左对象，转而支持造反派的时候，在其头头的策划下，也在向武汉军区大院集结，意图在游行、抗议、示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迫使军区乃至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其一，百万雄师头头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策划发起反击。

七月十八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会议结束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来听传达，随后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49]这样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就知道了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核心的军区会议精神。

军代表不仅把军区会议的精神透露给百万雄师，而且独立师负责人也在向百万雄师头头面授机宜。这在后来百万雄师一个高层头头的回忆中表现了出来。

百万雄师某高层头头回忆：牛怀龙师长和独立师杜宪章科长在铁路局7楼(专揪王力指挥部)告诉我：“东湖你们就不要去了，‘一号’在那个地方”(按：这里讲的“一号”，暗指毛泽东。)。我接着就告诉了东湖管理处的头头雷荣华。(东湖管理处的雷荣华就是七月二十日凌晨在百万雄师中最先率人冲入东湖客舍的园艺军头头)。[50] 从这里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向武汉军区集结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独立师负责人就将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百万雄师的头头。这些头头业已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住进东湖客舍了。在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情况下，仍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其背后动机不难理解，是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至于牛怀龙提醒百万雄师的头头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不过是从斗争策略考虑，为了防止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或者一旦被人抓住把柄，最终祸及自身而采取的明哲保身之举。他这样做，不仅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触犯军纪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军代表对百万雄师所属组织讲话时，闭口不谈武汉军区支左中的错误，反而在为武汉军区树威，通过介绍全国各地的斗争形势，继续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以期扭转斗争中出现的不利地位。

七月十九日上午，汉口某军代表张××对百万雄师的革命工人三司讲话，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51]

从中看到，军代表不仅没有承认支左中的错误，反而继续向百万雄师宣扬既往的主张，让他们从各地形势的发展中树立信心，其目的还是为了坚持既定路线，不愿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来改正错误。其实，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支左部队存在密切联系的。支左部队不仅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在为他们出谋划策，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样就使得武汉文革的形势不断走向尖锐和复杂化。

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是如何进行密谋策化的呢?百万雄师总站的头头(常委兼联络部长)章迪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章迪杰回忆：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52]

还有一个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如下：

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道安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道安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53]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百万雄师是在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后，才向军区大院集结的。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举行了常委会，决定派杨道安(二号头头)、孙德洲(常委兼作战部部长)、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这说明百万雄师头头不仅知道其成员的行动，而且还召开会议派头头到军区支持、负责这次行动的。专揪王力指挥部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王力，是以王力为靶子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此，百万雄师还企图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虽然没有付诸于行动，但是却显示出他们是有计划地组织这次行动的。

从百万雄师另一个当事人的回忆看，七月十九日晚上他赶到总站也是去接受任务的，于是才随着杨道安一起到了军区。他们在军区还召开了会议，说中央来汉首长接见他们，要与王力进行谈判，嘱咐人做好记录。从现已公开的资料看，这个说法显然没有依据，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百万雄师总站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是以领导者的面目来展开行动的。

至于章迪杰说百万雄师成员是在军代表传达到各分站以后，才自发到军区展开行动的，似乎百万雄师的行动与他们这些头头没有什么关系，是军代表和百万雄师成员的自发行动造成的，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成员到军区确实受到了军代表的影响，也存在他们获悉消息后心怀不满而自发前往的因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百万雄师头头不仅在总站召开了常委会，而且到军区去的头头又在军区食堂召开了会议。他们是抱着对于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不满情绪到达军区大院来向王力和军区负责人提出质问的。这说明百万雄师头头对于其成员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支持的，也是起着领导作用的。章迪杰的回忆还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说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但是百万雄师的谢敏华却担任了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章迪杰这样说还是为了淡化、推卸百万雄师及其头头到军区揪斗王力上的责任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由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泄露给百万雄师的。处于斗争策略上的因素，他们将周恩来代表中央阐述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从而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了王力，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当时各分站的百万雄师成员在获悉这个消息后，虽然存在向军区自发集结的因素，但是百万雄师总站的头头却在这个时候召开常委会议，谋划下一步的行动，派遣人员到军区去与王力进行谈判、交涉，又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迅速行动起来，上街游行、示威，以图扭转其政治上的被动地位。一些支左部队官兵却在其中起着策应和支持的作用。至于是军队冲在前面，百万雄师跟进，还是百万雄师冲在前面，军队予以策应和支持，虽然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上来看，军队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百万雄师又拥护军队采取的措施，两者是在互相依靠和彼此作用中来参与武汉文革的。武汉的文革形势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不断走向恶化的。

其二，百万雄师向军区展开行动。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是按照常委会的要求到达军区的。当时他们是打着质疑、否定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旗号到军区去示威、抗议的。他们到达军区以后，又是如何展开行动的呢?后来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章迪杰回忆：总站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武汉军区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约晚上10时，各分站的人和车都到了军区，军区大院内外到处都是人，都是车。他们三人只好下车走到军区院内。杨道安一看这阵势，问怎么办，孙德洲说：军区是军事秘密机关，我们要维持秩序。经初步分工，军区大门值班室由孙德洲守候，杨道安和余均才带人巡查，四个门都要有人把守，不管哪个分站来的人，都要登记，以免出事。

这时《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在出示证件后问：“你们来军区的目的是什么?”孙德洲回答：“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我们信不过王力，没有其他目的。”

这位记者走后，有个部队的连指导员找到孙德洲，称要送情况，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 接着杨道安派人接孙德洲到军区二号楼开会，会议由杨道安主持，各分站及红武钢、一冶百万雄师联络站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对待王力的四点表态。大家一致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符合武汉的客观实际，不能代表党中央，要王力解释清楚。会议还决定：一、由杨道安负责组织各分站及武钢、一冶的负责人，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团，与王力谈判。杨道安任团长，一冶的郭文祥任中心发言人，武钢的周刚和另二人负责谈判记录。二、由孙德洲负责组织、指挥游行队伍。三、由红卫兵司令部负责联系揪王力。当时统计，百万雄师各分站到军区来的车有 273 辆，一万三千余人。[54]

其实，这个临时联合代表团是由百万雄师、8201部队、红船工、公安总部、省直联司、一冶造反派联络站等保守派组织组成的，下设几个组，密谋了两条行动方案：一是由联络组负责找王力谈判，再由中心发言组负责与王力辩论;二是由宣传组写一个给毛主席的急电。这个代表团一成立，就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支持和关怀。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答应给他们调宣传车，军区副参谋长对他们也是热情备至。在七月二十日王力被弄到军区大院四号楼批斗的时候，军区支左指挥部不是设法营救王力，而是派了两个人去找代表团，要求参加旁听，还为他们配备了一台录音机将批斗实况录了下来。这个代表团的所属成员——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于七月二十日上午给四川产业军拍了一份电报，内容是：“王力在四川把产业军打成保守组织，现在又来武汉打击工农兵群众。”“王力走到那里，都说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唯他独左。”因此，提出要“和产业军一起战斗。”[55]

从章迪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到了军区以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他们进行了分工，派人把守四个大门，登记进出大门的人，避免出事。当《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问百万雄师头头孙德洲来军区要干什么的时候，孙德洲说是要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信不过王力，没有其他目的。

章迪杰在回忆中只是叙述了有个连指导员送来了“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的纸条，却没有交待清楚这个纸条是谁写的，又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编造了纸条的信息，写这个纸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当时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纸条的内容来看，绝对不是中央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个纸条显然是在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是为了进一步挑起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的对抗情绪，以便使得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联合行动，以反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突破口，妄图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到军区去的百万雄师头头又召开会议，进一步在如何应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上统一认识。会议上他们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能代表党中央，因而要继续声讨王力。为此，成立了临时联合代表团，又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准备与王力进行谈判，一部分人组织游行、示威，一部分人准备揪斗王力。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支持，其成员还要与外省的保守派组织进行联络。他们计划先与王力进行谈判，组织游行、示威来施加压力，一旦达不到目的就要揪斗王力，迫使王力接受他们的主张。这样百万雄师就摆出了与王力斗争到底的架势，冲在前面，成为揪斗王力的急先锋。

在统一思想以后，百万雄师迅速采取行动。当晚就以看戏名义集中了东湖地区和重型机床厂的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到九点，东湖宾馆附近方圆几里皆被控制，两条通道(高家湾和博物馆方向)被层层封锁。围用车辆上百。十九日夜十二点多钟，百万雄师已经到达武汉军区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56]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到达军区以后，迅速派人把守军区的四门，然后又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分工，一致同意将揪斗王力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王力改变态度，为百万雄师及支左部队正名，承认他们是左派组织以及进行的所谓支左行动。虽然他们为防止发生事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集中那么多人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一旦处置不慎，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审时度势，及时疏散人群，组织百万雄师成员退出军区，而是又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密的分工，部署揪斗王力的行动。这样就将百万雄师头头组织、策化这次行动的面目暴露了出来。想想看，如果真是与王力进行谈判，向中央首长反映问题，出几个代表就可以了，用得着组织这么多人到军区去示威、抗议吗?百万雄师组织大批成员到军区展开行动，甚至要揪斗王力，不正是要以此来向王力施压，要挟他收回所谓的“四点指示”，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这个“四点指示”是七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当时不是讲了“四点”，而是“八点”。有人把其中要害的“四点”抽出来，说成是王力的“四点指示”，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此进行了澄清与说明。他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57]

现在有一个疑问，是谁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所谓的“四点指示”的呢?即便王力十九日在军区生活会上又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是对周恩来讲话的转述，并非王力的个人观点，究竟是谁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个人的“四点指示”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不管怎么说，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个人的所谓“四点指示”，以反对王力个人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百万雄师及其支持他们的支左部队“正名”，改变其所处的被动地位，就成为这些人的斗争策略。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在武汉军区遭到冲击的情况下，孔庆德和叶明、韩东山、闵学胜等军区领导人带着支左指挥部的人员，赶到军区大院做工作。孔庆德手执喇叭筒，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是帮军区的倒忙。你们有什么意见，派代表来谈，不能成千上万的人拥进军区机关，影响军事机关的正常工作。”孔庆德的喊话没有效果，反而增了兵。军区大院周围的民主路、中南路、武珞路、大小东门以及武珞路至阅马场桥头，还有汉阳钟家村、汉口街头都出现了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另有一标人马杀向东湖客舍!孔庆德对于这一威胁东湖客舍的行动并不知道。[58]

我们注意到，虽然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出面做了工作，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部队的人员仍然在不断向军区集结。这里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工作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为什么不直接向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提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采取必要的措施呢?究竟是他们本来就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还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对此置之不理?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他们这方面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位副职冲在前面，虽然用心良苦，却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

王力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百花二号，即便孔庆德当时不知道有人要冲击东湖客舍，但是这些人是处于不满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才冲击军区的，而这所谓的“四点指示”恰恰又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基本内容，难道孔庆德当时就没有对此有所警觉吗?维护领袖的安全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即便王力的安危他没有考虑到，那么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东湖客舍有可能遭到冲击，从而预先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或者向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提出相应的建议呢?因而我们说，在群众冲击军区的时候，虽然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挺身而出的行为值得肯定，对群众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是他们对于形势发展的判断及其具体部署上，仍然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其三，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二。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上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军代表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将这个方针传达了下去。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是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才迅速向军区集结的。

当时百万雄师总站还召开了常委会，密谋下一步的行动，派出了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军区具体指挥百万雄师的行动。他们到达军区以后，又召开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采取谈判、游行、揪斗相结合的方式，以落实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行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之实，组织、动员百万雄师的成员到军区或上街游行、示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行动获得了8201部队负责人的支持。他们不仅透露了中央解放武汉问题的方针，还将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其目的还是要百万雄师这样的群众组织出头，他们躲在背后予以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百万雄师群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及其头头鼓噪起来的。

百万雄师成员群集武汉军区大院并上街游行、示威，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二。

5)百万雄师、独立师一些人员闯进东湖客舍，绑架、揪斗王力，酿成七二○事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独立师、百万雄师都有人员到武汉军区进行示威、抗议的。不同的是，独立师是放纵、支持其人员到军区行动，百万雄师则是在独立师的影响下，组织其人员到武汉军区展开行动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冲击了毛泽东驻地东湖客舍，到百花二号围攻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绑架、揪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七二○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一，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七月十九日夜晚就有独立师战士、百万雄师成员到武汉军区进行示威、抗议，但是那不过是七二○事件的前奏，真正的七二○事件还是从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东湖客舍内有梅岭(一号、二号)、百花(一号、二号)和南山(甲所、乙所)等系列房舍，当时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和8341警卫部队就分别住在梅岭一号、二号，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人则是分别住在百花一号、二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住在南山乙所。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局武昌分部人员以要见谢富治、王力的名义冲击了东湖客舍北门。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的十四个人，在其头头带领下，乘坐华沙小轿车、吉普车、卡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这些公检法系统的人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他们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东湖客舍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教导员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先后赶到现场，对他们进行疏导、劝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冲击北门的人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省军区独立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王福开的介绍信，声称：军管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管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警卫东湖客舍的官兵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这些人口气强硬地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独立师卫兵警告他们：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这些人却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进门后在离开大门100米处，双方对峙，冲闯者被阻。

从开始冲击到凌晨三点，秦堂春分别向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副秘书长王巽琪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向蔡炳臣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保卫科长王振英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怀龙报告了情况。

问题发生后，虽然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怀龙、蔡炳臣报告情况，但却找不到他们(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怀龙、蔡炳臣到东湖处理问题。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怀龙才驱车来到东湖客舍。

当时已经到达北门的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报告梅岭二号中央警卫团的领导，领导回话要他们提高警惕。王振英又电告钟汉华，钟汉华已经入睡秘书不想传达，王振英强烈要求钟汉华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传达，但石沉大海始终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负责人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中央警卫团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到北门这边来。当张根成赶到北门时，汪东兴就站在离大门200米处静静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布置在梅岭周围的8341部队战士，对事态发展业已做了最坏准备，持枪握弹潜伏树林戒备，其外线的8201部队警卫战士，也已部署机枪，以防万一。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向冲击北门的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他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要他们先回去。但来人不听，硬往里面冲。

接到东湖客舍北门的告急电话后，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命令8199部队(即陆军29师)政委张昭剑带人急速赶到东湖客舍，说公检法有八、九个人闯进了东湖客舍，闹着要见中央首长，要他去做劝阻工作，有何问题请到武汉军区来谈，不要在东湖客舍闹，如果不听，拉也要把这些人拉出来，并要军区保卫部一个干部随他前往。凌晨三点左右，29师政委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的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他们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部队的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挑起两支部队的纠纷。这让张昭剑感到非常为难，但经过耐心协商，还是允许张昭剑带人进去共同做工作。可无论怎么说，那几个人就是要见中央首长论理，如果采取硬拉他们出来的手段，不仅办不到，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最后这些人终于答复，今晚不去见中央首长了，就地休息。事情缓和下来后，张昭剑就请当时被派往东湖客舍的武汉军区副秘书长王巽琪将情况电话报告军区副政委叶明。

相持之时，几个8201部队的战士带着武器从大院西门出去了。在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却没有及时作出明确、有力的指示，也没有赶到现场来处理问题，只是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59]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属下公检法系统的人首先对东湖客舍北门发起了冲击。当他们受到拦阻的时候，还发出了最后通牒，对警卫客舍的官兵威胁说，如果谢富治、王力不接见他们，就要来几千人。他们不仅不对冲击东湖客舍的行为进行反省，还说增援的8199部队在镇压他们，又进一步挑拨8199部队和8201部队的关系，是想引发两支部队的矛盾，以便于他们从中渔利，其蛮横、无礼、阴险的言行暴露无遗。怪不得谢富治后来说，百万雄师中公检法的人最坏，打人最狠呢![60]虽然这是就他们在武斗中的行为来说的，但是这件事则是从侧面把他们给暴露出来了。

当时毛泽东就住在梅岭一号，离东湖客舍北门不远。虽然这些人是打着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的旗号到达东湖客舍的，说是为了落实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而来的，但是在武汉两派斗争趋于激烈并且发生了严重武斗的情况下，这种擅自冲击东湖客舍的行为，即便抛开他们的主观动机暂且不论，客观上也会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从现在的资料看，一般群众虽然不知道毛泽东到了武汉、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则是知道的。在他们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的情况下，还组织、支持、放纵本组织的人去冲击东湖客舍，其背后的动机是不言自明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虽然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警卫东湖客舍的负责人以及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及时赶到现场去处理相关事宜，他们也及时将东湖客舍遭受冲击的状况向独立师及军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报告，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既没有立即亲临现场进行疏导，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默然置之，无动于衷，采取了暧昧、旁观的态度，反倒是军区副秘书长、保卫科科长这些具体负责人，以及独立师负责东湖客舍警卫任务的人员在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公检法人员的冲击。当然，军区值班领导(比如副政委叶明)也是负起了责任的，这从他们命令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带兵赶到东湖客舍上反映了出来。他们是依据党性及革命军人的职责在履行使命的。

其二，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冲击武汉军区、东湖客舍西门，绑架、揪斗王力，七二○事件走向高潮。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夜至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下属公检法系统的武汉分部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的时候，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一部还冲击了武汉军区，要求军区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予以表态，并且质问军区领导为什么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随后不久，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一部也向东湖客舍西门发起了冲击。西门离百花二号很近，情势紧急，谢富治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前来议事。他们两人被秘书叫醒后，就带了一个保卫干事来到了百花二号。陈再道一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力了!”五点四十分许，从西门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谢富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冲去，说要见谢富治、王力。这些人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的人还戴着个大口罩。谢富治出来自报姓名后，对他们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时候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富治回房穿好军装，走出大厅后门与这些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王力也从另一房间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富治身边。陈再道也坐了下来，钟汉华则是站在群众圈外。经过谈话，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

正在双方交谈的时候，从百花院二道门又冲进端着冲锋枪的8201部队军人，枪口对着谢富治、王力，接着又进来8车8201、8199部队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由 8201部队一个副营长带队。警卫队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战士是“老保”、“八二○一的叛徒”、“不躲老子就用刺刀挑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不及而趴在汽车头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冲进王力的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破窗而出跑到草坪上。这些人将陈再道误认为王力，挥拳把他打倒在地。8201部队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于是他们才住手，将陈再道扶了起来。钟汉华见状则躲进了地下室。

这些人蜂拥着谢富治、王力，把谢富治推来搡去，围攻、殴打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尹聚平、胡慧娟等人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王力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许。当时有人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双方争执不下。独立师是冲击东湖客舍西门的主力，师长牛怀龙当时就在西门，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阻止这些人的行动，只是走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还对警卫战士说：“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被拖上了车。当时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又派三人乘坐其它车辆观察王力的去向，以便随时反映情况。

见到王力要被抓，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一个海军装束的人卡住张的脖子说：“你是什么人?”张根成回答道：“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一听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人说：“你也一块来吧”，将张根成拉走游街。北航学生尹聚平、胡慧娟也被 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些人，继续围攻谢富治，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才离开。

这些人走后，谢富治要去救出王力，陈再道、钟汉华劝谢富治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后来牛怀龙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谢)讲”，结果牛怀龙并未去谢富治处，却径直走了。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些人在西门、百花二号闹腾的时候，正在北门做劝说工作的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接到西门的告急电话，于是他与张昭剑商量后，留下秘书科长滕昭干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上他们看见好多着警服的人在院里走动，8201部队的一些人则为他们指指点点。张昭剑带人从百花二号后门通过大厅赶到草坪，鉴于现场秩序混乱，王力被团团围住，他们这个时候已经难以阻止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的行动了。王力就是这样被架上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的。[61]

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的时候，负责东湖客舍保卫工作的武汉市公安局科长金文骏被人紧急从床上叫起(金文骏当晚休班)，说百万雄师已经冲进客舍，甚至就在主席住的梅岭路上喧哗。金文骏听说后未及穿好衣服就匆忙赶往毛泽东住地，毛泽东亲自向他问明了事态，了解了基本情况。[62]王力被绑架的事毛泽东随后也知道了。上午，毛泽东传过话来，让陈再道他们把王力找回来。由于陈再道刚刚被打，浑身疼痛不已，行动困难，他与钟汉华商量后决定，陈再道留在东湖客舍，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这些人把王力放回来。[63]

这个时候钟汉华从住室窗户看到张昭剑在院里，便要秘书曾江悄悄把他叫去，张昭剑向钟汉华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由于陈再道被打，因而张昭剑建议钟汉华从安全考虑，暂时不要出去。钟汉华便要身边的秘书和张昭剑一起把厕所的门紧闭，将武汉军区印制好的一大捆检讨在支左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布告，放在澡盆里全部烧掉了。而后，钟汉华又带张昭剑一同进了陈再道的住室，张昭剑向二位军区领导汇报了带29师部队进来的情况，他们要张昭剑将部队留下待命。张昭剑便向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的29师秘书科长滕昭干作了具体交代，要他把部队管好，决不能与兄弟部队闹磨擦。随后，张昭剑陪同钟汉华回军区大院做工作。[64]

王力后来回忆了他从百花二号到达军区大院的经过：二十日早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他们还给我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走了，打得一塌糊涂。[65]

王力被揪到武汉军区大院以后，由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组成的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对王力的批斗。九点左右，王力被代表团带到四号楼，军区支左指挥部派人找代表团参加旁听，有人还用录音机录下批斗围攻实况。

百万雄师和部队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围攻、批斗并殴打王力，要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的性质表态，问他到底有没有“四点指示”。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

后来，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有人要求王力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时，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

8201部队一个干部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随后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66]

王力后来回忆他遭受的批斗时曾经说道：“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67]

其实，在揪斗王力的问题上，独立师干部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有人主张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王力的批斗，有人却对此默然置之，无动于衷，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上午十一时左右，独立师军务科副科长熊兆明在军区四号楼看见王力被斗，情况非常紧急，熊兆明急忙回师部找首长，途中碰见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熊兆明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忠，周忠就和熊兆明到了军区四号楼三层楼上向下看见了王力，熊兆明对周忠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周忠说：没关系，死不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绑架、批斗王力的问题上，熊兆明与周忠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那么，这个时候钟汉华及其他军区领导又是什么态度，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在张昭剑陪同下到了军区大院，看到这种状况后，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见到无人理睬，钟汉华甚至向他们作揖、磕头劝阻，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本来天气就暑热难当，在这种场景下，钟汉华又急又气，于是心脏病突发，昏倒了下去，有人把他背走。

军区副政委叶明多次指示张昭剑做设在大院内的火线指挥部头头的工作，要他们放了王力，有什么问题与武汉军区一起商谈。但那些头头们个个满腔义愤，以不向王力讨回公道决不罢休的怒气，根本听不进张昭剑的话。大约中午过后，军区一位老首长也赶来了，他态度很坚决，口气很硬，对在场的群众说，“这样搞怎么行，反革命，给我抓起来。”当即引起群众齐喊“打倒 ×××”的口号声。不一会儿，这位老首长便离开了。

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部队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的群众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保护了王力。

这个时候军区副政委叶明指示，要张昭剑向那些揪斗王力的头头传达周恩来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一听此话，内心大吃一惊，连他都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的事，百万雄师的头头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此前，钟汉华由于心脏病突发，被抬到二号楼首长办公室去了，张昭剑便到二号楼向钟汉华报告了揪斗王力的头头给他讲的这句话，并问钟汉华是否属实?只见钟汉华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地连声口呼：“毛主席呀!毛主席呀!”张昭剑领会，这实际上就是钟汉华对他所问的回答。(钟汉华的秘书沈瑛和军区门诊部姓平的保健医生和姓曲的护士始终都在钟汉华身边。)[68]

下午三点钟左右，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与揪斗王力的头头们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先要王力吃个饭，休息休息再说。张昭剑找来了百万雄师的头头，跟他们说：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你们今天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然后告诉他们军区预备了饭，现在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谈判。经过说服动员，大部分百万雄师的群众下楼吃饭去了，只留下二、三十个人在楼上监视着。这时候，解放军战士三三五五走过来找他们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已将他们的人分割开了。楼下守卫大门和楼梯的战士依然坚守岗位，不准外人进入。[69]

趁此机会，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即令张昭剑立即组织29师87团住在军区大院的二个连和师侦察连及军区警卫营驻军区大院的连队，从四号楼的二楼到军区大院侧门，手拉手排成两行人墙，中间留出空隙，掩护王力到大院侧门上了吉普车，直奔29师师部。当王力一走后，军区副政委叶明立即指示张昭剑留在军区大院坚守，并不时站到四号楼二楼阳台“亮相”，以迷惑揪斗王力的群众。张昭剑认真照办了。[70]

王力就是这样被转移出去了。

百万雄师的人员在饭后回到军区四号楼发现王力不见了，就在军区大院内部大吵大闹。由于没有找到王力，也就失去了批斗目标。独立师师长牛怀龙问百万雄师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谢敏华怎么办，并说要把人弄走，王力已经表态，这些人不走怎么办?你把这些人弄走，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牛怀龙还对谢敏华说：你把你们的人弄走，我把部队的人弄走。谢敏华就对百万雄师基层头头吴明长说：你把你们来的人和洪山来的人都弄走。这样群众和战士都退出去了。

牛怀龙又对谢敏华说：你们再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了，去了就不好办了。谢敏华回答知道了。[71]从中可以看到，王力被转移后，由于失去了批斗目标，牛怀龙、谢敏华才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员退出军区大院的。

王力脱离险境后，被8201部队战士及百万雄师抓走了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又如何呢?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张根成被抓走后，亲眼看见当日大街上的混乱情景。车上的军人扯掉他的帽徽、领章，押着他游街，还对他痛骂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不过都是当兵的，也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根成解渴。

后来游回到军区附近，下午三点左右张根成被带进8201部队师部(靠近军区的中南路末端)。走到门口张根成听到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个时候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进来，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问道：“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文件)?”张根成回答道：“有啊!”蔡炳臣“呵”了一声，又叫把撕下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

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炳臣忙眨眼示意不要讲，来人不明就里，还追问“那个人呢!?”蔡炳臣无奈地反问道：“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炳臣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根成听到这话心想，他们怎么会这样讲话：“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科长和干部科科长盘问张根成，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后来军区保卫部找到师部，要将张根成送回东湖，牛怀龙同意了。

张根成回到东湖客舍，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正在议事，张根成将他被抓走后的经历特别是在独立师师部的见闻向这几位领导人作了汇报。[72]

同时，中央文革记者站、《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在这个时候也受到围攻和揪斗，他们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及时将武汉发生的事写成材料汇报给中央。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杨立功、高天棠、都元恒等人，也受到围攻，强迫站在凳子上示众，强令交出采访“黑材料”。后有两人被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带走。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汉记者、周恩来联络员姚克强，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杨立功，七月十九日到达武汉后，住在军区三招。姚克强去了支左指挥部，杨立功去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中采访。他们一到武汉就感到气氛很紧张，用保密机子向北京汇报了当天情况。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冲进他们住的招待所，要揪斗记者。杨立功见状急忙让姚克强躲进厕所去烧毁他们所写的材料，百万雄师没有发现姚克强，就把杨立功抓走了。百万雄师让杨立功站到一个凳子上，批斗了七、八个小时。在场的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试图为杨立功解围，但是闹事的百万雄师人员根本不听。杨立功被百万雄师扣押了两天，到了二十二日，周恩来给军区下了命令，才将他解救出来。

姚克强在百万雄师走后，迅速到了水电学院，找到水电学院学生、记者站通讯员龚解放。接通电话后，姚克强向北京紧急汇报了武汉发生的情况。随后，他被安置在一个教授家里避难。龚解放和水院其他造反派分头奔走，将得到的情况汇总起来，由龚解放写成文字，再送姚克强审核后，用专用电话发往北京。

从当时中央文革《快报》上还可以看到：抓人打人后，记者指出：军区应该按军委三月三十日文件办事，要负责一切严重后果。而军区的人说：“部队战士都造反了，我们管不了。”百万雄师在封存记者的材料时公开说：“这里有很大的油水，王力就是根据这些东西下结论的，把这些东西推翻了，王力的结论也就被推翻了。”从百万雄师围攻记者住处开始，到记者被捕，军区一直未采取什么措施。[73]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是从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虽然在东湖客舍警卫及其负责人和29师增援人员的努力下，说服了这些人员，没有继续冲击北门，但是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人员随后又向西门发起了冲击。即使谢富治、王力以及军区负责人一度做通了西门第一波冲击人员的工作，但是以部队战士为主体的第二波冲击人员却不仅痛打了陈再道，还将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以及北航红卫兵也抓走游街示众了。

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里面的梅岭一号。虽然这些人是打着找谢富治、王力进行辩论的旗号来冲击东湖客舍的，也没有到梅岭一号进行示威、抗议，但是在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梅岭一号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更对毛泽东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在武汉发生严重武斗和某些部队、群众组织人员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并且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

军区、独立师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则是知道的。在他们知道的情况下，却仍然发生了冲击东湖客舍和揪斗王力的激进行动，就不能不令人深思。这就不能不让人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来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即便在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他们又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予以制止呢?从这里就不能不对他们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行为和企图提出质疑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事件发生前后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确实有不少领导干部为防止事态恶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对王力的脱险起到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王力是很难从百万雄师的严密控制下转移出来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也不得不说，虽然他们为防止事态恶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却不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及其造成的严重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人不是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开始采用暴力方式来抗衡中央决策，企图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虽然王力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脱险了，但是这种以暴力方式来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威逼中央代表答应他们的要求，按照他们的意图来行事，不仅在文革史上，乃至于在党史、国史、军史上都是罕见的。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也正是这种事态，才将七二○事件推上了高潮。

其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武汉三镇以上街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不满，百万雄师的头头还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联合起来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情绪。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下进攻造反派，在大专院校进行武斗。他们在游行、示威中不仅将矛头指向了谢富治和王力，还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中央领导人，喊出了激进甚至反动的口号。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混乱状态，整个局势几乎失去控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通过显示自身力量来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月二十日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也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军区大院敞开，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进进出出。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大东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甚至贴出了署名三司的标语：“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十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 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着8201、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数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个军队干部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着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 “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伯达是王力的后台，甚至含沙射影地说：“不管周××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人员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那人回答道：“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74]

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和以独立师为主体的部队人员不仅联合起来进行游行，有些人还在激愤之下忘乎所以，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置中央的权威于不顾，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要枪指挥党，发表了不少出格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文革路线。虽然这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行，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态势下造成的危害则是严重的。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下面这些目击者的回忆材料可以进一步印证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七二○事件中的表现。

目击者回忆之一：百万雄师写出标语：“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甚至有人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中央文革也会犯错误”，“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百万雄师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在武汉三镇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声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留守的造反派学生、教师。在游行大道和其他地方，一旦被指认为造反派，就遭到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毒打，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对武钢的围攻于凌晨二时开始，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武钢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 100 多人。[75]

目击者曹承义回忆之二：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8201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开枪。

百万雄师上午十一时包围了湖大校园，下午三时左右，几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汽车冲进了校园，百万雄师手拿长矛，逐楼搜查造反派师生。抓了100多人，关押在武昌火车南站旁边的汽运五站，其中包括新湖大几名头头张维荣、彭勋、谢邦柱等人。

青山区以武汉市汽运六站为主的百万雄师组织了全副武装的队伍，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蹬反毛皮鞋，手持铁矛，队列整齐地站在一辆汽车上。他们首先冲击了九一三总团办公地点武钢业余大学和青山区委办公楼，追杀造反派群众……。他们又冲击了离此一公里远的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将办公用品和广播器材洗劫一空，将住在大楼的一冶三公司四工地湖南籍工人×××用长矛杀死在宿舍内……，被杀死的人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一位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76]

目击者军区机关干部陈秀森(陈再道生活秘书)回忆之三：“七二○”那一天早上十点多钟，我从汉口滨江饭店坐军车去武昌的军区大院，从武胜路汉水一桥开始，到长江大桥，沿途都是军车，上百辆，车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拿铁矛。8201部队的人也都出来了，跟他们混在一起，有的车上还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整个街上看不到一个人，一派恐怖气象。我到军区大院之后，整个大院是人山人海，喊的口号都是“活捉王力、讨个说法”、“消灭反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中央当时给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也不能说是假的。[77]

以上目击者的回忆以其亲自的经历反映出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武汉三镇的游行、示威状况，使我们对于七二○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人统计，是日百万雄师共出动车辆482辆。消防车拉响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百万雄师本来是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平时是以保守而不是造反的面目行事的，在两派斗争中深受造反派的诟病，他们自己也觉得在造反方面理不直、气不壮。这次在揪斗王力之后的当天上午，百万雄师所属园艺军头头雷荣华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说：“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是与百万雄师一块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并上街游行、示威的。不仅如此，有人还以8201部队的名义发出呼吁，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百万雄师也向社会上发出声明，表示坚决要与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站在一起。这又一次暴露出8201部队与百万雄师存在的密切联系。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呼吁》顶头是毛主席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78]

这个时候一些谣言在武汉三镇迅速传播起来。这些谣言有些是从百万雄师传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军队散发出来的，颠倒黑白，惑乱人心，严重误导了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以下是有代表性的几个谣言：

七月二十日上午，驻省委机关的军代表打电话给省司说了军区传达的两条消息，原话如下：

“一、今天上午十点，中央军委来电：①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对头;② 满足群众要求，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造反，就抵制。

二、谢副总理今天上午七点廿十分钟讲了四点：①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没有错;② 王力讲的四点没有通过我，没有通过中央文革和总理;③ ‘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④ ‘工总’能不能翻案，由武汉军区决定。”[79]

编造毛主席指示：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80]

这几个谣言，有的来自于部队，有的出自于百万雄师。部队有人制造谣言，是因为中央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这些人从单位及个人利益出发，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企图以此赢得舆论支持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才做出来的。

那么，出自于百万雄师的谣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后来在访谈中对此有一个说明。他说：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六二六”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81]

在文革斗争中应该采取光明正大的方式，而不能搞阴谋诡计。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编造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和电报，都是不允许的。因而编造这些谣言就是在文革斗争中的阴谋活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对他们不利，为了挽回斗争中的不利形势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种行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纪律上，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不仅如此，百万雄师还召集会议，拟出行动纲领，协调一致行动，紧紧抓住王力的问题不放，要以此为筹码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接受他们的主张。

当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两次冲进 8199 部队，胁迫交出王力，并要求搜查。[82]

武汉市直机关革联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曾庆裕后来回忆了百万雄师召开的夺权会议。他说：我参加了百万雄师七二〇夺权会议。到会单位有省直联司、革联、市人委联合指挥部、武汉公安、农业联合筹备处等。经讨论，认为尚未大联合，条件不成熟，不能夺权。后又讨论发表告人民书，草稿出来后，各单位讨论不同意，又准备改为呼吁书。[83]

这个时候专揪王力指挥部还拟定了详细的计划：

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 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 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 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

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总指挥部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84]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在揪斗王力以后，召开了会议，拟定了具体的纲领和计划，要扣住王力，进而夺取省市委的大权，拒绝前往北京，要迫使中央派人到武汉来解决问题。虽然他们的行为最终没有能够得逞，但是制定这些的计划则反映出他们企图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即成事实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接受他们的主张。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不仅冲击了武汉军区和东湖客舍，而且还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又以百万雄师当头到大专院校去进行武斗，整个武汉形势几近失控状态。不仅如此，独立师和百万雄师随后还互相发表声明和呼吁书，公开表态站在一起。百万雄师是从宗派利益出发，召开会议，密谋策划，扣押王力，夺取省市委大权，以此来要挟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取得在斗争中的有利态势。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独立师的支持。不论是独立师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在这方面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成为七二○事件的发生乃至于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

其四，对于七二○事件的不同反应。

七二○事件是由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一些人员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上街游行、示威，绑架、揪斗王力引发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在军队、地方干部还是百万雄师群众中间，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虽然他们并不见得能够认可、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对于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和对王力进行揪斗的作法则是不赞成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省直干部张林发(当时在东湖客舍工作)回忆：当晚我在值班，管理电、水、制冷、通讯等技术事宜。园内尚无多少喧哗声，天亮才知道出事了。当时有意见可以给中央提，但是8201和百万雄师冲进宾馆(即东湖客舍——引者注)并抓人打人;冲进来和放群众冲进来，事情性质就变化了。那时宾馆有百十号人，干部约二十多人，事后全部调出整训，再未回来，仅留下我坚持技术工作。[85]

军区大院干部回忆：当时，军区大院一些干部和战士对于在军区批斗和混乱不堪也十分不满，认为有问题谈问题，不能抓人、打人，战士和群众不能冲击军队机关，要求军区领导制止。有的百万雄师群众谈及尽管不满意四下传播的王力讲话与指示，但也不满意军人和群众冲击宾馆抓人，在军区批斗中央来人。尽管在极度的狂热中，有的人第二天就悄悄退场了。

军区秘书科揭发：当时，机关大多数同志都十分气愤，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行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非常焦急。但是军区常委都跑了，军区大院失去了统一指挥，致使七二○事件一直持续了一天之久。[86]

省直干部章重的回忆：省直机关的保守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游行，但也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中层干部，对百万雄师和部队的暴烈造反行动表示犹疑，担心这样是炮打中共中央，没有上街欢呼与赞同。省报一记者尽管赞成百万雄师口号，起先参加街头游行，但也认为有问题通过组织解决，不要群众上街为好，王力有问题也不是你群众说打倒就打倒的。[87]

从以上回忆、揭发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但是对于七二○事件中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和揪斗王力的作法则是不赞成的。他们普遍认为有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向中央提出，并不同意用暴力方式来表达诉求的作法。正如他们当中有人说的那样这是在炮打中共中央，因而军区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对于这种行为是十分气愤的。即使百万雄师中的一些群众也是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因而就在极度狂热中的第二天悄悄退场了。其实，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这是武汉秩序尽管在七二○事件中遭到严重破坏，却没有酿成大规模冲突乃至动荡的局面，进而能够得以顺利处理的社会基础。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居住在东湖客舍的情况下，保卫他们的安全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遗憾的是，在东湖客舍遭到冲击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采取过什么有效的行动。

七二○事件是从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北门遭到冲击后，守卫北门的8201部队人员履行警卫职责，迅速向独立师和军区负责人反映情况。从现在的资料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陈再道即便在回忆录中谈到七月十九日夜至次日凌晨他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时也是闪烁其词，一带而过，似有难言之隐。[88]这与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在七二○事件前后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是不会在回忆录中予以回避的。

当然，军区值班领导也并非没有采取行动。当得到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的报告后，值班领导军区副政委叶明就派29师政委张昭剑带部队增援北门。七月二十日黎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又进一步冲击东湖客舍西门，虽然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赶到了现场，陈再道也被打倒在地，但是最终这些群众和战士还是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当时被人打翻在地不过是误会而已，因为这种打击本来是要落到王力头上的。王力虽然在东湖客舍逃脱了皮肉之苦，却又被带到了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即便钟汉华对这些人磕头作揖，王力还是遭受了他们的武斗，顺便又把他的手表和钢笔也抢走了。[89]这是对中央代表采取的暴力行动。从这里来说，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都是对此负有严重责任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王力是在武汉军区其他领导的布置下，由29师政委张昭剑带人将他转移出去的。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上街游行、示威以显示力量，造成了整个武汉形势几近失控的局面。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甚至还纵容、支持他们的行动。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人冲击东湖客舍和军区，上街游行、示威的时候，不论是独立师还是军区都有领导干部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行动。当时8201部队全师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有师直和四个团。事后调查，参加七二○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两千余人，约占全师数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90]由此可见，独立师只有约五分之一左右的人数参加了七二○事件。如果再与一些地方干部、军区机关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不赞成七二○事件的作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七二○事件的抵制情绪。这是七二○事件没有演变到局势失控进而造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6)北京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飞赴武汉。

七二○事件发生后，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北京的：一条是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联络员的杨成武，对毛泽东的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及时报告了周恩来;一条是随同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北航红卫兵在本地造反派帮助下，及时通过北航红旗总部报告给中央文革小组;一条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汉记者及时将武汉的情况报告中央;一条是北京各大造反派组织设立的驻汉办事处通过其北京总部报告中央。七二○事件就是这样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北京的。

武汉发生七二○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中央领导人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月二十日六时，在东湖客舍乙所百花一号，杨成武接到工作人员报告，说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要抓王力、围攻谢富治，部队也参加了，形势十分紧张。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杨成武将武汉的情况报告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91]周恩来听后随即在电话中指示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92]

周恩来得到杨成武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收到武汉七二○事件的消息。在京中央领导人迅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林彪处召开紧急会议。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武汉驻军和群众竟然冲进东胡客舍，殴打、绑架中央代表王力。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毛泽东亲临武汉的情况下，住地被冲击，中央代表遭到揪斗，自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因而如何维护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为这次中央紧急会议的焦点。

由于这次会议的记录尚未公布，我们还难以知晓这次会议的讨论、决策情况。但是从会后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处理武汉事件，安排毛泽东及时转移，维护毛泽东的安全;邱会作带着林彪、江青联名签署的给毛泽东的信件，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作出相应军事部署，严密监控武汉事态的发展。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以后，下午即直飞武汉。鉴于武汉形势紧张，为安全起见，中央派遣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随同周恩来乘机前往武汉。[93]

可是，周恩来前往武汉的消息还是被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知道了。下午二时半左右，8201部队的人领头，军校保守派，还有百万雄师、三字兵等组织，乘着一百多辆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直奔塔台附近。机场驻军出来做工作，说这是军用机场，冲击是错误的，要他们退出去。他们却说：“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驻军回答说：“总理不在这里”。有个8201部队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听了心里一怔：“他们怎么知道总理三点起飞?怎么知道落在我们机场?总理确实已经起飞，我们已经得到预报，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于是，驻军镇静地回答：“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接着又问8201部队的头头：“谁叫你们来的?”那人回答说：“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机场驻军立即向武汉空军司令部刘丰报告，由他们转告北京，通知周恩来的飞机转场降落。这些人在机场驻军做工作后，直到下午五点才撤走。[94]

这里有一个疑问，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是怎么知道周恩来要到武汉的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史料。不过，我们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事实中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是与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商议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将毛泽东从东湖客舍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由此看来，周恩来即将到达武汉的消息应该是向武汉军区通报过的。不然的话，周恩来又如何在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的协助下将毛泽东予以转移呢?从这里来说，周恩来到达武汉的消息似是从武汉军区泄漏出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证明。

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得到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冲击王家墩机场的报告后，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当时飞机尚在飞往武汉的途中，吴法宪接到报告后，从周恩来的安全出发，临时决定飞机改降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95]

下午五点多钟，飞机降落在山坡机场。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问道：“你们这儿有电话吗”?随后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恩来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丰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96]周恩来把秘书和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市区，找武汉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97]

虽然周恩来乘机赶赴武汉，但是由于武汉形势的严峻性，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从毛泽东的安全出发，林彪、江青认为毛泽东应该及早离开武汉。于是，他们两人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98]

从邱会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是林彪让吴法宪通知他到武汉送信的，还要他带上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出发前，林彪接见了邱会作，将他和江青联名的信件交给邱会作，并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

当天晚六时左右，邱会作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他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场。到了之后，来接他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蓬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车。邱会作立即向周恩来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邱会作就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99]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七二○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周恩来急飞武汉处理问题，安排毛泽东进行转移。当天下午周恩来飞赴武汉。由于消息泄漏，周恩来乘坐的专机不得不在离武汉较远的山坡机场降落。邱会作随后又带着林彪、江青联名的信件当夜直飞武汉，在王家墩机场降落。从周恩来与邱会作专机起降的时间来看，周恩来的专机在前，邱会作的专机在后。大概率是在周恩来离京后，林彪、江青又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从大局以及毛泽东的安全考虑，为了劝说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才让邱会作飞赴武汉给毛泽东送信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在没有弄清事态之前，在京中央领导人对于武汉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7)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机从武汉飞往上海。

如前所说，七二○事件是从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从他们冲击北门开始，东湖客舍特别是警卫毛泽东住地梅岭一号的8341部队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当时面临的严峻情况从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中可以反映出来。

陈长江说：“他们这么一闹，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游行的群众到中南海门前或示威，或静坐，或提抗议的，有的甚至不听劝阻冲进中南海讲道理的。那些人，不是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市民群众，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的非常状况之下，在行动上没有了指挥，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

这些人在东湖宾馆，在毛主席住处附近出现，还有广播车的高音喇叭也对准了毛主席的住处，声嘶力竭地呼喊，或是大声宣传他们的主张，或是发泄他们的不满，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休息，而且对安全也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但是，一想到警卫部队将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一些人，我的心情则异常的沉重与不安，简直憋闷的叫人喘不过气来。”[100]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谢静宜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谢静宜说：“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武士’，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住的大门口通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只要他们不冲进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还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系着小刀游过来了。

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我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摄影师舒世俊、老贾、钱嗣杰 (新影、新华社) 手中均拿一个木棒。在这种形势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101]

当时在东湖客舍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后来也回忆说：“为防万一再来冲击，百花院的有关人员全部集结在百花一号楼，警卫人员将一些沙发和桌子堵塞了一些通道，布置了三道防线;干部、战士通宵警戒。”[102]

在这种状况下，杨成武不仅迅速向周恩来报告了武汉发生的事件，还与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紧急磋商，分析武汉当前动态，研究如何从河南、湖北调动部队来遏制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同时，当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下上街游行、示威向造反派发起进攻的时候，为了防止造反派针锋相对也采取同样的行动，造成两派群众之间的剧烈冲突，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谢富治让随他来汉的北航红旗红卫兵井岗山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立即紧急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十七号封存的长矛、匕首。[103]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东湖客舍遭到了冲击，王力被百万雄师抓走，谢富治本人也被围攻，武汉的形势极为紧张，但是谢富治并不为之所动，而是冷静处置，考虑周全，从武汉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避免在两派群众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很快知道了武汉发生的事件。当他获悉王力被百万雄师抓走的消息以后，就让人告诉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把王力找回来。[104]

面对严峻的形势，尽管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毛泽东却泰然自若，仍然照常批阅文件、看书，并没有把周围的形势看得有多么严重。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谢静宜后来回忆说：“这时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劝主席离开这里，主席就是不走，而且说：‘这些人不是对付我们的，也不会伤害我们。’”“中央劝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也劝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105]

从谢静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对于武汉发生的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看得有多么严重。他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06]虽然当时两派群众处于对立状态，甚至搞起了武斗，打得热火朝天，但是经过说服、教育，提高了两派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后，他们是会化解矛盾、团结在一起的。因为两派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对于事态的发展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尽管如此，王力被抓走揪斗的事还是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警觉，特别是在他到达武汉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件，不能不使他对此作出深思。这成为后来他在周恩来劝说下最终离开武汉飞赴上海的内在动因。从中央在京领导人来看，在毛泽东亲临武汉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冲击毛泽东驻地东湖客舍、王力被揪斗的严重事件，而且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制止这个事件，因而从党中央、毛泽东和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召开紧急会议委派周恩来飞赴武汉劝说毛泽东尽早转移的。

七月二十日夜暮降临后，周恩来轻车简从，从山坡机场赶往东湖客舍。为保密、安全起见，周恩来身穿军装，戴着墨镜，乘吉普车进入东湖客舍。他先与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余立金商量后，就穿过走廊到了毛泽东住地，劝说毛泽东进行转移。[107]

虽然我们现在还未发现周恩来劝说毛泽东转移的文献资料，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及中央在京领导人的意见，是同意进行转移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总理去武汉回来后，讲到他见主席劝说离开武汉时，主席讲没有想到住到贼窝子去了;但也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他们还没有下决心要扣留我。”[108]

这说明虽然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下同意进行转移，但是对于形势的发展是否有那么严重还是存在几分疑虑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离开武汉的。后来，毛泽东对于七二○事件后离开武汉进行了反思，认为他当时不走就好了。[109]当然，这是后话。

至于转移的路线及其相关问题，由周恩来与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及武汉军区的相关负责人再具体商定。他们是如何商定的，尚有待于这方面资料的进一步披露。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当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别人的察觉，毛泽东及随行人员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的。[110]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为给毛泽东送信，邱会作是乘专机夜航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的。当时杨成武正在机场安排毛泽东的飞机。邱会作将林彪、江青联合署名的信件交给杨成武。杨成武发现信封上写着“亲启”两个显赫的字，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拆阅后，把杨成武找去说：“准备马上离开武汉，去上海。”杨成武问：“准备专列还是准备空军的飞机?”毛泽东果断地回答：“同时准备。”[111]

七月二十一日晨二时，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毛泽东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112]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随行的警卫部队乘坐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客舍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113]

毛泽东身边的机要人员谢静宜后来回忆这次转移时说：“周总理乘机抵达武汉，代表中央专门来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同意了。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我们机要的车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我们车的前位上，嘴里不停地小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114]

从谢静宜的回忆看，当时转移的过程还是非常紧张的，也是存在几分风险的。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115]如果不是形势紧张，毛泽东是不会乘坐飞机离开武汉的。这从杨成武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他说：“我们登上汽车后，毛泽东先说去火车站。当汽车行驶到车站，把毛泽东安排在专列上休息后，毛泽东又说乘空军的飞机走。于是，我又乘车去附近的空军机场。”杨成武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术。[116]

周恩来劝说毛泽东同意转移并安排好行动路线以后，并没有随同前往，而是留下来处理武汉的后续工作。他从梅岭带过来约一个排的8341部队指战员，又回到了百花一号。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接通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的电话，问道：“到了没有?”孔庆德回答：“早就到了”，周恩来生气地说：“我跟你交代什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庆德在作解释，向周恩来汇报军区安排。周恩来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说：“到了就好了，睡觉!”(按：指毛泽东安全抵达机场，可以休息了。)[11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进行的转移是得到了武汉军区孔庆德等负责人的支持与协助的。这说明虽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履行职责不力，但是武汉军区仍然有负责人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执行中央的指令。这为毛泽东的安全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周恩来后来在谈话中对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等人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予以肯定，认为他们是有功的，其来有自。[118]

毛泽东到达了王家墩机场。送信的邱会作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杨成武进来后，对邱会作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会作听了杨成武的话后，估计毛泽东已经转移出来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就跟随杨成武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邱会作时，像以前一样心情平静地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会作把送信以及林彪要他转告毛泽东的话作了简要汇报后，毛泽东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邱会作就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邱会作在汪东兴带领下又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毛泽东和他谈完话，邱会作见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要商量事情，于是就给毛泽东敬礼后，回到机场住处。他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119]

其实，为了保证这次特殊情况下的转移万无一失，杨成武在东湖客舍与空军联系时，命令他们同时为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三架飞机做起飞准备。最后，毛泽东是乘坐为谢富治准备的专机离开武汉的。

飞机爬上高空，平稳之后，毛泽东问杨成武：“这架飞机是哪国制造的?”杨成武说：“这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毛泽东又问：“我们能不能制造?”杨成武说：“我们想仿制，但困难不少。”[120]

从中反映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是坦然的，平静的。他处变不惊，沉着冷静，胸藏四海，谋虑深远，以革命家的视野来看待武汉发生的事件。这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人员谢静宜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她说：“在飞机上我好奇地去主席机舱看看主席。主席照常看他的书，抬起头来对我微笑一下，像没事一样照常办公。”[121]

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陪同下于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随即,杨成武就将毛泽东安全到达上海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2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武汉军区相关负责人的协助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对事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事件看得有多么严重，后来由于王力被揪斗以及陈再道、钟汉华在这个事件上的消极无为，才使毛泽东对此产生了警觉。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京领导人专程赶到武汉劝说毛泽东转移，邱会作又带来了林彪、江青联合署名劝他转移的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从毛泽东离开东湖客舍到达机场以及飞往上海，都是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由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以及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相关负责人具体执行的。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则留了下来，处理武汉的后续工作。

8)周恩来在救出王力及安排好相关事务后离汉回京。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送走毛泽东以后，他自己留了下来。这个时候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任务是，救出王力，安排、处理好武汉军区的后续工作，保持武汉形势的基本稳定。

其一，周恩来责令武汉军区救出王力。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七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得知王力被抓走后，就传过话来，让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把王力找回来。[123]在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军区警卫营、8199部队(即29师)等指战员的努力下，王力被从军区大院转移了出去。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从北京乘机到达武汉以后，就问过王力怎么样了，有人把王力还没有下落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他们尽快把王力找到。[124]

毛泽东离开武汉以后，李作鹏留下来协助周恩来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当时他和周恩来都住在百花一号。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安全，夜间他们就互换房间，按照对方的作息习惯进行办公，直到周恩来离开武汉。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恩来要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恩来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周恩来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周恩来。[125]

从中不难看出，陈再道仍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耿耿于怀，他使性子、顶撞周恩来、拒绝寻找王力，不过是这种不满的具体表现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找武汉军区其他负责人来寻找王力。他对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做工作，孔庆德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恩来一听是这样，急切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接着，周恩来又对孔庆德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125]

孔庆德说的王力已经被救出，是他们将王力从军区大院批斗现场转移到了8199部队(即29师)师部的。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曾经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交待过，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周恩来严令下，武汉军区派人到8199部队师部寻找王力时，师参谋长按照张昭剑事先的交待，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没有告诉他们王力藏在那里。[126]

这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叶明说过情况紧急时就把王力藏进指挥所的话，但是张昭剑等人认为，即便将王力藏进指挥所也并不见得保险。这些8201部队的士兵和百万雄师成员连武汉军区都敢冲击，谁又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冲击指挥所呢?因而从安全考虑，就要把王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由于当时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特别是军区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时候军区有些负责人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抱着抵制、抗衡的态度，以致于在东湖客舍、军区大院竟然发生了围攻、殴打、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严重事件，因而从王力安全出发，即便是军区派人来寻找王力，8199部队负责人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态度的情况下，在王力去向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告诉他们王力去了那里。从当时的境况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指责张昭剑没有及时将王力交给军区，是不公正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得知王力被抓走以后，对王力的人身安全是非常关心的。在送走毛泽东以后，他责令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措施要找回王力，但是却遭到了陈再道的抵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才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庆德、叶明)做军区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下午，谢富治与钟汉华商谈如何平息事端，再去陈再道处商量。[127]孔庆德、叶明虽然表示已经救出王力，却又发现王力不见了。那么，王力究竟去了哪里呢?

其二，王力在军区、武空负责人和8199部队指战员保护下脱离险境。

王力被从军区大院转移到8199部队师部以后，夜间上了师部附近的洪山。第二天王力被送往山下七连驻地，而后被刘丰接到武空司令部，夜间前往山坡机场。与周恩来会合后，七月二十二日凌晨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又乘机到达王家墩机场。那么，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多钟，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保卫科科长王振英、军区警卫营及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等指战员的营救下，王力被转移到位于洪山脚下的8199部队六号楼院内。

当时8199部队处在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围攻和冲击，为安全起见，张昭剑、王振英则领着王力，在夜色掩护下，爬上了洪山。

洪山虽然不高，但是却灌木林密布，野草有半人高。张昭剑在前面开路，王力因为在军区大院被批斗时踩折了脚骨，由王振英扶着跟在后面。张昭剑本来想越过洪山，经武大直奔空司或新华工。快到山顶时，他们看到山下车灯把路面照得通亮，百万雄师封锁了交通要道口，过不去了。

虽然已到深夜，街上百万雄师的高音喇叭里，还在播送着8201部队的紧急呼吁书。王力听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所谓紧急呼吁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即8201部队)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

张昭剑、王振英和王力商量后，想通过科学院转移到红水院去。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下来，误入了一个围着铁丝网的院子内，又不得不返回来。返回的路上，突然碰到了8201部队的哨兵，王振英说他们是151部队的才将哨兵应付了过去。这个时候天已拂晓，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们在山腰密草丛中坐了下来。

在这里消极坐等不是办法。由于8199部队就在山下，于是张昭剑下山去取得联系。临走前，张昭剑跟他们说：如果天黑以后，我还不能上山，那就说明出问题了，你们另想办法转移;如果一切顺利，我回来接你们时，以击掌四下为联络信号。

张昭剑下了山坡，进入工程兵部××连和8199部队某团七连，在摸清这两个连队的政治态度以后，决定把王力接到七连来。当时七连就在8201部队的眼皮底下，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张昭剑与连里几个干部召开紧急支委员，确定连队分散活动，造成一种若无其事的假象，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还通过组织渠道将洪山上一个连的战士组织起来学习。在消除这些隐患以后，张昭剑带着七连战士爬上洪山，才将王力接到七连住地。

周恩来一夜曾派军区某负责人三次去寻找王力，都没有结果。二十一日早晨，周恩来决定派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出去寻找王力。

刘丰带了王惠民、叶锡洪同车出去。他们估计王力可能在8199部队、8201部队或者百万雄师中的一个地方，决定先到8199部队去。他们应付过了百万雄师的盘查，驶入8199部队驻地。8199部队政治部主任将他们带到师部，刘丰说是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来找王力的。师长张绪、解参谋长向刘丰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坦然相告王力就在他们这里，而后把刘丰带到七连与王力相见。

见到王力以后，为了防止泄密，刘丰没有打电话而是派王惠民坐车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报告以后，与在汉中央首长和武汉空军政委肖前研究了转移方案：由肖前回空军部队，组织两连部队接应，8199部队派一个连护送王力到汉口机场。在天黑之后行动，还约定了行动暗号。

王惠民又返回七连驻地向刘丰作了汇报，刘丰、张绪、王振英对七连战士进行了动员，调来了两辆卡车和一辆小车，把小车藏在七连的葵花地里。刘丰、王惠民、叶锡洪陪同王力坐上小车，王力戴着墨镜，王惠民、叶锡洪坐在王力两边。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带领下，七连分乘两辆大卡车，全幅武装出发，高速通过科学院、武大，来到街道口。前面有百万雄师的车队在活动，刘丰让小车司机郭景元绕过第二辆卡车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将百万雄师的注意力集中到两辆大车上。大车接照以前安排好的应付办法，穿过大桥到汉口机场，小车则直奔武空司令部。

刘丰把王力接到空军司令部后，马上去东湖客舍向周恩来、谢富治汇报。为了防止有人冲击，周恩来与王力在远离市区的山坡机场会合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去向，为此他们又作出了周密部署：护送王力的车队由刘丰带领，护送周恩来、谢富治的车队由空军某部科长王根富负责。政委肖前在空司坐阵指挥，车队用电台与肖前随时联系。

护送王力的车队由四辆车组成，为安全起见，让王力换上了空军的裤子。一号车由空军某部作战科长杨国光带领，负责在前面开路;刘丰陪同王力坐二号车，三、四号车由空军某部战士乘坐，担任后卫。二十二日凌晨一时，车队由空司出发，机智地摆脱了百万雄师关山分站的盘查，来到了山坡机场。

护送周恩来等人的车队由六辆车组成。担任护送任务的是7212部队特功八连和另一个连。他们在行进途中排除了百万雄师设置的障碍，大约凌晨三点半左右，到达了山坡机场。

两支车队会合后，二十二日凌晨五时，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乘飞机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128]

从中看到，王力终于在武汉军区、武空负责人和军区警卫营以及8199部队指战员的努力下，摆脱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围攻，脱离了险境。王力离开军区大院以后，先后到达8199部队师部，夜上洪山，进入七连驻地、空司，又转到山坡机场，最终在与周恩来会合后乘机飞往王家墩机场。王力能够转危为安，是由于武汉军区、武空负责人和军区警卫营以及8199部队指战员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履行职责的结果。这反映出即便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军区许多指战员并没有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而是仍然坚定地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沉着冷静，机智灵活，为维护中央权威，防止形势恶化而努力工作。这构成了七二○事件没有造成武汉形势剧烈动荡并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其三，周恩来安排、部署后续工作，要求武汉军区稳定社会秩序。

七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乘机从山坡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召开会议安排武汉的后续工作。会议是要解决武汉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安排武汉军区的工作，维护武汉局势的稳定。七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显然已不适宜再继续主持军区工作了，在当时形势下，军区不能“群龙无首”，因而必须确定主持军区工作的临时人选。当时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进攻，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社会秩序趋于混乱，因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保护造反派，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样确定主持军区工作的临时人选和保持武汉局势稳定，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嘱咐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129]

据孔庆德回忆：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还说：“孔庆德和叶明同志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的工作。你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此话，他已向陈再道、钟汉华交代过，只是在临登机前，再给孔庆德、叶明嘱咐几句。[130]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要孔庆德、叶明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还让他们住到29师(即8199部队)去。这是因为在七二○事件期间他们两人并没有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是积极执行中央指示，为了营救王力、防止事态恶化作了不少工作的缘故。29师的领导班子也是这样。[131]当时军区容易遭受冲击，况且军区内部情况复杂，领导层的认识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住在29师不仅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也是他们有效行使职权的需要。

其实，当时不仅他们两位住到了29师，为了避免军人和群众的冲击，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陈再道、钟汉华也从军区机关搬到了29师师部，陈再道住进6号楼(即王力前日住过的)，钟汉华住进1号楼，直到次日三点，他们接到中央电报要求他们进京为止。[132]这说明虽然陈再道、钟汉华不再主持武汉军区工作了，但是他们仍然被作为军区首长对待，人身安全获得保障，当时待遇也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还看到，周恩来指出，武汉空军仍是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双重领导，指挥体制不变。这不仅是为了缓和七二○事件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稳定的需要，也是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公开表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为此，周恩来不仅亲自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嘱咐，还在离开武汉前又让孔庆德、叶明再一次转告他们，要迅速表态。这样他才好为他们说话。

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七二○事件前后发生了陈再道公开顶撞周恩来的事情，但是周恩来还是不计前嫌，从大局出发，试图通过他们的公开表态来挽救其政治生命。实际上这是给陈再道、钟汉华提供了一次公开亮相的机会，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仍然采取了默然置之的态度，放弃了这次机会。这是令人惋惜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军区副政委叶明后来回忆说：“……总理7月22日上午找我们谈，有肖前、刘丰、李作鹏、孔庆德、叶明，谈了一个上午，还是要保陈、钟。这本来是很好处理的，只要陈、钟出来讲几句硬话，军区就主动了。总理说：‘你们回去，叫陈、钟赶快表态，我才好说话。’……22日在军区作战室开会传达。这时我们已无法控制了。刘丰到了29 师，军区后勤等宣布脱离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冲武汉军区，说原来我们保你们，你们把我们出卖了，说我们是保守组织。我只好躲在保卫科长的房子里。……24 日以前，军区没有准备表态。这天上午得到消息，北京在23日广播后，就公开喊打倒陈、钟、牛、蔡、巴。这时我们认为应该表个态，考虑到对主席的态度问题。总理说，你们用‘文革密’发到中央，不忙发表(指公告)，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打的电话。”[133] 从叶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周恩来还是要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的。只要他们表个态，讲几句硬话，军区就主动了，本来这是很好处理的。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作出反映。在这种情况下，直到二十四日以前军区也没有准备表态。虽然这个时候周恩来让孔庆德、叶明暂时主持军区工作，但是在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在他们没有公开表态以前，孔庆德、叶明是不便于以军区名义公开进行表态的。如果这样的话，无异于向社会上公开宣布军区领导层的分裂，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时机就这样失去了。

我们注意到，叶明在回忆中将陈再道、钟汉华以及军区没有及时公开表态归咎于军区后勤宣布脱离军区以及百万雄师向他们施加压力，其实，这样讲是牵强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尽管这个时候发生了军区后勤等宣布脱离武汉军区以及百万雄师对军区的围攻与冲击，似乎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是在已经明确知道中央的态度以及事件的严重性以后，这些阻力不会对他们的表态造成根本性影响。没有及时公开表态，只能是他们个人的认识与行为问题，不是外界影响所致。不过，叶明的这个回忆是在一九七八年为七二○事件翻案的时候说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文过饰非了。

虽然后来叶明他们认为应该表个态，因为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但是这个表态是叶明他们而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发起的，况且时过境迁，已经是马后炮了。因而周恩来才告诉他们可以用“文革密”发到中央，但是不要忙于发表了。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稳定武汉局势，防止两派之间的武斗，恢复社会秩序。周恩来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院校，保护学生造反派。同时还决定陆续派空军部队进驻武钢等厂矿的革命造反派总部，保护工人造反派。[134]

方铭当时任十五军军长，后来担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据他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要上飞机了又回头对他们说：小将们有难，快去保护他们!他们得了部队进城的命令后，正在待命的部队立即向城内开进，用卡车运送部队，人多车少，没能上车的人跑步向武汉市区进发，卡车送达第一批人后再回头去接后续部队。部队要求轻装，要战士只带水壶和步兵武器，很快就进驻了武测、水院、武大、华工等校。[135]

在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进攻的时候，派部队进驻武汉高校和工厂保护造反派，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是维护武汉社会秩序，避免局势失控的有效手段。

当然，周恩来在武汉召开会议做出部署、采取措施并非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在集体讨论以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实行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二日八时二十分，周恩来就给在上海虹桥宾馆的杨成武打电话，让他向毛泽东报告武汉事件处理的情况。十一时，毛泽东召开由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的分析武汉和北京通报情况的会议。会后，杨成武打电话给周恩来秘书，逐字逐句地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指示。[136]毛泽东还要周恩来早点离开武汉，要谈去北京谈。[137]由此我们看到，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周恩来这个时候召开会议就是要解决武汉事件的善后问题，着力于稳定局势，防止事态恶化，尽可能地把事件的负面影响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论是他所采取的措施还是离开武汉回京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实行的。

其四，周恩来一行乘机离汉回京。

周恩来要求武汉军区相关人员将王力救出以后，又召开会议对武汉事务作出了安排，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准备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了。

当时跟随谢富治、王力来汉的北航红旗学生亲眼目睹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对于文革的反动，破坏了中央权威，在中央对这个事件进行定性以前，为了防止这些学生回京后根据个人观感随意发言，对事件处理乃至文革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找到王力以后，离开东湖客舍的前夕，周恩来就对他们提出了告诫。

七月二十一日晚饭后，周恩来点名让北航红旗学生井岗山一个人陪着他去湖边散步。井岗山觉得不好意思，就把同伴吴介之也叫上了。两个人陪着周恩来散步，聊天。周恩来对他们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38]

周恩来的话看似随口而出，实际上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说出来的。他在谈话中评析了七二○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警醒这些学生在中央表态以前要谨言慎行，不要以为经历了这个事件就信口开河，发表个人意见。周恩来提前对这些血气方刚感情容易冲动的造反派学生作出告诫，考虑是周全的，也是必要的。这是为了防止由于他们的盲目言行给中央处理七二○事件造成负面影响。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乘机离开武汉回京。由于被抓走的两个记者还没有放回，周恩来让谢富治、王力乘飞机先走。在事情办完以后，周恩来乘机离开武汉返京。下午五时左右，他们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西苑机场时，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在空中滞留，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先行降落。周恩来亲率在京党政军领导、群众代表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一行回京。[139]

当时到场参加欢迎仪式的在京中央领导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造反派有数万人。在机场内广场上谢富治由周恩来陪着，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搀扶着，在内圈，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中央的许多人，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正在北京上访的武汉钢二司造反派也扛着钢二司的大旗，参加了这次欢迎仪式。中央领导人看到武汉的旗帜后，走到跟前停下来同他们讲话。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元给周恩来和谢富治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的其他人同时也给中央其他首长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杨道远还想去给江青、王力戴袖章，但他们身边人太多过不去，周恩来要杨道元不要过去了，对他说：你把袖章给我,我一定替你转给江青同志。[140]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周恩来与谢富治、王力都是从武汉回京的。但是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却是先行降落，而后他与在京党政军领导人和部队、群众一起来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这样就不仅使这次欢迎仪式显得更加隆重，也表明了他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在谢富治、王力遭到围攻，王力被揪斗乃至踩伤了脚骨的情况下，周恩来这样做并非个人的随意行为，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态度，是对武汉那些制造了七二○事件的人的有力回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二○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随后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又一次冲击了东湖客舍，围攻谢富治、王力，将王力揪到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在此期间虽然武汉军区及其内部一些领导干部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是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内部一些负责人，都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他们或者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或者是牢骚满腹、煽风点火，致使七二○事件产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京中央领导人获悉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以后，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于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周恩来飞赴武汉处理问题。邱会作随后也乘机到达武汉，带去了林彪、江青劝毛泽东转移的信件。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毛泽东离开武汉飞赴上海。而后，王力也脱离了险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以及军区警卫营、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等大批指战员听从中央指示、履行军人职责分不开的。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处理好武汉事务，安排部队进城维护社会秩序以后，就与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了。

④ 七二○事件发生后的武汉斗争形势。

七二○事件发生以后，在独立师支持下，百万雄师单独乃至和独立师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对造反派发起了强大攻势，致使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化。周恩来选派若干记者组成报道组，深入武汉斗争一线，了解真实情况，透视具体问题，及时将武汉文革的形势反馈到中央。同时，迅速派出部队进入市区，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么，当时武汉斗争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

1)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后的行动。

前文研究中我们在介绍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中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事件后的行动作过一些介绍。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七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百万雄师与其它保守派组织就召开联席会议，商量如何夺省、市委大权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汉口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召开了一次夺权大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百万雄师、省直联司、市公检法、红旗联委、三字兵等几十个保守派组织。

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主持会议。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指王力在军区大院与‘百万雄师’展开的面对面斗争——《武汉事件》编者注)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百万雄师’有三、四个勤务员在一起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我们分析了一下条件：①大联合有基础，工农基本群众绝大多数在我们这边;②政权机构，即公、检、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我们这边;③掌握枪杆子的8201部队和市武装部等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④大部分干部集体亮相在我们这边。把权夺下来，我们又可以主动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情。”[1]

我们看到，俞文斌在开场白中直接说出了为什么夺权以及夺权的有利条件，希望其它保守派组织能够和百万雄师一起行动，一举夺取省、市委大权。这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在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斗争中，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武汉军区之所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在支左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百万雄师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想以夺权为契机，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行动，一举扭转他们在斗争中的不利态势。但是，这个计划虽然非常诱人，却在实施上面临不少困难。参加会议的保守派组织头头经过讨论，最终也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夺权计划没有付诸行动就胎死腹中了。

在策划夺权计划的同时，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他们又把临时联合代表团改名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设在军区对门的铁路大楼里。指挥部订了几条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就在开会的同时，即在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头头蔡××、张××带领千余人乘坐二十六辆卡车，打着“找王力”的旗号又一次冲击了东湖客舍。当时周恩来、谢富治就住在里边。8201部队警卫东湖客舍的战士对百万雄师的人说：“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来冲过。你们两天之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百万雄师的成员不听劝告，还是要冲。8201警卫队的战士对他们说：“你们要冲，我们要保。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打死，要不，你们休想把首长抓走!”双方僵持下来。这时谢富治、余立金给陈再道打电话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让秘书给百万雄师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结果半个多小时后百万雄师就撤了。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寻找王力的行动被阻止后，他们并不甘心，为了进一步扭转业已出现的被动局面，赢得人们的支持和同情，他们起草了一个《告全省人民书》。说“王力的所谓指示，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全省工农“紧急动员起来”，“坚决抵制”，并要和王力“斗争到底”。这份传单向全省散发，流传很广。不仅如此，他们又在《告全省人民书》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全国通电》。初稿写出后，发给各个组织讨论。后来还没有来得及修改，他们就全线崩溃了。[2]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自七月二十日开始，百万雄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十点，车队一直奔跑不停。他们不仅让参加百万雄师的工人全部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示威，造成许多工厂停工，还违抗中央刚发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把武昌、孝感等县的农民弄进城来参加大游行，又把公共汽车、电车调来，造成全市性公共汽车停开。据不完全统计：二十日出动卡车482辆;二十一日出动卡车900余辆;二十二日竟达1500余辆。公检法中的人也出动大批车辆和消防车上街游行，特别是那三十多辆消防车的警报器，尖锐刺耳，响彻武汉三镇，造成一种特别的恐怖气氛![3]

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百万雄师在游行、示威的同时，还在独立师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了进攻，到8199部队索要王力。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8201 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00余人被关押。新一中、29 中、20 中受到洗劫。由于怀疑王力在8199部队，8201部队武力搜查 8199 某部七连。是日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出动卡车约 900 余辆。武汉全市主要交通干道犹如流动的节日狂宴，游行的群众和军人欣喜若狂，将汽水、雪糕、面包、点心、袖章任意馈赠给沿街观看、欢呼的人群。[4]

在百万雄师的强大攻势面前，造反派步步退让，处于被动防守之中。即便稍有抵抗，就会遭到百万雄师更加猛烈的报复。百万雄师正在将造反派的据点一个个夺去。百万雄师不仅挑起了武斗，还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将武汉文革推向了极端。钢九一三头头(武钢工人)杨玉珍后来回忆说：“我和工总的沈复礼、别的人一起去警司、东海舰队，向他们讲述百万雄师残酷屠杀学生的暴行，他们也有许多人泪流满面。此外也去过其他的地方宣讲：这根本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的镇压，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5]

深夜，不知来由的百万雄师威胁电话不断打到红水院总机和位于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二癞子，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造反派学生聚集在学校内，议论两天来武汉形势的发展：一方面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游行和扫荡会威胁到所有学校;另一方面，也笑话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部分战士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在中央领导面前彻底暴露了他们的面目与错误，认为解决武汉问题将不太遥远了。连日，武汉造反派纷纷离开单位外出避难。或选择陆路坐汽车、火车，或坐船东下，一路气氛极为紧张。[6]

面对百万雄师的猛烈攻势，虽然当时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但是武汉新华工的造反派学生却与邻近的百万雄师下属组织消防队能够平安相处，在接触中进行交流，分辨是非。同时，这些造反派学生在分析了武汉局势以后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收集第一手材料，汇总后设法直接报给中央。于是他们就自发走上街头，开始搜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的材料，作为以后处理百万雄师的证据。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当新华工敢死队在湖艺开会商量如何上街搜集证据的时候，驻扎在隔壁的一支属于消防中队的百万雄师的小头头突然派人来请他们去几个人谈谈形势。这个消防中队所在地是百万雄师下属的一个据点，由于是近邻在两派斗争中平时倒也与这些造反派学生相安无事。这些造反派学生在权衡一番以后，还是决定去谈。为预防不测，湖艺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腰中暗插了一把匕首陪同前往。他们一行四、五个人来到消防队头头的办公室，双方客气了一番后便开谈了。这些造反派学生对他们说，王力、谢富治是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当然就是代表中央，将矛头指向王力、谢富治也就是指向总理、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至于想用武装游行、示威的方式来逼迫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表态那更是痴人说梦。历史上的张国焘曾经拥有重兵也未能斗得过中央，百万雄师这样的乌合之众又怎么可能逼中央就范呢?现在武汉问题既然闹得这样惊天动地，中央必然很快就会公开表态。像百万雄师这样矛头直指中央的武装游行、示威，文革以来全国都尚未有过，性质极为严重，定为武装叛乱也绝不过分，最后奉劝他们赶紧悬崖勒马、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些百万雄师下属的消防队头头听得目瞪口呆，连连点头。他们并没有为难这些造反派，而是把他们送了出来。

这个时候新华工的造反派开始行动起来，走上街头去搜集百万雄师的证据。后来他们回忆说：“我们先后在大东门、阅马场、司门口一带躲在马路边的建筑物旁或通过临街的窗子摄下一张张百万雄师武装游行，特别是武装攻打湖北大学的照片，将成百上千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呐喊着在改装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冲向湖大的铁门，刀光剑影中忽地又杀向湖大对门的湖北图书馆等等血腥场景一一摄进镜头;……又和附中学生一起转移到武昌桥头，拍摄百万雄师车队开过引桥的‘浩荡场面’：一辆接一辆的卡车缓慢地行进着，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们站在车上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挥舞着部队发给的枪支耀武扬威。一些挂有军牌的军车上则挤满了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的士兵，好些士兵胳膊上还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7]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后仍然向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耀武扬威，挑起武斗，制造了不少血腥事件。这是其头头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看到自身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向造反派发起的主动进攻，其目的还是为了想造成在两派斗争中的有利态势，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百万雄师的下属组织消防队与新华工的造反派一向平安相处，但是在两派斗争中不过是个别现象，并不占主导地位。在百万雄师的攻击下，造反派占有的据点正在逐步被攻破，许多造反派纷纷逃离武汉。当然，这个时候造反派当中的一些人也在固守据点，有的甚至走上街头，收集百万雄师制造武斗的证据。从百万雄师猖狂的行动中，一些思想敏锐的造反派业已感觉到，百万雄师离覆灭不远了。

2)独立师在七二○事件后的行动。

百万雄师的行动往往是在独立师支持下进行的。那么，七二○事件后，独立师及其领导人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日晚八时左右，徐福兴(时任独立师作战科副科长)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东湖客舍的可能，就立即赶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客舍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炳臣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福兴说行，又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炳臣也说：“可以”，又对徐福兴说：“回去后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福兴见到牛怀龙，牛怀龙只是小声告诉了徐福兴：“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却没有作出任何指示。

徐福兴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时任东湖客舍警卫队队长)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堂春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恩来到东湖宾馆。徐福兴向牛怀龙报告：“总理到”，牛怀龙说：“我去”。过了一会儿后，徐福兴问牛怀龙为什么没有来?牛怀龙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凌晨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怀龙怎么没有来?牛怀龙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8]

这是七二○事件后，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揭发材料。从中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发生的当晚，独立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发现部队和百万雄师有再次冲击东湖客舍的迹象时，就迅速报告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师长朱怀龙，并向他们提出了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虽然牛怀龙、蔡炳臣没有拒绝徐福兴的建议，还提醒徐福兴即便打了电话也不要放松警惕，又向他提供了百万雄师要冲击东湖客舍的信息，但是作为独立师的主要领导人却对此消极无为，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采取措施作出有力防范。即便得知周恩来到达东湖客舍的消息以后，也是如此。这说明作为独立师主要领导人的牛怀龙、蔡炳臣不仅没有恪尽职守、忠诚履责，而是敷衍了事、无动于衷，对即将发生的对东湖客舍的冲击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

独立师(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不仅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与他们一起闯入8199部队(即29师)驻地要求交出王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日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等两次冲进8199部队驻地，胁迫8199部队交出王力，并要进行搜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为了搜查王力，他们又一次血洗新湖大。这次由8201打先锋，竟然开枪射击500多发子弹。新湖大楼房的墙上弹痕累累。五、六个人(包括一个很小的女孩子)死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下。二百多名造反派被投进百万雄师的私设牢房，张维荣等三个负责人被投进地牢。当天新一中、二十九中、二十中遭到同样的洗却。

与此同时，他们大规模地搜查了蛇山。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8201、百万雄师又严密注视8199部队。他们正要进行围攻8199部队某部七连时，王力被空军接走了。他们暴跳如雷，用匕首威胁七连的钱副连长，并强行搜查了七连。[9]

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不仅游行、示威，还与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这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快报》上就有反映。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二十二日，八二○一部队出动二百辆车游行，至晚六时才结束。

现在，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挨家挨户查户口。武汉“三司”领(着)到革命派的家里抓人，由于“三司”告密，许多革命派组织的成员被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及“三字兵”打死、打伤。二十二日，“九·一三”有几百人被抓。[10]

不仅如此，8201部队主要负责人还与百万雄师的头头进行密谋策划，协调行动，为将来以8201部队为核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造势。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纪登清向8201师部打电话，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郭××在走廊休息，到办公室接电话，纪登清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登清说：“不行，要蔡政委。”把蔡找来，蔡炳臣进入办公室关了灯轻声商量夺权问题。次日，蔡炳臣与周忠到六团。在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忠，我们上街开枪可不可以?周忠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忠还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11]

从中可以看到，只有在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出面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头头才同意密商夺权问题，即便是8201部队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插不上手。这说明策划夺权是当时的高度机密，不论是百万雄师头头还是820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唯恐消息外泄，是非常神密的。从蔡炳臣和周忠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的话来看，这次8201部队带头上街闹事，就是要改变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为8201部队争取有利的态势，以便将来以他们为核心来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既是为8201部队的行为进行辩护，也是在为部下“打气”，稳定军心。他们的意图就这样暴露出来了。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更没有从支左和文革发展的大局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局部和小团体的利益来行动，是与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行动和部署背道而驰的。

为了进一步稳定8201部队参与七二○事件的指战员的情绪，在上街游行、示威难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8201部队负责人开始将着力点放到去北京谈判上，企图在谈判中获得主动态势，谋求在未来三结合中的有利地位。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周忠以做思想工作的名义，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炳臣对宣传队员的行动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在蔡炳臣讲话过程中，与会人员还不断为他鼓掌叫好。周忠接着蔡炳臣的话继续说道：“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他还进一步对与会人员鼓动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

从中还可以看到，二十日晚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炳臣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要求他们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12]

从中不难看出，蔡炳臣、周忠是在为宣传队鼓劲，说他们的行动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表示要同宣传队一起干到底。这是他们对宣传队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采取支持和肯定态度的又一次展示。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宣传队再接再励，为下一步进京谈判准备好材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师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对于蔡炳臣要求他们重新准备材料的要求予以了抵制。这表明尽管蔡炳臣和周忠希望通过谈判来谋求自己和所属部队在武汉文革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在8201部队内部对他们的作法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为了争取在谈判中的有利态势，蔡炳臣不仅要求8201部队准备好材料，还要求保守派组织也要准备好进京谈判的材料，并对如何撰写这些材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接见了省司、省直联司的头头，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充分材料到北京谈判，到北京解决武汉的问题。”蔡炳臣要他们针对王力十九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工人总部’是保了王任重的材料”，“‘职工联合会’不是陶铸操纵的，‘工人总部’搞了它，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保了王任重，大方向错了。”证明“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等等。[13]

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要求保守派准备好进京谈判的材料，保守派也以实际行动对蔡炳臣等人予以配合。七月二十二日晚上，为配合蔡炳臣到北京谈判，由保守派组织成立的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又秘密制定了两条计划：准备启用人民武装部掌管的枪枝弹药，装备六十万人，对抗到底;另一条是：准备同时组织十万人徒步进京告状，配合北京谈判，给中央施加压力。[14]

当然，这个计划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付诸于实施就破产了。但是，从中可以反映出8201部队负责人与保守派组织之间的联动关系。尽管如此，8201部队负责人对于他们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也是忧心忡忡的，担心他们会由此被集训、整编。这在8201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的一次讲话中显露了出来。

周忠在宣传队人员会议上说：我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的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15]

这说明作为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的周忠，是知道他们这样做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既然知道仍然要这样做，还为他们的行动进行鼓劲、“打气”，只能说明他们业已放弃了军队领导干部的职守，是从本位主义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来展开行动了。这样他们在支左中就深陷派性之中，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要纠正他们所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进行悔改，还在采取措施阻止武汉军区领导承认错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掩盖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他们未来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争取有利的位置。由此看来，他们后来被处理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

3)派遣记者飞抵武汉反映真实情况。

七二○事件发生后，为了搜集武汉斗争的一手材料，准确反映武汉形势发展的真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张春亭、张广友、郭昌琦等五人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带领两名报务员携带发报机，乘机飞往武汉。临行前，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特别向他们交待说：“武汉情况紧急，也很复杂，你们遇到困难，不要去找王力，要及时、如实的反映情况，直接向记者站汇报。”到达武汉后，为安全起见，他们被安排在武汉空军招待所居住。

当时武汉形势很乱，为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一到武汉就深入到武汉军区、空军、水院和武汉大学等地进行实地采访。七月二十二日张春亭到湖北大学采访，适逢百万雄师攻打湖大。他看到百万雄师用推土机把该校的院墙推开一个大缺口，而后大批的百万雄师成员手持长矛，潮水般地涌入校园，喊叫着追赶湖大的学生。张春亭也在被追赶的人群当中，他们退到军宣队在湖大办公的地方。军宣队闻讯出来紧急制止了百万雄师的进攻，大家才幸免于难。张春亭向军宣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后，当即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与北京通了电话，发了一条短讯。

据湖北分社掌握的情况介绍和他们采访所得，一致认为：武汉的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斗越来越严重了。汉阳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在汉口的各造反派据点，已先后被占领。武昌的湖大和机院等造反派的据点，也于二十一日被突破。现在，武汉三镇唯一的造反派根据地—— 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测(武汉测验学院)、武大(武汉大学)、华师(华中师范学院)等校联防的一小块地方，也正处于被包围之中。

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他们五人小组决定：派张广友和郭昌琦深入到包围圈内，与钢二司、钢工总取得密切联系，与他们战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其他三人立即离开分社，在外围了解事态的发展变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总社取得联系，把情况及时如实地反映上去。

郭昌琦和张广友(还有《人民日报》社的李洪玉)到达武大时，武大的同学已撤退到红水院和武测去了。当他们沿着一条林荫小道来到武测时，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据说，从各方面情报证实，今晚(七月二十二日晚)，百万雄师决心消灭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并且从武大方向攻入。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把当前的斗争情况迅速反映上去，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他们在武汉军区军乐队一位同志帮助下，由这位同志以军乐队电话号码和负责人名义，通过军区长途台发往北京。电话被接通以后，他们向总社发出了要求中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的紧急电话稿。发完稿子后，已是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了。他们当时都在想：即使被百万雄师的人抓去也值得了，反正中央首长已听到了造反派的呼声，首长一定会来营救的。[16]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可以从不同渠道了解武汉七二○事件后的发展情况，但是为了获得关于武汉形势的真实情况，中央文革记者站在周恩来指示下仍然派出了五名记者以新华社名义去搜集反映武汉斗争形势的材料，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因为只有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对武汉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武汉文革形势的顺利发展。正是因为武汉存在危急的形势，中央才迅速作出决策，调动部队，进驻校园，制止保守派百万雄师的进攻，保护造反派的。这表明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发展不仅是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慎重的。

4)根据中央指示，武汉军区特别是武汉空军部队迅速进驻市区，制止百万雄师的进攻，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两派武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进攻，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安排部队特别是驻汉空军部队迅速进入大专院校、工厂以及其它重要地段。那么，部队进入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面对当时8201部队一些人冲击东湖客舍，揪斗王力的行为，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全体指战员，就迅速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犯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17]

这个声明是七月二十一日在武汉的东海舰队指战员发出的。不仅对七二○事件表了态，强烈谴责了一部分8201部队指战员违犯军纪的行为，指出了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质，还对他们发出了严厉警告，并表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这无疑对这些人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送走毛泽东以后，周恩来就采取措施组织平息武汉事端了。在陈再道怠工的情况下，周恩来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庆德、叶明)做军区工作，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驻汉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恩来、谢富治、李作鹏、余立金调动部队，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调派入城。周恩来在离开武汉前召集军区、空军和 8199部队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已经进入几个预定单位和位置。[18]

下面是部队进入武汉市区的若干材料，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65号《快报》：武汉空军司令部，二十二日八点多派杨昭祖、尚联奎两同志，到“红水院”、“二司”司令部、“新华农”、“新华工”，表示坚决支持左派。[19]

留守护校的武汉水院团委书记张建成后来回忆：

(七月二十二日)深夜，持伞兵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军战士进驻红水院 (姓姚的团长带了一营伞兵，控制附近高校)，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热泪盈眶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二十三日凌晨，我在总部(这晚我没有到孙沛华家住)，有同学带着几个解放军同志进来，一位军人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7252部队团长岳禄佐，奉周总理命令率部队到红水院保护革命小将。”……在场的学生和我都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握着岳团长的手，一边流着泪，一边诉说我们的遭遇和感受，感谢亲人解放军来保护我们。我通知广播台，打开广播，报告喜讯，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楼前欢迎解放军。岳团长说当务之急是要熟悉学校地形，控制制高点，并说百万雄师可能随时会来进攻。[20]

当时在武汉的群众还回忆道：空军15军的部分部队和8199部队开始控制城市主要交通要口，与8201部队换防，逐渐控制市内重要制高点。部队的进入和撤离十分井然有序，未有发生口角与冲突。一些空军小分队进驻武昌一些大专院校，宣称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21]

还有资料记载：(七月二十三日)是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缺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军29师控制。[22]

当时在武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郭昌琦后来回忆：七月二十三日，四点十五分，空军驻武汉某部一个连，全副武装开进武测院内，明确表态支持“三钢”、“三新”。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地说：“毛主席派空军支持我们，有亲人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把空军的支持，作为特好消息，立即在广播里响亮地播送出去。消息传出后，给革命派极大鼓舞。据说，原准备攻打武大、武测的“百万雄师”，迫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就不得不撤退了。[23]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75号《快报》：二十三日凌晨四时，驻武汉空军七二五五部队进驻“钢二司”司令部，保护“钢二司”。“钢二司”同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战士高呼：“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向革命小将学习!”“钢二司”同志还向解放军战士赠送了“钢二司”袖章。许多战士热泪盈眶，在场的许多群众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304号《快报》：二十三日水电学院革命派负责人经武汉空军司令部允许，邀请七三五六部队和八二○五部队(属八一九九部队一个团)座谈。七三五六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八二○一部队有二、三个连的兵力已进驻武汉重型机床厂，占领制高点，还有二、三个连进驻洪山，我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八二○五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他们接受的任务与七三五六部队基本相同。现在八二○五部队进驻水院、民院各两个连，七三五六部队进驻水院一个营。[24]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安排下，武汉军区特别是武汉空军部队按照部署迅速开进市区，入院校，下工厂，占领制高点，控制战略要地，与8201部队进行换防，接管了武汉的防务。整个过程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当时主要派遣空军部队入城接防，是因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以及七二○事件过程中其主要负责人又态度暧昧的情况下，从防止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进攻，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出发，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29师虽然隶属于武汉军区，但是其领导班子在七二○事件中积极执行中央的指示，因而也与空军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换防行动。

尚在武汉的造反派热烈欢迎部队的进驻，百万雄师也在部队的强大威慑面前不得不收敛了行动，造反派的人身安全及其正常学习和工作获得了有效保护。正是由于部队的进驻，才防止了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武汉局势的基本稳定，避免了两派之间大规模的冲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8201部队仍然在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示他们的力量。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纵容下，还对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制造了不少流血事件。不仅如此，双方还在预谋着夺权省、市委的大权。在夺权流产的情况下，又企图通过谈判来获得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以扭转业已出现的被动局面。为了及时、准确地反映武汉动态，中央文革记者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出人员飞赴武汉进行实地报道，将武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迅速报告中央。鉴于武汉发生的严重事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及时派出部队进入武汉市区接管防务，制止了百万雄师的进攻，保护了造反派，防止了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武汉社会秩序的稳定。

⑤ 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及其善后问题。

从七二○事件中可以看到，参与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部分指战员竟然围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力进行绑架、大打出手，致使毛泽东在事件发生后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这不仅是文革以来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那么，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呢?

1)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重要分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在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问题上，中央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产生，具体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对武汉乃至全面的文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在定性上的分歧——叛乱，还是错误?

七二○事件究竟是反革命叛乱，还是党内错误?这直接关系到对七二○事件的定性，因而是一个必须认真弄清的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独立师部分指战员竟然围攻、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特别是独立师部分官兵参与了这样的行动，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此领导不力，从形式上看，确实具有骚乱的因素。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究竟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围绕这个事件的性质在中央出现两种判断：一是毛泽东的判断，认为这个事件应按党内错误处理;一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判断，认为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七二○事件后又随同毛泽东一起乘机飞往上海。他们离开武汉以后，周恩来留下来处理七二○事件的后续问题。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后，在反复考虑如何处理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对此，杨成武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22日上午8时20分，我接到周恩来由武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正在和林彪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涵蓄点，不点名。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四个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随后，我即去毛泽东那里报告了周恩来电话讲的内容。

当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考虑很多，提了几个方案。他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想了想，说：这类事情已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设想：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是最好的了。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群众组织也要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就会调动农民，占领学校。

毛泽东感到，武汉的事牵涉的问题相当大，会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的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思考后，问我：有什么方法做群众组织的工作?北京有2万多武汉的群众，做好工作派回去。它(指百万雄师——引者注)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拉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钟认错就算了。毛泽东感到：‘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

‘武汉的问题，’毛泽东讲：‘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个死命令。’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1]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与林彪商量好军队的部署以后，再请示毛泽东予以批准的。他从留有余地考虑，向毛泽东建议对外报道要涵蓄点，不点名，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毛泽东同意这样做。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七二○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对于解决武汉的问题他考虑了很多，提了几个方案。派兵是下下策，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一般情况下是不采用此方案的。这表明他对派兵的问题极为慎重。他认为对于武汉事件的处理，可以采取快、慢两种方式：快就是趁热打铁，人们都知道陈再道错了，进行动员以后，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进行迅速处理。这是热处理;慢，就是暂时先不动，观察事态的发展，再决定处理的方式。这是进行冷处理。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在处理的具体措施上，可以从武汉内部或外部寻找突破口。如果从武汉内部着手，就要做好在北京的两万多武汉群众的思想工作，而后将他们派回武汉去做百万雄师群众的工作。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人数多，数量大，又与军区搞在一起，因而要搞一个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如果从武汉外部着手，就要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氛围，而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使军队、群众组织产生分化，促进问题的最终解决。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其实，毛泽东主张对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在七二○事件中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并非他的个人臆断，而是在反复思考后才作出的决定。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陈再道他们有什么决心，不仅周恩来进不去。毛泽东也出不来，由此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令封锁武汉，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试想，如果发动叛乱的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怎样会能够自由进出武汉呢?这是判断他们的问题究竟是叛乱还是错误的相当重要的依据。另外一个因素是，这类事情已经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当时还有江西、湖南、河南等许多军区处于类似湖北的状态。武汉问题如何处理牵涉的面相当大，会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军队支左乃至于军区和全国形势的稳定，因而在处理上就要格外慎重。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找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

“毛泽东说，因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因此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回去会受迫害。

毛泽东想了好久，又说：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根据具体情况办理。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我立即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处打电话，将毛泽东上午两次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逐字逐句向总理秘书作了传达。他一面听，一面记，总理秘书接完电话也说：我看也是早点离开好。谈不出什么名堂，无非是被围攻，强迫签字那一套。”[2]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指示下才于七月二十二日离开武汉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从当时武汉的斗争形势出发，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认为中央、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甚至还有被包围并强迫中央签字承认它是革命组织的风险，即便转移到军舰上去也无济于事，因而才指示周恩来早点离开武汉，要谈去北京谈的。由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在七二○事件中没有像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他负责人那样态度暧昧或放弃职守，而是执行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而毛泽东才特别提醒周恩来走时要带上孔庆德和叶明，防止他们留在武汉受到迫害。后来，由于要他们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才没有把他们带走而是从安全考虑让他们转移到29师进行指挥的。同时，从毛泽东说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来看，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因而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仅直接关系到武汉同时也关系到全国文革的发展走向。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毛泽东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除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3]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了军队支左错误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的判断标准。如果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属于认识问题;否则的话，就是立场问题。这样就不仅将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部队及其领导干部解脱了出来，有利于他们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也为七二○事件中犯了错误的部队网开一面，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站稳立场，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转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

从以上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听取周恩来和北京中央领导人关于武汉问题的情况汇报，及时为解决武汉问题作出指示。他主张将七二○事件作为党内错误而不是叛乱进行处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当时周恩来和他能够进出武汉来看，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并没有下达戒严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同时，当时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和军队的稳定。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早点离开武汉，因为从当时的形势看三方谈判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很有可能会被包围进而被百万雄师强迫签字承认它是革命群众组织，因而要谈就要去北京去谈。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提出判断军队支左错误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的标准。这样做是有利于支左乃至七二○事件中犯了错误的部队及时转变态度的。

我们再看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如何定性七二○事件的。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4]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回京后，参加了这次会议。[5]这次会议还决定：① 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6]

虽然我们现在尚未发现这次会议更多的文献资料，但是从会议对

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来看，应该是与会人员对这个事件态度的一致反映。否则的话，会议是难以作出这样定性的。林彪主持了这次会议，因而这个定性更鲜明地反映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会议对七二○事件作出反革命暴乱的定性，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不仅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散工总，支持百万雄师打压、武力围剿造反派，更重要的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出动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围攻谢富治，绑架、殴打王力，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在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又对武汉军区及支左部队负责人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这样逆文革发展潮流而动的严重事件，而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熟视无睹，没有及时、有力地采取措施防范、制止这样的行动，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必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军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打自己的旗帜，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搞“军党论”。中央已经有规定，不在军以下部队搞“四大”。军队要支持左派，而不能支错对象。武汉军区不仅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中央纠正其所犯错误的时候，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接受中央要他们纠正错误的衷告，反而纵容、支持、默许其部下及百万雄师采取暴力手段来围攻、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这种带有浓重暴力色彩对抗中央文革路线及其成员的行动，从形式上看又与暴乱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不是那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从七二○事件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出发，与会人员对于事件性质思考后一致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至于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的电报，是由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电报以中央名义发至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指出：“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7]

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进京人员是武汉军区、空军及支左部队的负责人。这里面既有在七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有在事件期间执行中央方针的领导人。中央调他们进京是要同他们在京协商、处理武汉七二○事件及如何稳定武汉形势，同时也是对七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是不是发动叛乱的一个考验。

由于七二○事件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对正在预谋进行这类事件的人予以警告，防止文革形势走向恶化，因而不仅要将这个事件的情况通告全国，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宣告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在对七二○事件进行定性以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又作出这三个决定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党内错误，主张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而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主张按叛乱进行处理。两种定性是不同的，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上来说，毛泽东将七二○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两种不同的定性是基于认识、侧重点和七二○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在文革和形势发展中的不同造成的。从随后毛泽东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来看，[8]是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叛变事件”的(即敌我矛盾);而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则表明，[9]七二○事件是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从毛泽东对七二○事件定性为错误而非暴乱来看，对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是按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的。虽然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在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公告中点了陈再道的名，[10]但是他在后来审阅林彪接见新任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稿时却没有同意再点名批判陈再道。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时，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11]从中不难看出，对于林彪在讲话中对于陈再道点名批判的地方，毛泽东都一一删去了陈再道的名字。这不仅表明要把陈再道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也是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争取陈再道态度的转变，以便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与林彪在陈再道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虽然当时在七二○事件的定性上出现了分歧，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处于争取犯错误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需要，即便一度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叛乱，最终还是按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的。这在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其二，在策划、协作上的分歧——是单独行动，还是团伙作案?

七二○事件发生后，这到底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一些领导干部和百万雄师头头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二月逆流期间的领导干部以及湖北党政干部共同策划的行动，武汉与北京之间在七二○事件上到底有没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追查徐向前、徐海东、张体学是否是七二○事件的后台以及出席八一建军节大会人员的分歧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看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造反派追查武汉七二○事件与北京是否存在联系上的行动。

我们首先看林彪、叶群在这方面的行动。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没有安排林彪参加，但是林彪却在开会前表示要参加大会，认为他出席大会，表个态为好。他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12]对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13]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当时林彪在那天的表现是积极的、主动的，特别兴奋，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他们讲了很多话。林彪认为武汉问题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全国的问题，要抓住武汉问题来做文章，变坏事为好事。林彪特别指出七二○事件的出现，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的问题，实际上这就点出了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北京存在着联系的。不过他是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说出来的。与此相对照的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却被排斥在外，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本来，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员名单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会议通过以后，书面报告林彪以后决定的。[14]两相比较，是耐人寻味的。

既然林彪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叶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给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的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15]

戚本禹后来还回忆道：“查事件后台的问题，当时有汇报说：王任重、张体学有问题，支持了军区和事件;于是布置了北航去抓张。叫学生去西山示威和抄徐海东家，是江青和叶群决定的，好像叶群对徐海东的意见比较大，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我才安排叫北航学生去西山。在审查我时我承担了自己布置学生行动的责任，并说不要去追究学生了。”[16]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到徐向前、徐海东家附近进行游行、示威是叶群让中央文革小组指挥造反派干的，当时江青也在现场，也同意这样做，戚本禹要求造反派行动是奉命行事而已。他们这样做是有人汇报过，但是究竟是谁汇报的现已无从查考了。到徐向前、徐海东家附近进行游行、示威的主动权在叶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江青，戚本禹在其中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这件事与他倒没有什么关系。陈再道他们奉命到达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以后，动员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倒是与戚本禹有关。当然，叶群也动员部队的“老三军”进行示威、游行了。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加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在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院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动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17]

这些群众到了京西宾馆不仅是在外面进行示威、游行、喊口号，甚至有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了一楼，周恩来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去处理这件事。傅崇碧宣布了周总理写的四条意见，造反派仍然不听。傅崇碧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等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中途悬停下来,而且告诉他们不听到规定的信号不能出来。

傅崇碧根据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说:“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恩来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道:“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和戚本禹看到周恩来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给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18]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是这样回忆的。他说：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19]

后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于戚本禹、叶群组织人冲击京西宾馆的行动进行了批评，叶群不服气，甚至还与周恩来进行了争辩。对此，戚本禹回忆道：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20]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林彪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点出了七二○事件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后面支持的问题，叶群又鼓动中央文革小组派造反派到徐向前、徐海东住地进行游行、示威，这反映出他们认为七二○事件是与北京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至于围困京西宾馆，是戚本禹和叶群共同派人去的，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因而遭到了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指示，要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从叶群在周恩来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解来看，她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行动有什么错误，反而认为这是正义的行动。这到底是因为她对于七二○事件的义愤，还是另有所图呢?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件事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担任组长的王广宇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武汉事件’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军队中的一些‘保守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和反抗。武汉军区和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敢于殴打、扣压中央文革成员(当时的名义是‘中央代表团’)是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定会有军队里高层操纵支持参与策划。这个看法事出有因。于是一方面，以中央名义把陈再道、钟汉华调到北京交代检查;另一方面，就是追查武汉事件的背景，深挖可能参与策划的相关人员。”

“关于参与策划‘武汉事件’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徐海东和张体学有重大嫌疑。据掌握的情报，在‘武汉事件’前，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和北京的徐海东频频接触，张曾去徐家七八次之多。于是，中央文革主管办事组的成员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汉事件’后台。首先造声势，布置北航‘红旗’红卫兵到西山军委负责人住地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随后又让北航‘红旗’红卫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进行保护性学习的张体学，让张体学交待他和徐海东的关系，每次去徐海东家都谈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还让北航‘红旗’去徐海东家查抄策划‘武汉事件’的黑材料。”[21]

从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分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一定是军队高层支持和策划的，否则的话，他们怎么会有那样的胆子竟敢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呢?于是就把目标指向了徐海东和当时在京反省的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派北航红旗红卫兵等造反派去游行、示威、抄家，寻找他们参与策划七二○事件的证据。

其实，从一些回忆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就叫人通知北航红旗赶快到西山去查徐海东与武汉事件的牵连问题，还说“他们再不动就叫别人去了”。王广宇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在京的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抓回来查证徐海东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单独与张体学在北航谈话，双方沟通得十分融洽。张体学说自己是苦出身，对毛主席和党的感情，甚至还动情大哭，表示自己脱离运动多时，与武汉或北京的徐海东实无关系。韩爱晶劝张体学给毛泽东写信表态，承认错误，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并愿意将信件传递上去。次日，张体学即随同北航学生去徐海东的家(原北航红旗“红一连”学生证实)。几日后，张体学呈毛泽东信拟就，八一建军节晚宴后，韩爱晶就将信送呈周恩来了。

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红旗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周恩来也曾指示所有进入抄徐向前家的清华大学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向前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追回。后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22]

关于追查张体学、徐海东与武汉七二○事件的关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后来回忆说：

“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武汉事件’的后台，没搞到什么材料。张体学的交待和‘武汉事件’不沾边，抄徐海东家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揪张体学、抄徐海东家两件事，后来周总理曾派联络员去北航，要他们放回张体学，还让查抄人员归还从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23]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徐海东、张体学可能与七二○事件有关，因而才派北航红旗的造反派采取行动，查证他们是否策划、参与了七二○事件。张体学的动情诉说打动了韩爱晶，因而韩爱晶才建议张体学给中央写信并表示愿意传递这个信件。后来韩爱晶还真是兑现诺言将张体学的信交给周恩来转呈毛泽东了。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周恩来予以了干预，让卫戍区要回了张体学，还要求造反派将在徐向前、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全部奉还。

上面的资料没有交待造反派是如何去追查徐向前与七二○事件关系的。其实，这个任务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来完成的。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援武汉七二○事件大会的时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表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作文章”。蒯大富马上找到王力探询“大作文章”的底细，一一点着军队领导人的名字看王力态度，认定是徐向前有问题。蒯大富连夜召开清华井冈山总部会议，传达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说明王力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当时团派头头认为，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原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蒯大富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斗倒斗臭”，提出了 “打倒徐向前”口号。[24]

七月二十九日兵团作战部发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于是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去了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25]

从中我们看到，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在林彪、王力的影响下，经过他们自己分析以后，从陈再道、徐向前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序列出发，才将矛头指向徐向前的。他们认为七二○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这个事件的后台就是“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因而才派人抄了徐向前的家和办公室。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我又变成陈再道、钟汉华的‘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其实，天晓得，我住在西山，与外界隔绝，怎么会去制造武汉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引者注)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我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七月二十九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五铁柜机密文件。我的秘书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后，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26]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华井冈山兵团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行动，追查他和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关系，是否参与、策划了七二○事件。叶群还向“老三军”负责人发出了打倒徐向前的信号，“老三军”也参加了类似的行动。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徐向前这方面的材料。秘书将这些情况上报周恩来后，是在周恩来的责令下，这些参与抄家的人才撤走并交回了抄走物品的。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的单独所为，还是他们与北京一些高层领导的联合行动，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此是有疑问的。因而他们才动员造反派和部队的“老三军”的人员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行动，来追查徐向前、徐海东、张体学与七二○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是否策划、参与了这个事件。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但是却没有发现他们与这个事件有关系的证据。清华井冈山兵团所发表的“严正声明”，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臆测而已，并没有获得相关事实的支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七二○事件上，武汉与北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在七二○事件究竟是武汉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存在联系上，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毛年谱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指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委蔡炳臣——毛年谱编者注)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27]杨成武到京后，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的指示后，前往京西宾馆，向陈再道本人转达了毛泽东对他讲的三句话。为了陈再道的安全，他还分别找邱会作、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28]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接到京西宾馆，重申了要把陈再道等人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处理，要杨成武告诉周恩来不要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那么激烈。从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陈再道的三句话来看，不仅进一步表明要将陈再道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还充满了对他的关心和希望，期望他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气度和坦荡胸怀。至于说警惕有人借这个事件做文章，倒是反映出毛泽东要将这个事件的处理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将其扩大化。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武汉与北京之间到底是否有联系，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当时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因而才追查他们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游行、示威和抄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毛泽东却对此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之前，他并不赞成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因而才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不要他们那么激烈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武汉与北京在七二○事件上是否存在联系，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还在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时，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就没有参加大会。[29]在当时背景下，是否参加这样的大会成为领导干部政治地位是否稳固的重要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指示各位老帅都要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七月二十六日他在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时指出：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30]但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出席人员时却又出现了分歧。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只好请示毛泽东，由他来做出决定。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31]

由此我们看到，在几位老帅是否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批准他们参加招待会的。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后来有一个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他说：

“‘八一’建军节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员和一些被揪斗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会，亮亮相，成了斗争焦点。周恩来同志用心良苦，坚持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老干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则极力反对。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打电话给叶帅，让他转告我，准备出席招待会。剑英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总理说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请示毛主席，待主席决定后正式通知。过了会儿，剑英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还带了个理发员来，要我一边理发，一边等通知。刚理完发，总理来了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剑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为了保证安全，总理亲自布置了你的行车路线，加强了沿线警卫。我出席招待会回来，黄杰(徐向前夫人——引者注)同志说，你刚刚走，总理就来电话，问走了没有?他还说：‘你和徐帅要多多保重啊!’”[32]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在是否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的问题上，徐向前受到二月逆流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在七二○事件发生后，能否出席招待会就成为判断他与七二○事件是否存在联系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同意徐向前、韩先楚这些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出席招待会，不仅是为了防止他们在这个事件中遭受冲击，也是为了避免将这个事件扩大化。从徐向前参加招待会存在争议以及在毛泽东批准后才得以参加招待会来看，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徐向前与七二○事件的关系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正是因为这样，当中央文革碰头会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要徐向前、韩先楚这些原红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实际上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保护，也是对他们在七二○事件上遭受质疑和攻击的特殊表态。鉴于当时徐向前的处境，周恩来才不仅打电话询问徐向前何时出发，对徐向前予以慰问，还亲自布置了行车路线，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徐向前出席建军招待会，引起了清华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的诧异和不解，他后来回忆道：

“我们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以为毛主席会打倒他。在1967年7月31号晚上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我看到徐向前元帅还在主席台上。怎么徐向前又出席在这个会呢?他没什么事嘛，我当时关心的是这个。”[33]

蒯大富的疑问不足为奇。他不是从文革大局以及形势的发展上，而是从派性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这样也就难免对徐向前出席招待会感到疑惑和不解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在徐向前等人是否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清华造反派井冈山兵团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讨论存在分歧的时候，徐向前等人是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以后才得以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形势和大局以及军队和社会的稳定上来处理问题的。而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是在文革的视野和认识上与毛泽东存在着差异。至于蒯大富对于徐向前出席了招待会感到诧异，不仅反映出他昧于文革发展大势，也是由于他是从派性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在武汉七二○事件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上，毛泽东与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武汉与北京之间存在着联系，因而才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来寻找这方面的证据。毛泽东则对此持不同态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采取这样的激烈行动。这在徐向前等人没有参加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发出的不要他们那么激烈的指示以及同意徐向前等人参加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表现了出来。这种分歧当时只是处于认识的层面上，是属于中央内部在文革大局以及形势发展一致下的认识的不同。

其三，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是就事论事，还是进一步扩大化?

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分歧还表现在要不要以七二○事件为突破口，进行“揪军内一小撮”。这实际上就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七二○事件，究竟是就事论事，还是以此为导火线，继续在军内揪走资派的问题。这样势必会将打击的目标进一步指向军队，导致军队更加严重的混乱。在这方面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我们先看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他还要北京造反派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34]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邓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5]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明确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认为武汉问题反映了全国的问题，这个事件表明军内存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才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在王力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明。

王力后来回忆说：“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36]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林彪也是想以七二○事件为突破口来解决军内的问题。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彪儿子林立果所署的笔名)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7]

我们看到，在七二○事件发生后，不论是林彪还是他的儿子林立果发表的文章都是主张要“揪军内一小撮”的。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也开始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京的飞机上，曾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38]

这还是王力私下对北航红旗造反派讲的。其实，他不仅私下里说说，而且还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中央下发的文件《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大约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了给武汉军区一封信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人员——引者注)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面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矫玉山、李奎林让我把刚从中办调来的签字大样，送给正在楼上焦急等待的王力和关锋。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

王力、关锋这时无话可话。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39]

从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是王力在“党内”后面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前面加上了“军内”二字的。这个文件是由林彪报送毛泽东审阅批准后下发的。[40]这里的问题是，王力竟然在毛泽东批准文件以后又擅自加上了“军内”二字，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这从林杰的回忆中得到了证明。

林杰说：“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41]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王力是在毛泽东审阅这封信以后私自又加上了“军内”二字的。毛泽东发现后让人追查这件事，王力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仍然觉得无所谓。这从前文王广宇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王力在这件事上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错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另一个是组织错误，是在毛泽东业已批准的中央文件中私自添加的，添加后在没有呈送毛泽东再次审阅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下发了。这就是王力的错误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表现在文件上做了手脚。这个中央文件发布的范围是武汉市的革命群众和指战员。如果说这个宣扬“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还是局限在武汉地区的话，那么“揪军内一小撮”在社会上发生更大影响则是《红旗》杂志发表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

八月一日，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为了支持七二○事件，在同期《红旗》杂志中还发表了《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写道：“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42]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党中央的喉舌，其地位在党内甚至超过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红旗》杂志分别担任总编、副总编职务，由该刊发表的社论自然是权威的声音。但是，这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八一社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两篇社论发表前，新华社就于七月三十日发了通稿。

这两篇社论是由林杰起草经关锋审改后，陈伯达签字后发表的。[43]

这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实际上是指出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向。本来，像这样具有文革斗争方向变化的社论是要报送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发表的，可是《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却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出来了。不仅政治上，即便在组织程序上也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关锋、林杰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责任更大。从两篇社论的发表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几位成员是同意在七二○事件以后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以后，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是一致的。《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还由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当时确实出现了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趋势。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北航红旗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起着标杆作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七二○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作文章。

在与王力的对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我们要把徐向前揪出来。

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要拿起枪杆子”。我们清华井冈山要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44]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七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召开会议，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他们在会上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派组织，派出一批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同军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

武汉的造反派接受任务后，先后派出了几万人次，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45]

从以上两个材料可以看到，在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下，造反派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新阶段，解决所谓军权问题。这样就将打击的重点指向了军队及其负责人。

对于七二○事件后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红旗》杂志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看了以后，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46]

八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47]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48]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两个字，退给了林彪的办公室。叶群把毛泽东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然后，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49]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断然否定了这一提法。不论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还是谈话乃至批阅的文件中，都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态度是鲜明的。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一明确表态，严厉的批评，才将这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刹了下去，防止了对军队的严重冲击。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这个时候受到严重冲击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保护。在徐向前请求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时还予以了挽留。

此前，虽然徐向前在毛泽东批准后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的处境，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职务。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我虽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工作岗位，但仍是挂名组长，名不副实。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他们完全赞成。那时，‘辞职’一事没有先例，我是盘算了很久才下决心的。九月十六日，经与叶剑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报军委、中央文革：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本来我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肖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在肖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50]

从中不难看出，徐向前起草这个辞职报告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后才写成的，期间还有叶剑英为这个报告进行了把关。因为既要辞去这个职务，又不能授人口实，认为自己是在闹情绪、“撂挑子”。这就要把自己的错误、处境以及真情实感写出来，获得毛泽东、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理解和谅解。这是徐向前在起草这个报告时的踌躇之处。其实，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呈送辞职报告的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提出对徐向前、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等一批出身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

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上不，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51]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保这些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当时受到冲击的原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也是要保护的。对于许世友这些大军区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一时跟不上形势，检讨了就好了，不是打倒的问题，而是要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进行保护的问题。毛泽东是从军队、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徐向前的问题表了态，不管谁提出打倒徐向前，他是一定要保护徐向前的。这样就断然否定了打倒徐向前的作法。正是因为这样，在收到徐向前的辞职报告以后，毛泽东才不同意他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这样，我只好继续挂名。”[52]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批示以后，林彪也就顺水推舟地作出了与毛泽东一致的批示。尽管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徐向前主动提出来的，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这实际上是通过这一职务的保留，对徐向前的政治地位予以肯定，也是对他进行的变相保护。不论是批准徐向前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还是不同意徐向前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都是毛泽东对徐向前进行保护的具体手段。毛泽东九月十六日中午在专列上的谈话中就对此予以了说明。

王力当年曾经积极宣扬“揪军内一小撮”，但是后来在回忆录中却又文过饰非，为其当年的行为进行辩护。这里我们驳斥王力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一个说法。

王力说：讨论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是毛主席批准的。八月十二日，毛主席又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五一六通知”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的更厉害吗?[53]

王力的意思是说，怎么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批”都没有问题，而“揪军内一小撮”比这个“一批”的分量还要轻的提法，就要遭到批判、否定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同意“揪军内一小撮”，对于“揪军内一小撮”他是坚决反对的。当发现有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后，他就及时予以了制止，还要追查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批准“揪军内一小撮”呢?王力能够拿出这样的文献依据来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策略不策略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有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为证。其实，策略不策略只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错误则是一个斗争方向问题。王力这样说，就将斗争方向问题偷换为斗争方式问题，从而减轻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

至于王力说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文字是“一批”，而他在中央下发的“一封信”中不过是加了“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样，还不如“五一六通知”说的那么严重，怎么就挨批了呢?认为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的这段话是这样表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4]

毛泽东在这里虽然用了“一批”这样的词汇，但是“一批”的范围包括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非是单指军队，也没有将“军内”与“一小撮”样的词汇进行连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而且是将军队与党、政和文化界这样的范畴进行并列使用的，是一个泛指。王力在“一封信”中加上“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正是七二○事件发生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形势发展最为混乱的时候，将“军内”和“一小撮”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特指，势必会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及其领导人。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时局势在相当程度上陷入混乱，通过实行“三支两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如果再“揪军内一小揪”，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有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全国性失控，进而导致文革的失败。这也是正是毛泽东果断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内在原因。在时期不同和所指范畴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类比既没有说服力，还暴露出类比者的别有用心。

王力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说明他在信中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个人擅自行事，而是来自于毛泽东审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定的一段话。这样他就将责任转嫁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力不论是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也好，还是说他加上“揪军内一小撮”来自于“五一六通知”也罢，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讲出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受难者，通过鸣冤叫屈来减轻乃至于消除个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虽然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热衷于“揪军内一小撮”，但是江青却对此保持了慎重态度，还在讲话中对于为什么不能“揪军内一小撮”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

“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5]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指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党政军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应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不能再另外提。如果那样的话，势必会导致军队受到冲击，造成严重后果。即使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这样抓。她在肯定了去年北京红卫兵到各地进行串连的行动以后，接着又对他们现在到外地“揪军内一小撮”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江青告诉大家，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缺点错误，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应该坚持毛主席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错误。

从中看到，江青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态度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她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到底是她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她在获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以后转变了认识，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过，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我们尚未发现此前江青直接宣扬“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以后，是就事论事，还是要“揪军内一小撮”进而将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是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而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对此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与其他成员保持了距离，没有附和他们的主张，而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观点保持了一致。

其四，对中央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分歧的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定性上的分歧——叛乱，还是错误?七二○事件究竟是反革命叛乱，还是属于党内错误。这是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认定上的分歧;在策划、协作上的分歧——是单独行动，还是团伙作案?七二○事件究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共同策划、发动上的分歧;在“揪军内一小揪”上的分歧——是就事论事，还是进一步扩大化?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要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来批斗军内走资派上存在的分歧。

从这些分歧中可以看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七二○事件是一场叛乱，与北京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着联系，主张下一步要“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主张将这个事件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对于这个事件与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有没有关系上持慎重态度，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他们的分歧在当时主要还是基于认识的不同。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是从文革形势的发展、政局稳定和全局上来思考问题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强大后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地方党政机构出现瘫痪，局部地区出现混乱乃至失控，通过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来维护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无疑会导致全国形势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乃至于失去控制，致使文革难以进行甚至毁于一旦。这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

这里的问题是，许多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而不是简单地将矛头指向他们，以致于造成更大混乱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56]这样就为犯错误的军队干部态度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虽然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并解散了工总，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在两派冲突中，武汉支左部队并没有直接参加大规模武斗，而是在背后支持、纵容百万雄师出头来镇压造反派的。这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命令驻军向造反派开枪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还是存在重大不同的。七二○事件中部分独立师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群众虽然围攻、殴打了中央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能够进出武汉，也说明武汉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并没有采取封锁武汉的行动。这对于毛泽东作出处理七二○事件的决策不能不产生影响。

尽管这样，七二○事件毕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反对、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严重事件，实际上是以暴力行动来抗衡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矛头不仅指向中央的文革路线，还无视中央权威。这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因而尽管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七二○事件的处理上存在重要分歧，但是在一些文件的表述上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某些观点。比如，经毛泽东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和《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都是把七二○事件作为叛变、叛逆来进行表述的。[57]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七二○事件处理上的分歧不过是处在认识层面，这是在文革根本立场一致前提下基于具体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在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中，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反复思考以后，才确定了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这样就不仅打退了这个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右倾行动，也防止了解决这个事件上的“左”倾盲动，妥善、平稳地处理了七二○事件，将武汉文革纳入既定的轨道。

2)从三个文件来透析中央对七二○事件处理的方针。

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飞赴上海，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返京)则是在北京。他们在七二○事件问题上的沟通是通过杨成武飞返京沪两地来进行的。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也就是这样在协商、讨论中才形成的。这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武汉军区公告》以及《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其一，杨成武作为联络员往返于京沪两地。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杨成武随毛泽东飞赴上海，周恩来留在武汉处理后续工作。这个时候杨成武负责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返京后，杨成武不仅继续负责毛泽东与北京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还亲自乘机多次飞返京沪两地，将毛泽东处理七二○事件的指示传达给中央文革碰头会，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意见及请示汇报给毛泽东，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杨成武和汪东兴、余立金、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引者注)等研究安排了在上海的有关工作。晚上九时杨成武又去毛泽东那里请示有关问题。回到驻地按周恩来的指示，给北京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夜航返京。十二时二十分，杨成武乘一架飞机于二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在机场接上杨成武赶到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杨成武详细向到会人员汇报了毛泽东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

在京期间，杨成武除了参加中央文革的会议，还找住在京西宾馆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通了通情况。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杨成武由西郊机场起飞去上海。到上海后，杨成武当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杨成武去一趟。向他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他：“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他回答说。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他们不会反对您。”杨成武又补充了一句。

“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杨成武回答。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刚刚给周恩来打完电话后，毛泽东又一次找汪东兴谈武汉问题。毛泽东首先谈了他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说据他的接触观察，陈再道“头脑简单”，这时，他对陈再道的看法与过去比，有些不同。

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在七二○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杨成武又乘飞机返回北京。

当时北京正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杨成武没有参加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未出席这次大会。但是，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说：百万人大会，汪东兴、杨成武都不在北京，发表消息时要写上他们的名字。

一到北京，杨成武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听取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后来杨成武又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揭批陈再道的中央会议，以便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同时也将毛泽东对陈再道说的三句话转告了他本人。[58]

七月二十六日，受周恩来的委托，杨成武在京西宾馆主持批判陈再道的会议，并向邱会作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确保陈再道的安全。当晚，乘专机返回上海，向毛泽东复命，并带回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由杨成武主持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同日，毛泽东与杨成武谈话，指出：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杨成武将毛泽东对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请示问题的答复转告周恩来。九时许，在钓鱼台五号楼办公处，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成员传达毛泽东同意由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批复。

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杨成武打电话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六条指示。次日九时，周恩来召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六条指示。

七月三十一日中午，杨成武听取毛泽东关于八一招待会的有关指示后，乘专机飞赴北京，将有关指示交给周恩来。十六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晚，杨成武出席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八月二日，杨成武由北京乘专机返回上海，向毛泽东复命。次日上午，杨成武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59]

从中我们看到，如何处理七二○事件，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之间进行的。杨成武在中间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他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又将北京讨论的情况以及请示汇报给毛泽东，几次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达信息，沟通着双方之间的联系。

尽管双方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毛泽东在七二○事件的处理上是慎重的。他尊重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让跟随他视察的杨成武、汪东兴出现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名单中，不仅是为了防止有人对他不在北京产生疑问，更重要的还是表示了对于这次大会的支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七二○事件中犯错误的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执行“一批，二保”的方针，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还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方针及措施就是这样在双方交流互动中才形成的。七二○事件也就是这样才得以妥善处理的。

其二，毛泽东起草中央复电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中共中央对七二○事件处理的方针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正式表述出来的。七月二十四日，武汉军区党委常委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同时还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毛泽东审阅后，为中央起草了复电，阐述了中央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

我们先看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上报的“军区公告”。

公告在叙述了七二○事件的概况以后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公告说：“我们军队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公告还表示，要立即为“工总”平反，向工总负责人朱鸿霞等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行动。[60]

从这个公告中可以看到，公告将七二○事变定性为叛变行为。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和百万雄师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发生的，主要责任要由陈再道、王任重来负责，参加这个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这样就将操纵这个事件的极少数人与参加这个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区分开来，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部队中的个别人和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这说明在事件的处理上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

公告公开承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点了陈再道的名，说七二○事件是叛变事件，表示坚决要与陈再道划清界线，把他打倒。同时，军区还表示坚决、彻底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立即为“工总”平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行动。这是军区党委向中央和社会的公开表态，也是他们自己作出的深刻检查，更是在痛定思痛后的自我反省。一旦中央批准以后，就向社会上公开贴出。

这个公告是武汉军区党委对于七二○事件的宣言。不仅指出了七二○事件是一个叛变行为，要打倒陈再道，还表明了武汉军区党委的坚定态度。既要坚决纠正支左中的错误，又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了武汉军区党委常委致中央的电报和《武汉军区公告》后，十七时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并给中央在京领导人写下一个批语：“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复电原文如下：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七月二十五日[6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之所以亲自动手，而不是让别人代笔，是因为这个复电要表述中央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也就是中央要对七二○事件进行表态。只有他亲自动手才能将中央的方针以准确、恰当、规范的语言明确表述出来，这是别人难以代笔的。当然，这个方针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要经过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通过以后才能以中央名义下发武汉军区党委，因而他才给中央在京领导人写下批语，让他们讨论酌定。这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显现。

从毛泽东起草的复电中可以看到，中央肯定了武汉军区所持的立场和政策，同意发表公告，并没有对武汉军区在公告中关于七二○事件是叛变行为的表述予以否定，只是对他们要打倒陈再道的表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包括陈再道在内的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改正了错误，并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还可以参加革命的行列。这实际上就是把公告中认定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这是因为，既然是叛变行为，那么就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肯定就要被打倒。现在说只要陈再道等人认真改正了错误并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参加革命的行列，就为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实际上是说如果他们改正了错误、群众也谅解了，那么就不再打倒他们了。这是对“军区公告”提出打倒陈再道的一种变相否定。

由于七二○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事态及其影响，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个事件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是不便于直接否定叛变行为的定性的。因而在复电中只是对他们要打倒陈再道的作法予以改变，并没有否定叛变行为的定性。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就虚化了对叛变行为的认定。因为如果真是叛变行为的话，是不可能这样作为党内所犯错误来进行处理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事件的认真负责态度，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仍然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以及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提醒武汉军区注意既要做好思想不通的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又要向左派做好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还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七二○事件后，武汉军区要改正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造反派了。这个时候不论部队还是百万雄师都会有一些人对军区态度的转变难以理喻，同时造反派在获得军区支持以后还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因而毛泽东才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军区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消除分歧，加强团结，防止坏人捣乱，维护社会秩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个电报是由毛泽东起草，经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武汉军区的。电报对于武汉军区的立场和政策予以肯定，同意发表公告，要求军区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对于打倒陈再道则持保留态度。这表明即便是在七二○事件以后，毛泽东仍然对于陈再道抱有殷切的希望，期待他能够改正错误，转变过来。这对于缓和当时日益激化的矛盾，促进在“三支两军”中犯错误的干部的思想转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毛泽东在复电中对陈再道问题的表态，连陈再道本人也没有想到。当时，他早已把自己放在被打倒的行列了，却没有想到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仍然把他称为同志，对他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对此，陈再道后来回忆道：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了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我看了这个通知，开始有些蹊跷。因为我们到京虽然只有两天，但从冲击京西宾馆，召开欢迎大会等势头看，林彪、江青等人是非要把我打倒不可了。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什么又称我为同志呢?

我仔细一看，才有所领悟。

原来在这个通知的下面，还有中央复电的全文，上面有毛泽东的批语。所以，他们才称我为同志。”

“那个时候，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心目中，我这个人是必倒无疑了。可是，毛泽东仍称我为同志，这使我深受感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翻掌的。”[62]

在七二○事件闹得民怨沸腾，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些军队负责人业已成为众矢之的，从北京到武汉许多人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叛变行为，打倒他们的呼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他们不论在党内、军内还是社会上都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虽然没有否定“军区公告”关于叛乱行为的定性，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陈再道，却发出了一旦改正了错误就可以不必打倒的信号。这对于将他们从七二○事件的漩涡中解脱出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批准以后，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得以下发。《武汉军区公告》也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63]

其三，中央下发《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下发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林彪转报毛泽东审核后，由林彪决定下发的。[64]

这个文件是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起草的。[65]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原名叫“告武汉人民书”。七月二十二日，即王力回来的当天晚上，关锋就急如星火地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布置，马上组织人起草“告武汉人民书”。关锋给“告武汉人民书”定了几条原则精神：武汉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它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策划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是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点出陈再道的名。

关锋要求多组织几个摊子，分头同时起草，明天(二十三日)早晨各摊子把初稿交上来，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统稿。按关锋的要求，王广宇组织了四个摊子：办事组、记者站、十五楼关锋身边的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编辑部。王广宇向各起草小组负责人传达了关锋关于“告武汉人民书”的内容要点，又让武汉事件的亲历者张根成讲述了事件经过。后来在起草小组稿子的基础上，陈伯达、关锋又另起炉灶亲自写了一个新的稿子，把标题定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66]

那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信件首先在肯定了武汉革命的军民创造了巨大业绩以后指出：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顺利地回到北京了。

随后，信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方式指出了他所犯的错误。

信件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把它打成“反革命”;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信件认为，武汉市一系列革命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随后以中央名义发出号召：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取得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7]

从这个信件中可以看到，信件不仅对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为保卫文革创造的巨大业绩予以肯定，还说他们打败了一小撮党内、军内走资派的猖狂进攻。这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业已一败涂地。中央代表团成员已经回到北京，武汉文革进入到一个新的胜利阶段。信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名义，指出了他在支左和七二○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信件对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提出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群众，以及在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人们时所采取的政策和斗争策略。

这里要说明的是，信件原件中“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表述中，在“党内”后面和“一小撮”前面是没有“军内”二字的。“军内”二字是王力在毛泽东审阅以后私自又加上去的。[68]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作出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会议决定的这些事项，还向林彪作了书面报告。[69]正是因为这样，信件才没有像关锋原先说的那样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方式指出了他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信件与《武汉军区公告》还是有所不同的，对于陈再道是留有余地的。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信件的时候没有予以否定的重要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信件中，仍然称七二○事件为叛逆行为，虽然用“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代替了陈再道，没有点他的名，提到他所犯的许多错误也是属实的，但是在一些错误的表述上却用了“法西斯的野蛮手段”这样激进的语言。在信件中党中央的号召部分，也用了“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这样强烈政治色彩的语言。这是信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之处。

如果把信件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以及《武汉军区公告》这三个文件来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信件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和用语与《武汉军区公告》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而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倒是出现了某种不合。《武汉军区公告》是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经中央批准后才发表的。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和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信件则是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从这两份中央文件对于七二○事件的处理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的差异中，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武汉军区公告》是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的文件，虽然经过中央批准才予以发表，从社会影响上来看，那不过是代表武汉军区对于七二○事件的意见;而中央的复电和信件则是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代表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意见，是中央态度的反映。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对于其它各地类似事件的处理具有导向性。而信件与《武汉军区公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却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存在某种不合。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批阅这个信件时没有表态。这是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送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报送林彪。七月二十四日林彪将这个文件转送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晚十时，毛泽东审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阅后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

毛泽东加的一小段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70]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审阅这封信时，只是加了一小段关于如何对犯错误的人们进行处理的政策性表述的文字，别的再也没有做任何改动。加写的这段文字如果再结合前文受蒙蔽的群众以及本段文字中“取得革命群众谅解”来分析，其中“犯错误的人们”主要还是针对军队干部来说的，是包括陈再道在内的犯错误的军队干部的。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这种人还是好的。这种表态是与他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的内容相一致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对于这个信件没有表态，只是退回要林彪酌定，就是说林彪认为合适就可以发下去。不仅如此，毛泽东批示时还在“退”字下加了一个着重号，强调了这个“退”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信件中的一些内容是存在保留意见的，不然的话，在审核这个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时，他是不会不对这个文件予以表态的。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对这个信件中的一些内容存在保留意见，但是他既没有像对待林彪报送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那样对这个文件予以否定，[71]也没有删去信件中关于叛逆行为以及其它一些激进性表述的文字，之所以如此，还是从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大局考虑以及斗争的需要出发，才不得不采取了这样的作法。

其四，对三个文件的简要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三个文件就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由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武汉军区公告》。前两个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后一个是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经中央批准张贴的公告，但是《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却与《武汉军区公告》在对事件性质的认定上表现出相似性。

既然这两个文件具有相似性，为什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武汉军区公告》，而对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由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却没有表态呢?

这是因为《武汉军区公告》虽然是中央批准的，但是这个文件毕竟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发出，反映的是武汉军区党委的态度。当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且在当地形势又处于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由犯错误的军区直接表态，公开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则更具有代表性，是有利于其它犯错误的军区转变态度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是由中央发出的，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既然是中央发出的，那么在处理各地类似事件的时候就具有导向性。但是这个文件的某些表述却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出现了不合。因而从文革形势的发展和大局出发，毛泽东才没有对这个文件予以表态。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既然《武汉军区公告》的用语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更为严重，还点了陈再道的名，说要把他打倒，毛泽东又为什么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这个公告呢?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毕竟是由武汉军区发出的公告，代表的是武汉军区的意见。同时，武汉军区在公告中的表态又对其它犯类似错误的军区具有示范性。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形势发展的大局考虑，毛泽东才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这个公告的同时，又纠正了公告的错误(比如陈再道如果改正错误并为革命群众谅解以后可以不再打倒了)。但是，如果将复电与公告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于事件的定性还是用语上两者都是具有明显区别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问题上，复电和信件反映出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当时只是处在隐性状态(即毛泽东没有否定信件，只是对信件没有表态)，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当林彪报送“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72]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等人公开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73]毛泽东才采取断然措施对此予以了坚决否定。[74]

《武汉军区公告》虽然获得了中央批准，但是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明显存在不同，与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倒是有着相似之处。这个时候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是基于公告反映出了军区的态度，不仅是对武汉军区立场的肯定，同时这种立场对其它犯错误的军区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又具有示范性的缘故。毛泽东肯定这个公告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并不能由此说明他同意公告中说的七二○事件是叛变行为以及打倒陈再道的表态。

总之，七二○事件以后，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方针及其形成过程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以及《武汉军区公告》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尽管此前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提到过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方法，[75]但是形成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方针则是在复电中公开地、明确地表述出来的。

从复电和信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如何定性、处理这个事件上中央是存在分歧的。当时，不论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肯定《武汉军区公告》还是没有否定《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并不能说明他同意这两个文件中与复电不同的那些论断，不过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这样做的。虽然公告得以公开张贴，信件也下发了，但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经过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以后发往武汉军区，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则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实施的。

3)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措施。

在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确定以后，下一步就要讨论处理七二○事件的具体措施了。七二○事件是由于一些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群众冲击东湖客舍，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所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不论是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的头头，都是难逃其咎的。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讲究政策，区别对待，将参与这个事件的一般干部、战士、群众与这些负责人、头头区分开来。

其一，全国掀起声讨七二○事件的巨浪。

由于七二○事件逆文革发展潮流而动，因而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就掀起了声讨的巨浪。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全国范围的声讨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离汉回京后，才迅速开展起来的。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送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的消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三军指战员和数万革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76]

七月二十三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批判、声讨七二○事件。[77]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回京，批判、声讨武汉的七二○事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京中央领导人以及首都军民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却特意指示在出席会议的名单中加上杨成武、汪东兴的名字。当时他们两人在毛泽东身边，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加上他们的名字以后，就表明毛泽东身边的人参加了大会。这样即便毛泽东本人没有与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会的规格，更反映出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肯定与支持态度，还显示出在批判、声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的一致性。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北京的这次大会被迅速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放映。[78]

不论是中央代表团回京后受到的热烈欢迎，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地革命群众以及驻军进行游行、示威活动，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群众集会，都明确表示了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通过电台、报刊、影视向全国报道以后，将全国各地批判、声讨七二○事件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个时候各地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革命群众和驻军进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七二○事件，表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武汉造反派同当地驻军从营房、工厂、学校、机关涌向街头，五十万军民汇聚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前，工人总部的头头被武汉军区抓捕，组织被解散后，百万雄师曾经扬言：“工人总部能翻案，除非公鸡下了蛋。”七二○事件后，造反派在游行时兴奋地喊出了“武汉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的口号。[79]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遍布武汉三镇，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上海造反派和驻军，连日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天津造反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成都地区造反派、革命群众和驻军六十多万人，也冒雨走向街头，举行威武强大的示威游行!在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长沙、郑州、贵阳、西宁、昆明、西安、乌鲁木齐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人的集会游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表示，要做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打个落花流水。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东方红、红旗电影制片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情地拍摄了全国声援武汉的影片，将武汉地区的斗争介绍给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报先后发表社论，大力支持各地声讨七二○事件的游行、示威活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支持你们》。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又连续发表《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新的考验》、《乘胜前进》、《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十八篇社论。[8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和各大报纸一样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示威的情况，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坚持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81]

从中我们看到，全国声讨七二○事件的巨浪，是在中央代表团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以后才开始的。从参加的人员上来看，不仅有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还包括当地驻军。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安排，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为标志，在报刊、电台等新闻舆论工具的导向下，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游行、示威活动。虽然七二○事件的肇事者在各地不乏支持者，但是从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和声势，以及参加的人员、造成的影响上来分析，这些肇事者还是孤立的，在力量对比上也是处于劣势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逆文革发展的潮流而动，也是与当时的民心所向背道而驰的。

其二，北京召开高层生活会，批判七二○事件，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改组武汉军区。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发电报，要求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到京开会。本日深夜，他们登上飞机，于翌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住进京西宾馆。虽然北京造反派和“老三军”到宾馆进行游行、示威，甚至有人冲进了宾馆，但是他们在周恩来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的保护下，没有遭受批斗，安全获得了保障。[82]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由于他们在七二○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没有让他们座下，让他们站着参会。[83]

这次会议是一次高层生活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中央党政军和在京的军区负责人。通过党内生活会的方式，批判、清算陈再道等人的错误行为，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要求大家引以为戒，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周恩来主持会议。邱会作后来回忆道：“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一句是对陈再道讲的，总理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84]

关于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当时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谭吉安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在京负责归纳中南地区报道的，我参加了7月26号批判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总理主持会议。首先说‘7·20 事件’是‘叛逆行为’的，是周总理;我记得，顿时陈、钟害怕得快瘫倒下去。此后康生和其他人才上纲的。我在场的扩大会上没有发生武斗，我没见到，总理在场的。可能是在会下，其他工作人员，和军委内部的小范围会上动手动粗的，当时总理也不在场。”[85]

从中我们看到，当时会场的气氛是非常严肃的。在这种场景下，周恩来说出七二○事件是叛逆行为的话，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了解七二○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他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时，陈再道就持抗衡态度。

毛泽东离京视察前往湖北的时候，周恩来飞赴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当时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不仅将毛泽东为陈再道保驾的话告诉了陈再道，还参加了处理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会议。在处理好相关事务以后，周恩来才飞返北京的。七二○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周恩来又紧急飞赴武汉安排毛泽东离汉飞沪，在救出王力、安排了相关事务后才飞返北京的。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亲临武汉来处理问题，况且也将解决武汉问题的“底”告诉陈再道的情况下，却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致使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一旦毛泽东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就会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发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而周恩来对于陈再道等人是气愤的，才说出了那样的话。这也是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周恩来作了开场白以后，与会人员相继发言。

谢富治在发言中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吴法宪发言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

在发言中，吴法宪又从陈再道联系到了徐向前，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发言过程中，吴法宪说到气愤之处，竟然走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对于陈再道在七二○事件中的表现，人们气愤归气愤，却没有想到吴法宪会对陈再道动手。当然，在那个氛围下，也没有人当场说什么。会后，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期间，陈再道也在为个人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看到陈再道没有承认错误，还在为个人进行争辩，吴法宪、武空副司令员刘丰等人走了过来，撕掉了他们的帽徽、领章。

会议开到傍晚时分，陈再道已经站了六、七个钟头了。他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看到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老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他们坐下来。

于是他向康生说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还没等他说完，康生就气愤地说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重演!”[86]

以上不过是这次会议的若干片断。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解密。从中可以看到，由于七二○事件的严重性，与会的领导干部纷纷在进行表态式发言。他们将矛头指向了陈再道一行人，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判，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会场的气氛是激烈的，发言的声调是高昂的，用词是严厉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当时在现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去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的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掉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87]

戚本禹在回忆中对于这个会议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描述。其实，这个会并非像戚本禹说的那样是军队的批斗大会，而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可以说是中央高层生活会，是要批判、帮助陈再道等人，清算他们在七二○事件中错误的会议。

从中看到，会场气氛激烈，吴法宪还对陈再道进行了武斗，人们在发言中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从七二○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对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造成的影响上来说，与会人员出现这样的义愤又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陈再道等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毛泽东亲临武汉来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时，不仅没有追究陈再道的责任，还将解决问题的“底”交给他们，要为他进行保驾，又亲自找他们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但是事与愿违，在他们的属地上却发生了对中央代表团成员进行围攻、殴打、绑架的行为，还严重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事件前，陈再道没有采取措施防范事件的发生，事件发生后又“撂挑子”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化解事件造成的后果，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种状况不仅在文革史上，也在党史、军史、国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说陈再道指挥部队发动叛乱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七月二十六日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88]

这次会议的文献资料虽然尚未公布，但是从事态的发展及随后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判断，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对陈再道、钟汉华的处理以及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的人选问题。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对于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人事调整，只有在报送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有效。因而会后周恩来将讨论的结果迅速呈报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杨成武将毛泽东对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请示问题的答复转告周恩来。九时许，在钓鱼台五号楼办公处，周恩来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传达毛泽东同意由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批复。[89]

同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90]

在对陈再道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改组武汉军区，确定了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的人选，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以后，如何处理他们二人以及七二○事件，一直是毛泽东着力思考的问题。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他们的处理就是在这一政策实施下进行的。

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杨成武打电话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六条指示。[91]次日上午九时，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他的办公处召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任命和指示：

1、曾思玉、刘丰到武汉军区任职，军队内部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如何宣布，可以下一步办。

……

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

……

6、武汉军区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9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这六条指示中有三条尚未公布，但是从业已公布的这三条指示来看，可以在军队内部宣布曾思玉、刘丰到武汉军区任职，但是对于撤销陈再道、钟汉华职务的事暂不宣布，下一步再办。这实际上就是把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暂时给“挂”起来了，为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创造了氛围。

不论是对陈再道的点名还是中央复电和《武汉军区公告》的传达范围，毛泽东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中央复电可以直接传达到县团级，陈再道不在全国报纸点名，《武汉军区公告》在全国张帖但不登报。这样做出的策略性规定，就将陈再道的问题基本限定在湖北的范围内，防止各地大揪本地的“陈再道”，从而对军队造成新一轮的冲击。

从这三条指示来看，毛泽东对于陈再道、钟汉华的处理是慎重的，对于他们二人也是宽容的，寄于希望的。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以及如何挽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来处理陈再道、钟汉华二人在七二○事件中的问题的。

为了让他们能够转变到中央文革路线的轨道上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中央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参加了湖北班的学习。学习班以武汉军区与湖北省军区领导干部为主，也有其他一些部队的高层领导，如张震、谭甫仁等，他们在武汉军区工作过，熟悉军区领导，是来帮助他们转弯子的。除陈、钟、牛、蔡四人住京西宾馆外，其他武汉来人都在全总干校居住，参加学习班的群众还有湖大、水院学生和工人总部的人。人数最多时达百人左右。学习班的气氛一般来说还是平和与正常的，但是也有过激烈地批判和说理斗争，当时犯错误的干部被批的痛哭流涕，就是通过这种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推动他们认识错误、转变态度的。[93]

从中看到，举办学习班，是为了促进他们思想转变所采取的措施。参加学习班的成员，既有犯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也有造反派群众，还有过去曾经地武汉军区任过职的领导干部。开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思想的交锋，促进陈再道等人认识的转化，使这些犯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能够转移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开办情况，也在关注着陈再道的学习状况及其思想转变。钟汉华后来回忆道：国庆节以后，10月18号，我们又从西山回到京西宾馆，又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来的学习班的同志，接见时主席问，陈再道来了没有?叫杨成武赶快接来……[9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陈再道等人以及七二○事件实施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为主要对象，开了中央高层生活会以后，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了新的军区司令员、政委。由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他们的任命被迅速宣布，但是撤销陈再道、钟汉华职务的命令却暂时搁置下来。后来让他们参加中央开办的学习班，就是促进他们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毛泽东对于陈再道等人的思想转变一直是关心的。从后来的处理结果看，学习班结束以后，实际上就把他们“挂”起来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中央进行战备疏散，陈再道、钟汉华又一起到江西的部队农场参加劳动。陈再道分到高安县的部队农场，钟汉华分到安义县的部队农场。进入“斗、批、改”阶段中后期，中央重新安排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钟汉华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95]他们又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其三，将8201部队调出整训，撤消其番号。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原为湖北省公安大队，一九六二年改为公安部队。一九六六年二月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后，编入解放军序列，为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有官兵九千人，下辖六个团和轮训队。七二○事件前夕，有四个团驻武汉市内，负责城防、保卫大桥等内卫任务。一九六七年春，8201部队前往公、检、法和重要单位进行支左工作。[96]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8201部队中的一些官兵在七二○事件中起着主导作用。不论是上街游行、示威还是冲击东湖客舍，虽然也有别的部队的人员参加，但是8201部队无疑是以军队中主力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的。本来，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的时候，当时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通过与他们谈话，气氛业已缓和下来，但是8201部队的一些官兵这个时候又冲进东湖客舍，激化了矛盾，才导致王力遭到殴打、绑架的。此前，8201部队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在七二○事件发生过程中，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这个事件，还在旁边煽风点火，发泄不满，纵容、支持这些人的行为。这种严重失职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

8201部队官兵态度的转变还是在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离汉回京后。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8201部队的一些指战员就要求上街表态，承认错误，8201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站出来阻拦，不准出去，并说，你们谁负责，谁敢保证不出问题?[97]

虽然周忠予以了阻拦，但是毕竟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8201部队的一些指战员还是上街“请罪”了。七月二十三日武汉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在参加全市大游行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后来回忆说：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受，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98]

二十七日上午，8201部队一部分人开着一辆宣传车，分乘十六辆摩托、二十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呼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陈再道”，“支持‘三新’、‘二钢’”等口号，到各学校“请罪”。上午十时，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到“钢二司”的司令部“请罪”时，“钢二司”的造反派表示：我们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一些坏头头区别开来，把师党委的革命干部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并指出8201部队在武汉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充当了急先锋，在中央没改组师党委以前，我们不能信任。[99]

当时8201部队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有师直和4个团。七二○事件后，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8201部队被调出武汉整训，[100]部队番号被撤销。[101]

空军十五军、陆军29师迅速开进城内与8201部队进行换防。换防和撤离在有序进行，没有发生口角和冲突。陆军29师归空十五军领导。8201部队驻东湖客舍警卫队划归陆军29师管辖，八月一日全部撤出东湖客舍。这一天，警卫队官兵在打扫完营区、会餐以后，留下枪械，在依依惜别中离开东湖客舍到整训地点报到。空军7212部队前来接防。[102]从部队实现有序换防而没有发生意外事件来看，当时的指挥程序仍然能够得到遵循，武汉的局势也得以有效维护，出现失控乃至动荡局面的隐患并不大。这也是在处理8201部队在七二○事件中的行为时，只是撤销了部队番号、将其负责人作为党内错误处理而非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是与陈再道、钟汉华一起乘飞机到北京开会的。他们两人也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生活会、学习班，与陈再道、钟汉华一样是作为党内错误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后来被“挂”了起来。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中后期，中央重新安排了牛怀龙、蔡炳臣的职务。牛怀龙被任命为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蔡炳臣被任命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陈再道调任铁道兵司令员，蔡炳臣又追随陈再道到铁道兵司令部当政治部副主任去了。[103]

由此可以看到，牛怀龙、蔡炳臣是在保存原有级别的情况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

其四，抓捕百万雄师头头，争取百万雄师群众，百万雄师自行解体。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回到北京的消息以后，在百万雄师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他们参与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后来又到处搜查、堵截王力，防止他逃离武汉，但是却失败了。这标志着他们通过胁迫王力来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努力破产了。其头头不会不明白这种行为的严重性。这不仅会使他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地位，而且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为，还会面临对他们责任的追究。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迫切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内部表现出这样的趋向：一部分人不明究理，仍然我行我素，还像以前那样攻击造反派;一部分人则对于中央的表态大惑不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处于迷茫状态;一部分人则是嗅觉灵敏，发现态势、风向变了，开始转变态度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的百万雄师由先前的攻势迅速变为守势，内部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其头头也在酝酿如何改变斗争策略，在退却中来维护组织及其个人的安全了。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代表团回京的消息宣布以后，面对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百万雄师仍然有一部分人上街游行、示威，进行武斗，对造反派发起攻势。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百万雄师虽然垂头丧气，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和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进行上街游行，散发《紧急警报》，煽动群众闹事。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七六六、四二三部队进行游行，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当部队行至江汉路与解放路交口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在前面拦路，九辆汽车装满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成员，在后面追赶。途中遇到欢迎解放军的群众，百万雄师成员便下车，抓走了新华工一个女同学(她给解放军献了袖章)，打伤了一个小孩。群众被打散以后，他们又继续开车追赶，游行的部队为了避免冲突，进入长江饭店。

8199部队向百万雄师提出意见，要他们保证《人民日报》正常印刷。经过部队和革命群众的努力，百万雄师被迫接受要求，二十四日早四点已恢复印报。

百万雄师在肉联和汽运二站开会，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是：(一)继续揪王力;(二)不要反对别人打倒陈再道;(三)稳定内部，反对“内战”;(四)抓革命，促生产。[104]

某日晚上，18车百万雄师包围体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五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数十人。同时，百万雄师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105]

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游行、示威，攻打造反派，以此来显示力量。在态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负隅顽抗的行为只能加速百万雄师的覆灭。

有一些百万雄师成员对于中央的表态思想上想不通，认为他们出身好，又是工人，为什么中央没有支持他们却支持了造反派呢?即便这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决定执行中央的指示，不再进行抗衡了。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央代表团回京的消息后，新华社记者张春亭为了了解百万雄师的反应，就和分社的一位记者专程到了百万雄师总部观察他们的撤离情况，并随访了他们对中央指示的意见。听说他们二位是新华社记者，百万雄师群众对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但大多数人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并希望记者能帮助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106]

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反映了当时他们存在的矛盾心理：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七月十九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107]

这虽然是一个分部的会议记录，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百万雄师一部分成员的心理。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却没有搞清楚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被人们称为保守派。这些人虽然在认识上存在局限，但是执行中央指示、服从大局的作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成为百万雄师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重要因素。

在局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头头为求自保，在斗争中扭转被动局面，也开始转变态度，将矛头对准陈再道了。

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返京的消息播送后，百万雄师的广播站，除了叫喊几声“打倒王力”的口号外，几乎沉默了一天。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的广播站每天惯例的那次播音，也没有按时进行。第二天，百万雄师召开了一次会议，晚上，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统一行动，都喊：“打倒陈再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再道!”“打倒孟夫唐!”“‘百万雄师’永立江城!”“‘百万雄师’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在武昌，“百万雄师”的一些广播站，也喊：“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 !”“打倒两面三刀的陈再道!”“打倒欺上瞒下的陈再道!”等口号。[108]

还有一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反戈一击，表示转变立场，拥护中央决定，

脱离百万雄师。

以汉阳区第一副区长熊明、第二副区长肖宗山、第三副区长孙平、第四副区长曲绵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由延春、区委办公室主任田雨时、政法部长魏鹤亭等为首的十三个百万雄师的大小头目和幕后指挥者，七月二十六日下午集体贴出大字报，表示“拥护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决定”，表示“支持‘三钢’、‘三新’”，但只字未提“百万雄师”的问题。区委机关参加百万雄师的几个组织，二十六日也分别宣布脱离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人找到造反派，有的还写了血书，表示要跟着造反派一起进行革命。[109]

这些百万雄师的头头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了，中央要解决陈再道等人的问题了，才将矛头对准了陈再道。这是企图以此来扭转他们在与造反派斗争中的被动态势，是在形势发展变化下的投机选择。至于拥护中央决定、脱离百万雄师的这些下属组织，有的是思想认识上转变过来了，有的是组织程序上的服从，有的则是为了个人及其小组织政治生命采取的行动。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却也反映出武汉文革斗争态势发生的重大变化。

百万难师不仅在内部出现了分化，外部的支持者也对他们偃旗息鼓了。

当时追随百万雄师的三司，在听到中央代表团成员返京的消息后，内部极为混乱。在三司司令部大楼中，有很多人低头深思，默默不语。从三司独立出去的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指出三司在陈再道等人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宣布：三司的一切权力归三司革联;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三字兵也找到造反派，有的还写了血书，说要跟着造反派一起进行革命。三字兵还搞了一个组织，来造他们自己的反。[110]

三司的解体、三字兵的转向使得百万雄师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同盟、支持者。七二○事件期间，曾经支持过百万雄师的湖北及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等全国各地的保守派，也在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表态以后销声匿迹了。[111]

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不仅失去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也失去了湖北及全国各地保守派组织的支持，走向孤立乃至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百万雄师的头头也觉察到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利，开始部署如何撤退的行动了。

七月二十六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他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次日，武汉军区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又开车前往新华工。新华工的造反派通知了公安联司，将他们关押了起来。最后，百万雄师的13名主要头目被关押，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一人死于狱中。[112]他们被解除关押后，经过学习班进行短期培训后，又回到原单位去工作了。[113]

由此看来，百万雄师的头头不是主动投案，而是被造反派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当时只是关押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对其高层责任重大且又不悔改的头头才关押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他头头则是在认识错误以后就释放了。对其他群众则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争取他们转变态度。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中央并没有解散百万雄师，而是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百万雄师自行解体的。在处理百万雄师的过程中，中央将百万雄师的一般群众与其头头区别开来，将其中一小撮坏头头与一般的头头区分开来，教育、争取百万雄师中的一般群众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在中央复电中，还告诫武汉军区要教育造反派，不要乘机报复。七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时还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114]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适宜的政策，才促进了百万雄师内部的分化。百万雄师在其内部出现分化，失去了军区和保守派的支持，头头又被关押的情况下，才走向解体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后，中央采取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虽然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武汉军区公告》以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用了叛逆行为的术语，但在处理上还是按照党内错误、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的。不论是武汉军区还是820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虽然被撤销了职务，但是在参加生活会、学习班以后被“挂”了起来，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中后期都被安排了适宜的工作。中央将百万雄师的头头与其一般群众区分开来。虽然关押了其高层的一小撮头头，但是在经过四年多以后，也释放了他们并让其回原单位工作了。百万雄师这个曾经在武汉文革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组织，就是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分崩离析了。

⑥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七二○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政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对这个事件的责任人作出了处理。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又是如何呢?

1)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总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事件并非由某一因素引发，而是在几股力量的作用下，经过若干环节激化以后，才最终发生的。既然如此，那么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因素、力量和环节又是什么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文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在若干力量作用下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中央，武汉军区，干部队伍，群众组织。中央又分为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武汉军区又分为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主要是独立师);干部队伍又分为革命干部和保守干部;群众组织又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类组织。造反派以“三钢”、“三新”为代表，保守派则是以职工联合会、三字兵以及后来的百万雄师为代表，两派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以后，虽然在工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和局势的总体稳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却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造成了严重后果，致使军队与造反派乃至两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在武汉文革问题上，形成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干部(包括军队革命干部)支持造反派，武汉军区(包括地方保守干部)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的态势，全军文革小组在两者之间处于摇摆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通过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的思想工作，纠正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使武汉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下面我们对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文革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简要回顾。

我们知道，武汉造反派是在一二六夺权中走向分裂的。工造、三司、新华工等造反派在没有和其他造反派协商好的情况下，一月二十六日就率先夺取了武汉市委大权，引起了其他造反派的不满。工总、二司、九一三为代表的造反派则发表了“二八声明”，抨击一二六夺权，要进行反托派斗争。这样围绕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展开的争论，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这是后来钢、新两派纷争的滥觞。[1]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发以后，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武汉军区无视造反派在一二六夺权上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发表了反对“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支持一二六夺权，进一步激化了军区与香花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纷争。不仅如此，武汉军区还决定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三月十七日，军区调动部队抓捕了工总各级负责人，而后又发表了“三二一通告”，解散了工总。这是军区支左以来打压造反派的重大行动。

解散工总以后，原先业已濒临解体的保守派组织在军区及其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又复活起来。这种行为引起了毒草派的不满。于是，毒草派和香花派又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发后，造反派向军区发起了反攻。这个时候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为工总进行平反上。虽然在新的形势下造反派又联合起来了，但是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无疑影响了造反派之间的团结，使得他们难以在斗争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军区及其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五月中旬，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以红武兵为核心联合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这个组织从性质上与职工联合会一脉相承，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以暴力斗争为手段，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与造反派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两派斗争中，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从五月下旬到七月初，百万雄师在军区及支左部队支持下，以汉阳为根据地，先汉口后武昌，向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武汉出现的大规模武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当然，军区是以间接而非直接方式支持百万雄师的。

虽然这个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为解决武汉问题召开过会议，发过电报，也做过工作，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武汉军区还有人假借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来吓阻造反派，致使中央文革小组放弃了对于武汉问题的调解。[2]为了争取斗争中的主动态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六四公告”。这个公告是在坚持既定立场前提下承认了支左中的一些错误，因而公告不仅没有获得造反派的支持，还遭到了百万雄师的反对。这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不过，坦率地说，虽然武汉军区与其它军区一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也出现了大规模武斗，但是从文革形势的发展上来看，湖北与四川、江西、湖南等周边省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3]武汉出现的流血事件，主要是百万雄师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向造反派攻击造成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并没有像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那样公开出动部队镇压造反派，直接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从这里来看，不论从形势还是所处的态势上来说，是存在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的。七二○事件也并非是必然要发生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到达武汉的。他想以武汉问题的解决为契机，推动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事与愿违，却发生了七二○事件，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被围攻、绑架、殴打，毛泽东也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那么，究竟是在那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七二○事件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在一系列环节上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些问题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互相影响，不仅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还使得事件发生后，最终变得不可收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环节之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等人，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抵制、抗衡态度，没有及时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武汉问题解决的轨道上来。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做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会前，周恩来就将毛泽东说的到武汉为陈再道保驾的话转告了陈再道，不是要打倒他们，只要改正了错误，仍然要他们主持军区工作。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负责人则在开会前统一思想，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意见不合，陈再道还顶撞周恩来，拍起了桌子。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都不解散，但要进行整风，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4]

会后，周恩来领着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毛泽东又亲自做两人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纠正错误的方法。而后周恩来飞返北京。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口头上表示拥护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释放了工总的头头朱鸿霞，但是思想上却没有转过弯来，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5]尽管如此，七月十九日武汉军区还是召开了生活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检讨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从形式上来看，他们是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检讨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并不表明他们对于所犯错误有了真正的认识。这严重影响了他们此后的行动。牛怀龙、蔡炳臣回到独立师后，则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对独立师其他人产生了重要影响。[6]正是由于这样，在七二○事件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还推波助澜般地予以纵容、支持。在七二○事件发生后，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予以制止，酿成了严重后果。

环节之二，武汉军区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军区生活会的内容进行了传达，从而在部队内部特别是支左部队独立师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军代表迅速传到了百万雄师。一些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就通过游行、示威来表达不满，还到军区进行抗议，七二○事件的征兆由此显现。

本来，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再三交待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以前，不要将这个方针传达下去。毛泽东在与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也告诫他们，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发表一个宣言，就团结起来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七月十八日夜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将这个方针传达了下去。

七月十九日，武汉军区召开生活会。陈再道、钟汉华做检查。这个时候就有部队的战士、百万雄师成员到军区或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事件发生的前兆业已显现。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十九日晚钟汉华又让将军区生活会的情况向下迅速作了传达。这样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军区领导态度转变的消息也随之传了出去，更进一步激发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情绪。[7]

当时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支左部队在百万雄师派有军代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到支左部队后，迅速通过军代表又传给了百万雄师头头。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组织百万雄师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到军区进行抗议。当时，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已经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客舍的消息。[8]本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的，但是有人却处于斗争策略考虑把这个方针归结为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将斗争矛头引向王力，说这个方针是王力个人提出来的。以此为号召，掀起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活动。

将中央方针和军区生活会内容一下子捅向了基层，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致使一些基层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军区领导态度的转变大为不满，因而不仅上街游行、示威，还到军区来进行抗议，埋下了七二○事件的严重隐患。

环节之三，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王力等人就到群众中间活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进一步激化了武汉形势，造成了部队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不满，为有人制造谣言、煽动闹事提供了口实。

当时武汉两派以及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立足于现实斗争状况，谨言慎行，采取适当措施，化解双方矛盾。虽然王力没有泄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在没有做通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在与两派群众接触中公开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显然是不适宜的。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造反派以王力的讲话为旗号，大肆宣扬，百万雄师则对此大为不满，进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有人趁机抛出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群众将矛头指向王力。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

环节之四，七月十九日白天，就已经出现了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到了夜晚，百万雄师下属的公检法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竟然熟视无睹，默然置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七月十九日白天就已经出现部队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上街游行、示威，或到军区大院进行抗议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注意和警觉。十九日晚上，百万雄师下属公检法系统的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警卫人员迅速向军区报告。虽然军区副政委叶明派出了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前去解围，但是不论陈再道还是钟汉华都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采取紧急、果断、有力措施来消除隐患。当时，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就住在东湖客舍。百万雄师却不顾劝阻冲击东湖客舍，不仅影响中央代表团成员特别是毛泽东的休息，还严重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是这种状况竟然没有引起陈再道、钟汉华的警觉，而是抱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的态度，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保护东湖客舍。即便抛开他们支左中的错误不论，单从指挥程序以及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上来说也是错误的。这是七二○事件发生的前兆，也是他们失职、渎职行为的表现。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亲自出面，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利用他们对于百万雄师的影响力，积极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处理问题，事件是有可能得到化解的。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环节之五，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独立师战士冲进东湖客舍百花二号，围攻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王力，严重威胁到毛泽东住地梅岭一号的安全，七二○事件由此发生。陈再道、钟汉华却以近乎躺平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事件，放弃了最后解决的机会。

七月二十日清晨，百万雄师从西门冲进东湖客舍谢富治、王力住地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虽然这个时候也赶来了，但是却表示自己业已无能为力了。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与冲进东湖客舍的百万雄师成员谈话，表示下午接见他们，气氛缓和了下来。这个时候突然以8201部队为主的一群战士冲了进来，将陈再道误当王力打翻在地。谢富治、王力遭到围攻，推推搡搡，局面混乱。他们绑架、殴打了王力，要王力宣布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陈再道被打后则索性不管了。[9]

在矛盾业已激化的情况下，尽管陈再道、钟汉华处理起问题来会非常困难，但是在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到围攻、绑架和殴打，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遭到冲击，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本应挺身而出，负起责任，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来遏制正在激化的形势，也没有主动向毛泽东请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近乎躺平的方式放任事态的发展。反而是毛泽东得知王力被绑架、殴打的消息后，传话要他们将王力解救出来。陈再道因为被误打躺倒不管了，钟汉华到了军区大院，却采取磕头、下跪的方式来乞求他们放出王力。[10]当然不会取得成效。后来还是在孔庆德、叶明等军区负责人以及张昭剑、王振英等人的帮助下，王力才离开军区大院脱离围攻的。

从中可以看到，在矛盾业已激化、冲突随时都会发生的情况下，再继续靠做思想工作来平息事端会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平息事态，而是仍然放任事态的发展。这样也就放弃了最后解决事件的机会。

环节之六，七二○事件发生的这一天，不仅事态没有得到平息，王力也没有被营救出来，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下不得不离开武汉，事件一发变得不可收拾。

七二○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紧急飞赴武汉，劝说、安排毛泽东安全转移。从武汉发生的事态来看，不仅百万雄师进行闹事，而且独立师部分指战员也参与其中，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到围攻，王力被绑架、殴打，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处理这个事件。这就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在周恩来劝说下，毛泽东同意离开武汉。这反映出毛泽东对武汉形势的判断是严峻的，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匆忙离开武汉的。对七二○事件的判定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受围攻、绑架和殴打，一个是东湖客舍发生的事件严重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迫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离开武汉。这两件事对于七二○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发生这两件事，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但是，这两件事发生后，就已经锁定了七二○事件，一发变得不可收拾。

环节之七，由于对武汉形势的误判，影响到适宜方法的及时实施，也是我们研究七二○事件的一个视角。

毛泽东离京赴汉的时候，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因而到达武汉以后就没有立即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是由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来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几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虽然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了陈再道、钟汉华，当面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也表态说要改正错误，但是思想上却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也就是说在做通他们思想工作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若干事由的引发下，事态才不断被激化的。

在东湖客舍遭到冲击，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被围攻、绑架和殴打的时候，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不论是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这些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负责人，还是从北京紧急飞往武汉的周恩来，都对当时局势的发展非常紧张，从安全考虑纷纷劝毛泽东离开武汉。事态的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也不能不使毛泽东陷入深思，一时产生武汉发生兵变的错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乘飞机离开武汉飞赴上海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曾经反思道：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11]九月二十日，他在与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时，还懊悔地说：“前次我不走就好了”。[12]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七二○事件进行反思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当时对武汉形势以及陈再道的政治觉悟估计得比较乐观，因而毛泽东一到武汉才没有立即找陈再道做工作。在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遭到冲击，中央代表团成员被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围攻、绑架、殴打，陈再道、钟汉华又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事件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兵变的疑问，因而毛泽东才在众人的劝说下离开了武汉。

事实是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发动兵变。由于思想上没有转变过来，他既没有事先采取措施防止事件的发生，又没有在事件发生后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事件，而是采取了“罢官”的方式，撂挑子，渎职，弃职，消极对抗，放手不管了。由于对当时事件产生的误判，毛泽东才离开了武汉。如果不是这样，他留下来的话，不仅可以及时处理这个事件，也不致于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才说出了那样的话。这是真情的流露，也是发自肺腑的自白，显示出毛泽东的坦荡胸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二○事件发生过程中，不论是武汉军区还是所属部队，都有干部勤于职守，忠实履行职责，按照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泽东就是经过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在他们的保护下离开东湖客舍前往机场飞赴上海的。王力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从百万雄师的围攻、殴打中脱离险境的。为了安全起见，七月二十日夜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还与王力一起上了小洪山。王力是在武汉空军的帮助下才到达机场，与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离汉回京的。从这里来看，虽然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失职、怠工、玩忽职守，一部分部队特别是独立师参加了七二○事件，但是整个武汉部队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参加到对抗的行动中来。

从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并非陈再道等人发动的叛乱，否则的话，不仅周恩来进不了武汉，毛泽东也难以离开武汉，事件更难以在没有滋生事端的情况下得到比较顺利地处理。这说明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下命令封锁武汉。即便如此，他们的错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中央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虽然形式上他们也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在思想上却存在抗衡情绪，没有转变到中央关于武汉文革的轨道上来。不仅如此，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防止、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反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刻，撂挑子，玩忽职守，失职，渎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本来，陈再道、钟汉华还是有机会来采取措施防范、化解七二○事件的。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首先将处理武汉问题的“底”告诉了他们，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即便他们思想上不通，也是要保留意见，应该组织上服从的。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领导干部的纪律、职责所系。特别是在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的情况下，应该首先采取防范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疏于防范，将他们对于中央方针的不满情绪带到了工作中。这样就为七二○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从工作方法上来说，毛泽东、周恩来都告诉他们先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在做好思想工作以前，不要率先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向下传达。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传达了下去。这样就激起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不满，有人还趁机将这个方针说成是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群众闹事，酿成了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从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就有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陈再道、钟汉华却对事件发生的征兆无动于衷，默然置之，没有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而是消极无为、坐看事件的酝酿、发展与激化，失去了解决事件的机会。七月二十日，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酿成严重事端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处理起问题来会更加困难，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而是听任事件的发展而无所作为，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武汉，终于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于武汉竟然发生了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事态的发展促使周恩来不得不安排毛泽东紧急飞离武汉。这是决定七二○事件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如果当时毛泽东一到武汉就立即找陈再道、钟汉华做工作，或许正在酝酿中的七二○事件不致于爆发;如果毛泽东在事件发生后不离开武汉，以毛泽东当时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号召力，七二○事件也是比较容易收场的，不至于持续数天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当然，基层官兵和群众对于毛泽东到达武汉是不知情的。

其实，从当时事态的发展上来分析，毛泽东离开武汉也是不得已的。当时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冲进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却消极无为，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事件，不能不让人形成发生叛乱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毛泽东本人是怎么想的，中央也是不会让党的领袖毛泽东处此风险之地的。[13]周恩来就是携此任务才紧急飞赴武汉的。从这里来说，当时毛泽东离开武汉也是势在必然。

从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支持百万雄师而没有支持造反派，还抓捕了工总头头，解散了工总，中央才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七二○事件是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作用下才发生的。这两股力量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力。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生活会上作了检查，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转变过来，更没有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因而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就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来表示不满。这个事件的实质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因为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采取的强烈抗议行动，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本来，各地不论是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保守派对于中央方针的不满，往往采取上访、告状、静坐、游行、示威的方式，即便是冲击军事机关和其它单位也是徒手而没有佩带兵器的。但是七二○事件则不然。这个事件的鲜明特点在于，部队和百万雄师不仅在游行、示威时佩带了兵器，冲击东湖客舍和军区大院时也是如此，还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以避险。正是由于这样，这个事件才与以前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表现出不同，成为文革中具有鲜明特点的重大事件。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七二○事件是在多重环节交替出现问题之后才发生的。这些环节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陈再道、钟汉华既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中央的方针，也没有在组织程序上能够履行职责、为防止事态恶化和扩大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他们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再做好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而是直接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播了出去;王力等人在做好两派工作之前，就到群众中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七月十九日出现事件苗头的时候，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及时将苗头扑灭在萌芽状态;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防止事态扩大，以求化解矛盾，将事态平息下来;毛泽东到达武汉后，没有立即去做陈再道的工作，事件发生后又离开了武汉，没有就地解决、平息这个事件。正是由于这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环环相扣，紧密衔接，才不仅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还在全国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七二○事件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为表达对中央方针的不满所发生的强烈抗议行动。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是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所属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采取激烈方式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王力在未做通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就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

2)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问题。

前文我们分析了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问题。七二○事件的责任是从原因中推出来的，对这个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后，责任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在军队支左以后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紧密联接、在酝酿发酵之后，最终酿成了七二○事件，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

概括地说，他们所犯的错误之所以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由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分别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也就是军区的一、二把手，因而他们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军队支左以及武汉文革的发展方向。其次，是由他们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后的作用所决定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军区所犯的错误不仅负有领导责任，还具体管控军队支左活动，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更负有直接责任。虽然他们没有发动兵变，但是他们的言行却对事件发生及其平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次，他们知道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并在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仍然固执己见，不思悔改，放任自流，置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安全于不顾，终致七二○事件的发生，并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存在，才使他们的所犯错误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

具体地说，他们的错误成为七二○事件的首要原因，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由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不仅向陈再道、钟汉华“交了底”，还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及其方法告诉了他们。虽然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在毛泽东指导下，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方法，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工作，七二○事件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14]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口头上表示要改正错误，也召开了军区生活会作了检查，释放了工总头头朱鸿霞，思想上却没有转变过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置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告于不顾，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批准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七月十九日军区生活会的内容向下作了传达，又迅速扩散到百万雄师。这样就埋下了七二○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上街游行、示威，还冲击了军区大院、东湖客舍。这个时候七二○事件的征兆业已显现，但是却没有引起陈再道、钟汉华的警觉。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默然置之，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七二○事件发生后，尽管这个时候处理起来会遇到更大困难，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集合军区常委一班人，群策群力，共同行动，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陈再道由于被误打索性不管了，钟汉华无奈之下却向百万雄师磕头、作揖，恳请他们放了王力。[15]对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只是疲于应付，消极对待，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予以解决。他们既没有及时将相关情况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处置办法，也没有对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的安全予以特别保护。陈再道还对谢富治等人说出了“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力了”的话。[16]这样就将他“撂挑子”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其实，尽管陈再道、钟汉华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后却没有责怪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减轻了他们的负荷。[17]他们本来是可以抓住机会改正错误，将武汉文革转入正道的。退一步说，在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文革问题的时候，即便陈再道、钟汉华思想不通，但是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大军区的主官，从组织纪律和程序上来说，也是要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负起责任来。不仅要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纠正所犯的错误，还要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事态的恶化，保证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们没有发动叛乱，但是在武汉形势危急的时刻，却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解决武汉形势的工作中，而是消极应付，采取了近乎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领导职责，将他们怠工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中可以看到，陈再道、钟汉华不仅在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他们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后既没有防范事件的发生，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而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任凭事件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七二○事件是由于在一系列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陈再道、钟汉华则是这一系列环节上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在这一系列环节的处置上犯了错误，才导致了七二○事件并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既然陈再道、钟汉华所犯的错误是发生七二○事件的首要原因，那么他们就要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负首要责任。

其二，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行动，才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虽然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个事件，但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则是这个事件发生的主力。不论是冲击军区大院、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独立师、百万雄师不仅参与了这些行动，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这样，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牛怀龙、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才要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既然这样，那么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为什么要为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独立师在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领导下，虽然参加了武汉军区的支左行动，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成立后发生的许多武斗是在独立师支持、纵容下进行的。为此，独立师向百万雄师分站派驻了军代表，负责它们之间的沟通和联系。独立师指战员还参加了百万雄师的游行、示威活动。独立师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激化了两派群众的矛盾，恶化了武汉的生态，严重影响了武汉文革的发展。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宣布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出人意料的是，牛怀龙、蔡炳臣七月十八日晚就在钟汉华批准后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十九日晚还将军区生活会的内容向下作了传达，又擅自扩大传达范围，进一步扩散到了百万雄师。[18]本来，在召开军区生活会的时候，他们就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发言要求被阻止后，竟私自离开会议回到师部，牢骚埋怨声不断，火气冲天。他们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师部一班人。这个时候独立师指战员出现躁动，上街游行、示威，到军区大院抗议。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牛怀龙、蔡炳臣却置这种动向于不顾，既没有向军区进行汇报，请求指示，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予以制止，而是以纵容、支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19]当时独立师官兵警卫着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也知道毛泽东就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当东湖客舍在七月十九日夜受到冲击的时候，面对独立师警卫队的告急，他们既没有做好疏导工作，也没有将这个情况迅速上报军区，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东湖客舍的警卫，而是竟然无动于衷，放任事态的发展。七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后，面对王力遭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围攻、绑架，正在现场的牛怀龙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进行阻止。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态，牛怀龙、蔡炳臣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对其推波助澜，放任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的行动。[20]

牛怀龙、蔡炳臣作为独立师的师长、政委，是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虽然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中央已经明确表示，错误由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并没有说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积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独立师指战员的情绪是有可能得到稳定而不卷入到七二○事件之中的。这样在没有独立师参加的情况下，七二○事件即便发生也是容易得到控制的，更不会造成那样大的影响。

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即使他们思想上不通，也要组织上服从，执行中央的方针，履行领导干部的职责，对部队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里虽然具有认识的因素，但是在周恩来召开军区会议听取汇报，宣布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他们还没有转变过来，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夕乃至事件发生后，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防止、平息这个事件，就不能不说是立场使然了。[21]

我们再来看百万雄师头头为什么要对七二○事件负主要责任。

百万雄师在五月中旬成立以后，在其头头的指挥下，对造反派发动进攻，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严重恶化了武汉的文革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性质的判断是准确的。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三钢”、“三新”是造反派组织。这是基于双方在文革中的行为才作出的定性，并不是要取消百万雄师，而是要把它搞入正规。因为百万雄师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22]百万雄师的头头在获悉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又得知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准备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于是他们就开会策划了到军区进行的抗议行动。况且他们当中的一些头头是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居住在东湖客舍的。[23]百万雄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躁动了起来。七月十九日晚上，百万雄师下属的公检法率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要求谢富治接见他们，一直闹到了下半夜，才总算把他们阻挡在了大门口附近。第二天凌晨，百万雄师又冲进了东湖客舍西门，围攻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了王力，造成了严重后果。

百万雄师头头是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才开始行动的。他们担心一旦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态度转变以后，就会失去军队的强有力支持。这样在没有中央对他们的认可，又失去了军区这个靠山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就难免走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前途和命运了。从派别利益出发，他们就利用现时的优势，紧急动员起来，通过上街游行、示威，冲击军区、东湖客舍，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向军区负责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停止态度的转变，继续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还以此要挟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保持他们在武汉文革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百万雄师头头当时存在的心理动机。

虽然百万雄师的部分头头已经知道毛泽东居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是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却并不知道。当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每派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时，百万雄师中的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听后大吃一惊，这件事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可是百万雄师的头头却知道了。[24]这样他们策化百万雄师行动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七二○事件中，虽然百万雄师的一些成员存在着自发行动的倾向，但是百万雄师作为保守派的中坚力量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并非是盲目发生的，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是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强烈抗议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不是采取上访、商谈、上诉、静坐的方式，而是组织起本派大批群众，采取强硬手段，围攻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王力，逼迫他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挑战中央的权威。这里固然有参与这个行动的群众的责任，但是组织、策划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头头无疑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不论独立师还是百万雄师都是导致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力。正是因为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冲击军区大院和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造成了武汉形势的极度紧张，形成了兵变的迹象，才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周恩来安排下紧急离开武汉。造成严重后果的主力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这两支力量，因而它们的负责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就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其三，王力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七二○事件发生前，王力在武汉两派群众中间四处活动，事件中又遭到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围攻、绑架和殴打，甚至脚腂也被踩伤，是事件的受害者。既然如此，那么王力到底仅仅是一个事件的受害者，还是对这个事件负有责任?如果负有责任的话，又是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当时武汉的文革形势非常复杂，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军队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何做好军队与两派群众之间的工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这是当时武汉文革发展的大局，一切部署和行动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向着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发展。王力到达武汉以后，却并不安分，在没有弄清当时大势及武汉文革形势的情况下，就到两派群众中去活动，还讲了不少带有倾向性的话。这样就使百万雄师、支左部队特别是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对他产生了疑虑和不满，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贴出大字报，到军区、东湖客舍抗议并向他提出质问。两派群众又躁动起来，进一步激化了武汉的文革形势。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王力在武汉的言行，王力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过错呢?

王力的过错之一，是在没有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到群众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

王力到达武汉以后，与武汉高校造反派学生有过四次接触，与百万雄师有过一次接触。在与两派群众的接触中，王力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与高校造反派学生的接触中，王力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造反派的行为，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在与百万雄师的接触中，气氛却并不融洽，甚至还发生了争吵，最后弄得不欢而散。从两派属性上来说，王力对两派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两派对王力的讲话出现不同反应，也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在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存在尖锐、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在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以前，王力就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会使对他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还会将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推向激化。因而后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对王力批评道：“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他还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25]

王力的过错之二，王力在武汉的言行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武汉文革要实现大联合的指示。

毛泽东到达武汉是要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这就是要在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工作以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因而即便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也没有追究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还说是来为陈再道保驾的，又以中央名义为他们承担了第一位的责任，希望通过他们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此来带动湖北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26]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也是文革发展的方向。王力却对此熟视无睹，在武汉的言行不是从这一大局出发，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而是背离了这一大局及其方向的发展要求。

王力在武汉对两派群众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这在当时只会激化两派的对立情绪，滋生百万雄师的不满和仇视，使得原本尖锐的矛盾更为紧张。毛泽东后来批评王力在水电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两派群众组织对立，不是没有缘由的。[27]在军区生活会上，他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发表了趾高气扬的讲话。虽然事出有因，但是在当时场景下，不仅与事无补，还会激发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逆反情绪。因为批评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说王力不能进行批评，而是说他的批评应该从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大联合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作为批评的根本标准。这就要特别注意批评的时机、场合和方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语气讲出所说的话，同时还要将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及其是是非非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处理。遗憾的是，王力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武汉的言行不仅没有做好部队与两派群众的工作，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反而进一步使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走向激化，致使他们的联合变得更加困难。这是与毛泽东使部队和两派群众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方针相背离的。

王力的过错之三，他的讲话不仅被造反派大肆宣扬，还被保守派中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出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蛊惑人心，煽动闹事，制造事端，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造反派在百万雄师的进逼下步步退让，处于守势、劣势。王力对高校造反派学生发表讲话以后，造反派为了扭转自己在两派斗争中的被动地位，就将王力的讲话录音在武汉市区反复播放。本来两派群众之间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军队是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的，王力的讲话又带有倾向性，因而他的讲话在武汉三镇一播放，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刺激了在两派斗争中处于优势的百万雄师，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弹，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独立师指战员的严重不满，致使形势发生逆转，进一步激化了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这样就更不利于解决部队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遇到了更大困难。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才对王力批评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28]

在王力讲话已经在武汉被弄得家喻户晓的时候，有人就趁机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包装成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一部分支左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一起将矛头指向王力，借机制造事端，向军区领导人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改变态度，承认错误，以达到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目的。

虽然王力在谈话中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也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但是王力在武汉的言行却给人提供了借口，激化了武汉的斗争形势，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可能也是王力始料未及的，但是毕竟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事实。

从七二○事件前王力在武汉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的错误表现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在与两派群众的接触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他无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对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从革命大联合出发来处理文革中的两派和支左问题。同时，他的讲话不仅被造反派在武汉到处播放造成了形势的激化，也被保守派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将武汉形势推向了极端。他自己也在这种激化的形势下遭到围攻、绑架和殴打，殃及了自身。

从中不难看出，王力的错误是在群众中间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昧于毛泽东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方针，又为两派群众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武汉文革的形势，使得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引发了七二○事件。我们注意到，王力在武汉的言行是在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抵制和不满的背景下才发生影响的。这并非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导因素。他的言行不过是起到了刺激和加剧形势紧张的作用，是七二○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即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已。既然这样，那么王力就要为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是由事件发生的原因决定的。由于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他们对这个事件应负的责任也就存在差异。现在我们将七二○事件的责任归纳如下：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通过以上对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对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是由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在这个事件中应付责任的大小是由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我们对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总结如下：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是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因而他们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首要责任;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所属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采取激烈方式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而他们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王力无视毛泽东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在未做通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就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成了严重后果，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因而对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⑦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析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群众斗争激烈，武斗频发，武汉军区及其部队奉命支左，却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要纠正军区所犯错误，宣布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件与其它类似问题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竟然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反而对此采取纵容、支持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事件呢?

1)叛乱，还是错误?

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是叛乱，还是错误?当时在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叛乱的定性曾经一时占了上风，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还是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把七二○事件当作叛乱来定性的。这是因为在中央宣布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武汉军区下属独立师的一些指战员却将矛头对准中央代表团成员，对他们进行围攻、绑架和殴打，以此来对抗中央作出的方针。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既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更没有防患于未然。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也闻风而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和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共同构成了事件发生的主力。这些人由于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竟然将矛头对准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暴力方式来围攻、绑架和殴打他们，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央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不满不是采取直接反对的方式，而是通过对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围攻、绑架和殴打表现出来的。其实，这样做不过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力抱有成见。虽然参与这个事件的普通群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并居住在东湖客舍，也不知道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就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其主要负责人则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发生这样的严重事件，其背后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不管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还是对王力等人存在不满情绪，如果仅仅是呼喊口号，贴贴大字报，上街游行、示威，以此来表达诉求，进行抗议，倒也罢了，事情还不致于激化到那种程度，但是他们却冲击了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对中央代表团成员采取了暴力行动，以此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周恩来劝说、安排下匆匆离开武汉。对于这些人的行动，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不仅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还对此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是他们的责任了。从形式上看，这与叛乱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事件毕竟发生在文革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行使民主权利起来进行造反，当时许多中央和省地县领导人纷纷遭到冲击甚至被打倒，群众揪斗中央和省地市县机关的走资派，文革已经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真诚的革命者，有缺乏深思的莽夫，有不觉醒的群众，有阴险的野心家，也有醉心于个人名利的投机者，鱼目混杂，喧嚣尘上，波及面广，冲击得人多，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既然号召群众起来进行造反、夺权，就要对其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审慎处理。七二○事件中，有人以反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煽风点火，造谣惑众，裹胁民意，转移方向，企图以此来维护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利益，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尽管如此，还是要把七二○事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思考，认识到这个事件发生的特殊性。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虽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不满情绪，但是毕竟没有直接指挥部队去冲击东湖客舍，包围军区，封锁武汉，而是疏于管理，顽忽职守，对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的行动采取了纵容、支持的态度。陈再道虽然在七二○事件中被误打，但是不能因为他被误打就逃脱了责任。他之所以被误打，还是因为他在武汉军区介入文革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终酿成的恶果。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错误会反噬自身殃及了他个人罢了。从毛泽东、周恩来能够顺利进出武汉，以及陈再道一行人被通知到京开会后能够及时赴京来看，说他们发动叛乱的依据是不充分的。不然的话，即便有武空部队的保护，毛泽东、周恩来要是顺利进出武汉也是很困难的。陈再道他们接到到北京开会的通知后，也不会按时乘机赴京的。

从客观上看这个事件确实具有叛乱的迹象，但是他们主观上又没有策划、组织、发动这一事件，只是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及其平息采取了放纵、支持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一种怠工、渎职、失职的行为。至于百万雄师的头头，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组织其成员到军区示威、抗议，随后其成员又冲击了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等人，叛乱的迹象也是明显的。即便如此，中央也没有下令解散这个组织，只是说要将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与其坏头头区别开来，争取、教育这个组织的群众转变过来。这个组织在七二○事件发生几天后就涣散、解体了。

鉴于以上这些因素，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后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反复思考，既考虑了事件发生的特殊背景，也注意到事件发生前后的许多具体情况，在当时中央许多人认为这是发生叛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见微知著，力排众议，将这个事件及其责任人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以和缓的方式平息了这个事件。这是基于事实真相作出的英明决断，也是从文革大局出发，为了处理好各方尖锐、复杂的矛盾，尽早实现革命大联合进行的不懈努力。这表明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视野对于这个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又以革命领袖的坦荡胸怀从容地处理了这个事件。七二○事件后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地解决，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事件是错误而不是叛乱的定性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事件是不会那么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的。

2)右，还是“左”?

七二○事件当时定性为右，是由右的行为引发的。后来又有人认为是“左”，由“左”的行为引发的。那么，这个事件究竟是右还是“左”，是由右的行为还是“左”的行为引发的呢?

首先要弄清楚右和“左”的含义。所谓右，就是逆文革发展的潮流;所谓“左”，就是虽然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却超越了文革发展的实际水平，对文革进行拔苗助长的行为。对这个事件作出什么样的定性，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事件参与者对于文革的态度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这就要判断双方对待文革的态度以及究竟是哪一方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事件的性质作出准确界定。

既然如此，那么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以及王力等人和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态度如何(这个时候具体表现为如何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究竟是哪一方对这个事件的发生及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尽管周恩来召开了军区会议，毛泽东也与军区主要负责人谈了话，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从思想上能够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也是这样，他们在事件发生前后还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百万雄师的头头也组织、参与了这一事件。[1]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不论是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都是对此负有首要、主要责任的。

在这个事件中，虽然王力在做通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以前，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反派为了壮大声势，又在武汉三镇反复播放了王力的讲话，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造反派在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等人的紧急要求下，并没有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去。[2]王力的讲话虽然带有倾向性，但是并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的问题是在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思想工作以前，就在群众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进而被人利用，制造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谣言，引发了这个事件。

从七二○事件的发生及其过程来看，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是事件发生及其演变的主导因素，而王力的讲话则是触发这个事件发生的导火线，王力本人在事件中处于被动、批斗、挨打的境地。从两者在事件发生及其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来看，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这个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王力的行为则是起着次要作用。七二○事件的性质是由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方所决定的，因而只要对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这个事件中的行为作出准确判断，就可以对七二○事件的性质予以正确界定。

其实，这个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暴力方式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造成的。不论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不仅在事件迹象出现的时候没有去防范这个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这个事件，他们反而还放纵、支持这个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事件是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强烈不满的反映。在不满情绪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不是以正当方式来表达诉求，而是采取暴力方式强迫王力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以暴力方式来对抗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动，即便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并居住在东湖客舍，也是不允许的。

本来，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的错误。百万雄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右而非“左”。因而不论是军区、独立师的支左还是百万雄师在文革中的行为，都属于右的范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纠正这种右的错误。可是他们却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暴力来对抗中央代表团成员，继续维护他们所犯的右的错误。这样就将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右的面目暴露无遗，在右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远了。

其实，在七二○事件定性上出现分歧，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立场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是由于不仅没有分清两者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反而还把两者在七二○事件发生及其过程中的作用弄颠倒了造成的。如果认为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抵制文革，又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右的定性;如果认为王力等人破坏了文革，又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左”的定性。由于双方对待文革态度以及七二○事件中的作用上存在不同意见，才造成了事件定性上的这种分歧。从立场上来说，是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造成的。如果是站在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立场上，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左”的定性;如果是站在中央和造反派的立场上，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右的定性。从这里来说，对这个事件作出“左”、右不同的定性，或者是由于认识的因素，或者是由于立场的原因，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是抵制文革的，王力等人虽然拥护文革，但是在一些具体行为上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表现出“左”的色彩。在这方面是“左”、右分明的。从事件发生及其过程来看，虽然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王力就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反派还将王力的讲话四处播放，但是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则是在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样，七二○事件才定性为右而不是“左”。

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个事件存在“左”的因素，就否定事件右的本质;也不能因为肯定这个事件右的本质，就无视这个事件中“左”的因素的存在。既要看到两种属性的存在，又要认识到右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双方对于文革的态度迥然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对事件形成全面的认识，作出准确的定性。因而我们才说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右而不是“左”。

3)战略转变，还是策略的调整?

有人说，七二○事件是文革发展的战略转折，由过去的“放”转入了“收”。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又把毛泽东将七二○事件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期间对造反派的批评，以及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来作为证据，以此说明七二○事件后文革从进攻转入了退却，[3]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谈话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4]九月三十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5]

虽然这个时候由于两派的分裂，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使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展产生忧思，[6]但是，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革怎么会在七二○事件之后由“放”转入“收”呢?又怎么会发生战略的转折，从进攻转入退却呢?

我们认为文革在七二○事件以后并没有发生战略转变，不过是进行了策略的调整而已。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在事件前后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说起。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以主力军的身份起来夺权，建立三结合的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在夺权过程中，由于内外复杂的原因，不仅群众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这两大派又在分化组合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不同组织，互相攻击，争斗不休，矛盾愈演愈烈，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冲突乃至大规模武斗。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由于对干部冲击面过大，致使许多干部靠边站或者被打倒，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军队在中央部署下进行了“三支两军”，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即便他们在中央主导下逐渐纠正所犯错误，却仍然遭到不少造反派的攻击和反对。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犯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但是决不允许有人借机掀动反军行为。[7]当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依靠军队来进行维护的时候，一旦有人将矛头指向军队，就会发生连锁反应，致使军队遭到严重冲击，在履行职能方面遇到很大困难。

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因而就要采取措施来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8]文革是对国家机器包括政权和军队局部而不是全部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当着文革的发展即将跃出常规、冲破对国家政权部分改造的范围时，就要采取果断措施来对此予以限制，在调整以后使之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二○事件前后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如何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委员会，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型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干部牵头，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不是不要干部，而是要剔除那些犯有严重错误而又死不改悔的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进行三结合的必要条件。群众在分裂的情况下是实现不了革命大联合的，因而要实现革命三结合，就要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要结束群众之间派系林立、互相攻击的局面。此时群众组织各派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乃至武斗，以及对于干部解放的不同诉求，已经严重背离了文革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并不需要进行战略转变，而是要进行策略调整。这样消除群众各派组织以及他们与军队、革命干部之间的隔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成为进行策略调整的必然要求了。

既然七二○事件发生前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一根本任务和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七二○事件以后仍然在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紧锣密鼓而又有章可循地进行着。有右反右，有“左”纠“左”，就是这一时期文革发展的鲜明特点。至于七二○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右倾行为，一经暴露出来后，就将其打压下去了，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对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左”倾盲动，也予以了处理(比如对于武汉造反派的警告)，[9]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也是为了防止“左”倾错误再次反弹所采取的措施。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是保证全面夺权阶段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将七二○事件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不仅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是由这个事件本身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这并非是毛泽东实行了战略上的转变，将文革从进攻转入退却，而是作了斗争策略上的调整。当时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为通过革命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实际行动。当然，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来处理问题，进行反右还是纠“左”的斗争，不仅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是由事件的性质所决定的。

4)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不论是七二○事件发生前还是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处理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慎重、冷静而又机智地处理武汉问题，并没有因为七二○事件影响到文革的发展，而是在解决这个事件以后继续将文革推向前进。

七二○事件发生前，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制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由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但是在他们承认、改正错误以后又不能打倒他们;在两派群众组织上，“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为工总平反，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但是要搞入正规，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10]方法上，先做好部队和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思想上转过弯来，军区领导再按照中央的方针表明态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个方针在武汉军区支左所犯错误及其处理的问题上，既指出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又不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在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既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属性进行了定性，又要保留百万雄师组织。对于百万雄师，将其一般群众与个别坏头头区分开来;在工作方法上，反复叮嘱军区主要负责人要先做好部队、群众的工作，不要率先宣布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却没有听进去，更别说付诸于行动了。

七二○事件发生后，首先是将这股右的行为打压了下去。不仅撤销了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将他们予以审查，对独立师进行整训，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进行全国声讨等等。这个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从大局出发，将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处理，还把他们在北京保护起来。这在毛泽东为中央代拟的对武汉军区的复电中就有明确表述。[11]他还主张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他说：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12]

不难看出，即便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在慎重思考以后，还是主张对他们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既要分清是非，进行严厉批评，又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对他们给予保护。对于百万雄师，要将其中的一般群众与少数坏人区分开来，争取这些群众转变过来。

不论是在七二○事件前还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都是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础上来解决武汉问题的。对于所犯错误的人进行严肃的的批评，这在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两派属性，以及对七二○事件全国的声讨上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原则的坚定性;但是对于他们所犯错误的处理又是慎重的，事件发生前后，对于陈再道等人只要认识、改正了错误，就不会打倒他们，以及将百万雄师一般群众与少数坏头头区别开来，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教育，争取他们转变过来。这就是策略的灵活性。

不论是事件发生前后，在武汉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文革就是这样沿着既定方向被推向前进的。

文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没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为了使军队能够正常履行职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在军以下部队中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鉴于党政机构瘫痪，各地出现混乱，党中央、毛泽东才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以维护局势的稳定，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但就是在支左问题上，许多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军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毛泽东到达武汉，就是要帮助武汉军区纠正错误，使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追究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责任，反而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他主张着重做军队工作，为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凡是有错误，不管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14]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语重心长，循循教诲，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态度的转变创造了条件，还告诉了他们工作的重点和方法。但是，事与愿违，仍然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主要是因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从思想上没有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向下传达了这个方针。在事件发生的迹象业已显现和事件发生以后，又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个事件，反而放纵、支持这个事件的发展。

即便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想不通，从部队指挥程序上来说，也要执行这个方针。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纵部队上街游行、示威，滋生事端，造成了严重后果。即便是抛开他们对待文革的政治态度不论，单纯从指挥程序和军队领导干部的职责上来说，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说明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抱有抵制心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说：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15]这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继续坚持错误提出的批评。

陈再道后来说，自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是七月二十日在东湖客舍百花二号才第一次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16]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认为从形式上来说，陈再道讲的倒是实话，他本人确实是第一次与百万雄师的人员见面。其实，他这样讲不过是在为自己支持百万雄师的行为打掩护罢了。你看，发生七二○事件的这一天，我才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以前连他们的面都没有见到，又怎样会去支持他们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此前陈再道虽然没有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但是武汉军区其他负责人却并非如此。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是通过省军区独立师进行的，由他们出面直接与百万雄师打交道。出于避嫌的考虑，军区负责人往往躲在后面，不直接露面。[17]陈再道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淡化人们对于七二○事件以及他个人翻案后所产生的质疑罢了。

本来，陈再道等人在支左中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还原谅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为他们承担了责任，只要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就不会打倒他们。但是，他们却并不悔改，仍然坚持以前的错误，疏于防范，玩忽职守，甚至还纵容、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行为，酿成了七二○事件。他们的问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武汉亲自来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时候，他们既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没有从组织程序上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七二○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拒不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从组织程序上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造成的。这个事件虽然得到了妥善处理，但是教训是深刻的。这就是军队及其领导干部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自行其事，随意行动，以个人及局部的利益抵制党中央的决策。虽然工作中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时刻要提高警惕，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一经发现错误，就要及时改正错误，不能拗于个人成见，意气用事，与中央对着干，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七二○事件就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留下的一个沉痛教训。

6)七二○事件能够得以顺利处理说明了什么?

七二○事件发生后，以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空十五军、陆军二十九师进驻武汉市区为标志，仅仅持续了三天左右就结束了。此后，虽然独立师、百万雄师还闹腾了几天，那不过是一些余波罢了。在事件发生以及解决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周恩来能够进出武汉，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按中央要求按时乘机到北京开会，部队换防有序进行却没有发生变乱。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等人回到北京的消息以后，武汉形势大变，独立师被调出整训，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七二○事件得以较顺利地解决，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之一，毛泽东对七二○事件的定性及处理是正确的。

七二○事件发生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百万雄师竟然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领导不力，还放纵、支持这种行为，一些人又喊出了过急的口号，武汉形势出现几近失控的局面，确实带有哗变的印记。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在周恩来的劝说、安排下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的。

当时不论是北京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武汉军区七二○事件后发布的公告，都是把七二○事件作为叛逆(叛变)行为来进行定性的。毛泽东虽然批准了武汉军区的公告，但是他在代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不仅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还说只要陈再道改正错误并为广大群众谅解以后，还可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对于陈再道仍然寄于很大的希望。[18]这表明毛泽东对七二○事件进行反复思考以后，是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从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反映出，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和处理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如果真是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发动叛乱的话，在强烈的敌视、对抗情绪下，七二○事件是不会这么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的。

说明之二，武汉形势虽然出现严重混乱，但是政局稳定的根基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失去控制。

七二○事件发生后，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上街游行、示威，形势非常紧张，处于严重混乱之中。特别是他们闯进东湖客舍中央代表团驻地，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欣慰地看到，军队内部仍然有不少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争取局势好转在殚精竭虑地工作着。比如，王力就是在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及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等人的保护下才脱离险境的。

参加七二○事件的部队主力是独立师，其它部队只有少数人员参与其中。当然，独立师也并非全部参加了这个事件。事后调查，九千多人的独立师约有两千余人参加了这个事件。[19]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汉驻军总体上是稳定的，是一小部分而不是主体参加到这个事件中来。如果我们再结合七二○事件发生后部队能够进行有序换防，以及百万雄师自行解散来看，当时不论是在军队还是社会上，尚未形成对抗中央的现实力量，武汉局势还在掌控之中，并没有失去有效的控制。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参与事件的人才翻不起风浪来。这也是事件能够得以顺利解决的基本条件。

说明之三，七二○事件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对文革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

虽然七二○事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对文革的影响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七二○事件无疑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事件，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采取暴力手段来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事件发生后，又是比较顺利地予以了处理，文革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在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而已，并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发生了战略转折。

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看待七二○事件的影响，既不能夸大，又不能轻视，对七二○事件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七二○事件具有暴力的色彩，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说明在武汉内部存在着比较大的对抗力量;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又反映出这种对抗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从本质上来看，这个时候的矛盾虽然非常严重且走向了激化，但还没有真正发展到不可调和乃至全面对抗的程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0]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总之，七二○事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又并非是导致文革发生战略转折的事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不仅说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是正确的，也说明武汉形势虽然混乱，但是支撑社会稳定的根基仍然存在，并未陷于失控状态，同时又进一步反映出这个事件虽然影响较大，但是对文革的发展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当然，这个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既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实际状况，又是与毛泽东的英明判断以及所采取的正确政策、斗争策略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地处理了这个事件。

7)两派斗争的沉痛教训。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两派斗争中打得你死我活的群众，本来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从阶级利益出发，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但是却在派性斗争中同室操戈，冲突不断，甚至暴发了大规模武斗，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实力。在鹬蚌相争中，成就了得利的渔翁(走资派)，最后纷纷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文革结束以后，钢二司主要负责人(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和百万雄师下属的某头头相遇，一个刚出狱，一个成了下岗工人，想起当年两派之间的激烈争斗，看到如今相似的命运，抚今追异，感慨万千，有一段发人深醒的对话。我们引述如下：

杨道远说：“1990 年代，我出狱后以零售香烟、啤酒为生，一日，当地搞批发者(一下岗工人)问我，‘我还不知道，你就是杨道远!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百万雄师’青山区联络站的××。现在看，当时是你们对了，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对了。要再搞文化革命，我跟你们造反去!’”[21]

杨道远还说，他从牢里回来后是因为没有生活出路才去卖酒的。这个批发者姓张，下岗后也没有生活着落，才在武汉市徐家棚一带，搞了一个叫京鹏的批发店。他们原来并不知道对方在文革中的身世，是在买卖中才认识的。

有一天杨道远去进啤酒，这个姓张的批发者突然对他客气起来，主动找他谈话，还送茶递烟招待他，弄得杨道远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个姓张的批发者对杨道远说，他和钢二司的头头柳英发是邻居。听到这里，杨道远意识到这个人已经知道了他在文革中的身份了。

攀谈之后，这个姓张的批发者带有自责的心情说道：“我是百万雄师坏头头。”谈到两派中间的世态炎凉，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们造反派正直、讲义气，听说你坐牢回来造反派朋友都送钱送物帮助你……百万雄师的人有的进了人大，有人进了区委，再见了我们就象不认识。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也参加你们造反派。”

从此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共同谋生的伙伴。杨道远此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是怎样的语重心长、有先见之明了。[22]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企业破产改制，打破“铁饭碗”，工人下岗失业，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以后，这位百万雄师下属的头头才对当年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觉今是而昨非。他是经历了失业后谋生的苦痛之后，才有这种认识的。

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百万雄师的工人们就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在反省中产生了新的认识，说再来一次文革他们会当造反派，但他们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也是正确的。[23]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认识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但是与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比较起来还是有了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全盘否定文革以后，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某种隐忧，正在从反面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预言进行背书。这是工人们认识发生变化的现实原因。

当然，这个时候大规模破产改制、工人下岗的浪潮还没有出现，同时也由于为他们当年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辩解的因素，才说出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话。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当时严峻的现实尚未摆在他们面前的缘故。

但是，人们的认识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入。包产到户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多米诺骨牌的传递最终必然要发展到破产改制、下岗分流上。随着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原来的工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年百万雄师的高层头头(常委兼联络部长)章迪杰尽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是他和工友们的痛苦经历也在不断地将他的认识推向深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诉说着下岗工人的艰难境况，他说：

“40年后看‘七·二〇’，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的)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引者注)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24]

从章迪杰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虽然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失业的痛楚现实，使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他没有从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现在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他与其他工友所遭受的痛楚，恰恰是执行刘、邓路线所造成的结果。可惜的是，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他们当年能够“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沾沾自喜。这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来说具有普遍性。这反映了工人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是令人惋惜的。

章迪杰在谈论中只是限于个人经济收入而没有从政治上来分析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至于他说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以及两派都是受害者的话，更反映出他对于文革及两派属性的茫然无知了。不过，有一句话他倒是说对了，毛泽东用组织手段解决刘、邓问题确实很容易，但是他又不理解既然如此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这又一次反映出章迪杰对文革认识的局限性。毛泽东这个时候采取组织手段解决刘、邓问题并不困难，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常委进行改组就是证明。毛泽东担忧的是，一旦他不在了，中央出现了刘、邓这样的人物又该怎么办呢?况且，刘、邓这样的人物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层，又该对他们如何进行处理呢?现在干部队伍的大面积腐败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就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毛泽东认为单纯靠以前的方式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在反复思考以后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5]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这个时候，章迪杰仍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由于改革开放后痛楚的经历，章迪杰对于文革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在认识上有了重大变化，但是这种认识毕竟还处于感性阶段。他没有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角度，两派斗争与文革及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等方面来思考问题，只是从个人遭遇这样的切身感受上去认识、理解文革。这样也就难以把握文革的本质，对文革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是他以及与他相似的许多工人认识上的局限，是令人惋惜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要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抓走资派。百万雄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是在领导干部(走资派)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这样就与造反派形成了对峙与斗争。百万雄师的头头(汪仕奇)后来在谈到百万雄师与领导干部(走资派)的关系时也说过，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就像一场“皮影戏”。[26]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们中的头头才深得领导干部(走资派)的厚爱，即便在文革以后一些头头仍然得到他们的眷顾，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百万雄师的一般群众则没有这么幸运，在破产改制的浪潮中，许多人下岗失业以后连生存都变得非常困难。这些人是在痛楚的现实面前才逐渐觉醒的。这也就难怪他们在文革期间站错阵营，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了。

至于当时的造反派，事后也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进行了反思。钢二司主要负责人(一号勤务员)杨道远的反思在造反派中更具有代表性，他坦言了造反派在斗争中存在的弱点。他认为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继续革命理解浮浅，在行动中表现为要求彻底，对革命队伍要求干净，产生“宁左勿右”的思想。缺乏辩证思维，看问题容易绝对化，做事太较真，不讲策略。组织革命队伍要求纯又纯，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行动中原则性坚决，灵活性太少;对要打倒的对象，消灭容易改造难，缺乏耐心;审查干部特别严，影响了对干部的解放和使用。世界观的改造不彻底，私心没根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导致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闹“派性”、争“老大”，造成了分裂。顺利时滋生唯我独革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央部署、上级指示不能“紧跟照办”等等。[27]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两派在属性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派别，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共性。为此，还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存在缺点和错误的，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针对全面夺权阶段两派斗争的严峻状况，毛泽东多次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28]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反复告诫，当时处于激烈斗争中的两派，由于不少人被派性冲昏了头脑，又有谁能够听得进去、见之于实际行动呢?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还多次说过，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为什么分两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29]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引起了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的隐忧，他也是带着这样的思绪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造反派头头潘国平。潘国平觉得毛泽东心事很重，向他(潘国平)谈到武汉的保守派工人不理解和抵制文革运动，专门问到上海是如何做保守派工人的工作，群众是如何团结起来的。潘国平讲了上海的作法和自己的认识，毛泽东若有所思，像自言一样说：是啊，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就一定要分成两大派组织呢?!潘国平觉得毛泽东还是在说武汉七二○事件后他思考的问题，他看见有些工人群众跟不上文革，心里是沉重的。[30]

本来，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的主力军，但是却在事实上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种派性的内斗，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发展，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思。工人阶级中的两派，特别是保守派，正是他们的逆行，才造成了这种状况，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的苦衷呢?他们只是在沦为雇佣劳动者以后，当雇佣劳动已经活生生地成为现实的时候，才有所醒悟，萌生这种认识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缺乏斗争的自觉性，才是派性斗争出现的思想原因。

其实，群众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是在阶级利益一致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不能因为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就置阶级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就大打出手，争斗不休，致使双方两败俱伤，反而贻误了批斗走资派的任务，转移了斗争方向。可惜的是，他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难以做到了。

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冲突乃至于武斗，虽然有走资派的调拨、利诱，但是这毕竟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因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还是取决于两派群众。一般来说，两派都是有责任的，当然责任的轻重大小有所不同。从两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造反派的行动虽然符合文革发展的潮流，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唯我独革，藐视、排斥保守派，陷入狭隘宗派主义的泥潭。要注意团结、争取、分化保守派，将大多数保守派群众团结起来，一同投入到文革的斗争中。

保守派与文革的潮流背道而驰，就要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为什么总是与造反派格格不入，发生激烈的斗争，自己所保的干部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走资派)对自己的小恩小惠就放弃阶级利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去他们当中的一小撮头头因为卖身投靠成为工贼获得任用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为他人进行火中取栗，最终损害的不仅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也包括他们自己。文革结束以后，即使在百万雄师已经翻案的情况下，其中的一小撮头头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不同结局就为此提供了例证。

两派之间及其分化组合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派别，相互之间攻击争斗不休，闹得沸沸扬扬，主要还是基于认识和利益的原因造成的。从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没有认识到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维护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得到解决;从利益上来说，他们没有分清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目光狭隘，主观冲动，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阶级利益，为了眼前利益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了局部利益可以牺牲整体利益。

总的来看，斗争还处于自发的阶段，没有形成自觉有为的斗争。这种狭隘的认识和利益的索取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群众内部此起彼伏的激烈斗争，严重削弱了群众的整体力量。文革也就由此变得摇曳多姿，在艰难、曲折中前行。这样不仅给革命的大联合带来了不少困难，也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造成了严重影响，给文革的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毛泽东在文革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31]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两派斗争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不论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利益上的纠葛，说到底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造成的。在斗争中就要不断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工人阶级要从自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以阶级利益和大局为重，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耐心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处理好与各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得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劳动群众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斗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8)为七二○事件翻案是否定文革的前奏。

七二○事件在文革中被定性以后，即便陈再道一九七二年重新出来工作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在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信件中还表示，虽然他现在解放了，但不认为当年武汉事件时他就对了，他保证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定了的案。[32]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却批准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当年已经定性的这个事件翻了案。[33]陈再道对待七二○事件的态度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接受采访和撰写的文章中，着力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辩解，为翻案背书。

那么，七二○事件究竟应不应该翻案呢?这个事件的翻案，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对七二○事件，不论从性质、程序还是处理的结果上，都是没有案可翻的。

从性质上来说，本来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他们的行为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犯了右的错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纠正武汉军区、独立师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争取百万雄师中的群众，使武汉文革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却遭到了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反对，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此持放纵、支持态度，最终酿成了七二○事件。这是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继续坚持右的错误，对文革进行直接抗议，并付诸于行动的严重事件。从这里来说，如果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文革、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事件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从程序上来说，即便是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对中央代表团成员有看法，也要采取正当的途径来向中央反映，提出申诉。部队更应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独立师一些指战员、百万雄师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获悉对他们不利的信号后，就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暴力方式，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逼迫他们进行表态。这种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态度，以局部私利为重，挑战中央权威，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固然，毛泽东是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但是，他同时又说过，如果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34]况且，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以后，毛泽东重返一线，中央层面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再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是正确的，不过是不合这些人的心意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行动，不是破坏中央权威，又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置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复衷告于不顾，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向下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结果激起了部队和百万雄师的骚乱。而且在事件发生后，他们又采取放纵、支持的态度。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这样的责任就不应该追究吗?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程序上，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他们都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这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从处理结果上来说，七二○事件发生后，是按照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进行处理的。对于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虽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赋闲几年后又为他们重新分配了相应的工作。百万雄师的头头在关押几年后，也将他们释放、安排了工作。总的来看，当时对于七二○事件及其相关人员的处理，是慎重的、宽厚的，也是妥善的。从这方面来说，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其实，案能不能翻，关键还是看这个案是不是错案。只有错案才可以翻案。从这里出发，如果进行翻案的话，就只能认定这个案是错案，即当年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在错误处理的情况下才能翻案。如果认定对他们的处理是错误的，那么就必然会肯定他们在七二○事件前后的行动，因而翻案就意味着对他们在七二○事件前后的行为予以了肯定。这样也就否定了当时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的精神是支左反右，否定了这个方针，也就否定了支左反右。这样势必会混淆左、右两股力量在文革中的作用，在武汉文革的认知上步入歧途，从而导致对武汉文革的否定。

不过，当时处于翻案策略的考虑，并没有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予以否定(这一方针是毛泽东作出、周恩来宣布的)，而是将矛头引向了林彪、“四人帮”，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责任。[35]这种李代桃僵的方式，就将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七二○事件转化为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给七二○事件涂抹了一层正义的色彩，打通了翻案的通道。案就是这样翻过来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七二○事件是抵制、抗议文革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不论从性质上、程序上还是处理结果上，本来是泾渭分明、无案可翻的。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七二○事件还是在某些人的操纵下翻了案。从中不难看出，如果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七二○事件就是错误的;如果七二○事件是正确的，那么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为七二○事件翻案就是肯定这个事件，否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样翻案就成为了否定武汉文革的导火线。武汉文革是文革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定了武汉文革，就打开了否定文革的突破口。因而对七二○事件的翻案就是否定文革的前奏，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5)第一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右倾事件及反右斗争，包括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这一系列右倾事件的发生及由此开展的反右斗争，既出现于高层，又爆发在基层，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干扰、阻挠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背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立的文革路线，表现出右的行为。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发展中所处的指导地位，如果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处理，中央文革小组不仅难以有效行使职能，还会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的误导。在这种情况下，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为文革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月逆流是在高层发生的抵制、反对文革的严重事件。在文革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从斗争策略考虑，这些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并没有直接来否定文革，而是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以文革出现的阴暗面为由，抨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客观地说，这些会议上怒气冲冲的发言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文革的阴暗面也确实存在，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革及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阴暗面：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批评阴暗面，还是以文革出现阴暗面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即如何处理好文革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这些风云人物在二月逆流期间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们由民主讨论变成了气势汹汹的施压，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了猛烈攻击。这表明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民主议事的氛围殆尽。这些风云人物在中央资格老、地位高、威势强、影响力大，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冲锋陷阵的人物，资历浅，声名小，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优劣态势是明显的。单凭这些小组成员是难以抵挡住会议上这般连环炮式的攻击的。

令人忧心的是，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一旦在党内蔓延开来，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文革就面临出现夭折的危险。因为他们反映了党内许多被批斗的干部的共同心声。这才是毛泽东决定反击二月逆流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个时候他们慑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权威和感召力，还不敢像九年以后发动怀仁堂事变那样对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行“斩首行动”的，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的。这种方向、路线错误表现为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在进行反击的同时，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的。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执行支左任务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二月逆流则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文革进行的公开批判和指责，那么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行动中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1]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在二月镇反中所犯的错误还不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所指使的，两者在现实组织程序上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与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不论从过去的组织序列、历史影响，还是在现实的价值观念、对文革的认识和利益归属的许多方面倒是相似的，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因而才对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打击态度。这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行动的主要原因。所不同的是，二月逆流发生在高层，是从高层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施压的，而二月镇反则是出现于军队的支左行动中，是从基层来打压造反派的。他们在不同层面上都将矛头指向了文革的推动力量。这样就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障碍。

面对接连出现的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事件，毛泽东在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共同完成文革大业。

对二月逆流的处理，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在对于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停职检查，取消他们出席中央碰头会的资格;[2]灵活性表现在到了四月底毛泽东又邀他们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同意他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登上了天安门。[3]对二月镇反的处理，原则性表现在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灵活性表现在通过批评、教育、说服、开导的方式，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毛泽东还亲临武汉来解决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分歧问题。除去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采取暴力手段血腥镇压红卫兵以外，即使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最终也是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右的事件，严重阻碍了文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将它们打压下去，文革就难以继续进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首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了出去，而后反击二月逆流，纠正二月镇反中的错误行为，严厉处置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妥善处理了武汉七二○事件。通过反右斗争在排除了这些障碍之后，才将文革不断推向前进的。

从中可以看到，反右是坚定的，必须遏制、打掉这些右的行为，否则的话，文革就有可能出现夭折，但是在具体处理上又是灵活的。除去个别事件外，在反右斗争中，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采取严厉措施，又注重批评、教育，着重做好思想工作，以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使他们能够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3、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纠“左”斗争。

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右和“左”两种倾向。右是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左”也会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研究了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开展的反右斗争，现在我们来研究纠“左”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现实斗争中出现了“左”的行为。这种“左”的行为既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上，也表现在群众团体的行为上。因而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就要纠正“左”的错误。这是文革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纠“左”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纠正在文革指导上的错误行为。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批评在夺权斗争中的“左”的行为，纠正“左”的错误，是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开始的。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还是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谈起。

① 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成为在常委领导下直接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五一六通知”下发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2]毛泽东当时还曾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3]以古喻今，对中央文革小组予以了支持和称赞。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发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出，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这是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最高机构并列在一起发出文件，[4]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声望。

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工作的重点，因而直接负责文化大革命指导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中央机构中处于特殊地位。这既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这样做的。他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排除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中的阻力，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增强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负有指导文革发展的职责和使命，也是由于小组成员能够积极、主动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作所为又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缘故。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个提议的否决以及听取张春桥等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后的要求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

“(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5]

从周恩来的提议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计划将中央碰头会分成两个会议：钓鱼台会议和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钓鱼台会议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由四位中央常委和四位副总理、叶剑英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或指定的人员出席，讨论党政业务问题。两个会议的主题明显不同，一个是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一个是党政业务工作。

虽然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能够参加这两个会议，但是一旦分别召开以后，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合署办公变为各负其责，将文革工作与党政业务分开进行处理了。这样无形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钓鱼台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处理党政业务工作。经过这样分工以后，虽然各有侧重点，讨论起来更为专注，但是却将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割裂开来，不能在同一个会议上有效协调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的关系，容易造成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导致整体部署分散，不利于文革的发展。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去陈伯达、康生是常委外，其他成员在党内地位较低，影响力较小，而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的与会人员在党内资格老，份量重，影响大。这样分别召开会议以后，无疑会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中央日常事务决策变得更为困难，也难以将文革与中央日常事务协调起来部署工作，不能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否决了周恩来的这个提议。

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就是要求中央碰头会集中而不是分别开会议事。因为分别开会议事会削弱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还可以从二月十六日毛泽东要张春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他让张春桥告诉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而后再作出决定。这无疑又一次肯定了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虽然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大闹怀仁堂汇报以后才说出来的，但是从前文毛泽东否定周恩来的提议以及在此前后关于文革小组地位的表态来看，这是一以贯之的，并非是情急之下才作出的决定。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指导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它的职责就是将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收集起来，及时报告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碰头会，同时把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和处理意见及时传达到群众中，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样担负着上传下达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声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中央文革小组也在中央机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决策权方面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才具有文革发展的决策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大政方针以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行使执行权的。他们的言行必须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大政方针的范围内才有效力，才能对文革的发展予以指导。他们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只有在被采纳以后才能付诸于实施。这就是当时的程序。

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逾越了这个程序，即没有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就作出决定并付之于行动，发生了越权行为，就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②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是由陶铸问题引发的。陶铸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从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入中央，又于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还多次在会议上与其他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表现了出来。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等人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陶铸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的常委，鉴于陶铸在党内高层的地位，解决陶铸问题必须在报经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江青等人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这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6]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究竟是因为他们违背组织程序给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还是因为他们对陶铸问题的定性(即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就是错误的?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意见，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后来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也是这样。[7]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的批评主要是组织程序上的，而不是对陶铸问题的定性上的。

毛泽东虽然对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陈伯达、江青还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将陶铸的问题捅到了社会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陈伯达等人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这次接见是下午五时，到晚上九时造反派就见诸于行动了：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大叫“打倒陶铸!”同时，四处散发《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8]

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在新华社发表讲话。陈伯达说：“从陶铸接管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的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他，识别这种(江青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恶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一月十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造反派。陈伯达说：“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和毛主席想挽救他。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群众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的。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9]

陈伯达、江青发表的这几次讲话，将陶铸调到中央以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言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们在讲话中不仅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还进一步说明了打倒陶铸的原因。这些原因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里的问题是，像陶铸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是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以后才能采取行动的，而不能由他们自己擅自决定。可是，他们却在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的。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所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陶铸在上调中央后，虽然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和中央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于希望的。这在陶铸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上反映了出来。遗憾的是，陶铸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因为这样才最后被淘汰出局的。如果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次也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在对文革的指导上，对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陈伯达、江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毛泽东说：你们这一摊子(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毛年谱编者注)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项，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都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1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存在的局限性，又说明了他们所犯的具体错误。他们存在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工人、农民、军队以及政治斗争经验。所犯的具体错误则是表现在三个方面：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没有报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同意就向外宣布了打倒陶铸的问题。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运动中打倒的干部太多，一切干部都打倒，打倒一切，这样发展下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早晚也会被打倒;没有报经中央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对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表了态。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的问题和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报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批准就擅自决定的。这是违犯程序的越权行为。因而毛泽东在对此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提出以后各省登报的重要消息都要送给他看看，还要由他来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为了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对干部冲击过大、过多，出现打倒一切的风气，甚至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则是明显的“左”的行为。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对此作出防范，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则是难辞其咎的。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对他们发出了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他们早晚也要被打倒的警告。毛泽东作出的这些批评虽然是对陈伯达讲出来的，实际上也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不过由于陈伯达是小组组长以及他自身存在问题的缘故，毛泽东才对他进行点名批评的。

二月六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较大层面上对陈伯达、江青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11]

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的时候还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在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时，毛泽东还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毛泽东还说：“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12]毛泽东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时，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1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第一次。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的批评是严厉的，因为陈伯达、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这是严重违犯组织程序和纪律的。从毛泽东说陈伯达过去在他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以及江青眼中只有一个人来看，这是把新、旧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批评了，反映出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所犯错误批评的严厉程度。

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像以前中央书记处那样对他进行封锁的问题。不管陶铸犯了什么错误，对于他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要首先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以后才能采取行动，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意行事。这不仅是组织程序问题，也是纪律问题。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鉴于此，毛泽东才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的。

由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形势更为复杂、混乱，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革形势发展的整体管控，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提出要扩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范围，并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加会议。从参加人员上来看，既有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也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是在同时吸收双方人员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当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刚刚挨了批评，处于全面夺权阶段形势稳定的需要，在参加的人员上还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多了一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谢富治除外)后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又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

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毕竟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其成员所犯的错误又是局部性的，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负责，因而毛泽东还是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汲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做好文革的指导工作，而不是处分他们，更不是要打倒他们。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将对他们的批评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准扩大。对此，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王力说：“主席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说是不准讲，当然办不到。叶剑英就同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同副总理们讲了。这样就点起火来了。”[14]

由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得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又获得了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就借机在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大闹怀仁堂，于是才又不得不发起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后，要王力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来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15]张春桥、姚文元到京后，毛泽东又与他们以及王力、戚本禹谈话，进一步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所犯的错误，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

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

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年谱编者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从三个方面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以后，仍然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目无纪律，没有把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二是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出现了要将干部统统打倒的风气，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口号。如果将干部统统打倒，将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权，由于没有经验，是难以稳定形势的;三是以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为例，再一次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重大事件进行讨论，也没有报经中央批准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夺权后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不必叫人民公社，因为这涉及到改国号、外国承认以及冲击中央等一系列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既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就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慎重地讨论，也没有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就擅自作出决定并付诸于实行，也是因为面对运动期间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没有及时发现上报中央。当然，客观地说，运动期间出现的这些严重的“左”的错误，有不少是群众在夺权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够控制的。但是作为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并向中央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没有对群众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纠正，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从对文革的正确指导还是对这些错误的抵制与反对上，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辞其咎的。从这里来说，他们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他们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高度重视业已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的三次批评中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还说了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在实际行动中不仅没有做好上达下传的工作，而且还在没有报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了决定，出现了严重的越权行为。这在打倒陶铸和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还注意到，面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及时发现、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也没有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同时，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们的指导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成为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又一背景。

③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

陈伯达、江青分别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次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毛泽东责令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批评陈伯达、江青的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张春桥、姚文元也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这次生活会。由于这次生活会的资料尚未公布，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若干回忆中来窥探生活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先看当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的王力的回忆。

王力说：“十四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在这之前，陈伯达很紧张，想自杀。他先是单独对我说的。我说你怎么要自杀呢?主席批评你是好事，他说过，我批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还有希望，没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陈伯达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陈伯达说他再找总理、康生、关锋三个人谈谈。我说，你这样的心情，检讨写不下来，不如给主席先挂个号，写几句，备个案。他说几句也没法写，要我替他写，他抄。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陈伯达又说：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一通。我说，这不对，你讲得很有条理。他说，我自己没有法了，不讲不行了。我说：你要向总理谈清楚。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总理同他谈话后，他才不自杀了。这是十四日文革小组开会前谈的。陈伯达也同康生和关锋分别谈了。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才憋住气了。

十四日下午这个会，是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的，从三时开到七时，江青不到会，说病了。会上光批评陈伯达一个人，一句没批评江青。这次是文革小组内部会，也没有请总理。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会开得马马虎虎的，因为康生、关锋和我都知道陈伯达被逼得要自杀了，谁还去批评?这是第一次，说以后还要再开。在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为江青开脱，说主席二月十日讲的话，是说陈伯达问题的性质同江青的性质不一样，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上的问题。后来有人把陈伯达要自杀的事告诉江青了，江青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怪事多呢!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17]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陈伯达在毛泽东批评以后压力是很大的，甚至想到了自杀。为了给个人的自杀正名，陈伯达还查阅资料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其实，拉法格自杀后，列宁虽然参加了他的葬礼，但是并不认可拉法格自杀的作法。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把身体当作公家的财产，这种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作法就是毁坏公家的财产，是与列宁的信念相抵触的。列宁不过是从大局考虑才参加了拉法格的葬礼并对他进行纪念的。这怎么能说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呢?

王力不仅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对他寄于希望来安慰他，劝他不要自杀，还为他出主意要他寻求周恩来的帮助，向毛泽东写检讨承认错误，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说他事先对打倒陶铸发言的事不知道，把责任推给了江青，这倒引起了王力的共鸣。当陈伯达以吃了安眠药为由来推卸责任时，当场遭到了王力的否定。无奈之下，陈伯达只好说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讲话的。后来，在周恩来做了陈伯达的思想工作后，他才不自杀了。生活会前，陈伯达还与康生、关锋交流过看法，寻求他们的批评与帮助。

从王力的回忆看，他和陈伯达将打倒陶铸的责任推到了江青身上，康生也认为是江青搞的，要为陈伯达鸣不平。在开会的时候，江青竟然以生病为由没有到会，周恩来也没有参加会议。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与江青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后，江青又对陈伯达的自杀冷嘲热讽。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生活会也是在敷衍塞责，应付差事。那么，这是不是历史的真相呢?

无独有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对于生活会也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说：“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查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18]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江青对于陈伯达的自杀很反感，甚至为此看不起陈伯达，说他没出息，但是从大局出发，为了防止陈伯达寻短见，还是去看了陈伯达，劝慰他要正确对待批评，认识错误。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生活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的批评是很严肃的。陈伯达、江青不仅在会上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康生还引经据典地批评了陈伯达的工作作风。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参加了这次生活会，戚本禹倒没有提到。

从他们两人的回忆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这是没有疑义的。王力说，会前康生迁怒于江青，生活会开得马马虎虎，江青没有参加会议，生活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将矛头对准了陈伯达，会后江青得知陈伯达要自杀的消息后对陈伯达威胁恫吓，冷嘲热讽。戚本禹则说生活会开得很严肃，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和陈伯达一起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他保存的康生书写的引经据典的字条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会的情况。尽管江青对于陈伯达要自杀很反感，甚至还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但是江青还是去劝慰了陈伯达，防止他走极端。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生活会是在毛泽东责令下召开的，这次生活会应该是有记录的。这既是中央文革小组会务工作的要求，也是向毛泽东报告生活会召开情况的需要。由于这次生活会的档案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搞不清楚生活会的实际情况，只能从王力、戚本禹这些与会者回忆的片断中来透析生活会的场景。

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工作程序以及王、戚二人在文革后的不同表现来分析，在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批评他们二人的情况下，江青是不大可能缺席生活会的。在生活会上，陈伯达、江青是要作检讨和自我批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不能不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否则的话，他们是无法向毛泽东和中央进行汇报、交待的。因为从程序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仅要执行毛泽东要他们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还要将召开生活会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从这里来说，戚本禹的回忆似乎更切近生活会的真实场景，王力的回忆则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且与党内高层的运行程序又出现了不合。当然，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待于生活会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责令下，陈伯达一度精神紧张，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众人的批评、帮助和开导下，陈伯达的情绪才恢复了正常。这反映出陈伯达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一面。这种性格和心态对陈伯达以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不仅陈伯达、江青检讨了错误，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小组生活会是按照党内程序进行的，洋溢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氛围，气氛是严肃的、民主的。

④ 批评引发出另一个事件。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成为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引线。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们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19]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内部整风，但是从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出发，还特别指出他们的问题只能在这里说，不要扩大。但是与会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把这件事传了出去。[20]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听说后，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21]于是，他们就趁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这就是大闹怀仁堂。

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于二月十六日晚十时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帮助。[22]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为什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表措词激烈的言论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呢?

从形式上看，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似乎是因为他们攻击了中央文革小组，但是进一步分析以后可以发现并非是这样。虽然毛泽东说过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只能在这里讲，不要扩大，但是既然小组成员犯了错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即便言词激烈，态度、方式欠妥，也是不至于招致毛泽东那样严厉批评的。之所以如此，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批评，而是因为这种批评涉及到对于文革的整体性评价，呈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23]这三个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问题，关系到文革要不要进行下去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成效的问题。

在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上，实际就是文革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潜伏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文革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就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就会出现由党内走资派来领导文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呢?为了保护自己，势必会转移运动的方向。这样文革也就难以取得成效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4]

文革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当然不是!毛泽东早在二月六日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种打倒一切的现象。[25]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背离了文革的目的，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如果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只是反对夺权过程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对打倒一切老干部的错误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倒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与文革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与他们是存在共识的。遗憾的是，他们并非这样，而是以此为由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试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在干部队伍中寻找走资派，势必会造成对干部队伍的较大冲击。冲击面过大，出现错误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又何必如此猛烈地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呢?不然的话，又如何清除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如果不把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清理出来，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便进行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又能取得什么成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而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质问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来看，业已透射出否定文革的趋向。

文革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当然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反对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就大了。[26]要知道，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整军内走资派就是整党内走资派的重要一环。至于军队文革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当然，军队文革是在承担战备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要审慎、有序的进行，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的必要性。

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形式上是在批评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从这里来说，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不过是他们抗衡、反对军队文革的具体表现而已。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还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都是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予以了帮助与宽容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严格限制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范围，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果断出手，打退了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进攻，保护了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虽然提议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却又对于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交毛泽东批准时，毛泽东不仅压下了这篇文章，还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也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27]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还在住地邀他们开了一个团结会，同意他们在“五一节”上了天安门。[28]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内高层出现的“左”、右两种错误行为，是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不论“左”还是右，只要脱离了文革发展的道路，影响了文革发展的大局，毛泽东都要进行严厉批评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在批评中开导、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⑤ 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也在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随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攻击的时候，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保护。这种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维护其威信，并提供保护的作法，成为毛泽东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鲜明特点。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以及在其他若干重大问题上未向中央请示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同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干部冲及过大、打倒一切的风气，也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存在着严重的越权行为;同时，对于文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提出适宜的建议，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以防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反而对这些业已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尽管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威信，毛泽东将批评严格限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范围内。但是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消息还是传播了出去，成为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大闹怀仁堂的引线。[29]大闹怀仁堂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反过来又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批评和维护的双重态度。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保护的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为文革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在此后的文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局部错误。这些错误本来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却紧紧抓住这些错误不放，还将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统统扣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大闹怀仁堂。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名，实则发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批评和保护的双重态度了。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进行必要保护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进行严厉批评还是提供保护，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作为违犯了党内组织程序，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保护，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担负着指导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重任，即便犯有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他们改正就是了，是不宜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种攻击从形式上看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表现出否定文革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保护就具有保障文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正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抹煞他们的成绩，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进而对文革产生质疑和反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就是要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同时还要排除来自右的方面的攻击，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从这里来说，不论批评还是保护中央文革小组，其目的都是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两派斗争及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出浓厚的“左”的倾向，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批评、纠正造反派发生的严重错误，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好两派以及本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将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由于进入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文革业已全面发动起来了，因而适时停止革命师生的大串连，转入本单位的夺权斗争，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要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停止造反派的大串连说起。

① 停止造反派大串连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进行的革命师生大串连，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背景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为将文革星火传播到全国各地兴起的红色旋风。这个时候的大串连推动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的到来播下了火种。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工人、农民登上文革舞台，投入到夺权斗争中。文革由全面发动进入到夺权阶段，这个时候停止大串连，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迫切要求。

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到来前夕，由于气候转冷以及年底运输紧张等原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暂停大串连，以待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进行串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1]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2]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这两个通知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出的。通知说明了暂停串连的原因，对暂停串连的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指出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吃饭、乘车不再免费。这是为暂停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串连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即便如此，不能免费乘车、吃饭了，还是有许多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各地进行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停止串连，返回原单位进行文革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3]

二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出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大部队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犯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4]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上指示：“照办。”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周恩来在送审这个通知时附信说：“为争取早一点发表，特以传阅件送上，请予审批。”同日，毛泽东批示后，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5]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暂停串连，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发扬长征精神在进行步行串连。鉴于这种情况，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才又发出通知，取消了一九六七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不论乘车还是步行，全国一律停止串连，外出人员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三月十九日的通知，就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于停止大串连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这就是结束串连，返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不仅要求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这样，即便是到处地串连的职工以及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也是要求他们迅速返回本地，参加本单位的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调出和调入地区的有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安排工作的，仍应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返回内地和边疆，任何单位不许留用。[6]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7]

从中我们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处出串连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还是离开原地的职工和知识青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要求他们结束串连，返回本地，到原单位参加运动。这是因为在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通过串连为文革宣传造势的任务业已完成了。这个时候从文革有序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参加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否则的话，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外地不归，不仅会对外地也会对本地、本单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不利影响。这样也就难以将文革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防止混乱、失控局面的出现。因而这个时候要求在外地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职工和知识青年返回本地、本单位参加运动，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② 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本来，造反派是与保守派相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揪斗党内走资派方面，造反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发生了分裂，甚至酿成大规模武斗。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不仅在各地造反派中具有代表性，还对各地造反派内部关系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做起。

1)北京造反派学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

我们这里说的造反派学生是指高等院校造反派和中学造反派，他们又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虽然他们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与打击，保守派学生也与他们进行对峙，在学校中他们并不占优势，但是在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传出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造反派学生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在斗争中走向了分裂。造反派不仅在高校和中学形成了两大派，即便是在每个学校内部也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组织。一般情况下，学校内部的这两派造反派组织旗鼓相当，不分上下，难以联合起来。在高校、中学形成的两大派组织在夺权和时势的发展上矛盾重重，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高校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与中学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之间彼此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给首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不少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的。此前形成的一司、二司和三司，总的来看不过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结成的不同组织。虽然有些造反派也参加了一司、二司，但是一般来说一司、二司保守色彩浓厚，属于保守派联合组织，三司造反精神鲜明，属于造反派联合组织。三个司令部的成立，是保守派和造反派而并非造反派之间对峙的反映。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走向对立、发生分裂的。这对首都乃至全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北京高校造反派以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五所大学为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是这五所大学的风云人物，被称为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本来，地院的红卫兵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由于朱成昭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运动的潮流中被淘汰，王大宾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地院红卫兵的领袖了。这些造反派红卫兵是在与学校党委(工作组)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展壮大的，他们在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中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其一，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经初见端倪。

天派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为代表，地派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代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的夺权上开始表现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上，北航红旗与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产生了尖锐对立。在教育部的夺权问题上，北大红旗兵团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严重对抗，并发生了武斗。一月三十日，在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与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区造反，要接管分局时，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一千多名警察，抓了一百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分裂倾向愈来愈明显。[8]

从中我们看到，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的问题上，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和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彼此之间还出现了武斗的迹象。在石景山区造反的问题上，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石景山区的造反派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仅如此，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北京三司连续发出的几份通知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二十一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第二号通告称：“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在六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月17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属‘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一月二十四日，三司发出第四号通告称：“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抢了三司的大印，长期不予归还，最近又炮打周总理、康生同志等。我们相信政法兵团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因此责成政法兵团开除刘富元、顾家桂，彻底整顿革命组织。”[9]

从三司发出的这几份通告中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在当时不过是处于隐性状态，尚未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随时会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外六一六、政法兵团还将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负责人周恩来、康生，这显然是一种极“左”的倾向，因而三司才对他们的言行予以批评、谴责。这是北京红卫兵在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

其二，以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为了使高校造反派在新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争取、分化保守派，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于是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10]

红代会成立后，就是要致力于红卫兵的联合工作。不仅要使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也要争取、团结保守派红卫兵，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三月八日，红代会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红代会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经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再以三个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三个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无效。”[11]

从中可以看到，成立红代会就是要使不同派别的红卫兵能够在这种组织形式下，通过协商、讨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化解分歧和矛盾，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造反派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甚至酿成了武斗。这在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先看民族文化宫事件。这个事件是由于民族文化宫内部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分歧引发的。民族文化宫内部两派在夺权上的斗争，将北京高校许多造反派卷入进来，形成了两派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进一步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四月四日，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简称人大“三红”)、中央民族学院抗大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即批判原来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览”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于四月五日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

四月八日，民族宫东方红联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等数百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院抗大等强行驱出民族宫。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三千人，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族抗大、北石大庆公社等也来了一千多人。双方混战一场，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地院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

据四月十一日的地院《东方红》报称：“4月8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12]

从中我们看到，民族文化宫事件是由于其内部两个派别——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矛盾引起的。东方红未和二七兵团联合就夺取了民族文化宫的大权，引发了二七兵团的不满。于是二七兵团就联合外部造反派在民族文化宫内以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示威，遭到了业已夺权的东方红的抵制和冲击。不仅如此，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又联合外部造反派将二七兵团及其支持者赶出民族文化宫。双方为此调兵遣将，混战一场，造成了严重后果。

民族宫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及首都红代会迅速作出反应。

当天下午，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意，签发了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13]

这两项命令就是要求双方脱离接触，不准武斗，双方各自保留证据，在红代会主持下，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应该说，这个命令还是公正的。但是，由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这两项命令是在没有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下以红代会的名义发出的，因而尽管这两项命令是在经过戚本禹同意后下发的，却仍然遭到了地院东方红的抵制。不过，从策略考虑，他们避开了戚本禹，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蒯大富。地院东方红在命令发出后当即发表严正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

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至四月八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四月九日上午，双方陆续撤出民族宫。民族宫事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14]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以民族文化宫事件为标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武斗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事件不仅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了，而且还开创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武斗的先河。围绕民族文化宫内两派的斗争，北京造反派学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不过，民族文化宫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下，从外部造反派能够撤出民族文化宫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斗争中的造反派还是具有号召力的。

我们再来看发生在北大校园的四一一事件。这个事件是民族文化宫事件的延续。起因是，地院东方红等学校的造反派以新北大公社藏有民族文化宫展览会的材料为由，到北大质问并要求交出所藏材料而引发的又一个事件。

四一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月十一日下午，地院东方红、北京邮电学校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等派出六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地院东方红批评民院抗大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部分材料，后转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这些材料，并要求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双方在北大校园内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夜里一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闻讯后，打电话传达三点指示，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凑效。十二日凌晨，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数千人在北大校园里斗争了北大两名学生，后又将两人抓到地质学院。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四月十二日晚，北京大学校文革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会上说：“(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

人大三红、民院红卫兵总部和抗大公社、矿院东方红反到底兵团、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追穷寇第四野战军、中央统战部11·4红旗战斗队、中央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大军、高校出版社鲁迅战斗队和前进战斗队、中央民族歌舞团32111造反战斗组、民族宫二七兵团等单位，以及天津、郑州、洛阳等地来京一些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

同时，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声明，如林院东方红在四月十二日发表的严正声明中说：“我东方红公社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号晚公开分裂红代会，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许多我东方红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邮电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并砸坏许多广播车，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坏蛋罪责难逃，绝没有好下场。”地院东方红还和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十五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化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四月十四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开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诸于世。严正声明中说：“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以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谢富治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讨论批评的，这并不等于反对谢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捞一根稻草。”这表明，新北大公社与谢富治的矛盾在这时已经产生，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北大公社还多次向谢富治发难。[15]

从中可以看到，四一一事件是由地院东方红等造反派到达北大校园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藏匿的材料引发的。这是双方在民族文化宫事件上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地院东方红到达北大校园进行质问，新北大公社则发起了反击，进而造成了大规模武斗。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停止武斗的电话指示并没有凑效，武斗仍在进行。他们互相攻击，唇枪舌剑，在激烈斗争中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也卷入进来了。这些造反派或者支持地院东方红，或者支持新北大公社，逐渐形成了互相对峙的两个阵营。

为了打压对方的气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造反派将新北大公社攻击谢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也揭发出来了。新北大公社则是将对谢富治的正常批评与反对谢富治区别开来，说他们对谢富治的批评并不是反对谢富治，也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从原则上说，新北大公社的辩驳并非没有道理，在文革阵营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就是文革的应有之义。这里的问题是，谢富治坚定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是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领导干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对谢富治有不同意见当然可以提出，但是从谢富治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来说，还是要注意提出意见的场合和方式。新北大公社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既不分场合也不讲究方式就将他们对谢富治的意见抛了出来。即便撇开他们对于谢富治的成见不论，从方式上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地院东方红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为了在论辩中能够占据上风，但是他们对新北大公社进行的批评却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不过，他们闯到北大校园寻找材料的作法，会进一步激化造反派内部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矛盾，致使造反派的团结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他们又是讳莫如深而缄口不言的。批评对方的错误，掩饰己方的不当行为，进一步反映出派性意识在作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发生前后，北京高校造反派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分裂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从四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尖锐化，期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四月三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生武斗。四月四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四月十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四月十一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四月十二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四月十三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二十九人。同日，北京化织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四月十九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地院《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摩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美术工艺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

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东方红、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

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营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16]

其实，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这三个天派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也并非一开始就紧紧抱团的，而是后来在斗争中协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凝聚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以这三个组织为代表的天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最初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四月十四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

这样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17]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和冲突不断，逐渐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卷入进来，逐渐形成了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最终造成了高校造反派的分裂。

其三，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内部的两派斗争。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形成两大派的同时，各个高校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也相继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从此，清华园内开始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宣传队进清华。

北大校园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聂元梓、反对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谓井、红、飘、O、团五大组织，后来五大组织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联合组织为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的井冈山兵团。

北京高校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有些学校是在两大对立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小组织，但这些小组织基本上也是分别倾向或依附于两大组织的。有少数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如北航、体院、矿院、农大、地院、师大、北邮等，虽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力量对比悬殊，在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18]

从中我们看到，在高校造反派形成天派和地派两大对立组织的大背景下，除少数学校一派独大外，绝对多数学校的造反派内部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即便在这些学校中存在一些小组织也是依附于这两大组织的。高校造反派的分裂与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是高校造反派分裂形成天派和地派的基础和条件，天派和地派的形成又进一步激发了各校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在相互作用中使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高校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高校造反派在斗争中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天派和地派。与这两大派同时存在的还有造反派在各校内部形成的两派斗争。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中学造反派和高校造反派虽然处在不同的学段上，所在学校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联系和影响的。这是因为他们都处在造反的位置上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有时候还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的缘故。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在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三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和四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四月三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在这个讲话中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于是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19]

从中我们看到，由于联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且在中学生中影响很大，因而江青提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进行斗争。转入军训以后，军训团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这在江青、康生的讲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康生、江青讲话以后，中学造反派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将矛头指向了卫戍区及其军训负责人。这样又引发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隐忧，于是他们就出面发表讲话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反军苗头。

四月四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20]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是文革发展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反复强调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行动的。

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在军训过程中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如果这些造反派组织在军训团反复要求下，屡教不改，派性作怪，任意行事，破坏大局，解散这些组织就势在必然，无可厚非。当然，从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一下为好。从江青、康生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来看，似乎并非是这样。看来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在没有耐心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的。

这样就导致了中学造反派的不满，于是才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致使军训遇到很大困难，引发了反军风潮。正是因为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才在讲话中对中学造反派提出了批评，要他们注意方式、方法，要他们妥善处理好与军队的矛盾。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又批评了造反派的反军行动，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则是统一的。批评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因为他们打压了中学造反派;批评中学造反派，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反军的行动。在这方面，双方都是存在错误的。只有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才能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斗争。

中学造反派与军训团存在矛盾，在如何处理他们与军训团的问题上，中学造反派内部由于意见分歧分裂成两派。这说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派性而非大局出发来行事的。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在实际行动中处于维护本派的利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进行了曲解，只引用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话语，避开对自己一方的批评，为派别行动进行背书。这样也就难以真正领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精神，在文革的行动上走入迷途。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中学造反派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四三派是中学中造反最坚决的一批组织，他们对军训以来一些学校的军训团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不满，认为军训团右倾，后来发展到公开炮打李钟奇。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电校井冈山等。江青在四月三日的讲话中提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使这一派学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经解散的组织又重新树起旗帜，拉起山头。有些学校的四三派(如电校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等)还公开声明退出了军训。

四四派在中学造反派中占多数，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要搞好军训、搞好大联合的讲话是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四四派一般出身较好，同军训团的关系比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对联动成员和老红卫兵的过分的批判和斗争，因此，有些四四派组织也被四三派骂为联动或联动的帮凶。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革前的运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21]

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四三派、四四派都是中学造反派，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由于意见分歧发生了严重分裂。北京中学红代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两派在中学红代会中的力量对比也是不平衡的。两派不仅在红代会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还波及到了整个中学乃至于高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四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十一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四月十九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八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和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北京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五月九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八百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22]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两派成员的出身有所不同，四三派成为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四四派成为造反派中的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批评反军的造反派，都是从大联合出发采取的反右纠“左”的行动。但是，这两派组织却是从派性出发，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各取所需，为自己的派性行动寻找依据。这样就曲解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本意，致使文革的方针政策难以得到真正落实，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无法妥善、有效地加以解决，严重影响到北京中学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4)对北京造反派学生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高校造反派以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为代表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则是在斗争中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内部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两大派以及不同的派别组织。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在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这是令人痛惜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立场的变化，乃至利益上的纠葛，从与走资派进行斗争转移到为了小团体乃至个人利益而奋斗。这是因为他们昧于当前文革发展的大势，难以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思考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则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缘故。他们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为指导，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而是由于认识的不同和利益上的冲突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

客观地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在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并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将其尽早消灭在萌芽状态。造反派应该首先认识到，他们与保守派不同，在批斗党内走资派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这一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这是他们能够化解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为此，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妥善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而不能固执己见，意气用事，更不能大打出手。

由此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北京出现造反派的严重分裂，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映。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派别斗争上。这样他们就从参加文革的正义斗争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呈现出“左”或“左”而实右的倾向，造成了造反派之间的内卷化，酿成了造反派的分裂。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之间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分裂，是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进行解决的。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间有着号召力，但是在派系纷争面前，这些造反派却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采取了淡然的态度。不论是高校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消极执行，还是中学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的各取所需，除了认识上的因素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是从派性而非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来展开行动的。从这里来说，北京造反派是按照其自身愿望而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来行事的。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仍然残存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对他们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他们盲目冒进，甚至大打出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北京造反派又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能够及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导，但是却仍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严重不足。由于北京造反派在大串联时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并与各地造反派取得了密切联系，同时各地造反派也建立了驻京联络站且与北京造反派又能够进行直接沟通，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会对各地造反派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对于北京文革，也对全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③ 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如同北京造反派学生一样，在夺权中走向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1)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概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裂。最先建立革委会的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五个省市自治区，虽然也出现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的分裂，但是总的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中，造反派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因而在夺权上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省级革委会在这六个省市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来了。其它省市自治区则并非是这样。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和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建立省级革委会却是遇到了重重困难。既然这样，那么各地造反派分裂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对其中一些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的分裂状况进行简要介绍，同时还附带对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情况予以说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吉林省长春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二总部)等六十二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夺权大会。随后，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夺取了吉林省委的大权，接管了省人委、长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但是，夺权后不久，造反派就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吉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二月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到二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2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广东省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夺取了广东省委的大权。由于在夺权上意见不一致，夺权后不久就出现了分裂：省革联的人说夺权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驻穗联络站在内的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二月十九日，广东五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四十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委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24]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省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确定由陕西师大、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国语学校的造反组织和红造司等夺西北局的权;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的权;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造反组织夺西安市公安局的权。之后又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成立了各级接管小组。陕西省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分裂，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大为首的西派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夺权后未能成立临时权力机构。[25]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首，联合安徽省塈合肥市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指挥下，夺取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宣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总指挥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这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2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江苏省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开会决定成立江苏南京地区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简称筹委会)，负责各造反派组织的统一行动。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三百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一月二十五日，省红总等造反组织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一派前进行夺权。省红总等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夺权指挥部。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夺权指挥部决定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宣布夺权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由于夺权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江苏省的范围内并没有联合起大多数造反派。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立即发表紧急声明，不承认夺权行动，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27]

一九六七年一月，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大联委(全称为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内部矛盾冲突不断，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在不断分化组合中形成云南省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八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28]

一九六七年初，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夺权过程中与浙江大学红暴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首的一批人组织成立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与省联总相对立。此后两派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29]

一九六七年一月，宁夏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群众组织，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夺取了宁夏自治区区委、人委、银川党委、人委的党政大权。此后，参加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成立。三月十八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宁夏开始形成两大派群众对峙的局面。[30]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以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一方和以红卫兵总部为另一方的两大派。在夺权运动中，两派斗争相当激烈。一月四日，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封闭了实际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报》，改为无地方稿的《新闻电讯》版。八一八派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报》，并将《新闻电讯》版改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新生的《青海日报》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继夺了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3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辽宁省辽宁大学八三一群众组织与一部分观点相同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个群众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时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二月十六日，辽宁省塈沈阳市二十多万群众，代表全省七十四个群众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宣告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成立。五月十日，一些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在沈阳南站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至此，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3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人委的权。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五月初，红联产生了分裂，原红联内的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33]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活动，是围绕着《内蒙古日报》展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简称东方红)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夺了报社党、政、财、文各项大权，停止了《内蒙古日报》的出版，代之以《东方红电讯》。

当时内蒙古已成立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无产者)、呼和浩特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等全区性组织。工农兵、无产者与呼三司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工农兵、无产者指责后者为大杂烩，而造反精神更强的呼三司则将前两者视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在《内蒙古日报》社进行了又一次夺权。一月二十三日，无产者出版了黑体字作报头的《内蒙古日报》(新一号)。东方红串连呼三司酝酿再次反夺权。这期间，报社发生多次武斗事件。[34]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就分裂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两大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人被打伤。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并占据。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夺权。

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四十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构的一切权力。同日，重庆市造反派在外地来渝串连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谓重庆市的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军。二月八日，四十六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35]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省各派群众组织开始夺权。《湖南日报》社内部群众组织宣布夺取报社内部领导权。湖南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抬走人民委员会存有印鉴的保险柜，声称夺了省人委的权。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沙市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分别召开批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湖南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局面。[36]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以上资料还远不是全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性事件而已。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无疑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同时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实，不仅造反派发生了分裂，而且群众组织此前也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派在在全面夺权阶段也发生了严重的对峙与斗争。比如，四川产业军和红成、川大八二六，武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河南十大总部和二七公社等等。虽然造成群众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论是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都是严重削弱了群众的力量，致使他们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的时间也由此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严重分裂并非是局部现象，而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出现分裂是由于他们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引发的。一般来说，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一种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外。这里关键的问题并非是造反派之间是否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是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也就是说，是将这些分歧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还是任其发展导致造反派走向分裂。

本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经反复告诫造反派，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仍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加剧并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造反派队伍中。这是为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的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夺权，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夺权上。因为要不要夺权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是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表现在如何进行夺权上，即是不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乃至个人在革命委员会地位的分歧和矛盾上。在这方面，造反派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本位主义、小集团利益及其狭隘的眼光在斗争中暴露了出来。

造反派之所以被称为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揪斗党内走资派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在这个立场上是一致的。这是造反派的鲜明特点，也是他们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既然他们有着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一致立场，但是在夺权过程中却又发生了严重分裂，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在争夺夺权行动的主导权。究其原因，或者是认识问题，或者利益问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具体表现在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所处的地位上。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主要地位;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位置，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谁在夺权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那么在革命委员会中则会拥有与其在夺权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如果在夺权中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那么就难以为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理直气壮地争取所希望的地位。一句话，在夺权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份额。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因而在夺权过程中，无论造反派中的哪一派都想在夺权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以期能够在未来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中获得更大的优势。造反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分裂的。

其实，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在夺权过程中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是从小团体利益、狭隘的视野出发造成的。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立足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克服小资产阶级情绪，消除派性观念，既要在大联合中夺权，又要在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看到这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他们彼此之间在立场上还是一致的。为此，就要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民主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以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实现造反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能以此为由随意给对方进行定性、扣帽子，策划重新夺权，造成造反派的分裂，进而酿成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

总之，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利益上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而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派性作怪造成的。造成分裂的后果，造反派成员虽然应该承担重要责任，但是其头头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们存在的这些弱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3)对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并非个别行为，而是普遍现象。他们之所以走向分裂，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在夺权中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没有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造成的。既然这样，那么造反派的分裂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向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的。这本是正义的行动，但是造反派却在夺权斗争中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走向了分裂，甚至大打出手，进行武斗。这样就严重淡化了他们行动的正义性，使人们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还面临着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和其他人及其支持下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只有在联合斗争中才能显示出力量，完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布置的夺权和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遗憾的是，他们却走向了分裂。这样也就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难以在斗争中一致行动，冲破党内走资派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及时将文革推向前进。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严重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向党内走资派的夺权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本来他们应该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这并非是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是双方或一方不顾文革发展的大局，从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无原则的争斗造成的。由于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进行的主导力量，因而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在夺权中关系的恶化，甚至大打出手，都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这是由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起的主导作用决定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之间出现的分裂和武斗，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还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以及文革的顺利进行。

造反派之间出现的斗争与分裂，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延长。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夺权会在二、三、四这三个月决定胜负，看出眉目来。后来又延长到了五月份，说至少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但是却仍然没有看到眉目。毛泽东认为这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人为捏成的大联合还是要分裂，于是就只是促，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进行因势利导，不再捏了。[3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了分裂乃至发生了武斗造成的。正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才使得原先预计要用三、四个月来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却用了二十个月，全面夺权阶段所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才不得不延长的。当然，全面夺权阶段时间延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和矛盾，无疑是导致其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还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延长了全面夺权和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间。造反派没有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在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意见不一，反映出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之间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集团的狭隘观念。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离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存在很长的距离。

④ 武斗是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斗争的极端形式。

文革发动之际，就已经出现了武斗的形式。虽然“十六条”中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后来也多次在谈话中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38]但是这个时候各地仍然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武斗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这种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也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从武斗的规模及其破坏程度上来说，尤以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为重。这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1)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文革开始以后，首先在学校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随后在工厂、机关中也出现了这两派群众组织。随着文革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严重的武斗。

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起来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发生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39]在此前后虽然也出现过武斗，不过是在局部或个别地区进行，从规模、范围、激烈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难以与这个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拟的。因而我们认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两派武斗使用的工具，一般来说是冷兵器，但在一些场合双方也动用了机关枪、大炮，[40]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不过，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实施了“三支两军”，才遏制了动荡局势的蔓延，保障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我们注意到，虽然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形成了两派，但是大规模的激烈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两派都是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却发生了分裂，还大打出手，进行了严重的武斗。这是令人痛惜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双方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因为在具体利益上的纠葛，以及党内走资派为了自保，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的。

我们今天把两派群众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当时斗争中的两派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诡异的是，保守派的行为虽然与造反派背道而驰，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打着造反的旗号，讳言自己保守派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当时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定支持造反行动的。这个时候打着造反的旗号，保守派就能够使自己在行动上居于道义的高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便于获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至于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并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是否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检验真假造反派的试金石。

两派本来都是由群众组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发生了严重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比如，武汉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四川的保守派产业军和造反派红成、川大八二六，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和保守派十大总部，……等等。一般来说，对于两派出现的分裂和武斗，走资派及两派都是有责任的。那么，具体的责任归属又是如何呢?

虽然走资派是两派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是外因而非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而我们在分析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时候，就要把重点放到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而不是走资派身上。两派分裂及其武斗表明，他们大局观念不强，仍然在意气用事，为着小集团乃至个人利益自相残杀，党内走资派如同得利的渔翁笑嘻嘻地站在他们后面准备待价而沽。这是令人悲愤的事实，反映出当时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认识上的局限性。

既然这样，那么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呢?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确实出现过偏激、唯我独革、狭隘的宗派意识，但是从两派形成及其发生严重武斗的历程，保守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保守派在两派武斗中的主导性态势来看，保守派特别是其头头无疑是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这不仅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是由于保守派是在走资派支持下向造反派展开行动的。走资派这样做是要以两派冲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避免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进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行动，群众之间的自相残杀，保守派为走资派火中取栗，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2)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在批斗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方面造反派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之间随着分歧和矛盾的激化，不仅走向了分裂。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

我们知道，造反派是因为出现分歧和矛盾才发生分裂的。造反派走向分裂，一方面说明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不能有效管制、化解彼此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武斗是他们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极端形式，是在他们分歧和矛盾业已非常严重，且又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武斗，特别是人员的伤亡愈发激起了两派之间的对立与仇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演变来看，造反派走向分裂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低级阶段，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高级阶段。武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高潮。这不仅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还将造反派存在的缺点、弱点暴露了出来，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也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是推动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在走向分裂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不仅使文革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还让人们对于造反派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感召力。

由此看来，武斗实际上是造反派内部的同室操戈，不仅破坏了造反派的形象，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造反派作为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在认识、利益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内部矛盾，本来是应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得以化解的。即便一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也要暂时管控分歧和矛盾容待以后解决，而不能任其发展随心所欲地进行武斗，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表明在文革发展的大局与其本派认识、利益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他们是从本派利益、任性而非文革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的。这是他们的悲剧、局限性所在。

3)派别武斗在文革进程中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同样也发生在造反派之间。他们之间的武斗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知道，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41]因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实际斗争中的群众却是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彼此之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使得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各地群众变得四分五裂，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即便夺权以后，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本来，人民群众是进行文革的基本力量，但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派别。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同派别之间不仅意见不和，矛盾重重，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就使得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用了二十个月，而没有像毛泽东预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来。[42]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延长了全面夺权的时间，同时还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在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以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各派群众之间因为大大小小的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以及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攻击、谩骂，使得他们难以结成统一的战线，形成一致的意见，以便于集中力量对准党内走资派，将文革进行下去。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还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武斗是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恶性发展，不仅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还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锐化，进一步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武斗中的伤亡会使他们对对方产生仇视心理，拉大、加深他们之间的鸿沟，激发他们的对抗情绪，致使本来就已处于对立状态下的群众更难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无疑会遇到更大困难。文革的进行就会变得举步为艰，文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也就由此酿成了。

群众从分裂到武斗，将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使得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异常困难。武斗是在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又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境地。这不仅严重延缓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步伐，严重削弱了群众在文革中的力量，同时也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不论是对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及文革的发展，都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⑤ 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文革开始以后，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特别是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保守派和造反派仍然存在，而且在工农群众中也出现了两派对立的局面。由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上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又发生了严重分裂。

一般说来，在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发现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那么，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两派群众，又是如何纠正这个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呢?

1)毛泽东对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态度。

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属性上来说，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保守派的行动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反对保守派的行动。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支持造反派是以造反派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为前提的，如果造反派在行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则是要对其予以批评、纠正的;同样，反对保守派是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并非是要排斥、打击他们，更不是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予以批评、纠正，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其实，保守派(那时叫保皇派)和造反派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就出现了。这个时候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老师和知识分子中间，具体是在对待党委、工作组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作出了派出工作组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决定，这样围绕如何对待工作组就在学校师生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撤销工作组以后，两派的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是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逐渐居于上风，而保守派由于与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逐渐处于下风。这个时候毛泽东指出要妥善处理保守派的问题，还说要取消保皇派这个名称，当时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底下的学生。[43]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为了进一步团结保守派，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他们放下包袱，及早转变过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两派并没有使用“保守”、“造反”这样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术语，而是用了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些中性的术语来对他们进行称呼。这是要解脱保守派，促进他们认识的转化，以便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到造反的队伍中。

此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保守派发生了严重分化，许多人转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这个时候虽然出现了联动这样的极端保守派组织，一时还闹得乌烟瘴气，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毕竟难成气候，最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造反派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了。

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到工厂、农村和机关、单位，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和分裂。这样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表现了出来。虽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人民群众内部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产生的。

从两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从造反派内部各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对于他们在斗争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则是进行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由于两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而这个时候就要从文革的大局出发，将保守派争取过来，解决造反派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在大联合中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2)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原先设想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却事与愿违，用了整整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于是就不再促了。当然，也并非袖手旁观，而是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还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以便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造反派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在对待保守派和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本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由于双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在现实斗争中存在不同意见，也要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不应该一有不同意见，就闹分裂，另打旗号，互相攻击，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保守派的问题上，虽然两派此时在斗争方向上并不一致，但是也要看到保守派与造反派都是群众、阶级兄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形成两派，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44]这不过是由于保守派群众一时认识的不同以及其它原因，致使他们站错立场，成立了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对着干造成的。这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严重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群众不仅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也在发生进一步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在许多层面上发生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谈话中表露了出来。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王力后来也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45]毛泽东还反复谆谆告诫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6]

群众在夺权过程中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造反派要采取主动的、适宜的措施，做好对立派别的思想工作，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缓和矛盾，化解分歧，减少隔阂，扩大共识，以便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团结起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南昌同程世清等人谈话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47]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还在不断激化，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这个时候不同派别之间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以哪一派为主进行夺权上(保守派往往也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夺权)，还表现在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当时各派(以一九六七年六、七、八三个月为甚)进行了激烈的、此起彼伏的斗争，甚至大规模的武斗。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虽然他们在对付保守派方面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从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斗争状况来看，不论是对待保守派的态度、斗争策略，还是试图争取、团结以及揭露保守派少数头头与争取保守派群众等方面，都是做得很不够的。(当然，当时即便这样做了也未必会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是这样做了以后，毕竟还是为化解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不仅如此，还以牙还牙地向保守派发起了强势攻击。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无疑对此是负有严重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武斗，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在上海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才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48]

针对当时出现的两派斗争及其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这一天在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还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他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49]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时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江西与程世清等谈话时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潮——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时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50]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51]

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分裂的情况是不满的，也是忧虑的。因为这种状况对全面夺权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在斗争的方向上存在重大不同，但是两派在根本利益(阶级利益)上还是一致的。造反派在斗争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以谁为主导进行夺权以及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因而造反派之间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激烈的斗争，不应是彼此进行殊死搏斗的问题，而是要透过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烟雾，真切认识到他们根本利益(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灵活的斗争形式，适宜的策略主张，争取、团结、教育对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在这方面，造反派的行动显然与这一要求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为此进行的激烈斗争甚至武斗，一般来说，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就是“左”的行为。鉴于此，毛泽东才在对于斗争的双方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又采取果断措施实行“三支两军”，对于混乱的地区、单位、机关、厂矿、学校实行军管、军训，办学习班，纠正“左”的行为，防止局势失控。这是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3)纠“左”是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秩序，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这表明文革的发展出现了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这个时候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就是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做出的选择。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脱离文革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既来自右的方面，也来自“左”的方面。在群众组织不同派别之间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无疑是两种错误倾向之一。这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不是要不要进行造反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造反的问题，如何在斗争中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关系的问题，具体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反映了出来。这些错误从性质上看，一般来说是“左”的错误;特殊情况下，则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

这些错误从性质上被定性为“左”的错误，是因为这是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犯错误的主体及其斗争方向上来说，对他们所犯错误做出“左”的定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形“左”而实右，指的是极左派以及打着左的旗号的派别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错误，实际上则是与右的错误没有什么本质性不同。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中看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左”的错误，显然已经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不仅给文革的发展，也给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清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⑥ 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夺权阶段，与造反派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同属造反派阵营的其它派别的造反派。造反派在与他们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指示。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多次要求通过大联合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作出关于文革发展的其它重要指示。可是，投入夺权斗争中的许多造反派，却没有能够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是预谋由本派或联合少数群众组织进行夺权。这样就导致其它群众组织的严重不满，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夺权斗争。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不论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还是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一旦出现不同意见，或者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置三结合的大局于不顾，一味地大闹特闹，致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难以及时建立起来。他们没有在斗争实践中真正弄通毛泽东、党中央指示的真实涵义，或者是虽然明白了，却从本位主义出发，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而是自作主张情绪化地展开行动。这样就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难以真正落实下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时，对其中“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毛泽东阅后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就曾经以此来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情况。[52]

原因之二，在利益归属上本末倒置，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文革发展过程中，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在利益问题的处理上，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文革发展的大局属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本位利益则是属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倒置状况。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的。这个时候就要处理好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当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现矛盾的时候，本派利益要服从并服务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绝不能将本派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可是在实际斗争中，不少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却是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本派利益与其它派别打得你死我活，致使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文革发展陷入严重的派性斗争之中，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愈发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世界观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心灵深处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缘故。这样也就暴露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造。

原因之三，没有真正认识到不论是与其对立的保守派，还是同处于造反行列的其他造反派，都是基层群众，彼此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虽然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还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他们或对立，或联合，或文攻，或武斗，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着尖锐、激烈、此起彼伏的斗争。即便如此，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也是应该首先看到这些组织是由群众组成的，除去里面的少数坏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争取过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有着共同根本利益的缘故。当时之所以发生具体的冲突和矛盾，不过是由于他们昧于彼此之间的根本利益，从私利出发被走资派或其他人鼓动起来同室操戈造成的。为此，就要求进行斗争的造反派抛弃派性观念，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增进共识，使这些组织从对立走向联合，而不是无休止的攻击、谩骂，甚至于武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原因之四，文革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还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在哪些环节上可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又如何进行解决，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乃至于中央文革小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定程度乃至局部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这些错误发生的历史条件，也要通过这些错误来反思造反派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既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就漠视造反派应付的严重责任，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错误，就无视这些错误存在的历史条件，否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历史作用，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于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样既不会因为造反派犯了错误就否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也不会因为要肯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就回避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同时又使得造反派能够反省自身，纠正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原因之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毛泽东曾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53]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运动都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众运动，焕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激情，投入到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行文革，不能不搞群众运动。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群众运动虽然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但是其自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在群众运动中都会发生不少问题的。群众运动往往不搞是不搞，一旦搞起来又容易导致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造反派及其头头所犯的错误放在群众运动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他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不仅与他们自己有关，也是与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存在密切联系的。

以上我们对于造反派在处理对立群众组织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重要指示，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文革是前无古人的革命，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在这些因素中，既有造反派自身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存在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过，即便存在一些客观因素，造反派的行为还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些教训不仅存在于造反派中，也同样发生于保守派中。由于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的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因而就没有对保守派在这方面的错误作出进一步的剖析。这并非说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这里要予以说明的。

⑦ 对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评析。

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对立派别包括保守派和与其处于造反行列的其它造反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趋于激化，并发生了严重的武斗，许多厂矿、单位、机关、学校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组织，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先锋，工农群众是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个阶段，不同派别之间发生的对峙、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都是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本来，按照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要求，他们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后在协商的基础上组建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群众在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又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组织。许多组织在斗争中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了本派别的利益与其它派别进行厮杀，对社会稳定和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处理对立派别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发生在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造反派的关系上表现出来。是联合还是对立，是争阶级利益还是争派别利益，是进行文斗还是武斗，不仅是造反派在斗争中应该遵守的准则，也是检验他们斗争品质的试金石。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具体说来就是在斗争中违犯了这些准则造成的。

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固然有走资派的挑拨以及其他人鼓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外因，并非内因。内因就是造反派自身缺乏理论武装、革命自觉性和纪律性，即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致。从不同群众组织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武斗来看，在相当程度上说，当时参加斗争的群众对于文革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不同派别之间进行争斗的判断是狭隘的，对这种争斗给文革发展造成影响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参加斗争的群众特别是其头头对于文革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思考。同时文革也不像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是由群众自发结成组织开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说明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斗争的政策、策略上，对参加文革的群众都需要进行启蒙式教育，使他们在斗争中抛弃偏见尽快地成熟起来。

群众之间组成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了重重的矛盾，相互之间发生了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这样就便于有些人利用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渗透，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达到保护自己，使文革走过场的目的。这样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文革在工农群众自身发生分裂难以在斗争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就给文革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总之，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得群众难以团结起来显示出力量，还进一步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混乱，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致使这个阶段文革的进程显得更为曲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这种教训不仅仅是造反派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守派的责任更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大规模进攻，意图剿灭造反派，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人民群众组成的组织，在根本利益上(即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不是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挥戈向内，对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开刀，在自相残杀中使得不同派别群众的联合更为困难，留下了更为沉痛的教训。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解决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在夺权过程中，干部队伍遭到较大冲击，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被打倒，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出现的错误，使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既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又是如何看待当时干部队伍的呢?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与造反派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说起。

① 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在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非率先就提出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提出来的。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1]既然这样，那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当时干部队伍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什么最终采取了夺权这样的方式呢?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说起。

1)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入手，来研究当时对于干部问题是如何进行估计的，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十六条”中的第八条是关于干部问题的，指出：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2]

从中可以看到，“十六条”对于干部队伍不仅作出了基本的估计，而且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在干部问题上，从性质上来说，这几种干部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要正确区分和严格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二种干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三种干部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也有一些属于敌我矛盾，第四种干部则是属于敌我矛盾;从数量上来说，前两种干部是大多数，第三种干部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只要改悔的话，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第四种干部是少量的。不论从性质上还是数量上看，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占了大多数，要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改过自新以后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十六条”关于干部问题的规定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好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又愿意改过自新的干部，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出路。这就是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从“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可以看到，当时干部队伍的主体(即前两种干部)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占了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虽然性质严重但是毕竟是少量的。在运动中就是要依靠前两种干部，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打击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样就规定了对于干部队伍所实行的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的不同政策。

“十六条”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虽然是在文革发动之际做出来的，但是即便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这个基本估计和政策也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3]因而后来造反派在夺权行动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中出现“左”的行为，违背了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要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制止和纠正这种错误行为了。

2)文革开始后的干部队伍状况。

既然“十六条”对于干部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基本估计和政策，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干部队伍对于文革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以前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文革则与此不同，并非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干部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由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结合成组织进行的。由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因而群众就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干部队伍，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面对干部队伍遭到的严重冲击，引起了这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疑惑和不满，于是对文革产生了抵制、抗衡情绪。这种情绪并非存在于少数干部中间，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期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对于文革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文革全面发动之际出现了工作组问题，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虽然撤销工作组以及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领导层纠正了文革发展的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这样的方向、路线问题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队伍中。这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比如，九月十九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洗澡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也播发了死亡公告。中共天津市委置大局于不顾，为万晓塘举行如此超大规模的追悼会，显然为了表达他们的某种诉求，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知道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4]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党中央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执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进一步做好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毛泽东提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九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5]针对前一个时期领导干部文革中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下面我们看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节录。

我们先看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了?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6]

这是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前，召集少数负责人开会时的讲话。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前，毛泽东先对这些负责人吹吹风，让他们思想上有个准备，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过他们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同时，了解他们及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以便于在第二天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消除人们的思想困惑，振奋大家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他们不要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学生来接班。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说，他们错误的性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他们来主持工作，学生是担负不起这个责任来的。这是要消除他们的精神压力，解除他们的疑惑与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起工作了吗?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希望这些与会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吹风、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以后，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来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7]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是在全体会议上讲的。从中看到，会议的发言在前一个阶段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比较好了，看来人们的思想比较地通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间还很短，人们的思想不那么通，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人们思想不通，才要召开这次会议，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文革中。从毛泽东的讲话看，他相信大多数人是会想得通的，对这一点他是乐观的。但是他又告诫与会人员注意，总有一部分人会想不通的，是要对立的。他向与会者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红卫兵也不见得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这些话言之凿凿，饱含深情，流露出领袖对于领导干部的关心和期盼，给与会干部吃了一个“定心丸”，其目的还是要使他们放下包袱，投入到运动中来。

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做了政治思想工作，对于他们关心的若干问题做了解释和说明。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革中，而是抱着观望、不解、抵制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虽然在撤销工作组、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得到了改变，但是这条路线在他们中间还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以便打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高层政治生活会。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对他们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进行严厉批评，而是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现实原因，如同和煦的春风对他们表现出理解、谅解、宽容的态度，语调是平和的，话语是坦诚的，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和乐观自信的性格。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言之谆谆，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在会议后期的发言中与前期相比也有所变化，但是从他们后来的行动来看却是听者藐藐，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主动、自觉、正确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3)无可奈何的选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又是如何对待文革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文革在向工厂、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革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就是在江青表示由她、张春桥甚至陈伯达为上海文革当参谋、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出来工作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就是在江青给他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到群众中表态，宣布站在群众一边共同闹革命的。[8]他们两人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代表性，是他们当中的典型。当时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非常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9]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真搞，他们是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用种种手段对抗革命路线，破坏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操纵一些群众来压制革命，保护他们自己。挑动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总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指向革命路线，也就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血统论，不平反、不销毁材料，还要秋后算帐。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作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教条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0]

从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指出他们许多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些人以党的化身自居，不讲原则，挑动武斗，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从，耍两面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将矛头对准群众，还要对群众秋后算帐。毛泽东严厉指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警告这些人再这些下去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走资派。他以五四运动是从学生发展到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规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也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由工农群众参加运动来解决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在祝酒时毛泽东才满怀豪情地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对待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的态度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的两次谈话中又进一步表现出来，指出在文革中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党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11]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12]

这里的“他们”、“他”，就是指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从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反映了出来。

毛泽东对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表示出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不解、质疑、抵制态度，毛泽东、党中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召开了具有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交底，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接受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这些人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文革还是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这表明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他们的态度。他们本人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认真对待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支持并投身于文革，推动文革向前发展，反而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既然这样，那么在工人阶级已经起来登上文革舞台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夺权也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选择了。从这里来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也是在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仍然采取抵制、抗衡的态度下，为将文革进行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

②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进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表现出强烈不满，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那么，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就要先搞清楚全面夺权阶段是向谁夺权，这种夺权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说起。

1)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夺权。

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从其身份上来说，是在党内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干部。走资派是当权派，但是当权派则未必就是走资派。走资派是出自党内而非党外，在党内又是担任职务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这样就锁定了走资派的范围。

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来看，一般来说走资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则是属于敌我矛盾。在矛盾的性质上两者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阶级性质上却是具有一致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并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量的走资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将一切当权派作为走资派或将走资派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进行处理，则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走资派或者将走资派作为一般当权派来处理，则会犯右的错误。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利于识别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左”或右的行为。

当时，走资派就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进行活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平时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表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仅仅从表象上看，确实还是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的。这样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误判，也会在不同派别的群众中产生分歧，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进而发生分裂乃至于武斗。从这里来说，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既然是向党内走资派(包括党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夺权，而走资派又潜藏于干部队伍中，还担任着领导职务，这样势必会严重冲击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造成干部队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走资派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打击，于是又故技重演，拉拢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外部因素。这样群众就从向走资派夺权演化为不同派别群众之间的斗争，酿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乃至于武斗。

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干部队伍遭到冲击酿成混乱为名，反对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一种是对干部队伍冲突过大，致使不少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干部受到错误批判，造成了扩大化的倾向。前一种属于右的倾向，后一种属于“左”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严重干扰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因而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予以纠正，使文革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

既然全面夺权阶段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而且在夺权过程中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也不会无动于衷，还在处心积虑地进行活动，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与以前的运动有所不同，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来领导运动。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都是这样。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像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希望的那样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是仍然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有的人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政策上与此前相比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呢?

其实，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由于走资派混迹在干部队伍中，这样做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重大冲击。转入夺权，采取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说到底还是由于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所造成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上，也表现在当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时，毛泽东及时对于他们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上。这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先看全面夺权阶段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受严重冲击时，毛泽东是如何批评、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说：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13]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和地方文革中出现的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左”的行为。为了进一步指导全国的运动，纠正这种错误的行为，毛泽东还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时加进了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话，同时也要求干部要正确对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改写了其中的两段文字：“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毛年谱编者注)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14]

这个时候针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与外宾、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15]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他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1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17]

毛泽东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严厉批评后，为了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防止、纠正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行为，《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稿，报请毛泽东审阅。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同意周恩来将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的意见，修改后的社论在加写了三结合的两段话后，着重指出：“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1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行为，不仅在会议上还通过中央报刊发表社论来对这种现象予以严厉批评、制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在干部问题上“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那么，在这个阶段，从正面来说，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又是如何进行评价、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的呢?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于工厂干部的评价。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讲话。毛泽东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19]

我们再看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总体评价。

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20]

五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2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全面夺权阶段仍然认为干部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与“十六条”在干部问题上的判断相一致的。坏干部并不多，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在政策措施上，对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该保的要保，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错误改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对于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要作为主要对象去打。当然，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这样就阐述了对于不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的政策。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是多次肯定了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在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时就作出了这样的表态。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从北京到武汉的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当郑维山汇报到对干部打击面宽了时，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就好办了嘛![22]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是河北干部队伍的情况。七二○事件后，他在听取杨成武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就干部队伍的情况表了态。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23]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肯定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当中存在的问题。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毛泽东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2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将干部分为三种：一种是好干部;一种是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干部;一种是坏干部。他不仅对干部进行了分类，还作出了量的分析，即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坏干部是少数，不过百分之几，其余的则是安于现状的干部。这样就对不同种类的干部不仅从性质上，还从定量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后来，他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九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25]

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毛泽东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文革的方法来整顿干部队伍。他认为在干部队伍中这些犯错误的干部是少数，处理干部的时候只换坏的头子，对多数人还是批评、教育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对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作出了评价，而且还阐述了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措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27]

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们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这个观点通过报刊社论迅速传播了出去。这反映出即便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政策仍然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表现出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不仅认为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还对此进行了量化，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坏的干部不过百分之一、二。这表明即便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与文革发动之际“十六条”中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仍然保持着一致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着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导致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的时候，他还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保护革命干部，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必须要有革命干部参加。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对于干部队伍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状况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消极态度而发生改变。他同意、支持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持有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这是斗争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对于干部队伍基本判断的改变。毛泽东以革命领袖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理智、冷静、慎重地处理问题。这在他对于极“左”思潮严重冲击干部队伍的严厉批评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3)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采取了夺权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的时候，也是这样。由此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在文革具体发展的方式上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上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同意、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采取这种行动以及在其它一些复杂原因的作用下，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意识到采取夺权方式冲击干部队伍所可能造成的扩大化，又要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夺权过程中防止良莠不分，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还是犯了“左”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看到要向走资派夺权，而走资派又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因而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一些干部的枝节问题无限上纲，从而造成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给文革发展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本来在全面夺权前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同意、支持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进行夺权，但是这种斗争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对于干部队伍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进行夺权的造反派却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反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对于干部队伍打击的扩大化。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教训是沉痛的。

③ 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尽管毛泽东、党中央不断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政策措施传播了出去，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还是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

1)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造反派发出了夺权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28]以上海一月革命为标志，夺权的热潮在各地迅速兴起，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原先预计二、三、四三个月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五月份，希望通过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五月份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于是就不再捏了，而是因势利导，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条件了。[29]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尽管有毛泽东、党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这些指示、政策传播到社会上，用以指导文革的发展，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仍然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具体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造反派在这个时候所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都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正确地对待干部，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其他干部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具体处理上也要有所区别。夺权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走资派进行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是要将革命干部结合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这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或比较地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分开来。如果在斗争中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那么就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成好的干部处理，那么就会犯右的错误。从当时两派群众的属性上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则是容易犯右的错误。这就要求两派群众在斗争中要正确地对待干部，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遗憾的是，许多造反派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种极“左”行为也并非全是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干的，也有一些是保守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干的。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对于造反派抱着敌视的情绪，为了转移斗争方向，就在群众中间寻找保护人，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尽管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有着较强的力量，但是与造反派在毛泽东、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的主流相比，则是处于支流地位。既然这样，从两派斗争的具体态势上来看，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造反派的力量处于主流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错误，就以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他们也就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了。

总的来说，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种是“左”的错误，一种是右的错误。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保守派容易犯右的错误。但是，两者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极“左”派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保守派也会打着“左”的旗号而实施右的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对两派属性和错误的性质进行深入分析，确定错误的归属及其应付的责任。

2)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犯了“左”的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十六条”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规定了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虽然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的态度，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但是干部政策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对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从这里反映出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既没有深刻领会，更谈不上认真地贯彻执行了。

本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么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就要与毛泽东、党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认真领会、贯彻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而是凭着个人意志在任性地行动，这样也就造成对干部冲击过大乃至于“左”的错误的发生了。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二，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造反派是夺权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造反派内部的成员却比较复杂，特别是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人们的行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队伍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造反派不仅没有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不同人进行阶级分析，将他们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而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凭着感觉在行动，造成了打击面的扩大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0]虽然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造反派对待干部，还包括造反派对待不同群众组织，以及对于文革大局的态度，但是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三，造反派中的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作怪。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夺权对象以及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干部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酿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乃至于武斗。在夺权过程中，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成为革命干部。对于这些干部也要进行甄别判断。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人处于保护个人的动机，打着支持造反的旗号，以“革命干部”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则是一些投机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采取措施将这些投机分子清除出去。在这方面造反派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同时，对于其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哪些是可以信赖、联合的干部，哪些是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辨别清楚，该夺权的要进行夺权，该结合的要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造反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对待干部的不同判断上，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结合什么样的干部上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是从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以及日常表现来对干部进行定性，而是以小团体主义为主导，从本派利益出发来判断干部属性、采取行动。这样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就互相攻击，争吵不已，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造成了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击的扩大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还指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31]要求支左部队、造反派和各界群众要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四，造反派没有经验及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

由于文革是第一次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运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是第一次，造反派也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就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时候判断革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群众应该如何评价、审查、鉴别干部，如何处理好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在探索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处理方式不当，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问题并不可怕，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另外，这也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群众不搞是不搞，一搞又往往会过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32]但是，不能因为群众运动存在这些缺点，就拒绝搞群众运动。文革采取群众运动乃至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是毛泽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以往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文革则是采取群众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展开的。正是因为这样，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党中央才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防止运动的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面有他们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的因素，也有他们中间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在作怪，又与造反派没有经验以及群众运动的方式有关。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就成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是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这些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对于造反派自身仍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汲取这种教训，就要从文革大局出发，紧跟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清除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性意识，认真、冷静、理性地处理干部问题，做好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3)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影响。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之一，造反派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行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没有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也没有将走资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这样就容易造成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性质的误判，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将走资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酿成对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强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造反派的对抗情绪，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从而不仅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就造反派一方存在的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此期间没有责任。他们中间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文革发展方向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错误，是从另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以前对这个问题作过分析，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影响之二，造反派与其它派别组织及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

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对于不同派别组织及其与支左部队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在干部问题上许多造反派组织没有践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因而在处理干部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随心所欲、情绪化地按照自己本派组织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行事。这样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不同派别组织在一致行动上会面临重重困难，致使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

同时，军队支左以后，许多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们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了激化。这种激化一方面是由于支左部队犯了错误，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造反派又对干部冲击过大，从而导致他们与支左部队矛盾的尖锐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造反派自己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从而造成形势的紧张酿成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导致了造反派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之间关系的激化。

影响之三，推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不仅会导致他们与干部队伍矛盾的恶化，还会导致造反派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激化。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大批干部被打倒，甚至有的省委几乎全是坏人，[33]这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对文革形势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以造反派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为纽带，使得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多变，从而使得文革的形势走向复杂化，出现了一些突发事件，负面影响也就由此表现出来了。当然，这种复杂、多变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影响之四，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不得不延长。

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就是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致使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的形势也就由此走向了复杂化。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就是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夺权的时候对于干部冲击过大，在革命委员会组建的时候又在干部的结合上争吵不休，这样就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这些矛盾的作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都难以像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了。[34]于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由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全面夺权阶段不同群众组织与干部队伍、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文革形势也就由此走向复杂、多变，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被延长的。虽然造成以上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导致以上影响出现的重要因素。

④ 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设想说起。

1)夺权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基本设想。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计划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码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夺权斗争。[35]不仅在规模、方式、斗争的激烈程度上与以前有着明显不同，而且更大的不同在于，以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则是依靠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点。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划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干部占大多数。一般来说，后两种干部是夺权的对象。但是，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抵制、抗衡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在抵制、抗衡文革的过程中，前两种(第二种为多)的一些干部也参与其中，对造反派采取打压的态度。这样也就难免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与批判了。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全面夺权阶段的夺权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夺权的是一小撮走资派，而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则是一个教育、洗礼的过程。通过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审查干部、考验干部、鉴别干部，清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消除他们身上存在的官气、暮气、堕气、骄气等不良习气，使他们在工作中真正践行人民公仆的职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以前的方式难以达到这个目的，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虽然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抵制、抗衡文革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十六条”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在斗争中却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不仅利用、还进一步制造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以前，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难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夺权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与毛泽东的设想出现了重大不同。这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仍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于是就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捏合在一起，而是因势利导在斗争中支持真正的左派，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行为予以批评、纠正罢了。[36]

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当时严重干扰文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就成为毛泽东、党中央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了。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由于造反派对于干部冲击过大且彼此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严重激化，毛泽东、党中央才将造反派、干部和支左部队的代表一起召到北京或就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比较尖锐，一时又难以通过生活会来予以解决的情况下，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整风来清除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其它违犯文革方针政策的问题。

由中央召开生活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毛泽东批示的贵州、湖南的两份材料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押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理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专政。

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37]

从中可以看到，当造反派与地方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毛泽东要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以生活会的形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其它省市自治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要采取类似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这在毛泽东批示的湖南材料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章伯森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38]

我们从以上贵州、湖南两份材料中看到，当造反派、干部以及部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就要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由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或者在当地召开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种方式并非个例，而是作为处理省市自治区内部造反派、干部和部队支左人员之间矛盾的一种普遍方式。除此之外，毛泽东、党中央还采取开办学习班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为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在谈话中讲到这个问题，要求对造反派、地方干部、军队干部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通过三结合的方式团结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取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39]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干部时，毛泽东说：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的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40]

毛泽东在发表了开办学习班训练造反派和军地干部的谈话以后，《人民日报》先后刊发社论要求全国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干部政策，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工作。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41]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42]

《人民日报》将这两篇社论发表后，各地开办了不同等级、形式的学习班，造反派、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纷纷进入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认真反省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各地也将学习班的动态及其成效以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毛泽东将其中较好的报告批发各地参阅。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43]

为了在尚未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做好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工作，巩固已经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果，办学习班成为解决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重要方式。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4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解决造反派、干部以及军队支左人员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党中央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或者开办学习班的方式，在整风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是由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以及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期往往采取前一种方式，而在后期则往往强调后一种方式。但是，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二——直接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时候，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及的扩大化上，还表现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武斗上。这种状况在全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制定政策，下发文件，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45]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地方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武斗问题，提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正确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不能将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己曾经犯过错误为例，说服造反派要辩证地看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适宜方式来解决干部问题，不要走极端。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央具体负责文革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一摊子有错误。[4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47]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因为当社会上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时，作为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批评、纠正，无疑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对他们提出批评，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警醒起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材料来及时了解各地的文革动态，发现问题以后，立即提出措施予以解决，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下面这个批评极“左”派的批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48]

毛泽东从《要事汇报》中看出了问题的端倪，极“左”派破坏工厂，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而交通大学则是不主张破坏工厂的。从这里来看，极“左”派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而支左部队负责人王明昆却要从先前倾向于西安交大转而支持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中的极“左”派，这种转向是与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相违逆的。因而毛泽东才对此提出了质疑，希望不要匆忙表态，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表明态度。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来是支持左派的，但是当左派出现了破坏工厂生产的行为，演变成极“左”派以后，毛泽东对他们也是予以批评、反对的。

为了使各地报纸发挥文革导向的作用，防止、制止武斗现象的出现，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49]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也引起了在华外国地步人士的注意。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了一张《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50]

从这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全面夺权阶段的两派斗争出现了打、砸、抢等“左”的行为，坏分子就存在于他们中间。只有把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坏分子清除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毛泽东在批示中肯定了库普的观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又一次制止了对于领导干部的武斗。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51]

为了进一步巩固北京文革的成果，稳定北京的生产、社会秩序，使得卫戍部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在毛泽东批准后，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发表了《重要通告》。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52]

在全面夺权阶段，有些干部子弟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抄家中抢走财物，中饱私囊，这种状况虽然比较少见，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下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53]

在全面夺权阶段，各地相继出现了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一些群众组织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派性斗争中进行大规模武斗，私设公堂，趁火打却，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

六月六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54]

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还谈到了造反派的分裂，有人要打倒国务院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指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其中也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文革就是要防止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

六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55]

当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两派纷争的局面，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正常的生产、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作出了两种可能性的估计，对于造反派冲及干部队伍过大、许多干部被打倒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对造反派提出了警告，也对干部遭受批斗的原因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面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

在谈到“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时，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56]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警告造反派头头，批评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还告诉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红总和八二七两个群众组织，一个要打倒许世友，一个要保许世友，都提出了错误的口号。许世友虽然有错误，但是不能打倒;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虽然是错误的，但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双方都没有依据中央的文革政策对许世友的问题进行科学、辩证地分析，而是走了极端，因而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求大家警惕派性斗争中出现的形“左”实右的倾向，不仅对于造反派在批斗干部时出现的极“左”行为特别是武斗直接提出了严厉批评，还联系具体事件对于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风气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57]

毛泽东在与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一次批评了极“左”派，指出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还阐述了解决干部问题的正确方法。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5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极“左”的行为。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直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求他们要正确对待干部，团结大多数干部，缩小打击面，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要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反省，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回归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毛泽东的指示、讲话、谈话通过党内文件、社论、广播等形式迅速在党内外传播开来。这对于校正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促进夺权的进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三——为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提供保护。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毛泽东直接出面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他还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59]那么，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打倒时，毛泽东、周恩来又是如何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保护的呢?

其一，毛泽东直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本来，文革开始以后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武斗。虽然“十六条”中规定进行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毛泽东也多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要求，[60]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武斗，甚至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武斗。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对造反派进行劝说的同时，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61]

王力后来回忆说：“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62]

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被批斗、打倒、靠边站。毛泽东获悉以后，在接见高级领导干部的时候批评了这种激进行为，提出要对受到冲击、打倒的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张体学、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63]

从中看到，毛泽东不仅点名指出要保护这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而且还以陈毅、朱德为例现身说法。尽管他们两位过去在红军时期都与毛泽东产生过分歧和矛盾，但是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还是提出要对他们进行保护的。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要求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要搞好团结，也是在劝告造反派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慎重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打击过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干部要有一个整体判断，既要看到其成绩，又要看到其错误，还要判断出究竟是哪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他坦诚地说，并非只是这些干部犯错误，自己也是犯过一些错误的。这不仅是安慰受冲击的干部，也是在劝诫造反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64]

毛泽东对有的省对省委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打倒过多的情况不仅非常重视，还提出了疑问，要求召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快予以解决。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钟汉华(时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建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将刘建勋、文敏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纪登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戴苏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蔚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部分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65]

对于在全面夺权阶段涌现出来的革命干部，特别是他们践行中央的文革精神，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推动文革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泽东是欣慰的。这在他批示的材料上显示了出来。

五月三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66]

对于被批斗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毛泽东是讲究策略原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的可以打倒，有的只能炮轰，不能打倒，在什么范围内点名以及如何点名，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予以慎重处理。这在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67]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68]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保护。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69]而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出刘、邓要区别对待，对于许世友、徐向前、贺龙、张闻天、王稼祥、陈毅等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保护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引者注)，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和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70]

对于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反复强调过。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71]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要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72]

在地方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如何将革命干部吸收到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在群众谅解以后，解放一批干部参加到工作中，就成为实现三结合、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现实要求。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73]

其实，早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就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74]从中不难看出，并不是要打倒张体学。对于张体学及其他干部，要先让群众批判以后再甄别使用。当时没有解放他们，是因为在群众运动还处于高涨的时候，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及形势考虑，时机还不成熟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干部特别是领导遭到冲击、打倒、靠边站的时候，毛泽东在了解具体情况后，在干部问题上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实行策略的灵活性，在支持造反派批斗干部的同时，还对干部提供保护，并且针对干部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不论是在斗争方式还是点名范围上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不仅是非常重视的，也是相当慎重的。

其二，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造反派、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他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方针政策，在实际行动中对受到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比如，周恩来曾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受到冲击的贺龙、江华、余秋里等人提供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在毛泽东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75]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76]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毛年谱编者注)要保。[77]

周恩来还根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支持下，将遭受造反派批斗、处境困难的地方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八日晚上，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78]

八月，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都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79]

不仅如此，当地方领导干部遭到造反派冲击、被打倒时，毛泽东、党中央的处理是慎重的，没有擅自表态，而是在中央常委、中央碰头会认真研究以后，才最后作出决定的。打倒谁、炮轰谁、谁靠边站，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在文革大政方针指导下，从文革大局出发，根据这些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以及与群众的关系在经过集体研究以后才做出决定。这从西藏和广东问题的处理上可以得到验证。

二月七日，毛泽东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王其梅(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毛年谱编者注)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80]

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毛年谱编者著)、区梦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时任广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81]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时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82]

三月十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83]

即便是对已经被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原任中共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当时虽然已经被打倒了，又得了肝病，毛泽东、党中央仍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予以了关照

一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听取周恩来对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84]

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85]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他回来休养一个时期，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找到，今天才把人交出来。这真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到边缘了。[8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被冲击、批斗的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各地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依据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将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在外边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使他们免受了造反派的批斗，过了一段安静的生活。后来有人将周恩来保护一些领导干部视为他个人的行为，有意隐匿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同意、支持下才对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以此将毛、周区别开来，达到抬周压毛、否定文革的目的，是别有用心的。

由以上研究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从大局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不少人提供了保护。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对被批斗的一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同时他还同意、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当然，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获得保护，不仅是因为造反派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所表现出来的过“左”行为，也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分不开的。

5)对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思考。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内部以及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关系上表现了出来。既然这个阶段造反派在不同派别、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那么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属于他们所犯错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纠“左”的重要表现了。要说明的是，这个阶段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并非没有犯错误，只不过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探究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才没有对他们的错误展开分析罢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办学习班，直接批评造反派，对被批斗、冲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等多种方式来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推动而是破坏了文革的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正常发展的缘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依据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现实斗争出发，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法，指出问题，讲清道理，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做好思想工作，促进双方联合。毛泽东、党中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文革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的。这说明采取整风的方式，民主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然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这样。

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造反派一方来说，由于对待干部上的激进行为，对干部冲及过大、批斗过分，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从干部一方来说，除去革命干部以外，还存在着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及一些对文革抵制、抗衡的干部，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从性质上说，则是属于右的范畴。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对他们进行批斗、夺权的内在原因。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又要认识到他们进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不能因为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就无视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由此可见，不能孤立地看待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而是要把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正义性的基础上所犯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当然，这里是把极“左”派和形“左”而实右的所谓造反派排除在外的。

⑤ 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几点认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全面夺权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造反派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在干部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全面夺权阶段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表现在不同的群体上。一般来说，保守派往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对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产生了破坏作用，是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在保守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文革进行中，保守派是作为与造反派相对立的派别存在、行事的，是要保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免受造反派的批斗。当时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要批斗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就必然要在干部队伍内部寻找走资派，这就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及。保守派则是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斗争中站在干部队伍的前面，阻止造反派在干部队伍中寻找、批斗走资派。这样就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主要在造反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的。但是，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处在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和领导干部中间，如何能够准确鉴别并将矛头对准走资派，成为夺权问题上对于造反派的严格要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有的造反派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有的造反派即便不是这样，也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在没有将不同干部区分开来的情况下，就难以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左”的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文革也是在克服了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被推向前进的。从形式上看，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于群众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所造成的，实质上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群众运动中的反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对干部队伍进行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而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酿成的后果。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有利益的纠葛，以及其它因素的掣肘，但是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唯物史观上来予以观察，才能对于干部问题以及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对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即便如此，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造反派对干部造成过大冲击、采取不同形式的武斗时，毛泽东不仅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还为这些干部提供了保护。既然这样，毛泽东又为什么主张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呢?

这是因为不论在文革前、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仅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有着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就难以取得成效了。在文革发动之际，是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来进行文革，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文革，就成为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要撤销工作组时，就曾经明确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了文革进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谈话时说：“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88]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89]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第1469页。“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90]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保安代表团时，对他们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91]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些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为什么要动员群众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因为采取过去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来审查干部，才有可能清除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态度是：既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又要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而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又对冲及过大、遭到不同形式武斗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这些看似对立、实际上具有统一性的政策措施，从形式上看似乎来自于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实际上则是由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整风方式难以奏效、纯洁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以及文革发展的大局即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具体说来，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占大多数，但是其内部却存在着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分布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不将他们清除掉，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会勾结起来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这些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潜伏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要清除他们就不能采取过去的方式，由各级党委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只有依靠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有可能取得成效。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正如毛泽东所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93]因而他清楚地知道，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94]依靠群众来审查干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如他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95]正是因为群众运动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在全面夺权阶段，一旦对干部冲及过大、发生不同形式武斗的时候，毛泽东就要及时干预并对受冲及的干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以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号召由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众起来造反，并不是说让他们代替干部来掌握政权，而是让他们参与到政权中，与干部一起来管理国家。这是因为无论从执政的经验、能力以及水平上，这些群众在短时间内都是无法与干部相比的。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地判断。他在谈话中曾经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96]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97]

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98]

正是因为这样，在夺权过程中，一般来说造反派群众接管以后只管政务，还是由原来的人在造反派监督下来搞业务。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99]

三月一日，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100]

虽然在夺权过程中，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这个部署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这个设想还是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考虑的。由于政府机构的运转、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都需要干部来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不论是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还是批评造反派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实行武斗，以及要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其原因概出于此。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干部问题是采取“一批、二保、三看”的。[101]

即是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说来，批是要批的，保是要保的，还要看他们今后的表现。除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来说，是将批与保结合起来，即不是光批不保，更不是光保不批，而是坚持批与保的有机统一。开始的时候，批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到了后期则是保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批还是保，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导，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斗争的形势及干部的态度所决定的。

3)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是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干部队伍中。文革虽然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却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开展运动，而是发动群众来整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就是要依靠群众，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向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要向走资派夺权，就要准确锁定走资派。因而能否准确锁定走资派，就成为处理好干部问题的关键。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为伍，潜伏于党内的各级领导层。但是，并不是处于领导层的干部(即当权派)都是走资派。要确定走资派，从范围上来说，就要把走资派锁定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这就要将走资派与其他领导干部区分开来。要将他们区分开来，就要对走资派的构成要件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在造反派群众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随意来进行定性。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各种形式的武斗，比如戴高帽子、打花脸、挂牌子、喷气式等等。批斗走资派要摆事实、讲道理，着重批判走资派的错误思想、官僚主义、腐败行为、工作(生活)作风等问题，以理服人，而不是对他们搞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政策，破坏文革的声望，致使文革走向庸俗化，造成坏的影响，还会强化走资派的对抗心理，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不利于走资派的转化。这样又怎么能够解决好干部问题呢?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团结好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要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夺权过程中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批斗、分化、瓦解走资派，还可以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和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为夺权创造条件。这些革命干部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的，因而在夺权以后就要适时将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能否准确识别、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成为解决好干部问题的重要因素。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既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干部问题上的右倾主义，就是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原则地进行保护，致使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遇到重重困难;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甚至采取武斗，致使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也遭到冲及、批斗，不能有效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严重干扰了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没有将走资派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区分开来，这样也就难以将主要矛头对准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严重影响了干部问题的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解决好干部问题就要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区分开来，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准确锁定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只有处理好干部问题，真正夺了走资派的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因而如何处理干部问题，就成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局势出现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实行“三支两军”，让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许多部队却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引发了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自身又在如何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还要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① 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后，在支左过程中许多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前文我们在“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因而现在我们只对这个问题作出概要的说明。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就要为文革保驾护航。

在文革发动之际，当时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以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为由，意图动用部队和警察来干预学生运动。这种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就会严重限制蓬勃发展的红卫兵运动，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重大障碍。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运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这样就取消了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隐藏在其中的走资派干预学生运动的权力。而失去军队和警察保护的党内走资派，就不能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干涉、镇压学生运动了。在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面前，这些走资派就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不论是批斗还是后来的夺权，也就比较容易进行了。

即便如此，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以及一些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还是不甘心失去他们手中的权力，仍然在处心积虑地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自保。在他们动用军队、警察的权力被取消以后，又采取分化、利诱的方式，组织一些群众来保护自己，反对向他们进攻的造反派。这是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重要外部因素，也是这些走资派和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取消他们动用军队、警察职权后用以自保的普遍方式。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造反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因而遭到了他们普遍地抵制和抗衡。这种抵制和抗衡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即以他们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并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在两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造反派也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走向分裂，彼此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大规模武斗。这样就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还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表明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不仅遇到了重重阻力，还使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遭到了严重威胁。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局势的基本稳定，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队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处于所谓“中立”状态，而必须介入文革，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坚强柱石作用，为文革保驾护航。军队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批准后实行“三支两军”的。

2)许多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即造反派)，支工、支农就是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管、军训是通过军事管制和训练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只有支持左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则是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在秩序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平稳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任务。否则的话，一旦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呢?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军队支持哪一派，会对斗争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2]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里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指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支持哪一派都会对当地两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及文革走向产生决定性作用。如果支持了造反派，就会推动当地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支持了保守派，就会破坏当地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一旦支错对象，就会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致使当地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使当地文革在发展的方向上走向歧途。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也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不满。文革就是这样才不断走向复杂化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并非是个别部队，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惟其如此，他们所犯的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影响才更为严重。出现这种结果，固然是因为没有经验、对当地斗争中的派别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支左部队负责人与地方干部存在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是与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主观臆断、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的作风分不开的。本来，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就是要军队支持左派，推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尽早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文革也就是在解决了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3)对支左部队介入文革的评析。

支左部队介入文革，一方面维护了局势的基本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因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军队介入文革具有两面性，在为文革发展排除障碍、创造条件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在夺权过程中，不少党政领导干部躺倒不干甚至躲了起来，地方党政机构相继瘫痪，工厂、农村也产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甚至出现了停工、停产，在一些地区还造成了局势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遏制，就会造成全面的内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实行“三支两军”，就是为了防止局势的恶化，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为文革发展创造条件。在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一般来说军队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军队介入文革后，履行职能，大刀阔斧，不仅保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如果当时毛泽东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让军队介入文革，那么社会秩序不仅有可能会走向全面内乱，还会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上却是没有正确地履行职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要军队介入文革，是要他们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可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支持了保守派。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保守派则是与造反派相对立，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际行动中阻碍着文革的发展。由于两派对文革发展的作用不同，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导致两派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不是支持反而是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这样必然会引发造反派的激烈反弹，导致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而使文革的斗争形势走向尖锐、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派以及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困难了。

由此我们看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两面性，一是保障了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为进行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创造了条件，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文革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乃至破坏作用。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就要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经过做工作以后，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经过批评、教育、开导以后，如果仍不悔改的话，那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3]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维护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又要看到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社会局势进一步恶化，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对于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却逆向于文革的发展。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严重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因而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既不能因为有过积极的作用，就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也不能因为批评他们所犯的错误，就否定他们介入文革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后的作用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

② 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军委“十条命令”。

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介入文革以后，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两个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八条命令”赋予军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而“十条命令”又对军队的这种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那么，这两个命令下发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左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了较大冲击，局部地区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为了使军队能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履行职责，经毛泽东审改、批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八条命令”。命令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4]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没有能够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在许多地方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甚至还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支左部队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的支左部队负责人镇压造反派乃至出现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军队支左就不是支持文革而是逆文革发展方向而行了。这个时候纠正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处理酿成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

“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就是要支左部队能够在介入文革后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扫除文革的障碍，以便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如果支左部队没有这样的授权，在支左中就难以发挥有力的作用。这又如何能够完成支左的重任呢?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在介入文革后，却没有能够正确运用赋予的权力，而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希望他们成为文革的推动者反过来却成为文革发展的制约力量了。这样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由此看来，在军委“八条命令”赋予了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为了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就要对于他们的权力以及相关行动做出必要的限制。这就是军委“十条命令”的由来。

2)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限制措施。

军委“十条命令”是经过毛泽东审改、批准以后于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

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予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等等。[5]

军委“十条命令”是针对军队介入文革后出现的问题才制定出来的。比如，在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军事机关，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6]由于要追究责任，在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致使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被抓捕，因而在“十条命令”中才做出概不追究责任的规定。“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开枪、捕人、取缔群众组织、追究群众责任以及做好群众工作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实际上这是对支左部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限制，防止他们在以后支左过程中滥用权力，对文革的发展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作用，但是命令却要求支左部队合理、妥善对待两派群众，做好两派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启发他们，甚至等待他们个人的觉悟。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将造反派作为保守派来处理，防止他们再犯类似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改正错误、转变支左对象以后，防止军队与保守派群众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以便将保守派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其头头，消除文革在群众中间的抗衡力量。

军委“十条命令”对于支左部队的限制措施，既是针对造反派的，也是针对保守派的(除去其中的坏头头)。这是因为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也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7]这是对于军委“十条命令”在处理两大派问题上所做出的精辟、深刻地说明。

总之，军委“十条命令”是在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造反派，致使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文革形势也趋于激化的背景下下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予以约束，限制他们在支左中采取极端措施，不仅是为了缓和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下一步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创造条件。因而从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上来说，军委“十条命令”的下发无疑是必要的，及时的。

3)对两个命令所起作用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委命令是先后下发部队执行的。军委“八条命令”是一月二十八日下发的，“十条命令”是四月六日下发的。前一个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后一个命令又对这个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部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缘故。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能够及时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才作出的规定。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虽然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工农业生产和防止局势失控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如果当时没有军队的介入，要想保持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这个时候除了中断文革外，又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因而尽管军队介入文革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保障文革发展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时也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8]

军队“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为作出了必要限制。这种限制是在汲取了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制定出来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也是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从紧张、激烈的斗争形势中转变过来，由对立走向联合，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命令对于支左部队作出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总结以前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基础上才做出的规定。这个命令的下发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密切注视着军队支左以后文革的发展动向，还在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迅速予以解决，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为了文革健康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从形式上来看，两个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规定似是矛盾的。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军委“十条命令”却对支左部队的行动作出了重要限制。不论赋予支左部队权力还是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严格限制，都是从当时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所做出的决定，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这个阶段能够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从这里来说，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令，在文革发展的根本要求上则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③ 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在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但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同时，由于自身行为失当却又犯了“左”的错误，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1)造反派的正义行动。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本来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遭到了造反派的强烈反弹，致使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走向尖锐、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当地文革的发展。

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夺权的。他们是文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保守派则是逆文革发展的潮流而行动的，与造反派处于对立状态。这两大组织对于文革的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军队介入文革本应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是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必然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成了彼此之间关系的恶化。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就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错误行动。造反派由此产生的反对、抵制行动，其实就是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进行的正义行动。这种行动的正义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造成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所决定的。

当然，造反派反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动，并不由造反派随心所欲行事，而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种行动的正义性只有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对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条件下才呈现出来，并不是说只要是造反派及其所进行的行动就具有正义性。判断他们的行动是否具有正义性，必须从当时当地文革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形势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具体条件，孤立地、抽象地去作出评判。这样就把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正义性严格限制在具体的时空范围之内。只有在这个时空范围内，造反派及其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就不仅不具有正义性，反而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后来造反派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批评了。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由此看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这种反对与抗衡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引发的，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这种反对与抗衡也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行动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从正义转向非正义了。

2)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造反派的错误行动，就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过必要限度后出现的过火行为。本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造反派就对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反对、抵制，但是他们的行动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当然，在斗争方式上还可以再做考虑。遗憾的是，不少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错误时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而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因而在研究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时候，不是看他们是否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而是看他们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超出必要限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来说，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就要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支左部队与两派斗争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准确把握造反派的行动，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能凭着感觉走，随意行事，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的话，在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自身势必又犯“左”的错误。

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时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般属于“左”的错误。这是由造反派的行为、斗争方向及其与文革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及其斗争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造反派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斗争中，是文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是“左”的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军队在介入文革以后，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文革的发展毕竟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是由于认识而不是立场上的原因造成的。判断他们所犯的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就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9]造反派对于犯了错误的支左部队的过火斗争，实际上就是把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由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上升为立场上的问题了。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无益于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改正错误，也不利于造反派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改善，会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这样看来，虽然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超出必要限度。如果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犯“左”的错误。犯这种错误，不是应不应该反抗的问题，而是反抗是否过度的问题。这就要求造反派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能自认为自己造反的行动符合文革发展大势，就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而是要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将他们的行动置于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就要犯“左”的错误。

3)对造反派在支左部队问题上行动的评析。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处理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

如果支左部队没有犯错误，而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行事，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动，这个时候造反派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对于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反对、抵制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错误的。因为造反派的行动违背了文革发展的要求，支左部队的行动是要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是支左部队从文革发展大势出发，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造反派的行动就是必要的，也是正义的。但是，这种行动只有限制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因而我们在研究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就要对造反派反对、抵制的行动作出严格界定：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表现出非正义性。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分析并准确把握这个界限，而是感情用事造成的。

造反派反对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性质，是由造反派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斗争方向所决定的。具体在支左部队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表现出来。在军队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由于造反派“左”的激进行为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程，支左部队为了维护文革发展的大局，就要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这个时候造反派反对、抵制军队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时超出了其范围。不论处于哪一种方式，造反派都是犯了错误的。

这样看来，在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当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抗衡支左部队所犯错误而又没有超出其范围的时候，这种行为才是必要的，具有正义性。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行动就由正义性转变为非正义性了。当支左部队履行职责，不仅没有犯错误，而是采取正当措施制止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时候，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行动就具有非正义性。这种非正义性是由文革发展的大局和斗争形势以及是否推动文革发展所决定的，从属性上来说，当然属于“左”的错误。

④ 毛泽东在批评、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军队所犯错误的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在排除障碍中推动着文革向前发展。

1)毛泽东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由于前文“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已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毛泽东如何批评、纠正军队所犯错误作了详细论述，因而在这里我们就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即可。

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支持左派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但出人意料的是，军队在支左中却支错对象，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并非个例，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能够及时转变过来，真正执行支左的任务，毛泽东开始批评、纠正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他不仅做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10]为了进一步促进支左部队负责人转变态度，毛泽东不仅将各地支左中的先进经验以及纠正错误的事例及时转发给各地参考，开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还采取民主、和缓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他们，只要转变了态度，过去的错误就既往不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然，对于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是要严肃处理的(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这表明在处理支左部队负责人所犯错误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慎重的，也是讲究政策和方法的。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及时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步伐。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做思想工作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一般说来是认识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就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以及如何改正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分清是非，及早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由此得到解决了。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因而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军队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认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11]这既是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也是向继续坚持错误的人发出了警告。这个时候通过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说服、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改正了错误，并不会打倒他们，这样就为他们态度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是关心的、爱护的，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这里说的造反派，既包括地方造反派，也包括军队造反派。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中都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又出现了过分的行动，犯了“左”的错误。军队造反派按照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排，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以及学校、文体等单位开展运动，却也因为行动过度，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虽然在斗争的背景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中都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犯了“左”的错误。

地方造反派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才发起斗争的。本来军队在支左中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自然会引发造反派的不满。造反派认为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他们的打压，于是才将矛头指向军队特别是其负责人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他们反对了军队支左错误，而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及其出现的过火行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所在。

军队造反派应该在规定的范围和要求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造反派的错误，既表现在超出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也表现在对军队干部斗争的过度上。鉴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军队文革的范围，还是对军队干部进行的斗争及其形式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出的文件中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但是，一些军队造反派却在运动中无视这些规定，而是感情用事，甚至放任自流，造成了混乱，致使军队文革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军队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了。

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都属于“左”的错误。一般来说，这些错误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军队介入文革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尽管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地方造反派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同时，一些军队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混乱，不论是在范围、斗争形式还是程度上都冲破了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因而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的行为业已严重妨碍了军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职能的行使。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为了文革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不断地批评、纠正这些错误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前文我们已经引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因而现在就只引用其中的若干文献资料来对此再予以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在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时，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妥善处理了这个事件。针对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错误行为，对军队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保护。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13]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14]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

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15]

以上我们引用了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行为的一些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进行了批评，也是采取了措施予以纠正的。这是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对干部冲击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职能的正常行使，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的江青这个时候也对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分左派有枪。”[16]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造反派冲击军队的错误行为，特别指出不能去抢部队的枪。同时，也在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换位思考，对部队支左以后所犯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冷静、理性地对待军队所犯错误。不难看出，她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去批评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枪行为的。在造反派对军队的过左行为上，她批评了造反派，是站在军队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江青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江青批评了造反派，就认为造反派已经走向了反面，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全部否定，也不能因为要肯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动，就无视、包庇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而是要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批评、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改正错误以后，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屡教不改、形“左”实右、造成严重后果的造反派除外。

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彼此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也会走向联合的趋势。这样就使得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这个时候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斗争的范围和程度上。从斗争范围上来说，是对军队冲击面大了，从斗争程度上来说，是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武斗或者变相武斗。不论是斗争范围的扩大化还是斗争程度的激烈化，既不利于缓和造反派和军队及其负责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是违背文革的方针及其相关规定的，同时还会给军队履行职能造成很大困难。造反派虽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斗争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军队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已经给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的话，文革的进行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毛泽东、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造反派采取了一些措施，批评、纠正他们所犯错误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的态度是支持与批评的统一：既支持他们进行的造反行为，又批评、纠正他们在造反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支持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批评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在斗争中出现了过火的行为，甚至进行了武斗，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造反派，并非是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造反派的行为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文革来作为判断标准的。这就是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真实态度。

3)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文革的航向。

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是指毛泽东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是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军队支左和军队文革上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都对文革发展造成了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不同的是，一个是从右的方面，一个是从“左”的方面而已。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这两条不同战线的斗争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在第一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起着正反不同的作用，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对文革发展起到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左，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以后，就由左逆向而行滑向了右，阻碍乃至破坏文革的发展了。这样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支左中的错误，使军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一条战线的斗争。

在第二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论在行动的范围还是程度上都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这样就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还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与军队及其负责人的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同样是阻碍乃至破坏文革发展的。不过，这并非是从右的方面，而是从“左”的方面来影响文革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要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以使他们能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这样我们看到，在军队支左及其内部进行文革所犯错误的问题，具体在军队和造反派之间表现出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条战线是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右的错误);第二条战线则是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左”的错误)。毛泽东就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航向，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⑤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认识之一，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要支左的，但是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反对军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为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由于操作失当又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具体行动中产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进一步造成了文革的复杂性、尖锐性，延长了文革的时间。

认识之二，不论是军队支左所犯的错误，还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固然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从犯错误的深层原因上来说，则是由于利益和认识上的纠葛造成的。这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而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17]因而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表层上来说，是批评、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从深层上来说，则是能否让他们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

认识之三，要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犯错误的人，而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人一棍子打死。不论是军队支左还是造反派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在出现错误以后，关键是应该如何对待、处理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对错误熟视无睹，包庇纵容，也不能对错误揪住不放，斤斤计较，不将对方斗倒誓不罢休，而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彼此保留意见，暂时放下，且不可进行武斗或变相武斗。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大家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认识之四，在反右纠“左”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论是右还是“左”都是干扰文革发展的错误行为，因而要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进行反右纠“左”，或者只是处理某一个方面的错误，就不能真正排除文革发展的障碍，那么要想将文革推向前进就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这里要作出说明的是，本来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纠“左”的问题，之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到反右问题，是因为从研究纠“左”的需要出发，为了使纠“左”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才再次插入反右的相关内容的。因而尽管与这部分的体例有所不合，也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这是要提请大家注意的。

(5)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斗争。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他们无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积极作为，抓住周恩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客观上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五一六兵团是如何产生的?其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

① 五一六兵团的产生。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迅速投入到夺权的斗争中。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给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混乱。二月逆流发生后，党内外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由于二月逆流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集中发生的，而周恩来在这些与会人员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既没有对这种行为予以及时制止，也没有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而是基本上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同时，鉴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又与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几位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因而有些人就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于是，纠合起一帮人，发表宣言，成立组织，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定后，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由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的，发得又很快，于是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觉得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1]他们认为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导致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这一通知在一九六七年通过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也将有大的人物被揪出，这个人物就是周恩来。所以便打起“五一六通知”作为自己的旗帜。[2]于是，这些人在联络以后成立了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五一六兵团虽然是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以后才成立并以“五一六”命名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其骨干分子就已经在社会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了，在个别学校中还出现了以五一六兵团命名的小组织。[3]因而对于这个兵团的产生情况，还是要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斗争说起。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炮轰和批斗。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有人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出现了极“左”行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定。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个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苏东海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立即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当天就出现了《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标语和声明。

这个时候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也给周恩来贴出了大字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恩来的张建旗。然而，张建旗却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我没有错”，还表示“三个月后再见”。三月三十一日，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张建旗等人虽然暂时停止了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却仍然在等待时机企图再次炮打周恩来。

五月初，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五月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称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4]

看到其它大学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又迅速行动起来，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5]这个兵团的成员共七人。六月二日，张建旗贴出了《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和署名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二十三个为什么?》，公开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后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在六月四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6]

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7]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成立后就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展开行动了。这样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凭个人的意愿行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他们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中分化出来，在行动中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成为首都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异己力量，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引起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愤怒。许多造反派和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五月二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8]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极“左”行为尽管遭到社会上许多干部、群众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自我反省，而是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动。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极“左”思潮。二月逆流发生后，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这股思潮进一步走向了激化。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有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行为，甚至个别学校还成立了命名为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极“左”派分子进行串连，聚合在一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一六兵团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是极“左”思潮的重要表现。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虽然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许多干部、群众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弦更张，而是不思悔悟甚至还企图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②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处理五一六兵团的方针。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和外事部门造反派中发生的。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的极“左”派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制造舆论，印发传单，进行活动，扩大影响，在社会上引发了震动，掀起了一场风波。这种动向迅速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这些极“左”派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1)毛泽东确定对极“左”派进行批评的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通过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的信件了解到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行动的。毛泽东看了她们反映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信件以后，迅速作出了批示，批评了极“左”派的行为。

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的干部，当时社会上和外事部门出现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她们的忧思。她们意识到，这不是对周恩来善意的批评，而是要打倒周恩来，不论在动机、方式还是提法上都是错误的，是她们绝不能同意的。于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她们就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件事。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这个信件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极“左”派做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这是对极“左”派行为的批评，也是对他们作法的否定。

既然毛泽东在批示中将这些人定性为极“左”派，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那么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这些人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虽然毛泽东在批示中没有指明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矛盾，但是从毛泽东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做说服工作来看，还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否则的话，是不会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对他们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进行批评、教育以后，他们能够放弃错误观点，翻然悔悟，停止反周行动，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批示中既否定了极“左”派的行为，又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对极“左”派进行处理的问题上是审慎的，也是对于他们改正错误寄于希望的。

2)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批示，对极“左”派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极“左”派的作法，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极“左”派的错误行为，说服、教育极“左”派，让他们认识到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劝告他们放弃错误观点，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于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三日，两次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对公开炮打周恩来提出了严厉批评。陈伯达在讲话中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随后，钢院五一六兵团中有三人宣布退出。[10]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还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提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张建旗等人见此情况，觉得明火执仗地攻击周恩来行不通了，在六月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以守为攻的架势，做出一种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了更加隐蔽的活动。[11]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极“左”派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改正极“左”错误，停止反周行动，和其他造反派一起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后，这些极“左”派能不能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停止其错误行为呢?他们的态度如何，不仅关系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一步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措施，也关系到他们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进一步定性。

其实，面对极“左”派的攻击，周恩来以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从容应对，既没有退缩，更没有放弃职责，而是坚守在岗位上，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政策，继续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执着地工作着。自五月中旬，北京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坦然处之。五月十五日，他对外事口造反派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12]

关于处理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时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1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是在晚上出来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由谢富治批准后关押的。如何处理这几个人，还是要中央文革小组来作出决定。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是支持抓他们的，周恩来却对此并不介意，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并不赞成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让戚本禹去训斥一下这几个极“左”派，以执行周恩来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为慎重计，戚本禹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个会议纪录，由他们签字后才到公安部向谢富治作了传达，对关押的几个极“左”派分子训导一番后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当时还表示了对于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感激之情，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没有悔改，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极“左”派五一六兵团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停止反周活动。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但是在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以后，还是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寄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这样做的。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对于高校红卫兵中的五一六兵团，还是外事部门的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批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行动中，是将这些极“左”派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教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认为他们的错误行为不过是认识问题，经过说服、教育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极“左”派分子却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在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干扰文革的发展。这样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就不能不对他们作出新的定性，采取新的措施了。

③ 五一六兵团极“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和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对于五一六兵团和外事部门造反派的反周行为，毛泽东在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还将他们定性为极“左”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在毛泽东指示下来处理五一六兵团及其他极“左”派的反周行动的。既然这样，那么在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努力下，五一六兵团是否接受了批评，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教导于不顾，召开会议，统一行动，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虽然五一六兵团一些成员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大字报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他们在被释放时也曾承认错误，表示不再进行反周活动，但是蛰伏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迅速行动起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钢院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又串连北京农业大学、师范大学、商学院、三中、一〇一中等学校的一些人，[14]决定召开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经过串连、协商以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回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搞所谓“两忆三查”活动，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妄图重新打开反对周恩来的局面。[15]在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决议中，他们提出：“周恩来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16]

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后，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又开始了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选调人员，扩大组织，到社会上进行活动，贴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大字报，进一步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对周恩来的风潮。[17]

七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发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大量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五一六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当前形势的几个思考题》等传单，在八机部贴出标语“打倒二月黑风总后台”，影射攻击周恩来。八月三日、四日，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开会，决定成立总部，由张建旗(钢院)、程镇华(商学院)、苏东海(师大)、郭树忠(农大)、刘秉杰(农大)五人任常委，下设负责农林、财贸、文教、工交、军事、中学、外事、全国联络等八个方面军，确定了各方面军的负责人。有个别外地学生(如长沙一中、湖南师院附中等)也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八月上旬，五一六兵团频繁活动，在西单、王府井、东四、西单、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都出现了他们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题目有：《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在农口干些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等等。他们还向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们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一次表现。[1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特别是其头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执迷不悟，顽固地坚持其反对周恩来的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会议，扩大组织，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张贴于北京的闹市区，又向北京高等院校和外地邮寄传单，以求扩大影响，企图在社会上掀起打倒周恩来的风潮。

其实，即便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错误，这些错误也是具体工作上的，属于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周恩来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是不能由极“左”派随意打倒的。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打乱了中央的部署，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极“左”的行为不仅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从规模、行动、程度上予以扩大，反映出他们行动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也就是由极“左”向“左”而实右的方向转化了。这种转化最终导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本来是极“左”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却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去贴大字报、标语，在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的风浪。由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因而攻击周恩来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右的行为。由于五一六兵团是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反周活动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他们就是这样从极“左”滑向了形“左”而实右，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不敢光明正大地活动，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出来到大街上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他们不听招呼，肆意妄为，反对周恩来的行为与以前相比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予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来进行解决，敌我矛盾则采取专政的方法来予以解决。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对他们采取了打压行动。

本来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批示中，否定了五一六兵团的观点，将他们称为极“左”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19]这是将五一六兵团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一六兵团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这种反周风浪。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正是这样才由过去的极“左”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见之于他在修改姚文元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红旗》杂志上发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将他及其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多次审改这篇文章，八月二十日将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月二十八日还加写了涉及五一六兵团的一段话。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如下：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20]

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前面是这样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起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有两个，一个是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1]

从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个破坏和分裂党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进一步肯定了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定性，勾画了五一六兵团的神秘行踪及其异常表现，揭示了这伙人的阴谋活动必将大白于天下遭到覆灭的结局。这是对五一六兵团盖棺论定式的判断。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就在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讲话中提出来了。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九月五日在一个大会上，他们都提出了这个问题。[22]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以后，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与五一六兵团的斗争。八月十四日，钢院延安公社、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团联络站，下设农、工交、财贸、外交、文教、中学等分站。八月十八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与五一六黑匪兵团决一死战”。八月二十五日，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抄了贴过攻击周恩来大字报的北外六一六，并宣布“抄出大批黑材料”。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及全国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名常委被揪斗。

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道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23]

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谈到了五一六兵团问题，她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以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同你们进行活动。”

“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引者注)。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分注意。”[24]

我们看到，江青在九月五日的讲话中，在以反革命组织来定性五一六兵团的同时，还对其成员进行了策略性分析，将其中多数被利用的青年与少数骨干分子区分开来，指出他们反对周恩来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提醒大家要对此提高警惕。

九月十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指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五一六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其中相当多(的)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个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它呢?因为还有市场，他们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25]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由此开始，在社会上开展了揪斗五一六分子的活动。[2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五一六兵团拒不悔改、仍然顽固坚持并且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其从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也就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他们采取专政的措施了。与此同时，许多造反派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在社会上掀起了批斗五一六兵团的风潮。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成为众矢之的、走向没落的。

3)对五一六兵团定性及其处理措施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最初是把他们定性为极“左”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为此，毛泽东还在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停止反周活动。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极“左”派分子并没有听从劝告，反省自身错误，而是固执己见，伺机行动，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地反对周恩来的风浪。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必须对此作出抉择。这种抉择表现在对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分子的说服、教育已经没有效果的时候，究竟应当如何来解决问题：是放任这股风浪的发展，还是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这股风浪的蔓延，将其平息下去。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这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大局以及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和领导层的稳定。

其实，毛泽东早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就已经指出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不能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这是在极“左”派分子反对周恩来的氛围下，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的保护措施，也是对这些人发出的警告。由于他们的问题当时还处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毛泽东才在批示中对他们采取了比较和缓的语气，为他们改正错误留下了余地。

这是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延安整风特别是建国以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周恩来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并非方向、路线方面的原则错误。因而极“左”派分子在工作中以周恩来犯过一些错误为由，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就是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对文革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中可以看到，对极“左”派进寿的说服、教育工作已经没有成效。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还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予以扩大、升级。这是在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干扰文革的进行，破坏文革的大局。这种鬼鬼祟祟地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作法，又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由极“左”跳到了右，采取形“左”而实右的行动。这表明五一六兵团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专政措施，取缔其组织，抓捕其成员，清除其对文革的干扰、破坏活动的。

不难看出，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极“左”，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悔改，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从极“左”转变为右。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就从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五一六兵团拒绝对他们的挽救、继续坚持其错误的行为所造成的。

④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分析。

五一六兵团(包括外事口的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极“左”行为的重要表现。这种极“左”行为对文革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既然这样，那么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又为什么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呢?

1)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的突然公开发表，成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重要背景。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社会上就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打着夺权的旗号迅速发展起来，致使干部与造反派以及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迅速走向激化，成为酿成冲突乃至武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难发现，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是违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的，也是与“五一六通知”、“十六条”这些文件的精神相抵触的。毛泽东发现这种极“左”行为以后，也是经常予以严厉批评的。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27]同年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8]十月三日，毛泽东在同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29]这是毛泽东批评极“左”行为的若干史料。其实，毛泽东不仅批评极“左”思潮，而且还采取措施来纠正极“左”行为。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及其行为严重干扰、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同时还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审改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30]“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的议论，其中的极“左”派结合二月逆流发生后的斗争状况，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运动高潮，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31]

虽然不论是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还是毛泽东的多次谈话，都反对并对极“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极“左”派却仍然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横行于各地，从“左”的方面破坏文革的发展。这种行为存在于造反派中间，影响着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行，以极“左”的面目在全面夺权阶段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没有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而是意气用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及过大，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种极“左”、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当时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五一六兵团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其实，他们反对周恩来不过是这种极“左”行为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表现而已。

2)一些造反派无视文革发展大局，从本派、小团体利益出发展开行动，成为他们将矛头指来周恩来的动因。

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本来是正义的行动，在实际行动中就必须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派别斗争与文革发展的关系，而不能一意孤行地为本派、小团体的利益而战。具体说来，派别利益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也是具有重大不同的，两者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使派别利益服从、服务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作出相反的处理。

本来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是用不着在这里叙说的。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却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全面夺权阶段，将干部特别是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打倒，不是造反派哪个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某个中央领导人说了算，而是由这些被打倒的人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态度和行为所决定的。因而这个时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不是仅取决于造反派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斗争的态势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所决定的。不过，从程序上来说，在全面夺权阶段要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的时候，还是要报经中央批准，而不能由造反派自己随意提出打倒的口号。不然的话，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容易擅自行动，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从这里来看，即便是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也是不能任意行事的。

一些造反派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以唯我独革的姿态，未经中央批准就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以后，这些造反派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于是就聚合群众，摇旗呐喊，成立了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争夺新一轮斗争的主导权。他们既没有对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弄清周恩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而是主观冲动、想当然地作出了决定。这说明他们在派别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处理上并没有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是凭着感觉走，随意地行事。本来，像这样的行动，他们应该首先征求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行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即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他们的动机也就由此暴露出来了。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打倒周恩来的行动，不是审慎的决定，而是错误、莽撞的行为。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却在斗争方向上陷入了迷途。将矛头指向一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没有认真核对相关材料并进行周密地分析，也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就采取了行动。这种轻率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决定的随意性，并非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为了维护派别、小集团的利益才进行斗争的。

3)周恩来制止过一些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保护过一些受批斗的领导干部，使极“左”派认为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批斗干部问题上出现过极“左”的行为。当时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批斗中被罚站、挂牌子、戴高帽子甚至遭受了拳打脚踢，一些党政机构也在斗争中于陷于瘫痪，局部形势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出面保护了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还采取措施来制止混乱，恢复正常秩序，引发了极“左”派的不满。

周恩来出面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免于批斗、武斗，不仅是执行文革的方针政策，也是得到了毛泽东批准后才实行的。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也对此予以了说明。[32]比如，在陈毅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例证。当时，不论是外事口还是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揪斗甚至要打倒陈毅，周恩来对陈毅提供了保护，这遭到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33]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冲入外交部，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34]

其实，在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八月十六日谈到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35]

但是，极“左”派却不明究里，看到周恩来保护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就对周恩来产生不满，还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他。他们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36]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要进行文革，又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因而当极“左”派的行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秩序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极“左”派的行为。因为如果社会秩序一旦失控，不仅工农业生产难以发展，文革也是进行不下去的。周恩来在与造反派谈话、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往往是从文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出发来考虑、处置问题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负责文化大革命的，相对来说对于其它方面的事情考虑得不多，在与造反派谈话以及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侧重于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处置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反派觉得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于是其中的极“左”派就对周恩来产生怀疑乃至抵制的情绪了。

也正是由于周恩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他才从全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当着造反派不听劝告的时候，一方面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另一方面，又采取果断措施来对造反派的极端行动予以处理。[37]

其实，周恩来所保护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没有真心悔过，改正错误，还在不时地与造反派进行斗争，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极“左”派对于周恩来的不满情绪。于是在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形成了这样的态势，造反派要批斗领导干部，进行夺权，周恩来则是要限制他们的批斗行为，还要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反对他们对于一些部门的夺权斗争。这样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随着斗争的进行不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行动。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与这些极“左”派矛盾的形成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这些极“左”派的行为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破坏了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予以制止，才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是周恩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了保证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从制止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上来说，周恩来的作法是为了保护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正义行动。即便招致了极“左”派的反对，这种行动仍然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极“左”派对此进行的反对和抵制，不过是他们错误行为的又一次暴露而已。

4)周恩来对文革中具体事件的不同反应，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所谓依据。

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周恩来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作出过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被极“左”派获悉以后，就以此为依据，对周恩来表示不信任，产生了怀疑的态度。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由于认识的原因，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周恩来在主持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上，检讨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但是在组织纪律问题上从来是坚持原则、总是遵守纪律的发言中得到证明。[38]

其实，也正是这种不敏锐、迟钝，才会有时出现动摇，这就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借口。

我们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发表后，在是否转载该文的问题上，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周恩来在获悉了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以后，就要求彭真在北京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他与彭真共同审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却将这篇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这不仅与这篇文章所进行的政治批判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南辕北辙的。[39]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旨在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在提交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讨论时，周恩来是持赞成态度的，[40]但是在康生向他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周恩来经过两天的思索，率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还参加了邓小平召开的起草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41]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围绕是否派出工作组，党内高层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主张派出工作组，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派出工作组。周恩来原先对派出工作组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在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表示要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动到大学参加运动，还婉拒了与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讨论工作组的问题。[42]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此是存在疑问的。在毛泽东解释以后，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在文革是否要扩大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存在分歧的，但是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明意见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后，接受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了。周恩来后来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43]

我们还注意到，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及时予以制止，而是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说话。当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事件发起反击时，周恩来又主动做了检讨，还主持召开了针对这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会。[44]即便五一前夕毛泽东与这些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开了一个团结会以后，周恩来仍然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要这些领导干部谨慎行事，不要发生错觉，再犯错误。[45]

从周恩来在文革中对一些具体事件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毛泽东表态以后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时说：“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发言中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46]

行动上的一致并不仅仅是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所致，也是与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共识分不开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事件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在思想上也有过动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作出那样的选择，还是与他对毛泽东的信服以及两人在文革中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在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就以自己与毛泽东在一起长期工作的亲身体会谆谆告诫薄一波，如果个人的意见和毛主席不一致，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47]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不只一次地跟薄一波说过这样的话。[48]这是发自肺腑的告白，也是自己对于领袖感佩的真情流露，更是经过艰难困苦、浴火重生、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思想结晶。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周恩来在《人民日报》转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编者按中将该文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的下发，不论是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派工作组来主导运动，还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疑问，不论是周恩来对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存在不同意见，还是周恩来在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寡言，都说明周恩来在这些事件中思想上出现过反复，是有过动摇的。尽管这些高层发生的事件当时不见得都传到社会上和造反派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了他们中间的。造反派将文革中的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再与周恩来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不同意见，[49]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王明路线上的两次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其中的极“左”派就会对周恩来产生了怀疑，误认为周恩来立场动摇，存在严重错误，于是就以此为由将矛头指向周恩来了。

不难看出，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言行与毛泽东的判断不符，就立即改正错误，将个人的言行统一到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方针政策上来。这种组织上的服从又是以思想上的认同为基础的。虽然周恩来在对一些事件的认识上一时会出现局限性，与毛泽东的判断有时也会出现不合，但是他一旦发现错误以后，就迅速改正错误、紧跟领袖的步伐。这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愚忠”，也不仅仅是组织纪律观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在文革的思想上是存在共鸣的。极“左”派只看到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存在的反复，就对周恩来轻率地作出了判断。这种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性，他们就是这样才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周恩来的。

5)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动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知，产生了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行动。

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仅凭一些事件就轻率地对周恩来作出了判断，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识造成的。这暴露出他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面。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又是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是在党内资历颇深、享有很高威望又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造反派要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就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这就要在文革理论的指导下，搜集大量的材料，对周恩来以前特别是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行理性的思考，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对周恩来作出准确的评判，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付诸于行动。极“左”派却不是这样，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凭着对一些事件的感性认知，受情绪支配，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并付诸于行动。这样就不仅打乱了中央的部署，扰乱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程，也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左”倾行动。这不仅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更是错误的。

他们没有注意到，虽然文革期间周恩来起初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表态以后，周恩来反省自我、发现错误以后，就立即改正错误，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不仅穿梭于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间征求意见，[50]还召集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印发会议前作了传达。[51]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信任的，也反映出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上有时会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关节问题上他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这是由于他们在对文革的根本认识上存在一致性的缘故。

正是由于极“左”派只是凭着对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的感性认知，而没有对周恩来在文革发展中的作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被某些表象所迷惑，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受到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影响，也有他们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予以行动的因素，还有周恩来代表中央制止他们狂热的极“左”行为所引发的不满，又有对周恩来文革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的反复所形成的误判，再有他们是从感性而不是理性出发进行思考的原因，这样他们也就难以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形成一个全面、深入、真切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他们在对周恩来的判断上走入了误区，导致了错误的行动，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⑤ 对五一六兵团及其行为的若干认识。

五一六兵团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由北京高校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造反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不仅拒绝改正错误，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最后沦为反革命组织。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看待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对其处理的必然和偶然。

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高校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极“左”派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成立的。这个组织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这个极“左”派组织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发生了那样大的影响，一个是将矛头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一个是发生在首都北京，同时又是在夜深人静时出来鬼鬼祟祟地进行反周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股思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文革，但是却从“左”的方面严重影响文革的发展，给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很大困难。五一六兵团就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在反对二月逆流的背景下，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际，由北京一些高校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成立及其活动，不过是极“左”思潮在这个阶段的具体表现而已。从极“左”思潮在相当范围内蔓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极端表现，及其严重影响到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来分析，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样的极“左”派组织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则是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认为五一六兵团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一开始将其定性为极“左”行为，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做他们的工作，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更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固执己见，随意行事，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这样就分裂、破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这些人在夜间进行的鬼鬼祟祟的反周活动，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进一步警觉。这样他们的行为就由极“左”转向了右，成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排除这个障碍，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由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从五一六兵团反周行为的连续性上来说，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从一开始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来分析，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本来是不会升级为敌我矛盾的。他们是在拒不悔改而且还在社会上掀起更大规模反周风浪的情况下，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从这方面来说，则又具有偶然性。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五一六兵团的出现还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处理，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极“左”思潮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蔓延来看，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他们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五一六兵团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反对周恩来的一贯性及扩大反周活动上来说，将他们定性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从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是在他们拒不悔改的情况下，才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来看，则又具有偶然性。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五一六兵团出现和处理的必然性，又要认识到其出现和处理的偶然性。从必然性中看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从偶然性中认识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又具有特殊性，与这个组织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认识、立场存在密切联系。从对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及其处理的必然性、偶然性的探析中，才能使我们对于五一六兵团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2)从极“左”转向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极“左”派开始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在批示中是把他们作为极“左”派来进行定性的，还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52]这反映出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将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也是对他们寄于希望的。但是，后来却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表明他们问题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定性的转变，是因为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性质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五一六兵团从极“左”转向了右的缘故。

有人可能会问，五一六兵团以前反对周恩来的行为是极“左”，怎么后来就变为右了呢?由极“左”转变为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周恩来虽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在坚持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错误。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五一六兵团却置这些事实于不顾，打着造反的旗号，抓住周恩来的一些枝节错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当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还是把他们作为认识上的错误来进行处理的。因而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当时称他们为极“左”派，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本来，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为，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还是既往不咎的。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说服、教育于不顾，既不进行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继续坚持炮打周恩来的行动，还组织串连，成立机构，在社会上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周行动。这是要打倒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了。他们这样做，凭着个人的意志随意行事，难道不是公开地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说服行动采取了对抗的行为吗?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打着反对周恩来的旗号来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部署，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注意到，五一六兵团后来的反周活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以后发生的。如果当时他们改正了错误，那么就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况且当时也是把他们的问题当作认识错误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服、教育以后，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悔改，就由一个认识问题转变为立场问题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他们的反周行为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文革的发展了。同时，这些人的日常行动也令人生疑。他们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时，为了掩人耳目，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活动的。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更为五一六兵团罩上了一层阴谋的气息。他们就是这样由极“左”转变为右的。立场变化了，这种变化再与他们打击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对文革发展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决定着他们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由以前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他们从过去的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是要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当他们立场转变以后，由极“左”转变为右，就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因而我们说从极“左”转变为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3)五一六兵团留下的沉痛教训。

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由高校红卫兵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却执行了极“左”的方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他们还无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劝告，由极“左”转向了右，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他们只看到周恩来在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却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凭着感觉在行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实施了极“左”的行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可以改正错误的。

其实，毛泽东就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工作，将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遗憾的是，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固执己见，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不仅继续坚持错误，还以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反对周恩来。这样他们就从“左”跳到了右，由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变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最终造成了五一六兵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结局。这是令人痛心的。

考察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注意到，其成员本来是处于造反派的行列中，却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后来又从极“左”转向了右，最终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与其他绝大多数造反派不同，他们在造反中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另一个是后来又从极“左”转变为右。这是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性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从认识发展到立场上，最终导致他们与其他造反派拉开了距离，走到了文革的对立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造反中，五一六兵团成员走上了极“左”的道路。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即便如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但是，他们却拒不改正错误，在反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在夜深人静时鬼鬼祟祟地出来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执迷不悟才走上了不归路，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是令人遗憾的。

五一六兵团的行为及其最后覆没的结局发人深思，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造反派要根据文革的发展不断反省、校正自身在文革中的行动，消除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现错误，及时改正，紧紧跟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否则的话，就容易走向反面，被文革发展的洪流所淘汰。

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问题在于，在全面夺权阶段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开导下，不仅不改变错误行为，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由极“左”转向右以后才被取缔的。他们的教训在于，一是在斗争中要力诫走上错误的道路，二是一旦发现错误，就不要拘泥于小团体或个人得失，而要立即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是在警醒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听从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及时校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回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而不能固执己见，由认识上的错误发展到立场上的错误，最终变得不可救约，被文革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五一六兵团的结局给造反派敲响了警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之间存在重大不同。

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具有一定的联系，却又存在着重大不同。这两个事件虽然都有“五一六”的名号，实际上并非一回事，因而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一九六七年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在当年七月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针对五一六兵团展开的反击行动。一九六八年，全面夺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组员，清查的对象是破坏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53]这个时候的清查工作就不是以一九六七年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为重点，而是进一步扩大范围，将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工作中心来展开行动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社会上进行的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展开的行动。尽管如此，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却显示出反对五一六兵团的内涵出现了某种变化的迹象。她说：“在大好的形势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54]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说的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宽泛的，并不是单指五一六兵团，但是从她讲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我们认为，将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说成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符合事实真相的，但要说他们破坏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则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依据。这说明此时在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时候，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不是单指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而是以“三个破坏”为标准来进行打击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反对文革的势力了。

不过，由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周行动还在进行并予以发展，因而这个时候的斗争还是以反周的五一六兵团为主要目标的。首都五一六兵团的问题被解决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再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时候，主要地就不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了，而是以“三个破坏”为目标了。这在江青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她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前文所指的“三个破坏”)，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55]

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与一九六八年清查五一六专案存在重大不同的。前者主要是针对五一六兵团的反周活动，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反对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内涵，但是并不占主要地位;后者则是以打击“三个破坏”作为斗争目标了。虽然这两次活动都用了“五一六”的名号，但是在行动的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既然这样，那么后者又为什么要冠以“五一六”的名号，将其斗争对象称作五一六分子呢?这可能是因为“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而这次清查活动又是以“三个破坏”为指向的。“三个破坏”是要将矛头指向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五一六”这个术语则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文革的态度。因而才给他们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对这次清查活动也冠以了“五一六”的名号。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以后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倒台后，将这些对文革不同态度的人都称作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一九六八年进行的五一六专案清查，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还是存在重大不同的。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进行的反周活动，而一九六八年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则是针对从极“左”或右两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或个人，具体在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上表现了出来，从专案清查的规模、范围、力度上都是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所难以比拟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扫除文革障碍的话，那么这一次专案清查就是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了。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两者具有的一定联系，更要看到双方存在的重大不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两者在“五一六”名号下的内涵差异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一九六八年中央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并不是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简单承继，而是为了打击反党乱军和破坏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在斗、批、改阶段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一行动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并非是无中生有、硬捏造出来的，而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斗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6)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是纠“左”所采取的组织行动。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夺权浪潮在各地的兴起，军队介入文革，造反派与干部、军队以及两派群众乃至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左”倾盲动思潮随之泛起，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次年一月，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文革发展过程中在群众运动方面特别是在宣传舆论领域起过重要作用，既然这样，又为什么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呢?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

由于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又起过重要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人员变化说起。

① 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及其人员组成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折射出文革摇曳多姿而又波澜起伏的发展进程。

1)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成立的。这个小组是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化革命中的若干人员，在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少量调整以后，在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初步通过，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的。[1]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撤销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将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2]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如何进行文革、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上存在矛盾的反映。文革小组领导成员在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斗争中遭到了打压，一时处于被动地位。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由外地回京，在了解具体情况以后，撤销了工作组，使文革走上了既定发展的轨道。[3]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份量。中央文革小组还代替了中央书记处。[4]毛泽东当时曾经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5]以此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赞许。一九六六年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话后，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照了相。[6]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住地游泳池吃饭，席间就文革及其发展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最后举杯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7]毛泽东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信任。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随后(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又公开发表了贺电全文。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8]

周恩来从便于讨论工作出发，提议将中央碰头会分为主要讨论文革事务的钓鱼台碰头会和党政业务问题的怀仁堂碰头会，这两次会议还是由他主持，但是在会议讨论的内容上各有侧重，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又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9]

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他之所以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让周恩来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还是为了让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参与到中央日常决策中，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以便统筹协调好文革与其它工作的安排问题。这是毛泽东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和党内斗争形势出发才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也对小组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错误予以了严厉批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且又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当一九六八年二月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发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10]这反映出毛泽东虽然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但是对于他们工作中的错误也是严厉批评的。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的决定。弄清这个问题，才有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成立的，是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开展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明显不同，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属于中央书记处领导，而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则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提高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寄于厚望，就是为了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的行动。这是由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需要所决定的。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选择上，毛泽东是以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贡献作为选拔标准，不仅是慎重的，更是严格的。

比如，吴冷西虽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又是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但是却与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唱对台戏，不论是《人民日报》的办报宗旨，还是一开始在《人民日报》上拒绝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乃至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突出政治”的文章，就将他对于文化革命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因而被毛泽东批为“半个马克思主义”，[11]把“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了。[12]

再比如，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经因病长期休养，毛泽东也非常关心胡乔木的病情，多次写信抚慰，但是鉴于以前胡乔木在一些问题上的表现，当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胡乔木病愈后要求参加工作时，毛泽东只是同意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写写文章，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却没有批准他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3]用胡乔木后来的话说，是把他“冷藏”了起来。[14]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姚文元，虽然他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曾经脱党、有变节行为，当时即便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对姚文元成为成员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但是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认为老子反动，儿子就不革命了吗?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姚文元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5]这说明在选择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上，是从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来决定的。

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成员是在不断发生变动的。这些成员的变动与文革发展的形势及其斗争状况以及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有的是犯了右的错误，有的是犯了“左”的错误。他们是在犯了这些错误以后，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同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6]

从前文反右斗争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是如何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他们是由于犯了右的错误，不仅在工作组时期特别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由于前文我们对于他们的问题已作了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尹达时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九六四年写了一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的。[17]当初，这篇文章被中宣部扣押后，尹达没有办法才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把该文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一九六六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对得很厉害，再加上他与陈伯达又有矛盾。在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的时候，陈伯达就乘机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戚本禹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什么效果。尹达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小组，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小组成员。[18]

穆欣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了十年的总编辑职务。文革发动前夕，穆欣写出了《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一文。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以后，才于三月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19]文革发动之初，穆欣参加了文化革命文件的起草工作，列席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20]这说明起码从形式上看，穆欣对于文化革命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他过去在京剧革命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光明日报》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被揭发出来后，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其实，穆欣刚进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江青对他还是信件、支持的。比如，境外一些报刊对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经历说三道四，江青就向他、戚本禹、姚文元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婚恋生活。如果对穆欣不信任的话，江青是不会当着他的面讲这些问题的。既然如此，穆欣以前又是如何对待江青主导的京剧革命的呢?

从穆欣对江青与他进行京剧革命谈话的反映上，就可以表现出穆欣对于京剧文革的真实态度。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曾与穆欣就京剧革命问题谈过一次话。由于京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阻力甚至打压，因而江青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与穆欣进行谈话，在谈话中还非常气愤，甚至动了感情。这本是人之常情，表现出江青对于打击京剧革命的人的愤懑情绪，又是江青进行京剧革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反映。但是，穆欣却对这次谈话嗤之以鼻，攻击江青“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回到报社后有人问起江青与他的这次谈话时，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袋有病?”(传开后说“江青有神经病”)在此期间，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问题上，张春桥与《光明日报》记者发生了意见分歧。当记者回报社向穆欣诉苦时，穆欣竟然当着记者的面，脱口而出地对张春桥进行人身攻击，说张春桥“这个上海滩的地头蛇!”。[21]

其实，穆欣在京剧革命上对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并非仅仅是对于江青、张春桥尊重与否的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他对于京剧革命的真实态度。尽管从形式上看，当时穆欣并没有直接反对进行京剧革命，甚至还参加了京剧革命的活动，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对京剧革命存在不同看法的。他对于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不过是他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反映而已。这是因为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同志之间即便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也是不宜采取攻击和谩骂行为的，而是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问题。穆欣的言行不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采取的态度。

由于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造反派打压得很厉害，此前还把《光明日报》的同事当作下人来使唤，群众对他强烈不满。[22]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以后，造反派给穆欣贴出了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穆欣背后对于京剧革命说的风凉话，穆欣对江青、张春桥攻击和谩骂的话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还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出来。《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江某也给总编辑穆欣贴出了大字报，揭发穆欣抵制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江青只好让穆欣回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23]于是，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24]

其实，即便让穆欣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对他放弃不管，而是提供保护的。二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秘书矫玉山，向《光明日报》社两派群众组织打电话，传达了陈伯达“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揪斗穆欣了”的指示。[25]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关锋和戚本禹也曾去《光明日报》社为穆欣讲过话，保过他，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对穆欣，也为他的夫人张卉中提供了保护。他的夫人张卉中是《光明日报》的编辑，盛气凌人，平时与群众的关系很紧张。文革开始后遭到冲击，中央文革小组便把她调到文艺组来上班，使她免受批斗。[26]即便如此，穆欣仍然遭到造反派的攻击，麻烦不断，他的工作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后，穆欣虽然回到了钓鱼台，却不再参加小组的会议以及小组内部的工作，对他的文件也停发了，成了一个挂名的小组成员。他管过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版面，仍然以总编辑的身份主管《光明日报》的工作。出人意外的是，穆欣这个时候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关于文艺革命的稿件。在副刊《东风》上有一篇署名李华岚的文章——《献给披荆斩棘的人》，其中有三个小标题：英勇的号手、开路的先锋、流动的哨兵。文章虽然没有写出主人公的名字，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颂扬江青对文艺革命贡献的。文章虽然有溢美之词，但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况且也没有写出江青的名字，穆欣却大为不满，在审阅这篇的大样时利用职权先后两次将这篇文章拿掉，致使该文章最终也没有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无奈之下只好在《光明战报》、《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26]这是穆欣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又一次暴露。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对穆欣进行了保护，但是穆欣的问题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鉴于以前穆欣在京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在遭到造反派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颂扬文艺革命的稿件，八月四日，江青让王力、关锋找穆欣谈话，要他离开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王力对他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既缺乏理论上的准备，也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于是，八月十六日穆欣便离开了钓鱼台。[27]穆欣就是这样离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因为犯了“左”的错误被隔离审查的。他们是在全面夺权走向高潮、社会出现激烈动荡、“左”的行为比较普遍地发生的背景下，才被采取措施、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下文我们还要对王、关、戚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此不赘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才被处理的。至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由于我们尚未找到这方面资料，以后待察。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这些成员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具体原因，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态度所造成的。这在他们犯了右的或者“左”的错误上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正确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

3)对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变化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站在过去中央书记处的位置上，处于核心领导层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具有这样的地位，从形式上看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实质上则是由文革的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及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取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需要。

中央文革小组由于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予以指导，因而遭到党内一些反对文革的的领导干部的攻击。这在党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二月逆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而已。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对于文革中一些错误的批评有着现实依据，但是他们所持的立场、态度却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为了使文革进行下去，为扫除文革障碍所采取的措施罢了。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位置，其成员当时也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可以看到，一旦中央文化小组成员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是要做出组织处理的。将他们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从组织上对他们处理的一种具体方式而已。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竭力支持的同时，也对其出现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乃至将其犯错误的成员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并非是随意的行动，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排除右的或“左”的干扰，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才做出的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从这里入手才有可能发现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发生变化的真实原因。

② 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

前文我们简要考察了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变化。王、关、戚问题的发生，就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环节。要研究这一问题，还是要从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做起，也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的文革形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任务的分析中，来探究王、关、戚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

1)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的文革形势。

上海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文革进入复杂、多变、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当时各地纷纷被夺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奉命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不仅保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也使得工农业生产能够得以继续发展，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

文革在这个阶段产生了错综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围绕夺权在群众、干部和军队之间集中展开，具体说来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保守派)与军队中反映出来。各种形式的武斗、流血事件以及军队打压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行动，不过是这些矛盾的极端表现而已。这种状况虽然比较普遍地在全国各地存在，但是却集中在四川、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特别是在六、七、八三个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虽然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在着力纠正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但是从整个形势的发展上来看，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来，毛泽东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也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28]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发生的问题，从造反派方面来说，则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两派斗争来说，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发展成大规模武斗，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严重分裂与对峙;从军队方面来说，则是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之间关系的恶化。在纠正军队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尚未实现根本性的好转;从干部方面来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已经退出了领导岗位，却与造反派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文革形势的急剧恶化。在这些矛盾中，造反派之间以及他们与保守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主要矛盾，而造反派则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要“教育左派的问题”，还主张“现在要批判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又作出了“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指示。[29]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出现的系列矛盾是在两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斗争中趋于激化的。他们之间发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乃至流血事件，不仅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还严重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文革出现了脱离其发展轨道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和干部都是对此负有责任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他们各自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但是当“左”以及形“左”实右的行为成为当时文革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而这些行为又是作为文革主导力量的造反派所实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应当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那么对于他们也就不得不采取处理措施了。

这个时期存在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即后来所说的全面内战的局面)，实际上则是由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的。与以前不同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右，而是“左”，或者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取纠“左”行动，遏制“左”的错误的蔓延，使文革回到既定的发展轨道。这是形势稳定的需要，也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以迫切任务的形式摆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前。

2)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

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两派群众彼此之间及其与干部、支左部队不仅产生了尖锐、复杂的矛盾，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乃至于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系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完成这一迫切的任务，成为对他们能否履行职责的严峻考验。

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党内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30]它的职责就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负责处理文革的日常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信息汇总起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然后又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传达给各地执行。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决策权，但是却具有执行权，是有权处理文革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从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能不能及时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同时又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及时、准确、创造性地传达给各地执行，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

中央文革小组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部队抽调了许多记者、学毛著积极分子、干部，以记者身份派到各地搜集信息，还成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访者，又与各地的造反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各地文革发展的状况能够及时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临时增刊》将各地文革动态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还要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建设性的意见，供他们决策时参考。[31]能否及时将各地的真实信息反映上来，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校正，有针对性地提出参考意见，就成为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一个考验。

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为指导，根据文革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方针、政策，采取适宜的方法，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是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还是违逆、扭曲、变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就成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另一个考验。

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既要密切关注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将各地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又要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及时、准确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履行好职责，就成为中央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严峻考验。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提出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发出的初次警告。[32]

既然这样，那么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也就是他们能否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对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真正领会并予以贯彻执行呢?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

3)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何去何从?

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们或者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又能够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或者没有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也没有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二者必居其一，那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当时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针对这种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指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相当多的支左部队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严重的流血事件。

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与此前不同，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造反派，纠正“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迫切要求。否则的话，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继续发展，不仅会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还会破坏文革发展的进程，致使文革走上歧途。为此，毛泽东进行了系列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遏制“左”倾势力的发展，进行了纠“左”工作，使文革摆脱“左”的影响，转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不仅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如实反映各地的文革发展动态，还要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为指导，真切认识到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及时制定相关措施，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纠正“左”的错误，给各地特别是北京造反派进行“降温”，制止他们的盲动行为。这是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对他们能否履行好职责的严峻考验。

遗憾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一些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社会稳定和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不仅局势难以稳定，工农业生产乃至文革的进行都会遇到很大困难。这样他们就难以对毛泽东批评造反派、纠“左”的重要指示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更难以主动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及时将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的指示、谈话以方针、政策的形式来贯彻执行了。

这不仅决定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等人，还像以前那样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为，致使这种“左”的、形“左”实右的行为愈演愈烈，与毛泽东、党中央进行的文革方向相违逆。王、关、戚就是这样被端出来的。

至于这个时候他们是如何违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的，我们下面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③ 王、关、戚问题的由来及其基本状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种背景下面临的任务、应该采取的措施。那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时候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发生问题的真实状况又是如何呢?

为了对王、关、戚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研究他们的问题之前，还是要先从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说起。

1)王、关、戚吹响文化革命的号角。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王力、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戚本禹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就已经参加到文化革命中了。比如，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这篇文章向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发出挑战，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召集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围攻和批判，而毛泽东却肯定、支持了这篇文章，还作出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示。后来戚本禹又写出了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戚本禹就是由此被陈伯达看重，经毛泽东批准后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组长的。[33]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他们便积极配合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先后起草了数篇文章，以主动的态势投身到文化革命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指名。戚本禹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中既对戚本禹的文章予以了肯定，又指出了文章的不足。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34]

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批判，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在是否进行政治批判上表现了出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认为可以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不仅如此，彭真还压制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的发表，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批评关锋提供材料。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却被中宣部压了下来。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批评左派的文章送给他。许立群立即送去了。二月三日，彭真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批评左派的材料。彭真在会上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35]

从中可以看到，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在将批判纳入学术批判轨道的同时，还竭力阻力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又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他的作法显然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背道而驰的。鉴于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职权，但是能否以中央名义来采取行动，最终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态度。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他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的时候，谈到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批评关锋的杂文有问题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36]

毛泽不仅否决了彭真对左派进行整风的要求，还对关锋的杂文予以了肯定，对当时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采取了支持、保护的态度。这并非说左派没有缺点、错误，而是从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在文革方兴未艾的时候，左派的文章起着喉舌的作用，支持左派，建立左派队伍，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的缘故。

这个时候左派写成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三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康生两次谈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指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37]

毛泽东讲话以后，中宣部就再也难以继续扣押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他们的文章是在这个时候才在报刊上发表的。

四月二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五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引者注)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38]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39]

我们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在毛泽东支持、保护下，关锋、戚本禹等人围绕《海瑞罢官》写的批判文章终于在报刊上发表了。这些文章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对正在进行的文革起到了擂鼓助威的作用。不仅如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工作，成为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随后又成为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将北京市红卫兵和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党中央进行反映，还继续担负着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文件的起草工作。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住地举行的简便晚宴。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发展的重要谈话，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设想写进了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中。[40]

虽然毛泽东在关锋的请示报告中没有同意引用他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但是他在祝酒时所说的“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写进了元旦社论中。[4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42]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继续起草重要文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引导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他们起草的重要文章是要经过毛泽东审阅，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通过以后才发表的。

一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43]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三月七日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44]

毛泽东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45]在全面夺权阶段，既有夺权这种行动上的破，也有大批判文章的发表这种思想上的破。不论是行动上的破，还是思想上的破，都是为了使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为了完成文革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积极参加到文革的实践中，还起草大批判文章为夺权摇旗呐喊，论证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必要性。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四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同期《红旗》杂志也发表了本刊编辑部调查员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等转载。这个调查报告是由王力、关锋报送毛泽东审改后发表并予以广播的。毛泽东三月二十九日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还将原标题《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人民日报》等转载。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三月三十日对王力审批后发表的。[46]

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由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改三次后才发表的。[47]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毛泽东在审改这篇文章时作了修改，并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切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王力作出批示后，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发表的。[48]

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只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他们积极参加毛泽东倡导的文化革命，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因而他们不仅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起草工作，而且还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毛泽东指导下，他们起草了许多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为文革的发展呐喊助威，引导文革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北京以及各地造反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鼓励他们进行夺权斗争。因而我们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对于前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2)处理两派分歧及其矛盾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各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各派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导致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革命委员会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军队在支左中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也趋于激化。这样军队与两派之间的矛盾搅合在一起，使得形势的发展愈发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就成为当时文革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派系林立、互相攻击中的武斗，造成了群众力量的严重内耗，破坏了群众的凝聚力，削弱了群众的战斗力，致使群众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状况的发生，除去他们认识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从本位主义、小团体的利益出发造成的。

他们在斗争中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从错误的性质上来看，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往往犯右的错误，两派都有可能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谆谆告诫两派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9]当时的群众，又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呢?

作为在中央直接负责全国文革发展的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动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便于化解矛盾，解决分歧，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责所系。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仅没有履行好职责，反而却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撕裂，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例证。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武汉的群众分裂为造反派的“三钢”、“三新”，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三司则是介于两派之间的群众组织。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的矛盾处于非常尖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到武汉，主张先做好军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同时，利用湖北处于九衢之地的区位优势，以湖北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来推动湖北周边省份四川、湖南、河南、安徽、江西乃至全国问题的解决，在各地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是两派能够实现团结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派群众产生了分歧，但是鉴于两派群众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在做了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以后，他们是会放弃前嫌团结在一起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在排除了众人的阻拦以后，才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武汉的。[50]

王力这个时候也与谢富治从四川赶到了武汉。他不仅参加了毛泽东的数次谈话，也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内部生活会。应该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于武汉的形势以及各地的发展动态，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两派对立，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处于严重对峙之中。要想解决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要采取适宜的方法，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先做好部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好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能够在团结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支持造反派把保守派吞并掉。这是因为军队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两派之间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缘故。

当然，保守派中即便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保守派的基本群众是好的，因而就要通过做工作把这些基本群众争取过来。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保过派中的坏人特别是其中的极少数坏头头也就孤立了。这个时候如何让支左部队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转变过来，两派中的群众能够消除隔阂，从对峙走向联合，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为当时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

遗憾的是，王力到了武汉以后，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不顾周恩来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嘱咐，就深入到两派队伍中，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讲话。他到了湖北大学会见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部，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后来又赶到了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王力戴上造反派的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在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51]

虽然当时王力在讲话中没有泄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七二〇事件的发生，确实也不能由王力负主要责任，但是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王力就到两派中去活动，而且还对两派群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极容易激化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说王力对于两派组织性质的判断不对，王力不应该支持造反派，而是说在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存在尖锐、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在没有做通他们的工作以前，王力公开发表这样的讲话不仅与事无补，还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是在错误的场景、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地点讲了错误的话。毛泽东后来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到七二〇事件时对王力批评道：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52]

王力的问题在于，他在文革形势、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政策措施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错误的行动，激化了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七二〇事件。具体说来，他对于当时两派之间出现的大规模武斗给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缺乏深入了解，也没有对两派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有一个明晰认识，这样他就不仅难以践行毛泽东在派性斗争导致大规模冲突致使文革形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要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实现两派群众的联合，而不是简单地把保守派群众排除掉的方针，同时还不顾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却仍然像以前那样旗帜鲜明地竭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曾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53]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党中央的政策措施早已在强调大联合，化解派性矛盾，促进两派之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做好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王力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去做好两派矛盾的化解工作，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大张旗鼓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不是说他支持造反派的行为不对，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支持造反派不仅不利于两派矛盾的化解，反而还会激化两派之间业已存在的严重矛盾。这样就走上了与化解两派矛盾、实现大联合相反的道路。

王力显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大规模武斗，既是群众之间的内耗，也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解决派性斗争业已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而是在解决彼此矛盾的基础上将各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时说道：“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54]

其实，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是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指针。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就多次提到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王力却不仅在七二〇事件中做得不好，在处理其它地方两派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仅王力如此，关锋、戚本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候群众组织的分裂以及彼此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军队支左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纠正支左错误还在一些部队中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谈话、作出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武汉问题处理的意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从程序上来说，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传达过的。王力当时在武汉还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不论是王力还是关锋、戚本禹，对此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对文革形势的变化予以高度注意，也没有认真领会并真正贯彻执行毛泽东作出的指示，而是我行我素，仍然在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这样也就难以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了，不能不犯错误了。

3)“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的全称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才在党内文件、报刊上频繁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提出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造反派纷纷动员起来，准备向军队发起冲击。后来是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

王力、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风云人物，在这个口号的提出、传播中走在了前列，后来他们自己也为此负出了沉重代价。那么，“揪军内一小撮”是如何出现的?王力、关锋是如何鼓吹这个口号的?毛泽东又是怎么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呢?

其一，“揪军内一小撮”出现的源头。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现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起草的，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文件起草后，在排印稿上由王力、关锋等四人署名，《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签名，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全军文革小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王力、关锋和胡痴、唐平铸。[55]

关于林彪批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则资料上得到印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带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上批示“完全同意”。[56]

《军报宣传方针》虽然经林彪批示同意，当时并没有下发全国。这是因为《军报宣传方针》未经毛泽东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尽管如此，这个文件在林彪批准后，《解放军报》还是将文件的精神以社论的形式表述了出来。[57]

一月十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号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将这一口号公开化、社会化。[58]

一月十四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号召：

“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59]

从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最早出现于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起草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的，在林彪批准以后《解放军报》就以此为导向，在社论中将文件的精神公之于众，指出了军队文革的方向。

军队里面有没有走资派呢?当然有。既然军内存在走资派，就要进行军队文革。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的范围特别是夺权作出了严格限制，绝不允许在军事指挥机关和部队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60]因而，不论是林彪一月八日的指示，还是他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乃至于《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不过是当时对军队文革发出的动员令而已，从进行军队文革的角度上来看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一旦军队文革搞起来以后，不论是军内造反派还是地方造反派如果对于军队冲及过大，致使军队不仅难以履行职责而且连自身稳定都不能保持的时候，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就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保持军队稳定和履行职能上来说，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对这一号召予以限制乃至于否定了。虽然林彪这个时候没有把《军报宣传方针》报送毛泽东批准，同时我们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此时毛泽东对于这个号召的否定性指示，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负面作用没有表现出来的缘故。

当然，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部队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61]那不过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时过境迁的缘故而已。

其二，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严重分歧。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毛泽东莅临武汉来解决军队与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的时候，却发生了独立师部分官兵和保守派百万雄师殴打中央代表王力、冲击毛泽东住地的严重事件，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对于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分别负有首要、主要责任。伴随着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不仅体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也出现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中。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

我们看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由，明确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指出：“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配发了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这场大批判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3]

但是，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却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晚十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时，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64]

从中不难看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以及几位元帅是否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等人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武汉党委的复电和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时加写的一段话以及同意几位元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可以看到，对于七二〇事件、文革期间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到革命行列中的。这些措施显然是为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防止军队在文革中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是为缓和社会矛盾、避免局势失控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些作法与“揪军内一小撮”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还在毛泽东否决林彪报送的下发部队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文件上表现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林彪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日《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通知稿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次大决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大事。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已经揪了出来，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如果我们只夺他们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他们政治思想的权，那末，我们夺到的权就不能巩固，就有重新丧失的危险，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要从组织上打倒，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和流毒。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

通知稿还点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八人的名字，指出“这次革命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刘志坚等进行篡军反党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军队的代理人。”

十月一日，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阅后批示：“此件不用。”批示件退回林办后，十月三日叶群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此件存，不外传。”[65]

从中可以看到，这是准备以总政名义下发全军的对“军内一小撮”进行批判的文件。从林彪八月二十日报送这个文件到毛泽东作出批示，中间相隔了约五十天的时间，毛泽东将文件压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作出批示，说明毛泽东对于文件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在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字下画了横线，是他对这个提法存在疑问的表现。他对文件作出“此件不用”的批示，否决了林彪报送的这个文件，表明了他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这又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揪军内一小撮”是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契机，继续在军内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更大冲击。毛泽东的作法却并非如此，而是通过批评、教育，争取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改正错误，转变过来，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打倒。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上表现了出来。从中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并批示“此件不用”，将文件退回到林彪的办公室了。

其三，王力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王力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有什么错误呢?

首先在武汉期间，王力在没有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工作以前，就到两派中去活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他的言行成为引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也置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于不顾，而是以此为由要进行“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66]

王力不仅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要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篡改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此，林杰后来对此回忆道：

王力在中央给武汉市军民的“一封信”中，背着毛主席偷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毛主席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批判。

在文件下发前一天，即七月二十六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我在秦城监狱受审时，也曾听到专案组“五一六“大组组长陈伟说：“在中央文件上加军内一小撮的是王八七(即王力，王力因为在八月七日对造反派发表过夺权外交部的谈话，因而当时被人送了一个王八七的外号。——引者注)。”[67]

对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前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关锋对矫、李二人说，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矫、李二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又不是办事组经办的，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办事组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

从中央办公厅调来给武汉军区一封信的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边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6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确是王力添加的。王力在信件中加上这样的文字，意味着中央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肯定和支持，是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民发出了进一步揪斗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号召，势必会对武汉军区乃至全军造成更大的冲击，也是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给武汉军民一封信中加写的一段话相矛盾的。这样就违背了当时毛泽东解决七二〇事件及处理文革面临相关问题的方针。特别严重的是，王力是在毛泽东已经审阅、批准的信中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把他个人的观点“绑架”成中央的政策。不仅在思想上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还在程序上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权威。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其四，关锋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关锋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修改林杰起草的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擅自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加写了进去。修改后的社论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其实，早在《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以前，类似的提法就已经在中央级的报纸上出现了。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报刊上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文章。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坚决把他们打倒”。

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还没有冻僵的毒蛇。”

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七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以后，七月三十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七月三十一日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69]

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刊登两篇社论：第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另一篇社论的题目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一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军报为该文发表而刊登的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70]这几篇文章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但是真正从宣传舆论上把“揪军内一小撮”推向高潮的，还是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特别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这是因为《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在党内的影响力比《人民日报》还要大，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不仅有高度的政治性，还有深刻的思想性，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方针政策发生变化的风向标，因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格外引人注目。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刊发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还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又在电台予以全文广播，进一步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力，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社论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是如何进行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71]

我们再看同期《红旗》杂志第二篇社论。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72]

从中可以看到，两篇社论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由于第一篇社论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文章，从发表后的影响来看要比第二篇社论大得多。但是，第二篇社论的题目就带有浓厚的火药味，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如果我们联系到这两篇社论都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新提法，那么这个主要敌人的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知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这种绝对领导是通过军内领导干部来实现的，在军队里面如果不是党员就不能指挥军队。其实，军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军内党员领导干部中间，军内党员领导干部是全党领导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军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的。

既然军内走资派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党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那么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又是什么关系呢?党内走资派按其所处岗位不同，可以划分为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军内走资派不过是党内走资派在军队内部的具体表现而已，即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党内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走资派，一般来说是不把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相提并论的。

可是，现在不仅在中央报刊上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还在《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中明确指出“揪斗军内走资派”“是斗争的大方向”。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重要信号，在揪出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走资派以后，下一步就要把揪出军内走资派作为今后斗争的主要方向了。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的冲击。在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业已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局势失控。在社会秩序失控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进行文革呢?

那么，这两篇社论是如何起草的呢?为什么在两篇社论中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呢?《红旗》杂志又为什么要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起草了《红旗》杂志两篇社论的林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〇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〇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73]

由此可以看到，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是林杰起草的。他将社论稿写好以后送给关锋，关锋看了以后大体上满意，在修改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讳言，讲了他为什么要在修改社论时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他说道：

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74]

关于起草《红旗》杂志的另一篇社论以及转载红尖兵文章和军报为推荐该文同时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林杰回忆道：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〇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七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75]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关锋让他起草的。关锋在修改第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承认“揪军内一小撮”是他加进去的，并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第二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字句是林杰起草文稿时根据王力篡改的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的表述写进去的，这篇社论还是关锋拟定的题目。在《红旗》杂志上转载《解放军报》红尖兵的文章以及军报评论员文章是关锋批准的，而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关锋以前起草的。这样《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提出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第二篇社论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员文章，又进一步将“揪军内一小撮”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将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尽管当时“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关于文革斗争方向转变的文章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中央的刊物上予以发表，以党中央名义发出号召，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的。后来，他们受到处理其来有自。

其五，《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发表后，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红旗》杂志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中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造成了猛烈冲击。北京红卫兵提出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十万火急地跑到全国各地去揪“揪军内一小撮”。[76]

在“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中，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表现的非常积极。由于七二〇事件发生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徐向前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于是他们便猜测七二〇事件与徐向前有关。于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徐向前。七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蒯大富召集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会议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传达林彪讲话和王力的示意，提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蒯大富声称要把“打倒徐向前”作为“大作文章”的“第一篇文章”。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井冈山发表关于“打倒徐向前”的声明。当晚，清华井冈山的总部成员鲍长康带人去绑架徐向前，因徐不在绑架未成，随即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他们翻墙进入院内，进入卧室和办公室，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包括徐向前的工作日记五本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等材料。他们还在徐向前住处的墙壁上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一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向。”[77]北航造反派也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78]

从八月二日开始，北京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徐向前指挥部，并组织人马在国防部所在地三座门开辟了揪徐战场，声言一定要揪出徐向前，将徐向前斗倒、批臭。八月三日，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社论说：“窃居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串通其在各地代理人陈再道之流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空前疯狂地对革命派进行血腥的镇压，使全国不少地区文化革命出现了反复。”社论最后号召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带枪的刘邓!”此后全国范围内的“揪军内一小撮”愈演愈烈，仅清华井冈山就向二十三个省、市、地区派出近二百人，携带有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79]

八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斥责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80]

从中可以看到，以《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的发表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充当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奔赴各地进行所谓第三次大串连。他们将“揪军内一小撮”视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迅速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由于七二〇事件刚刚发生，红军时期陈再道与徐向前在组织程序上存在隶属关系，因而他们便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徐向前，将打倒徐向前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的突破口。而毛泽东九月十六日在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就曾经说过：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81]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对于造反派及其幕后支持者打倒徐向前的否定态度。

造反派红卫兵及其幕后支持者要打倒徐向前，不过是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风潮的开端而已。他们是想以打倒徐向前为突破口，进而将“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全国、全军。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冲击，突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履行职能上遇到很大困难。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揪军内一小撮”，防止对军队的严重冲击，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其六，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江青将毛泽东的指示予以传达、说明。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头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由林杰起草、关锋修改、总编辑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文革斗争的发展方向问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关系文革发展方向的号召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了。这样就不仅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组织原则，从思想上、组织程序上都犯了错误。

那么，毛泽东在看到这篇社论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82]

八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83]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8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坚决反对这个口号。这还可以从他随后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全军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件，又将文件退回林彪处上反映出来。[85]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王力、关锋都是犯了错误的。王力不仅主张“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后的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则是在《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指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杰后来真切、形象地回忆了毛泽东得知他们所犯错误后的愤怒态度，我们引述如下：

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尽管在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和《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中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八月十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八月十三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86]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对于王力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私自添加“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非常生气，还发问王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事关文革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关锋就在八一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王力也在毛泽东业已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中私自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毛泽东是在王力、关锋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尽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又违背组织程序的情况下，才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奉命回京主持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却在讲话中根本未提“揪军内一小撮”。这并非杨成武个人擅作主张，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杨成武在回京前毛泽东就对他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直到招待会召开前，毛泽东还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87]由此进一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毛泽东划掉林彪报送的文件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批示“不用”，则是他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又一例证。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讲话、谈话中就把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告诫了造反派。前文周恩来接见广州赴京代表的传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两派武斗。他说：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军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偏了。[88]

同年八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夺军衣，夺物资，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今)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89]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的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九月八日晚，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代表，要求各派立即回福建，达成协议，执行中央九月五日命令。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矛头指向军区，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90]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91]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提“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造反派、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等人员的讲话、谈话中，不仅将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传达了下去，还着重指出这是错误的行为，是一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还旗帜鲜明地痛斥了一些造反派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权的错误作法。这是为了防止文革失控、陷入混乱状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矛头也是指向“揪军内一小撮”的。

不仅周恩来是这样，江青在对造反派的讲话中，也向造反派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对为什么不能“揪军内一小撮”作了解释和说明，批评了北京红卫兵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名到各地进行串连的行为。她还进一步说，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队同志没有错误，而是不能打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来冲击军队。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中央关于文革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针对运动发生的具体问题，以事实为依据，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态度是坦诚的，话语是中肯的，循循善诱红卫兵要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虽然关锋在修改《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但是社论原稿毕竟是林杰起草的，在得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提出严厉批评以后，林杰感到压力很大，就问关锋毛泽东是怎样批评的，还向关锋提议重写一篇社论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林杰后来回忆道：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八月十九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94]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关锋向他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因。林杰虽然向关锋提议写了一篇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华社还向各地发了通稿，但是这篇纠正错误的文章却写的温文尔雅，既没有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又缺乏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深刻批判，因而并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

这从侧面反映出不论关锋还是陈伯达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八一社论的错误，挽回八一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这里固然有文章起草人林杰的责任，但是在八一社论中加写“揪军内一小撮”的关锋、签发这篇文章的陈伯达责任更大。因为对八一社论进行自我批判的决定权掌握在总编辑陈伯达、副总编辑关锋手中，林杰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林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向陈伯达、关锋提出批判八一社论错误的建议以及在起草补救文章的时候没有写入相关的内容。从这里来说，林杰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后，毛泽东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还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指示。这表明不论是关锋还是陈伯达在对文革方针政策的理解上出现了严重误差。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将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下去，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以后，他们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挽回八一社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像“揪军内一小撮”这样关系到改变文革斗争方向的口号，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中央报刊上提出，而且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后，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其负面影响，显示出他们不仅在文革方针政策的把握和执行上产生了严重偏差，即便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存在错误的。

其七，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自于林彪批准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解放军报》为此还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此作出的否定性指示。这表明当时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进行军队文革的意图上提出来的，主要还是为了进行军队文革在宣传造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即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还是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当然，七二〇事件并非是“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个时候再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其负面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不仅出现于党内高层，还在中央报刊上公开提了出来，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造反派跃跃欲试，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企图掀起冲击军队的风潮。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没有军队做后盾，文革是搞不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95]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文革是要对军队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一旦在进行过程中超出必要限度，就会对军队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种行为了。

既然军队文革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军队，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内走资派又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那么在实际斗争中就只提党内走资派即可，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军内走资派，也不必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了(因为党内走资派就包括军内走资派)。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却不仅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还把“军内一小撮”与“党内一小撮”并列在一起，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势必会在下一步文革中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军队，对军队进行更大而不是部分的改造，造成对军队的大规模冲击，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和履行职能上遇到更大困难。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形势就会急剧恶化，局面就会失控，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会动摇。在连局势稳定都难以维持的时候，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由此看来，毛泽东果断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有来由的。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不是不搞军队文革，而是进行军队文革不能突破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是为了使军队文革在中央确定的轨道上进行。“揪军内一小撮”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是因为这种行为已经破坏了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方针政策，致使军队文革脱离了既定轨道。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得军队既不能维护自身的稳定又难以有效履行职能。这样文革也就难以进行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我们注意到，这个口号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报刊上发布出来了。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不仅是违犯组织纪律的，也是破坏军队文革乃至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论是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否定林彪报送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都可以反映出他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果决态度。这并非是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反复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4)关于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八月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造成了外交关系的紧张，成为这个阶段外事口出现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是极“左”派所为，但是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与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的讲话具有密切联系。这表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行动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斗争说起。

其一，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中央部门造反、夺权。但是并非是谁想怎么夺权就夺权，在什么单位、什么背景下、如何进行夺权，还是有所规定的。毛泽东当时就说过：“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96]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财政、外交、国防、公安、宣传等部门的权力不能夺。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各部的业务权还是以监督为好。[97]作出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为了防止局势混乱以及极“左”行为的出现。造反派到外交部造反、夺权，不过是他们在中央部门进行造反、夺权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外交权只能集中于中央。外交政策是由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制定的。因而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前文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力不能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出来的。不仅如此，对于驻外使领馆的造反、夺权行动，中央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预使馆党委行使职权。[98]这说明在外交领域进行造反、夺权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我们注意到，由于外交部长陈毅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也是随后被停职检查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陈毅对于造反派的行动持有比较严重的对抗情绪，并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抨击，不论是学校还是外交口的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陈毅，主张批斗乃至打倒陈毅，采取了一些激烈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出面保护了陈毅，还多次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劝说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他说：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的行为，他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99]

六月底，周恩来向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你们坚持要批判他的错误，我也同意。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100]

不论是在造反派召开的会议上还是与造反派的谈话中，乃至造反派到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总是挺身而出对陈毅加以保护，制止造反派的极“左”行为的。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有人还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01]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造反派日趋活跃起来，他们声言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进行两个阶级的决战，“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102]这个时候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扎制了陈毅的模拟像，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103]

八月初，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修联络站，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

八月一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七十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甚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八月二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外宾接待室，与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被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扣留，关在地下室里。副部长徐以新被北外六一六扣留。八月三日，北外六一六五十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陷于瘫痪。[104]

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活动愈演愈烈，当时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同意对陈毅进行保护性批判的同时，仍在耐心地对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105]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出席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10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外事口的造反派还是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无视中央做出的相关规定，也置周恩来的干预于不顾，他们要联合起来展开行动。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系列文章，又进一步鼓起了他们斗争的风帆，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于是就将矛头指向了陈毅，要在外事口采取行动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其二，王八七讲话的出台。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派是革命造反总部。虽然两派都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从两派斗争的性质上来看，革命造反联络站属于造反派，革命造反总部则是属于保守派。两派围绕如何进行外交部的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出现了分歧，于是一部分人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组成了攀险峰野战兵团。这样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就形成了两派三个组织并存的局面。

在斗争中革命造反联络站占据了上风，主导了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与外事口以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将矛头对准了外交部的领导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斗争。他们在外交部的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当时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讲话时，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动，支持他们进行的斗争，于是引起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不满。他们就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抗议，表达不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四日，首都新闻界举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会。开会期间，戚本禹与当时被称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姚登山谈了话。戚本禹对外交部的运动谈了看法，他表态说：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门口的揪陈活动是革命行动。姚登山第二天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精神，引起了外交部另一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的强烈反对。当天，该组织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8月4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为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8月4日总理关于批陈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谈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和红旗造反团，在听了姚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段，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作掩护。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8月4日的讲话，不提总理8月4日的指示。现递上姚的传达全文及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1967、8、5[106]

从中我们看到，革命造反总部听说戚本禹在与他们相对立的派别——革命造反联络站人员的谈话中，肯定了联络站的作法，支持了他们的行动，无形中就受到了很大压力。为了扭转被动的境况，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于是就向中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反映情况。他们注意到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戚本禹与周恩来的讲话有所不同，想由此入手，以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的讲话会“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为由，向戚本禹及传达戚本禹讲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起了反击。为了增强说服力，还随信附上了相关的资料来予以证明。

当然，八月四日戚本禹与周恩来在批判陈毅问题的讲话上确实存在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陈毅要不要进行批判，而是在批判的方式、规模、程度以及定性上。一般来说，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当时态势上来看，造反派的行动业已存在“左”倾盲动情绪，造成了局势的严重混乱，两派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话，外交口的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的风险。

当时局势的发展要求两派化解矛盾，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消除隔阂，而不是再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因而这个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给两派降温，使他们从对峙走向联合，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再继续鼓动造反派的“左”倾盲动情绪。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显然不是这样。他既没有意识到当时局势发展的严重情况，也没有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左”倾盲动行为、促进两派联合的重要性。戚本禹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在下文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具体、直接、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批判陈毅的活动仍然在进行。王力看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信件后，八月七日晚便邀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进行谈话，对他们的夺权行动予以大力支持、鼓励。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七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了对陈毅的第一次小型批判会。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人都去出席文艺晚会，只留下在七二〇事件中腿部受伤打了石膏不能走动的王力在钓鱼台。九时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王宗琪等人如约来到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想从他们那里了解革命造反总部的情况，并对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表示支持。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告诉王力，革命造反总部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是个保守组织。他们向王力阐明联络站的观点：“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107]

从中可以看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是如约到钓鱼台十六楼与王力进行谈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向王力坦率地说出了他们对于陈毅的看法，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主张要打倒陈毅，还有人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不过，他们也表示如何处理陈毅的问题要服从中央决定。那么，王力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王力在联络站的代表汇报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按：指外交部)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1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6月3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在谈话中对联络站代表鼓励有加。当联络站代表抱怨说“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时，王力说：

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革命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要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也)好，第一条要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108]

我们还可以从文献资料中进一步了解王力八月七日晚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讲话的内容。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109]

八月七日晚王力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被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整理后迅速发表了出来。这就是后来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激发了外交口极“左”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外交口的文革走向。

我们看到，王力在讲话中对于革命造反总部反映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谈话的事进行了辩驳，又引用戚本禹的话来予以说明，指出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并没有出入，攻击姚登山实际上就是攻击戚本禹。这样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就与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衔接了起来，将他们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外交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从中不难看出，在外交部进行的两派斗争中，王力鲜明地站在了革命造反联络站一边，肯定了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还鼓动他们扩大声势，大张旗鼓地去干。虽然他也指出造反派堵外交部大门、六一六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存在错误，但是他认为那不过是方法、枝节问题，他们进行的斗争原则上还是正确的。

王力八月七日讲话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当时外交口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采取了肯定、支持的态度。这种极“左”行为虽然表现在一系列事件上，但是却在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在两派斗争已经造成外交口严重混乱的情况下，王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混乱对于外交口乃至整个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仍然无视这种状况的严重存在，在讲话中继续激化严峻的斗争形势，而不是促进各派之间的联合、团结，化解派别矛盾，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样他的讲话就背离了当时文革的发展要求，也与周恩来反对夺权外交部、对于陈毅进行保护的作法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用他自己后来在检讨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110]

王力八月七日晚发表了讲话以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亲笔给姚登山写了一封短信，进一步表明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对于外交部两派斗争的鲜明态度。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材料。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1967.8.8[111]

从王力的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到，他将革命造反总部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及其附件又转给了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样做虽然进一步表示了他和关锋、戚本禹对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支持态度，但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只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是不利于两派之间斗争缓和的。至于他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在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造反总部从中寻找裂痕是徒劳的话，不论是从防止有人借机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制造矛盾，还是从维护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上来说，都是必要的，从一定层面上来看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显然掩盖了周恩来与他在夺权外交部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当然，从当时境况上来看，他在信件中没有讲清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中我们看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不仅肯定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还鼓励、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虽然他没有对于造反派要打倒陈毅、陈毅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的话明确表态，但是他也没有否定、批评造反派的这些言论。这表明他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王力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讲这些话的。不仅如此，他还一再表明在外交部两派斗争及其发展方向上关锋、戚本禹与他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样就进一步鼓励了造反派的激进行动。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在外事口斗争紧张的情况下发表的，成为外事口斗争形势的恶化特别是极端事件发生的重要导引。

其三，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狂热行动。

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很快就在他们的小报上登出来了。这个讲话虽然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反映了若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观点，但是从程序上来说，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也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是王力个人根据斗争态势发表的讲话。但是，造反派却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他们行动的支持和鼓励，于是就按照既定计划在外事口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外事口的极“左”行为集中表现在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上。所谓“三砸一烧”，即北京的造反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七月三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八月五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八月二十二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12]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外事口的文革运动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而且还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其实，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前，在外交领域就发生了“三砸”的严重涉外事件。在他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不仅冲进外交部进行夺权，批判陈毅等外交部的领导，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八月十四日上午，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造反派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八月十七日，外交部九九兵团制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八月十八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八月二十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113]

我们看到，对于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王力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还鼓励造反派只要大方向对就可以干。这实际上就放任了造反派的行动。本来，像在外交部进行夺权这样重大的行动，是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的。[114]

但是，王力却在得知这样的讯息以后，既没有阻止造反派的行动，也没有及时报告中央，而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这样做显然在放弃自己的职守了。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涉外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极端事件，不仅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也玷污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造反派要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的工人运动、射杀到内地参加声援香港工人的居民说起。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香港岛、九龙司地方一区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新界则是租给英国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布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当时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考虑，作出暂不收回香港地区的决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时候，内地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沟通了世界市场的联系。当时香港受内地的影响，左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香港工人举行的罢工、游行、示威活动，又会得到内地从道义上给予的大力支持、声援，两地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上的诉求是一致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诱因，是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居民引发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军警镇压，殴打、逮捕了许多工人和前来慰问的香港各界人士。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也被打伤。为此，中国外交部召见英代办提出最强烈抗议。十六日至十八日，前往英国驻华代办处驻地示威游行的北京群众达一百万人之众，并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

七月八日，又发生沙头角事件。当天在沙头角举行声讨港英政府罪行的大会，沙头角英界的许多居民也闻讯前来参加。当大会结束后港方居民返回英界时，遭到港英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后，港英当局竟然向居民开枪射击，后来在中方边防部队的保护下，才掩护群众安全返回。至八月七日，英军全面接防了边界防务，中方也有上万民兵在深圳河边摆出与英军对峙的阵势，边界形势徒然紧张。[115]

八月二十日，经周恩来批准后，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这实际上是对港英当局发出的最后通牒。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承诺后才离去。

八月二十二日晚，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116]

关于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除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以外，还有地派中的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等其它单位的造反派。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一个造反派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的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代办处。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九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十点钟，通牒限期到了。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拦得了?

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破解放军的防线，爬上栏杆，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冲过去了。

十一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火势愈来愈大，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四一四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许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拚命整我们。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进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几天后，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类似的报复。[117]

从中我们看到，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虽然是由于当时港英当局镇压工人、射杀居民引发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抗议、游行、示威表达义愤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样的外交机关采取暴力行动，则是错误的。这不仅破坏了国际公认的外交关系准则，也严重损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给反共反华分子诋毁新中国提供了材料。这是文革在外事领域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标志。

对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虽然是周恩来签发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也多次表示负疚，作出自我批评，[118]但是周恩来是在得到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只是在代办处外面进行活动的保证后，才同意他们到办事处周围进行抗议、游行、示威的。因而造反派冲进、火烧代办处，主要的还不是由于周恩来签发了这个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而是因为造反派违背约定、擅自行动的极“左”行为造成的。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外事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三砸一烧”、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这些严重事件的发生上。除去“三砸”以外，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都是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虽然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也并非王力直接操纵的，但是从他讲话的主旨来看，则是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如果再联想到他是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么他讲话的导向会使头脑发热的造反派愈发膨胀，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极“左”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从这里来说，王力虽然没有直接谋划、参与这些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则是难辞其咎的。

其四，毛泽东严厉批评王八七讲话和造反派的极“左”行动。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处理这个事件、打退右倾思潮的同时，“左”倾盲动势力又发展起来了。“三砸一烧”、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就是“左”倾盲动行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对于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求批斗、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特别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入手，在对文献资料的剖析中来得出结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11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对陈毅炮轰，而不是打倒他。炮轰，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可以对陈毅进行批判、批斗，但是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将他打倒。这与外交部造反派认为陈毅是外交口最大的走资派，性质上属于敌我矛盾，以及要打倒陈毅的主张，显然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毛泽东对于谁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反问，实际上就否定了造反派在当时出任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可能性。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与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那么，毛泽东在获悉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后，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1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因为王力的讲话不仅越权，破坏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还鼓动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121]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说了不少出格的话。王力说的那些话，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是不能说的，可是王力却忘乎所以，讲了不该讲的话，造成了严重后果。同时，王力八月七日讲话属于越权行为，违背了组织程序。当时毛泽东没有让他分管外交部的运动，他的讲话属于个人意见，且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但是，他却将个人意见以中央的名义讲了出来，以此来指导外交部的运动。而他个人的意见又是与毛泽东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主张相违背的。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了外交部造反派和王力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122]

当时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要打倒陈毅，呼吁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陈毅过去的功劳，否定了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主张。毛泽东直指外交部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这实际上是在严厉批评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毛泽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黑手主要是王力的问题。直到三年以后，毛泽东在回顾外交部文革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1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外交部在七、八月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在一个半月中失去了控制，权力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当然既包括“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也包括王八七讲话、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为。但是，乱也有好处，将坏人暴露出来了。这样就便利于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天下大乱就对参与运动的人一概采取否定态度，而是对于外交部的乱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人是坏人。文革就是要将这些坏人筛选出来，将他们拉下马，把这些障碍消除以后，外事口的文革也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进行了严厉批评，还采取果断的态度予以了否定。不论是“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还是造反派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动，毛泽东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些事件的发生，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标志着外事口的文革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排除干扰，纠正极“左”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其五，简要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形成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两派斗争的局面。攀险峰野战兵团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以后，外交部出现了两派三组织的格局。斗争是在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才不断激化的，主要围绕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展开，具体表现在陈毅是不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不要打倒陈毅、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以及是否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上。

在外事口出现“三砸”以后，当着外交部造反派将陈毅视为外交领域里的最大走资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要打倒陈毅，甚至要在外交部进行夺权的时候，王力无视外事口业已出现的混乱局面，在八月七日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中，不是劝阻他们的错误行为，反而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继续煽动、怂恿他们这样做。这样造反派不仅冲入、夺权外交部，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涉外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虽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是王力让他们这样干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密切相关的。从这里来说，王力是脱不了干系的。

毛泽东不论是对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还是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他认为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对于陈毅，毛泽东主张炮轰，而不是打倒他，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虽然陈毅有错误，但是他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是有功劳的。造反派虽然具有斗争精神，但是无论是在斗争的经验、阅历上，还是驾驭外交事务的能力上，以及在政治舞台的稳定性上，都是难以承担外交部领导职务的。这在前文毛泽东的谈话中就表现出来了。况且，未报经中央批准，造反派就在外交部实施了夺权的行为，特别是极“左”派制造的“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由此在外交领域造成了近乎失控的局面，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使文革在外交领域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这是毛泽东所绝不容许的。

不论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浓厚的“左”倾盲动色彩，其行动已经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影响到外交领域甚至整个文革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造反派是群众，而王力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王力就成为这些极“左”行动中的标识性人物。因而处理他的问题，纠正他的错误，就成为遏制这股极“左”势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5)关于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以后，社会上掀起了批斗刘少奇的风潮。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开始，大批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示威、游行，进而围困中南海，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对刘少奇进行批斗。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北京乃至来京造反派掀起的一个重要事件。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到八月中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揪斗刘少奇的活动。这是当时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一线和中南海北边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揪刘火线又被称为围困中南海事件。[124]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基本状况如何呢?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事件呢?

其一，建工学院造反派率先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活动。

由于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蹲过点，此前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组问题上又犯过错误，打击了一批造反的师生，因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就要求刘少奇到建工学院来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刘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少奇于一月五日向毛泽东写信请示。毛泽东一月六日将刘少奇的信批告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七日凌晨三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同时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125]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刘少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采取保护措施的。这种保护体现在批斗的方式上，即只能进行背靠背地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地批斗，并要周恩来对学生做说服工作。这个问题就这样暂时缓和下来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底，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造反派也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又起来批斗刘少奇了。

四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六月三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上了“揪刘”的字样，既“揪谷”又“揪刘”。此后，新八一战斗团与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据点，进行宣传鼓动揪斗刘少奇的活动。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126]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揪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127]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六月十四日，除少数人坚持留下外，大队人马已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刘要求。为了平息学生的情绪，进行背靠背的斗争，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让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七月四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128]在对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肯定以后，戚本禹劝造反派撤离中南海，保证让刘少奇为他们写出检查。在他的劝说下，学生们同意了。[129]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七月八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他在这份检查中说，他是在去年七月底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八月一日与北京新市委的同志研究以后到建工学院的。他在检查中写道：“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刘少奇的检查写好后，戚本禹原来打算将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却引起了与新八一战斗团相对立的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因为八一战斗团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才从八一战斗团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因而应该将检查交给他们。

正是基于此，七月九日八一战斗团闻讯后马上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蓬，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七月十三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130]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最初到中南海进行揪斗刘少奇，声称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当初去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的造反学生，也有一部分是当初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在形势变化以后，为了表明态度才参加到揪刘活动中的。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造反派发起的揪刘行动：一方面肯定他们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这种批斗只能是进行背靠背的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的批斗，让刘少奇交出检查就是践行背靠背斗争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反对他们到中南海来进行揪斗刘少奇。这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扰乱了中央的办公秩序。让汪东兴、戚本禹向中南海周边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劝说他们回去，就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具体表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由谁来接受刘少奇检查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通过这件事显示出造反派组织之间出现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由此可以进一步透射出他们积极投身批斗刘少奇的另一面，即通过批斗刘少奇的激进行动来为本派组织争取有利的政治态势，从而扩大本派组织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使本派组织能够掌握运动的主导权。这种行为反映出造反派存在的局限性，对于运动的发展会造成消极影响。

这个时候批斗刘少奇固然重要，但是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被取消了党的接班人地位，而且在中央会议上也已作了检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不再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131]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了，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斗对准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不放，而不是将主要矛头对准仍然兴风作浪的“活老虎”，没有致力于在本单位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的工作。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就是这样表现出来了。

其二，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虽然率先到中南海周边大街上发起了揪斗刘少奇的行动，当时在中央批准以后，刘少奇也向建工学院学生交出了检查。但是，进入七月中旬以后，造反派又到中南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的运动。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揪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132]这次活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影响之大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他们在中南海的西门外、北门外大街上安营扎寨，竖起旗帜，搭起帐蓬，架上高音喇叭，撰写宣传板报，在那里轮班值守，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

七月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133]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只是对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揪刘的大方向予以了肯定，但是却没有对他们到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表示意见，更没有支持他们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由于当时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刚刚兴起，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似乎还没有引起陈伯达的重视，因而陈伯达才信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十五万人、中学十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七月十五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信中写道：“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七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134]

我们看到，声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仍然在大规模进行。当建工学院造反派要求刘少奇继续写出第二份检查的时候，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反映出双方的斗争还是挺激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虽然对于造反派的行动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与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谈话时还是说出了鼓动性的话。

七月十六、十八、十九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汪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135]

其实，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上来说，戚本禹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他讲的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罢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造反派开始围困中南海并要揪斗刘少奇业已出现激进行为的情况下，还要讲出这样的话，是否恰当就值得斟酌了。特别是当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成为“死老虎”的时候，当时迫切的任务是造反派如何在本单位进行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现在却仍然鼓励造反派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他们这些人，在斗争方向上是不是妥当，也是让人生疑的。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不仅抓住刘少奇的检查不放，还要求刘少奇、王光美搬出中南海，甚至采取了绝食手段进行斗争。

七月十七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婆娘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揪斗刘少奇的坚强决心，七月十八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136]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对刘少奇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刘少奇搬出中南海，为此还采取了绝食斗争。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进行绝食斗争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派戚本禹和谢富治一块劝学生停止绝食。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说，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生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137]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在他们的劝说下，虽然学生不再进行绝食了，但是一定要见到刘少奇，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即像他们先前说的那样把刘少奇夫妇揪出中南海。戚本禹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什么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仍然把实际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刘少奇，而对于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及斗、批、改工作则表现出漠然的态度。这样他们在斗争中就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偏离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予以纠正。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南海外揪刘活动的声势越闹越大，北京及各地来京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安营扎寨，分兵驻守，摇旗呐喊，宣传鼓动，围困中南海，取得外地声援，表示要把揪刘斗争进行到底。

七月十八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个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这个时候的宣传舆论也在为中南海外的揪刘活动呐喊助威。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通栏标题《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首都兴起空前规模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其中有一段专门写到正在中南海西门外揪刘的新八一：“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去年8月初，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到这个学校进行所谓‘蹲点’，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反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师生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落水狗’，不能有半点恻隐之心，而必须刀出鞘，弹上膛，穷追猛打，把他们批得臭臭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七月十九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无数人群涌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进行声援，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七千多个棚子，安有五百多个高音喇叭，竖有三千多个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面对中南海外蓬勃发展的揪刘活动，戚本禹提醒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新影厂的群众代表回答：“我们正在请求军代表。”戚本禹说：“革命还用请示?哪里有枪声，就要哪里去。”[138]

一般来说，戚本禹的这个提醒也没有错。以纪录片的方式将群众运动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备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南海外群众的揪刘活动已经发生到如此规模，他们的行动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和方针出现不合的时候，仍然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他们的行动，无疑会对他们起到激发、鼓励的作用，对文革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造反派群集于中南海西门、北门外的大街上，在斗争中却并不完全一致，与以前他们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搅和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两大派组织，各自设立指挥部，进行揪刘活动。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公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五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八月初，共有七百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七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

七月二十四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八月一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一千多个单位约三十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航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组织之一是地质红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139]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仍然在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为，要他们联合起来展开行动，还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八月五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七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多，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还要你们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这是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他在‘认罪书’里说不知道自己错了，8月5日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假的，这是要批判的要害，其实当时他已挨批评了。但7月29日讲话，他说：‘运动你们不知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很恶毒的。你们要批，要把他7月29日的讲话和在你们学院的讲话结合起来批。去建院是恐慌，想捞稻草。……你们可以喊叫他出来，发通牒，一下子出来后面就没有高潮了，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你们别着急，水到渠成。”[140]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仍然是予以支持、鼓励的。虽然他对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面对面批斗刘少奇并不赞成，但是对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这番讲话却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戚本禹没有意识到当时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而不是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工作，已经与毛泽东、党中央这个时候关于文革的部署出现了严重偏离，可是他却仍在竭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不是说不应该批斗刘少奇，而是说不要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指向刘少奇。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了，造反派要集中力量完成当时文革最迫切的任务。可惜的是，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也没有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

揪刘火线愈搞愈大，人数愈来愈多，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七月底、八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中南海南边的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整个长安街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八月二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然后传达两点指示：一、南门不能设点;二、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内容是：(1)与刘少奇斗争到底;(2)撤离南门;(3)保证不冲中南海。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141]

南门是中南海的正门，而且又是处在世人瞩目的长安街上。造反派在南门外的长安街上安营扎寨，不仅影响交通，还会有碍国际观瞻，因而戚本禹奉命对造反派做工作，要他们撤离南门。在戚本禹的努力下，造反派还是照办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14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支持造反派批判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对于他们采取围困中南海的方式是反对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重视这件事，但是后来围困中南海的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严重干扰了中南海的办公秩序和出入，后来又闹起了绝食，这样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对造反派进行了劝说，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戚本禹和谢富治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去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外围的。

从中可以看到，揪斗刘少奇是由建工学院的造反派牵头，而后又有许多北京以及来京造反派联合实施了围困中南海、批判刘少奇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由于以往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在揪斗刘少奇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造反派分别成立了两个揪刘火线指挥部，天派、地派的叫法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虽然支持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并不赞成他们围困中南海、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与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的不同之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各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的任务迫切需要造反派竭力完成的时候，他们却无视这些繁重的任务而仍然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样就偏离了文革发展的主要目标，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造成了文革进行的严重障碍。

不仅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连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对此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在他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接触中仍然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这样做固然有为了缓和与造反派的紧张气氛，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创造适宜氛围的因素，但是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斗争的背景下，戚本禹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准确、及时、恰当而又有说服力的指出并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却仍然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做无异于为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予以火上浇油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其三，中南海内造反派进行的斗争。

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要求批斗刘少奇，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也行动起来，要求批斗刘少奇。那么，对于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得到戚本禹批准的中南海机关造反派便要求刘少奇七月十四日出来看大字报，让他接受群众的批判。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将这封信转交陈伯达、康生、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143]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要求开大会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批判，但是对这件事戚本禹是没有决定权的。由于周恩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没有在北京，因而戚本禹就将信件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由他们研究决定。陈伯达扩大了批斗对象，康生、江青又提出要进行抄家。批斗、抄家的决定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七月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研究后，戚本禹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动员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144]

七月十八日晚上，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组织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两个会场，刘少奇、王光美分别到这两处接受批斗。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刘少奇自始至终低头站着。在进行批斗会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对刘少奇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抄走了几十本笔记和大量文件、书信等。随后几天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陶铸和夫人曾志，也接受了类似的批斗。[145]

关于邓小平夫妇受到批斗，文献资料是可以记载的：

七月十九日，邓小平和卓琳被中南海造反派叫到怀仁堂后边的院子，受到批判。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来到邓小平家中搜查。七月二十三日在戚本禹指使下，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指挥部派人斗争邓小平。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名义，批斗邓小平和卓琳。邓小平夫妇被勒令三天内交出“请罪书”。从即日起被限制行动自由。[146]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对刘、邓、陶夫妇进行了批斗。不难看出，对他们批斗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讨论研究后决定的，戚本禹不过是受命组织批斗而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戚本禹确实讲过一些鼓动性的话，从这方面来说，他是负有责任的。从批斗的次序来看，他们先召开了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而后又批判了邓小平、陶铸，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以及毛泽东闻讯后的批评来看，批斗他们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是中南海内部机关造反派参加的批斗，刘少奇问题的定性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对刘少奇乃至邓小平、陶铸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仍然是违犯组织程序的，同时这样做还会刺激社会上的造反派，对于中南海外正在兴起的此起彼伏的揪刘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四，毛泽东批评围困中南海及揪斗刘少奇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南海内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刘少奇的大会，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的。那么，毛泽东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作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147]

这还可以从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武健华说：本来，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得知戚本禹正在鼓动造反派揪斗刘、邓、陶夫妇后，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汪东兴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请周恩来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自己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戚本禹。[148]

从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即便刘少奇问题的性质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要打倒刘少奇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主张对刘少奇可以背靠背地批斗，不要进行面对面地批斗。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中南海造反派召开大会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是持反对态度的。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同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自七月中旬以来，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149]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样的大会不仅是进行纪念活动，也是具有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的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是在这次大会召开以后才解除对中南海围困的，揪刘火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撤销的。这都是在毛泽东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要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在毛泽东审改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的。[150]

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刘少奇是可以进行批斗的，但是这种批斗也只能是背对背的批斗，而不是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因而不论是对刘少奇从报刊上进行的批判，还是对刘少奇进行的背对背的批斗，都是为了适应文革发展的需要，推动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搞好夺权、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批判乃至批斗刘少奇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离开这一中心而采取的行动就偏离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目标。从这里来说，不论是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的面对面批斗，还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围设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行动，都反映出虽然他们在批斗刘少奇方面积极作为，争先恐后，却对本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表现出消极、漠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是打着批刘的旗号，进行了过火的斗争，呈现出浓厚的“左”的色彩，偏离了文革的主要斗争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评、反对的。

其五，中南海内外分别召开批斗刘、邓、陶的会议。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在报刊上对于刘、邓、陶进行思想批判，主张对他们背靠背的批斗，反对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直接批斗。但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由戚本禹具体操作、指挥，七月十八日及随后几天发起了对于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毛泽东闻讯后批评了这件事，让周恩来、汪东兴告诫他们，不要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但是，这个时候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他们要对刘少奇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以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誓不罢休的态度，聚集在中南海西边、北边的大街上，敲锣打鼓，安营扎寨，已经示威了一段时间。虽然在中南海内对刘、邓、陶发起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中南海外的造反派是由不同派别组成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面对如此群情激昂而又可能发生武斗行为的造反派，不论是从安全考虑还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把刘、邓、陶交给他们进行面对面批斗的。

这个时候如果不把刘、邓、陶特别是刘少奇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就不解除对中南海的围困。谢富治、戚本禹出面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的行动不仅影响到中南海周边的交通和秩序，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影响，还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面前。

当时造反派已经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喧闹了半个多月，甚至还有人为此闹起了绝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九日戚本禹在接受调查时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南海被困，中央没让交出刘少奇，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紧张，怕学生揪斗，出问题，马上召开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讨论，参加会的有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谢富治等，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总理作了几条决定：(一)8月5日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二)中南海里面由中南海机关群众代表各单位群众批判刘少奇，并拍电影给学生看，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不要包围了。决定让谢富治去向学生宣布这个决定，以上大家都同意了。谢富治说：‘我去不行。’他让我跟他去，我同意了。总理下指示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由我负责，北京市的大会由谢富治负责。最后我就同谢富治在中南海门前一辆大卡车上向学生们宣布了中央的决定。”[151]

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有一个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做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富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束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蓬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入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15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八月五日批斗刘、邓、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批斗刘、邓、陶分两个会场，一个是中南海内的会场，由中南海内部的人员参加，一个是在天安门广场，由围困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参加。虽然两个批斗会单独召开，各自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但是却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实况传到天安门广场，让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南海批斗会的真实情况。这样既能够防止秩序失控，保证批斗会的安全、有序进行，又满足了中南海外造反派要求批斗刘、邓、陶的迫切愿望，使得这些造反派能够及时解除对于中南海的围困，让中南海周围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秩序。

既然八月五日批判刘、邓、陶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但是最后却是他们的家属也参加了陪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一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井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是和陶铸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间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待，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153]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让刘、邓、陶的家属王光美、卓琳、曾志参加陪斗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戚本禹虽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当时境况下也是不便反对的，只好在布置批斗会时作了相应安排，以减少家属陪斗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不仅是在对家属陪斗上，特别是对刘、邓、陶的批斗既要安全、有序进行，更要防止武斗行为的出现，戚本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此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后来，戚本禹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议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靠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要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记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掌握警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作了汇报。”[154]

从戚本禹的回忆可以看到，由于中南海的会议是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又是受命组织这个会议的，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设计了各种预案。他还将会议的筹备情况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作了报告，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还向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通过电话作了汇报。周恩来等在京中央领导人是同意这样安排的，汪东兴是否将批斗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又是什么意见呢?戚本禹没有说。

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在这方面表态的文献资料。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像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虽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集体作出的决定，但是从周恩来一贯的行为方式及党内程序上来看，即便碰头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周恩来也不会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冒然付诸于实施的。从这里来说，他们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似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或认可。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分析，尚未得到文献资料上的证明。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毛泽东是反对进行面对面批斗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同意了他们的作法呢?

我们认为，虽然毛泽东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处于安抚造反派的情绪以及解围中南海的考虑，在周恩来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同时为了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又对批斗会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尊重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他们召开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正当戚本禹、谢富治分别筹备中南海面对面批斗会和天安门广场背靠背批斗会的时候，围困在中南海周边的天、地两派围绕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处理他们的纷争，让他们联合起来召开大会。

八月四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二千五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七十三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八月五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八月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期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155]

做好两派的工作后，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与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同时进行。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批斗会的实况向天安门广场转播，关于八月五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会议，当时负责这次批斗会的戚本禹后来是这样回顾的，他说：

“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的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的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15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中南海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的过程中，不仅对会场作了周密的安排，还派专人严密监控会场批斗状况，随时准备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这表明虽然对刘、邓、陶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但是对于这次批斗会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不仅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防范，对他们的人身安全进行了重点保护，也是在保证不发生差错的情况下才进行的。

这次批斗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奉命组织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出面参加批斗会，是让邓小平坐着而不是站着接受批斗的，但是具体指挥批斗会的戚本禹还是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在文革被否定以后，清查、打击、审判踊跃参加文革的骨干分子的时候，尽管戚本禹组织刘、邓、陶的批斗会和揪回、批斗彭德怀以及批斗张霖之都是奉命行事的，但是邓小平还是指示审理戚本禹案的承办人要对戚本禹进行加重处理，戚本禹就是这样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157]

中南海内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通过有线广播传到天安门广场，沟通了两个会场的联系。天安门广场同时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158]与此同时，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进一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到天安门参加了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159]

八月五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许多造反派组织的揪刘活动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八月九日，陈伯达在中南海西门外看见还有不少造反派组织没有撤离，他在一个署名工建革联揪刘指挥部的群众组织门前停下，问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撤?”回答是：“不知道。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我们就是不撤!”后在陈伯达的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撤。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一再要求下，大约在八月十日左右，揪刘火线终于撤除，喧闹了一个多月的府右街、文津街等处开始安静下来了。

后来还有一些在京造反派组织了揪刘联络总站，在中南海周围进行了揪斗陶铸的活动，又成立了农口斗邓(子恢)、斗廖(鲁言)、批谭(震林)联络站，但是在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做工作和要求下，最后都撤回去了。其实，那不过是围困中南海的余波罢了。[160]

由此我们看到，在造反派业已围困中南海多时，不把刘少奇揪出批斗誓不罢休，甚至有人为此绝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又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决定，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批斗，分设两个会场，由中南海内部人员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将批斗实况转播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塈声讨刘少奇的群众大会。这种安排既满足了群众批斗刘少奇的强烈愿望，又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撤销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解除了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对中南海的围困。从斗争的过程来看，中南海内进行的面对面批斗会，场面虽然比较激烈，但是批斗是在按照安排有序进行的，并没有发生武斗的行为。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最终说服了造反派，解除了他们对中南海的围困。

其六，关于戚本禹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方面的责任问题。

从我们现在获得的资料来看，戚本禹具体部署、指挥了中南海内部对于刘、邓、陶的面对面批斗。不论是七月十八日还是八月五日的批斗，戚本禹都是卷入其中的。不同的是，八月五日的中南海批斗会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后，由戚本禹具体执行的。

客观说来，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掀起声势浩大的揪刘运动，要求面对面揪斗刘少奇，甚至要把刘少奇赶出中南海，并非是戚本禹个人发动起来的。开始的时候，陈伯达也是对造反派的行动予以支持、赞成的。[161]从戚本禹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批斗刘少奇的，但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不仅要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还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似乎又出乎他的预料。戚本禹确实奉命劝说过造反派，但是在造反派已经行动起来以后，凭着青年人的任性，信心十足，激情迸发，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前，又是难以被轻易说服的。从这里来说，戚本禹虽然为制止事态恶化作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到在外边进行安营扎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这件事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是等到事情闹大形成规模效应以后才采取行动，致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的在京成员是有责任的。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默许、纵容造反派的行动，就要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戚本禹与造反派学生的来往特别密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162]因而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发生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北京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问题上，戚本禹的责任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应该承认，戚本禹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做过造反派学生的工作，特别是他在周恩来指示下，奉命劝解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学生要撤离中南海周边、不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上，确实做了有益的工作。虽然他与造反派的联系比较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往往是通过他来向造反派传达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不论是造反派要求批斗刘少奇还是在撤离中南海的问题上，戚本禹对他们的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这里固然有造反派年轻气盛、意气用事的因素，但是也是与戚本禹个人的认识存在密切联系的。

从当时文革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报刊上进行理论批判是必要的，也可以对刘少奇进行背靠背批斗的，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指示，也同意这样做。[163]但是为了批斗刘少奇采取大规模的方式集中力量来围困中南海，将主要力量用在面对面对刘少奇进行的批斗上，则是偏离了文革发展的大方向。当时文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夺权以后，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但是，血气方刚的造反派却对于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熟视无睹，而是热衷于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将主要力量对准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这样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部署，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不少困难。

戚本禹的责任在于，当着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他却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采取措施来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反而还在与造反派的接触中动员、鼓励他们这样做。由于他是与造反派接触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而他的话不仅契合了造反派的心意，还引导了他们行动的方向，对于他们的造反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没有像周恩来做的那样，当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八月五日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时，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说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告诉他们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了。[164]其实，周恩来不仅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此前还针对造反派的狂热行为反复强调这个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开导、劝告造反派要去完成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按照个人的意愿去行事。

戚本禹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来解决造反派存在的问题，对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重要指示熟视无睹，这样就难以及时发现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他还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动予以同情与支持。他可能不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也。在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造反派虽然势单力孤，力量薄弱，却代表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他们在斗争中遭到了走资派、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因而此时支持造反派是必要的。但是，当着造反派大规模地围困中南海以及要求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逐渐偏离了文革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个时候就要及时批评造反派，纠正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遗憾的是，戚本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不论是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还是在中南海内部组织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都对造反派说过一些鼓动性的话。虽然这些话是在具体场景下讲出来的，有时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为了拉近与造反派的距离，以便于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戚本禹并没有主动地、自觉地在夺权、大联合以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对于造反派进行引导与批评，将他们的造反行动有计划地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集中力量对准仍然在兴风作浪的“活老虎”，而不是将主要斗争目标指向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

遗憾的是，戚本禹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于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抱着支持、赞赏的态度。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行动虽然不是戚本禹挑起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及时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扭转他们斗争的方向，还在不约而同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就不能不是他的责任了。作为与造反派学生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戚本禹也冠冕堂皇地讲过一些从大联合、三结合来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却在他的言行中不占主导地位，更没有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来加以落实。这些话随后又被他处理造反派诉求的时候讲过的那些激进话语迅速冲淡了。这样他的责任也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戚本禹处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对刘、邓、陶的批斗，不过是王、关、戚处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批斗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戚本禹这个时候存在的问题，也在王、关、戚处理类似事件中同样存在着。当然，这还需要更多史料的进一步证明。

6)王、关、戚问题的简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王、关、戚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论是在文革前的文化革命过程中还是文革全面发动以后，都是积极投身于运动中的先锋人物。他们的问题出现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处理两派分歧与矛盾、“揪军内一小撮”、外交部夺权以及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在解决两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错误。

本来，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处于指导文革的中枢位置，不仅能够第一时间获悉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还掌握全国文革的发展动态，具有将毛泽东的文革指示迅速传达、落实下去的职责，但是他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违背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没有将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反而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仍然一味地鼓励造反派进行斗争，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令人遗憾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两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及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矛盾错综复杂，文革形势走向激化朝着动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这种状况的出现，虽然是因夺权引发的，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这个阶段的不同时期“左”、右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与文革发动之际、全面夺权阶段初期，右的压制阻碍文革不同，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左”倾盲动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可是，王、关、戚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纠正，反而还在为“左”倾盲动行为加油助威。这样他们就对极“左”行为的出现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

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策略，对变化的形势提供指导。王、关、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夺权以后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在局势走向动荡的时候，没有及时制止、纠正造反派的“左”倾盲动行为，反而还在为他们摇旗助威。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与造反派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对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发严重。

④ 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及其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阐述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基本概况。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言行中严重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政策，对当时“左”倾盲动错误以及形势的恶化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对他们进行处理，就成为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环节。

1)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

对王、关、戚进行处理是分两步走的。先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而后又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对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那么，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其一，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王力、关锋的隔离审查是由于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鼓动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进而外交部被夺权，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以后才引发的。这两件事在文革形势处于严峻、混乱的情况下，极大地助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的发展，使得形势的发展走向了失控的边缘。有人还趁机提出了“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等论调。在北京再度发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他们为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的警觉。

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165]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〇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权政权”，完全不对。本日，周恩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和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166]

对于目前发生的严重事态，周恩来决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在上海，这个时候陪同毛泽东南巡、负责毛泽东和中央联络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167]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168]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听了杨成武对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等情况的汇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谈到戚本禹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途经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169]

从中我们看到，在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严重事件以后，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表露了对形势发展下去的沉重忧思，说出了不能动摇中央的领导和解放军的话。这显然是针对王力鼓动造反派向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所掀起的极“左”思潮的。毛泽东在此前后的讲话、谈话中，已经对于外交部夺权和“揪军内一小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方面，他和周恩来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缘故。

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以后陷入了深思，心情是沉重的，他要对这个问题慎重思考以后再作出决定。经过一夜的思考，毛泽东决定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为了防止孳生事端，及时、果断、准确地将此事予以处理，他要杨成武准备好了飞机后再回来，亲笔记下了他的话，又将记录过目以后才要杨成武去执行。但是，在杨成武走出客厅以后，毛泽东又将他叫了回来，告诉他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看能不能分化出来，改正错误，转变过来。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对王、关、戚问题处理上的复杂心态，既是痛心的，又是坚决、果断、讲究策略的，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的决定。

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飞返北京。十二时四十分，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向周恩来逐字逐句地报告了毛泽东关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随后，他又奉周恩来之命，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处理王、关、戚的决定，然后返回北京。[170]

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71]

八月二十九日凌晨，杨成武乘专机返回上海。下午，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172]

我们看到，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后，由于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对他们采取措施以前，从程序上考虑，周恩来还是让杨成武飞往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而后，在二十六日晚周恩来才主持会议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处理完毕以后，杨成武又飞返上海，将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关于召开会议处理王力、戚本禹的情况，当时身临其境的戚本禹在后来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搀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到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糊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记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到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落了泪。”[173]

戚本禹不仅是现场的目击人，又亲自参加了对王力、关锋的处理工作，他的回忆还原了会场的一些场景，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一些具体情节。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周恩来是在首先召开小范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处理决定以后，才让王力、关锋参加会议的。王力、关锋的问题也主要是围绕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展开的。王力进行了辩解，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是外交部造反派以及红卫兵的小报上的文字就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关锋并没有否认，只是说社论是要《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签发后才能发表的。在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他固然存在错误，但是社论得以发表造成那样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在这方面显然陈伯达负有更大的责任。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陈伯达对此予以了否认，还拿走了他签发的原件，但是调查以后证明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审改、签发以后才发表的。陈伯达虽然找了不少借口，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大家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大局以及斗争策略考虑，虽然陈伯达签发了这篇社论，对社论的发表负有直接责任，但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毕竟不是他起草的，也不是他在里面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同时他也没有像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直接的联系，对于造反派中极“左”思潮的出现造成重要影响，因而就没有追究陈伯达的责任，而是由关锋等人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戚本禹问周恩来对于王力、关锋什么待遇的问题，周恩来说，他们还是首长待遇，还让戚本禹有空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问题，还是把他们当作党内错误来处理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杨成武回忆中毛泽东对他说的王力、关锋不是好人、要抓起来的那些话，如果不是杨成武加入了个人感情色彩，那么就是毛泽东的激愤之词。这从后来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戚本禹说：“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样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引者注)告诉我，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174]

这里令人意外的是，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而且还哭得很伤心。这让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都很惊讶，见此情景，姚文元跟着也落了泪。江青为什么这个时候动了感情，如此悲伤乃至于当着众人的面号啕大哭呢?

当然，江青当过演员，口直心快，是性情中人，容易动感情，喜怒哀乐往往表现在脸上。抛开这方面的因素外，还是因为王力、关锋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文革发动及其发展过程中，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摇旗呐喊，宣传鼓动，深入群众，支持造反，冲锋陷阵，处于斗争的第一线，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现在因为犯了错误被隔离审查，作为共同进行文革的同事，江青心理上还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同时，鉴于文革从发动到进行过程中，在党内外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顶着巨大压力进行工作的。王力、关锋这两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处理以后，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反弹，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受到影响。她不会忘记，二月逆流就是党内高层有人乘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的。[175]这次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戚本禹被责令检查，中央文革小组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江青的痛哭不仅是真情的流露，也是她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某种隐忧。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情况下，这往往又是难以言传的，因而痛哭就成为江青表达忧思、情绪宣泄的方式了。后来戚本禹从秦城出狱后，将江青号啕大哭以及说关锋对文革有功的话告诉了关锋，关锋听后心情沉重地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17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发生了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后，周恩来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转报了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在毛泽东慎重考虑后才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当时对戚本禹暂缓处理，还是想争取戚本禹，使他能够转变态度，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戚本禹此后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其二，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的态度变化。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给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戚本禹造成了巨大震动。因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常在一起工作，起草文件，写文章，处理各地造反派的问题，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用戚本禹当时的话说，王力、关锋出了事，他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177]从这里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心情是沉重的。

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178]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周恩来、江青就建议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个检讨，[179]戚本禹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于是九月四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信。在信中，戚本禹诉说了自己沉重的心情，检讨了所犯的错误。他说：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180]

戚本禹还进一步检讨了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他说：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还在信中表示：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181]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检讨信中说了王力、关锋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左”倾盲动主义，具体表现在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形势、错误地估计了解放军、怀疑一切，根源则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听不进不同意见造成的。而且检讨了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就与自己有关，表示以后要努力改造自己。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是温和的，仍然称王、关、戚为同志，说了犯些错误可以引起深思的话，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戚本禹在便时将这些话告诉王力、关锋。这表明即便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毛泽东还是把他们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对他们也是寄予希望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戚本禹检讨信的批示传回北京后，周恩来在批件的处理上却是另一种态度。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给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182]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画了圈，但是除周恩来批了一个“阅”字外，其余三人都没有写下批注。这说明他们在王、关、戚的问题上是慎重的。周恩来即便批了一个“阅”字，却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处理方式让戚本禹也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他是当事人，不便对此说什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恩来对于王、关、戚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戚本禹便时将相关内容告知王力、关锋，于是戚本禹在请示江青同意以后，为慎重计还是请江青派一个人和他前往。江青就让张春桥和他一起向王力、关锋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这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上，戚本禹是很谨慎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对戚本禹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不仅从前文他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可以看到，也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明。他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就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18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确有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为了减少别人的敌视和攻击，他不仅很少出去，甚至有些会议也不参加了。张春桥毕竟有着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劝他不要这样，要积极行动起来，防止有人借此对他落井下石。这个时候戚本禹也有了切身感受，有人见他没有出席会议，就趁机贴出了打倒他的标语。他出席会议以后，打倒他的标语就没有了。于是，他不仅参加所有的会议，而且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还参加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184]一九六七年国庆前，在文件的起草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对他们的工作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戚本禹负责整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8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虽然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却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工作，参加活动，还抓起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遗憾的是，虽然他在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说王力、关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中，他自己却仍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向着大联合、三结合的方向发展，反而还在处处为造反派鸣不平，表达他们的诉求。戚本禹后来在回忆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

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军心、人心是两大阵营、阵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86]

本来，进入全面夺权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但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地方就是建立不起来。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作为与造反派保持密切关系的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主动、自觉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即便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在检讨信中也说他们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汲取教育，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在为造反派摇旗呐喊，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以他们代表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层中。这样就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成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绊脚石了。

至于陈毅说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戚本禹自己也认为陈毅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这并非是陈毅有意与戚本禹过不去，而是由戚本禹在造反派中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在对造反派特别是对北京造反派的影响上，戚本禹要比王力、关锋大得多，况且这个时候戚本禹仍然在为造反派的行为摇旗呐喊。其实，这也不是陈毅的个人看法，而是在党内、军内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把戚本禹给端了出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的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187]

在他们的追问下，傅崇碧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有事找傅崇碧，傅崇碧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毛泽东向傅崇碧询问北京的文革发展状况时，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布置转移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傅崇碧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时，他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毛泽东告诉傅崇碧，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表态后，傅崇碧才在钓鱼台会议上说，是毛主席让他这么办的。傅崇碧讲这话的时候，周恩来就在现场。因为这件事是周恩来布置的，事先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可是傅崇碧却说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搞的周恩来一时不明就里，误以为傅崇碧是为了搪塞中央文革小组的质询才有意这样说的。会议结束后，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对傅崇碧说：坐我的车走。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等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说明后，周恩来才一下子释然了。[188]

这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这里有疑问的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毛泽东问是谁批傅崇碧的时候，傅崇碧将戚本禹给端了出来。而傅崇碧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没有具体提及戚本禹的名字。傅崇碧还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如果有人再为这件事批你，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办的。[189]那么，到底哪一个版本的记述才符合真相呢?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弄准了时间，才能够判断出这件事对于戚本禹倒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傅崇碧回忆录》中，都没有交待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可是不论在《周恩来年谱》，[190]还是在《毛泽东年谱》中，[191]却都把这件事(即毛泽东表态同意周恩来的作法)发生的时间确定为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对于这件事发生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七月十四日离京南下到九月二十三日回京前，一直是在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之间，期间没有回过北京，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整个八月份都是在上海。[192]从《杨余傅事件》、《傅崇碧回忆录》的记述来看，这件事是傅崇碧在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而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傅崇碧向毛泽东直接汇报以及毛泽东肯定周恩来的作法这件事，在他的文革回忆中占有重要地位，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记忆犹新的，不会出现错误。既然这样，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又怎么会出现傅崇碧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事情呢?因而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关于这件事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应该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到十月间的事。[193]当然，确切的时间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都说傅崇碧是出于顾虑才没有说出江青名字的，在这方面的记述上两个版本是一致的。固然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傅崇碧在提及江青的名字时有顾虑，但是陈伯达、康生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职务，在党内的地位比江青还要高。这样在毛泽东发问下，傅崇碧会隐讳江青而直接把陈伯达、康生这两位对文革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出来，让他们来对此负责任吗?这是令人生疑的。因而合理的解释是，在当时背景下，当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的时候，傅崇碧不便于说出陈伯达、康生、江青的名字，而戚本禹又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为造反派发声，于是就阴差阳错地把戚本禹给端出来了。从这里来说，董保存的记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真相，而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讳言了戚本禹的名字。

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讳言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将戚本禹端出来的愧疚，也许是不愿意在回忆录中将他避重就轻把责任归疚于戚本禹的作法重现出来，致使人们对他个人的品格产生疑问，因而才在回忆录中再没有提到戚本禹的名字，反而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这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了出来。这样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愧疚，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傅崇碧和杨成武因为查询鲁迅手稿的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时，戚本禹从傅崇碧的眼神看出，他是同情自己的。问完话以后，傅崇碧临走时还对戚本禹说了“谢谢你”这样对于被提审的人不会说出来的话。[194]

戚本禹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回忆道：“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中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195]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他和傅崇碧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傅崇碧却将江青、康生追查的事安到他的头上。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他那么客气，恐怕就与此有关。戚本禹倒是不计前嫌，对于傅崇碧的作法表现出谅解的态度。这件事本来与戚本禹无关，是江青、康生他们造成的，但是傅崇碧却在毛泽东面前却将戚本禹端了出来。这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成为戚本禹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追问傅崇碧转移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毛泽东对此进行表态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极有可能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底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间的这个时间段内。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也写出了书面检讨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傅崇碧的汇报中得知，戚本禹仍然支持造反派的激烈行动，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当时他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发生了严重背离，于是就对戚本禹产生了到底有没有悔改的疑问。单纯这样一件事不会是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进行审查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屋漏偏逢连阴雨。恰巧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两个事件上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了江青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倒台。那么，涉及江青的两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戚本禹后来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萍)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为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名叫江菁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字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充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候，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个事件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他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候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任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196]

从戚本禹的回忆来看，在与江青的三个问题上都涉及到了他，一个是他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解放前在报刊上的报导，一个是上海交给他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一个是他推荐给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处理一封群众来信上的失误。这三个事件叠加在一起，彻底恶化了戚本禹与江青的关系，成为压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跨台。

其实，江青并不避讳她自己特别是到达延安前的个人历史。她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详细谈了个人的人生经历、参加革命的过程以及婚恋生活，当有人问她为什么没有嫁给俞启威(黄敬)却与唐纳结婚这样纯属个人感情、隐私方面的问题时，江青都没有反感，而是坦然地一一作了回答。[197]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江青对于戚本禹处理这些涉及到她的报刊资料时表现出如此敏感的态度呢?

本来，这些报刊资料都是过去报导过的东西，既没有新鲜感，更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但是，戚本禹却让文艺组将北京图书馆关于报导江青的这些资料封存起来，防止扩散到社会上影响到江青的形象，这样做固然是处于好意，却进一步增强了问题的神秘感，容易让人们产生疑惑，仿佛江青在那个时候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似的，不经意间为那些企图制造江青谣言的人提供了口实。这从戚本禹说到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这些材料扩散时，江青却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反问中反映了出来。

至于上海交给戚本禹的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戚本禹却压了下来，没有及时报告江青。出人意料的是，上海有人又将这件事向江青作了汇报。这样就引起了江青的怀疑，使她对戚本禹的作法产生了误判，认为戚本禹在暗地里搜集自己的黑材料。恰巧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江菁的女演员，因为当年参加过军统，文革期间遭到批斗，就给江青写信请求帮助。可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在处理此事时，阴差阳错，竟然误以为是江菁在信中反映江青参加过军统，在对江青进行诬蔑，于是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条子，将信与条子一并转给了江青，结果惹恼了江青。因为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江青就把这件事与前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在联合起来搜集她的黑材料。这样就对戚本禹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戚本禹作了解释，但是江青却听不进去了，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不变。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

当然，这是江青的误判，因为事实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同时，也可以从后来江青被隔离审查以后，在“两案”审判期间，戚本禹拒绝为江青作伪证，还为江青仗义执言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办案人员动员戚本禹通过揭发江青来减轻自己的处罚，还对戚本禹威胁说，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那你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后果。戚本禹没有被这样的话所吓倒，而是表示如果要他出庭作证，只能是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个人的意愿来进行作证。当办案人员追问戚本禹，江青是怎样利用伍豪事件来迫害周恩来的时候，戚本禹说，这是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指出，这是敌人的谣言。他还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如实写出了书面材料，以还原事实真相。[198]这是后话。

从戚本禹来说，他认为不论是北京图书馆的，还是上海送来的这些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不宜交给江青处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追查是谁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时，戚本禹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没有推给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办事人员。这显示出戚本禹是遵守组织原则的，也是他性情耿直、光明磊落的表现。

这样做当然是对的，无可厚非。不过，话又说回来，关于江青的这些报刊资料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材料，尽管有一些花边新闻，恶意炒作，还带有人身诋毁、恶意诽谤的内容，传出去后会对江青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这并非江青在历史、政治方面存在问题的材料，本来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不宜与江青进行沟通，还可以向周恩来进行反映，听听周恩来的意见，请周恩来想个办法，然后再进行处理。这样也是可以免除后患的，即使江青后来知道了，也是不便说什么的。遗憾的是，戚本禹却没有这么做。这些资料后来虽然是在周恩来批准后，由谢富治所在的公安部处理掉了，但是却是在江青追问之下才发生的事，失去了先机。这样就给江青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误判，以后再想纠正起来就很困难了。

至于张春桥对戚本禹所说的话，当是肺腑之言。张春桥比戚本禹年长十多岁，参加革命时间早，经历过党内紧张、激烈的斗争，经验丰富。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既要消除江青的误会，又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团结，防止人事关系的复杂化。他对戚本禹所说的话，虽是知心人之间的交谈，也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讲的。即便具体办事人员暂时受到了处分，以后还可以为他们进行解脱。这也是从大局出发不得已的选择。

张春桥深知，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在党内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却成为党内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的攻击对象，是在排除阻碍中不断前进的。安亭事件发生后，他和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处理这个事件发生的严重分歧，就是其中的一个鲜明例子。更为严重的事例还在后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全面夺权风暴，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怀仁堂会议上，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遭到了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猛烈攻击，言词之激烈，斗争之尖锐，是过去没有过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以后还有可能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

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被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捆绑在一起”，成为他们打击的共同目标。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斗争会更为激烈、复杂化，这些材料会被有些人拿出来作为攻击江青的利器。张春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对戚本禹说了要将资料交给江青这番话的。虽然张春桥对戚本禹说了这些交心的话，为戚本禹提了醒，但都是在事后讲的，对于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发生作用。这样也就难以挽回江青与戚本禹之间关系走向恶化的结局了。

这三件事的相继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于戚本禹的怀疑，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戚本禹对这些报刊资料的处理上，江青误以为戚本禹是在搜集关于她的黑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是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异己分子的。她对戚本禹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不信任、怀疑直到最后关系走向决裂的。这也就成为最后导致戚本禹垮台的直接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确实受到了很大震动，与过去相比也低调了很多。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王、关、戚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成员，王力、关锋垮台后，戚本禹就成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主要途径了。这个时候的戚本禹虽然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中承认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采取措施，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自觉地、主动地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诉求进行呐喊，为他们鸣不平，进一步激发了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南辕北辙了。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的行动不仅为陈毅等人的攻击提供了素材，也成为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状告戚本禹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于戚本禹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没有悔改，仍然在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三个事件上出现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他的怀疑，他与江青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戚本禹倒台的重要背景。

其三，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就已经感到岌岌可危了。在与江青闹翻后，江青告诉他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又邀他看了电影《黑桃皇后》以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他意识到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命运就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于是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夜晚，戚本禹被从钓鱼台的办公室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他的秘书要随他一起去的时候，戚本禹告诉他不要去了。可是秘书忠于职守，执意要随他一起去。戚本禹也不便于说什么，只好让他随自己走了。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担心走漏消息，也就把秘书和司机一块隔离了。

戚本禹进入怀仁堂的会议室后，看见里面已经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四个人。他心里明白，这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周恩来、林彪、江青和毛泽东的。这也是向他表明，对他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随后就叫人把戚本禹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派了一个武装连看守着。一九六八年过春节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199]

我们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经过了四个多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本来，毛泽东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给予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想把他分化出来，但是戚本禹最后还是步了王力、关锋的后尘。

尽管戚本禹与江青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戚本禹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江青本人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是必须要得到毛泽东批准的。可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刚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他和王力、关锋为同志，对他抱有希望，现在却又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困惑了戚本禹好多年，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抓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出狱后他还请姚文元的女儿去向姚文元询问这个问题。姚文元很真诚地跟女儿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200]

从姚文元的答复看，在隔离审查戚本禹的问题上，是在上边决定以后实行的。在这件事上，他和张春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既没有说过戚本禹的坏话，也没有为戚本禹讲过好话，只是默默地认可了这个决定。当然，客观地说，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他们是不便于再为戚本禹讲好话的。这说明姚文元也并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否则的话，在昔日进行文化革命的同事，而今共同沦为阶下囚的难友面前，又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呢?

至于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前文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对此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考证，下文我们还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此不赘述。其实，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所醒悟，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201]只是他没有以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为指导，将他与造反派的关系及其作为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进一步界定这一因素在他被隔离审查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就在他被隔离审查真实原因的探究上陷入了误区，是令人遗憾的。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被隔离审查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同时也对他们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为了深入地了解王、关、戚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隔离审查的，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2)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倒台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王、关、戚的倒台具体表现在这些方面：

从王力来说，七二〇事件中在两派关系的处理上犯了错误，而后回京途中对造反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又对造反派发表了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从关锋来说，则是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八一社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上公开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戚本禹来说，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和夺权外交部的问题上，以及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仍然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味地为造反派鸣不平，而不是主动地、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

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在如何处理两派关系、正确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上表现出来。具体说来，在对待两派群众关系的问题上，是简单地支一派压一派，还是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特别是孤立保守派的坏头头，争取其群众转变过来;在正确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上，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而没有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将领导干部区分开来，建立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党内走资派。[202]特别重要的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反而还支持、助长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而已;对于军队在支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就意味着要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掀起新一轮的反军浪潮了。在局势走向失控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使军队履行职能遇到更大困难。

从中看到，王、关、戚在实际行动中，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出发，准确领会、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是在两派斗争、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问题上，仍然根据个人的意愿，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在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就会从文斗转向全面武斗。文革也就由此脱离其既定轨道变成“武革”，走上了歧途。

当然，一般说来，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并没有错。因为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代表着文革发展的方向。同时，还要注意到，在文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待造反派的斗争策略并不相同：在文革发动之初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断批评造反派的盲动行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由造反派对文革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决定的。

在文革发动阶段，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了党内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严重打击，并受到保守派的阻挠，文革的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个时候就要支持造反派，通过他们来将文革推向前进。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而且造反派也分裂为形形色色的组织，彼此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造反派在斗争中对领导干部也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倾向。军队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却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不断纠正错误，逐渐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却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为由，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军队，进一步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关系的激化。

这样在造反派处理两派斗争、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犯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就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了，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是否支持造反派，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为所决定的。当造反派的行为适应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要支持造反派;当造反派的行为违逆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不能一味地支持造反派，而是要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了。

遗憾的是，当着造反派的行为已经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王、关、戚仍然像以前那样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毛泽东、党中央业已确立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从文革发动阶段站在前列的风云人物被文革发展的大潮所淘汰掉的。

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203]本来，王、关、戚在文革刚刚开始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站在文革前列，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在造反派受到压制、打击的时候，排除干扰，扫除阻挠，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推动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他们也是竭力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当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演愈烈的时候，就不能再一味地支持他们的行动，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了。可是，王、关、戚却并非如此，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就是这样从掌握着真理、支持造反派的正义行动，变为与造反派一起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我们注意到，在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上，毛泽东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分开，给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表示要汲取教训，痛改前非，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他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虽然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对戚本禹造成了很大震动，他自己一度也表现得很低调，但是却昧于文革形势以及毛泽东这个时期作出的重要指示，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与以前相比，戚本禹在执行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上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仍然是“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幕后支持者，犯了严重错误。

王力、关锋的倒台，让戚本禹感觉到他自己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204]这个时候虽然有陈毅对戚本禹的攻击，也有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将戚本禹端了出来，再有江青与戚本禹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王、关、戚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和戚本禹个人的工作作风乃至性格等因素，但是真正导致毛泽东最后作出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决定的，还是他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其它因素不过是促成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的条件而已。后来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说道：“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处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205]

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道：“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206]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反思中认为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还是成员的认识都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他的这个反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对于戚本禹的这个反思还是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在七二〇事件以后，不论是王、关、戚还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仍然采取支持造反派的方针，实际上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这个判断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可以从他们当时发表的讲话、谈话、文章和发言中得到证明。这也是他们在认识、行动上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的原因所在。但是，要说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则是戚本禹的严重误解。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的报刊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反复出现过。[207]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却一直实现不了，致使毛泽东希望通过二、三、四三个月来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设想不得不一再延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8]

进入六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209]武斗频发，局势陷入严重混乱，“左”倾盲动主义泛滥，严重影响到了文革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左”的错误，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毛泽东采取的包括隔离审查王、关、戚在内的纠“左”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确切地说，不是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从全国来说“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沿着既定轨道的发展，制止、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关、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他们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为文革的发展冲锋陷阵，呐喊助威，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六月份以后，各地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混乱，造反派在对待不同派别群众、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行为。这个时候“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文革的正常发展，而造反派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践行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他们的盲动主义，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可是，王、关、戚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过来仍然积极支持、推动“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发展。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就使得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发高涨，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就是这样才被先后隔离审查的。

⑤ 对王、关、戚问题的历史评析。

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文我们对于王、关、戚问题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况及其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1)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

王、关、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文革发动前后及文革初期，他们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讲演，深入基层，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为他们摇旗呐喊，排忧解难，推动了文革的前进。这是他们的功绩，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造反派与保守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彼此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个时候王、关、戚没有及时指出、引导造反派改正错误，反而还在行动中进一步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在报刊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发表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具体表现而已，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极“左”盲动行为发展的高潮。

王、关、戚的问题在于，在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及时发现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支持、鼓动造反派的盲动。这样他们就从站在文革发展潮流前列的风云人物变为文革发展的逆行者，犯了严重错误。

在对王、关、戚问题的研究上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鉴于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错误，就连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作出的贡献也一概予以否定了。前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属于左翼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右翼的判断。这两种错误观点的形成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立场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都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片面而不是全面地来看待问题，因而是错误的;从立场上来说，则是由于对文革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立场的不同，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认识上所犯的共同错误，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在研究王、关、戚问题的时候，就要以这两种错误观点为诫，对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他们对于文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又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能因为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的贡献而讳言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否定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指出其错误，并进一步揭示出正是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才成为他们最终被隔离审查的决定性因素。

只有将王、关、戚的功绩与错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梳理出他们从功绩到错误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进而揭示出原因，才能对于他们被隔离审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形成对王、关、戚问题的科学认识。

2)抓住全面夺权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弄清王、关、戚问题的关键。

要分析王、关、戚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进行研究，才会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虽然对干部冲击较大，但是造反派与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就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表现出来。在造反派的后面站着中央文革小组，在保守派的后面站着走资派和一些被罢官的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两派斗争反映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

除去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外，即便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还在背后支持、操纵保守派的活动，但是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没有什么力量了。军队虽然在支左伊始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通过“军委十条”进一步约束、规范了支左部队的行动，正在不断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这个时候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既不在造反派与干部之间，也不在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而是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上表现出来。

那么，在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到底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这个时期虽然在局部地区保守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呼风唤雨，激烈争斗，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从全国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上，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各地权力能够迅速被夺取就是明证。这个时候看起来造反派的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主要还是因为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而走向分裂并导致了大规模武斗，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协调一致行动的缘故。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许多人既没有采取适宜的方法，来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采取主动、有力的措施，来分化、争取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而是固步自封，唯我独革，刚愎自用，盲目出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然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错误就应该由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来负责。

这样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夺权及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两派群众之间及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造反派在两派及造反派之间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进行斗争。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就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存在密切关系。造反派行为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时候就要认识到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主要矛盾和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采取措施来制止、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中来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这个时候作为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就要发现夺权后两派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矛盾，造反派业已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采取适宜措施来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遗憾的是，王、关、戚既没有意识到夺权后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没有把握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既没有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更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错误，恶化了文革的形势。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后被隔离审查的。因而抓住夺权后文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弄清王、关、戚被处理的关键。

3)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要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造反派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适应文革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推动文革的正常发展。如果离开文革发展的大势和要求，认为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支持造反派的认识是错误的。依据这种认识来展开行动，就会犯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在排除干扰中大力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面对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重重问题，他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也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指出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是错误的。[210]这个时候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分裂成一系列组织，对干部冲击过大，各派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迅速走向恶化。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与造反派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采取措施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中进一步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他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11]

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王、关、戚，他们在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使得造反派能够在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围困中不断冲破障碍，将文革推向前进。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势要求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无视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没有注意到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两派群众、造反派内部、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激化，特别是大规模武斗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隐患，没有及时提醒、引导造反派转到大联合、三结合的轨道上来，反而继续支持造反派的狂热行动，还在党中央刊物上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通过王八七讲话发出夺权外交部的号召。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业已严峻的形势，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内，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混乱的情况下，所实行的政策、策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由支持造反派开始转向批评造反派了，转移的标志是制定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这是因为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极“左”行为。错误恰恰是正确的不适当的延伸，真理哪怕是向前再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作为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已经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及时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采取措施来校正造反派的行动，反而是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致使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走向激化。他们没有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这样就在文革的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处理王、关、戚问题。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不论是先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意图将戚本禹分化出来，以观后效，还是最后对戚本禹作出同样的处理，都是毛泽东在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是毛泽东纠“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使文革回归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步骤。当然，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潮流的前列与造反派一块进行斗争，确实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大努力。但是，当着夺权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分裂，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了大规模武斗，与干部、支左部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局势发生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最大危险，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走向失控的风险。这个时候王、关、戚本应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正在发生的盲动行为，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行动煽风点火，呐喊助威。第一次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件而已。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们以前为文革作出过贡献就袒护他们，而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及时、果断而又有策略地对他们先后予以了隔离审查。这是为了遏制当时业已出现的“左”倾盲动行为，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既定轨道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当然，鉴于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后，采取了“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周恩来、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执行了政策的落实工作。同时，对于他们的生活待遇仍然不变(后来秦城监狱监管人员没有按标准落实待遇是另一个问题)。[212]

这说明即便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审查，也是采取了必要保护措施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地谈到了王、关、戚的问题。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213]另一次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214]再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2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对于王、关、戚的处理都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是说王、关、戚违犯组织纪律，私自向造反派透露消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虽然没有点出王、关、戚的名字，但是从上下文以及谈话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上来看，是包括王、关、戚在内的。比如，王八七讲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在与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在抵制王、关、戚等人的错误行为，当时他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当然，客观说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要还是处于党内斗争策略的考虑，从团结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出发才这样讲的。尽管如此，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待王、关、戚错误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随意，而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从文革大局出发，经过慎重思考后才作出的决定。这里固然有一些复杂的原因，但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王、关、戚的言行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文革摆脱失控隐患，回到既定轨道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处理王、关、戚的。

5)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两面性分析。

文革开始以后，出现过一系列两面性。造反派积极参加文革，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推动文革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发展的前列，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与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们无视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仍然在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结果在文革指导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王、关、戚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对他们的处理是必要的，是为保证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有力措施，但是从组织上却又消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以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下面我们对于处理王、关、戚问题的两面性进行分析。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他们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左”倾盲动行为，在两派斗争、干部和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局势严重混乱，甚至走向失控边缘的情况下，王、关、戚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于不顾，仍然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对于文革形势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动荡，使文革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就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这样站在前列竭力鼓动造反派的王、关、戚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虽然是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正常轨道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王、关、戚毕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年踊跃投入文革的洪流，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被处理以后，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从中央层面来说，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王、关、戚都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而从后来中共九大、十大的人事安排来看，如果他们不被处理的话，按照常规是要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样在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布局上，显然会增强文革阵营的力量，是有利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

这样我们看到，对王、关、戚的处理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从近期看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从远期来看则是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两相比较，王、关、戚当时的作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对造反派过“左”行为的支持和鼓动使文革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防止文革失控、使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他们犯了错误，那么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从组织纪律的执行上，执纪必严，有错必究，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就是必要的，无可争议的。

至于处理他们会不会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给以后反文革的力量以可乘之机呢?现实的问题是，王、关、戚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处理他们是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如果当时不对他们进行处理，又如何能够迅速遏制住文革局势的混乱，防止文革走向失控呢?处理他们恰恰是为了清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错误人员，使文革小组能够更好地指导文革，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能以担心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为由将他们庇护下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客观上又对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两相比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恰恰是为了保证文革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避免文革失控、防止走向动荡的迫切要求。不论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必要的，迫切的。至于给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追根究底，并非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造成的。试想，如果不犯错误，怎么会处理他们?这样的话，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又从何谈起呢?因而不能将不利影响归咎于对他们的处理，进而怀疑到对他们处理的正当性、必要性，而是应当归咎于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我们在认识到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具有两面性的同时，还要弄清楚这种两面性中的不利影响，不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由于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6)王、关、戚关系的演化及启示。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中的风云人物。当时他们在一块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演说，指导运动，彼此之间交往甚好。当时关锋和王力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在一起协商着去做的。戚本禹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戚本禹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关锋总是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216]

王力的口才很好，讲话口齿清晰，富有激情，慷慨陈词，鼓动性强。同时，笔头也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块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做记录。王力为人爽朗，善于逢迎，处事灵活，爱出风头，说话常有水分，又显示出他的虚滑来。江青对王力有些看法。有一次她对戚本禹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还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217]从后来王、关两人的发展轨迹来看，江青对他们的评论是有见地的。

文革结束后，王力、关锋被免于刑事处分，戚本禹则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们三人在对文革的认识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文革，关锋、戚本禹则是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冷静、理性的态度，以马列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王力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集中反映在他写的上下两册的《王力反思录》中。王力在“反思录”中不仅全盘否定了文革，还对他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忏悔，以痛心疾首的语言来控诉文革：

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218]

不仅如此，他只是从否定文革的角度讲了自己的错误，[219]却对自己被隔离审查的真实原因讳莫如深，反而将他被打倒的原因归咎于江青。他说：“其实，当时人所共知：王力是被江青打倒的。”[220]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王力还借用江青的口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221]

王力对自己在武汉期间不顾毛泽东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在没有做好军队及两派工作的情况下，就径直到两派中间进行活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成为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以及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为了替自己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进行解脱，王力还倒打一耙，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来源于毛泽东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的文字，还说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222]而这个时候的文献资料却证明，毛泽东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223]

王力在“反思录”中虽然讲了一些事实，他的一些回忆也确实具有文献价值，但是他在“反思录”中对于文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为了开脱自己也散布了许多谎言。谎言毕竟不是事实，与王力一起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关锋、戚本禹，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他的“反思录”出版后，引起了关锋、戚本禹的强烈不满。关锋在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给戚本禹写信说：“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224]

关锋对王力的“反思录”非常愤怒，这不仅是因为王力在“反思录”中全盘否定了文革，也是因为歪曲了事实的缘故。关锋在信中希望戚本禹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来京面商如何来反驳王力。

七月三日，戚本禹给关锋回信说：“您能否先写驳王力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那样，现在能驳斥王力的已没几个人了，所以后来的革命，其最危险的敌人常常是来自内部。这些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的蛀虫最可怕。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还是他当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呐喊，他不像假的呀!怎么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攻击文化大革命，您怎样看他这种大转变?”[22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建议关锋放下手头的工作，先来写驳斥王力的书。回想当年王力在文革中慷慨激昂的呐喊，现在却是背叛、声讨文革，对于王力的这种转变，戚本禹感到很震惊，百思不得其解，才向关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七月八日，关锋在致戚本禹的信中称王力“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226]

从信中可以看到，关锋想到了当年自己与王力一块共事、进行文化革命的情景，可能也想到了当戚本禹对他抱怨王力的时候，他还在为王力说话，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面对王力如今的变化，关锋自责、懊悔、愤怒的心情跃然纸上，以王力是投机分子的定性回答了戚本禹的疑问。

其实，王力、关锋被解除监禁后，王力就想拉着关锋一起来否定文革，但是遭到了关锋的拒绝。戚本禹刑满释放后，他们两人都在打听戚本禹的下落，试图和戚本禹取得联系。戚本禹从关锋处得知王力否定文革的态度后，没有和王力见面。后来王力到了上海，又托人跟戚本禹说，想和他见面，戚本禹也婉拒了。[227]文革结束以后，王、关、戚这三位在文革期间密切共事的伙伴就是这样分道扬镳的。

政见的不同，又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差异。王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卖了个人收藏的文物，弄了一大笔钱，购房买车，雇佣仆人、杂役若干人，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关锋得知后，以哂笑的口味在通信中告诉了戚本禹：“还有一个有趣的信息：王某(指王力——引者注)在京效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一辆，雇佣汽车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等八名。这是一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们的，可靠。”戚本禹得知后，既无法查实也无兴趣弄清这件事，作为笑料一笑了之。[228]

戚本禹对于王力的不满，一个是他否定文革，一个是他在“反思录”中掩盖历史真相。其实，戚本禹是以大度的胸襟来谈论王力的“反思录”的。他认为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事实，这是最起码的。可是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却有不少罔顾历史事实的内容，刻意去迎合文革后的当权者。[229]这是戚本禹不能接受的。

虽然戚本禹在文革后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王、关、戚中唯一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又被判了重刑的人。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他却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于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出国后，在有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学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还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流传甚广。这本书以李志绥这样一个保健医生的视角，捏造了大量“事实”，对毛泽东进行造谣、诬蔑、诽谤，影响非常恶劣。戚本禹看到后异常气愤，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时，以他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亲身经历，从事实出发，依据常理分析，将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驳得体无完肤，形成了一篇有血有肉、内容充实、富有说服力的问答录，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影响很大。[230]

在谈到自己参加文革的动机和受到的处分时，戚本禹在这篇问答录中坦言：“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231]这种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接着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又被判刑十八年，但是仍然对文革保持执着信念，对毛泽东深怀拳拳之心的态度，是令人感佩的。

我们看到，文革结束后，王、关、戚对于文革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了文革，是以忏悔、痛恨的心情来回首文革的;关锋、戚本禹则是对于当年他们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矢志不移，是以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来谈论文革的。王力将个人的遭遇归咎于江青，以他和江青个人间的矛盾来解释他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从而掩盖了他事实上应该担负的责任。戚本禹、关锋则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谈论江青，力求从事实的辨析中来探究他们被处理的真实原因。由于对于文革态度的不同，也由于王力在“反思录”中为个人搽脂抹粉，掩盖了不少事实真相，关锋、戚本禹不仅拒绝了王力的拉拢、利诱，还与王力的关系走向了决裂。他们就是这样以执着的态度坚守着对文革的信念和操守的。

岁月的风霜刀剑是检验革命者品质的试金石。革命的大潮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在炼狱的人生中才有可能走向成熟、坚定。从王、关、戚三人文革结束后的多变人生中可以看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的关系也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走向了决裂。关锋、戚本禹以革命者的从容与练达在文革后的大道上执着前行，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曙光必然会重现于中国的地平线上。

(7)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以后，两派斗争走向激化，大规模武斗发生，局势出现了混乱，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恢复稳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外出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若干省市，针对文革中发生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系列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①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文革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发布的重要指示，在文革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从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的背景说起。

1)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一月革命引发了各地的夺权行动，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随着夺权在各地的迅速展开，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趋于激化。被夺权的走资派以及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是为了免受打击，逃离领导岗位，或者是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或者是策动一些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和走资派、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

在夺权斗争中，左派不仅受到了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支持的保守派的阻击，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激烈的争斗。这个时候不仅形势出现了混乱，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实施“三支两军”。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绝大部分支左部队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冲击支左部队，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走向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措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下发了“军委十条”，约束支左部队的行动，使他们转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样就形成了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内部各派以及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此起彼伏、尖锐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般来说，是以两派群众之间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往往是站在保守派的后面，在幕后支持、操纵着保守派。保守派的一些坏头头，或者是与这些人有联系，在他们的支持下展开行动，或者是为了个人、小团体、派性利益，与造反派作对，进行斗争。这个时候造反派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他们在如何对待领导干部、不同派别的群众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置毛泽东、党中央的政策于不顾，盲目行动，派性作怪，不讲策略，四面出击，进一步造成了形势的紧张。由于造反派的行动获得了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论在程序上还是性质上都具有斗争的正义性，因而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正是因为这样，一旦他们犯了错误以后，对文革造成的损失也就愈发严重了。

进入一九六七年六月，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在走向激化的同时，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动用了热兵器。[1]局部地区形势空前紧张，甚至出现了失控的风险。毛泽东设想在二、三、四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设想没有实现，即便到了五月份仍然在许多地区没有眉目。[2]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到武汉游泳的名义，到湖北来解决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想以解决湖北的矛盾冲突为突破口，推动湖北周边河南、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份问题的解决，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武汉却发生了七二〇事件。由于情况不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不得不匆匆乘机离开武汉，致使毛泽东想通过解决湖北问题来直接推动周边省份问题解决的设想没有能够即时实现。尽管这样，不论是在离京奔赴武汉的火车上，还是随后在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毛泽东查看文革材料，了解真实情况，把控文革动态，在与当地负责人的谈话、批阅的文件、作出的指示中，从大联合、三结合出发，针对具体事件，提出处理意见，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重申了文革中的政策及斗争策略，指导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他在视察途中谈话的记录稿经过整理以后，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名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是毛泽东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第一次系统性地发表关于文革的指示，集中了南下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文件下发前，中央还专门起草了下发这个文件的通知稿，连同这个文件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十月七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这个通知稿，又对指示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3]同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及其通知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4]

2)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指示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关于当前文革形势的评价;二是关于如何实现革命大联合问题;三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四是批评红卫兵小将、左派，对于文革下一步发展的要求问题。下面我们对指示的主要内容予以介绍。

其一，关于文革形势的评价。

在谈到文革发展的形势时，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毛泽东认为，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针对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发生的混乱，毛泽东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对于文革发展的前景，毛泽东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5]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文革形势的发展大好。这种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了，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关心国家大事。其实，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表现。

对于七、八、九这三个月各地出现的混乱，毛泽东认为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因为文革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并不都是坏事。通过乱可以暴露出存在的问题，而后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不然的话，这些问题是难以得到解决的。对于文革期间出现的乱，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因为乱中出现了右、“左”两种错误行为)，而是依据事实进行辩证地分析，将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举解决掉。虽然乱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乱还是有条件的，就是沿着文革正确方向发展而又不能失去控制，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乱，才是有利于文革发展的。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毛泽东才对形势发展表现出乐观的情绪，认为再有几个月，形势会变得更好。

其二，关于如何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

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针对群众分裂为两派以及两派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分析了群众分裂为两派的原因，他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对于保守派犯错误的原因以及能不能将保守派争取过来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对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以及如何实现大联合，毛泽东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针对有的造反派头头在联合中争权夺利，提出以个人、本派为核心进行大联合，毛泽东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在大联合过程中，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毛泽东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文革中出现了坏人，对于这些坏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是把他们抓起来，还是交由群众对他们进行处理，毛泽东在谈到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时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如何处理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毛泽东说，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希望各地革命群众实现大联合。他认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两派能够实现联合的前提和基础。两派分裂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的挑拨，其次是由于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以及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保守派犯错误的原因，或者是认识问题，或者是立场问题，指出即便是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变的，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改变过来的。这表明他对于保守派群众是寄于希望的，要求造反派注意做好保守派的工作。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让他们转变过来，主要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

革命群众组织在立场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他们之间出现分歧与矛盾，主要还是由于认识以及组织利益的不同造成的。要消除分歧和矛盾，就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少讲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要让他自己去讲，求同存异。至于有人提出大联合时以我为中心的主张，毛泽东对此予以了批评，指出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自封的核心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在如何处理文革中的坏人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毛泽东指出主要还是发动群众来进行处理，实行群众专政，而不是由政府和左派去捉人。基于这种分析，对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还是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而不是由外来的组织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这些坏头头以维护本派利益为由，动员本派群众来保护自己。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两派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两派形成的原因，阐述了如何做好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工作的方法。对于保守派组织，要将其头头与群众分开，揭露其坏头头，主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将其群众争取过来。对于文革中的坏人、坏头头，主要通过群众来进行处理，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能动性。在处理好两派群众、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其三，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干部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干部问题时，首先对干部做出了基本判断。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谈到如何对待走资派以及走资派在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时，毛泽东说，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接着，毛泽东对为什么干部的多数是好的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说，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谈到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采取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时，毛泽东说，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

对于思想上一时没有转变过来的干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何防止干部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在谈到正确对待干部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的地位时，毛泽东引用了延安整风的史实来予以说明，他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在谈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时，毛泽东不仅对此进行了分析，还提出了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方法。他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了处理干部问题时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在谈到对干部进行教育时，毛泽东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7]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再一次阐述了文革期间的干部政策。他不仅作出了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判断，还进一步分析了作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指出造反派应该如何与干部进行斗争。虽然用语是温和的，实际上却是对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评。毛泽东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其思想上出现反复，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批评了造反派对于干部一犯错误就要打倒的“左”的行为。毛泽东明确指出正确对待干部是能否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以及搞好斗、批、改的关键，不仅指出了干群关系上存在的问题，还分析了干群关系出现紧张的原因，又提出了改善干群关系的方法，主张各地要创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对干部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其四，关于直接批评红卫兵小将、左派，对于文革下一步发展的要求问题。

毛泽东在指示中批评了造反派，提出要对红卫兵小将进行教育的问题。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泽东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

从中看到，毛泽东针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出现的错误进行了直接批评，向他们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对于军队、造反派和革命干部，毛泽东予以热情的鼓励，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毛泽东的指示来看，他认为文革发展的形势是好的。他分析了两派分裂的原因，阐明了两派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指出了保守派中的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对于如何处理两派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如何处理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受蒙蔽的群众，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仅分析了两派、造反派以及干群之间矛盾形成的原因，还从方法论上予以了剖析，为解决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指导。他批评了造反派中以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和派性行为，主张发挥群众的作用，实行群众专政。他希望各派群众之间要化解矛盾，密切干群关系，搞好军民团结，创办学习班，纠正文革发展中的错误行为，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3)对毛泽东重要指示的评析。

前文我们在介绍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内容时已经进行了若干分析，下面我们再作出进一步评析。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是根据他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南下视察期间的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的。将这个指示与毛泽东的谈话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指示中的用语要比他这个时期的谈话缓和得多，语气也更为委婉了，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批评也淡化了，是从正面以号召的形式提出来的。他希望各派群众联合起来，正确对待干部，搞好军民关系，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两派之间矛盾激化，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局部地区局势混乱，甚至走向失控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说形势大好，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到底是为了鼓舞人心，从文革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还是认真思考后发自肺腑的判断?这种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文革发展的实际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下面的两则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

“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9]

以后毛泽东曾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上反复肯定过文化大革命。直到临终前，毛泽东仍然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10]

我们看到，毛泽东后来对于文革的评价是与指示中对于文革形势大好的论述相一致的。这表明他在指示中关于文革形势大好的论述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发自肺腑的，不是为了宣传造势的需要才讲出来的。

那么，这个判断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呢?

当时确实出现了两派的分裂、武斗、对干部的严重冲击、军队支左错误以及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严重混乱，一些问题的发生也出人意料，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甚至还一度忧虑过，[11]发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慨叹。[12]但是，毛泽东透过这些混乱的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群众真正行动起来了，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革命派已经在多数省占了多数。军队实行“三支两军”保持了全国局势的基本稳定，维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支左错误正在不断地得到改正。不论是两派斗争中的错误，还是对于干部的严重冲击，也正在不断地纠正中。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不会出现全面失控、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出现的混乱局面呢?

文革本身就是以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乱，就难以达到大治。当然，这种乱不是无秩序的乱，让人胡作非为，随意行事，乱到天下失去控制，而是在毛泽东、党中央文革方针的指导下出现的有秩序的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防止斗争扩大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讲到了他对文革中出现的混的看法。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谈到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十月十二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13]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治、乱的辩证法。乱就可以暴露出矛盾，矛盾暴露出来以后，就以这些暴露出来的矛盾为突破口，批斗走资派，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借以教育、锻炼群众，将问题解决掉。否则的话，这些矛盾暴露不出来，隐藏在深处，又如何将它们解决呢?因而一定程度上的乱是必然的，不必对此大惊小怪。不过，这不是无原则的、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乱，而是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争取、团结革命干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秩序出现的天下大乱。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指示的全文来看，虽然毛泽东就文革形势发展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说的比较委婉，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指示的主要对象还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指示的主体内容是大联合和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与造反派有关，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或者主要是造反派造成的。此时虽然在一些局部地区保守派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向造反派发起了围攻，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但是从全国来说造反派的力量还是占了优势，否则的话，各地是不会被迅速夺权的。

从形式上来看，造反派的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这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分裂，他们在斗争中的优势被这种分裂的局面抵销了的缘故。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则是没有疑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两派斗争还是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从全国来说，造反派就要为实现大联合负有更大的责任。造反派不仅要注意和其他造反派联合起来，还要做好保守派群众的工作，让他们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转变立场，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方面，在夺权过程中，干部队伍遭到了较大规模的冲击。造成这种冲击，究竟是应该由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来负责任呢?从两派属性及其斗争上来看，一般来说，除了干部自身的因素以外，保守派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由造反派造成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因而要正确对待干部，就要求造反派反省过去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激进行为，纠正他们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应该说，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干部队伍，从里面寻找走资派，这个斗争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具体斗争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也表现在对干部的斗争上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干部的一点错误，就无限上纲，甚至对干部进行武斗，同时又没有意识到干部在对文革的认识方面可能会出现反复性，没有给干部留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余地，更没有主动采取行动，来争取、团结干部，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的方针。

由于造反派当时风头正劲，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夺取了政权，处于上风，因而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对文革的发展特别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毛泽东指示的主题来看，主要还是要进行纠“左”的。毛泽东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向造反派发出了警告，向他们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要谨慎从事，在大联合和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上要认真进行自我反省、改正错误。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造反派都是在占据了优势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不仅要处理好与其他造反派的关系问题，还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争取他们转变过来。这是因为两派群众在阶级利益上一致的缘故。在干部问题上，要对干部全面、辩证地来看待，不是犯错误的干部都要打倒，而是要进行具体分析，把绝大多数干部争取过来，将目标锁定到一小撮走资派，避免在干部问题上犯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在这两方面造反派都是存在可以汲取的沉痛教训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造反派所犯的这些错误并非都是造反派自身造成的，这里面也有着保守派和走资派以及一些干部的责任问题。在一些地区他们的责任还很大，出现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衡、打压造反派的行动。造反派是在他们的联合反对、攻击之下才进行反击的。因而没有及时争取他们，以及反击的力度过大，不仅有造反派的责任，他们自身也是难辞其咎的。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还是从造成派所犯的错误说起。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在当时的斗争中已经占据了优势，而且他们的行为对于文革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指示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高潮以后，针对文革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才作出的。这种“左”的错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在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具体在两派斗争、干部问题以及对待支左部队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主要是反对右的错误，而在夺权进入高潮以后，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左”和右集中出现于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时期，具体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都会对文革起到阻碍、破坏的作用。因而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发展，就要有“左”纠“左”，有右反右。“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是伴随着文革的发展交替出现的。随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造反派在斗争中居于优势地位，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也就从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迈进，逐步成为影响文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毛泽东就在指示中主要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使文革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也是指示发表的要义所在。

②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一——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还动用了热兵器。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因素与武斗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些地区甚至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上，如果再不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混乱，文革就有走向全面失控的严重风险。因而这个时候防止形势的继续恶化，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文革进行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来防止局势的恶化，恢复秩序的稳定。

铁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动脉。一旦铁路运输中断，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紊乱，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致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混乱。各地发生的武斗已经波及到铁路运输秩序。为了保障铁路畅通，防止运输中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派军队来维护铁路交通的运行。

八月十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14]

煤炭是工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主要能源。一旦煤炭供应不上，不仅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这个时候发生的武斗却导致一些煤炭企业陷入了停产、斗停产状态，致使煤炭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八月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15]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在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由于他们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在履行职责中制止过一些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一些犯了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在坚持其错误行为，没有及时改正错误，因而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立即消除。不少造反派还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预谋进行新的大规模串连，对军队造成更大规模的冲击。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不仅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激化的趋势，局势有陷入动荡的风险。

为了加强军队与造反派、革命群众的团结，缓和、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八月二十五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制定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16]

随着文件的下发，拥军爱民活动在各地开展起来。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左派、革命群众拥护军队，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参加武斗的两派群众抢夺了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支左部队受命令限制，不能随意开枪，有的战士甚至连手中的枪也被抢走了。当然，有一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是某些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发放给保守派的。两派有了枪，就大打出手，进行了枪战，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收回被抢走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防止这种状况的再次发生，使部队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就要以中央名义发布制止抢夺武器装备的文件。毛泽东肯定了这种作法。九月四日，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九月五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命令。[17]

命令指出：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18]

在夺权以后，两派武斗迅速发展，局势陷于混乱之际，有人打着进行斗争的旗号，趁机冲击仓库，抢夺国家物资商品，不仅造成了形势的紧张，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物资的储备，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为此，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通知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通令》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通知发出。[19]

在各派纷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处于派性斗争的需要，有的地方私设广播电台、秘密电台、无线电报话机和报话网，编造和使用密码，进行秘密通话，以派性的视角进行活动，宣传造势，鼓惑人心，调拨离间，煽动武斗，严重干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声音的传达。不仅造成了无线电波的传播混乱，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电台的正常广播，还给暗藏的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诋毁文革提供了机会，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九月二十三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命令指出：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只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后设立的党、政、军的宣传通讯机关，只能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决不允许用来为某一个派别服务。它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规定，决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

为此，中央重申：一切私设的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应自即日起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除。严禁私自编造和使用密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今后如再发现有私自设立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编造和使用密码等事，当以国法论处，并由当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驻军或其他军事领导机关执行。[20]

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军队来进行维护，“三支两军”就是军队介入文革、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形式。军队在介入文革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的文革。军队是在为文革保驾护航中来进行自身文革的。虽然以前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作出了具体规定，但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严重混乱，需要军队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时候，就要首先保持军队的稳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仅要制止造反派以“揪军内一小撮”的名义来冲击军队，还要在军区机关停止“四大”，在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而不能进行“四大”，以使军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责。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可采取适当方式结束。这些单位，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整风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军以下部队和各基地以及中央军委规定的特殊单位(如总参三部、军区三局、五局、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总后各办事处等)，仍坚持进行正面教育;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认真做好爱民工作。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今后应当戒骄戒躁，坚决相信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帮助，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21]

针对一些单位出现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一时难以消除，于是经毛泽东批准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下发文件，采取果断措施，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实现秩序的稳定。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批准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十二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22]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随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两派之间出现大规模武斗，社会秩序发生严重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文革回到既定发展的轨道上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件。

这些文件经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以中央党政军和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方式发出的，在当时规格是最高的，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既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局势动荡的警觉，也反映出他们在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因为形势失控而葬送文革的发展前途。这些文件的下发，对于防止局势恶化，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二——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具体在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展开，还在不断走向激化，甚至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武斗。不论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又出现了反复性，实现大联合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成为解决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必要选择了。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参加的人员上来说，不仅有两派的头头及其群众，还有领导干部，以及支左部队的干部及战士;从创办的形式上来说，有中央学习班，地方学习班，军队学习班;从期限上来说，有长期学习班，中期学习班，短期学习班，期限长短主要取决于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将不同意见的人员集中到学习班中，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指示和中央文件，对照、检查、反省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畅所欲言，观点交锋，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利用学习班提供的平台，使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将言行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知道，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致使造反派与支左部队的矛盾走向激化。这种错误往往在地方部队的支左行动上表现出来。[2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地方武装部的干部进行培训，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转移到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上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意见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林彪直接领导，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24]

毛泽东在南下视察的谈话中，就为什么要开办学习班、如何开办学习班、什么人参加学习班以及学习班要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让他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重视学习班，办好学习班，选拔好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使这些学员在入班后能够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化解矛盾，消除分歧。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到达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25]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毛泽东说：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26]

九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说：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27]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28]

毛泽东创办学习班的指示，被整理进《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十月七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为了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使各地迅速创办大批学习班，解决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29]

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进一步谈到了创办学习班的问题。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30]

在毛泽东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创办学习班的社论后，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创办起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结合当地文革发展的具体情况，以解决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为核心，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学习班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要创办学习班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将学习班的经验、体会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毛泽东阅后及时将其中的好材料转发各地参考。我们看下面的两则文献资料。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陈永贵的谈话。[31]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一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后，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简报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一万三千多人。

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

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同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32]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创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文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在平时不易解决的情况下，才将其中的主要成员集中到学习班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采取适宜的方法，通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在随后的指示中，要求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进一步肯定了办学习班是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好办法。

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都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人民日报》还转载了《解放军报》的社论。[33]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3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为了解决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地方和军队创办了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集中了两派头头及其成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战士，时间以一、二个月不等，分多批次进行。在学习班中，通过整风的方式，反省自我，查陋补缺，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弄清是非，在谈心中增进共识，在自我革命中化解矛盾，在精神洗礼中升华认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通过开办学习班，在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军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就为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了重要条件。

④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三——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

大中学校的学生特别是由他们组成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之际，他们奔赴各地，深入基层，到工厂、农村、机关、矿山、边疆进行活动，以大串连的方式将文革星火传向全国。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他们的行动对于各地造反派的形成以及文革形势的发展都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当然，不必讳言，在这个过程中红卫兵也是犯过一些“左”的错误的。毛泽东在南下视察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是红卫兵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35]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年学生、红卫兵进行串连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回校闹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了。虽然中央多次下发了停止学生、红卫兵大串连的通知，要求他们返校上课，[36]但是许多学生、红卫兵仍然在各地进行活动。特别是在六、七月份以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严重混乱的时候，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红卫兵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各地的派性斗争中。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甚至有人还预谋进行第三次大串连，提出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意图掀起更大规模的造反行动。[37]在已经发生严重混乱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加剧混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青年学生、红卫兵的行动就是这样从促进文革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渐演变为消极影响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动荡，就要求在外地串连的青年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学校复课。这是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实现社会稳定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撤销。[38]

也就在“紧急通知”下发的这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是九月七日发布的，指出：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本决定也适用于本地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39]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各地串连的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学校，是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动荡，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青年学生、红卫兵回校以后，还要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将教学与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复课闹革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工作。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40]

不难看出，大中学校的学生、红卫兵在文革发动之际以及随后进行过程中，确实起着先锋、带头作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六、七月份以后，不仅北京的学生、红卫兵仍然在各地串连，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也同样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串连。他们中的不少人与当地的学生、红卫兵发生了密切联系，卷入到了当地的派性斗争中，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混乱的重要因素。虽然一九六六年冬季和次年春季中央多次发出停止大串连、要求学生和红卫兵回校的通知，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逗留在各地，没有立即执行中央的决定。在局势发生严重混乱，甚至可能走向失控局面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连、要求外出学生立即回校的紧急通知，撤销各地设立的接待点，指示各地相关部门密切协作，为返校学生、红卫兵提供便利。这样他们返校、复课闹革命就成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的重要一环。

⑤ 社会局势在控制中走向缓和。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社会秩序出现严重混乱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下发文件、创办学习班、学生复课、进行军管等多种方式，遏制混乱局势的发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应该说，文革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不让人意外。这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问题不在于文革期间是否出现过混乱，而是这种混乱是不是在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不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当着文革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已经越出了文革发展的既定轨道，萌发走向失控的严重隐患时，就要及时采取适宜措施，制止这种混乱局面，防止社会在失控中走向动荡。因为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不仅文革难以进行，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无休止的分裂、纷争和内斗中。因而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无序发展的混乱局面，恰恰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必要选择。

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局势走向动荡，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布了系列文件，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煤炭生产，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取缔私设的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目前在各级军区机关不搞“四大”、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对新华社、民航系统等一些重要机构实行军事管制等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为控制混乱局面，制止局势恶化，走向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从中央到地方开办了不同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来，这些分歧和矛盾在两派群众、地方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之间及其内部盘根错节，环环相扣，解决起来困难重重，业已成为夺权后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创办学习班，将两派头头、地方干部和军队支左干部、战士召集到学习班，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整风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挖个人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直言不讳的争论中，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扫除了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实践证明，开办学习班，是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

青年学生、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之际及其随后一个时期，青年学生、红卫兵通过大串连将文革的火种传向全国。在文革发展的过程中，青年学生、红卫兵的串连及其活动确实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着社会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混乱，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动荡的局面，这个时候散布在各地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又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了派性斗争中。为了防止全国性动荡局面的出现，就要求仍然在各地活动的青年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本单位，复课闹革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学生复课就成为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形势继续恶化的重要一环。

由此看来，通过下发恢复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文件，创办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学习班，要求外出串连的青年学生、红卫兵返校复课闹革命，对一些重要部门进行军管，有力地遏制了社会混乱的势头，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保障社会秩序的运行，恢复稳定的局面，提供了可靠保障。

(8)第一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第一轮纠“左”斗争，是指纠正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采取措施制止“左”倾盲动行为，防止局势走向失控。具体说来，包括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严厉批评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出现的激进行为，取缔由极“左”派分子组成的五一六兵团，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文革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纠正了这些“左”的错误以后，才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其成员参加了中央碰头会，在当时中央决策中处于特殊地位，他们的言行直接引导着文革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不能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方向，也会对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是鼎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工作的。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够坚定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是因为他们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没有能够真正履行职责，也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报告中央，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反而却昧于文革的形势，自作主张进行表态，在言行中表现出“左”的色彩，误导了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样不论在内容还是程序上都是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的。

造反派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造反、夺权的运动中，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具体在对待不同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上表现出来。

在夺权过程中，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造反派内部的争斗，不仅消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也暴露出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弱点，为他们斗争的正义性涂上了一层“左”的色彩。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除去保守派的性质及其错误行为暂且不论，从造反派来说，没有采取主动、自觉的行动来处理他们与保守派的矛盾，将揭露保守派坏头头与争取保守派群众结合起来，认识到他们与保守派群众都是一个战壕的阶级兄弟，在批斗走资派方面具有一致性。这样在政策的实施及其斗争策略方面就出现了不少错误。当然，我们这里对于保守派所实施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在对待干部方面，造反派没有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判断出发，而是在夺权过程中对干部冲击过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还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他们没有依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干部队伍进行阶级分析，将一小撮走资派与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没有依靠革命干部，争取绝大多数干部，将主要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而是打着造反的旗号，依靠主观意愿在行动，对干部队伍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这样就不仅激化了造反派和干部之间的矛盾，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致使大联合、三结合遇到了不少困难。造反派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却凭着个人义气在行动，在干部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这里对于走资派及一些干部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在对待支左部队问题上，造反派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虽然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从造反派来说，如何配合中央工作，主动地团结支左部队中的革命干部，争取支左部队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及时转变过来，而不是一味地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对着干，就成为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的迫切要求。遗憾的是，不少造反派在这方面却没有主动采取适宜的行动，而是抓住支左部队的错误不放，对于支左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这样就难以缓和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的关系，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实现上困难重重了。当然，我们这里对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拒绝改正错误，仍然坚持打压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极“左”派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左”派的代表，后来又成为反党乱军破坏文革的激进分子的统称。五一六兵团以造反的名义，唯我独革，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如果这股势力得不到遏制，任其自由发展的话，就会将更多的人推向文革的对立面，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更大困难，严重破坏文革的发展进程。这种“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而将五一六兵团宣布为反革命集团，抓捕其中的骨干分子，就成为遏制极“左”错误的有力手段。

由此看来，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不仅有造反派的责任，也有保守派、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责任。当然，在具体事件上他们各自所付的责任并不相同。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研究造反派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也不排除他们应对一些问题付主要责任。由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对文革发展及其走向影响更大。因而毛泽东、党中央就将造反派作为纠“左”的重点对象。这对于文革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两派斗争激化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业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局势走向动荡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下发文件、创办学习班、学生返校复课、对混乱单位和地区加强军管等方式，使激烈冲突的双方缓和下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了失控局面的出现。这是文革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从中可以看到，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左”的错误，具体在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造反派的言行中表现了出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造反派践行夺权的使命，在夺权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这个时候所犯的“左”的错误就应该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及各地的造反派来承担。

当初，在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乃至夺权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和造反派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革向前发展的，但是在随后的斗争中却出现了不合文革发展的言行，发生了将文革导向“左”的方向的严重隐患。从形式上看，他们在行动中激情澎湃，斗志可嘉，实质上却是与文革的发展要求渐行渐远。这样就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既定轨道。

毛泽东不论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还是造反派的严厉批评，都是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战略部署产生了严重矛盾，犯了“左”的错误的缘故。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只有从这个视角进行思考，才有可能搞清楚既然毛泽东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和造反派，却又为什么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并作出组织处理的真实原因。

4、第一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梳理了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同年冬季反右纠“左”的基本事实并对相关事件进行了评析，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总结。

(1)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指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既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阻挠，又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要将反右纠“左”结合起来，既要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第一条战线的斗争)，又要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毛泽东、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提出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完成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文革在这个阶段却受到了右、“左”机会主义的干扰，致使文革在发展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排除了右、“左”机会主义的干扰以后，才能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是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遵循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为消除文革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已。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是以右、“左”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可以归纳到右、“左”两个范畴中。一般来说，右是反对文革的，“左”虽然不反对文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做得太过火了。虽然它们是从不同方向上来干扰、破坏文革发展的，错误的性质并不一样，但是从对文革造成的干扰、破坏的结果上看，却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两者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存在着联系的，“左”而实右，打着“左”的旗号来行使右的行为，就是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和“左”的错误，严重干扰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不论是受到来自右的还是“左”的干扰，都会使文革的发展困难重重。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就要高度警惕来自右或“左”的干扰、破坏，发现问题以后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来予以解决，否则的话，文革就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走上歧途。

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反右纠“左”的必要性，通过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来排除文革发展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对这些错误作出右或“左”的定性并非是随意的，而是由犯错误的人的立场、行为与文革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出自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实质上则是由文革发展的逻辑及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有右反右，有“左”纠“左”。他们所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不过是顺应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对错误进行定性后，才开展反右纠“左”斗争的。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错误，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错误，既可能来自于党内，也可能来自于党外。不论是来自于党内还是党外的错误，都会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破坏。对于这两种错误倾向，要立足于问题的性质、对文革的破坏程度、造成的影响大小，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讲究策略，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分清轻重缓急，疏导化解矛盾，通过整风、批评教育、做思想政治工作、通报、处分、隔离审查、进行反击、取缔组织等多种方式，将错误及时解决掉。当然，处理这些右或“左”的错误并非是目的，而是为了排除干扰，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有力手段。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新生事物，文革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如果不排除来自右或“左”的干扰，文革要完成夺权、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排除来自右的或“左”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因而反右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

(2)文革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沿着既定轨道前行。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右纠“左”的斗争。面对来自右的或“左”的干扰、破坏，毛泽东、党中央审时度势，审慎处之，不断反击右的错误，纠正“左”的错误，使文革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党中央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的错误及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包括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七二〇事件及反对七二〇事件的斗争。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及纠“左”斗争，包括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严厉批评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

从这些事件的发生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中可以看到，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来自右、“左”两方面的多次干扰与阻击。文革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反右纠“左”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1]其成员的言行直接引导着文革的发展。但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在文革发展中犯了右的错误，其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犯了“左”的错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及其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导向作用，他们所犯的错误就会严重误导、阻止乃至破坏文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他们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从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不论是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小组开会对他们进行整风表明，不论是犯了右的错误，还是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都是对此高度重视的，视其情况轻重，采取相应组织措施的。这样做是为了使具体负责文革发展的中央文革小组能够代表中央常委正确行使职权，为文革发展提供科学导向的缘故。

本来，原先是没有预计要采取夺权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文革的。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召开了党内具有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革抱着抗衡、抵制的态度。毛泽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2]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是许多干部仍然对文革抱着观望、抗衡、抵制的态度。党内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拉拢保守派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随着夺权的进行，形势出现了严重混乱。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二月逆流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高层会议上对于文革的一次反抗。这次反抗的鲜明特点在于，他们不是对文革进行直接批判，而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以这种方式对文革进行间接的抗衡与抵制。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所说的事实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是他们是从暂时、局部、表象而非长远、全局、本质上来看待问题的，没有认识到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文革作为新生事物，在探索中出现曲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当时，不论从资历、权威、影响力等诸方面，单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是无法与他们进行抗衡的，后来还是在毛泽东的反击下才将他们压下去的。

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二月镇反，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下发生的。具体表现就是军队在支左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这不仅造成了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还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采取妥善措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虽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主要还不是组织上的，而是利益归属和认识上的。不论是中央高层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地方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乃至支左部队的许多负责人，在对待文革、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的问题上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他们利用体制内的地位以及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抗衡文革，对造反派及其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打压，形成从内部来抗衡、抵制文革的主要力量。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形成大大小小的派别，相互之间争斗不休。

从造反派来说，在对待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处理好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关系，而是以造反派自居，唯我独革，在斗争中表现出浓厚的“左”的色彩。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左”派的代表。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造反派乃至保守派群众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关键是采取适宜的方式将他们争取过来，而不是与他们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对待干部，要执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依靠革命干部，争取犯错误的干部，孤立、打击少数走资派。支左部队犯了错误，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处理这些错误，不要揪住错误不放，而是要配合中央做好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工作，争取获得支左部队的支持。夺权以后，采取主动、自觉的行动，做一个三结合的模范，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从保守派来说，我们主要介绍了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及事件发生过程中百万雄师的所作所为。见微知著，从他们的轨迹中可以透射出保守派的动向，展现出他们被人愚弄、利用、抛弃后的可悲命运。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及其头头在七二〇事件前及事件发生过程中，打压造反派，盲目行动，进行武斗，为走资派火中取栗，充当了他们的打手和先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保守派的身后站着走资派、一些领导干部和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保守派群众本来与造反派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负有共同的使命，但是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却与造反派作对，同室操戈，进行武斗，充当了走资派的“保护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后，不论是极“左”派五一六兵团，还是七二〇事件中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都遭到了被取缔的命运。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内部、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对文革的指导上也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错误，概括地说，就是右和“左”的错误。所谓右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党内高层一些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若干领导人、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军队支左负责人、保守派所犯的错误上;所谓“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上。这些错误从右、“左”两个方面阻碍文革的发展，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在反右纠“左”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才将文革不断推向前进的。

(3)两条战线斗争的启示。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个阶段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为我们研究、思考文革留下了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右纠“左”的斗争。这是因为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受到来自右的或“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致使文革不仅在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遇到了重重阻力，也难以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不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将来自右或“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予以消除，要在这个阶段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更是无从谈起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清除在文革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右或“左”的障碍。这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的必要保障。

启示之二，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两条战线的斗争，进行反右纠“左”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右、“左”错误干扰、破坏的时候，毛泽东洞悉文革发展的逻辑，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错误不仅会使文革在发展中举步维艰，还会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让文革走向夭折。因而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清除来自文革发展道路上的右或“左”的障碍，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深刻认识到右、“左”错误对于文革发展的严重危害性以后，才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启示之三，要高度重视右、“左”两种错误倾向在全面夺权阶段不同时期所处地位的变化。

一般地说，右、“左”两种错误倾向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交替出现的;特殊地说，在全面夺权阶段初期，往往以右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一个时期以后，又往往会以“左”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在全面夺权阶段初期，造反派面临着党内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保守派的强大阻力，军队在支左中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缘故。这个时候在双方实力对比中，由于保守的力量占据优势，就容易犯右的错误。随着夺权的深入发展，造反派的力量发展壮大，走资派和一些干部逐渐孤立，保守派在现实斗争中出现分化，支左部队负责人也在中央批评、教育下不断地改正错误，这个时候造反派处于优势地位，在对待不同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的斗争中，就容易犯“左”的错误。鉴于此，我们就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右、“左”两种错误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并从政策、斗争策略的实施上予以警觉、注意。

启示之四，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

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一般来说，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属于敌我矛盾，但是绝不占主要地位。

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既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也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进行处理，就会犯“左”的错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和造反派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如果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右的错误。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和支左部队领导人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

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能因为讲原则性，就失去灵活性，不去争取犯错误的群众、干部、支左部队负责人转变态度，也不能因为讲究灵活性，就失去原则性，在错误性质的认定上敷衍了事，对于原则性的错误熟视无睹，从而犯更大的错误。在实际斗争中，既要讲究原则而不失灵活，也要实行灵活而又坚持原则，做到两者的统一。

启示之五，斗争成就斐然，前程任重道远。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文革也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紧张的形势趋于缓和，局势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虽然到这年年底，只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其它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却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立的时机渐趋成熟。即便如此，这个时期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仍然存在，在一些地区、单位甚至还有走向尖锐、激烈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及时、妥善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各地建立起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从这方面来说，还是任重道远的。

5、农村文革在监控中稳步发展。

进行农村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作出的决定。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毛泽东批准后，由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随即下发。这是进行农村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为农村文革指明了方向。

(1)《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擘画了农村文革的发展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为“农村十条”(草案)。这是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进行农村文革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分为十条，擘画了农村文革的发展蓝图。

这个文件要求坚决执行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将革命和生产结合起来，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吸取了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沉痛教训，防止只抓革命而忽视农业生产才提出来的号召。

文件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指导下，虽然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定的“前十条”、“二十三条”进行了衔接，提出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在文革中解决“四清”问题及其复查问题，却又特别指出进行农村文革除了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外，一般不派工作队，而是由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既解决了农村文革与以前“四清”运动的关联问题，又指出了农村文革与以前社教运动存在的重大不同，体现了文革发展的一般要求。

文件指出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这样既指出了农村文革的重点，又部署了具体任务。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一般犯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并非所有干部都要整，而是只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并非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整，而是整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斗争的扩大化。

进行农村文革，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样不仅指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依靠力量，也是为了防止斗争扩大化做出的又一规定。

领导农村文革的权力机构，是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人员，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可以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农业生产和具体事务性工作。这样就建立了领导农村文革和负责农业生产的两套班子，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为农村文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保证。

在农村文革中，要建立和发展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红卫兵要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农村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这样就便于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发挥先锋作用。红卫兵参加民兵这样的武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专政的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民兵作为农村文革坚强后盾的保障作用，更有利于发挥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先锋作用。这是与进行农村文革要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相一致的。对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以及在外地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串连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先锋作用，防止运动走偏，从人员组成上保证农村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农村文革的方式，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特别要注意防止坏人挑起农村中的宗派斗争，以宗派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破坏农村文革的进行。社队之间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行串连。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是不要包办代替。从农村文革的方式上来看，既具有文革的一般特征，同时也鉴于农村的特殊情况，在进行农村文革比如串连上作出了一些限制。这是为了发挥贫下中农在农村文革中的主导作用，使农村文革能够取得成效，同时又维护农业生产发展的缘故。

文件还对不许打击报复革命群众造反和不许哪些人进行造反作出了规定。进行农村文革中，不许打击报复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扣工分。要给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绝不允许他们参加造反行动。

文件还规定了中等学校、半工半读大中学校、农村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要求大家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上接社教运动中的“前十条”、“二十三条”，以文革开始后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又着眼于农村实际情况，才制定出来的。文件既体现了一般文革的要求，又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出发，对于农村文革作出了具体规定。文件明确指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重点、依靠力量、采取的方式，要建立领导农村文革的权力机构和负责农业生产的日常机构，对红卫兵的组成及其领导也作出了规定，允许革命群众造反，不许打击报复，等等。这个文件既来源于以前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文革文件，又是针对农村文革实际情况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关于农村文革的概论式的规定，以后还要随着农村文革的进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在进行农村文革中搞好农业生产。

进行农村文革，就要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冲击农业生产的沉痛教训，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不论是一九六二年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还是一九六四年进行“四清”运动，毛泽东在讲话中都反复提醒全党要牢记这个沉痛教训，不要因为进行运动而忽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要将运动与生产结合起来，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2]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要求军队在进行支左的同时，还要通过支农来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不仅如此，在春秋大忙季节，为了不耽误农时，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处理好农村文革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照办。”此信于二月二十日发出。[3]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进行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要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4]

从这个信件中可以看到，在春耕大忙季节，贫下中农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劳动群众一起搞好农村春耕生产工作。信件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做出判断，认为他们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同时还对犯错误的干部寄于希望，寄望他们能够在春耕生产中改正错误，取得贫下中农的谅解。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信件还要求召开人民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安排好春耕生产工作。军队在支左的同时，还要做好支农工作。不难看出，这个信件的主旨是不要因为进行农村文革而延误春耕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保障春耕生产的进行，防止因为进行夺权斗争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通知”指出：当前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各地农村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为此，中央决定：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已经夺权并经革命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应该切实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幅重担，用毛泽东思想指挥好春耕战斗。领导瘫痪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组成临时的领导班子来抓好春耕生产;农村干部(包括正职)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5]

从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到，为了不误农时，保障农村春耕生产的正常进行，中央明确要求这个时期在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些直接负责春耕生产的基层组织不要开展夺权斗争。同时，还要求现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要切实担负起革命和生产的领导重任，做好春耕生产工作。“通知”又一次对大多数农村干部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除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屡教不改者外，就要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是为了防止对于农村干部冲击过大，也是为了让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贫下中农和劳动群众一起搞好春耕生产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看到，“通知”是在春耕大忙之际，为了处理好农村文革与春耕生产的关系才下发的。下发这个“通知”，对农村多数干部做出好的或比较好的判断，不仅是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对干部冲击过大，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干部在农村春耕生产中的作用，避免因进行农村文革而延误、影响到春耕生产的发展。不仅如此，即便在秋收大忙季节，为了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耕，九月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6]这是在秋收大忙季节，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下发的又一个文件。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是非常重视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发展的。这种重视不仅表现在春秋大忙季节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表现在要求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不要进行夺权斗争，不要因为进行农村文革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下发的系列文件中，还多次肯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同时，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将军队支农列为“三支两军”的重要内容。这样就在农村文革进程中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实，也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妥善处理了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采取多种方式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驾护航，防止运动对于农业生产的冲击，因而在进行农村文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农村文革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样就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特别是三线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3)农村文革在冬春之季稳步前进。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进行农村文革以后，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不仅决定军队要支农，还在春秋生产大忙季节专门下发指示，要求妥善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进入冬季以后，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文革。毛泽东、党中央不仅向各地转发农村文革的材料，还下发了关于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

毛泽东将陈永贵谈农村文革的材料下发各地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陈永贵在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7]

我们看到，陈永贵谈农村文革的材料及其通知稿，都是在毛泽东批准后下发的。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删去了刘、邓、陶的名字，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打倒，不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了，也是因为农村文革要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已经被打倒的刘、邓、陶。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转移对于农村各级走资派的注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邓小平提供了某种保护的缘故。因为毛泽东在此间发表的系列谈话都是将刘、邓分开的。[8]

从陈永贵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以中央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为指导，吸取过去运动的经验教训，主张农村文革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不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这是鉴于一九六四年夏季以后“四清”运动对于基层干部造成的沉重打击，为了防止农村文革扩大化才提出来的。他主张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农村文革，同时，还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进行教育。这样陈永贵就在谈话中提出了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依靠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防止运动扩大化等问题。这是针对农村文革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农村文革的相关政策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作出批示将陈永贵的谈话转发给各地参考的。

毛泽东、党中央下发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于十一月九日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9]

这个“指示”共分为七条，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相衔接，肯定了在“前十条”、“二十三条”指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进一步擘画了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指示”首先肯定了农村的大好形势，认为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工人、市镇居民、机关干部，都不要去串连。农民也不要进城串连。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进行正面教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将“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以及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作为批判重点。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学大寨的经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节约闹革命。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以更好地领导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0]

从中可以看到，“指示”对于农村基层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具体规定。

“指示”要求在农村文革中将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派工作组，也不要进行串连，必要时可以派军宣队进行宣传。这样既在农村坚持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也根据农村具体情况，对于农村文革作出了必要限制，防止对于农村、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冲击。

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本单位进行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在学习班中解决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破“四旧”，立“四新”，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一般不予变动。这样更有利于为农村文革创造条件，进一步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

“指示”再一次肯定了农村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正面教育。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生产队是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一般不搞夺权。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也要依靠贫下中农，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就严格限制了在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生产大队、生产队进行的夺权斗争。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举办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组成县、社两级领导班子，还是严格限制在生产大队、生产队进行夺权斗争，对于保持农村形势的稳定、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央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既要进行农村文革，又要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因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工农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农村文革的同时，还要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不论是对夺权斗争和到农村串连的约束，还是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的不动，以及进行正面教育、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县、社两级班子的组成，都是为了使农村文革能够稳健运行所作出的策略选择，也是为了维护农村形势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

为了进一步为农村文革呐喊助威，促进农村文革的进行，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11]

这篇文章回顾了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围绕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线，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叙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说明农村、农业发展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是一直密切注视农村文革发展的。进入冬季以后，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文革，毛泽东、党中央转发材料、下发指示和批发文章，不仅为农村文革作出了具体规定，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还从思想领域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在大批判中增强人们的鉴别能力，使人们切实意识到进行农村文革的必要性，以便在学习班中促成大联合，为实现三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4)对农村文革进行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农村文革是在“十六条”和两个中央关于农村(基层)文革指示的指导下，与以前“四清”运动时期制定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相衔接，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方针，在保持农业生产基本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在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了运动的主要矛头对准谁、依靠谁的问题。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他们，而不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依靠贫下中农来进行农村文革，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也不要让学生、红卫兵到农村串连。这样既践行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又借鉴了以前进行“四清”运动的教训，为农村文革的健康运行及其成效提供了重要保证。

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民阶级又是全面夺权阶段进行文革的两大主力军之一，因而搞好农村文革，保持农业生产的基本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农村形势稳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党中央对于进行农村文革是非常慎重的。不仅要求军队在“三支两军”中支持农业，还在春秋大忙季节专门下发文件要求搞好农业生产，还特别叮嘱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行夺权斗争。为了将农村文革转入有序发展的轨道，中央“指示”规定不要到农村进行串连，在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斗争，在生产大队则是采取改选的方式来进行夺权斗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不作变动。同时，又特别指出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防止重犯一九六四年夏季以后“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大的错误。这些措施的实行，为处理好农业生产与农村文革的关系，保证农业生产在农村文革中能够得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进行农村文革，必须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妥善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农村文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会为农村文革奠定经济基础。农村文革要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稳健进行。为此，不论是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还是采取的其它措施，都是为了处理好两者关系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这既是借鉴以往运动的教训，也是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现实需要。

农村文革毕竟是与以前“四清”具有重大不同的政治运动，因而在进行农村文革的时候，更要谨慎行事。根据农村形势的不断发展，及时采取适宜措施，不断将农村文革推向前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就与上一年十二月下发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从农村文革发展的形势出发，为了解决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上作出的调整。这不仅表现在对夺权斗争、到农村串连作出了严格规定，也表现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还要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农村文革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进行的。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社队企业并没有因为进行农村文革受到影响，反而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村文革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行，农村面貌及其道德风尚也是在破旧立新中不断得到改变、提升的。

6、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一月革命以后，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至同年四月中旬，先后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等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建立的第一批省级革命委员会。此后，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至同年十二月上旬，又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建立的第二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关键性节点，也是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标志性事件。

(1)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夺权后建立文化大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在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这一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实行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由他们分别派出代表组成。以工农为主体、革命师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群众构成造反、夺权的洪流，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自然要参加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他们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必然要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通过“三支两军”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对稳定局势、工农业生产和文革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实行军管的省份，军队负责人甚至要担负起组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如果没有军队代表参加，就没有权威性，在行使职权上会遇到重重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革命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有利于保证革命委员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有利于保证革命委员会正常行使职权。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职能行使的坚强保障。革命委员会只有在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情况下，才可以既保持革命政权的性质，又能够有效行使职权，从容、果断地处理各项事务。这并非来自于人为的决定，而是当时文革形势发展以及多方斗争所造成的结果。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提出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未经中央批准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事提出了批评，主张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

随后，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二月十七日报送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有关文电和新闻稿(共四件)时作出批示，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四份文电和新闻稿时，就将文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2]

毛泽东对上海成立人民公社提出批评以后，上海市人民公社负责人迅速行动，致电中央请求将上海市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毛泽东批准，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

在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实行三结合的方针，首先出现于三月一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中。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社论根据他们的意见，又加写了两段话: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4]

对三结合的方针作出明确、详细地阐述，则是见之于《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毛泽东在三月七日审改时加写了一段话：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5]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夺权后的领导机构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还是在革命委员会内实行三结合的方针，都是毛泽东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的决定。夺权后的权力机构命名为革命委员会，不仅体现了新的政权机构的鲜明性质和斗争色彩，又是以崭新的面貌言简意赅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既是当时文革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夺权过程中多方斗争的结果。

革命群众进入政权机构中，以主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与干部一起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干部进行直接监督，真正行使民主权利。革命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中，使得革命委员会能够正常执行职能，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委员会能够有效行使职权的坚强保证。

在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斗争的结果，也是巩固文革成果、为文革下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现实需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从政权内部清除党内走资派，建立忠诚、纯洁、高效的政权机构的重要尝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文革路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前奏。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仅要处理好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要处理好群众内部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般来说，首先处理好群众内部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各派群众之间的大联合，而后再处理好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因而实现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首要环节。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将这些分歧和矛盾统筹考虑后予以同时处理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不同派别组织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文革形势急剧走向恶化。其实，在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也不存在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阶级基础。但是，在实际斗争中，群众内部不仅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派别，还进行了大规模武斗，甚至动枪动炮，造成了流血事件。因而要实现大联合，首先就要实现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

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不仅是指造反派内部各派之间的大联合，也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大联合。造反派内部的各派群众组织，由于在斗争对象及其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也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现大联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从造反派来说，要抛弃前嫌，对保守派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争取他们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对于保守派来说，也要认识到自己站错了立场，他们和造反派的斗争是同室操戈，及时承认错误，转变态度，与造反派握手言和，并肩进行斗争。

不论是在造反派内部，还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要实现大联合，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系列指示，深刻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真正体会到阶级利益高于派别、个人利益，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既往，反省自己，承认错误，有错必纠，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不同派别的大联合。

实现了群众之间的大联合以后，再进行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不少支左部队负责人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支左部队负责人不改正错误，是难以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一旦支左部队负责人改正错误以后，造反派就不能纠结于以前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而是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支左部队，与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实现军民之间的大联合，而不能揪住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不放。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有些造反派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口号，对干部冲击过大，造成了严重后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及时发出了《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社论，对造反派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对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在斗争中要依靠革命干部，争取中间干部，批评犯错误的干部，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泽东后来也反复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以《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题，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公开发表，表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6]

要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必须做到军队支持左派群众，对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革命群众要拥护军队，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团结起来。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革命大联合。这就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将思想、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实现群众特别是革命群众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意味着解决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扫除了三结合的障碍。这样就为三结合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因而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前奏。

(3)青海、内蒙古、天津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成立的第二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由于条件不成熟，仍然处于筹备之中。

青海在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红卫兵八一八的二二三事件以后，中央做出了严肃处理，对二二三事件的主要肇事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进行隔离审查，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筹备建立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7]经过紧张筹备以后，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8]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次日，即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文章指出：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曾经在一些艰苦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过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新青海。[9]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内蒙古两派围绕《内蒙古日报》夺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站在了无产者派的红卫兵总部一边，引发了造反派呼三司的不满，于是呼三司包围了军区大院南门并进行静坐。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向正在喊话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开枪射击，致其身亡。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谈话和调查研究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原副政委)任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企图推翻这个“决定”。这些上访人员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起哄闹事，甚至打伤军区领导干部和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致使中央通过协商来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才下令逮捕打人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周恩来在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如何解决内蒙古问题以后，作出中央军委五条决定。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并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而后以军队进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大楼、解散红卫军等组织为标志，支持了造反派，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打击了破坏文革的保守势力，扭转了内蒙古文革的发展方向。[10]

在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大量工作后，十一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11]

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次日，即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社论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高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社论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2]

进入十一月份，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日益成熟。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呈送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13]

这个指示稿首先肯定了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而后指出虽然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改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14]

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5]

我们看到，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经历过严重的两派斗争，发生过大规模武斗，甚至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混乱。虽然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通过“三支两军”却维护了局势的基本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防止了全局性动荡局面的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只成立了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上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然的话，不会在一九六八年元旦以后，从一月至五月先后有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得以成立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在成立的过程中却举步维艰呢?我们下面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4)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缓慢且数量较少的原因分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至同年四月中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等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但是，从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才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八个多月中，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如此迟缓且又数量较少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原先预计上海一月革命以后，用二、三、四三个月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文革在发展中却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进行，而是在斗争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呈现出尖锐、复杂、多变的局面。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延长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在谈到正在进行的夺权时，毛泽东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16]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指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毛年谱编者注)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17]

从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形势逐步走向激化，出现了严重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从二、三、四这三个月延长至五月份，他设想到了五月份至少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也就是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事与愿违，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到了五月份，除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这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外，其它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彼此之间在夺权与反夺权的过程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甚至发展成大规模武斗，六月份以后还动用了热兵器，局部地区一度走到了失控的边缘。虽然一部分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党内走资派和一部分干部却在背后操纵、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仍然在抗衡、抵制文革的发展。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在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正在纠正他们所犯的支左错误，但是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仍然存在着抵触情绪。这样就使得两派、造反派内部、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复夺权此起彼伏，革命委员会也就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成两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派别，以及在他们中间进行的大规模武斗，是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后来毛泽东在谈话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王力后来也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18]

不仅如此，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在实现大联合的过程中，以哪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为核心进行大联合，不仅关系到这个组织在大联合中的地位，还影响到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代表名额分配。这样就在以谁为核心进行大联合的问题上形成了分歧和矛盾。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上，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也在名额的分配上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要有革命干部参加，结合哪一个革命干部，在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一些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以前的宿怨未解，又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这样新旧分歧和矛盾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交替作用，致使在筹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革命委员会也就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这些分歧和矛盾，使得两派群众、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走向了激化、复杂化，严重制约了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重重困难。既然这样，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进而又要进行夺权斗争呢?

毛泽东在谈话中阐明了这个问题。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同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时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19]毛泽东认为，清理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要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靠教育、说服是不行的，必须要搞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有其固有的惯性，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样就揭示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及其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形成对于干部的监督态势，将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清理出来，让犯错误的干部及时改正错误，使得广大干部能够忠于职守，不敢肆意妄为;同时群众运动又有其固有的弊端，容易搞过头，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对干部冲击过大等。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因为群众运动存在弊端，就否定进行群众运动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就无视群众运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是要对群众运动进行辩证的分析，肯定其必要性，消除其负面作用，将群众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通过教育、整风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撤销了工作组，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是许多高中级干部却对文革仍然存在着抗衡、抵制的情绪。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20]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毛泽东高度注视着文革的发展，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和破坏。面对混乱的局面，他不仅要求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还严厉批评造反派对于干部的大规模冲击及其武斗行为，提出对于革命干部要理直气壮地去保，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九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讲话时说：“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九月九日晚间，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21]

面对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新的情况，毛泽东对于文革及其在全面夺权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乃至于出现的混乱状况，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在他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2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原先预计三个月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却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不得不延长了。现在到了八月份了，仍然没有眉目。毛泽东虽然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但是仍然认为文革有三年时间就够了。对于出现的混乱状况，他是这样认识的，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具有两面性。乱，固然会造成损失，但是往往烂透了的地方才会更乱。通过乱，可以暴露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了，也就容易解决了。不痛不痒的地方，四平八稳，一滩死水，矛盾和问题暴露不出来，就只好让它拖下去。这样的话，矛盾和问题就解决不了。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治、乱的辩证法。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种乱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乱，也就是有序的乱，按照文革发展要求出现的乱，并非失去控制酿成全局性的动荡。这就要对各地的夺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谁想夺权就夺权，哪一个群众组织要夺权就夺权。各地夺权，特别是对省级行政区及大企业的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获得中央批准。这样就把夺权纳入到有序的轨道，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斗争，防止在夺权过程中一派独揽，随意行事，造成严重混乱乃至重复夺权。这种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夺权斗争，也是与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总要求相一致的。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定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要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23]

对于夺权是这样。对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也是这样。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如果条件不成熟，还是要继续等待，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实现大联合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状态，就要先实行军管。

三月十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24]

那么，对于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各地出现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大联合一时实现不了，省级革命委员会也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5]

从中可以看到，在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就谋划大联合，希望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斗争形势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仍然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在发展。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捏成了大联合，成立起革命委员会，也是难以运作起来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党中央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就不再捏了，而是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这是在遵从阶级斗争规律的基础上，又顺应规律发展要求所采取的行动。因而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的延长，并非仅仅是人为的因素，而是由这个时期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斗争的规律及其发展态势所决定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延迟且数量较少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形式上看，表现在两派群众、造反派内部、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以及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质上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毛泽东、党中央密切关注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态势，批评两派之间的斗争，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创造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促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面对斗争的复杂态势，毛泽东、党中央遵循阶级斗争规律，顺势而为，积极行动，拨乱反正，循循善诱，采取“水到渠成”的方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而没有用硬性手段去捏成大联合，拼凑成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在这八个多月中，不仅在成立上缓慢进行，还在数量上表现出比较少的缘故。

(5)各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构建在发展中稳步前行。

从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直到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成立，它们中的多数却在成立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那么，其中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① 毛泽东对于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作出重要指示。

毛泽东本来预计是要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要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能硬性捏成革命委员会，而是要在斗争中顺势而为，加以引导，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26]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发表了多次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各地乱的情况时说：县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27]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场严重的革命中，每个省都产生了两派势力，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者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在实现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业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在随后的谈话中还对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28]

九月十六日晨，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29]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从一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建立的北京、上海、山东(青岛)、山西、黑龙江、贵州这六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虽然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形势是好的。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更好，好的标志一是形势比较稳定，二是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建立了较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青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这八个省自治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设想在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要是再解决十个省的话，那么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或已经基本解决问题的省市自治区就达到了二十五个。这样就有一个眉目了。明年前半年再解决剩下的四个。这样的话，形势就明朗了，可以说就实现了在文革第二年取得基本胜利的目标了。

九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说：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30]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湖北文革是寄于希望的，要求他们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再搞两个多月湖北的问题就差不多了。对于全国来说，毛泽东认为再有四个多月，全国也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这与他前文所说的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是一致的。

为此，毛泽东在审改为纪念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文时，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32]修改后的字句表述更为严密、精确，要求双方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现联合而不是凑合。这样就为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指明了方向。

从形势的发展来看，自九月下旬起，全国在实现大联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但是要全面解决问题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于准备用三年时间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预期是乐观的。这从他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33]

从以上毛泽东的谈话、指示来看，他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是与他对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判断相一致的。面对当时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两派群众、干部与军队之间形成的复杂态势，在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方面遇到的重重困难，毛泽东、党中央在耐心、细致地进行着指导工作，下发指示，制定政策，说服教育，作出决定，在一个一个地做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党中央以业已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为依托，吸取它们在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尚未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已经基本解决若干省市自治区问题的基础上，争取在春节前再解决十个省市自治区的问题，使得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问题能够得到基本解决。这样就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②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首先做好大联合的工作。在斗争形势比较复杂、出现了严重混乱的省市自治区，往往是先进行军管，防止局势的恶化。而后在军管的基础上，由军管委员会出面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在毛泽东、党中央处理广东、云南、福建问题的报告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34]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韩先楚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35]

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毛泽东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36]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些极“左”派分子违背文革政策，实施了打、砸、抢等极端行动，干扰、破坏了文革的发展。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要把这些人首先清除出去，然后才能实现大联合。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任教的外国友人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张大字报辗转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37]

文革期间进行夺权的过程，就是考验每一个参加文革的人的革命品质的过程。在这些极“左”分子的行为暴露以后，就要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及时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处理，将其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只有清除了这些为非作歹者，才有可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将大字报批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阅，就是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情况。

对于各地在大联合过程中出现的新方式、新经验，毛泽东发现以后，及时批发各地参考，以其早日实现大联合，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这份材料说：贵阳棉纺广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份材料。[38]

归口大联合，按系统实现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简捷、快速、高效的方式。本来，在系统内部由于业务协作及行政隶属所形成的关系，彼此之间更为熟悉，一旦实现联合就会很快理顺整个系统上上下下的关系，使得整个系统能够迅速实现稳定、协调和发展，因而按系统进行大联合就成为大联合中比较普遍的方式。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一文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39]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吸收革命干部参加，但是在如何对待干部问题以及吸收什么样的干部、哪个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当时在造反派中间是存在分歧和争论的。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决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正确对待、处理干部的问题，陈伯达、姚文元撰写了这方面的社论呈送毛泽东审阅。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40]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将成功实现大联合的材料批发给各地参考，希望他们以这些实现大联合的单位为榜样，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检讨自身，查找不足，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写下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材料。[41]

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思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42]

从中可以看到，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做好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工作，按照系统、行业、班级有步骤地实现大联合。在形势混乱的省级行政区建立军管委员会，通过军管委员会来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同时，还要把混迹在革命群众中的极端分子清除出去。要正确对待干部，借鉴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单位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大联合，为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创造必要条件。

③ 多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相继建立。

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大联合是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具体负责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做好革命大联合的相关事宜。因而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以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为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为副组长，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干部参加。[43]

五月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即解放军第54军——毛年谱编者注)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44]

八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决定指出：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45]

八月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46]

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毛泽东还将革筹小组在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中的工作方法批转给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47]

十一月十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48]

十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49]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任组长。[50]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除去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外，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宁夏等省自治区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且江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业已成熟。

其实，以上所引的文献资料不过是这个时期筹备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例而已。从随后十五个省自治区迅速成立革命委员会来看，这个时候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级行政区的军管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都在为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工作着。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才以每个月成立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速度，相继建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51]

这样就在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并非仅仅是一九六八年元旦后的努力，而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奠定的坚实基础。

④ 建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要按照规定有序进行。

在夺权以后，要成立临时性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但是革命委员这样的临时性的权力机构，并非是随意成立的，而是要按程序经过审批以后才能建立。不论是夺权还是建立革命委员会，是要在中央严格管控下有序进行的。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及其筹备小组是要报经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省级行政区，往往是由军管会来负责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一般来说，要由当地驻军领导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那么，省级以下的地区、市、县以及其它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又该怎么办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批准，均报中央备案。

成立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和中央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52]

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成立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分为尚未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已经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两种情况。对于尚未成立或已经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在对地专级和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革命委员会批准的规定上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对成立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行使审查、批准权，而在尚未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在省军区或军审查以后，还要报大军区批准。不论是建立还是尚未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他们批准的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都要报中央备案。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对于各地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监控力度。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成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是严肃的、慎重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文件，对筹备、建立、批准成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作出了严格规定。这样就使得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建立能够有章可循，在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建立和批准，就是这样按照规定有序进行的。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同年十二月底，虽然只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成立军管会、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这个时候还为省级以下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和建立作出了相关规定。虽然在这个期间只成立了三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但是却在许多地区实现了大联合，为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扫除了障碍。这样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先后有十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文献索引

（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

2、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展开的反右斗争。

(1)挥戈内向——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① 陶铸的问题及其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165页;[20]，第395页至396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234页;[34]，第1417页，1423页;[60]，第1458页至1459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5]，第593页;[61]，第596页，627页至62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27页;[11]，第28页至29页;[19]，第47页，50页;[47]，第28页至29页;[64]，第55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5]，第108页。

6、《陶铸传》郑笑枫舒玲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2]，第304页;[3]，第303页;[4]，第305页，308页;[5]，第346页至348页;[7]，第349页;[9]，第351页;[10]，第352页至353，355页;[12]，第354页;[13]，第354页至355页;[17]，第351页，320页;[18]，第356页;[22]，第359页;[23]，第303页;[25]，[26]，第358页;[29]，第322页至323页，349页;[30]，第323页;[32]，第362页至363页;[36]，[43]，第360页;[44]，第360页至361页;[46]，第352页至353页;[49]，第312页至313页;[51]，第314页;[52]，[53]，第315页;[55]，第316页;[56]，第317页;[57]，第317页至318页;[58]，第318页;[59]，第318页至320页;[67]，第362页至365页;[69]，第300页，374页;[72]，第331页。

7、《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曾志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70]，第434页;[74]，第459页至468页;[75]，第469页至470页;[76]，第453页;[78]，第564页。

8、《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54]，第90页至99页。

9、《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1]，[24]，第563页至564页;[27]，第560页;[28]，第559页;[31]，第559页;[37]，[40]，[42]，第565页;[68]，第402页，557页;[71]，第557页至559页;[73]，第556页至557页，560页至561页。

10、《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8]，第439页;[39]，[41]，第439页至440页;[62]，第461页;[65]，第602页至603页;[66]，第445页至446页。

11、《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䘵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第一版。

[77]，第216页至218页。

1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5]，第127页至128页。

13、《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6]，第109页。

1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4]，第364页至365页。

1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3]，第134页;[48]，[50]，第76页。

16、《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63]，第5页至11页。

② 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21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05页，599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28页至29页;[6]，第44页至45页。

4、《陶铸传》郑笑枫舒玲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4]，第322页至323页。

5、《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第563页至564页，559页。

③ 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9]，第578页。

2、《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7]，第677页。

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第559页，380页;[3]，第378页至380页，588页。

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第133页;[6]，第133页至134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8]，第132页，136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5]，第109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第279页。

④ 对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1页。

(2)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71页;[111]，第24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1]，第246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367页，1388页至1389页;[4]，第1423页;[5]，第1554页;[28]，第1474页至1475页;[37]，第1408页;[53]，第1481页至1482页;[75]，第1482页至1483页;[79]，第1480页;[81]，第1423页;[85]，第1481页至1482页;[95]，第1483页;[110]，第1533页;[112]，第1483页;[124]，第1533页;[125]，第1541页，1543页;[126]，第1608页;[127]，第1482页至1483页;[139]，第1260页;[140]，第1423页;[143]，第1489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33页至334页，358页，45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23页;[10]，第50页至51页，39页，54页至55页;[11]，第47页至48页，50页，51页至52页;[29]，第38页至39页;[40]，第42页至43页;[66]，第54页;[73]，[78]，第56页;[82]，第39页，50页至51页，54页至55页;[84]，第47页至48页，50页至52页;[102]，第68页。

6、《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42]，第1914页;[68]，第1878页至1879页;[87]，第1917页;[89]，第1918页;[131]，第1919页;[134]，第1919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115页;[62]，第127页至128页;[69]，第127页;[130]，第150页;[132]，第147页;[133]，第150页;[138]，第127页。

8、《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109]，第356页;[117]，第355页;[136]，第356页。

9、《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14]，[20]，第671页;[24]，第672页;[34]，第676页至677页;[119]，第679页。

10、《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15]，第582页至583页;[19]，第583页;[25]，[27]，第584页。

11、《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刘继贤，副主编张东辉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31]，第959页至960页;[41]，第963页;[86]，第960页;[120]，第970页;[121]，第961页至964页。

12、《谭震林传》，《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361页;[47]，第353页至354页;[49]，第368页至370页;[50]，第347页;[57]，第361页至362页;[59]，第362页至363页;[61]，第347页至348页;[83]，第348页;[96]，第364页;[113]，第364页至365页;[116]，第365页至370页;[135]，第365页至366页。

13、《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60]，第212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48]，[54]，第660页;[65]，第661页;[67]，第661页至662页;[71]，第661页至662页;[76]，第663页;[77]，第664页;[90]，第666页;[91]，[93]，第667页;[100]，第666页至667页，660页;[128]，第666页至667页。

15、《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8]，第594页至595页;[63]，第578页;[114]，第531页;[115]，第609页;[122]，第580页至581页。

16、《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41]，第788页;[142]，第789页。

17、《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一卷，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九八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56]，第251页，253页至256页;[103]，第261页。

18、《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92]，第194页;[94]第193页至195页。

19、《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13]，第808页;[16]，第803页;[18]，第803页至804页;[21]，[23]，第804页;[64]，第809页;[88]，第812页;[98]，[101]，第812页;[137]，第813页至814页。

20、《“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7]，第132页;[26]，第132页至133页;[30]，第136页;[35]，第136页至137页;[44]，第137页至138页;[80]，第137页;[105]，[106]，第143页。

21、《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2]，第151页;[33]，第150页;[36]，第151页;[43]，第151页至152页;[52]，第156页;[58]，第152页;[74]，第156页;[97]，第156页至157页;[123]，第157页。

2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55]，第113页至117页;[99]，第139页至140页;[107]，第144页至145页;[108]，第142页至143页。

2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第448页;[39]，第346页至348页;[70]，第455页;[72]，第451页;[104]，第454页至455页;[118]，第453页;[129]，第451页。

2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7]，第287页。

2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第134页;[9]，第76页;[46]，第134页。

(3)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71页;[20]，第74页;[25]，第85页至86页;[29]，第107页至108页;[33]，第104页;[37]，第157页。

2、《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刘继贤，副主编张东辉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7]，第962页;[10]，第963页;[14]，第960页;[17]，第963页。

3、《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8]，[19]，第213页。

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584页至585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6]，第125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5]，[9]，第148页;[12]，第147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17页;[2]，第461页至462页;[4]，第462页;[13]，第458页至459页;[15]，第459页至460页;[22]，第422页至423页;[23]，第516页;[24]，第516页至517页;[26]，第518页至519页;[27]，第456页;[28]，第456页至457页;[30]，[31]，第458页;[32]，第460页;[35]，第422页至423页。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371页至372页;[11]，第372页;[21]，第446页至447页;[34]，第372页。

(4)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

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武汉文革形势。

1、《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47]，第304页至305页;[48]，第305页至307页;[49]，第307页至309页;[82]，第311页至312页;[114]，第309页至310页。

2、《<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1]，[30]，第457页;[33]，第458页。

3、《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6]，第248页，249页;[7]，第249页至250页;[9]，第251页;[10]，第254页，255页;[11]，第256页;[18]，第260页，262页;[19]，第262页至263页;[20]，第263页至264页;[24]，第265页;[26]，第269页;[29]，第266页;[31]，第267页至268页;[32]，第268页;[34]，第269页;[35]，第269页至270页;[38]，第270页;[41]，第272页;[43]，第270页至271页，272页;[50]，第277页至278页;[51]，第469页至470页，481页;[53]，第286页至287页，293页;[55]，第284页至285页;[56]，第281页至282页;[58]，第282页;[60]，第287页;[62]，第282页至283页;[63]，第284页;[65]，第285页至286页;[68]，第283页;[69]，第285页至286页;[70]，第282页，285页;[72]，第286页;[74]，第287页;[76]，第287页;[78]，第288页;[83]，第288页至289页;[84]，[86]，第289页;[88]，第289页至290页;[90]，[92]，第290页;[94]，第291页;[96]，第292页至293页;[98]，第293页至294页;[99]，[101]，第294页;[103]，第294页至295页;[105]，第288页;[106]，第289页至295页;[107]，第289页，290页;[109]，第290页，291页;[111]，第293页至294页;[113]，第296页;[115]，第290页;[116]，第294页至295页;[117]，第295页至296页。

4、《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1]，第32页至36页;[2]，第46页至48页;[3]，第51页至52页;[4]，第60页至63页，64页至65页;[5]，第73页至75页;[8]，第81页;[12]，第83页至84页;[13]，第84页至86页;[14]，第86页至87页;[15]，第87页至88页;[16]，第102页至106页;[17]，第89页;[22]，第107页至108页;[23]，第93页;[25]，第130页;[27]，第93页;[28]，第94页至95页;[36]，第95页至98页;[37]，第98页;[39]，第98页至99页;[40]，第100页至101页;[42]，第117页;[44]，第93页;[45]，第131页;[46]，第132页;[52]，第134页，138页至141页;[54]，第143页至144页;[57]，第136页至137页;[59]，第141页;[61]，第137页;[64]，第141页至142页;[66]，第135页至136页;[67]，第132页至134页;[71]，[73]，[75]，第145页;[77]，第145页;[79]，第145页至146页;[80]，第146页;[81]，第122页至125页;[85]，[87]，第146页;[89]，第146页至147页;[91]，[93]，第147页;[95]，第146页至148页;[97]，第148页;[100]，第148页至149页;[102]，第149页;[104]，第149页至150页;[108]，第151页至152页;[110]，第148页;[112]，第148页至149页;[118]，第152页至153页;[119]，第162页;[120]，第166页至169页。

② 毛泽东亲临武汉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1491页;[13]，第1493页;[22]，第1484页至1485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98页;[10]，第98页至99页;[15]，第101页，99页;[20]，第115页;[21]，第99页至101页;[51]，第101页至103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第168页至169页;[7]，第170页;[27]，第168页至169页;[31]，[49]，第170页;[54]，第170页至171页。

4、《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16]，[18]，第452页。

5、《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3]，第269页至270页;[4]，第269页至270页;[17]，[19]，第272页;[23]，第273页，274页;[24]，[25]，第274页;[53]，第278页至279页;[55]，第279页。

6、《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8]，第316页，325页，317页;[26]，第318页;[32]，第319页;[33]，第326页至328页;[52]，第320页至322页;[56]，第322页，323页。

7、《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14]，第111页。

8、《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一月第一版。

[5]，第45页至46页。

9、《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第678页;[47]，第679页。

10、《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9]，第10页至12页;[12]，第10页;[28]，第474页;[29]，第491页;[30]，第33页至34页;[34]，第40页至41页;[35]，第24页，53页;[36]，第42页;[38]，第475页，491页至492页;[39]，第475页至476页;[40]，第491页至492页;[41]，第265页至266页，290页至291页;[42]，[43]，第34页;[44]，第256页;[45]，第290页至291页;[48]，第36页至39页;[50]，第475页至476页，492页。

11、《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37]，第191页。

12、《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46]，第65页。

③ 七二○事件的发生。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8]，第1496页;[109]，第1498页;[115]，第1496。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6]，[112]，第103页;[137]，第10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3]，[97]，[129]，第171页。

4、《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92]，第283页;[111]，[116]，第284页;[120]，285页至286页。

5、《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29]，第452页;[91]，[122]，[136]，第453页。

6、《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8]，第331页;[30]，第332页;[35]，[36]，第333页;[40]，第334页;[63]，第339页;[88]，第334页至335页;[104]，[123]，第339页;[126]，第344页。

7、《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九月第一版。

[95]，第687页。

8、《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125]，第595页。

9、《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99]，第533页至534页;[119]，第534页。

10、《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九的一月第一版。

[100]，第55页;[113]，第58页。

11、《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01]，第57页至58页;[105]，第220页，58页至59页;[114]，[121]，第59页。

12、《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6]，第667页。

13、《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5]，[67]，[89]，第681页。

14、《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6]，第53页至54页;[8]，第56页至57页;[12]，第57页;[14]，第59页至60页;[19]，第61页;[22]，第58页至59页;[23]，第71页;[24]，第71页至72页;[33]，第109页;[45]，第71页至72页;[55]，第133页;[69]，第92页;[79]，第131页至132页;[94]，第135页至136页;[124]，第103页;[128]，第104页至128页;[134]，第129页。

15、《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1]，第12页至13页;[2]，第14页至16页;[3]，第21页至22页;[4]，第23页;[5]，第12页;[7]，第14页;[9]，第28页至29页;[10]，第29页至31页;[11]，第31页至32页;[13]，[15]，第45页;[16]，第46页至49页;[17]，第49页至52页;[20]，第22页至23页;[21]，第23页至24页;[25]，第42页至43页;[27]，第53页，67页;[28]，第492页;[31]，第56页，59页;[32]，第57页;[34]，第60页;[37]，第57页至 58页;[38]，第59页;[39]，第61页;[41]，第58页，56页;[42]，第61页;[43]，第58页，59页;[44]，第62页;[46]，第62页至63页，67页;[47]，第67页;[48]，第68页至70页;[49]，第42页;[50]，第65页;[51]，第56页;[52]，第66页;[53]，第64页;[54]，第64页至65页;[56]，第58页至59页，62页;[57]，第199页;[58]，第73页至74页;[59]，第76页至78页，84页至85页，97页至98页;[61]，第78页至80页，85页，91页;[62]，第102页;[64]，第98页;[66]，第94页至96页;[68]，第94页至96页，98页至101页;[70]，第94页至96页，98页至101页;[71]，第107页至108页;[72]，第83页至84页;[73]，第100页，第131页至134页;[74]，第94页至95页，96页至97页;[75]，第122页至123页;[76]，第125页;[77]，第92页;[78]，第108页至109页;[80]，[81]，第124页;[82]，第136页;[83]，第138页;[84]，第136页至137页;[85]，第85页;[86]，第101页;[87]，第124页;[90]，第109页;[96]，第128页，120页;[102]，第121页;[103]，第100页;[107]，第121页至122页;[108]，第175页至176页;[110]，第233页;[117]，第121页至122页;[118]，第166页;[125]，第142页;[127]，第145页至146页;[130]，第166页;[131]，第166页，179页;[132]，第174页;[133]，第167页至168页;[138]，第146页至147页;[139]，第165页，174页。

16、《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60]，第189页;[135]，第190页;[140]，第171页至172页。

④ 七二○事件发生后的武汉斗争形势。

1、《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1]，第141页至142页;[2]，第143页至144页;[3]，第139页至140页;[9]，第138页;[13]，第144页至145页;[14]，第145页;[17]，第98页至99页。

2、《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4]，第150页;[5]，第148页;[6]，第150页;[7]，第153页至154页;[8]，第134页;[10]，第168页;[11]，第149页至150页，170页;[12]，第169页至170页;[15]，第154页;[16]，第157页至160页，173页;[18]，第145页至146页，163页;[19]，第168页;[20]，第170页至171页，177页;[21]，第177页;[22]，第181页至182页;[23]，第183页至184页;[24]，第184页至185页。

⑤ 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及其善后问题。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9]，第380页至381页;[40]，第383页;[54]，第43页;[61]，第380页至381页;[63]，第381页;[64]，第383页至384页;[70]，第383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4]，第104页;[11]，第118页;[27]，第104页至105页;[30]，[31]，[35]，第106页;[47]，第113页;[48]，第126页;[51]，第120页至121页;[56]，第104页;[74]，第113页，126页;[75]，第104页;[90]，第106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72页;[88]，第173页;[114]，第174页。

4、《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26]，第681页;[32]，第681页至682页;[50]，第682页至683页;[52]，第683页。

5、《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1]，第286页至288页;[2]，第288页至289页;[28]，第292页;[58]，第289页至292页;[92]，第292页至293页。

6、《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59]，第454页至455页;[89]，[91]，第454页。

7、《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2]，第360页;[14]，第361页，360页;[29]，[34]，第361页;[38]，第369页;[45]，第372页;[49]，第374页;[62]，第363页;[65]，第347页;[69]，第360页;[71]，[72]，第374页;[82]，第348页，351页，358页至359页;[83]，第364页;[86]，第364页至367页;[95]，第402页，405页，424页至425页，427页至428页。

8、《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84]，第535页。

9、《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8]，第194页至195页。

10、《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55]，第56页至58页。

11、《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上)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53]，第180页至181页。

12、《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6]，第683页。

1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55页;[15]，第656页;[17]，第656页至657页;[19]，第657页;[20]，第657页至658页;[87]，第658页至659页。

14、林杰：《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和斗争》，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10日。

[41];[43];[73]。

15、《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21]，第185页至186页;[23]，第186页;[37]，第72页;[39]，第187页至188页;[66]，第184页至185页;[68]，第187页。

16、《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25]，[33]，第289页至290页;[44]，第289页。

1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6]，第195页。

1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6]，[77]，[78]，[101]，第155页。

19、《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76]，第147页;[79]，第148页，149页;[80]，第153页至155页。

20、《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7]，第175页;[16]，第222页;[22]，第171页，222页;[24]，第204页至205页，215页，242页至243页;[81]，第214页;[85]，第209页;[93]，第246页至247页;[94]，第239页;[96]，第498页;[97]，第180页至181页;[98]，第178页;[99]，第225页，218页;[100]，第109页;[102]，第177页，230页，85页至86页;[103]，第497页至498页;[104]，第184页，188页;[105]，第190页，192页;[106]，第182页;[107]，第192页至193页;[108]，第188页至189页;[109]，第212页，231页;[110]，第185页，180页，231页;[111]，第181页;[112]，第224页至225页，217页。

2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504页;[10]，第503页至504页;[57]，第504页，505页;[60]，第504页;[67]，第505页至506页。

22、《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

[42]，47页，48页。

23、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乌有之乡网，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来源：海内百川。

[113] 。

⑥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493页，1494页;[12]，第1498页;[17]，第1494页;[22]，第1493页，1494页;[25]，第1498页;[26]，第1494页;[28]，第1498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115页，117页;[14]，第123页至124页;[21]，第104页;[27]，第123页至124页。

3、《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5]，第322页。

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52页至653页。

5、《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2]，第277页至278页;[4]，第33页，40页至41页，39页;[6]，第58页;[7]，第44页，53页，66页;[8]，第63页，65页;[9]，第78页至79页，90页;[10]，第90页，97页;[15]，第92页，97页;[16]，第78页;[18]，第42页至44页，53页，67页;[19]，第56页，58页;[20]，第77页，80页，83页至85页;[23]，第66页，65页，99页;[24]，第99页。

6、《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1]，第89页。

⑦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析七二○事件。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1]，第380页至381页;[13]，第205页;[18]，第380页至381页;[35]，第381页至382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500页;[5]，[8]，第1508页;[25]，第1390页，1469页;[34]，第1395页至1396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15页;[10]，第101页，102页;[12]，第123页至124页，125页;[14]，第100页，102页;[15]，第104页;[20]，第123页至124页;[28]，第103页;[29]，第123页，117页，102页;[31]，第89页。

4、《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6]，第337页。

5、《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第56页至59页。

6、《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7]，第9页。

7、《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22]，第432页至433页;[26]，第375页，376页;[27]，第435页至437页。

8、《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1]，第40页至44页，53页，62页，64页至67页;[2]，第100页;[3]，第372页至376页，431页;[17]，第284页至285页，288页，290页;[19]，第109页;[21]，第52页;[23]，第53页;[24]，第193页至194页;[30]，第233页;[32]，第221页。

9、《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33]，第427页。

(5)第一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82页至1483页。

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第157页。

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62页，459页至460页。

3、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纠“左”斗争。

(1)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纠正在文革指导上的错误行为。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24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466页至1467页;[21]，第1481页;[23]，第1480页;[24]，第1423页;[26]，第1408页;[27]，第148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1页;[6]，第27页;[10]，第47页至48页;[11]，第50页;[16]，第51页至52页;[22]，第54页，56页;[25]，第47页至48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22页，127页。

5、《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第84页至85页;[9]，第86页至87页;[12]，第87页。

6、《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第656页至657页;[14]，[15]，第657页;[17]，第658页至659页;[20]，[29]，第657页。

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562页;[18]，第563页，562页。

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9]，第136页。

9、《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8]，第157页。

10、《<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455页。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的错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2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6]，第12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7]，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9页;[38]，第1430页，1437页，1439页，1472页;[39]，第1490页，1509页;[42]，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5页;[43]，第1439页至1440页;[45]，第1472页;[49]，第1500页，1501页;[50]，第1504页至1505页;[51]，第1508页;[53]，第1505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7页;[2]，第20页;[10]，第58页;[44]，第119页;[47]，第122页;[48]，第117页;[52]，第141页。

5、《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0]，第190页。

6、《<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490页;[9]，第490页至491页;[11]，第491页;[12]，第491页至492页;[13]，第492页;[14]，第492页至493页;[15]，第493页至495页;[16]，第495页至496页;[17]，第496页;[18]，第497页;[19]，第497页至498页;[20]，第498页;[21]，第498页至499页;[22]，第500页;[23]，第402页至403页;[24]，第405页至406页;[25]，第406页;[26]，第409页，410页;[27]，第411页至412页;[28]，第412页至413页;[29]，第416页;[30]，第416页至417页;[31]，第417页;[32]，第418页;[33]，第419页;[34]，第422页;[35]，第424页;[36]，第427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第267页;[4]，第289页;[6]，第312页;[7]，第313页;[41]，第134页。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解决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第248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460页至1461页;[11]，第1468页至1469页;[12]，第1469页至1470页;[59]，第1486页;[60]，第1430页，1437页，1439页;[62]，第1472页;[74]，第1494页;[87]，第1423页;[88]，第1465页;[89]，第1368页至1469页;[90]，第1470页;[91]，第1486页至1487页;[92]，第1508页至1509页;[93]，第1505页;[95]，第1509页;[99]，第1468页;[101]，第1532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33页至34页;[3]，第89页;[5]，第3页;[6]，第5页至7页;[7]，第9页至11页;[13]，第36页至37页;[14]，第42页至43页;[15]，第46页;[16]，第47页;[17]，第51页;[18]，第55页至56页;[19]，第64页至65页;[20]，第76页;[21]，第88页至89页;[22]，第99页;[23]，第107页;[24]，第110页;[25]，第124页;[26]，第133页;[28]，第34页;[29]，第46页，64页，88页;[30]，第95页;[31]，第149页，160页，161页;[32]，第123页;[33]，第75页;[34]，第64页;[35]，第34页，45页至46页，64页;[36]，第88页至89页;[37]，第36页;[38]，第40页;[39]，第122页;[40]，第125页;[41]，第133页;[42]，第134页;[43]，第140页;[44]，第150页;[45]，第36页至38页;[46]，第47页至48页;[47]，第51页至52页;[48]，第52页;[49]，第66页;[50]，第67页;[51]，第69页;[52]，第82页;[53]，第87页;[54]，第90页;[55]，第92页;[56]，第115页，116页至117页;[57]，第120页;[58]，第122页;[61]，第44页;[63]，第36页至39页;[64]，第46页至47页;[65]，第75页;[66]，第77页;[67]，第111页;[68]，第119页;[69]，第115页;[70]，第120页至121页;[71]，第129页;[72]，第161页;[73]，第124页;[75]，第31页，35页;[76]，第42页，152页;[77]，第40页;[78]，第49页;[79]，第114页;[80]，第48页至49页;[81]，第58页至59页;[82]，第60页;[83]，第63页;[84]，第28页至29页;[85]，第44页至45页;[94]，第92页;[96]，第6页;[97]，第51页至52页;[98]，第94页至95页;[100]，第6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86]，第125页。

5、《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10]，第459页至460页。

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第96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425页。

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2]，第6页。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的错误。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38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04页;[4]，第41页至42页;[5]，第71页至72页;[6]，第41页;[7]，第103页;[8]，第157页;[9]，第104页;[10]，第98页，100页，102页;[11]，第104页;[12]，第36页至37页;[13]，第115页;[14]，第116页至117页;[15]，第120页至121页;[17]，第89页。

3、《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16]，第58页至59页。

4、《“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第125页。

(5)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19]，第97页;[20]，第143页至146页;[52]，第9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1486页;[44]，第1482页至148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00页;[27]，第51页;[28]，第122页;[29]，第130页;[30]，第83页至85页;[31]，第100页;[35]，第111页。

4、《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2]，[36]，第1919页至1920页;[40]，第1834页;[43]，第1879页，1898页至1901页;[45]，第1919页;[46]，第1848页，1880页;[49]，第1625页至1630页;[51]，第1849页至1850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3]，第152页;[34]，第153页;[37]，第127页至128页;[42]，第35页，40页至41页;[50]，第46页。

6、《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9]，第1191页至1192页;[41]，第1203页，1216页，1219页。

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八年一月第一版。

[48]，第618页。

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7]，第161页。

9、《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24]，第54页至56页;[54]，第60页。

10、《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8]，第666页。

1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77页至678页。

1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7]，[22]，[26]，第198页;[55]，第199页。

13、《“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53]，第324页;[56]，第323页至325页。

1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3]，[4]，第146页;[5]，[7]，第147页;[11]，[15]，第148页。

1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6]，第505页至506页;[8]，[10]，[14]，第506页;[16]，[18]，第507页;[23]，第508页;[25]，第509页。

16、《“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著，求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2]，第101页。

17、《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

[21]，第15页。

(6)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是纠“左”所采取的组织行动。

1、《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03]，第21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24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1]，[65]，[85]第166页至167页;[150]，第54页至56页，20页至22页;[181]，[184]，第152页;[213]，第43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452页;[123]，第63页;[214]，第63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07页至1408页;[3]，第1422页至1424页;[4]，第1481页;[7]，第1460页至1462页;[8]，第1466页至1467页;[10]，第1480页至1483页;[29]，第1504页至1405页;[30]，第1481页;[32]，第1480页至1481页;[50]，第1490页至1491页;[51]，第1495页;[53]，第1498页;[54]，第1501页，1498页;[96]，第1486页;[101]，第1484页至1485页;[109]，第1502页;[114]，第1486页;[168]，第1502页至1503页;[202]，第89页;[208]，第1479页，1489页;[209]，第1490页;[211]，第1501页，1504页至1505页;[215]，第1608页。

6、《毛泽东年谱》第八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2]，第590页至591页;[13]，第594页;[39]，第586页。

7、《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1]，第23页，25页;[42]，第28页;[43]，第33页至34页;[44]，第60页至61页;[46]，第68页至70页;[47]，第77页;[48]，第84页;[49]，第103页;[52]，第123页至124页;[60]，第41页，47页，50页至51页，54页至55页;[62]，第104页，106页;[64]，第105页，106页;[81]，第121页;[83]，第113页;[84]，第126页;[87]，第106页;[95]，第130页;[98]，第49页;[119]，第110页，111页;[120]，第113页至114页;[121]，第114页;[122]，第120页，121页;[147]，第101页，103页;[149]，第108页至109页;[158]，第108页;[169]，第113页至114页，126页;[191]，第114页;[192]，第98页至126页;[207]，第39页，42页至43页，55页至56页，60页至61页，89页;[210]，第47页至48页，50页至52页;[223]，第113页，126页。

8、《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00]，第1922页至1923页;[103]，第1923页;[131]，第1913页;[165]，第1924页;[167]，第1925页;[171]，第1926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22页，127页;[88]，第182页;[89]，第184页;[90]，第187页;[91]，第189页;[92]，第192页;[97]，第128页，129页，116页，132页;[99]，第152页，153页;[102]，第182页;[105]，第176页;[106]，第177页;[159]，[164]，第176页;[166]，第181页至182页;[187]，[190]，第184页。

10、《刘少奇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45]，第1066页。

11、《邓小平传(1904——1975)》(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148]，[163]，第1356页。

1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146]，第1938页。

13、《杨成武年谱》《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〇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170]，第455页;[172]，第456页。

14、《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89]，第200页。

15、《胡乔木传》(上)《胡乔木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4]，第434页。

16、《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

[11]，第123页至125页，274页至276页，297页至298页。

17、《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3]，第56页至58页。

18、《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上)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219]，第121页至122页;[220]，第122页;[222]，第180页至181页。

19、《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第408页;[218]，第368页，369页;[221]，第688页。

20、《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3]，第289页至326页。

2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5]，第379页;[18]，第686页至687页;[22]，[24]，[26]，第688页;[31]，第427页至432页;[40]，第544页;[127]，第632页;[129]，[132]，第633页;[137]，第633页至634页;[142]，第633页;[152]，第634页至635页;[153]，第636页至637页;[154]，第635页;[156]，第635页至636页;[157]，第716页;[162]，第643页;[173]，第663页至664页;[174]，第665页;[176]，第671页;[178]，[179]，第665页;[182]，[183]，[185]，第666页;[186]，第643页，712页，699页;[193]，第696页;[194]，第694页;[195]，第698页至699页;[196]，第691页至693页;[197]，第689页至691页;[198]下，第714页;[199]，第701页;[200]，第695页，694页，686页;[201]，第699页，712页;[205]，[206]，第712页;[212]，第703页，664页，707页;[216]，第671页至672页;[217]，第669页，667页;[224]，第755页;[225]，第755页至756页;[226]，第756页;[227]，第672页;[228]，第742页，672页;[229]，第667页;[230]，第764页至776页;[231]，第774页。

22、《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林杰著，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10日。

[55];[57];[67];[73];[74];[75];[76];[80];[86];[94]。

23、《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0]，第520页;[21]，第522页，364页，367页至368页;[23]，第520页至527页;[25]，第527页;[26]，第527页至528页;[27]，第531页。

24、《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68]，第187页至188页;[177]，[204]，第426页。

25、《杨余傅事件真相》董保存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88]，第54页至63页。

26、《“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著，求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56]，[58]，第341页;[66]，[78]，第342页。

2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2]，第195页。

2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5]，第455页;[59]，第536页;[69]，第543页至544页;[77]，第542页;[79]，第542页至543页;[104]，第567页至568页;[106]，第568页;[107]，第569页;[108]，第569页至571页;[110]，第611页;[111]，第571页;[112]，第559页;[113]，第572页;[115]，第566页至567页;[116]，第572页至573页;[117]，第574页至576页;[118]，第572页;[124]，第545页;[125]，第545页至546页;[126]，第546页;[128]，第546页至547页;[130]，第547页，548页;[133]，第548页;[134]，第549页，550页;[135]，[136]，第550页;[138]，第551页，552页，553页;[139]，第553页;[140]，第554页;[141]，第555页;[143]，第548页至549页;[144]，第550页至551页;[151]，第555页至556页;[155]，第556页;[160]，第556页至558页;[161]，第548页;[175]，第448页至449页;[180]，第612页。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6]，第26页，70页;[17]，第9页;[19]，第10页;[34]，第5页，6页;[35]，第7页，8页;[36]，第8页至9页;[37]，第10页;[38]，第11页，12页;[45]，第2页。

3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

[63]，第57页，59页;[70]，第57页，59页;[71]，第47页;[72]，第48页，49页。

(7)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24页至125页;[5]，第121页;[6]，第121页至122页;[7]，第122页至124页;[8]，第124页;[16]，第147页;[18]，第150页至151页;[19]，第155页;[24]，第141页至142页;[31]，第184页至185页;[32]，第189页至190页;[33]，第202页;[34]，第215页;[35]，第124页;[38]，第160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90页;[2]，第1479页，1485页，1499页;[9]，第1507页至1508页;[10]，第1533页，1554页，1770页;[11]，第1500页;[13]，第1499页至1500页，1508页，1509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30页;[14]，第109页;[15]，第111页至112页;[17]，第115页;[22]，第146页，147页至148页;[23]，第111页;[25]，第121页至122页;[26]，第122页至123页;[27]，第123页至124页;[28]，第125页;[29]，第133页;[30]，第133页;[36]，第48页，62页，67页，74页;[40]，第134页，136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7]，第176页。

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第612页。

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0]，第585页，586页;[21]，第622页至623页;[39]，第584页。

4、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总结。

(2)文革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沿着既定轨道前行。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81页;[2]，第1459页至1462页，1468页至1470页。

5、农村文革在监控中稳步发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07页至40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254页，1326页至1327页，1343页至1344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57页至58页;[6]，第118页;[7]，第139页;[8]，第89页，103页，121页，124页，126页，127页;[9]，第139页至140页;[11]，第141页。

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第317页;[5]，第332页;[10]，第642页至643页。

6、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8]，第1472页;[19]，第1505页;[20]，第1469页至1470页，1459页至1462页;[21]，第1500页;[22]，第1499页至1500页;[23]，第1486页;[25]，[26]，第1489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1页至52页;[2]，第57页;[3]，第58页;[4]，第55页至56页;[5]，第60页至61页;[6]，第131页，134页;[7]，第71页;[13]，第143页;[16]，第46页;[17]，第64页;[24]，第62页至63页;[27]，第110页，111页;[28]，第115页至116页;[29]，第119页;[30]，第123页;[31]，第125页;[32]，第127页至128页;[33]，第133页;[34]，第60页;[35]，第66页;[36]，第76页;[37]，第67页;[38]，第59页至60页;[39]，[40]，第134页;[41]，第140页至141页;[42]，第143页至144页;[44]，第83页;[45]，第107页;[46]，第109页;[47]，第141页;[48]，第140页;[49]，第141页;[50]，第148页。

3、《“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8]，[11]，[15]，[51]，第168页。

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0]，第422页至423页，515页至519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9]，第533页至535页;[12]，第601页至602页;[14]，第638页至639页;[43]，第446页至447页;[52]，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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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目录

（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

1、反右，还是纠“左”？

2、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展开的反右斗争。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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