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开国领袖空中保驾——何廷一将军的独家叙述（下）

B篇：周恩来的专机任务一点儿不稍轻松

一、“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为执行周恩来出访专机任务敲响了警钟

20世纪60年代初，空军开始担负中央首长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何廷一肩上又落下了执行周恩来出访专机的重任。这是他在完成毛泽东的专机任务一年后，领受的又一重要使命。他为能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感到万分荣幸。

早在少年时期，何廷一就对这位伟人十分崇敬。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南下经过长汀时，12岁的何廷一虽没见过周恩来，却听说了不少关于起义军和周恩来的故事。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经由长汀到中央苏区，何廷一自然也没见到他。直到1933年，他才从《红色中华》报上看到周恩来的画像，原来大名如雷贯耳的周恩来竟是个留着大胡子的英俊青年。周恩来浓眉大眼，经大胡子一衬托，更显英俊潇洒。自那以后，何廷一对周恩来的大胡子深有感情，让他联想起历史上的美髯公。

◆解放战争时期的何廷一。

1936年，何廷一所在的军委二局搬到瓦窑堡，离军委驻地相隔不到百米。何廷一经常从军委驻地门前走过，渴望有机会能遇见周恩来这位为自己崇敬的红军领导人，但始终未能如愿。周恩来向来重视军委二局的工作，在中央苏区时，就赞扬过军委二局，到瓦窑堡后很关心二局的干部，曾派人送给二局几匹毛哔叽，让二局的干部每人做套衣服。于是，何廷一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料子服。

1936年6月，军委由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后，何廷一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那份激动难以言说。后来还曾听过他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像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学富五车，文思敏捷，讲话不拿讲稿，有着过人的口才。他讲话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讲民族危机，讲团结抗日，头头是道，有声有色，鼓舞人心，振奋斗志。望着他的大胡子，何廷一越看越感亲切，越看越觉得他英武。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为了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研究解决西安事变和商讨释放蒋介石等问题，途中在安塞把蓄留已久的大胡子给剪掉了。何廷一听说，因为没带理发员，又没有刮胡刀，周恩来是用剪刀剪掉的。何廷一为周恩来剪掉美髯而感遗憾，因了这份感情，他在保安特地设法弄到了一张周恩来留大胡子的照片，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不知被谁要去了，至今他仍为这张相片给了人而后悔。

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了让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不遗余力，做了许多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连大名鼎鼎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都由衷地称誉他为“最出色的外交家”。如今，刘亚楼和空军党委决定由何廷一执行周恩来出访的专机保障任务，何廷一感到无上光荣的同时，也深觉责任重大。作为分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他何尝不知，专机任务难度最大的就是执行出国任务。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那是1955年4月，首届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亲率中国代表团与会。当时全空军只有里-2和伊尔-14两种客机，它们既不能远航，也不曾飞过国际航线，而且我国的飞行员也不具备国外远距离航行的能力。因此，中国政府只好租用印度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尼。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后，一直伺机反攻，并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暗杀活动，特别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拟订了一套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罪恶计划。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的情报为台湾国民党情报机构掌握后，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刺杀周恩来的最好机会，乃用6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航空公司职员周梓明，利用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在上面安放了定时炸弹，准备在空中对周恩来下毒手，以阻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说来也是万幸，原计划乘该机去雅加达的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等领导人，因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先去仰光，与印度、埃及等国的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会议有关问题，所以改经昆明去仰光，然后由仰光去雅加达，从而幸免于难。而乘坐该机的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4月11日随着飞机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全部坠海罹难。

◆当年一些报纸报道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这一沉痛教训，是由新中国专机力量薄弱所带来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震惊世界的空难事件为何廷一敲响了警钟：担负周恩来出访专机任务责任重大，要绝对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在还未执行周恩来专机任务前，何廷一就因专机事接触过周恩来，领教过他那高标准严要求的领导作风。何廷一在负责保障外国政府首脑专机任务时，发现周恩来对外宾专机的安全十分重视，每次都要亲自过问。何廷一他们检查外宾专机的结果，每次都要向周恩来写书面报告，周恩来都亲自过目，阅后在报告上批示同意二字。何廷一心想，自己今后也要学习总理的认真，兢兢业业，在专机工作中不能出现一丝差错。

1960年4月，周恩来开始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乘坐自己的飞机出国访问，为世人关注。此时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刚刚过去，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都企图乘机挑拨邻国同中国的关系。为了保证周恩来专机的绝对安全，随行的陈毅副总理专门指示：机组必须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多准备几套方案，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时，空军已将独三团扩建为师，即空军第三十四师。接到任务后，三十四师的师团领导与各专业的技术骨干一起上阵，组织了精干的保障班子，大飞机伊尔-18、小飞机伊尔-14一起出动，共准备了5架。与此同时，三十四师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航行资料，反复分析研究，行前还组织了北京—新德里—加德满都和昆明—金边—河内的试航。何廷一对三十四师充分而精细的工作表示满意。

根据事先安排，周恩来、陈毅访问缅甸，乘坐里-2客机，由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专机任务。在国外飞行里-2，可谓困难重重，一是缺乏飞行经验，二是手头掌握的航行资料少，三是航线上的地理条件复杂，机场生疏，四是所到国政治环境千变万化。何廷一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徐柏龄、袁桃园等人，针对这些棘手的问题作了精心研究，制定应变对策，使得周恩来的缅甸之行十分顺利。只是专机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厉害，让在塔台指挥的何廷一等人捏了一把汗。要知道，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天气良好飞到4000米也会使人感到氧气不足，何况现在还是恶劣的气候。好在机长飞行经验丰富，沉着稳定，在他的驾驶下，专机有惊无险，安全落地。周恩来走下飞机时，何廷一看到他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和迎接他的同志一一握手，显得毫无倦意。

4月15日，周恩来访问印度，考虑到里-2的种种不足，这次便改乘伊尔-18客机。飞行航线如是安排：当日到达仰光，4月19日再飞新德里，4月26日乘伊尔-14访问尼泊尔。

尼泊尔王国的首都加德满都机场当时还是个小机场，而且建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伊尔-14降落时如果掌握不好，很有可能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安全令人担心。中国飞行员靠着优良的驾驶技术过关后，不安全因素却还接踵而来。尼方安排周恩来访问中国政府援建的一个工程，去那里也有个小机场，位于山沟里。行前，中国专机进行了试飞，机组人员一致认为周恩来坐飞机前去很不安全，乃向外交部建议改从地面去，得到批准。

周恩来这次出访，充分表达了中国愿意同自己的邻国睦邻友好的真诚愿望。在周恩来访问尼泊尔期间，双方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4月29日，周恩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当天乘伊尔-18回昆明。伊尔-18这种飞机由于其构造上的缺陷，在高温条件下起动不易，而4月的加尔各答，天气已非常炎热，热浪扑面而来，令人难以忍受。在高达40摄氏度的机场，飞机被晒得烫手，机舱里犹如蒸笼一般。且不说飞机起动有困难，就是领导人入座后也相当难受。该怎么办?在这一难题面前，机组人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找到了利用高空降温的办法。在周恩来到达机场前，飞机先升到8000米的机场高空盘旋几圈，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机舱里的温度，最低温度在零下。待周恩来一行快到机场时，专机即刻着陆。当天的加尔各答机场，热浪阵阵，让人难耐，而机舱里却是一片宜人的清凉。当辛劳多日的周恩来步入凉爽的机舱后，机械师迅速按下起动电门，只听“轰隆”一声，飞机一次起动成功。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他们对机组人员赞不绝口，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好啊!”

周恩来在国内稍事休息后，又于5月5日出访柬埔寨。航线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

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专机经昆明起飞，中间要越过450公里的老挝领空，航线右侧又紧靠泰国边境，最近处只有13公里。当时中国尚未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误入其领空会在外交上产生麻烦。而航线左侧则是南越，过于靠近其边境，又会对周恩来专机安全构成威胁。老挝政府对中国专机飞越其领空，也提出了5条较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专机必须按规定的航线和高度飞行，不得有偏差，而且不提供导航资料和备降机场。何廷一接到执行专机的命令后，和伊尔-18的机组人员一道，做了精心准备。由于准备充分，加上机组人员密切协同，驾驶员精心驾驶，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周恩来访问结束由金边飞河内时，机组人员得悉河内天气不好，经请示，路途降落荣市，天气转好后继续飞行。

周恩来出访缅甸、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等国，何廷一都随专机到昆明，在巫家坝机场的塔台指挥飞机起降。周恩来二访缅甸时，考虑到我们和泰国没有建交，美国在曼谷设有军事基地，为防美机偷袭，对空联络遂采取暗语通话。缅方听不到周恩来专机在空中的情况，焦急万分，一个劲地询问中方飞机的位置。周恩来访问印尼时，何廷一最是着急了一回。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又是海上飞行，情况相当复杂，机场塔台和飞机上的电台功率都很小，联络困难，即使联络上了，因声音细小而听不清楚，何廷一那份担心真是难以言喻。直到周恩来专机安全回来，他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加上长时间的守候，年轻体壮的他竟感疲劳不堪，下了塔台，径往昆明饭店，大睡了一觉。

二、一点儿也不轻松的任务

为了让新中国尽快走上国际舞台，推动世界了解中国的进程，身为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国事外交。即使在卸任外长之职后，他仍然频频率团出访，以无可替代的魅力和影响，为新中国增添了巨大声誉。1963年12月中旬，周恩来率团开始对亚非欧访问。为了使周恩来能乘坐自己的飞机出访亚非欧，空军预先做好了准备。根据何廷一的建议，外交部同意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以熟悉航线、搜集资料。考虑到自1962年中印战争后，中国的飞机不能通过印度的上空，何廷一乃组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为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开辟新的航线。几经努力，在红旗拉甫建立了气象、通信导航站，在和田机场建立了油料储备库。由此，周恩来专机从北京起飞，在14号着陆加油，然后由14号起飞，经乌鲁木齐、和田飞越喀喇昆仑山，访问亚非欧。

◆1964年1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苏丹。

自12月13日起，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1个国家，于翌年(1964年)2月5日回昆明。何廷一奉命由北京乘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他去成都过春节和休息。随后，周恩来于2月14日到2月26日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旋又于26日至29日，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一起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研究访问锡兰的航线时，当看到空军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周恩来作了严厉批评，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连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周恩来的批评使何廷一顿时面红耳赤，回京后，马上要求航行局与领航部研究改进。

这次亚非欧，尤其是亚非13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同亚非各国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看法。周恩来的亚非13国之行，为亚非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1965年1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主席。6月中旬，周恩来率陈毅、乔冠华等一行人，飞赴阿尔及利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从北京到阿尔及利亚往返约2.5万公里，航线经过的区域多是沙漠和海洋。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专机任务，保证周恩来出访的安全，何廷一专门和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研究，做了充分准备，机组收集、校对了860张航图，绘制了438份国际机场穿云图，印制的飞行参考资料达500多页，选择了3条航线，拟定了3套飞行方案。这还不够，他们还专门组织伊尔-18试航。6月4日，空三十四师伊尔-18开始试航，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14号机场、和田、卡拉奇、巴格达到开罗。5日由开罗起飞试航阿尔及利亚，6日由阿尔及利亚试飞大马士革，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飞回14号。7日飞回北京，试飞按计划顺利完成。

当出访团乘坐的伊尔-18飞机飞越莽莽昆仑时，强劲的高空风受犬牙交错的峰峦阻挡，形成上下扰动的局面，专机为此在9600来米的高空飞行，此高度快接近飞机的极限升值了，但气流仍如大海中的波峰浪谷，飞机就在这不停地颠簸中艰难航行。在机组全体人员的密切配合下，机长胡萍沉着地操纵飞机，选择飞行速度最佳值，柔和操纵驾驶杆，终于渡过了难关。

飞机飞越喀什昆仑山时，周恩来从飞机上俯视脚下皑皑白雪，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放声高唱空军文工团精心创作的歌剧《江姐》主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唱百和，机上人员全都跟着唱起来。飞越红旗拉甫上空时，周恩来专门致电慰问空军设在红旗拉甫的气象、通信导航站。此后，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越红旗拉甫上空，领导人都仿效这一做法，向气象、通信导航站致电慰问。

周恩来每次出访，中央办公厅都要召开安全小组会议，由杨尚昆主持，布置安全保障任务，外交部、总参谋部、空军都要派人参加，空军的任务除了保障专机安全，还要掌握空中动态，并随时与外交部联系。安全小组会何廷一几乎一场不落。在一次会上，他向副总长杨成武提出，对空台功率太小，要求解决3部一百瓦的对空台。总参通信部很快就给空军解决了。就是这3部对空台,在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这次远涉非洲，何廷一考虑到：专机即使身处1.2万公里之外的非洲，也要与北京保持空中联络。为此，他们让有关方面改装了伊尔-18机上的通信设备，并根据以往经验，摸索到了时差8个小时电离层变化频率选择的最佳点，保证专机能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也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6月15日布迈丁突然在阿尔及利亚发动政变，而此时周恩来的专机正从开罗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途中。接到外交部要空军通知专机返回开罗的通告后，何廷一指示航行局调度室紧急通知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对空台，同时向正在空中飞行的伊尔-18飞机呼叫。事关重大，何廷一十分着急，来回奔跑于调度室和会议室，调度室来报告，说广州对空台已叫通，伊尔-18专机正在返回开罗。何廷一松了口气，但仍要求调度室好好掌握飞行情况，及时向他报告，当听到周恩来专机安全降落开罗后，他才放下心来。

埃及当局对中国代表团的返航十分不解，待他们了解阿尔及利亚政变的真相后，对中国代表团的信息灵通赞不绝口。

布迈丁政变虽告成功，但亚非会议却因阿尔及利亚的政局不稳而被迫取消。周恩来转访阿联后，于30日访问叙利亚。按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应该落地了，可等了多时仍未收到降落报告。难道出了什么问题?何廷一着急之余，急向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了发降落报。真是粗枝大叶，使人虚惊一场。何廷一立即打电话给邓颖超，报告真相，请她放心。

出国飞行，为了保证专机的绝对安全，机组人员再辛苦不过。他们不仅要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准备飞行，而且要不分白天黑夜地自己看守飞机。此次专机飞行前后14天，2架伊尔-18飞机共计飞行177小时，起落40次，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开车244台次，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圆满完成了专机任务。

周恩来出访，何廷一管专机，但不像与毛泽东那样，跟着他走。他主要是送周恩来到昆明，尔后就在塔台上了解情况，待专机安全降落后，就算完成任务。在执行周恩来专机任务时，周恩来给何廷一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周恩来平等待人，毫无架子，与他相处没有拘束和紧张感。有次周恩来出访回来，云南省里的同志想留他多住一天，他却指着何廷一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何廷一想人家留总理，自己怎敢不同意，何况自己是为周总理服务的。但总理这么说，在风趣的同时，却也体现了他的谦虚品格。

周恩来考虑问题异常周到。有次访问印尼时，外交部曾向他提出要何廷一同去，周恩来说：“他怎么能去?印尼驻我国的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虽没去成印尼，但何廷一却由衷佩服周恩来的细心。

周恩来既严肃又活泼，时时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有次，他访问缅甸回昆明休息时，中国访缅电影代表团刚好也载誉归来到了昆明。云南省委由此为周恩来组织了一场晚会，张瑞芳、秦怡等著名演员参加。周恩来兴致勃勃，时而指挥大家唱歌，时而与女士们翩翩起舞，欢声笑语直至深夜。

周恩来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后，云南省委设宴招待，席间周恩来来到何廷一他们那一桌，向他和机组敬酒。何廷一酒杯里倒的是白开水，周恩来发觉后硬是罚了他三杯，差点没把他灌醉。

可以说，执行周恩来专机比执行毛泽东专机更让何廷一提心吊胆。因为毛泽东在国内飞行，全国航线实行禁航，专机尽可天马行空，来去无阻。而周恩来出访，除了要对付漫长的航线，熟悉异国的气候和场站环境，更要防止国民党特务和美国飞机偷袭，一点儿也不轻松。

C篇：执行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的专机任务

一、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

1963年4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对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东南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东南亚。同行的还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外交部长陈毅、副外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等。

像周恩来出访时一样，刘少奇出访，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召集安全小组开会，研究布置安全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外交部、调查部、总参谋部及空军。何廷一代表空军与会。根据杨尚昆的分工，空军负责保障空中安全，调查部负责地面安全。像执行毛泽东、周恩来专机任务一样，为保证刘少奇出访的专机安全，何廷一和三十四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先是对专机作全面检查，尔后是试飞，此外还得掌握气象和空中情况。

刘少奇出访东南亚数国，乘的是空军伊尔-18客机。何廷一随机送代表团到昆明后，刘少奇和王光美下榻于“龙宫”(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随同出访的陈毅等人住省委招待所，何廷一和机组人员则住昆明饭店。

刘少奇出访的第一站是印度尼西亚。出访前，何廷一到“龙宫”向他汇报飞行计划、天气和航线上的情况。当他走进客厅时，刘少奇和王光美双双起身欢迎请坐，这使他倍觉温暖。

何廷一在汇报时说：“航线上的天气很好，海上的情况复杂一点，但机组有足够的信心克服。据说印尼的高炮部队在海上演习，我们的飞机在8000米以上飞行，对安全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少奇和王光美并排坐在沙发上，他们听得认真，问得详细，言行举止可蔼可亲。

第一次和刘少奇、王光美面对面说话，他们给何廷一的印象是举止大方，平易近人，说话谦虚，面带笑容，让人感到亲切。刘少奇身着中山装，满头银发，精神焕发，王光美穿的是浅蓝色翻领服，显得朴素而大方。她出访时才换上旗袍，戴上项链，显得雍容华贵。

向刘少奇汇报完毕，何廷一又赶往陈毅下榻的省委招待所汇报。陈毅目光炯炯地看着何廷一，问：“我说同志哥，为什么就不能直飞雅加达?”

何廷一回答：“直飞印尼要经过泰国，我国与泰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航线。”

陈毅对何廷一的回答似乎不够满意，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航线也是人飞出来的嘛。”

陈毅也算是老外交了，抗战时就参加接待过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1944年底，他受毛泽东委托，就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调解国共矛盾问题研究对策，主张不接受美蒋条件，采取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时机。这一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1952年10月，陈毅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1958年2月，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此后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继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外，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何廷一当然是佩服这位元帅外交家的，但陈毅这话却让他感到不知如何作答，心想陈老总这道理是不错，但放在航线上却是不行的，我们的专机在自己的国家可以自由飞行，可在外国能行吗?且不说先要申请，有时即使申请了人家可能还不同意呢。想是这么想，但他一句也没有说出口。

3月底的北京还是寒气袭人，大家还是大衣加身，南下到昆明后却见气候为之一变，昆明不愧是春城，四季如春，花团锦簇，令人心旷神怡。刘少奇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后，才动身出访。

还在刘少奇出访印尼前，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何廷一向外交部建议和印尼当局交涉，最好不举行空中护航。但载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及代表团的专机离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还有几十公里时，4架印尼的喷气式战斗机却已前来接应护航了。他们这表达友好的最高礼节，给机组人员平添了几许紧张和担忧。

负责这次专机任务之一的柳昆尚回忆说，4架印尼战斗机为我专机护航，实际上等于5架飞机飞编队，而我们从来就没有与战斗机进行过编队飞行训练。我们在国内执行专机任务时，其他飞机是要让路的，毛泽东主席的专机出动，全国禁空，周恩来总理的专机飞行沿线机场所有飞机也要停止飞行，真是天高任鸟飞，哪会有左右前后紧跟着飞机的情况。看到印尼那4架飞机围在四周，我们都很担心安全。现在说起来有点好笑，那时不懂国际交往的规章，脑子里只知道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有意撞过来，那将如何是好。我们飞行员最提心吊胆的，是担心距离速度控制得不好，出现相撞的事故。因此，虽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专机上的正副驾驶员却像遇到风暴一样，四只手同时抓紧驾驶杆，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能让飞机有毫厘的偏差。因为紧张，正副驾驶员的衣服都汗湿了。

印尼护航飞行员的技术无可挑剔，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可他们却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了。当专机机组人员接到地面指挥员何廷一通知，说印尼护航飞机已经与你们编好队形时，大家少不了都要伸长脖子往外观看，可前后左右，哪见人家飞机的踪影。待向地面回报没有看见护航时，这些印尼飞机却像变魔术一般从专机机翼底下呼啦啦飞了出来，距离近得连对方飞行员的鼻子眼睛都一清二楚。尽管大家紧张得浑身冒汗，尽管明知用不着这样“贴”着护航，可人家不怕相撞，而我们却怕，岂不是被人家笑话。叫他们与我们之间拉开距离，那是更要不得的，为什么呢?中国人的面子可不能丢!于是面对着故意“捣蛋”的印尼飞行员，专机驾驶员只好硬着头皮竭尽全力保持好飞行状态。所幸沿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专机平稳降落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

印尼飞机为刘少奇专机护航没出事，偏偏在表演时酿出了悲剧。

刘少奇访问印尼期间，正赶上印尼的航空节，庆祝活动搞得很是隆重，并在机场举行了航空展览会和飞行表演。印尼总统苏加诺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刘少奇夫妇、陈毅和全体中国代表团及机组人员,都应邀参加了航空展览会并观看飞行表演。

这天是4月13日，在苏加诺总统、印尼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夫人陪同下，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陈毅来到了展览会现场，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正当宾主兴致勃勃地观看飞行特技表演时，险情突发。一架飞机不知是高度爬得不够还是没有控制好翻滚动作量，就在做第三个翻滚动作时，竟呼啸着朝主席台一头栽下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机毁人亡，全场登时大乱，主席台的人们纷纷离席而逃。苏加诺总统紧张得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时红时青时白。纵观主席台，只有刘少奇和中国贵宾端坐在位置上，神色安然。爆炸刚一停止，刘少奇就真诚而又礼节性地宽慰苏加诺，说这样的事在哪个国家都是难免的，谨请总统阁下代表我和中国人民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刘少奇处险不惊、临危不乱的风度，体现了大国领袖的泱泱风采，令印尼主人深为折服，更令当地华人、华侨感到莫大的荣耀和振奋。

这次爆炸，虽然事出意外，而且刘少奇等领导人毫发未损，但还是让机组人员感到吃惊，联想到沿途印尼飞行员护航的表现，大家都还真有点后怕。

4月20日，刘少奇由雅加达飞仰光，对缅甸作为期5天的访问。缅方为刘少奇的安全考虑，根据中方的建议，暂时羁留了一些特嫌。

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何廷一虽没跟去，但他在昆明坐镇指挥时，总是心细如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机组了解情况。当刘少奇一行中途在缅甸仰光休息，给飞机加油，并由仰光起飞通过马六甲海峡时，因对空台功率小，通话很困难，何廷一带着耳机集中精力守听，一直接到飞机降落的报告后才回到昆明饭店。因为过于紧张和疲劳，他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入睡，吃晚饭时经服务员叫醒才起床。

刘少奇每访问一个国家，都要回昆明休整一下。这时，何廷一就又忙开了，他不仅要听取机组的汇报，还要召开各种协调会议。专机飞行是众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不能单靠机组几个人独立行动，航行高度、气象预报、地面指挥，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打马虎眼，还少不了地勤人员对飞机的精心维护，可以说，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刘少奇夫妇访问柬埔寨期间，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交谈甚欢。

4月26日刘少奇飞回昆明休息数天后，于5月1日飞金边，访问柬埔寨。柬埔寨的情况比缅甸还复杂，据我情报部门侦悉，国民党特务在柬有一套空中、地面的破坏计划，空中企图破坏我专机，地面则在金边公路上埋下数颗定时炸弹。由于我情报部门工作卓有成效，并配合柬方采取了可行的行动,使得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计划化为泡影。

5月6日，刘少奇由金边经越南飞回昆明，由此结束了对东南亚四国的访问，何廷一护送他由昆明转到成都金牛坝休息。

执行刘少奇的专机任务，何廷一感觉比较辛苦，这不仅在于出访的航线长，又多在海上飞行，掌握天气较为困难，还在于访问的国家几乎都有国民党埋藏的特务。虽然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和提供的情况，这些国家暂时羁留了一些嫌疑人，但不可能抓得干干净净。潜入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在刘少奇经过的柬方公路上埋地雷，这一情况柬方就没有及时掌握，要不是中方事先侦破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二、执行其他领导人的专机任务

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外，何廷一还执行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

朱德非常关心人民空军的建设，1950年3月10日，人民空军组建还不到半年，他就拨冗参加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作题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讲话，语重心长地告诚空军全体指战员：“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务。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空军建立后，朱德多次坐空军的飞机，他对机组非常友善，曾特地委托杨尚昆专门宴请机组。那次何廷一也应邀参加了。还有一次，何廷一接朱德从新疆回来，分到了朱德相送的一个哈密瓜，他哪里舍得吃，在家里放了很久，没想到都烂了。

在专机上，何廷一的位置多是在驾驶舱，以便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德一乘飞机，也喜欢到前舱“看热闹”，而且经常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人员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一次朱德坐在伊尔-14的前舱，面对着前面的泰山，兴致勃勃地即兴吟起小诗来：“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我飞两千一，它把头低下。”和朱德一样，叶剑英也喜欢坐前舱。在一次飞往烟台的途中，他还专门作了首七律，赠给机组人员。

经常来回接送中央领导人，何廷一和机组渐渐地熟悉了他们各自的习惯，尽量创造条件，使他们在机上舒适安然。比如朱德和叶剑英喜欢坐前舱，执行他们的专机任务时，机组就早早分好工，起飞后机械师完成工作后就将座位让给他们。

每每接到保障领导人的专机任务时，何廷一深感荣幸与责任同在，他在心头总是情不自禁地涌现一个朴素而真实的情感，并以之作为心得相告机组人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独立来之不易，从战火中拼杀出来的人民领袖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如果因为领袖们乘坐飞机而发生意外，其损失何其巨大，如何能够估量?所以，我们既要克服一切畏难情绪，又要摒弃任何麻痹思想，保证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最为神圣的使命!

十几年来，在何廷一和机组的不懈努力下，中央领导人的专机始终没有偏离航道，蓝天奏鸣曲几乎没有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这是何廷一、机组和空军的幸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幸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