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前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三封复电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陪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曾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电文三次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立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大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会面，与其进行这一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毛泽东：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

1941年12月29日，前往苏联治伤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回国，蒋介石知道后十分重视，电令沿途的国民党党政军不得留难。次年1月16日，林彪受到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的接待。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谈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表示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7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让其向国民党提出愿意会见蒋介石的要求。8月4日，蒋介石告诉周恩来，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时约见毛泽东一谈。

1942年12月18日，周恩来、林彪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共中央的四条要求，主要内容是：中共的合法地位;红军改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为行政区;红军原则上驻防黄河以北。可国民党拒绝了这四条，国共谈判就此僵持。毛泽东一直期待着和蒋介石的直接会晤，1943年1月25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说：“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同年11月下旬，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劝告他应当与延安的共产党合作，直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此时，国民党的军事、经济陷入危机，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做出姿态，邀请林伯渠、朱德、周恩来到西安谈判。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守备河南的国民党将领汤恩伯部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一时间，舆论大哗，嘲讽声起于民间。国统区的人民对国民党军已经失望至极，大多瞩目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劝说蒋介石用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以便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华莱士转述了罗斯福总统的话：“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

林伯渠是国民党政府聘请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4年5月至10月受命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林伯渠曾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后来又专此提出了书面文件，周恩来还专此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1月8日，美国驻华代表赫尔利来延安，毛泽东有意借此调整两党关系，他向赫尔利说：“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赫尔利来中国前已去了苏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亲口告诉他，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赫尔利以此安抚蒋介石的担忧。赫尔利以为蒋介石会因此而转变态度，于11月7日，踌躇满志地到了延安。毛泽东会见赫尔利并告诉他：如果没有中共领导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在谈到蒋介石要缩减八路军、取消根据地时，毛泽东说：“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当赫尔利谈到改组八路军时，毛泽东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以事实告诉赫尔利：“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区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

赫尔利来延安时，带着他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经过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谈，内容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知道这个文件未必能得到蒋介石的认同，所以，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谈到《为着协定的基础》时说：“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

毛泽东：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

蒋介石看到赫尔利带回的由毛泽东签字的五点协议，十分恼火，立即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中共中央在听取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的报告后，1944年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蒋介石的“反建议”“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这时，赫尔利又提出了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赫尔利的补充办法当即为周恩来所拒绝。1945年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1945年，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说，一旦军事形势稳定，就要召开国民大会。2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在谈到联合政府时，蒋介石却说：“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大会上说：这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相比，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国人民解放出来”。紧接着，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极尽诬蔑诋毁。第二天，蒋介石在作内部报告时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国共之间由此形成紧张局面，中间势力感到焦虑不安。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从重庆飞往延安。短短的三天里，毛泽东多次同他们倾心相谈。六位参政员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意愿。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又说：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抗战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令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他明白中共领导的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先机之便，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中共领导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又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的收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

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调兵遣将十分困难。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曾这样说：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蒋介石必须想出一个缓兵之计。8月14日，他致电毛泽东：“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毛泽东批评蒋介石：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

毛泽东针对蒋介石要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于8月13日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社论说：“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又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第一个电报批评蒋介石：“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第二个电报说：“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他们。”

8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复电蒋介石：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毛泽东加写了新闻导语：“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十四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讨论国事，没有提出讨论的范围和内容。十六日，毛泽东答复蒋氏一电，要求蒋氏对朱总司令给蒋氏电中所提关于国事的具体意见表示他的意见，然后考虑会见问题。”这个“具体意见”就是：(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三)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五)“请你制止内战”;(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8月20日，蒋介石发去第二封电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南方局的电文中指出：“蒋请毛往渝全系欺骗。”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事宜，毛泽东在为朱德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8月20日，即蒋介石给毛泽东第二封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见蒋介石，并电告重庆南方局徐冰与邵力子交涉，速派飞机来延安。8月22日，毛泽东第二次复电蒋介石：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放弃正在发动中的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改为占领中小城市和向农村发展。这样的改变正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冲突，以此为下一步国共谈判做准备。

由于同盟军司令部于8月15日宣布，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向蒋委员长投降”，也就事实上否认中共军队的受降权。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正是把受降权的问题推给了盟军总部，声称这是与“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以此为借口再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定大计”。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接连命令部队加快受降步骤，一面据理力争，力求合法。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

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第二封复电后，又于8月23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和电台上宣传，显而易见是在“将军”。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2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发表意见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一些担心毛泽东安全问题的同志，也在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消除了顾虑。

毛泽东分析了国共双方各自的优劣势，说：蒋介石“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而“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

毛泽东又说，“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

在谈到是否应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时，毛泽东说：“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8月24日，毛泽东第三次复电蒋介石：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山。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第二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他和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的决定。他说，去重庆谈判，“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又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最后，他说：“将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

8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决定赴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消息。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在机场，周恩来向中外记者散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讲话，其中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左一为张治中，左三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