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运活虾与霉米：战时重庆的食物政治

空运活虾与霉米：战时重庆的食物政治

摘要：本文探讨战时重庆食物政治的多重面向。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民众随国民政府从沿海地区内迁，涌入重庆。他们不能简单归入“难民”之列;这些被重庆本地人称为“下江人”的移民，其实是一群熟谙都市生活的城市人。他们把政治意识与文化品味带到了新的战时首都。有人将奢华宴饮带入重庆，激起公众的剥夺感;另一些人则凭借组织能力，把公众不满转化为政治议题。本文认为，城市粮食状况恶化所激起的剥夺感，表面上不及大规模乡村饥荒醒目，却在随后的内战年代造成了比其他任何政治议题都更深远的后果。

关键词：宴会;餐馆;战时禁令;米;食物应得权;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庆

“前几天，我们听说有家餐馆新推出了一道空运活虾，真是气愤到极点。我们只知道这家餐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园’，店址在重庆最繁华的督邮街。”[1]1941年夏天的一天，王自强与其他三位作者在战时首都重庆的左翼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活虾与饿饭》的短文。文章刊登在报纸最受欢迎的“信箱”栏目;社会各阶层的读者都可在此讲述战时艰难，也能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批评国民党的战时政策。[2]这几位公开署名为“本市工人”的作者痛陈：“多少勇敢的将士倒在前线，无数工人和下级公务员在后方承受着难以忍受的重担，青年学生因营养不良而痛苦不堪;在这种时候，最有钱、最有地位的人却享受着骇人的奢侈，我们绝不能接受。”[3]

很少有人会把《活虾与饿饭》仅仅视为左翼宣传。不少时人都注意到，中国的战时首都从来不乏豪华宴饮。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回忆道：“我在一位又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宴席上享用珍馐，而衙门外的农民却在田野里刨挖根茎与野草，塞进因饥饿而绞痛的肚子;这让我感到羞愧。”[4]《新华日报》的文章虽未写明餐馆全名，但市民几乎都知道作者所指何处，就连平时不读该报的人也不例外。文中暗示的正是冠生园——一家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内迁的粤菜馆，以高档筵席和山珍海味闻名。正如贝尔登所说，它的顾客主要是从日占沿海地区迁来的国民党高官、将领和社会名流。就在那年夏天，粮食成了战时首都最具爆炸性的政治议题：1941年6月的平均米价已飙升至1940年9月的三十多倍，其他商品的价格也随之普遍上涨。[5]

战时，国民党官场的饮食排场与饥民赖以果腹之物之间，反差再鲜明不过。战时城市米价节节上涨，国民党为供应军粮而在农村强制征粮，力度从未减退，抗战结束后依然如此。共产党在政治动员中从不放过任何传播反国民党情绪的机会。在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中，农村人口因国民党掠夺性农村税收政策而受苦、挨饿，始终居于中心。[6]战时农村的凋敝，以及它如何在政治上促成中共于1949年夺取政权，学界已有充分讨论。学者指出，在饥荒遍野的乡村，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政权正当性;中共则把贫困的农村民众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内战决胜时最可靠的盟友。[7]

与饥荒中的乡村相比，重庆市民对粮食的忧虑，正如黛安娜·拉里(DianaLary)所言，也许更多只是“牢骚，而非营养不良或饥饿的征象”。[8]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民党的粮食调配体制下，城市人口承受的苦难就小于农村人口。恰恰相反，本文认为，城市——尤其是重庆——日益恶化的粮食形势，催生出一种新的、冲突不断的食物政治，也加深了公众的剥夺感。从长时段看，这种剥夺感在随后的内战年代(1945–1949)带来的后果，比其他任何政治议题都更为深远。[9]战时重庆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暂居者：他们在战争之初陆续涌入重庆，战后又返回家乡。当国民党政权在内战期间未能维持整体粮食供应时，这些暂居者关于战时食物政治的集体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共最终取胜。

那么，战时的重庆居民究竟是谁?他们的食物调配为什么会被政治化?1938年底，重庆被定为战时首都后，数十万人跟随国民政府，从沿海地区涌入这座城市。新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被简单地归为难民。他们是熟谙都市生活的城市人，被重庆本地人称为“下江人”;他们将政治意识和文化品味带到了这座新的战时首都。单从人数看，下江人并非移民中的多数，但他们中包括公务员、商人和城市中上层家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晚清江南精英相似：后者在约一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战乱中到上海租界避难，随后为上海文化生活的精致繁盛与商业兴旺奠定了基础。[10]本地四川人认为下江人见过世面，却也浅薄、目中无人;下江人则对本地人及省内移民形成了贬损性的刻板印象，称他们为“上江人”，认为他们“粗鲁而土气”。[11]随着战时困苦加剧，重庆居民中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地域矛盾也愈发尖锐。本文聚焦两位促成重庆食物政治化的下江人：一位是餐饮业者冼冠生(1887–1952)，他从上海迁来，经营前文所述的豪华餐馆冠生园;另一位是领导左翼妇女运动与消费者运动的女性活动家胡子嬰(1907–1982)。冼冠生经营的奢华餐馆主要由国民党高官捧场，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下江人的负面印象。对冼冠生及其顾客这类下江人的反感，反过来又成了胡子嬰左翼政治活动的温床。

下江人与重庆的饮食繁华

重庆山水交错的地形为城市防御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却也使它成为一座几乎不可攻破的堡垒;对粮食调配而言，这是几乎无法克服的劣势，因为城市周边缺乏足够的可耕地。自1940年夏季起，粮食形势急剧恶化。当年，国民政府控制的15个省，夏粮产量比往年低20%。更糟的是，从湖南、湖北等产米省份向四川转运稻米的枢纽宜昌，于1940年6月失守。日军沿长江自下游向西逼近重庆，城市粮食调配再也无法依赖下江的水路运输。与此同时，日军入侵广西，并于1940年切断了南方各省与印度支那北部之间的铁路，进一步封锁了重庆的外来粮食供应。缺粮乃至饿死的恐慌随即笼罩重庆，囤积与投机迅速蔓延。[12]

1942年春，尽管粮食形势从未改善，重庆的公众情绪却发生了剧烈变化。珍珠港遭袭后，美国对日宣战，让人们看到新的希望：经历四年艰苦抗战后，中国终于有了可靠的盟友，国际地位也更为显要。不过起初，香港、新加坡和马尼拉陷落的新闻令人气馁，从上海租界和香港接踵而至的难民，更让这些坏消息有了现实印证。一位外国观察者在1942年写道，“二月和三月，重庆笼罩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氛围中”。[13]此后，国民党宣传机构试图扭转舆论、重振信心。最有力的口号是四个字：“四强之一”。换言之，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例如，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报道中国新闻社纽约办事处从华盛顿发来的外交消息时，以“中国作为四强之一进入新时代”为头条。[1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受政府控制的新闻与宣传已经足以安定人心。

在战时宣传的表层之下，重庆人的日常生活还发生了另一项切实变化。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对重庆的空袭几乎停止，因为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找到了新目标。[15]过去几年的经验使重庆居民预期，四月底左右，冬季雾季结束时，日军的大规模空袭便会恢复。然而1942年春天，竟未出现一架日本轰炸机。留在重庆、供职于美国战时新闻局的志愿者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回忆道：“整整一个月没有响起一次空袭警报，重庆开始显得像一座刚刚赢得胜利的城市。”[16]

同样重要的是，重庆迎来了新一波移民，人口结构随之改变。从1943年春天起，美国军官、记者和外交要员纷纷涌入重庆;中外新来者的到来，成了“日常生活中恒常的一部分”。[17]紧随从上海和香港来的新一波难民之后，又有一群难民抵达;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缅甸和东南亚其他英属殖民地的富人，当年底人数至少达5万。[18]日军轰炸事实上停止，加之下江人不断涌入，共同改写了战时首都的商业与文化景观。重庆房地产市场也立刻反映出这一变化。珍珠港事件后，外国使馆附近的富裕街区，尤其是美国大使馆周边，房价立即大跌，因为人们猜测冬季雾季结束、日军恢复轰炸后，美国使馆将成为头号目标。然而到春季结束时仍未发生空袭，随着富有的下江人继续涌入，房价开始飙升。[19]

下江人带给这座城市最直观的变化，是他们的饮食生活。一篇题为《中国厨司之王》的杂志文章，介绍了当时刚在重庆声名鹊起的王老头。他之所以成名，部分是因为清末年轻时曾做过宫廷厨师，伺候过慈禧太后。文章称，他的手艺冠绝重庆，无人可与之匹敌。[20]《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也回忆说，重庆的美食“胜过我后来在世界任何城市吃到的，只有巴黎和纽约偶尔可以例外”。[21]下江人保留着“川菜馆无法满足的自家口味;于是一家家标榜各自风味的餐馆，跟随难民从沿海来到上游”。[22]吃不到习惯的食物，是下江人对重庆新生活条件的主要抱怨之一。尤其是重辣的川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而家乡菜又无处可寻。[23]

饮食差异带来的不满，并非富有的下江人所独有。日军轰炸间接促成了重庆餐饮业的繁荣，特别是中档餐馆的增加。为应对空袭，战时当局强制部分城市人口疏散到乡村，其中包括不少来自沿海地区的男性公务员的妻儿。留在城内继续办公的男人，突然只得过起单身日子。他们已在重庆熬过数年战时艰辛，既苦于乡愁，也惦念家乡风味。[24]为满足突如其来的非川菜需求，新餐馆接连开张并迅速兴盛，供应上海、苏州与扬州、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特色菜肴。战争爆发数年内，尽管空袭密集，重庆市餐馆数量仍增长了十倍。[25]

1940年12月，当局决定停止向市中心新设餐馆颁发许可证，因为当局认定，餐馆不仅推高物价，也容易受到空袭波及。[26]然而，到1942年国民党宣称中国为“四强之一”时，白修德已注意到，重庆已经出现一个“生活奢华的群体”，他们的“宴席几乎不逊于旧日北京”。[27]随着氛围转变，无论豪华饭店还是平价食肆，都成了城内最赚钱的生意之一。餐饮业的增长迅速失控，1943年夏，市政当局再次宣布停发餐馆许可。但到1944年，市区仍登记有278家餐馆和231家茶点店。[28]街头还散布着无数被本地人称为“小食堂”的小店;它们资本额太小，达不到登记门槛，因而没有出现在政府统计中。

冠生园：一家民族企业

冠生园堪称全中国规模最大、最奢华的餐饮企业，它既是重庆战时餐饮业蓬勃发展的中心，也是国民党高官大摆筵席之所。它本是191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粤菜馆，重庆鼎盛时期的总资产达250万元。[29]创办人冼冠生是战争爆发后抵达重庆、改变这座城市商业面貌的下江人之一。1887年，冼冠生生于广东佛山县一个贫寒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意外去世后，一家人生计难以为继，1910年代，他随母亲移居上海。

与20世纪初构成上海社会底层的众多移民一样，经一位广东亲戚引荐，冼冠生进入一家小粤菜馆当学徒。他勤奋肯干，颇得东家赏识。三年学徒期间，他逐渐从馆内厨师那里学会烹饪，包括制作精致广式甜点的手艺，也由此走上毕生经营餐饮业的道路。此后数十年，他的事业在上海迅速壮大。[30]1915年，他独立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冠生园，生意很快兴旺。许多上海企业家看好其前景，纷纷入股，1918年将它改造为股份公司。[31]

1928年，冼冠生把总店迁至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在战争爆发前的随后七年里，又在上海各处开设了五家分店。[32]南京路总店是一座现代三层建筑，正是冼冠生经营谋划的缩影。各层兼具多种功能，也安排了丰富的娱乐项目。一楼是专营冼氏自制食品的咖啡馆，同时提供外带和外烩服务。二楼最为繁忙，除了主厨房和点心部，还设有摄影室。三楼则是专办高档粤式宴席及其他社交活动的宴会厅。在餐饮业中，冼冠生几无敌手。战前夕，他已在汉口经营三家分店，在杭州有两家，南京、天津、武昌各有一家。[33]他谨慎规划和管理一个一体化的食品企业，同时经营农场和食品制造业，因而生意蒸蒸日上。他把农场设在郊外，专门生产餐馆所需的水果、蔬菜和鱼类等食材;又在食品制造业务中开辟糖果点心一支，以冠生园为品牌，生产罐头和广式月饼。

抗战对冼冠生的事业起初是一把双刃剑。他失去了位于上海西郊的农场和食品制造中心;那里原本向所有餐馆供应食材，也生产罐头。由于两家主店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战役期间未遭损毁，冼冠生仍能继续经营;但农场与制造中心的流失，仍令他的事业遭到重创。[34]不过，战争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转祸为福。对正向内地撤退的国民政府而言，冼冠生的罐头制造经验十分宝贵，因为军队需要大量补给。冼冠生也在内地大城市发现了潜在商机。[35]他决定跟随国民政府西迁。战时当局则把冠生园定为军用罐头的正式承包商，并保证原料供应。冠生园由此获誉“民族工业”，也顺理成章地得到国民政府的多方扶持。

冠生园从上海内迁的故事，其英雄色彩丝毫不逊于国民政府笔下任何一则“大内迁”故事。军方为冼冠生提供了总载量180吨的货运驳船，足以赶在上海完全陷入日军之手前，沿长江将罐头设备撤往内地。第一支船队于1937年10月9日安全离沪。但当最后一支船队在月底出发时，苏州河一带已爆发激战，船队只能绕道其他内河支流。绕行拖延了航程，押运指挥官只能在两种风险中选择：冒险前行、承担落入日军之手的风险，或抛弃大量货物以加快速度。得知长江重镇芜湖已陷后，他们选择了后者：主动抛沉大批货物，让十余吨食品加工机械和原料葬身长江。冼冠生继续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后，在城市西南郊的华龙桥修建新罐头厂。[36]

与此同时，冠生园在督邮街开设了重庆第一家分店，店址就在今天的解放碑。鉴于长途撤退造成的巨大业务损失，再在重庆商业中心另觅店址，无疑是一笔风险极高的投资。尽管职员反对，冼冠生还是凭借自己的商业直觉，亲自选定了地址。[37]他在政治上也颇为精明。他大力宣传“食品工业救国”的口号，认定自己的罐头事业将有助于军需与西南开发。[38]作为回报，国民党高层对他青眼有加。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尤其支持他：冠生园有一位经理常驻林森官邸，并在林森默许下，独家承办官邸的所有公宴。[39]

冼冠生的经营后来果然获利丰厚。不过，冠生园在重庆的成功并非纯靠好运。决定将事业迁入完全陌生的重庆以前，冼冠生先派南京分店经理谭子韶前往战时首都仔细调研。作为经验老到的企业家，冼冠生深知战时经商风险极大，但潜在利润也同样惊人。他与谭子韶看到的商机，不仅来自政府的军需订单，也来自沿海城市的下江人持续涌入。重庆对高档饮食的消费需求比预想中增长得更快，而只有冠生园具备足够的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能够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市场竞争远不如战前上海激烈，因为许多老对手的餐馆仍留在沦陷的上海，或已破产。新对手——重庆原有的餐馆——也绝非冠生园的敌手。无论下江人还是重庆本地人，城市居民早已熟悉冠生园的品牌与声誉。战前重庆虽有四家著名高档餐馆，被本地人戏称为“四大金刚”，但1938年冠生园开张后，它们很快黯然失色。[40]

战争结束前，冠生园又在重庆开设了四家分店，并在城南温泉风景区的一处高档游览地开设了一家特别咖啡馆。冼冠生精心规划每家分店。例如，位于大门口的第三分店设置西餐部，因为该区是重庆主要金融区，冼冠生判断当地必有西餐消费需求。第四分店开在太平门，则以饮食部为主，承办外烩，也配送平价餐食。该区杂货、中药材等小商铺众多，店员和职工对午餐送餐与平价外带的需求因而更大。[41]重庆总店副经理程道生在回忆录中说：“店外人群熙攘，门庭若市;店内更是座无虚席。”[42]

冠生园各分店从豪华宴席到经济菜肴、从粤菜到西餐皆有供应，的确成了战时重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冠生园门庭若市的众多顾客中，就有黄炎培(1878–1965)。黄炎培是著名社会改革家，也是有“中国战时议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家中每天访客众多，人们前来商讨各种社会与政治改革议题。如果需要一边用午餐一边继续交谈，他偶尔会与客人一同步行前往冠生园。[43]

就连日军空袭也无法减损冠生园的人气。1939年1月7日，国民党官员陈克文(1898–1986)在午休时听到空袭警报，赶紧躲进附近防空洞;然而当晚，他又到冠生园分店，与一名国民党要员及一位将军共进晚餐、商谈事务。[44]冠生园战时经营达到鼎盛时，雇员不下400人，是城内最大的雇主之一。冼冠生的成功也不只限于重庆：冠生园于1939年进驻昆明，1941年开到贵阳和泸州，1943年又在成都设店。抗战时期遂成了冠生园历史上的黄金时代。[45]

宴会禁令

尽管国民党人自己时常光顾冠生园这样的高档餐馆，他们却不能由衷欢迎战时首都蓬勃发展的餐饮业，原因不止一端。首先，战时当局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大后方出现粮食短缺，并尽量降低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高档餐饮业异乎寻常的繁荣，反而成了抗战工作的意外阻力。为确保战时粮食安全，国民政府一面竭力提高农村粮食总产量，一面努力减少城市的食物浪费。[46]其次，国民党自创建之初，便自视为其革命原则唯一正统的继承者，始终对消费主义文化——尤其是城市奢靡——抱持敌意。在国民党式的法纪秩序中，行为规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顶峰。压制奢侈、鼓励节俭，是国民党决心自上而下创造新公民文化的核心。[47]战前，国民党的行为规训直指城市娱乐业;抗战则让它有了更充分的正当性，得以抗战之名介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繁荣的餐饮业也成为政府正式或非正式获取收入的新来源。

因此，战时当局发布了一系列管束餐饮业的规章。1942年春，大后方全面禁止一切宴会及饮酒聚会。起初，禁令只适用于公职人员，包括国民党党员、军官和各级政府官员。唯一例外是为外宾设宴：此类宴席被列为“公宴”，可不受禁令限制。如果政府官员必须接待非外籍客人，只能供应茶点。违反禁令者必须向上级报告，可能被降职或处罚;违规餐馆则面临最高额罚款，或停业十日以上。[48]

几个月后，战时当局在一道比先前更严厉的新法令中，把这些规定扩大到所有平民。“外宾宴会”的例外条款虽被保留，主人却必须在宴会前一天到市警察局登记。登记表要求填写主人的姓名、职业和地址，宴会的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受邀宾客总数。在扩大后的规定下，每家餐馆都必须每日向当地社会局详细报送鱼肉采购的数量和价格;社会局还有权无须预先通知，随时检查餐馆。[49]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公众都没有理由反对国民党的节俭倡议。战时，宴会常被视为奢靡生活的象征和厉行节约的重大障碍，因而遭到道德谴责。笔名“云”的作者在一本流行杂志中感叹：“前线有无数将士牺牲，后方却酒肉满席、奢侈宴会成风。”[50]对许多战时节俭的倡导者而言，这种现象不仅在道德上无法接受，也会进一步损害本已深陷通胀的战时经济。战时当局靠增发钞票填补不断膨胀的开支，通胀便直接冲击平民生活。[51]农村人口尚可用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以物易物，但完全依靠固定收入的城市居民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一群体包括基层公务员、下级军官、教师，以及按周或按月领薪的工人。[52]笔名“云”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发战争财者和黑市投机者，才享受得起宴会一类的奢靡生活。[53]在另一篇文章中，新生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刘荣拥护战时当局的宴会禁令，并主张中国需要“不仅禁止宴会，也要禁止一切浪费性社交行为，如饮酒、打麻将、泡茶馆消磨时间。”文章中还有一句极为严厉的谴责：“凡不遵循新生活运动所要求的节俭生活者，都应作汉奸论处。”[54]

禁止宴会的法令共有14项细则，证明国民党政权对战时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管理与干预。禁令核心是详细的饮食规定：一至三人用餐，不得超过两菜一汤;四至六人，上限为四菜一汤;七人及以上，无论客人多少，餐馆最多也只能供应六菜一汤。一切菜肴必须使用“国货”。有些菜即使使用国产原料，例如所谓“烤乳猪”，也会因过于奢侈而被禁止。不过，这些细则只针对中餐馆;鉴于西餐上菜方式不同，西餐馆的限制是每人——而不是每桌——不得超过两菜一汤。[55]

重庆市警察局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些禁令。在重庆市各局中，战时紧急状态赋予警察局干预任何平民与社会活动的最大权力。[56]特别是在局长唐毅(1903–1973)任内，重庆市警察局以不分规模严厉查禁餐馆、咖啡馆和茶点店而闻名。唐毅是四川人，在国民党组织内并无强大人脉;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时，他曾在蒋介石的警卫队任军官。此后，唐毅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升迁得异乎寻常地快。许多重庆本地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偏爱。[57]唐毅对“委员长”的盲目忠诚，最终化为警察局对一切被视为“奢侈”的宴饮的扫荡。

考虑到国民党高官普遍偏好餐馆宴饮，唐毅如此恪尽职守，实属异数。1942年5月14日，他下令突击检查全市餐馆、咖啡馆和茶馆。[58]来自上海的记者许晚成回忆说，这次突检“证明唐毅和警察局对职责认真到何等程度”。[59]此后，所有餐馆不分规模，一律禁止供应酒类，每家餐馆的容量也被限制在最多15桌。违规者往往被暂停营业执照并处罚款，就连冠生园也不例外。有一次，冠生园因从黑市非法购买猪肉，被停业三天并罚款2000元。[60]冼冠生的助手程道生和俞少盦回忆，这些战时禁令，是冠生园创办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经营考验;战前在上海经营二十余年间的种种难关，也未有其甚。[61]

“外宾”例外

重庆高档餐馆的黄金时代并未因宴会禁令而简单终结。例外条款反倒成了这些企业的生命线：只要一场宴会中至少有一名“外宾”，它就可被视为具有“公共目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文职官员和军人大量涌入，为受宴会禁令困扰的重庆餐饮业者提供了新商机。到1944年9月，驻华美军已达27,739人;1945年夏战争结束时，驻华美国军人超过6万。[62]格兰姆·贝克回忆，1943年夏，重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家乡，因为又有大约三千名美国人到来，其中不乏通常只会在主要盟国首都出现的人物”。[63]允许“公宴”的例外条款，对冠生园在唐毅严厉的禁宴政策下维持经营至关重要。国民党越需要为“外宾”举办“公宴”，冠生园能获得的豁免就越多。凭借个人关系和国民党权要的默许，冼冠生获得了一纸非正式的全面豁免：“冠生园的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华侨，因此无需禁止。”[64]

冠生园并非“外宾”例外条款的唯一受益者。国民党“四强之一”的口号为餐饮业提供了莫大的正当性。业主不必将企业登记为餐馆，而可选用“中美协会”、“中苏协会”这类暗示与某一外国有所关联的名称，把餐馆登记为“国际文化团体”。餐饮业者便可以在这些注册名称下，打着“附设饮食部”的名义经营，由此逃避严厉的突击检查。[65]理论上，饮食部的目的是为协会成员提供餐食。例如，中韩文化协会于1943年11月开设饮食部时，向重庆市社会局申报的目的，是为协会七百多名成员供餐。[66]该协会中外会员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但只要有外籍会员，或许便足以让饮食部填写宴会许可表，获准承办“公宴”。这种新餐饮场所被本地人称为“文化餐厅”，很快便与承办宴席的高档餐馆无异。[67]贝克回忆：“许多新的豪华餐馆都以‘对外关系协会’名义开张，号称是为了‘中外友人交流’，实际上却是要逃避有时会对非官方场所实施的酒食节约条例。”[68]禁宴法令尚未解除，文化餐厅又意外兴盛，两者甚至威胁到冠生园的生意。1944年初，冼冠生以餐饮业同业公会领导人身份向当局请愿，要求文化餐厅也须遵守禁令，以维持餐饮行业的公平交易。[69]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连战时节俭生活最有力的倡导者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开了自己的文化餐厅。1944年6月，新生活俱乐部以“盟军之友”协会的合法活动为名，开设了文化餐厅。[70]战争进入最后几年，胜利曙光初现。国民党人愈发执着于如何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妥善款待盟国人士。胜利已经近在眼前，高档宴席再也无须藏在“文化协会”的名目下。1945年6月，市政当局批准对重庆最赚钱的扬子饭店进行大规模翻修，包括增设一个集高档餐馆、舞厅和酒吧于一体的娱乐中心。当局以两项理由批准此事：庆祝期盼已久的盟军胜利，也为盟军士兵提供正当娱乐场所。[71]

霉米与民族健康

与此相反，重庆绝大多数人口——无论下江人还是上江人——都无力光顾高档餐馆。冠生园虽助长了公众的剥夺感，却不能凭一己之力引爆对食物政治的公开讨论。真正点燃引信的，是政府限价米的品质。这项政策一度成功抑制米价上涨，却未能保证粮食本身的品质。籍贯浙江、曾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骨干的胡子嬰，率先把这一问题带入公共讨论。[72]1941年夏，冠生园推出“空运活虾”不到两个月后，胡子嬰的《平价米发霉的故事》便刊登于重庆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之一《大公报》。胡子嬰指出，大多数重庆市民都从附近米店购买日常食用米，这些米店出售由国民政府供应的平价米;然而，“他们得到的大多是霉米，人们普遍怀疑，大量好米都流入了黑市。”[73]

胡子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活动家。发文以前，她对粮食调配结构做过仔细调查，访谈了众多家庭主妇、零售米商和城内码头的粮米批发商。她发现的是公众信任的彻底崩塌：无人负责，每一方都归咎于别人。顾客怪商家，零售商怪批发商，批发商怪承运者，承运者又怪产米地区的运输同行。江安县是距重庆最远的上游供米地区之一，最终成了重庆米粮问题的替罪羊。也许正因为最远，大多数人都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地归咎于它。重庆米商相信，至少80%的江安米是有意泡水的。重庆米商本不愿与这些不可信的上游供货者交易;但时值战争，为维系重庆的粮食生命线，他们别无选择。也许考虑到这一战时困境，胡子嬰对战时当局的语气并不尖刻，但论点依然有力，态度也十分坚定。她写道，由于战时紧急局势，“许多家庭主妇不仅愿意遵循当局指示，改食糙米和杂粮，也十分了解哪种饮食能改善个人健康”。然而她们十分失望，因为政府供应的不是糙米，而是霉米;两者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米粒呈褐色。胡子嬰最后指出，归根结底，粮食调配当局必须承担责任。[74]

政治批评随之汹涌而来。意见领袖特别主张，霉米应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只是针对战时当局的政治控诉。继胡子嬰发文后，《大公报》展开了详尽的追踪调查，并在社论栏中细述霉米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许多受访家庭私下表示，“他们把买来的米一遍遍地舂碾，哪怕这些米在出售时已经舂过、碾过”;他们认为，额外加工是让政府平价米勉强可食的唯一方法。但这番额外功夫不仅是为了改善口感，也是为了保护自身健康。换言之，这一现象暴露了战时当局公共卫生治理的失败。[75]

公众对霉米的批评有一个突出特点：批评者开始掌握并运用医学与营养学知识。《大公报》社论引用“最近一份医学统计报告”，指出医生发现“重庆居民的肠胃病突然增多，尤其是盲肠炎”。社论把这一增长归因于“人们吃下了从官许米店买来的米中所夹的稻糠”。[76]重庆市医师公会证实报纸所述属实。公会在向战时粮食调配当局递交的公开请愿中，表达了会员对米质危害公共卫生的一致忧虑：“近年来，外科医生在盲肠炎手术中发现的稻糠与稻壳越来越多。”请愿还指出：“全体会员虽一心拥护战时当局节约细粮的运动，但当局仍应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因为民众很难从政府供应的脱壳不净的糙米中，分辨哪些成分会危害健康。”[77]

对公共卫生的忧虑远远超出重庆边界。平民相信，应当优先保障前线军人的需求。正如胡子嬰所说，很少有人反对前线士兵得到比后方平民更多、更好的米。但实际上，军粮的质量并不比民粮更好。昆明日报《生活导报》的《最低限度的控诉》一文中，一名匿名应征士兵痛陈部队所供稻米的品质。军营里，士兵吃的米夹杂着大量不可食之物：“每十粒米里，平均有四粒是稻糠、三粒是稻壳，另有数不清的沙土。”文章强调，这并非口感好坏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哪些东西能被人体消化，哪些又会危害那些不得不吃这种米的士兵。文章最后写道，“士兵深切担忧可能发生的食源性疾病”。[78]

公众对霉米的不满不断升温，国民参政会便把米质列为最优先处理的问题。为保障食品安全与整体公共卫生，参政员要求当局在粮食调配过程中，严惩在米中掺假的商人。在25名参政员签署的决议中，参政会认为，问题关乎“国民身体健康”，这是民众理应享有权益的重要一环。[79]参政会认为，无法食用的配给米是公众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自当局把田赋由征银改为征实后，问题还不断恶化。在另一项决议中，著名改革家黄炎培与其他20名参政员主张，一切米质问题都应被视为“民族健康”问题。他们说，“对公众健康最常见的伤害，表现为牙痛与消化不良”;他们还确认，“劣质米可以——也的确会——引发盲肠炎，最严重时导致死亡。”参政员的忧虑并非无据，而是建立在医师公会已经确认的医学知识之上。参政会决议所附医学数据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盲肠炎病例增加了45%以上”。[80]

参政会决议提出了三道质量检查程序。第一，当局应严格检查;如发现农民出售的稻米掺有杂物，应当场予以警告。第二，如品质不符合采购标准，当局应拒绝收购。第三，忽视上述质检的官员应受到惩处。[81]

从讽刺到食物应得权

公众对当局供应稻米品质的不信任日益上升。由于政府供应的粮食品质始终没有改善，市民便讥称从当局手中领到的米为“八宝饭”。[82]重庆人朱淑君在战时还是巴县女子中学的学生。她回忆自己每天都吃“八宝饭”;这个绰号讽刺地指向米里各种不可食用的“宝物”。她说，自己吃的米“混满稻糠、小石子、沙粒以及其他不可食之物”。[83]同样的讽刺也传到了前线。1945年初志愿入伍、担任士官的张存武回忆，同袍也因相同原因把粮食配给称为“八宝饭”。[84]伙食品质低劣，也是工业工人不满工作环境的重要缘由。一位曾考察重庆郊区某纺织厂的时人写道：“工人常在饭菜里发现虫子、头发、棉纤维，甚至木屑;饭菜不够热，蔬菜腐烂，吃的总是老一套。”[85]

对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而言，即便得到一碗“八宝饭”，都无异于奢望。无数重庆市民甚至无缘到官许米店买米。《新华日报》读者刘炯明自称是第十七区居民，他哀叹道，区内人口数万，“却连一家官许米店都没有，更别说防空洞了”。因此，刘炯明说，他的邻居们“每日吃的米只能从黑市购买”。[86]乍看之下，第十区居民似乎比第十七区更幸运，因为一家指定为“二十三号米店”的店铺，本应向以该店为中心、方圆约十里(折合3.58公里)的所有居民供米。但居民在米店能看到的，只有一张写着“四五天后有米”的告示。到了承诺的日子，真正买得到米的人仍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在店里听到的只有“买不到”。[87]就连幸运买到米的少数人，也被其恶劣品质震惊;他们抱怨说，“霉米的恶臭就算煮熟也始终散不去”。[88]所有无法合法买米的人都转向黑市。无数饥饿的顾客，与投机者、囤积者一同涌向这个非法市场。黑市事实上已经兴盛到足以动摇当局稳定物价的努力，查禁也随之而来。[89]

无论官许米店还是黑市，都是一片乱象。1944年《新华日报》的一篇特别报道写道：“妇女尖叫，儿童哭喊，男人互相辱骂，挥拳相向。”[90]夜色最深时，混乱往往开始;到日出前后，即清晨六点左右，每日米粮开售，乱象达到顶峰;等最后一点米售罄，混乱又会迅速消散。[91]历史学家估计，1944年，重庆和成都街头每日平均至少会发现15具饿死者的尸体。[92]

胜利宴会与政权衰亡的开端

然而，随着战争于1945年8月终于结束，国民党领导层依然不乏理由举办更奢华的“胜利宴会”。[93]9月3日，国民党举行了该政权史上规模空前的胜利游行，参加者不下6万。游行总指挥正是战时执行所有禁宴法令、查禁宴会的唐毅。漫长的夏日白昼仍不足以容纳国民党的胜利狂欢。日落之后，中华民国空军飞虎队的一个P-40战机编队从空中投下照明弹，防空炮兵也向重庆上空发射无数照明弹。第二天晚上，中外宾客600余人出席了蒋介石委员长主持的国宴。[94]这还只是开始。全国各地，甚至驻外使领馆，一场又一场胜利宴会相继举行。[95]但粮食短缺不可能一夜缓解，已经瓦解的公众信任也无法转瞬恢复。新的胜利宴会一场接一场列入日程，粮食短缺造成的公众剥夺感反而继续加剧。

胜利宴会很快就成了国民党狂妄自大的象征。时人将国民党官员及从内地返回沦陷区接收的人员，称为“新贵族”。[96]战争结束后不过数月，左翼评论者便开始批评国民党当局弃战后重建于不顾，对沦陷区民众居高临下，所做的只有“宴会政治”。[97]人群开始接连冲入胜利宴会场所。1946年11月，一千多名失业军官在重庆各处示威，抗议当局忽视退伍军人的应得权益。这些衣衫褴褛、仍穿军装的退伍军人高喊“胜利遗弃了我们”，分成数十至一百余人不等的小组，涌入包括冠生园在内的多家大餐馆。但他们并未破坏财物，只是坐在餐馆里，一直等到店家端上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饭菜。他们声称这些饭本就不该收费，用餐后不付账便离开，此后数日又接连回来吃饭。毫无疑问，冠生园是头号目标。[98]针对高档餐馆的类似示威，在其他重要城市也反复出现。愤怒的退伍军人把这种示威称为“游食行动”。昆明有1400多名失业退伍军人举行示威;成都近800名退伍军人组织游食行动时，遭到市政当局阻拦，当局以制止其在餐馆内的违法行为为名，逮捕了64人。但此举丝毫未能遏止这种行动;次日，参与游食的退伍军人人数暴增。[99]

1947年春是国民党政权走向衰亡的转折点。[100]内战前线的一场军事胜利蒙蔽了国民党领导人。3月19日清晨，国民党第一军占领中共首都延安，俘获一万人。[101]但在后方，政权的正当性却迅速瓦解。尽管当局于1947年初宣布遏制通胀的紧急措施，通胀却仍失控上扬，速度约为1942年的两倍。[102]“游食”行动虽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却是席卷全国的米粮骚乱，波及重庆、南京、北平、天津和上海。各大城市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政权的无能与专横。后来，这场运动以各地学生抗议的主要口号命名，称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03]

在这一背景下，冠生园与胡子嬰成了全国新闻的焦点。《大公报》上海版在回忆战时岁月时，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后方的特殊阶级》的文章。署名“源”的作者把那些有能力在冠生园享用空运活虾的人归为“特殊阶级”;一盘活虾的价钱，相当于一名公务员数月薪资。[104]此时，公众对冠生园的敌意已冲出重庆一城，胡子嬰的行动也同样走向全国。她全力支持反饥饿运动，公开为之辩护，并表示自己绝不会阻挠这场运动。[105]战时经验早已使公众有充分机会认识食物应得权、食品安全与基础营养。食物再次成为政治焦点，这一次不只发生在地方层面，也发生在全国层面。这一次，食物政治推动国民党政权走向覆亡。

注释

王自强、胡南祁、李子生、赵石疆，〈活虾与饿饭〉。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得合法出版资格的共产党日报。虽然没有准确统计，报社自称1939年初日发行量为2万份。其印刷能力为每日四版，与《大公报》等其他流行报纸相当。但国民政府宣传部证实，《新华日报》的印刷能力不及每日六版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142页;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国手册，1937—1945：八年抗战主要发展综览》(ChinaHandbook,1937–1945:AComprehensiveSurveyofMajorDevelopmentsinChinainEightYearsofWar)，507页。

王自强、胡南祁、李子生、赵石疆，〈活虾与饿饭〉。

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中国震撼世界》(ChinaShakestheWorld)，83—84页。

米价反常暴涨可归因于几个因素。首先，前几年收成不如预期。其次，1940年，数个重要产米区落入日军之手。最后，战时当局于1941年夏决定实行田赋征实，不再征银。参见易劳逸(LloydE.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51页;沈宗瀚(Tsung-hanShen)，〈战时中国军民需求的粮食生产与分配，1937—1945〉(“Food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forCivilianandMilitaryNeedsinWartimeChina,1937–1945”)，186页。

例如，芷石，《农民泪》。

易劳逸(LloydE.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PaulineB.Keating，《两场革命：陕北乡村重建与合作运动，1934—1945》(TwoRevolutions:VillageReconstructionandtheCooperativeMovementinNorthernShaanxi,1934–1945)。

黛安娜·拉里(DianaLary)，《战争中的中国人：苦难与社会转型，1937—1945》(TheChinesePeopleatWar:HumanSufferingandSocialTransformation,1937–1945)，124页。

在研究战时成都城市人口日常生活中茶馆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经典著作中，王笛认为，频繁出入茶馆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顾客在那里“一言一行的政治意味都随之加深”。王笛，〈中国战争年代的城市生活，1937—1949：茶馆视角〉(“UrbanLifeinChina’sWars,1937–1949:TheViewfromtheTeahouse”)，100页。

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叶文心(Wen-hsinYeh)，〈导论〉(“Introduction”)，2—3页。

关于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详见JoshuaH.Howard，《战时工人：中国兵工厂中的劳工，1937—1953》(WorkersatWar:LaborinChina’sArsenals,1937–1953)，85页;LeeMcIsaac，〈城市即国家：在重庆创建战时首都〉(“TheCityasNation:CreatingaWartimeCapitalinChongqing”)。

参见易劳逸(LloydE.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47—46页;LizzieCollingham，《战争的味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食物之战》(TheTasteofWar:WorldWarIIandtheBattleforFood)，251页。

RobertPayne，《重庆日记》(ChunkingDiary)，267页。

《中央日报》，1942年3月2日。

1942年完全没有发生空袭;1943年也仅有一次。参见EdnaTow，〈重庆大轰炸与抗日战争，1937—1945〉(“TheGreatBombingofChongqingandtheAnti-JapaneseWar,1937–1945”)，263页。

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TwoKindsofTime)，385、xiii页。

拉纳·米特(RanaMitter)，《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ForgottenAlly:China’sWorldWarII,1937–1945)，251页。

格兰姆·贝克写道：“每个星期，街头都会出现新面孔，他们或穿着陌生的制服，或穿着重庆商店里从未见过的式样的便服。”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TwoKindsofTime)，388页。

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TwoKindsofTime)，385页。

〈中国厨司之王〉，73页。

白修德(TheodoreH.White)，《探寻历史：一次个人历险》(InSearchofHistory:APersonalAdventure)，71—72页。

白修德(TheodoreH.White)、贾安娜(AnnaleeJacoby)，《中国的惊雷》(ThunderOutofChina)，8页。

LeeMcIsaac，〈中国民族主义的限度：战时重庆工人，1937—1945〉(“TheLimitsofChineseNationalism:WorkersinWartimeChongqing,1937–1945”)，98页。

黛安娜·拉里(DianaLary)，《战争中的中国人：苦难与社会转型，1937—1945》(TheChinesePeopleatWar:HumanSufferingandSocialTransformation,1937–1945)，113页。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178—79页。

出于安全原因，当局规定，所有餐馆必须等到解除警报一个半小时后，才能恢复营业。《新华日报》，1940年7月14日;《中央日报》，1940年12月19日。

白修德(TheodoreH.White)、贾安娜(AnnaleeJacoby)，《中国的惊雷》(ThunderOutofChina)，8页。

〈重庆食品业横断面〉，37—38页。

清梵，〈冼冠生先生小史〉，1页。

关于上海餐饮业和食物文化的进一步讨论，参见MarkSwislocki，《饮食的怀旧：上海的地域饮食文化与城市体验》(CulinaryNostalgia:RegionalFoodCultureandtheUrbanExperienceinShanghai)。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02—130页。

1929年初，冠生园向国民政府工商部注册时，已是涵盖食品业各领域的股份公司，而不只是餐馆。参见《冠生园食品公司》，1929年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号17-23-01-72-04-044。

易冠生，〈冠生园食品公司史略〉，256—257页。

俞少庵、肖宇柱，〈内迁重庆的冠生园〉，350—351页。

冼冠生甚至主张，罐头食品可以供应给每年“青黄不接”时节挨饿的农民;在这一缺粮季节，上一年收获的作物已经耗尽，新作物却尚未成熟。冼冠生，〈罐头食品生产合作之经营〉，66页。

付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190页;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82页;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636页。

曹黎明，〈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发展史〉，12页;张弓、牟之年，《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195页。

冼冠生，〈食品工业救国〉，22页。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11页。

“四大金刚”原指护卫佛寺的四天王，但当它被用作四家最受欢迎场所的绰号时，与佛教无关。吴济生，《新都见闻录》，173—174页。

张弓、牟之年，《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195页。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08页。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8卷，26—27页。

参见陈克文，《陈克文日记》，第4卷，350页。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08—109页;曹黎明，〈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发展史〉，13页。关于云南分店开设情况，参见《冠生园公司》，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号18-23-01-25-04-007。

关于国民党战时节粮运动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李承俊(Seung-JoonLee)，〈爱国者的科学饮食：中国的营养科学与饮食改革运动，1910—1950年代〉(“ThePatriot’sScientificDiet:NutritionScienceandDietaryReformCampaignsinChina,1910s–1950s”)。

关于国民党规训社会行为的努力，以及对消费主义繁荣的反感，参见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管制休闲：中国国民党规制上海的尝试，1927—1949〉(“LicensingLeisure:TheChineseNationalists’AttempttoRegulateShanghai,1927–49”);MargheritaZanasi，〈节俭的现代性：民国中国的生计与消费〉(“FrugalModernity:LivelihoodandConsumptioninRepublicanChina”)，391—409页。

《修正取缔党政军机关人员宴会办法》，10页;《中央日报》，1942年6月13日。

《非常时期四川省各市县取缔宴会及限制酒食暂行办法》，1942年9月，国民党党史馆，国防档案，方003/2094。

云，〈从取缔宴会说到平折物价〉，33页。

张嘉璈(Kia-NgauChang)，《通货膨胀螺旋：1939—1950年中国的经验》(InflationarySpiral:TheExperienceinChina,1939–1950);ArthurN.Young，《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China’sWartimeFinanceandInflation,1937–1945)。

黛安娜·拉里(DianaLary)，《战争中的中国人：苦难与社会转型，1937—1945》(TheChinesePeopleatWar:HumanSufferingandSocialTransformation,1937–1945)，122—123页。

云，〈从取缔宴会说到平折物价〉，33页。

刘荣，〈国难时期应停止宴会〉，15页。

《非常时期四川省各市县取缔宴会及限制酒食暂行办法》，国民党党史馆，国防档案，方003/2094。

邹隐樵，〈唐毅其人〉，68页。

同上，57页。

《大公报》，1942年5月18日。

许晚成，《抗战八年重庆花絮》，15页。

《中央日报》，1941年9月7日;《关于规定各大小餐厅营业》，1943年3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1-0015-01590-0000。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10—111页。

拉纳·米特(RanaMitter)，《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ForgottenAlly:China’sWorldWarII,1937–1945)，276、351页。

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TwoKindsofTime)，610页。

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11页。

《关于国际集会餐厅及饮食部餐食消费限制办法》，1943年8月31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04-00304-0000。

《关于核查中韩文化协会设立饮食部情形的训令》，1943年11月27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9-00041-0100。

《大公报》，1943年3月11日;程道生、俞少盦，〈冼冠生与冠生园〉，111页。

格兰姆·贝克(GrahamPeck)，《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TwoKindsofTime)，481页。

《关于规定冠生园借用文化团体名义》，1944年1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9-00041-0100。

《关于盟军之友设食堂》，1944年6月16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4-0008-02529-0000。

《关于增设舞厅、餐厅、酒吧等》，1945年6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0-00052-0000;《关于新生活俱乐部增设茶园舞厅等》，1946年4月4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53-0010-00052-0200。

蒋景源，《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184页。

胡子嬰，〈平价米发霉的故事〉。

同上。

〈平价米中的谷稗水〉。

同上。

《大公报》，1942年6月2日;《关于布告严禁农民在米粮内掺杂稗子的训令》，1942年7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0-0002-00187-0000。

〈最低限度的控诉〉。该报纸文章的剪报收录于《严禁食品掺杂以保国民身体健康》，1943年3月17日，国史馆，档号119000006815A。

该决议于1942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严禁食品掺杂以保国民身体健康案》(日期不详)，国史馆，档号0140003010085。

《请政府严厉禁止米粮夹杂稗子沙石以维持民族健康》(日期不详)，国史馆，档号119000006815A。

同上。

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390页。

李丹柯(DankeLi)，《重庆回声：战时中国的女性》(EchoesofChongqing:WomeninWartimeChina)，43页。

王素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军官兵访问记录》，279页。

转引自JoshuaH.Howard，〈战争中女工的政治化：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棉纺厂的劳动〉(“ThePoliticizationofWomenWorkersatWar:LabourinChongqing’sCottonMillsduringtheAnti-JapaneseWar”)，1914页。

《新华日报》，1943年4月25日。

《新华日报》，1944年4月3日;《新华日报》，1945年3月29日。

《新华日报》，1945年7月9日。

《关于取缔渝市自由市场山米黑市》，1944年3月31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30-0165-0000;《关于取缔各米市场套购米及黑市米》，1944年10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30-0167-0000。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

同上。

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390页。

《庆贺抗战胜利及国庆》，1945年8月，国史馆，档号020000006126A。

张弓、牟之年，《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528—529页。

《庆贺抗战胜利及国庆》，1945年8月，国史馆，档号020000006126A。

SuzannePepper，《中国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CivilWarinChina:ThePoliticalStruggle,1945–1949)，36页。

尊闻，〈反对宴会政治〉，50—51页。

《大公报》，1946年11月13日;《申报》，1946年11月20日。

《人民日报》，1947年2月3日;《人民日报》，1947年2月16日。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172—173页;SuzannePepper，《中国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CivilWarinChina:ThePoliticalStruggle,1945–1949)，58页。

文安立(OddArneWestad)，《决定性碰撞：中国内战，1946—1950》(DecisiveEncounters:TheChineseCivilWar,1946–1950)，151—152页;易劳逸(LloydE.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158页。

张嘉璈(Kia-NgauChang)，《通货膨胀螺旋：1939—1950年中国的经验》(InflationarySpiral:TheExperienceinChina,1939–1950)，350页。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JeffreyN.Wasserstrom，《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上海视角》(StudentProtestsinTwentieth-CenturyChina:TheViewfromShanghai)，263—266页。

源，〈大后方的特殊阶级〉。

胡子嬰，〈胡子嬰的话〉，第1卷，418页。

原文词汇表说明

英文原文附有汉语词语的罗马字—汉字对照表，供非中文读者查检。中文版正文已统一采用汉字，故不重复收录;相关核定见独立的术语与专名审校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中国震撼世界》(ChinaShakestheWorld)。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ReviewPress)，1970年;初版于1949年。

曹黎明。〈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发展史〉，《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第4辑(1991)：10—15。

张嘉璈(Kia-NgauChang)。《通货膨胀螺旋：1939—1950年中国的经验》(InflationarySpiral:TheExperienceinChina,1939–1950)。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Press)，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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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李承俊（Seung-JoonLee）

李承俊(Seung-JoonLee)，韩国首尔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在首尔高丽大学先后取得亚洲历史学学士(1993年)和历史学硕士(1996年)学位，其后赴美深造，于200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完成博士论文，专攻东亚与近代中国史。博士毕业后，他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校区担任历史系助理教授两年，并于200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2016年晋升为副教授。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多元文化经历，使他最终选择以国际都会新加坡为学术与生活的立足点，持续推进自己的研究事业。

李承俊的研究兴趣集中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尤其关注食物消费的历史面向，包括粮食政治、营养科学、饮食改革运动与劳工政治等议题。他擅长将食物史与劳工史、科学史、政治经济史交叉融合，从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切入，重新审视国家、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权力角力。迄今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201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饥馑之地的美食家：近代广东稻米的文化与政治》(GourmetsintheLandofFamine:theCultureandPoliticsofRiceinModernCanton)。该书以近代广州为中心，考察大米进口贸易、粮食安全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纠葛，揭示国家推广"国产米"的努力如何因忽视稻米品质与地方口味偏好而接连受挫，在食物史与中国近代史学界均引发广泛关注。

在学术论文方面，李承俊的成果涵盖食物史的多个维度。《以数字品味：科学与民国广州的食物问题，1927—1937》("TasteinNumbers:ScienceandtheFoodProbleminRepublicanGuangzhou,1927–1937")发表于《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China)2010年第2期，是他较早将营养科学史与地方政治史相结合的成果。2015年，他在《现代亚洲研究》(ModernAsianStudies)发表《爱国者的科学饮食：中国的营养科学与饮食改革运动，1910—1950年代》("ThePatriot'sScientificDiet:NutritionScienceandDietaryReformCampaignsinChina,1910s–1950s")，从爱国主义话语的角度梳理了营养科学如何在近代中国被工具化为民族复兴的手段。同年，他还在《中国历史前沿》(FrontiersofHistoryinChina)发表了《专业知识的边缘化：民国时期中国的质量检验与粮食市场》("ExpertiseMarginalized:QualityInspectionandtheGrainMarketinRepublicanChina")，探讨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在粮食市场监管中的局限与困境。2019年，《中国近现代史杂志》(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刊出他的《空运虾和腐米：战时重庆的食物政治》("AirbornePrawnandDecayedRice:FoodPoliticsinWartimeChongqing")，将食物政治的研究视野延伸至抗战大后方，呈现战时迁移人口与本地城市社会之间围绕食物资源的多重张力。本文所翻译的《工业化中国的食堂与工人阶级饮食政治，1920—1937》("CanteensandthePoliticsofWorking-ClassDietsinIndustrialChina,1920–1937")，则于2020年发表于《现代亚洲研究》，是他在劳工史与食物史交汇领域最为集中的理论阐发。

在论文集章节方面，他撰写了《为米而罢工：民国中国"米贴"斗争》("StrikingforRice:TheStruggleforthe'RiceAllowance'inRepublicanChina")，收录于伊万·弗朗切斯基尼(IvanFranceschini)与克里斯蒂安·索拉斯(ChristianSorace)主编的《无产阶级中国：百年劳工史》(ProletarianChina:ACenturyofChineseLabor，伦敦：Verso，2022年);另撰有《大米与海洋现代性：近代中国国家与南海米贸易，1911—1937》("RiceandMaritimeModernity:theModernChineseStateandtheSouthChinaSeaRiceTrade,1911–1937")，收录于弗朗西斯卡·布雷(FrancescaBray)等主编的《大米：全球网络与新历史》(Rice:GlobalNetworksandNewHistori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跨国贸易网络的视角深化了对近代中国粮食问题的理解。

在研究之余，李承俊也积极参与学术服务，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以及《现代亚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等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人。他曾先后获得多项重要学术荣誉：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访问学者奖学金(2013—2014年)、D.Kim东亚科技史基金会(D.KimFoundationfor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EastAsia)研究经费(2014—2015年)、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ResearchInstitute)敬酒奖学金(JingBrandScholarship，2018年春)、亨利·鲁斯东亚学者项目(HenryLuceEastAsiaFellowship，2019—2020年)，以及美国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HumanitiesCenter)驻馆研究员奖学金。目前，他正在修订一部书稿，题为《食堂革命：工业化中国的劳工、能量与饮食政治，1910—1950年代》(RevolutionsattheCanteens:Labor,Energy,andthePoliticsofDietinIndustrialChina,1910s–1950s)，将工厂食堂作为考察近代中国劳动管理、科学技术与国家权力的核心场域，有望进一步推进学界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

来源：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13(1)，2019，124—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