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为何反抗？论俄国劳工运动的起源

编者按

《反抗的根源：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政治和组织，1900-1914》封面

作者推荐《反抗的根源》这本书的目的契合了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引言中的标题“把工人带回来”。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门显学但其后面受到挑战并产生了文化转向，不管是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亦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化转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工人阶级时候都容易走向极端。前者基于对革命实践的反思重构把工人阶级设定为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中的救世主，而后者中的部分已经准备好告别工人阶级了，把精力投入到多元化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种族平权和女性主义。

本文的意图首先在于，第一是号召对于实际的劳动界的关注，如果只是停留在复读经书文本或者醉心于文化批判亦或是更“退一步”的哲学研究，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永远只会存在于书房内。第二是号召摒弃先验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在文章中既包括了对于孟什维克的认为只会寻求妥协的思想枷锁，也包括了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看作完全对立和界限分明的思想枷锁。第三是号召把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放在合适的位置加以细致的考察(包括借助劳工史这一工具)，既不把其视作至高无上的解放者，也不把其视作难当大任的衰败阶层。

引入

《反抗的根源：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政治和组织1900-1914》(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这本书是美国劳工社会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的代表作，她是加州伯克利社会学系的教授，她的研究重点在于俄罗斯和苏联社会的社会政治史、工人阶级运动、文化研究。邦内尔的著作以其严谨的档案利用和跨学科视野著称。在研究劳工运动时，她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框架，而是深入探讨了职业身份、阶级意识形成以及工人组织(如工会、工厂委员会)的社会基础。

除了本文中介绍的《反抗的根源：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政治和组织 1900-1914》外，邦内尔还有其余著作如《俄国劳工：沙俄帝国下的生活和劳动》(The Russian Worker: Life and Labor under the Tsarist Regime)，《转型中的特质：在共产主义倒塌后的东欧和俄国》(Identities in Transitio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本书作者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

邦内尔在《反抗的根源》这本书中提到了她进行研究的优势，她在1977年获准前往苏联的多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档案馆参阅珍贵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仅包含在沙俄时期能够被公开获得的报刊或者访谈资料，也包含来自沙俄时期帝国警察厅的秘密档案。

邦内尔在《反抗的根源》这本书中的引言部分十分值得阅读，其揭示了她撰写本书的研究主旨：第一，揭示为什么俄国的有组织劳工运动成为了实现革命而非社会改良的工具;第二，揭示工人阶级由群体认同意识走向革命意识间的内部形成和外部形成(外部形成即工人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或者社会党的介入来培养革命意识，列宁就持有这样的观点，而内部形成指代的是工人经过自身经历实现变革的，马克思持有这样的观点)。邦内尔在第二个研究主旨中总结了五个考察的维度，分别是：工作场所环境,劳动力特征，工人与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间的双向互动，工人与沙皇政府间的契约，工人融入既有机构的倾向。

邦内尔的《反抗的根源》综合了马克思的观点以及二战后劳工社会学的研究结果，比如，在工作场所抗争部分，马克思的观点倾向于任务分工精细的大型工厂将成为激进主义和劳工组织的源头，而且，工人阶级有能力在重复劳作中基于获得的自身经验产生对于社会的替代性愿景。实际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劳工史的研究重点也放在了那些大型企业中，如普梯洛夫工厂。但是邦内尔又引用了当时美国研究集体行动的社会学家曼瑟尔的著作，在其中表明小规模的工作场所比大企业更容易产生联合，在19世纪西欧的小型非机械化作坊中的工匠是最早接受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群体。如果有读者看过《龙门阵》一书，就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小规模而合作紧密的企业中的集体行动案例。

《龙门阵》中介绍了大量的小规模而合作紧密的企业中的集体行动案例

回到邦内尔的这本书的结构，可以看到其包含着清晰的因果顺序结构，从第一部分的背景(包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章节，“1905年前的有组织劳工运动基础”章节)，第二部分的1905年革命中的劳工组织(包含“1905年革命中工人组织的形成”和”1905年革命中组织起来的劳工的政治活动“)，第三部分的合法劳工组织时代(包含”合法工会运动的兴起“，”工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工会雇主与国家“，“1907年到1911年镇压”)，第四部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有组织劳工(包含”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复兴1912-1914“，”劳工的激进化1912-1914“)。整书篇幅较长，写荐书文章难以全貌涵盖，本文把重点放在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形成与身份认同，以及斯托雷平恐怖时期两个城市的工会模式以及与社会党间的联系。前者呼应了对于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阶级的群体界定和群体分层研究的必要，而后者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劳工悲观”时期的产业抗争的延续以及社会党人(遵照原书的英文，下文中的社会党人，指代的均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魔鬼工厂和反抗的根源

美国劳工社会学家(也长期在工厂中当工人的)布洛维在其著作《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这本书中的“卡尔马克思与魔鬼工厂”章节中“俄国：移民工人和企业国家”以及“从魔鬼工厂到俄国革命”这两节中引用综述了大量研究沙皇俄国的劳工历史以及劳工社会学专著，从这可以看出来布洛维对于以沙皇俄国到苏维埃俄国的转型历史时期劳工运动以及对劳工群体和社会党联系的关注。毕竟，俄国作为研究劳工运动及其壮大的结果具有重要的且无法替代的价值，这种价值表现在两点：第一是俄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教皇考茨基的“社会党+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是俄国的劳工运动具备了从经济性质的工作场所抗争发展壮大并推动社会革命的完整脉络。从国际劳工史的视角来看，德国的产业抗争与社民党联系密切并推动了社民党选票的高涨，尽管社民党在一战结束后成功组阁登台执政，但抗争也戛然而止(有关德国劳工运动历史的书籍可以参考《德国劳工运动历史：一项调查》(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布洛维在论述俄国劳工运动历史时候引用的专著包括《莫斯科劳工和1917年革命》(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Revolution)，《反抗的根源》，《红色彼得格勒》，《19世纪的俄国工厂》(The Russian Fac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谢尔盖祖巴托夫和革命马克思主义》(Sergei Zubatov and Revolutionary Marxism)，《苏维埃：俄国劳工，农民和士兵的议会1905-1921》(The Soviets-, The Russia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Councils, 1905-1921)，《工人控制和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俄国的经验》(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Soviet Experience)。而布洛维引用的论文就更多了，其中比较关键的几篇有：《工厂委员会和无产阶级专政(1918)》(Factory Committees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1918))，《手艺意识与阶级意识：1917年的彼得格勒》(Craft Consciousness,Class Consciousness:Petrograd 1917)。布洛维引用这些书籍和文章旨在说明俄国劳工运动的脉络，从产业发展和城乡流动人口塑造的俄国产业工人和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代表的俄国工厂政体的形成，到车间抗争与劳工组织的诞生，再到工人抗争推动的革命运动以及重要的工厂委员会制度的发展。在布洛维引用的这些书籍中，《反抗的根源》被引用旨在探讨俄国产业工人运动中的技术性工人，工匠和非技术性工人参与集体抗争的时间发展顺序。

笔者推荐《反抗的根源》这本书的目的正是契合了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引言中的标题“把工人带回来”。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门显学但其后面受到挑战并产生了文化转向，不管是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亦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化转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工人阶级时候都容易走向极端，前者基于对革命实践的反思重构把工人阶级设定为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中的救世主，而后者中的部分已经准备好告别工人阶级了，把精力投入到多元化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种族平权和女性主义。

但二十世纪下半叶，劳工社会学的众多实证研究重新把工人阶级的结构和力量投映在历史长河中，并为其寻找了合适的位置，劳工历史学的再发展又描绘了其行动的脉络和缘由。笔者相信，对现实劳动界（不管是抗争还是协商）关心的人在阅读劳工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百年前后车间中的契合，而正是这种契合会帮助其坚定意志，从看似困乏且缺乏团结的现实产业工人群体中看到影响未来变革的希望。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产业工人形成和身份认同识别

01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产业工人形成和分布

邦内尔首先批评了苏联学者研究劳工史的不良倾向，即对于实证不关注，刻意的使得著作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规定的框架，苏联学者对于实证数据敷衍了事，把工人阶级仅仅界定为工厂(特别是大型工厂)中的工人，建筑行业的工人就不被包含在内(即使建筑业工人在1917年首都的革命中大量参与了工人赤卫队)但是即使在彼得堡，工厂中的工人在20世纪初期也仅仅占据了劳动力总数的25%。一个可供参考的分类表格如下，可见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占有了相同的比例。

邦内尔随后研究了劳动力在产业中的区分，结果如下所示，邦内尔提及了当时俄国工厂工人的一个特征，即他们大部分受雇于大型企业，而在德国，这一比例仅为6.6%，原因应当归结到沙皇俄国发展产业的方式，比如海军部旗下国营军事工业雇佣了大量的工人，他们随着沙皇对外发动扩张战争而涌入工厂，而即便是名义上的私营企业普梯洛夫工厂也和沙俄的政策关系密切，其承接了大量的政府军事订单。工厂集中分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业区，比如维堡区，工厂区的特征和今日一样都是很明显的，刚刚走近就能看到高耸的烟囱，密集的厂房，被污染的河流以及脏乱不堪的棚户区。

邦内尔对于建筑业和运输行业中的工人进行了研究，在建筑行业中当时俄国的主要从业者是农民工，农民工在春天开始的时候从农村涌入城市到建筑工地，在秋天又回到农村，农民工的流动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上面的表格中的建筑工人一栏指代的是工地常驻的技术工人如石匠，泥瓦匠等等。运输行业包括出租马车司机，码头工人，以及国有铁路的工人和电车行业的工人，国有铁路的工人组成复杂，从列车员，工程师，计票员，到最广大的非技术工人(包括铁路巡检工人和货物装卸工人等等)，铁路工人的一部分在1905年的革命中参与广泛，莫斯科到彼得堡的俄国铁路干线的全线罢工标志着俄国总罢工的到来。

邦内尔还探索了工人阶级群体的来源，结果是：以莫斯科为例，在19世纪末期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了，到1902年时候42%的工厂工人和46%的手工工人要么出生在莫斯科，要么已经来莫斯科十年以上。

02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产业工人身份认同识别

对于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识别和群体的同质性以及分层研究也同样重要，二战后美国的俄国劳工史研究通常都会强调对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界定和比例问题的探索，因为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在产业抗争中所处的位置和意愿。”劳工贵族“或者更为庸俗的”工贵“的说法由来已久，这绝非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早在英国19世纪初的纺织行业中就出现了这样明显的工人内部阶层区分(比如纺织行业中的高技能工种裁剪工，这可以参考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书)。邦内尔在《反抗的根源》中特别的研究了俄国当时的学徒制度，在工厂或者作坊中，工人可以按照一个明显的界限分为两类，即学徒和正式合格工人。熟练工的学徒培训通常持续四到五年，学徒地位低下，劳动时间长且工资没有保障，经常受到管理和成年工人的肆意辱骂殴打，这也让他们习得了各种不良风气如酗酒抽烟，但是这一种风气的习得对于学徒们融入工人群体也是很关键的。1897年彼得堡的金属工人识字率达到了73%，而纺织工人的识字率达到了44%，在彼得堡的金属行业中，制模工人是”产业贵族“，更多的是高技能且相对富裕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会参加俱乐部，阅读报纸，具有更广泛的视野。1908年的时候，圣彼得堡金属行业工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金属加工厂内存在着最为明显的等级制度，金属钳工和车床操作员这些”冷加工车间“会瞧不起冶炼，轧钢等”热加工车间“的工人。这种对职业化的关注体现了车间主义或者行业认同，美国现在的建制派总工会AFL-CIO中的AFL(美国劳工联盟)就是由秉持着行业认同的若干早期行会(trade union)组成的。

在当时的大型金属加工厂内几乎形成了微型的社会，一些工厂甚至包括两百多个车间，其通常分为多个事业部门，如冶金部，铸造厂，机车部，车辆制造部门等等，现在众所周知的BYD公司也是如此，其中以数字代号分了许多个事业部门，彼此待遇差距很大。在金属加工行业中的小车间内，工人之间高度同质，异常的团结，众多车间内的传统和习俗也自然而然的形成，在一些工厂的车间中，一名新工人的加入都要有一个入会仪式，工人们还会聚集在一起选举工长(大多由长期工作且有威望的年长男性工人担任)，工长负责照料圣像(俄国东正教中的保佑平安顺利的象征)和照料遇到困难的工人。车间内的团结毫无疑问地为产业抗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往往工厂内的抗争是由一个车间或者一个流水线的高度同质反抗管理层派来的严苛的工头或者不合适的工资和厂内规则集体罢工并扩散到其余的车间引发的。

19世纪末莫斯科一处典型的机械加工车间

在工厂外工人的生活也同样重要，因为这是劳动者完成再生产过程的部分，并且在城市文化圈的活动和工作场所的活动一同塑造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到二十世纪初 ，彼得堡工厂中的大部分工人都在外面找到了住处，1897年只有10%的工人会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内，而且这些人通常是非技术或者半技术工人，住房通常会成为工人的最大开销。住在外面的好处就是他们在闲暇时间享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接触城市生活，而非被总是局限在工厂内。住在工厂外的工人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文化类活动，最开始是个人技能提升和赋能的课程(现在也很常见，比如全国总工会开办的面向女工和白领的公益插花课堂以及面向边缘白领群体的AI知识赋能课堂)，到后面有了祖巴托夫工会举办的社交舞会，此外，还有众多的小而激进的地下社会党人开办的劳工夜校(在《1905年彼得堡：劳工，社会和革命》中提到了这些夜校往往先用个人赋能类课程吸引工人，然后在课堂上分享激进的观点和对于沙皇的看法)。

20世纪初俄国也存在类似今天的赋能类职工夜校

斯托雷平恐怖时期的工人与社会党

01 恐怖时期的社会党和工人运动

从产业工人形成和身份认同识别到斯托雷平恐怖时期的工人与社会党，这中间间隔的时间较长，但这是出于篇幅的考虑，这一中间时期内见证了早期劳工组织如祖巴托夫工会的产生和1905年革命以及革命后的短暂劳工自由化时期，随后在斯托雷平上台后大幅打压社会党和劳工组织，恐怖时期开始了。雇主们早就嗅到了政府层面变化的意味，也参与镇压他们企业中的工会并且收回了之前给劳工们许诺的让步。

俄国1905年革命

在斯托雷平政变一年后，彼得堡工会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斯托雷平政变的详细细节可以参考《俄国1905年革命简史》，即“The revolution of 1905”，亚伯拉罕·艾舍尔所著)，在1908年7月时候仍然活跃在彼得堡的只有金属工会，而之前的印刷工人工会和面包工人工会已经衰落了。在邦内尔的书中引用了下面的表格，可见工会会员大幅度的减少了。

邦内尔引用了当时彼得堡基层工作的一位社会党孟什维克的观点，他把当时彼得堡的工人分为了三类。一类是非技术工人，这些非技术工人和农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对合法的劳工协会持有冷淡的态度。这些工人中部分觉醒了政治意识，但是导向是黑色百人团那种的极右翼思想。第二个类别是中间技能水平的工人，这些人是工会的主要支持基础，他们会定期的阅读报纸，并且对社会和政治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人的倾向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然而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成为坚定的社会党人，他们经常受到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影响。最后还有第三个群体，是构成工人阶层的知识分子的高技能工人，他们会积极的加入合法工会组织，但对于他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个人事业的追求，表现为争取更好的技术教育，更高的工资，这些人甚至会把加入工会视为一个可以攀登的机会，通过在工会中担任带薪雇员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通过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来满足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们更加倾向于把工会视作互助协会而非斗争的组织，他们即便加入了社会党，也是和取消派(列宁所批判的主张纯粹合法的经济斗争的社会党派别)在同一阵线的。

在斯托雷平打压工会后，更加妥协的组织蓬勃的发展了，俱乐部，教育和文化类社团，互助协会，消费合作社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在这些文化性质的俱乐部中，虽然大多数时候开展的是自然科学教育以及个人赋能，但他们也和大学以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劳工同情者知识分子给俱乐部提供讲座以及法律服务。社会党的成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参与劳工界的机会，很多社会党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俱乐部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来自于彼得堡秘密警察的说法。警察的记录还显示当时彼得堡的二十一家俱乐部中有八家由社会党人主导。社会党的基层党组织在这些俱乐部的掩护下从事党务工作，既把其作为一个场地使用，又利用其来宣传观点。有时地方警察还会被贿赂，对俱乐部中潜伏的社会党人不闻不顾。

在斯托雷平时代的镇压中幸存下来的工会往往与激进政党关系密切，在1909年被秘密警察镇压的25个彼得堡工会中，有18个据说受到了社会党的影响。在1907年的时候，莫斯科的自发建立的工会的联合组织中央工会局被布尔什维克主导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对外掩埋身份在工会中工作。社会党人积极参与合法工会并把参加合法工会作为拓展工作面的方法十分的常见，在韩国民主化运动后，民主工会系统中就有很多进步派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推动了1907年莫斯科地区的纺织产业总罢工，结果是引来了警察的疯狂镇压，莫斯科的三家合法工会被取缔了。这件事情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劳工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布尔什维克长期对于合法的工会运动持有保留态度，不像孟什维克那样倾心投入，布尔什维克仍然寄希望于地方的非法工会组织，但是非法工会组织容易使得工人对其疏离，因为加入这些工会会使得他们和社会党人走的过于紧密，更有可能被逮捕和开除。但在1909年后，列宁在会议中强调在合法工会和非法工会中都要开展工作，这推动了部分布尔什维克思想态度的转变。

1910年9⽉，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其中⼤多数是孟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次会议，尖锐地凸显了“取消派”少数派(在60名与会者中，支持这⼀观点的不超过五六个，取消派的观点是为了合法工会运动牺牲地下党的组织)与人数多得多的孟什维克活动家队伍之间的分歧。会议的多数派呼吁党的⼲部将与群众“所有⼯作的重心”转移到合法组织上。与此同时，他们决议“必须创建非法组织，其成员仅由经验丰富且经过政治历练的资深党员组成” 。这些分散在不同⼯会和其他组织中的⼲部，应利⽤非法的党组织网络保持团结 ，并按照既定计划⾏事。这种将合法与非法活动形式相结合的立场，构成了孟什维克思想的主流。这些孟什维克在强调合法活动⾸要性的同时，希望维持党的地下组织，利⽤其来指导⼯人运动。他们试图在这两种活动形式之间⾛⼀条微妙的路线，⼀方⾯强调合法、公开、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的优点，另⼀方⾯又不放弃党的⼯作中非法的秘密活动方⾯。

02 恐怖时期合法工会的职能

这⼀时期⼯会⾯临的状况使他们将⼤量精⼒和资源集中在维持其组织上。⼏乎所有⼯会的最⼤单项支出都⽤于基本组织需求，包括租赁⼯会总部和会议厅以及聘请⼀名带薪秘书。这些支出通常占⼯会资金的60%或更多。互助项⽬和服务是第⼆⼤支出。在这个普遍失业的时期，⼤多数⼯会试图提供某种失业救济，尽管微薄且不⾜以应对紧迫形势。⼯会赞助的互助项⽬有时还包括在⽣病以及失业时提供援助，并且有少量支出⽤于支持偶尔罢⼯的⼯人(即提供罢工支持基金)。⼯会还继续他们早期提供法律和医疗服务的努⼒。但总体⽽言，在1907年年中至1912年期间，这些物质福利仍然非常有限。⼯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会员经常拖欠⽉会费。因此，曾经达到数千卢布的⼯会预算现在只能以数百卢布计算。很少有⼯会⽉收入超过200卢布。在此期间，⼯会赞助的文化和教育活动变得越发重要。许多⼯会设有图书馆，有些还为⼯人组织夜校课程。

⼯会也退出了劳资纠纷。1907年下半年多次罢⼯失败后，罢⼯运动平息下来，直到1910年才再次兴起。在斯托雷平时期，⼯人在劳资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雇主协会完好无损，但⼯会却急剧衰落。雇主利⽤劳⼯的混乱和普遍的失业，收回了前两年半做出的让步。因此，1907年10⽉中旬彼得堡印刷⼯会将被警方关闭的消息传出仅两三个⼩时后，雇主协会就中断了已经进⾏了⼏个⽉的全⾏业合同谈判。 不久之后，印刷公司⽼板开始撤销许多先前给予⼯人的福利。

在这一时期，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会的维权渠道主要是通过合法方式，1908年，彼得堡三个最⼤的⼯会——金属⼯人、纺织⼯人和⽊⼯⼯会协调开展了⼀场运动，争取雇主合作设立调解委员会，以解决根据1903年6⽉2⽇保险法产⽣的⼯人保险索赔纠纷。 这三个⼯会联合起草了⼀封信，致函彼得堡的180家雇主和7家保险公司，敦促他们为此设立调解委员会。但是只有四家雇主回复了⼯会的信件。两家同意设立调解委员会，另外两家拒绝了。纺织工会旗下的报纸如是报道：

就在不久前，⼯⼚主们还痛苦地抱怨说，俄罗斯⼯人只认可暴⼒，只认可罢⼯、骚乱。不久前，他们还向我们指出外国⼯人通过和平⼿段、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的例子。事实上，他们写下“迎合⼯人利益”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人的合理需求”的坚定意图时(这是在1905-1907工会活动自由化时期)，墨水都未⼲呢。

总结

本文首先探讨了二十世纪初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阶级的特征以及政治倾向，在20世纪初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工厂工人与手工业者平分秋色 。工人阶级的激进程度与其职业身份(如金属加工业的高技能工匠)、车间内部的同质性团结以及城市化程度密切相关，而非简单的贫困驱动 。 本文随后探讨了工人如何通过自身经历产生革命意愿(内部形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社会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如何介入并培养其阶级斗争的意识(外部形成) 。

从1905年革命失败到斯托雷平镇压时期，尽管工会会员大量流失、罢工低迷，且资源向维持组织的延续倾斜，但劳工组织通过文化俱乐部、互助协会等合法外壳，在地下党人的参与下，维持了运动的火种并实现了“合法与非法”斗争形式的结合 。

在文章最末尾，笔者再次强调撰写本文的目的。第一是号召对于实际的劳动界的关注，如果只是停留在复读经书文本或者醉心于文化批判亦或是更“退一步”的哲学研究，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永远只会存在于书房内。第二是号召摒弃先验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在文章中既包括了对于孟什维克的认为只会寻求妥协的思想枷锁，也包括了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看作完全对立和界限分明的思想枷锁。第三是号召把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放在合适的位置加以细致的考察(包括借助劳工史这一工具)，既不把其视作至高无上的解放者，也不把其视作难当大任的衰败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