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主意、用干部”：毛泽东选人用人的政治艺术

作者：唐得阳 摘自：《毛泽东的伟人气质》

自古以来，因用人不当，治军打仗，则招致战争失败，治国安邦，则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凡是有作为的领导者，都是讲究选人用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家，毛泽东曾经把领导者的职责概括为两大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并且强调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他在革命的实践中，按照这些原则，做到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是毛泽东政治伟人气质中的重要内涵，他选人用人特别讲究，并有一套方法。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在配备班子的时候，注意班子中特别是军政领导能互相弥补，形成合力。

1930年五六月份，罗荣桓接到前委命令，决定让他代理红四军委书记和红四军政委。

这时，红四军军长是林彪。此人个性很强，虽然打仗较灵活，却不愿听取别人的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他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

下井冈山时，林彪担任28团团长，28团党代表是何挺颖，何挺颖在攻打大余时负了重伤。当时毛泽东嘱咐陈毅去告诉林彪，让林好好照顾何，设法将何挺颖抬走。陈毅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向林彪交代，何挺颖是从31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可是林彪对他仍不关心，何挺颖并未坐上担架。一天夜晚行军时，他从马上掉下来牺牲了。

28团改称一纵队后，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他又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谢的状，把谢唯俊挤走了。

陂头会议后，政治委员是潘心源。他在秋收起义时即任浏阳县委书记，也是一位老同志。但是，他一直不能到职，而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现在熊寿祺赴上海参加会议又没有回来。于是毛泽东又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他考虑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量度，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选来选去，最后建议由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在三湾改编时，原参加秋收起义的四个团只剩下两个营了。罗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作为政治工作者，他处处身先士卒，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冲锋在前，退却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罗荣桓担任31团三营党代表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三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罗荣桓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他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的会前准备工作。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称赞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又把他从三纵队调到问题比较多的二纵队当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工夫，二纵队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此，罗荣桓又受到前委的赞扬。

1930年5月，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罗荣桓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政治工作者。毛泽东对人具有天生的洞察力，他更善于知人善用，结果，罗荣桓来到红四军后，很好地处理了和林彪的关系，领导红四军打了许多大胜仗。

知人善任，还表现在毛泽东充分信任干部，做到用而不疑。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伟人的一个突出气质就是对干部充分了解，在此基础上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其发挥作用。

毛泽东认为，所谓“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就是要充分信任干部，放手使用，充分肯定其战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当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缺点，甚至错误的时候，应该有宽容的态度，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要充分看到他的成绩。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下级，又是毛泽东的战友。在井冈山斗争中，他们一起战斗，彭德怀为创造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革命斗争中，彭德怀成长为一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使人民军队的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但由于战役期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伤亡较大，作为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彭德怀很难过。在党的七大时，他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但毛泽东却说：“这锻炼了军队”。

一个领导者对部下真诚的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它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毛泽东知人善用，而又充分信任的政治家气质使他手下聚集了一大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奋斗的精兵骁将，也使其他人有了与他一起为共同事业奋斗的自觉性和进取性。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要点——榆林。后由于敌情变化，部队在一天夜里主动撤围。次日凌晨3点钟，部队到达新的驻地。此时，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彭德怀又连续几昼夜未合眼，催他赶紧躺下休息一会儿。

彭德怀刚睡下半小时，机要科收到王震请求第二天行动的电报。机要参谋考虑彭德怀刚睡下半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请示了司令部首长后，到4点半才把彭德怀叫醒，将电报交给他。彭德怀为此大发雷霆：“胡宗南10万大军压境，误了战机谁负责?毛主席、周副主席安危谁负责?”

机要秘书知道彭德怀的脾气，也知道事关重大，见他发火，赶紧认错。这时，彭德怀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了我们，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那就是对人民犯罪呀!”

在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与敌周旋，大胆指挥，有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对毛泽东的指示略作变动。而毛泽东也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临机处置的决断。在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蒋介石的王牌“铁军”整编36个师两个旅，使形势大为改观。

对彭德怀驰骋沙场，英勇善战的英姿雄风，毛泽东深为赞赏，他为彭德怀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毛泽东知人善任，善于使用干部，表现在处理同下级的关系上，是尊重下级，信任下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毛泽东在作出每一个重大军事决策时，总是反复征求下级的意见，并高度尊重下级的不同意见。

1947年6月底之后，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兵团相继进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推进到长江。国民党中原战场配备80个旅的重兵、妄图将人民军队从这一要害地区赶回去。

1948年1月下旬，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率领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渡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江北敌军回师江南，调动分散敌人，减轻中原我军压力，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粟裕立刻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在积极组织部队进行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认真考虑怎样更好地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在全面剖析敌我双方情况变化的基础上，粟裕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渡江南进这一行动，自然会给敌人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但是，却不一定能达到吸引蒋军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压力的目的。相反，10万大军渡江，却减弱了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增加了他们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使解放军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于是，粟裕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和必胜的保证，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江北打几个大仗，尽可能多地将蒋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大胆建议。

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改变战略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

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其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果然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随后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人，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于长江以北。

毛泽东知人善用的政治家气质还体现在他与战友、同事关系的处理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既是战友，又是同志。但是，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安排，也体现出他知人善用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善于处理谈判中的各种棘手问题。早在1936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为此毛泽东多次夸赞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向斯大林表示：“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既好看，又好吃!”最后又让周恩来出面同苏联方面进行谈判。终于实现了中苏关系史的良好合作的新篇章。

作为一位政治家，毛泽东往往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之途。他这样做，一是建立在他对干部品质和才能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而能区分是真正的人才，还是图名图利的庸才;二是建立在他对人才需求全面衡量的基础上的，因而能恰当地把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结合起来;三是建立在他对人才心理的理解，并尊重个人的意愿和志向基础上的，因而能满足人才心理上的需要，使其忠诚于热爱的事业，从而发挥其高度的创造精神。

1950年初，中央军委准备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一向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的，他闻讯后，立即请辞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担负办校工作。

毛泽东对刘伯承是了解的。早在1929年，针对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中要求朱德、毛泽东离部队到中央去的问题，毛泽东代表前委致中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不同意，但是，说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建议派遣得力人来，其中他提出刘伯承可以任军事指挥，恽代英可以任党代表。刘伯承有“古名将风”和“常胜将军”之称。他先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在革命战争中，他所统率的部队经常办有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或轮训队。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他还曾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因此，毛泽东立即赞同刘伯承的要求，并亲笔复信。之后，刘伯承满怀雄心壮志主持学院工作达7年之久，为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非常善于把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不断地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来，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毛泽东推举刘少奇、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毛泽东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选人才。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时，产生了新的中央核心机构。同时，还产生了包括陈云、徐向前、彭真、邓小平在内的44位正式中央委员会，并产生了一个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局。这就是毛泽东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个领袖群。

到1956年党的八大，这个领袖群进一步壮大，八大除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外，还选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17人组成的政治局。

这个领袖群，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用人气质和智慧。他们以其优良的品质、超人的智谋、杰出的才干、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在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证明了毛泽东用人思想的无比正确和英明。

毛泽东正是依靠这样一个领袖群，依靠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和谐一致、坚强无比的凝聚力，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打碎了一个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影响了世界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又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