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北戴河会议上讲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关系

本文摘自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第六章，回顾与决策，第314页至第334页，第三节，历史的回顾

北戴河会议从7月14日到16日连续三天，由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和苏共的关系。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谈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大家一面讨论国内问题，一面很想知道我们跟苏共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所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总理做一个系统的报告。

周总理经过一番准备，在7月14日开始做长篇发言，连续三天，每天一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了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和苏共的关系。

周总理的报告是分五个时期来讲的。

他首先说明，共产国际(1919——1943)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四年是正确的。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毛主席说：“两头好，中间差。”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正确的。它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各国共产党已成长壮大。由一个中心来指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无利的。从赫鲁晓夫上台到现在是七年半，开始一段还做了一些好事，从1958年起就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直到现在。

季米特洛夫

周总理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中国找到陈独秀、李大钊，也找到戴季陶、王介民，通过他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们也找了孙中山，甚至找过吴佩孚，觉得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起来了。在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北伐，一直到占领武汉。这一段还是对的，但是后来就问题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多了。

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叛变以后)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做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原来派到国民革命军里帮助孙中山、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伦已经回国，另外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是托派思想，结果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到处发动暴动，下令广州起义，但是没有讲起义以后队伍应该怎么办，根本没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1927年10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时，苏联人罗明纳兹提出的一套办法，根本反对部队转入农村，还是要攻打城市，所以牺牲了许多干部。而且他还对我们党中央采取组织处理，进行干涉，把谭平山开除出政治局，警告毛主席和周恩来。

1928年，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0多人。因为罗明纳兹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所以参加六大的代表，从国内去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代表，70多个代表中有40多个是工人。

后来革命困难时期叛变的代表有40多人，其中有10多个是工人。向忠发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当了中央书记。六大的代表到现在只剩下周恩来、邓小平、蔡畅和刘伯承四个人了。当然还有王明，他现在住在莫斯科，不回国了，说是“治病”。

在六大期间，因为在苏联有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所以在六大代表中派别斗争也很厉害。大体上瞿秋白同志是一派，张国焘是一派。立三同志是站在瞿秋白同志一边的。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布哈林领导，但是实际工作是由一个叫米夫的人负责，他也提出增加工人成分的中央委员。王明就是这时被提拔为中央委员的。这个时候王明非常活跃，搞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反对中共中央。

六大的主要功绩在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但具体的阶级分析和其他政策还有许多“左”的成分。因为当时苏共在反对右倾，反对托洛茨基，后来又反对布哈林，所以也要在中国反右，在中国发展“左”倾路线。

李立三同志回国以后，在1930年6月间领导中央做出决议，要发动全国革命，要争取一省或少数省胜利，来推动世界革命，并要在各大城市中搞暴动，要打长沙，打南昌。他错误地认为，现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但当时斯大林还比较冷静，他曾说过，不要让红军去打大城市，现在还不能打城市，打下来也守不住。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听斯大林的，李立三当然也不听。所以在半年时间内仍然搞全国暴动，企图夺取大城市。

李立三

1930年9月，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立三同志。但是国际代表是用共产国际六月决议来批评立三同志的，而六月决议恰恰是反右，认为立三同志“左”得还不够，认为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个时候，王明、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大反中央，认为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要搞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王明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结果召开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是1931年初开的。会议的决议完全是由米夫起草的。决议指责中央，并且改组了中央。王明和博古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王明、博古路线从1931年到1935年为期四年多。

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开始时上海还保留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中央指责毛泽东和刘少奇右倾。后来博古到中央苏区夺权，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在这四年多中，王明、博古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主要是城市地区，也包括农村)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地方组织保存下来。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第三个时期是共产国际后期，从1935年到1943年它解散的时候为止。这个时期，因为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系比较少，所以影响也比较小。这时中央正在长征路上。

后来红军到了陕北，中央跟共产国际联系也比较少。当时完全靠电台联系，电台设备又差，联系不好。同时，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路线还比较对头，一般不干涉各国党内部的事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使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情影响比较小。

但是，也不是一点影响没有。比如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在开始时的分析是错误的，它认为张学良代表亲日派，西安事变是汉奸发动的事变。后来它才改变这个观点，认为“西安事变”应该和平解决。抗战初期，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统一的军队，这就是要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就成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据。王明这次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但是这个路线没有能够在中央取得优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还批判了这种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当时还没有提出路线问题，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严肃地批判了这种丧失党的独立性的、投降主义的倾向。

第四个时期是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就是斯大林晚年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在过去长时期养成的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考虑，要同英、美成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为着表示他是真正要跟它们搞同盟，不在它们国家内搞共产主义，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我们历史地看问题，从共产国际的本身来说，应该说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各国党已经建立起来，可以而且也应该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问题，无需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共产国际来越俎代庖了。因此解散共产国际是对的。但是，当时斯大林那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服从他的外交政策的想法是不对的。当时跟随英、美搞同盟是正确的，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总的来讲也是对的。

这种情况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第一件事情是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3年10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承认，除东北三省外，中国是美、英的势力范围。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英承认：蒙古独立，中国东北归苏联，北朝鲜也归苏联，以换取苏联在打败希特勒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苏联答应给国民党一切道义的、物质的援助。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们达成了这么一种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协议。后来苏联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友好条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

第二件事情是，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不让我们革命，不许我们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这也是苏联在上述的背景下向我党提出的意见。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对我们进军敌占区采取消极的态度。特别是我们进军东北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曾经通过我们驻南京的代表团，要我们在东北不要前进。后来更进一步，8月22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中央在讨论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因为那个时候，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在抗战八年中间一直搞摩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共产党。与这样一个蒋介石谈判和平，那等于与虎谋皮。但是苏联当时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路线，生怕跟美国发生冲突，生怕中国内战打起来会引起又一次大战，所以斯大林用很严厉的口气要我们去重庆谈判，不要打内战，否则中国要毁灭。其实，内战并不是我们要打，而是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我们不能不自卫，不能不反击。

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

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

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毛主席说，不怕，可以到重庆去，可以谈判。

我们利用谈判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谈得成谈不成，责任在国民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揭露国民党不要和平，要打内战。同时要通过我们驻重庆的办事处跟美国方面交涉，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就要保证他安全去安全回。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一口答应，而且说，他将亲自同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起到延安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这样去的安全有了保证，但能不能安全回来还是一个问题。赫尔利答应他能保证这一点。所以后来赫尔利要蒋介石亲自写一个保证书，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这是后来赫尔利离开重庆回国之前，拿到蒋介石亲笔写的保证书对周恩来讲的。

毛主席、党中央灵活运用策略，把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签订了《双十协议》、《停战协定》，为我们准备自卫战争争取了时间，也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第三件事情是，日本投降以后，苏军本来可以晚一点撤出东北，可以把收缴日本的武器交给我们。但是当时苏联对我们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信心，生怕卷人中国内战，所以很快就撤退了，把机器都搬走了，连哈尔滨的大炮、炮弹都炸掉，只给我们步枪和子弹。其实，美国人是怕苏联的，怕在东北触犯了苏联。美国空运国民党军队到沈阳以后，国民党军队就向北进，打四平街。我们狠狠给它一个阻击战，国民党才知道我们的厉害。后来因为我们整个战线过长，兵力不够，决定收缩防线。国民党到了长春以后，苏联很怕国民党再往北进，美国也怕国民党再往北进惹了苏联，所以代替赫尔利到中国当大使的马歇尔就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再往北进。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马歇尔，保证占领长春以后再不往北进兵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苏联对美国估计错误了，对我们也估计错误，对我们赢得胜利根本没有信心。苏联驻南京的大使跟随快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到广州，离开南京的时候对我们代表团说，很担心你们要吃败仗，打不过国民党。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没有去广州。

第四件事情是，蒋介石大规模发动内战后，一边进攻陕甘宁边区，一边进攻山东，东西夹击。我们为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我们的力量，主动从延安撤退。当时苏联来电报要毛主席到苏联去。毛主席硬是坚持在陕北，连黄河也不过，只叫书记处五位书记中的刘少奇和朱德两位过黄河，到平山一带;而他跟另外两位书记周恩来和任粥时一直留在陕北，直到把战局扭转后才于1948年初离开陕北过黄河，同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在我们打到长江边的时候，苏联驻中国大使又想为宋子文求和，向我们进行试探，被我们拒绝了。

第五件事情是，三大战役之后，我们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对我们解放全国信心仍然不大。斯大林在1949年1月底派米高扬坐飞机来西柏坡。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孙科带领一班人马搬到了广州，随行的只有苏联大使罗申一人，其他国家的大使都留在南京，因为当时李宗仁作为代总统还在南京。米高扬来的时候很怕我们提出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要提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在全国解放后，苏联援助我们四亿美元搞建设，米高扬答复只给三亿美元，答应给专家，派苏联内务部负责人科瓦廖夫以中长路苏方代表的资格到东北。米高扬还要毛主席到苏联去，毛主席说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北平还没有解放，离不开。

第六件事情是，北平解放以后，1949年6月刘少奇和高岗一起到苏联去，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解放了北平，长江以北也都解放了。斯大林比较含蓄地承认他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他暗示说，不许中国革命，说中国不能赢得自卫战争胜利，都是不对的。当然他讲的是比较含蓄的。他在祝酒的时候说，你们胜利了，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为中国党的胜利干杯!当时刘少奇不肯干杯，说，不行，要干杯就要为中苏两国的胜利，为中苏两国人民、两党的胜利干杯。相持了好一会儿斯大林才同意为中苏两党喝这杯酒。后来刘少奇说，看来这次斯大林还有点自我批评精神，承认他过去做错了。

第七件事情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斯大林对毛主席的接待是冷落的，还不如接待刘少奇那样热情，那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宴会。本来毛主席这次访问苏联，一是为斯大林祝寿的，二是要跟苏联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苏联对订立条约不理会。后来毛主席发了脾气，说我现在没有事情干，一天只有三大任务，吃饭、拉屎、睡觉，大骂了苏联联络员一顿，这时苏联也看到英国带头，印度、缅甸都先后承认中国，与中国建交。而我们对英国说要谈判，谈判以后才能建交。这个时候苏联才着慌，才同意签订条约，于是就把周恩来找到莫斯科去商谈订约。

但是，在商谈订条约过程中，苏方提出中苏共管中长路，要我们同意在新疆设立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所谓中苏合营，实际上是苏联出机器，把我们的矿产挖出来，运到苏联去抵债。苏方还要我们同意不让第三国的人到东北和新疆去，这样他们才答应把东北的财产交还给我们，才落实给我们三亿美元贷款。我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交换条件。最后经过多次商谈，互相让步，才达成妥协。

第八件事情是，关于抗美援朝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一方面增加中朝边境军队，一方面公开警告美国，要它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中国不会置之不理。这个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不会抗美援朝。杜鲁门又发表一个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要我们不要支援朝鲜。

我们没有理会。美国越过三八线以后，我们就断然出兵抗美援朝了。

我们决定出兵朝鲜后，周恩来到苏联去，要求苏联援助我们军火。苏联答应援助，但是要我们出一半价钱。

原先还答应用空军援助我们，第二天就不干了。

我们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才发生变化。他看见我们真的抗美援朝了，才承认中国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半个铁托，而是真正共产主义。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建设项目也是在我抗美援朝之后才落实下来的。

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斯大林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在十年间有错误的，有正确的，但最后还是正确的是主要的。当然，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出的主意，不仅仅是1943年到1953年这十年，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立三路线、王明博古路线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指导的错误的根子，应该说也是出自于斯大林。但是中国党历来采取的态度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归共产国际的错误，我们党的错误由我们自己负责，不能因为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而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向来是批评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党内领导，并没有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但这些错误本身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

这是历史事实。所以毛主席多次说过，一提起斯大林就有气，从感情上讲很不平静，但从理智上讲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主要的还是做了好事的。

第五个时期是赫鲁晓夫时期。

在这个时期有几个阶段。从1953年到1955年是第一阶段，赫鲁晓夫对中国党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刚任苏共第一书记，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扫除从贝利亚一直到莫洛托夫，和后来的朱可夫的障碍。所以他当第一把手初期，对我们还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我们纪念国庆五周年的时候，他到中国来签订了增加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协议。

但是，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思想方向是不大对头的。他一上台就急急忙忙要结束朝鲜战争。斯大林在世以后，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吊唁。

在葬礼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就提出，要马上停止朝鲜战争，不管怎么样都得马上结束，不再提出原来的要求。原来我们计划在夏天再打一个战役，突破沿三八线的几十公里防线，威胁汉城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样做对停战谈判有利。赫鲁晓夫急于停战，我们只好同意，很快就同美国人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赫鲁晓夫很怕美国人，要讨好美国人。

当时他也很想和铁托修好，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好像认为过去一切都错了，连铁托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也认为是对的，简直是称兄道弟了。

在东方，他说一些新独立国家都是搞社会主义，到处封号许愿，无原则地追求人家跟他友好。同时在朝鲜问题上，搞得更不像话，除了要赶快停战以外，他又否认美国搞细菌战，说朝鲜控告美国搞细菌战是假的，还要我们也否认。我们请了国际专家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实地调查，证实美国的确是搞了细菌战。我们不但没有否认，还正式发表声明证实这一点，各国专家都在这个声明上签字。

赫鲁晓夫在国内大权独揽，在国外也突出个人。他是党的书记，不是政府人员，但是他陪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英国的时候，突出他个人，把布尔加宁撇在一边。当时西方舆论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认为共产党不懂礼节。

第二阶段是1956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从苏共“20大”开头，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结束。开头赫鲁晓夫就闯了祸，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世界性的反共高潮，给兄弟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他要对波兰动武，因为我们坚决反对，才没有敢干。对匈牙利，他原来是要出兵援助的，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反对下他害怕了，反过来要撤兵。我们劝告他不要撤兵，要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第一天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到晚上他们主席团开了一个通宵的会。第二天，刘少奇和邓小平带领的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北京的时候，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才告诉刘少奇，他们主席团整夜讨论，同意中国同志的建议，还是继续增兵到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住社会主义江山。

因为我们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整个世界性反共高潮中间，是支持苏共的，维护苏联的，所以赫鲁晓夫感到对他有帮助。毛主席到莫斯科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真心诚意帮助他们跟波兰党和其他兄弟党搞好关系。我们不仅在国际问题上支持了赫鲁晓夫，而且在他在党内清除所谓“反党集团”时也支持了他。因为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中央已作了决定，我们除了支持以外没有办法干涉。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内部究竟怎么样。

所以赫鲁晓夫从这一系列情况中，觉得我们对他还是不错的，对他是有帮助的。

第三阶段是从1958年到现在(1960年)。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成长发展的时期、大肆放毒的时期。首先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苏联党史等五本书，公开修正列宁主义。这样才使我们不能不写三篇文章。他们除了出版这几本书以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害怕美国到羡慕美国，从惧美到媚美，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比如对中国，在西藏叛乱问题上是这样，在中印边界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系上也是这样。更加严重的是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亲自出马反华。

这是因为在1956年、1957年这两年中间，中国明确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但是对他的错误也是有批评的。比方说，在波兰问题上，开始苏联准备要出兵波兰，镇压波兰共产党，要把哥穆尔卡搞掉，这件事情受到我们强烈的反对，而且我们还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就要发表公开声明来谴责你。这样他才不敢动手。在匈牙利问题上，我们也批评了他。在他准备放弃匈牙利，不再援助匈牙利人民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说将来历史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对这些他是很不高兴的，再加上中国的威望日益增大，赫鲁晓夫嫉妒怨恨我们的那种仇视的心理、恼羞成怒的心理，明显地增加了。

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就企图控制我们，首先要我们跟他们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共同拥有。我们反建议中国自建自有，苏方可以利用，他们不干。我们曾经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而他却提出要搞共同舰队。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舰队。所谓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驻扎在我们沿海港口，实际上就是要把我国沿海口岸完全控制起来。另外，他还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这些要求都被我们顶回去了。

由于这一切，他对我们的批评总是耿耿于怀，特别是周恩来1956年12月至1957年1月访问匈牙利、东德路过苏联的时候，也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并跟他们中央会谈，给他们讲道理，指出他们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大国主义的。当时毛主席在北京给总理打电话说，你要狠狠地捅他一下，统统给他讲，让他们感觉到疼，这些人你不把他刺疼，他是不会觉悟的。其实，刺疼了他还是不觉悟，反而怀恨在心，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说“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感到害怕。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材料，就是在1954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跟阿登纳说，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接着他讲了成吉思汗是怎样打到欧洲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把中国当成是“黄祸”，他的那种欧洲第一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赫鲁晓夫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没有搞成以后，到1959年6月他就宣布不供应我们原子弹样品，不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签订的协议。他采取撕毁协议的这个步骤，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1959年赫鲁晓夫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他是把它作为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之一。

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偏袒印度，责备中国。他是把这两个东西作为他拜会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马上到中国来，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我们放弃台湾，要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想牺牲中国，讨好美国。在1959年我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他在访美后急忙到中国来，跟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大吵一顿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屁股已经坐在美国一边了，不是把美国看作是他的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而对我们，他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大骂我们“公鸡好斗”，大骂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一直到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对中国进行围剿，采取高压手段，企图把我们压服。这是赫鲁晓夫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发展。

以上是周总理用三个半天的时间，对我们跟共产国际、跟苏联、跟斯大林、跟赫鲁晓夫的关系所作的系统的历史回顾。它使全党高级干部都增加了对这些历史的了解。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强，有好多事情讲得很细，许多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讲到了。以上所述，只介绍了一个概要。

(按：1984年出版《周恩来选集》，只摘要发表了这次讲话的若干部分。)

总理在最后结束他这个回顾的时候说，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个斗争会高一阵低一阵。我们现在在内部把整个过程说清楚，但在公开讲的时候，特别是发表文章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仅在很快就要在十月革命节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绝不先发制人，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我们始终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斗争是为着团结，不是为着破裂而斗争，但是也要准备赫鲁晓夫要搞破裂。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团结，争取能够拖延、推迟分裂的时间，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革命也有利，对苏联人民也有利。总理说，1959年中苏两党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谈的时候，赫鲁晓夫说你老是给我花园里边丢荆棘。毛主席就跟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给你丢石头，而是给你撒金子。主席说的意思是我们给你说道理，给你讲马克思主义，指出你的错误，希望你改正错误，这是丢金子，而不是打石头。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14日到16日总理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以后，17日开小组会讨论了整整一天。其实在那三个半天里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三五成群地议论。大家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今天跟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从此也看到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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