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赤化”了吗？政训官评国共两军

徐蚌地区，正在行军的国民党军。1948年，(美)考夫曼 摄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密令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

当然我军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其中，国民党军败得最嘎嘣脆的，当属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

历时12天，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

欢迎高树勋起义的军民联欢大会。

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国民党军内部，尤其是中下级军官中，哪怕愚兵愚官政策搞了多少年，明白人也还是有的。

田玉峰，中央军校16期毕业，国民党四十军军部的警卫营长，这可是马法五的亲信，也是四十军的“家生子”。

熟悉国民党军沿革的朋友，对四十军不陌生，这是庞炳勋的部队，堪称杂牌中的杂牌，虽然是冯玉祥系统出身，却并非嫡系(孙岳的国民三军)，所以非常抱团。

高树勋起义后，和解放区群众聊天。

抗战期间，庞炳勋被俘投敌，余部由副军长马法五统领，马法五升任军长。田玉峰当兵就在四十军，后保送军校，对本部队的感情很深。

但这并不等于他就没脑子，田玉峰被驱上内战战场的时候，刚从医院痊愈归来，这是抗战胜利前夕，鬼子送他的“军功章”。问题是打鬼子，我死也甘心了;打内战，打死了算啥?这才胜利几天，百废待兴，你就打内战?不但生灵涂炭，也名不正言不顺，更与1938年初，田玉峰从临沂乡师放弃学业从军，“救亡图存”的初心相违。

所以，旗杆章(今属河北临漳)被解放军攻破前，副军长刘荣命令田玉峰集体屠杀百余名被俘我军人员(其实大部分是附近群众)的时候，他选择了抗命!

被俘后的马法五(水印者)等国民党军官和刘邓首长及起义的高树勋将军合影。

“咱们都是中国人，素无冤仇，咱们抗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今天胜利了，本当过自由生活，可是很不幸，我们兄弟之间又打起来，很不应该。现在我放了你们，外边喊杀声的是你们的队伍，等一会你们就相会了，我是个中国人，咱们后会有期。”

放完人，田玉峰又要求部下，放下武器，等到解放军接收。

特务营下辖四个连一个重机枪排，数十挺轻机枪，数百支二十响手枪，冲锋枪，数百支中正式捷克式步枪，就这样一枪未放。

有的士兵问，谁让缴枪的?

陇海战役前，我军的动员大会。

他回答：“我负一切责任，你们就说是我田营长叫缴的枪。”

请注意，田玉峰不是地下党员，也不是我们的同情者，他只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民党军军官，都如田玉峰这样人间清醒的。

一个被俘的少校政训官，姓张，估计是某团的新闻室主任。

安阳战役，奋勇攻坚的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战士。

新闻室即原来的政工室(更早的政训处)，这是按照美国顾问的指示，抗战后的新编制。由于地位降低，编制变小，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大打折扣，大多数人员完全是混日子的心态。

有人吐槽说：“政工改新闻，政工人员称为新闻人员，真是非驴非马，人们的情绪低落，暮气更深了。”

但这并不能影响部分国民党顽固分子，对蒋介石本人的忠诚。

当然我们懂得，它们与其说是忠诚于蒋介石，不如说是忠诚于权力本身，不过是拜椅子神教分子罢了。

我军轻机枪阵地。(注意“大盘鸡”是我军缴获国民党军的苏械)

张少校就对我们的干部说：“老实说，当我被俘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不让共产党赤化。不管共产党说得怎样好，都是卖狗皮膏药;不管做得怎样好，都是耍手段。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反正我不能让共产党赤化。”

顺便说，“卖狗皮膏药”，本身国民党军内部，对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传统吐槽，历史可以追溯到北伐。

由此，政工人员身份尴尬，工作难以开展，可见一斑。军中戏称，叫做“上责(指蒋介石常骂)、中鄙(指部队带兵官瞧不起)、下怪(指士兵另眼相看)。”

滑县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

甚至有人公开讲：“政治工作徒然增加军队中上下级的摩擦，军官带兵更困难了;军队对民众关系‘太好’，就更难指挥人民了。”

这话说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前几年，某有这些人的徒子徒孙，甚嚣尘上，所以其居心所在，你懂的!

一方面要忠于“委员长”，提防我军的赤化“阴谋”，另一方面张少校也在观察我军，看看我军与“国军”有什么不同，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否渗透到基层，贯穿到干部战士的一言一行?

鄄城战役，“运输大队长”送的豪华大礼包——八门美制105榴弹炮。

事实胜于雄辩，在跟我们打仗，以及进入“解放军官训练团”之后，张少校说：“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从许多事实中确实看到共产党做得比国民党好、做得对，因此我也就相信了共产党，但不知道自己究竟赤化了没有?!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先拿打仗来说吧，我们过去在那边一听打仗就暗自高兴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吧!打吧!在打仗中，可乘机大搜大抢老百姓的财物，除此以外，别的都扯淡。

我被俘时，亲眼看到一位八路军的士兵向我们冲来，口里向他们同志喊道：‘不要怕死，夺不下机枪，完不成党的任务，死也不回去。’这样的结果，我营的机枪都被夺了。

重庆谈判中的“教员”与老蒋。

战斗下来，我看了许多从火线下来的官兵，身上除载满胜利品枪械弹药外，再也看不到那一个兵有俘虏的金戒指或手表的，真是好纪律，好队伍!”

在“女人问题”上，国民党军更是没法跟我军比。

在我军，祸害妇女是要枪毙的，可国民党军呢?

张少校自己就承认：“在那边，对女人问题可就坏透啦!只要有四个钟头休息宿营，那就非发生搞女人的事件不成。长官搞了，还装圣人来训斥部下，谁敢吭呢?”

淮海战役中的“国军精锐”，形象跟影视剧大相径庭。

的确如此，国民党军，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祸害妇女，都是家常便饭。拥护它与否，蒋粉还是蒋黑，老百姓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市民，都不管，也不在乎。

被俘以后，解放军的纪律，也得一体遵守。

张少校就看到，他们这一群俘虏官兵，都被管教得有道德了。有个落后家伙，串了一次“暗门子”，被我军好一教训番，连看管的干部也跟着吃挂捞，挨了批评不说，还当着俘虏的面，承认错误。

这在国民党军里，简直不敢想象!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直是国民党方面的顽疾。

贪污腐败是国民党军内部的顽疾，张少校说在那边，流行两句话：‘不贪不算官，当官无不贪。’越贪的官越升得快。

喝兵血纯属家常便饭，他也不例外，别看编制里没几个人。

我不喝，同僚怎么看我?正所谓：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长官怎么拿?长官不拿，你我怎么进步啊!

到了这边，老张对我军的清廉，一开始完全是不适应、不理解的。

训话的长官与恭敬听讲的部下。

“所见的都是清廉的，随便举一件事来说。

有一个主任，发津贴的时候，头十天可以抽纸烟，中十天那就只能抽旱烟了，到下十天那就不抽烟了，有时还向‘小鬼’借钱。”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长此以往，一年多，老张发现我军不是“装”的，完全是习惯使然，风气使然。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也学我们，团一级(含独立营)搞了“纪律监察评判会”和“经理伙食委员会”、“生活小组”，鼓励士兵监督长官，给长官提意见，严查贪污腐败和扰民、票赌、吸蠹等不法行径。

多数国民党军中基层官兵的心态，仅仅是混口饭。

这也是军师团新闻室和连指导员的职责，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不是共产党军队，没有政治工作传统的完备的制度保障，更没有军队中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军官在军事主官面前，无权无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凄楚可怜”等同小妾，怎么可能监督长官呢?

别逗了!

靠长官自觉?

“委员长”和他的忠实信徒，多“忠实”呢?

国民党军队官方，自己就说了：“以言赏罚公断，其已成立纪律评判委员者，多未见诸实行，徒具形式，而大多数单位并纪律评判委亦未据报成立，当更无赏罚公断之可言，反之，部队官兵之违法犯纪，贪污渎职，扰民害民者，时有所闻。以言经理公开，多有名无实，经理伙食委员会又因多有顾忌，不敢执行权责，以是部队吃缺贪污，比比皆是，士兵营养，仍难达规定标准，遑言改善，而官兵生活之悬殊，仍有目共睹之事实。以言意见公开，人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目前殆难做到，而各级部队长能虚怀若谷，接受部属善意之批评者，亦百不得一。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等组织，名义上各级单位均已具备，实际上能做学术常识方面之意见交换者，已属难得，至上情下达之真正意见，官兵深恐开罪得咎，几乎绝无仅有，而士兵与官长同处开会，匪特尚未习惯，且不敢自由普遍发言。”

进了“解放军官训练团”的“解放军官”和管教干部。

总结一下，其实就一句：洗洗睡吧!

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盛行，谁不如此，就是傻，甚至可能疑似“供匪”同路人。自然大家都意志薄弱，思想放纵，完全丧失理想信念，更谈不上什么初心使命，我当官就是为了贪，就是为了作威作福，就是为了骑在人民头上，所以该贪不贪，过期作废。

张少校说：“在那边吃、喝、赌、嫖、吹，房里挂美人画，自来水笔写情书，抄‘十八摸’……这就是一般军官的生活写照。

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皖边战役，夜攻单县。

这里每天生活读书、看报、谈话、开会、看战图，打扑克等消遣。房里写着：‘工作中做模范’、‘努力学习’、‘爱护群众，爱护士兵’等标语口号，就是大家行动的方向。每天工作，起五更睡半夜，这样为人民解放事业苦干的精神，我肯定地说，一定会胜利。”

反动必然伴随虚伪，张少校讲了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的时候，国民党上下下下，各系统哭声一片。

军队也不例外，上面要求他们，都要“哭丧痛悼，以示隆重”。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

谁哭的好，谁就立功受奖。

当时老张所在营的张营长，做得最好。

不过，此“老张”吐槽彼“老张”，说：“天知道，他的泪虽流得多，是抹掉半盒万金油的结果。因为林森死了，与我们有什么屁相干呢!”

但是在这边，不管是战场上牺牲的，还是其他因公牺牲的，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哪怕是“伙夫”(我们叫炊事员)、“马夫(我们叫饲养员)”，甚至是驻地村子死了老百姓，都要部队上都要为他们开追悼会。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教员同志为“四八”烈士题词

赶上一回追悼“四八”烈士的纪念大会，老张他们这些“解放军官”也应邀参加了。

老张说：“我在会场上亲眼看到，全场军民大哭，老革命比新革命哭得泪更多，眼睛更红肿。

他们为什么哭成那样呢?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哭，就像他们挽词上所写的：‘为全党全国失去天才领袖而哭’，‘为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而哭’，‘为建立新中国中途的不幸而哭’。”

晋察冀暨张市追悼大会(右上角为市书刘秀峰，王若飞的老战友)。

没人让老张他们哭，只是看看，受受教育。可老张确确实实收到了教育，他说，他平常是个最不会哭的铁石心肠的人，但在那天也不自禁的涕泪纵横了。

老张为什么哭?

他没说，但我知道，这是他开始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走向人民的自觉表现。

立场变了，从反人民的立场，走向人民的立场，老张看待两党领袖的看法，也跟着大为变化。

定陶战役，民兵看管下的国民党军俘虏。

当然这背后，是他在广大农村，看到解放区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爱，是多么发自肺腑的深厚，这是阶级之爱，是解放之爱。

不是国民党那边的糊弄事，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糊弄老蒋，老蒋糊弄大家。

老张说：“在那里，听到‘蒋委员长’名字，都立正!

其实我们常议论着：蒋总裁是‘蒋中彩’(中彩要发大财)，蒋委员长认为‘蒋委任状’(可以做官)，蒋主席认为‘蒋除夕’(大吃大喝)，蒋中正认为‘蒋终沉’(跟老蒋没有出路，非沉不成)。

重庆谈判中的教员同志。

在这里，对毛主席的尊敬，党、政、军就不要谈了。

光农民来说吧，我走过不少农村，看到农家多挂着领袖像，像旁还贴有对子：‘吃饭不忘毛主席，翻身要靠总司令。’从这可见他们对人民领袖的诚心拥戴了。”

这边是人民军队，讲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边也讲“为国为民”，可实际上为了哪“国”哪民?

老张说：“在那边，老百姓见了兵，就像羊见了狼。被打两下、骂一顿，还算是万福。在那边，老百姓也派饭，看起来弄几个菜，像很尊敬。其实，老百姓对我们恨透了!

“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晋冀鲁豫我军睡在群众门前。

有一次，我在辛庄一家吃派饭，闻到饭菜里有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在那边，老百姓不敢明反抗，就会暗反抗的。

在这里，我曾跟一个张干事，到李家堡派饭吃。

那老乡问我们今天走了多少路?我们答走了九十里，那老乡说：‘同志们呀，你们太辛苦了，肚饥了吧，歇歇吧，我现在做饭恐赶不上，说完就走了。’

不多一刻，就提回一筐油条、面饼，还有羊肉包子，叫我们吃。

战争间隙，我军用军用牲口为群众耕地。

我们再三推却，那老乡倒急了，连问：‘八路军与老百姓是不是一家人?你不吃就不是一家人了?’

我们以满腔感谢的心情吃了，但没吃完，那老乡还非让我们装上不成，用手强塞在我们口袋里。

当时我很感动，古今中外没有看见老百姓对军队有这样的关系。”

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比较就有“伤害”。

群众后送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伤员的担架队。

经历了这么多，老张最近总在心头时常地想：“这么下去，我算不算‘赤化了’?我是要是‘赤化’了可咋办?”

在国民党军那边，长官总在提醒：小心赤化!

长官嘴里，“赤化”仿佛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一群青面獠牙的某色“魔鬼”，要对大家开膛破肚，洗脑清髓，谁要敢不接受，就要枪毙活埋，就要砍脑壳，就要点天灯……

可在这边，共产党、八路军，从不强迫俘虏接受什么思想。

黄河大堤上，冀鲁豫群众的担架队。

反而讲究自觉自愿，他们领导说了，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鼓励大家多在实践中，在与我军与解放区群众的接触中，向真理“认错服软”。

老张也觉得，向真理“投降”，没啥不光荣。

毕竟抗战初期，他参加“国军”，也是为了救国救民。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带歪了他的初心，但谁还不能走个弯路呢?走了弯路，撞了南墙，就要向真理认错服软，就要结束旧我，开始新我。

晋冀鲁豫野战军最著名的解放战士王克勤同志。

说白了，跟反动派决裂，勇敢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

这没啥丢人的，跟着反动派，一条道走到黑，才丢人呢!

这种想法，不单是老张，不少被俘同事，也这么想。

有人偷偷问老张：“大概我们好像是赤化了吧?”

群众欢迎我军痛打“汉奸军”。

老张心想：“如果真的赤化了，那就让他赤化吧!

‘蒋委员长’，不要怪我对不起你，曾经是你的忠实信徒的我，却要怪你太对不起我和无数善良的人民了!”

“同志：不要踏麦苗!”

注：四八烈士，即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旧政协)的我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等17人(包括以马法五换回的叶挺)，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失事，不幸在晋绥边区兴县黑茶山全部遇难。随后，四五月间，从延安到各根据地，普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追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