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石老师讲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毛主席评价“好”大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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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总述

本次内容为交流分享，内容观点仅供参考，存在错误之处可指出。本次接续上期内容，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关系核心关联斯大林与中共的往来。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列宁倡导下成立，1943年解散，活动周期为1919至1943年。中共与斯大林的联系延续至1953年，1943至1953年为后续十年关联阶段。下文将按照历史时间段分段梳理相关内容。

毛主席对二者关系的总体评价

毛主席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有两处核心归纳。第一处概括为两头好，中间不大好。第二处出自党的七大，核心含义为共产国际对华关系有利有弊，总体利大于弊。毛主席曾用及时雨比喻共产国际在关键阶段对中国革命的助力，如同春雨，在中国革命急需帮扶时提供支撑，产生诸多积极影响。该总结贴合历史事实，毛主席全程亲身参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各项往来，判断具备准确性。下文客观梳理共产国际对华的积极作用与历史局限。

接上文 太湖石老师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抗日战争期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助力中国共产党诞生

1、建党筹备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客观帮助，是不可否认的史实。建党筹备核心人物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国内多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小组为全国性党组织成立奠定基础。与1921年上海、嘉兴南湖建党同期，国内还存在其他独立筹备的党组织，代表人物为吴玉章，同期在四川筹建党组织，这类地方性党组织未获得共产国际协助，不具备全国性。1921年共产国际协助成立全国性中国共产党后，各地小型党组织陆续停止独立活动，成员并入中共。

2、共产国际人员关键参与

维经斯基率先对接陈独秀、李大钊，联络建党事宜。马林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会议，会议举办地点为上海李汉俊家中，参会代表共十三人。会议期间密探闯入，马林凭借丰富斗争经验提醒参会人员紧急撤离，参会人员转移至嘉兴南湖游船，完成建党全部流程。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后，同步推动多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印度共产党成立，早于中共;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晚于中共。印度共产党后期领袖丹吉蜕变为修正主义者，持反华立场，《人民日报》曾刊发文章批判丹吉集团;日本共产党初代领导人遭逮捕，后由德田球一重建，野坂参三接续工作，二人坚守马克思主义，野坂参三离世后，日共逐步走向修正主义。共产国际推动全球多国建党，1920年国内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型，1921年全国性中共正式成立，共产国际在中共诞生一事上具备不可磨灭的功绩，若无中共成立，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开天辟地的变革。

中共初期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及经费援助

1、初期两大分歧

按照共产国际组织规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均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理应纳入该体系，但陈独秀对此存在分歧。第一，陈独秀反对中共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主张党组织保持完全独立，接受援助但不受外部组织领导。第二，陈独秀初期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建党初期党员无稳定大额资金来源，陈独秀、李大钊虽薪资高于普通民众，但难以支撑全国性党务运转。翻译张太雷曾劝说陈独秀接受援助，担忧党组织无经费无法开展工作。建党初期全国党员仅五十余名，依靠陈独秀个人薪资可勉强维持小规模活动，党组织持续发展后，刊物印刷、会议召开、革命宣传均需要资金，经费缺口持续扩大。

2、陈独秀转变立场的契机

1922年陈独秀被捕，作为党的首任总书记，此次被捕对新生中共造成重大打击。共产国际通过北洋当局相关渠道花费重金完成对陈独秀的营救。经历此次事件后，陈独秀意识到经费支撑对党组织存续的必要性，同意接受共产国际援助，同时认可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组织定位，承诺定期向共产国际汇报全部党务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各项指示。

3、经费援助的范围与时限

共产国际初期每年向上海中央提供两万大洋经费，该资金在建党初期规模可观，支撑刊物创办、会议组织、革命宣传等基础工作。1923年后援助标准提升，改为按月发放经费，月度援助额度约一两万大洋，相关经费史料记载不全，具体数值有待考证，但按月资助为确定史实。未获得经费援助阶段，各地党员参会、外出宣传的路费都无法保障，经费落地后党务开展压力得到缓解。共产国际经费仅定向供给上海中央，毛主席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根据地红军、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均未收到共产国际资金支持。根据地全部财政依靠自主统筹，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具备成熟经济治理能力，后续受盛世才邀请出任新疆财政厅厅长，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毛泽东领导、毛泽民实操下稳步发展。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中央失去安全活动环境，整体搬迁至瑞金，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经费联络同步中断。

共产国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促成方，历史证明此次合作具备正确性，建党初期党内多数人员反对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为少数支持合作的党内同志。国共合作直接推动大革命与北伐战争开展，合作初期中共党员仅四百余人，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前，党员规模增长至六万余人，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

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

1、力量认知偏差，重心偏向国民党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意在扩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但初期并不看好中共发展潜力。建党初期中共党员仅五十余人，国共合作初期党员四百余人，对比国民党体量差距悬殊，孙中山与共产国际、苏联联络密切，共产国际将中国革命核心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苏联设立中山大学，校名取自孙中山，校内同步招收国共两党干部，蒋经国曾在校学习，加入苏联共青团。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援助规模差距极大，供给中共的资金仅数十万大洋，供给广州国民政府的资金达数千万大洋，同时向国民党大批量输送枪支、火炮等军用物资。黄埔军校依托苏联资金、武器援助建立，依靠相关武装力量击败陈炯明，完成北伐作战。共产国际的核心战略为兼顾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力与扶持国民党，认定国民党是中国革命核心力量，该战略判断衍生出系列错误决策。

2、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妥协失误

1925年孙中山病逝，蒋介石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两项事件本质为排斥、清剿共产党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毛泽东、陈独秀等党内人员均提出需警惕蒋介石，建立独立武装力量，但是当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对两次事件全部采取妥协退让策略，国民党左派人员均对此举措产生质疑。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人数上完全能够压制国民党右派，共产国际一味维系合作、退让妥协，错失制衡蒋介石的关键窗口期。

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预判失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夕，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被杜月笙诱杀，国内革命环境血雨腥风，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的趋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国际仍判断蒋介石会持续依赖苏联援助，不会彻底决裂，未提前下达武装防备、转移党员的指令，核心判断失误在于忽视蒋介石已经投靠英美财团，获得上海资产阶级资金扶持，不再受制于苏联援助。最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发，革命力量毫无防备，总计三十万革命群众、国民党左派人员遇害，其中共产党员两万余人，彼时全国党员共六万余人。

4、轻视农民运动的指导偏差

共产国际理论体系以欧洲工人运动、十月革命为基础，核心依靠工人阶级开展革命，低估农民群体的革命价值，认定农民具备固有落后性，无法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依靠力量。陈独秀受共产国际思路影响，排斥、轻视农民运动，将湖南农民运动称作痞子运动，评价为糟得很，相关观点遭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大革命阶段党内工作重心全部放在工人运动，先后组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长期缺乏政策、资源支持。国民党右派发动屠杀时，中共无农民武装作为后备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

5、右倾错误责任划分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根源包含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但直接、主要责任由陈独秀等党内领导人承担。党内部分观点刻意将全部错误归咎共产国际，不符合客观史实，身处国内革命一线的负责人，应当结合本土实际修正外部错误指示。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引与后续左倾错误根源

1、八七会议的正确方向指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调整对华指示，明确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两大核心方针，该指导方向具备正确性。中共依据相关指示召开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立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路线，挽救中国革命，推动中共走向独立武装斗争道路。方针框架正确，但共产国际未结合中国实际提供落地方法，党内后续接连出现三次左倾错误。

2、遵义会议前党内领导人的任命逻辑

从陈独秀至王明、博古，遵义会议之前党的核心领导人全部由共产国际选定、安排，毛泽东是唯一在中国革命实战斗争中被全党认可、确立领导地位的领袖。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主导下推举向忠发为总书记，推举理由仅为向忠发工人出身、参与武汉工人运动，但其无革命理论、治理能力，最终叛变党组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均由共产国际敲定领导职务，历史实践证明共产国际挑选的全部核心领导人，均无法适配中国革命实际。

3、三次左倾错误及共产国际的影响

第一次为瞿秋白左倾错误，照搬苏联城市暴动模式，组织飞行集会、城市武装起义，无视国民党城市武装力量优势，恽代英、罗亦农、蔡和森、彭湃、陈延年、陈乔年等大批优秀干部在城市行动中牺牲，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暴动全部失败，革命力量严重损耗。

第二次为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提出饮马长江、夺取武汉的激进目标，战略完全脱离中国国情。中共六大期间，国内革命已经陷入低潮，党员从六万余人锐减至一万余人，两万余人遇害，两万余人叛变、脱党，国民党报刊每日刊登大量党员脱党启事。李立三仍坚持革命高潮判断，斯大林在会议上绘制曲线示意图，向其说明低潮中仅会零星出现起义浪花，客观形势判断具备正确性，但李立三未予以采纳。

第三次为王明、博古长期左倾错误，造成毁灭性损失，白区党组织近乎百分之百损毁，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险些断送中国革命。王明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提拔，擅长背诵马列理论、口才出众，在校内组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宗派小团体，刻意迎合共产国际代表，获得信任。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推动王明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王明畏惧国内白色恐怖，借共产国际工作名义返回莫斯科，由同期中山大学学员博古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彼时博古仅二十四岁，全盘照搬王明教条路线。共产国际派遣李德来华担任军事指挥，李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照搬苏联正规作战战术，完全不熟悉红军游击战、运动战本土战法，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错误军事指挥。王明后续出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共支部相关工作，其教条路线获得共产国际背书，1931至1934年全程主导苏区各项工作。

4、左倾错误的责任界定

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均存在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教条指导因素，但直接、主要责任由党内对应时期的核心领导人承担。身处中国革命一线的负责人，本应结合本土实践拒绝错误指令，以毛泽东为范例，接到攻打长沙指令后，及时调整路线奔赴井冈山开辟农村根据地，走出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

长征中断联络带来的历史转折

红军开启长征后，大功率电台遗失，中共中央彻底中断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无法接收共产国际远程教条指挥。联络中断为全党自主选择领导人、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客观条件。湘江战役惨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惨痛实践教训，让全党充分认清本土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

辩证看待共产国际历史作用

1、不能全盘否定共产国际历史贡献不可因共产国际存在诸多错误指导，全盘否定其对国际共运、中国革命的整体支持。共产国际虽不认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多次指示中央批判该路线，但国民党造谣毛泽东在苏区病逝时，消息传入莫斯科，斯大林未经核实发布千字长文悼念，高度评价毛泽东，彼时毛泽东尚未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仅为井冈山根据地负责人，足以体现共产国际高层对毛泽东个人革命价值的认可。

2、二者关系整体辩证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往来全程曲折复杂，有利好帮扶，也有错误指导，利好中存在局限，错误中存在正确判断，不能单一化、绝对化评判。毛泽东思想诞生于同共产国际教条指示、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长期斗争中，历史实践反复印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完全适配中国国情，具备不可替代的伟大价值。